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大国的失败

一百二十年前，1894年的那个甲午，同处东亚的中国与日本，爆发了一场大战。这是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第一场大战，也是中日之间最重要的战争之一。战争的结果，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朝惨败，并向战胜国日本割让台湾、澎湖等地，赔银2亿两，承认日本的在华特权。自此以后，中日两国的地位再无悬念，弱势的中国，将长期处于强势日本的扩张阴影之下。这种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可以说，甲午战争形成了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发展命运的第一个分水岭。而第二个分水岭，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中国内战。

那么，当时拥有4亿人口的天朝大国清朝，何以惨败于同期人口仅为区区十分之一的日本？恐怕每一个中国人，都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而这也是长期以来被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

就让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来探寻这次世纪大战的谜底。

国家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整体力量的残酷博弈。固然，战争中不乏诸多偶发事件，这些偶然因素，或许可左右一两次局部战役，但类似于甲午战争这样的，在时空间上均大幅展开的战争，其胜败走向的决定因素，则往往来自更深刻的层面。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国家的模式。

（一）起因

甲午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朝鲜的内乱。1894年1月，朝鲜的宗教团体东学教，在南部全罗道一带率领农民起义，并迅速席卷了朝鲜南部，史称“东学党起义”。由于起义规模太大，朝鲜王室无力镇压，于是在5月末决定，向当时的朝贡宗主国清朝求援搬兵，以平定民乱。

当时清廷在朝鲜的权势人物，是年仅34岁的“商务代表”袁世凯。在接到朝鲜王室的派兵请求之后，袁世凯探查朝鲜局势，一面与日本驻朝势力虚与委蛇，一面于6月1日密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年71岁的李鸿章，请求速派1000兵士以“保卫使馆”。然而，李鸿章并没有立即答应袁世凯的要求。

让李鸿章有所顾忌的，是1885年签订的《清日天津条约》（区别于1858年清朝与其他各国签订的《天津条约》）。

1884年，朝鲜内部的亲日派促发“甲申政变”。事件结束后的次年，清朝与日本在天津就朝鲜问题签订条约，同意若将来朝鲜再发生重大事件，清朝与日本两国如要派兵进入朝鲜，必须相互知会对方。李鸿章所担心的是，如果清朝派兵，就等于给了日本派兵干涉朝鲜内务的口实，而这势必会增加两国正面军事冲突的风险。尽管在此时，李鸿章还不认为日本会打算与清朝这种天朝大国正面开战，但处事圆滑谨慎的李，仍然选择暂且观察事态变化，再做决议。

而密切关注朝鲜局势的日本内阁，却已在6月2日，在闻知清廷有可能派兵之后，迅速下达了派遣8000人混成旅赶赴朝鲜的命令。

日本方面的行动如此迅速，其主要的推动者，是以风格强硬著称的日本外相，时年49岁的陆奥宗光。

陆奥宗光本姓伊达，生于日本的一个上级武士家庭。9岁那年，其父卷入幕府权斗并且失势，遭到流放监禁，伊达家从此失去武士特权。陆奥15岁离家前往江户（即后来东京），拜入名师安井息轩门下学习汉学。青年时期的陆奥，与坂本龙马等土佐藩志士交从甚密，并对西学产生强烈的兴趣。

1877年，日本西南事变爆发。时任日本元老院副议长的35岁的陆奥，念于旧情与乘机谋划起义的土佐派暗中往来。事情败露后，陆奥被投入监狱。狱中的陆奥发愤读书，着重钻研英国思想家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陆奥在入狱5年后被特赦释放。

陆奥的才华得到伊藤博文的赏识。在伊藤的极力帮助下，陆奥重返政坛，担任大使，致力于对日本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改订，并且功绩卓然。1892年，陆奥受到新任日本首相的伊藤的力邀，出任日本第7任外相。

陆奥的命运跌宕起伏，饱尝人间冷暖，这使得他形成锋芒毕露、凡事必争高下的性格。他所改姓“陆奥”，取自伊达一族的起源地伊达郡所在的陆奥古国，这也表明了他意欲“更上一层”的志向。

