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北师大多收贫寒子弟，冬日霜晨操场多赤膊上阵光膀子的赤脚大仙！那不是为着风流，而是贫寒。南方学子初入学一床被子，铺一半，盖一半。但师大学生孜孜苦读，亦能在全国折桂夺冠！在这里，贫穷不受歧视，奢华反遭诟病。虚心学习是高尚，好问穷究不为耻。
我来自晋南农村，基础教育相当薄弱，学英语是大笨伯，但我不藏拙，不遮丑，不虚伪，不矫情。不懂就不懂，朱其英同学就是我的老师。有几个音素我发不好，就�`颜请教朱其英。人家不厌其烦，我倒烦了。入学第一个寒假，张广慧问我假期干什么，我虚伪地说准备学毛选某篇某篇。张广慧说，我问你英语准备学什么？我忽为自己矫情虚伪觉羞愧赧颜。如果不是动乱岁月，我们就会沿着知识大道各奔前程。
大一入学军训和后来的战备演习，就是防止苏修入侵。丁正常装扮苏修美蒋特务被抓获。丁正常还会��着篮子唱“花篮的花儿香”。北师大在临汾牙儿沟搞农场半工半读，躲避苏修空袭，大家很兴奋，只有我闷闷不乐。我想来到北京暮登天子堂，怎么又忽然回本乡本土当田舍郎？乡亲们会说你在村口上大学呀！这不是走回头路吗？
大一时教室有一块小黑板，我为入团，积极表现，便抄毛主席语录。晚上自习结束拿墩布擦楼道，也是功课！大一时，我好几次半夜感冒，韩佳升同学送我到校医院。第一学期，女同学向雷锋哥哥学习，张广慧等为我拆洗被子。
我和刘泽英常在一起叽里咕噜，甭管英语学得好歹，反正爱说敢说，错了也不脸红。我自己英语不行，又是土包子，但我不忌讳不回避。我把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也用到英语学习上。大概还有“积极主动争取主动权”一类战略思想。总想发言，就是总想打仗。还有林彪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也用上了。隗仁莲因为是丑小鸭在教室前排中央就座，学习也刻苦。那个农村娃饱尝过饥饿的味道，到北师大忽然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可以吃饱饭的营生，一个学期就长胖了，衣服不合身了。
“文革”来啦。1966年6月1日谭厚兰刘兴隆得风气之先，从红旗杂志社回来贴党委大字报。下午忽然风向骤变，说不能否定党的领导。傍晚时分，公共政治课著名党史专家张静如老师大字报扭转乾坤，他说党的领导应该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党委如果有错误，也可以批评。遂挽狂澜于既倒。《人民日报》笔杆子们引用马克思一句话：“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这句殊为精彩，我琢磨了几年，也未必探骊得珠。不过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的确出笼了，比如我就特别仇恨我们大队书记，所以他倒霉，我高兴。
辅导员杨芝岭的得意门生开始反戈一击批斗她，有人在地上画一美女蛇，让她站在蛇头圆圈内。啊呵，原来我们尊崇的老师还是美女！有些在政治上不甘寂寞者始终走在前列。1966年7月27日傍晚，晚霞满天，突然闻听“毛主席万岁”声巨浪排空，师生热泪盈眶者大有人在。陈伯达、江青、康生来到师大校园。自然还有王关戚、穆欣。大概后来陶铸、王任重也来了，不过坐在边上，也没有人介绍，现在看来是被冷落的。工作组的刘卓甫（物价局长）被中文系的王岚斥为“没有孙友渔（七机部副部长，原工作组长）的孙友渔路线”。王岚后来默默无闻，不显山露水。那时候崇拜江青，说到底是因为崇拜毛泽东。这次的首长讲话被传抄全国，北师大谭厚兰因而成为四大学生领袖之一。
1966年红卫兵风乍起，我和刘泽英结伴去清华附中串联学“唐僧取经”，嘛也没取回。后二人一同加入红卫兵师，旋又同时反水叛投井冈山，还在饭堂门前张贴“郑重声明”，煞有介事，宣布自即日起退出红卫兵师。找到井冈山康健递送了申请，康健说“研究研究”。我心想，我们看得起井冈山，你们还研究什么。那时觉着这就是杜鹃山弃暗投明反水入伙而已。我们不是红五类，有些理不直气不壮。
师大的风云人物，那时候还有陈兰彬、郑云云、李春秋、王颂平、李先华、蒲寿章（外号普鲁东）。谭力夫鼓吹血统论，我当然反感。二附中的小闯将们有一次闯进北师大广播站大闹，对空喊话，大骂狗崽子。血统论盛行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滚蛋”，“骂，骂，骂，骂出一个红彤彤（甚至有念红丹丹）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我们的女同学也张口闭口“他妈的”。国骂盛行，就是爱国。头扎小辫，腰扎皮带，女子穿短裤，就是那时的时髦装束：摩登。有一次我在英二同学的《红楼梦》上书写“黄色书刊”，弄得大家不愉快。因为我想，谈情说爱，与“三分之二”无缘。要武，不爱红装爱武装，是理想。
李春秋的大字报一石激起千层浪：《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假革命的分水岭》。这题目，多吓人。后来的“红梭镖”就以这批老师为班底。我个人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站在少数派一边。不过在当时反对工作组，为被打成“游鱼”的学生平反，才真的算是革命呀。
