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对于经济不景气的现状，许多中国人感觉到，未来在他们眼中变得越来越模糊
刚来到北京的时候，王蓉就给自己铺设了两条退路：其一在北京工作，然后在原来工作的城市贵阳买房，这样供下来应该很轻松：另一条是她的家人给准备好的，父母在一个更小的城市有房产，她随时可以回去再找一份工作或者尝试经商。
但6年以后，这两条退路都没有了。“所有地方的猪肉都涨价了。”王蓉说。王蓉在北京的一家珠宝企业做策划工作，此前她还呆过各种各样的公司：IT、食品和广告公司。在过去三年，她一直在高速上涨的房价面前踌躇，迟迟未曾开展她的置业大计，从而错失良机。
退路的消失
CPI的上升和收入增长停滞带来的后果，在2008年初的北京随处可见，许多餐馆门口的“招工启事”，从来没有应聘者进去过，许多餐馆的服务员在返乡过春节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们在这个城市的收入，通常是800元一个月。此外，保姆和小时工的工资也在上调，而这些城市最基层的服务费用上调。进一步加重了这个城市的生活成本，也加重了所谓“白领”阶层的心理不安。在过去三年的CPI快速增长中，北京的公务员、教师和退休人员的工资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城市中最为庞大的私企从业人员没有得到任何心理安慰。
“我们和餐馆服务员不一样，他们来自农村，一旦退回去，还有土地和宅基地，他们可以回去养猪种地，而我如果退回到小镇，除了和父母挤一套房子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包括工作。”王蓉说。
中国房价在过去三年的快速增长，被王蓉称为一场个人悲剧，“在这几年的通膨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像我这样在城市里没有根的人群”。2002年的时候，她甚至已经策划好，只要手里的现金够首付，她就在贵阳买一套房子。三年以后，她手里有了10万元现金，但是贵阳的房价已经涨到了4000元，王蓉说她当时的感觉是“另一条退路也断了”。因此她的新奋斗目标是，在北京买房。
现在这个季节，绝对不是买房的好季节。尽管在2008年的春天，深圳和广州的房产都出现了下跌，而且北京也出现了所谓“降价”楼盘。但王蓉相信，真正为她这个阶层准备的房子绝对不可能降价，这意味着她要准备25万元以上的现金和每个月3000元以上的纯付出。
新的消费习惯
“周末去宜家吧，我在目录上找到了一些好东西。”王蓉的一个闺中密友打电话给她。
被从宜家的商品目录上标注出来的是一些便宜的垫子和藤椅，这些并不是王蓉目前所必需的。来到北京以后，王蓉在个人日常消费方面反而更加节俭。“北京不是什么时尚城市，在夏天你甚至穿一件白衬衫就能出门，这反而让你更省钱。”因此，王蓉并不打算买这些可有可无的垫子。
但是王蓉的朋友一语道破这些商品的天机：“知道吗，标出来的商品，价格和两年前的目录是一样的，它们是我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在两年以来从未涨价的商品。”
这个理由确实很有说服力，也许这些东西下周就涨价了呢，于是，王蓉在周末去了一次宜家，花费了500多块钱，“这个月的零花钱已经没有了。”
买任何一样商品，都要研究它最近两年以来是否涨价，并预测它在未来一周或者一年内是否涨价，成了一些人新的消费习惯。他们更加在意百货商店的打折，更加小心翼翼地对待自己的每一次付费。王蓉承认她也受到了这种心理的影响，以前她从来不留意超市传单上的特惠商品，她一直觉得那是退休的老头老太太的习惯。但现在，她开始留意于超市里那种黄色和红色标价的商品，她说，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弥补了涨价带来的损失的安慰。
花不出去的钱
相对于房价，2008年春天以来一直唱衰的股市，对王蓉没有任何影响。她没有买股票。而股市下跌给她带来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她很难寻找到合适的途径，让她的现金不贬值。今天，股票和基金已经跌得惨不忍睹，对于那些只有几万或者几十万存款的普通人来说，一次股灾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王蓉的钱一直存在银行里，为了存钱，她在过去的6年尽量节约开支。中国人的储蓄率一直保持在一个高位，在2006年以前，一直以每年0.5个百分比的数字在增长，银行里吸纳了超过15万亿的国民储蓄，这与西方国家储蓄率逐年降低的趋势大相径庭。
通胀是改变这一切的一个契机，从2006年底起，中国的银行每个月要减少上千亿的储蓄款。2007年的5月，央行统计全国银行减少了2784亿元的存款，这些钱的流向可以和股市的表现直接联系起来。
通胀带来的表现，让一些人看到了一种新的趋势。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2007年居民储蓄率的下降是一种历史潮流：“在金融结构大变迁的过程中，今后我国银行的储蓄余额增速和绝对数量都会下降，未来银行业能够分享的金融资产比重不会超过45％，资本市场一般会超过50％，目前中国居民在基金股票等金融资产的配置不到总量的四分之一，至少还有一半的金融资产将从银行游离开出来到资本市场中。”
但是，钱离开银行以后，并没有被花出去，而是被老百姓投入了股市、收藏业和基金以及地产业。对于像王蓉这样一心一意想买房的人来说，这带来的后果可以称为灾难性。在新一轮涨价中，最重要的涨价商品是住房，对住房的囤积成了一些富有阶层的保值手段，这在王蓉看来，似乎总有人在她之前抢先购买了那些她计划中的房子，她最新的打算是寻找合适的二手房。在北京，买二手房所需的首付接近总房价的一半，因此，她手里的现金仍然不足。因此，在物价指数高升以及储蓄率维持低水平的局面下，王蓉不但没有像经济学所预期的那样，被刺激起消费欲望，而是开始了她新的存钱计划。
跳槽，被刺激的欲望
2008年春天，王蓉来北京后第七次跳槽，此前，她曾信誓旦旦地说：“再也不跳槽了。”刺激她几乎每年都跳槽的动力，是为了寻找一份更合理的薪水。
2002年从贵阳来到北京的时候，她的收入立即翻了一倍，达到了4000元，此后两年，她换了4次工作，终于开始稳定下来。
“如果你一直呆在一个岗位不动，老板是不会主动为你增加薪水的，你只有自己跳槽到一个新公司的更好的岗位，或者以跳槽为理由向老板谈判，但后者成功率很低。”王蓉介绍她的跳槽经验。
“如果收入不见增长，也许我还得继续寻找机会。”王蓉说。她对自己过去三年的评价很低“中国物价高速膨胀的三年，我的收入一点都没增长。”
作为一种政策上的回应，北京市劳动保障局于在2008年6月10日发出2008年度企业工资指导线，把往年企业工资指导线的下限从“零增长”，改为“增长3.5％”，上限为16.5％。但是，在媒体解读的时候，也许是一种故意，许多日报都把新闻标题或者提要写成“市劳动保障局建议在京企业至少为员工涨3.5％的工资。”这似乎成了王蓉的一根救命稻草，她乐观估计，她目前的企业会为她涨薪水。
但实际上，在不断努力挣钱的同时，王蓉手里的钱也贬值了不少。格林斯潘早在1966年就说过：“在没有金本位的情况下，将没有任何办法来保证人民的储蓄不被通货膨胀所吞噬。”王蓉自己冷静地估计，按照房价比照，她的银行存款已经贬值了接近一半。“庆幸的是，房价现在终于不上涨了。”王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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