正当朝鲜爆发内乱、清朝与日本都将被卷入战争之际，陆奥与英国的有关条约改订的交涉，已渐入收官阶段。但陆奥谈判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不是外部的列强各国的干涉压力，而是日本内部保守派的强烈抵制。保守派认为，条约改定之后，虽然日英都将获得平等的自由商贸权利，但如此一来，就再也无法抵制西洋对日本文化的进一步“侵蚀”。面对议会保守派的挑战，陆奥也不甘示弱，干脆与首相伊藤合谋解散议会，并利用这一时间空档敲定谈判。

通过研读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文献书籍，陆奥逐渐认识到世界发展的潮流趋势，深知不能再抱残守缺，而是应该拥抱西方更先进的文化，在国际竞争的大潮中与列强各国角逐，从而使日本在世界上脱颖而出。

（二）开战

对陆奥来说，如果能在朝鲜半岛引燃战火，则有一举三得之利。

其一是对内阁之利。对外战争，可以迅速转移国内反对派的关注焦点，维护内阁的势力基础，并巩固条约改订的成果。陆奥非常清楚，尽管他的那些反对派们在对外事务上“冥顽不化”，然而一旦涉及到朝鲜争端，则这些保守的“爱国者”们，恐怕比他还要更加好战。果然，在4个月之后的10月份第7次议会上，保守派与进步派一起，全票通过了甲午战争的军费议案。

其二是对日本国际地位之利。熟读英国史的陆奥了解到，不列颠正是凭借一系列战争的胜利，打败法国、西班牙等强国，得以奠定了自身的“日不落帝国”的世界领袖地位。陆奥在改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深切感到列强各国对落后国家日本的歧视。如果日本能在一场大战中表现不俗，势必能得到列强各国的另眼相看，那么再与这些国家打交道，就会轻而易举得多。

其三是对日本地缘政治格局之利。朝鲜半岛对日本的安全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13世纪，元朝曾以朝鲜为军事基地，对日本大举进攻，侵入日本国内。1894年朝鲜内乱时，朝鲜的王室亲近清廷，排斥日本。如果能够通过战争，改变朝鲜的对清廷的亲近立场，那么无疑相当于把日本地缘政治的交锋线，拓宽到了清朝与朝鲜的边境，从而使格局对日本有利得多。

与雄心勃勃、志在必得的陆奥相比，时年52岁的首相伊藤博文则更为谨慎持重。尽管伊藤已与陆奥共同商议派兵，但此时伊藤的方针重点，仍在于与清廷联手镇压朝鲜内乱。6月6日，在日本决定派兵的4天之后，接到朝鲜正式公文的李鸿章，也下令派遣2500名清军进驻朝鲜牙山。伊藤向内阁提议，一旦内乱平息，那么日本就与清朝共同撤兵，并同时与清朝共同参与朝鲜的政治改革。

陆奥反对这项提议，并增加两条强硬条款：一、无论清朝如何表态，日本单方面要求介入朝鲜改革；二、在改革未完成之前，日本绝不撤兵。实际上，陆奥的用意在于激怒清廷，从而把事态引向战争。

更进一步，陆奥主张断定，清朝并非是朝鲜的宗主国。陆奥通过对当时国际案例的研究，认为宗主国与附庸国的最重要的关系特征，一是外交上的主权从属关系，二是国境内的法律通行状况。而当时的朝鲜王国，一则外交并不受制于清朝，二则律令独立，也不受清朝左右。陆奥认为，朝贡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国交形式，与主权无关。陆奥在6月7日对清朝的通知文书中，明确说到，“贵国言及保护属邦，但日本并不承认朝鲜是贵国的属邦”。

陆奥之所以要激怒清廷，就是要让清廷承担“打响第一枪”的发动战争的责任，以减轻日本所承受的国际压力。果然，被激怒的清廷态度强硬，于7月9日断然拒绝了英国的调停提议。7月14日，在收到日本发来的第二封绝交书之后，年仅22岁的光绪皇帝勃然大怒，立即电告李鸿章称圣意已决。李鸿章一面对龙威圣意唯唯诺诺，一面仍然全力寻求和平解决战争危机的办法。

