爱华网在这国，很多大师除了有特异功能之外，还有特别异于常人的性能：大保健。据说钱钟书大师的手稿《容安馆札记》中“涉及的性话题是空前的”，“国学大师”文怀沙也有“令人钦佩”的“炮制春药的配方”，八十年代涌现出来的气功大师以及现在声名鹊起的王林李一大师们，虽然没有直接贡献春药的记录，但对于首长保健方面都很有一套。在这国，春药由来已久，汉有昚恤胶，魏、晋有五石散、回龙汤，唐有助情花，宋有颤声娇，明朝则是因为皇帝特别钟爱这口，春药更是多达数十种，红铅丸则是其中的代表性春药，打开明代药学著作《本草纲目》你会发现，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药物是壮阳补肾和谐性生活的，历朝历代“大师”们的功效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为统治者的精神统治服务，一种是为统治者的肉体统治服务。
要说有什么事的热度能胜过今天的广场舞，那就只有八十年代风行全国的气功和那些“各领风骚”的气功大师们了。这二者于民间，都是用来养生保健的，广场舞直接明了，气功则被人为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当年的气功大师比现在朝阳区的仁波切还多，刚出事的王林“大师”，当年就是以气功师的身份出道，只不过那时的他还只是个小角色。据当年的数据统计，当时中国的气功功法有上千种，各级气功研究组织和气功功法组织则有一万个左右，各类弟子更是有数千万之众，以当时中国最大的气功组织“中华养生益智功”为例，该功法的宣传资料自称有3000万弟子，眼瞅着就要超越党员的数量了。
当年的气功热我亲眼目睹，在我生活的村子里，几乎人人天天练功，更有东北籍的气功大师坐镇指导，大师在台上一发功，台下的人纷纷倒地，要么打滚，要么大叫，要么痛哭。记得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学校门口有一棵大树，一天早晨我看到东北籍的大师抱着那棵大树神情凝重口中念念有词，身体与大树还在不停地摩擦，我赶紧跑去报告老师说有人好像要自杀，老师跑出校门看了一眼，瞪了我一眼说：这是大师在发功与大自然交流真气。虽然那时还小，但这事我一直记到今天，第一次看到大师发功就像第一次看到男女发情行房一样，让人印象深刻。
广场舞的风行是众人出于身体健康的需要，属于纯民间自发的行为，而当年的气功热，不仅仅是养生保健的需要，还有科研的需要，也就有了来自官方的支持。气功热首先源于特异功能热，1979年3月《四川日报》刊发一篇“耳朵认字”的报道，说四川一名叫唐雨的12孩子能用耳朵辨认字。报道受到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杨超的支持，很快传遍全国，一时间，“耳朵认字”、“腋下认字”等“超自然现象”在媒体上粉墨登场，据说此后在北京、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河北、辽宁等省市又相继发现了17名所谓能用耳、鼻、手、脚、胃认字的青少年，其中大多是由地、县科委或党委正式来函报告的。
从铺天盖地的报道中不难发现，王林大师持久不衰的热度与各界政要名流持续为其背书分不开，这种背书不需要说什么做什么，一张合影足矣，且这种背书往往开始于官员，发展于商界，盛行于明星，官员是不方便抛头露面的，而商业的快速发展又离不开权力的支持，于是大师们就成了掮客，服务好官员和商人之后，明星们的慕名而来又从传播角度给大师带来了更高的名气和威望，而这些又恰恰能吸引更高一级的官员，于是循环往复，王林大师的发展轨迹就是如此。当年的气功热也离不开权力的背书，只是这种背书有了科研的幌子，就显得名正言顺，也就不需要商人和明星在其中推波助澜了。当年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宣称，人体特异功能“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1986年5月26至31日，在人体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钱学森作了《人体科学研究的战略》的发言，认为“人体科学”和“共产主义”有相似之处，并用党性保证特异功能的真实性。
抛开科研的幌子不谈，我们能看到这些所谓的大师们，几乎都是靠一些江湖杂耍般地雕虫小技和不切实际的保健疗效说辞征服了一些尚有权力的老干部，他们先是被这些常人看不穿的戏法震慑，然后又因自身的健康需要，彻底相信了大师们的神奇，就像王林大师的一招鲜：空盆抓蛇，征服了无数名流，继而名流们又开始有了更实际的需求，大保健。当年的气功大师们，他们的特异功能都有实践作用，既有能用气功帮助扑灭大兴安岭火灾的，也有让国防专家兴奋的气功拦截导弹，还有将马列主义与气功融为一体的，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能够被轻易戳破的笑谈，然而那个时候却有无数人为之痴迷，并非那个时代的人傻，也不是他们没有见识，而是上行下效、淫俗将成。
不仅仅是大师们的信众幼稚，大师本身也常有幼稚的行为，比如说对于司马南的叫板，王林大师最开始不屑一顾，“说着说着，突然激动起来。他站起身，双拳紧握，屈臂横在眼前。大喝一声，打了一套拳。最终的定格是金鸡独立，食指和中指死死地指向一个点。“你司马南吃几碗饭，敢和我叫板？我用气功隔几十米都能戳死你。”，我能理解王林大师的情绪激动，早年的司马南也苦练吊裆功，后面一转身成了揭露伪科学的大师，在王林大师眼里，这种行为即便不是欺师灭祖,也是抢夺小师妹。王林大师的幼稚不仅限于此，他跟一些腐败官员一样，热衷于写保证书，有媒体获得了一份疑似王林手书的“承诺书”，书中称“如邹勇在2015年元月前逮捕，我王林在24小时以内将百万提到王总所指定的地点。续后判了邹的死刑，愿以五百万元酬谢。”王林大师不仅仅自己写保证书，还相信别人给他的保证书，一名自称某办事处主任的人主动找到王林表示要帮他找上面领导摆平麻烦事，为此，王林大师给了对方两百万，这位主任则给王林大师打了一个保证书，上写着“王林大师是个好人，我们国家有权利保护这样的好人”，并告诉他一个密码，称以后见到国家机要人员时用……,不论是大师的信众还是大师本人，与其说他们迷信神功，不如说他们更迷信的是权力本身，在他们欺骗别人的同时，又被人同样欺骗着。
当一个社会大师横行、神迹泛滥时，往往说明这个社会已经开始失序，主流信仰普遍缺失，或者说人们的主流信仰的就是金钱和权力。在明朝末期，方士横行、方术泛滥，他们打着强身保健的旗号研制春药，春药之盛行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求，虽然现在的大师们并没有这么直截了当地提供春药，但在很多人眼里，这些大师本身，无疑就是这个虚弱社会的“春药”，大师们往来皆权贵、谈笑有鸿乳，他们发春的功力，能穿透两个大床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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