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5. 御膳房献艺 车马炮争雄
铁生的文章、书法、篆刻、丹青全班全村全川全国的人都知道一二，不必再述。鲜为人知的才艺是厨艺和象棋。
铁生大展厨艺的时候是1969年7、8月。灶上杀了（男生单独起伙后的第一口）猪，杀得56斤肉。李金禄（26中高一）邀请关家河的男生来共吃猪肉。铁生主勺。他先是在厨房门框上贴上了红底黑隶的“御膳房”的横幅，然后炒了十二个诸如酱爆肉丁鱼香肉丝这种上了北京饭馆当年菜谱的菜，真使大家刮目相看。那天正值我从宁夏干校返庄，全体男生都称赞我长了一个千里鼻，气死狗。当时虽然缺油水，但人均三斤猪肉还是太多了。第二天我当值，一闻酱爆肉丁已经酸了，其他剩菜也有了气味，但舍不得扔掉，就放了一大把红糖加上剩菜中的肉丝肉丁重炒了一遍，并命名为糖醋酱爆肉丁，大家吃了均称善。但只授予我“第一火夫”的称号。
右边那孔窑洞即是“御膳房”摄于2001年
铁生坐上轮椅后，对厨艺仍有兴趣，有时我们去看他，他也要炒个菜，露一小手；和希米结婚后，这种事情就没有了。但是嘴极刁，常常想吃老北京的正宗的传统菜肴，给希米增加了不小的负担(乐趣）。而在饭馆吃饭的时候，也常对菜肴进行评点，讲得头头是道——这也是我和他“不争论”的重要领域，因为我吃嘛嘛香，不知凉热好坏。是“咸香淡好吃，生饱糊化食”的信奉者。更重要的是技不如人，甘拜下风。
插队伊始，闲来无事，铁生喜欢下象棋。棋艺高低，对手是谁，如今都记不清了。但使我迄今感慨颇深的是：他最反对旁人支招，特别是给他支招。铁生自制的棋盘的楚河汉界上，用漂亮的隶书写了一句俗语：“河边无青草，不用多嘴驴”。但是，积习难改，又非正式比赛，大家难免插足战局。表示一下“我也行”。 铁生虽然不悦，但不大点事，也犯不上翻脸抡菜刀，于是他不论所支之招是高招还是臭棋，不论是否符合他的本意或出自他心，一律拒绝。别人让他跳马，他非得出车，别人让他飞象，他非得拱卒。 其结果，当然就会输棋。还落下一个“太轴”的评价。
现在想来，如果他不是如此不计成败的坚持，不是对别人强加给他的任何东西有着生理上的厌恶，他肯定不会今天的成就。
他的作品，每一句话都是自己的，（尤其《我与地坛》之后，行文风格最后确立，这个特点得以凸显）所以他才能感动许多素不相识的人，文字才能如此干净。
6. 相帮朋友义 可怜父母心
铁生在关家庄二次病发时，孙立哲正开始“走红”，名震延安北京两地，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作为”的典型，进入了身不由己言不由己忙不由己的“榜样境界”，所以，送铁生到延川县城是由我代劳的。回京后，铁生住在前永康胡同的40号。这是奶奶的居所，他的另一篇全国获奖小说“奶奶的星星”的许多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史铁生（左）与插友在牛棚合影
回京后，铁生病情反反复复，四处寻医问药，换一个医院换一个病名，但换名不换药，结果是每况愈下；奶奶年老体弱，无法照顾。日暮途穷，史父只得放弃“五七路“，踏上返京程。放下架子，调换工作（从林业部的干部，变为小厂的职员）不问专业，只求安定；史母是会计，工作离不开，只能在丽江和北京之间来回折腾。唯一的收获，是妹妹史岚可以回京上学了——-丽江林学院干校风景不错，但教学质量和北京比起来实在不好说……。（至于为什么林学院搬到那里办学，是源于领袖的一句指示：“农业大学、林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北京农业大学新址比林学院还差，搬到了延安甘泉县的沟里，日照时间很短，哪里谈得上科学育种！）。
这个家庭，进入了历史上最困难最黑暗的时期。经济上捉襟见肘，精神上高度紧张，治疗康复希望不再……
铁生父母对他的身体心存愧疚，对他的精神毫无办法。铁生变得喜怒无常，在前永康，曾数次试图轻生。他母亲和奶奶，都让我们劝劝他，一定要放弃自杀的念头，振作起来。史父不善言辞，我们一去，他就避开。因为我们去了，铁生才有笑声——他只能默默地撑着这个家，使儿子振作一点。这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是我们这些“同插同学”嘻怒笑骂软硬兼施陪着铁生“熬”过来的。
铁生是这样概括这一段生活的：回京后住医院治疗，历时一年半，前半年还想站起跑，后一年却想不如干脆躺下去死；然而医生护士煞费苦心百般拯救，各路朋友不离不弃爱护备至，自忖不当以死作答。1973年5月出院回家。