随着俄罗斯、英国等国的进一步介入调停，陆奥也越来越焦躁。如果不能迅速引爆战争，那么时间越拖延，则受各国列强的干涉就越大，爆发战争的希望就越渺茫。陆奥电令日本驻朝大使大鸟圭介，强压朝鲜王室立即进行改革，尽力寻找开战的藉口。朝鲜王室则一再回答，撤兵是政治改革的条件。7月23日，大鸟以督促朝鲜王室改革为由，授意日军攻击并占领朝鲜王宫；25日，日本舰队与清军发生丰岛海战，并击沉受雇于清朝运

在陆奥宗光的咄咄逼人的外交锋芒背后，有着对中日战争的通盘考量。而这份考量的最早雏形， 则来自于1887年，由日本参谋本部小川又次局长制订的《清国征讨策案》。

（三）战略

19世纪60年代，清朝开展洋务运动，发展近代工业，以先进武器装备军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建成了包含定远、镇远铁甲巨舰在内的，号称亚洲实力第一的北洋水师舰队。

清朝的举动，让当时的日本深感威胁。1882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认为“现在清朝的海军接近日本的三倍。清朝国财富裕，且为专制国家，可以随心所欲，…一旦开战，…无数士兵将乘坐军舰闯入东京湾，…这将是恶祸的极致”。

在这样的危机感之下，日本加快了追赶的步伐，同时也加大力度，对清朝进行情报搜集。制订《清国征讨策案》的小川，就曾于1880、1886年两次赴清朝考察。根据小川的设想，对清战略的要点为：一，日本应该在5年之内做好对清战争的准备，开战时机应选择在清朝军队完全近代化之前；二，日本应该首先击破清朝海军，然后直接攻陷北京，俘虏清朝皇帝，以此作为缔结条约的基础；三，条约内容，应该包括吞并旅顺、登州、台湾、澎湖等地。

同样对战争持积极态度的，是日本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与陆奥私交甚好的川上操六中将。

川上是日本军界的明星人物，晋升中将时年仅42岁。甲午战争爆发时，45岁的川上是日本军事最高决策层中最年轻的一个。1893年，川上赴清朝考察，李鸿章等清朝大员对川上一行款待有加，并且为了扬播天朝国威，特意邀请川上造访天津、唐山、上海、南京、汉阳等战略重地，参观清朝最新式的军备工厂和军事设施。

川上在后来的考察报告中写到，清朝当时的情况，“比十八九年前还有所衰退，现已确信其不足畏惧”。

清朝当时的陆军总数约为100万。其中，满、蒙、汉各部八旗兵合计约20万，绿营兵约有50万，这些构成清朝陆军的主体。八旗与绿营，实际上长期承担着对内镇压民间反抗、维持统治秩序的职能。19世纪中叶，清朝爆发太平天国起义。腐化衰败的八旗绿营，镇压乏力，清廷不得不依靠汉人官僚，组建地方勇军，其中以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最为出名。

甲午战争中承担清军主力的李氏淮军，已历经多次裁减，开战前的常备战力也只有2万余人。尽管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清朝所投入的军事力量，总数多达60万余人，但大部分都是临时招募的新兵，实际的战斗力极为低下。清军所配备的武器，据估计全国共有西洋式枪支约23万支，火绳枪约4万支，以此推算，三分之二的军力未能配备近代火器。

相比之下，日本于1872年颁布征兵令，建立起现代兵役制度。到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拥有一支总数约24万全副武装的近代陆军。日本优先发展军备工业，当时的东京炮兵工厂，年生产量可达3万挺步枪，而在甲午战争中凸显日军战力的青铜制火炮，大部分来自于大阪炮兵工厂。

在海军方面，清朝的舰队分为北洋、南洋、广东、福建四支水师，共有大小各类舰艇41艘，其中北洋水师独占23艘，是清朝海军的主力。两艘装甲炮舰定远、镇远的排水量为7300吨，为当时亚洲的最大吨位。但清朝军舰款式陈旧，大多数没有安装新式的速射炮，且航速缓慢，大部分都在16节（约每小时30公里）以下，只有致远、靖远两艘的航速较快，为18节。