有一件事情值得回忆，我们外语系的孙文博大姐，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属于红五类，筹委会主任，红卫兵师长（后来被叫作伪红卫兵师，因为北师大是师级单位），厅师级干部。有一次大会她朗声道：“被敌人反对是坏事而不是好事！”引起一片嘘声。还有一次，32111钻井队做报告，她说：“给英雄的32111钻井队献花圈。”她的名言：“毛主席为我们亲笔题写‘北京师范大学’金光闪闪八个大字”。我掰着指头一算，明明只有六个大字呀。你想，这分明是紧张所致，又不是她算术不行。我这里不是嘲弄大姐。那个时代把人异化啦！
1966年冬我和雷、刘也试图脱颖，办了个钢板蜡纸刻印之《新思潮》，引1918年《湘江评论》毛泽东话：“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想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任务。”“文革”大串联，我和王尔德、雷天生、韩佳升来到太原南文化宫造大庆展览的反，放了个马后炮。被我们批判的王文章，老红军，后来成了副省级干部。 我在中央各部调查组结识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牟钟鉴、李富华、李兴华诸位大哥哥。起初奇怪怎么还有大学生研究宗教，问他们可不可以结婚，是否必须持斋食素，是不是打到宗教内部窃取情报。后来才知道毛泽东说过学点宗教，又知道同在一个调查组的人观点不尽相同，也有维护李先念、李富春、陈毅、余秋里的。他们后来也分成两派。
文化革命打破师生界限，我们连起码师道尊严都抛弃了，对老师直呼其名甚至喊绰号。有一次下乡插秧劳动总结，三结合革命干部系革委副主任柳玲梅说“有的革命同学大腿被蚂蟥叮咬”，大家大笑，结果传成“革命的大腿被咬”，甚至“革命同学被反革命蚂蟥咬了”。
清查516越来越扩大，越来越离奇！普通学生质疑过某人，就是516。“有思想、有言论、无须行动，同一时期受同一思潮影响的人，皆为516”的定理出笼。逻辑推理是这样的：1959年彭、黄、张、周并没有共同策划于密室，但观点一致，就是反党集团。
要董连猛交待（代）“九二黑会”的车轮战术，我参加了，坐在后排。但后来越来越觉得这案件离奇地虚假，于是消极怠工。当然积极开展斗争的大有人在。有一次我领着他放风去主楼旁边葡萄架下喝凉白开，就大胆和他坐下闲聊。他倾诉衷肠。我表同情，鼓励他大胆翻供！我是内奸！我于是失宠于工人叔叔。
后来工宣队炮制的荒谬绝伦之说出台：造反兵团是九七事件樊、黄、李第二套班子，是第五纵队，和谭厚兰演双簧。这荒谬理论叫人大跌眼镜。这是荒诞派戏剧。我大胆批评这一胡说，充其量是言论，奈何亦被罢官――那个九七事件是几个娃娃头脑一热搞起来的，连谭厚兰也懵了傻了。
我们得感恩刘宝英老师在战马倥偬岁月里复课闹革命为我们上英语课（内容不外两报一刊社论老三篇）。我和拙荆至今还能背诵《为人民服务》中“Our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Eighth Route and New Fourth Armies led by our party are battalions of the revolution. These battalions of ours are wholly dedicated to the liberation of the people and work entirely in the people’s interests. Comrade Zhang Side was in the ranks of these battalions.”（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可是不争气的我，却没好好学习，而是醉心于党同伐异乱党政治暴民运动。我还写大字报提倡取消中小学英语课，真乃昏头昏脑愚昧得可以。我后来研究英汉对比，赞美拼音文字，斥责象形文字之非。我也有些内疚，因为“文革”的关系，在“文革”中，有时候我们和杨芝岭老师刘宝英老师陈达星老师竟然形同陌路――因为忌讳谈论“文革”派别敏感话题。
“文革”中两报一刊社论单行本，我几乎每册必买。“文革”小报传单首长讲话，我攒了一纸箱，毕业时精简后装订两册，但1980年亦遗弃。北师大非法印制的未发表的毛主席文集八册，在全国应是最齐备的。这当然没有被控告侵权索取版税。有一次开会，我活学活说：“现在十点，开会。”大家哄笑，因为这话是毛主席主持中央会议说的。工宣队进驻落实政策（实为解放干部）开会发言稿常是我写让董、孔代表二班去念。
“文革”后期，有些书店书籍解禁，1970年代初北京东安市场处理旧书、西四书店内部发行学术书籍，我都徜徉其中。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也是我经常光顾之地。
我常说“英语26个字母我只学了24个，“文革”就开始了”。我从来不避讳说自己是69届大学生。我也不回避自己在“文革”中还算积极――就因为这，同学同事佩服我说，人家巴不得撇清自己在“文革”中的事情。大学毕业，大家的鉴定写的都是积极参加文化革命，只有我没有这一句。我找到都祖尧书记，他反问我：“你积极参加文化革命是干什么？”好像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了。我问，你说我干什么。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自传，我写的是：以理性态度积极参与文化革命。大家觉得我的自传朴实自然得体。四人帮倒台，我是彻底否定“文革”派中人。
资料写作者：安希孟，大学教师，已退休。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