友谊医院的“百般拯救”不仅是身体的（进去拄单拐，出院坐轮椅）更重要的是心理的。铁生这时需证明的问题是：我对家庭对他人对社会是否还有用？护士柏晓莉请他负责神经内科的黑板报，铁生发挥特长，在友谊医院拔了头筹。每次我去友谊医院，他都要我对版面设计和书法插图作出评价，内容则忽略不计。后来他还带我去过他就业的那个街道小厂，他在那里画古代大美人及彩蛋，是该厂唯一的技术人员。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介绍箱子“做旧”工艺和“蒙”老外挣外汇的斐然成绩。那些街道大妈大嫂视他为厂里的“齐白石”，尽其所能，对他百般呵护。当铁生辞职去任“作家”时，那些大妈大嫂都依依不舍。
冬季一过，我返回陕北，先接替女生当了“民办小教”。该年四月，也许看我这个“嘎小子”（刚下乡的时候，有个婆姨以为我是电影《小兵张嘎》的那个蒙古族演员，后来就叫开了）不太听话且不怕“得罪人”，就“封”我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主管文教卫生和计划生育。（18岁的我，在关家庄婆姨女子眼里，既不像老师，更不像领导，她们开会时唧唧喳喳，对我很不尊重。我为了树威，放话给她们：“别看我没结婚，得罪了我，我可不给你们开（结婚）介绍信！”两天后，就有个女子私下给我送了一把红枣……）也许是我这个“副主任”太“优秀”了，年底贫下中农推荐我参了军。也许是因为当（村）官初始是副职，后来我的领导岗位竟一路副职，已鲜有“扶正”的可能了。
我从72年初到76年四月回京探亲，四年中我和铁生一面未晤，全靠书信来往，写来写去，还是插队那个村，那些人，那点事，那点念想……
76年再见到铁生时，他已经稳坐在插队同学从父母处“集资”买的轮椅上了。他的第一句话是：我的理想已经实现，我现在是个名副其实的“作（坐）家”了。——高位截瘫使他永远站不起来了。
能够自嘲，说明心结已开，精神“脱困”了。这一点75年时别人来信时已经告我：当时我曾托父亲回京去看看铁生，那次同去的范崇澄（清华大学文革前的研究生）和铁生交谈后感慨万千，专门给我一信，对铁生自强不息的精神大为赞赏，其中有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亡命徒，何惧之有！”
而最能说明铁生骨子里那种精神的，是他在插队笔记中写下的心得： 只有在江河湖海中行驶的那才是船，而停止码头的那个东西，我始终不知道它应该叫什么。
但经济上，家里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75年铁生奶奶辞世，史母回京料理，向林学院申请到林院驻京办工作，以便照顾儿子，被军代表驳回，财务按“六个月不上班停发工资”的规定执行了。史母停发工资，全家收入去其一半，每月也就七八十元，要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还要支付铁生的治疗费，真要走投无路了。
76年时四个兜的军人还是很吃香的——在铁生母亲看来，我能提干，说明我父亲“没问题”了。她和我说：“林学院的老院长认识你父亲，是不是请你父亲说说话……”
她在和我说这番话时，是背着铁生的，因为铁生的极度自尊我们都知道。她当时的神情，现在说起此事，马上会出现在眼前……
我父亲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当时“四.五”TAM事件刚“满月”，父亲面临着第三次被“批判”的可能。但我还是和父亲说了，父亲听后，说了一句：看来我的臭名还没传到林学院。
当78年我第二次探亲到雍和宫大街26号的“新居”时，看见史母的遗像挂在当堂，我无语。阿姨终年48岁。我迄今不知道她的姓名……
7. 走过青春别初恋 相知相伴度华年
史铁生在他第一部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为名的小说结集出版的时候，送给我们夫妇一本，他非常认真的在自己的相片下的留白处写下十个字：这不是纪念碑，是里程表。
这是宣言，他将排除万难，笔耕不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小说集出版的时间是1985年。代后记题目是“几回回梦里回延安”。重读这个集子，我发现，史铁生已经把从1969——1984年他的心路和经历“和盘托出”了。其中《我们的角落》，实际上演绎了铁生和H在雍和宫大街26号内从爱恋到斩断情丝的全过程。只不过他把自己分为三位，变成了三个残疾人，这也许是《封神演义》启发了他———该书第77回就是“老子一气（菽）化三清”。这样，三个人的不同说法想法，实际上就是铁生的辨析反复，也是他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而文章题目，也许得自当时名噪一时的小说（后改为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爱情的萌芽阶段是前永康还是雍和宫，已经无从考证。但我好像是在雍和宫才认识H的。现查明，H是由同班同庄学文荆江介绍相识的，引入动机不详。H是一个非常单纯善良的女孩，是那种涉世不深，愿意把别人把社会想的特别好的那种女孩。记得某年暑假，在26号遇上H ，我说黄山如何好，她说武夷山如何好，还认真地争了起来。铁生突然笑了，说：你（指我）没去过武夷，你（指洪）没到过黄山，还想说服对方，可能吗？