日本在1887年之后，大举建造及购置了8艘新式军舰，其中除了自制的高雄号巡洋舰的航速为15节之外，其余均在16节以上，而购自英国的吉野号更是高达22.5节。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包含主力舰艇18艘，附属舰6艘，水雷艇24艘。从当时的战力来看，日本海军实际上已经优于清军。

清朝与日本的国土海洋相隔，当时必须通过海运输送军队，才能攻击对方的本土，因此，谁掌握了制海权，谁就占据了战争攻守的绝对主动。

8月4日，日本参谋本部完成《作战大方针》的制订，并上奏明治天皇。《方针》中写道，“我军目的，是陈兵渤海弯头，与清国决一雌雄”。因此，取得海战胜利，是战争初期日本最重要的战略目标。

明成祖朱棣，本为燕王，受藩北平，后因对抗北方蒙古，迁都北平并改名北京。清朝继承明朝制度，同时也继承了国都北京。但是若以近代战略视角分析，如果没有足够的海防力量，那么北京的安全就非常脆弱。1880年俄伊利危机，英国军官戈登曾受邀作为清廷的军事顾问。戈登当时就警告清廷，只要首都还设在北京，清朝就不能轻率与任何列强开战，因为大沽炮台极易失陷，从而将使国都北京门户大开，战略上将完全陷入被动。若要展开大规模战争，迁都内地是必须的条件。

日本军方的战略显然也利用了清朝这一不利因素。不过，此时的日本，并无绝对的取胜信心，作战方针考虑了海战的三种可能结果：一，如果能够击败清朝海军，则登陆渤海湾，与清军在直隶一带展开决战；二，若不能夺取清朝的制海权，但能够确保日本近海，则运兵朝鲜，以在朝鲜击败清军并促使朝鲜独立；三，若制海权完全丧失于清朝，则兵力回收，全力保卫日本本土。

在这种战略构想之下，日本联合舰队开始在海上积极搜寻清朝海军的主力，以求速战速决。

（四）海战

自7月下旬甲午战争爆发以来，清朝在朝鲜的战局非常不利。7月29日，叶志超、聂士成率领的驻牙山3800多名清军，在成欢与4000日军展开激战后被击溃。8月1日，清朝与日本正式宣战。9月1日，日本在朝鲜编成陆军第一军，兵力约1万2千，由司令官山县有朋陆军大将任总指挥。此时，清朝在平壤已经集结了约1万5千名军队，由淮军提督叶志超指挥。9月15日，两军在平壤展开激战，清军战败撤退，平壤陷落。

而就在15日当天，受命护送援兵运输船队的清军主力舰队，在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率领之下，抵达了大连湾。17日清晨，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港外，完成护航任务的清军舰队，利用返航间隙进行海军操练，演习“巳时操”。而此时的日本联合舰队，在司令官伊东祐亨海军中将的指挥下，正在黄海沿岸搜寻清军舰队的踪迹。上午10点30分左右，清军与日军舰队几乎同时发现了对方，于是互相靠近，准备开战。

丁汝昌号令10艘战舰一字排开，定远、镇压两艘巨舰居中，来远、致远、广甲、济远4艘战舰居左翼，扬威、超勇、靖远、经远4艘战舰居右翼，形成横队阵列，以7节航速向同为10艘战舰的日军逼近。这是当时海战的标准战法之一，若舰队火力占优，则以一字横队逼近对手，以优势火炮攻击驱散对方。倘若敌舰仍不肯逃离，继续顽抗，则以装置在船首水面之下的巨型铁角撞击对方，破坏其舰体，此即所谓的冲角战法。

此时的清军舰队，官兵上下斗志昂扬。定远、镇压舰上装有巨炮30.5厘米火炮各4共8门。而日军只有旧款的松岛、严岛、桥立“三景舰”（舰名取自“日本三景”）配备了各1共3门的32厘米巨炮。口径在20厘米以上的巨型大型火炮，清军舰队共装配27门，而日军舰队只有11门。仅从火炮口径上看，似乎清军舰队占有绝对的火力优势。

然而，甲午战争适逢海军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担任日本海军大学教官的英国海军军官约翰·英格尔斯（John Ingles）就曾指出，以巨炮和铁冲角为主的战术，在实战中成功案例极为稀少，近来也只有1866年，奥地利与意大利之间的利萨（Lissa）海战中有过发挥。英格尔斯鼓励日军舰队，发挥船快炮快的优势，使用密集的炮火轰击对方。当时的舰艇火炮，有效射程远达数公里，只要战术运用得当，完全有可能在敌舰接近自身之前，就给予对手足够的重创。

在英格尔斯的指导下，日军舰队在战前通过沙盘推演，制订了与清军迥异的战斗计划。伊东祐亨指示日军舰队排成一字纵列，快速驶向清朝舰队。日军将最快的4艘战舰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编为游击舰队，冲锋在前；剩下的6艘战舰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叡、扶桑构成本舰队，紧随其后。从上空看，横列的清军舰队与纵列的日军舰队，恰好在海面上形成一个巨大的“T”字形状。

12点50分，清军舰队与日军最前方的吉野号，相距亦不过5800多米。此时，定远以30.5厘米巨炮，首先向吉野开火。旗舰既已发炮，其他清军舰艇随即响应，一时间吉野周围炮弹纷飞，水柱四起。领队吉野发出号令，指示游击队调整航向，“严守纵队阵型，以14节速冲向敌方右翼，不到3000米不得开炮”。

巨炮固然威力巨大，但也存在着无法忽视的弱点。其一，巨炮震爆强度高，后座力大，对舰体本身造成强烈冲击，影响航行与其他战斗操作。定远的第一发巨炮，就震翻望台，将提督丁汝昌震伤，使其无法动弹。此后，黄海海战中清军舰队的实际指挥者，是定远的管带（舰长）刘步蟾。

巨炮的第二个弱点，是发射间隔过长，效率低下。30.5厘米口径的巨炮，一颗炮弹重达100多公斤，需要填装火药多达数十公斤，操作极耗时间。因此，20厘米以上的大口径火炮，发射间隔一般长达数分钟及十数分钟；而在惨烈的实战中，士兵的精神高度紧张，发射效率往往更为低下。黄海海战中，镇远的30.5厘米巨炮，曾一度在1小时之内只发射了3枚炮弹，效率之低可见一斑。

而口径在15厘米以下的中小口径火炮，炮弹重量不过数公斤到数十公斤，填装火药不过数公斤，操作大为便利，一分钟之内可高速发射5到6发炮弹，效率远高于大口径火炮。

清军舰队共装配中小口径火炮141门，而日本则配备了209门。日军游击舰队充分利用快炮优势。12点55分，吉野号在3000米开外首先发炮，游击舰队集中火力，攻击清军舰队最右翼的超勇、扬威两舰。仅过了十几分钟，两舰均遭受重创，甲板上燃起大火，不多时沉没。

清军舰队也展开激烈的回击。13点15分，吉野号首先被击中，死伤11名；高千穗、秋津洲、浪速也依次中弹，死伤迭出。但清军未能给予日军舰队足够的重创，以使其丧失战斗力。

在炮击战术方面，清军与日军存在着根本的目标差异。清军舰队所配备的炮弹以穿甲弹为主，攻击对象为敌方舰体，以击沉对方为主要目标；而日军舰队所持有的炮弹几乎全为爆裂弹（即开花弹），攻击对象为敌方甲板，以摧毁对方设施、杀伤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

近代美国海军理论家马汉（A. T. Mahan），曾对著名的1805年英法特拉法加海战发表评论，认为此役胜负的关键，在于英国海军以消灭敌方兵士为目标，而法军则以破坏敌舰为目标。因此，英军抱着决一死战的气魄，而法军则处处回避决战。其结果，英国军大获全胜，俘获法军21艘战舰，自己反而无一艘舰船沉没。