那时，许多知青是“希望（爱情）至上”主义者，而不像留城的同学那么“理性”（如果换成贬义词就叫势利）。因为知青根子不硬，可谓失势，收入菲薄，谁敢言利？，只剩下情爱这点“先天之本”供知青在“广阔天地”里相濡以沫，在“很有必要”中共度时艰。当时我也是一个“希望至上”主义者，虽然觉得铁生和H结合的可能性极小，但还是表示坚决支持。并且不分场合地对反对者进行了“谴责”。也许我的语言“道德过激”，铁良的母亲便冷冷的给了我一句：“我要是H的母亲，我也舍不得！”这句话使我大悟：像我这种家庭（哥仨儿）出来的人，其实根本不懂女孩子及母亲想什么要什么，而潜意识里，占统治地位的还是“落难公子后花园，私定终生中状元”这一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传说”。
铁生和H 相知相恋的时候，铁生的脾气变好了许多，尤其是H在场的时候，他会笑得灿烂又随和。分手那一段时间，则心情波动得可“危险”了——“枕上惟愁成何状，江海翻波浪”。久违的暴戾之气也不自觉地时有所“冒”。
才子江淹云：“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古代医圣说：“阴阳离合而生杀”。那几年，世界上两个最疼爱铁生付出最多的女性相继离世，如果没有H，铁生很可能会垮（疯）掉。铁生写出《我与地坛》并成为他作品的分水岭和里程碑，H是在关键时候起了关键作用的那一位。
1989年，铁生和陈希米结婚。婚后，铁生为人越来越淡定、从容和宽宏，而思想理念则在形而上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变得深邃而空灵——因为那些难办的事情、激烈的语言，扰人心神的俗务，希米统统包办“代劳”了。而我们这些铁生的同学插友，对快人快语的陈希米，多少有些“敬畏”。因为她不像铁生那样顾及同窗“面子”。试举一例：铁生透析后，希米因拒收643班同学的善款（4000元）而被某女郎称为“小辣椒”。铁生走后，这笔钱如何处理，也就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我出了个主意，让经办人在1.4日那天作为铁生生日贺仪送给希米，她连声称“善”，还到银行把钱换成了百元新币。但到了现场，她就不敢送出（可见希米的威慑力）。后来，还是我采取请希米吃饭的方式把这4000元花掉了，算帮助铁生回购和运输箱子的费用。
我们这些“老人”还有自知之明：陈希米才是适合铁生的“那一个”。而我们老了，已经日薄西山，余晖散乱，只能侃侃大山，敲敲边鼓，跑跑龙套，忆忆当年。能和铁生相知相伴走完全程，使铁生淡定从容，入圣脱俗的，使铁生从“怒目立眉一脸晦气”上升为“拈花一笑佛光普照“——眉眼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的……惟陈希米一位！
这个被铁生戏称为“只有一条好腿”的家庭所弥漫的和合之气，曾引起很多来访者的羡慕和惊讶。从中国文化来看，可称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是西方人，也许会感叹“上帝是公平的。”但我觉得最恰当并最符合铁生行文习惯的，是《黄帝内经》中的八个字：“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8. 清华附 清平川 苦难光荣数“老三”（届）
铁生对人生和生命的诘问，他的那些思想，他那使人慢慢读才能懂得的文字，第一个源头是曾就读过的清华附中。这是铁生“作家梦”萌芽即被毁灭的地方。铁生在其《小传》中如是说：
1966年“文革”时,我在清华附中上初二，刚刚15岁。我是职员出身，所以我就站在保校领导这边了。我画了张漫画，一个人，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偏听偏信。是贴给外校来支援红卫兵的人看的。韩家鳌（清华附中支部书记兼副校长）把我叫到一边去，特别地鼓励了一番。
但我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和我站在一边的人，在一夜之间，马上就转到红卫兵那一边去了？怎么忽然就说校领导是修正主义的？工作组一进校，我就蒙了。
我的出身一般。父亲是林业部的职员，母亲是会计。如果再往上数，我爷爷是大地主，姥爷是国民党的涿州县党部书记，五几年镇反时枪毙了。我父母的婚姻是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都是涿县的大地主。我当然有阴影，感到一种说不清的压力。
附中去延安插队的这批人，是带着遇罗克的《出身论》和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下乡的。这是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两株“毒草”，是出身“一般和以下”的大中学生不能宣于口，但会存于心的妙言名文。而下乡插队，则是他们逃离压抑（迫），证明自己，有所作为，实现梦想的唯一机会。铁生是这样总结的：
在校参加文化革命，热情有余偏出身不足，故心存向往却终无作为，属“逍遥”的一派。逍遥之间读了些书，读了“鲜花”也读了“毒草”，自然也有小疾而不辞，自愿去革命圣地延安插队落户，究其缘由：三分虔诚，七分好奇。插队期间努力劳动，种了一年地，喂了两年牛，衣既不丰食且不足，与农民过一样的日子，这才看见一个全面的中国。
1966年——1971年的北京，炮打火烧没完没了，是非成败变幻无穷，中大学生概莫能免，大小“分子”在劫难逃。不论你是工农兵学商，还是东西南北中，一起在干三件事：自整（那时叫斗私）、整人、被人整（或者说是自欺、欺人、被人欺）。学校乱麻一团，师不师，生不生，党不党，兵不兵（红卫兵），实际成了摧残“出身一般和低于一般”的青年学生自信、自尊、自由、自强的“搅拌机”。上山下乡运动一呼百应，究其原因，青年学生的好奇虔诚只有三分，摆脱 “全员乱动”的环境倒占了七成。
对于铁生来说，黄土高原上的清平川是第二个源头，也是铁生及附中“老三届”的避风港和起锚地，插队生活使他精神获得自由，才能得到发挥，使他活回自己，服务他人，让铁生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插队三年，使他“看见一个全面的中国。”并整整思考（反刍）了三十年。这使铁生即使在形而上的追寻中，他的目光始终是投向被误解被亏待被“边缘化”的那些平凡的生命的，他的爱、他的笔，只为这些人服务。而对那些活动在官场、商场、情场、×场的“以妄为常”的“积极分子”，他毫无兴趣。因为这些人的乱动，只会炫人耳目，扰人心神，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铁生的作品，是要慢慢“品”的，他的作品，没有强加于人的王霸之气，而像溪水一样渗入你的心田，当你发现不舒服的时候，已经摆脱不了对良心的诘问了。他的文字越到后来，就越接近大慈悲、趋近佛性，否则，不可能写出“死亡原不是一件值得着急的事情……”这种不朽的文字。
史铁生肖像 （邢仪油画）
铁生在插队时做的读书笔记中，抄有这样一段话：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
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
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
战士啊，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
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罢！
2011年2月我查了一下，这段文字是1937年傅雷先生为《约翰 .克里斯朵夫》写的献词。铁生抄在笔记本上。以前我一直以为是罗曼.罗兰撰写的原文后两句铁生未抄录，但实践了。
当回忆的往事已成为“一堆碎片”时，我才觉悟：支持激励铁生前行的是傅雷先生的这段话，而不是当年老师教给他和大家的那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名言。
铁生处之绝地而再生，命数虽尽却化无穷，留下了行云流水秋月春风般的文字，演变为对生命的思索灵魂的拷问——他“扶轮问路”，缓缓前行，却比众多的“老三届”都走得更快，想得更深，行得更远……
（李子壮）（全文续完）
文章来源：50后de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