将近90年后的黄海海战，相似的一幕重现，不得不令人感叹唏嘘。当然，清军此役并非是输在了士气，而是舰艇与装备与对手的差距实在太大。遭受密集炮火的清军舰队，此时已基本失去使用信号互相联系的能力，从而陷入各自为战的局面。经远号曾一度猛进，试图用冲角战法攻击敌舰，无奈自身舰速太慢，未能奏效。定远、来远号也曾对穿行而过的日舰比叡号使用冲角战法，同样因自身速度太慢而没有成功。

15点10分左右，日本游击舰队左向180度回转，再次从清军舰队前方掠过；而日军本舰队则从清朝舰队右翼向斜后方插入。与游击舰队一前一后完成包抄，以交叉火力攻击清军舰队。清军的各艘舰艇为躲避炮火而晃动船体，阵形大乱。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等舰甲板受到炮击，发生大火。而济远、广甲在失去实际战场指挥的情况下，擅自撤离，广甲在撤离途中触礁搁浅，实同报废。

15点30分，镇远一发30.5厘米巨弹在日军旗舰松岛号上炸裂，并引发堆积弹药爆炸，杀伤28人，松岛失去旗舰作用。几乎同时，致远号遭到重创，开始下沉，管带邓世昌竭最后之力，冲向浪速（国内文献多记载为吉野），中途被击沉。17时左右，受弹多发的经远号也燃起大火，于17点30分沉没。差不多同时，日舰首先向东撤离战场，清军也随即西撤，黄海海战结束。

这一战的惨烈程度超出普通人的想象。日军舰队共受弹134发，伤亡298人；而清军舰队共受弹754发，伤亡855人，分别是日方的近6倍与近3倍。此外，清军共有5艘战舰沉没，其余各舰均受不同程度创伤；而日军尽管多艘战舰受到重创，但并无一艘舰艇沉没，并且经过数天的大修后，绝大部分战舰均恢复使用。由此可见双方战力的悬殊。

经过这一场海战，清朝海军的士气跌落至最低点，返回的战舰已不能再出航。清朝失去了制海权。

大国的失败—— 中日甲午战争(下)        1894年9月21日，设置于广岛的日军大本营，在得到黄海海战的胜报之后，立即着手进行登陆军队的整编，以实现直隶决战的最终战略。

（五）陆战

日军大本营将3个师团和1个混成旅，整编为第二军，由陆军大臣大山严大将统帅。其中，第一师团与第十二旅团合计2万余兵员，作为先遣部队，于10月末11月初，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向清朝的海防重镇旅顺口发动进攻。

面对日本的大军逼近，李鸿章心急如焚，急令已返回威海卫的丁汝昌修理破损战舰，巡防渤海湾，以阻止日军的登陆计划。但经过黄海一战，北洋水师的上下官兵已经彻底丧失斗志。丁汝昌以无法与日军对抗为由，拒不出港。在李鸿章数次督促之下，丁汝昌无奈率领8艘战舰出港，但只在近海草草游弋了事。日军在海路几无防备的情况下，顺利完成登陆作战。

登陆后的日军，在辽东半岛战场上连战连胜。11月6日日军攻占金州城，7日攻占大连湾，22日攻陷旅顺口。

清军为何在甲午战争中屡屡落败？就军事层面而言，清军无论在装备、素养、组织，还是军事决策方面，都与日军存在着巨大差距。清军在一场战役中的伤亡数，常常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日军。例如，在11月21日金州城攻防战中，日军共战死21名，而根据记录，仅战场被发现的清军遗弃尸体，就多达500多具。

首先，在军事装备方面，除过前述的海军舰艇的技术差距之外，在陆军方面，造成清军战场伤亡惨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日本陆军大量使用当时的一种新式武器：榴散弹。这种炮弹于1890年，在法国被发明。与落地爆炸的榴弹不同，榴散弹的内部，装有定时引信以及大量的小型弹丸，在发射后于敌方的上空爆炸，四处飞射的弹丸，可大幅增加杀伤力。在11月21日的旅顺口战役中，日军总共发射1516发榴散弹，而仅发射了195发榴弹，主要用于破坏清军的地面设施。相比之下，清军不仅在此之前从未见过榴散弹这种武器，就连榴弹炮也未能充分配备。根据日军的随军日记所载，在21日的旅顺口战役中，清军所发射的炮弹，大多都没有爆裂，对日军造成的创伤极为有限。

其二，在战斗素养方面，清朝的陆军多为新募的兵士，训练程度非常低下。守卫旅顺口的12000军士中，新兵就占到9000人。根据战场见闻，清军由于缺乏训练，士气低下，军官不得不在作战时，将兵士聚集起来，并派督战队督战，以防止兵士临阵脱逃。这种密集列队的作战方式，恰恰成为日军榴散弹理想的杀伤目标。对比之下，日军训练有素，在野战时能够严格按照战术要求，大范围分散队形之后同步向目标前进，从而大幅度降低了清军炮击的杀伤力。

其三，在军事组织方面，日军已建立起以师团为主要单位的现代陆军编制，包括6个陆军师团，另加戍防东京的近卫师团。师团之下设置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大队或中队，辅以军械辎重，强化独立作战的能力。师团由师团长担任战地指挥，师团长向陆军大臣及参谋总长负责。这样，在作战时军队以师团为基础，可以迅速完成整编，并形成高效的指挥体系。

而在当时，清军仍处于前现代的勇营制。勇营制兴于曾国藩组建湘军，以营为基本单位，每营500人，兵勇多由营官自行招募。营官的上级为统领，统辖数营到数十营不等，统领与营官之间不再设级。勇营制最初为镇压太平军而设，带有明显的地方武装性质。

甲午战争期间，清朝或抽调各地勇营，或临时急募新兵，以拼凑战斗军队，但这种军队在实战中往往难以统一指挥。统领与营官之间，各自为战的倾向也非常严重。早在9月初的朝鲜战场上，要求迎战的奉天军总兵左宝贵，就与主张撤退的提督叶志超意见不合。在光绪帝与李鸿章的数次督促之下，叶志超终于决定下令迎击日军。叶志超辖下的各部清军分别抽调兵力，拼凑了出一支7000余人的军队，向前线进发。但就在计划迎击作战的9月7日，由于各部军队的集合时间地点不一，于黑夜中误认为敌军，而互相炮击，造成20人死亡100多人负伤，导致迎击作战化为泡影。清军的协调作战能力之低下，以致于阵前混乱如此。

其四，在军事的顶层决策方面，日本在甲午战争初期，就在广岛设立了大本营，以作为军事指挥的最高机构，统管陆海军的调遣。在此期间，不但明治天皇亲临广岛参与军事决策，而且日本的国会立法、中央行政等国家核心职能，也随之移至广岛。日本当时几乎所有的重大事务，都在围绕着甲午战争而进行。可以说，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日本动员并汇聚了整个国家的力量，并且在多个方面，表现出高度的战略目标一致性。

然而在清朝方面，李鸿章的身份，虽然只是一个地方官僚，但由于甲午战争的清军主力淮军，以及北洋水师，均为李氏的私人权势所系，亦被李鸿章视为己物。因此，李氏成为实际上的直接军事决策者。另一方面，亲政的光绪皇帝，虽然通过军机处过问战事，但最重要的军机大臣，也就是光绪皇帝的帝师翁同龢，与李鸿章宿怨颇深，翁李之间经常互为掣肘。同时，慈禧太后，仍然是清朝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任何重大决策，必须呈报慈禧并获其同意。光绪与慈禧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统治竞争与冲突。如此，慈禧、光绪、李氏，形成左右军事决策的三头关系，而这也就成为清军指挥系统混乱低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军第一军在朝鲜战场上击溃清军之后，已于10月24日渡过鸭绿江，侵入清朝境内。在司令官山县有朋的执意之下，第一军拒绝了广岛大本营的牵制作战的指令，继续西进，扩大战线。由于山县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元勋级人物，在日本军界享有极高地位，大本营对其也无可奈何，只好伺机以养病为由，假借天皇名义将其召回。山县的这种“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做法，成为后来的日军将领，在战场上屡屡自行其是的危险先例。

日军的第二军在11月22日占领旅顺口之后，着手进行进攻威海卫的准备。威海卫坐落于山东半岛之端，是北洋水师的基地港，与辽东半岛的旅顺口遥遥相望，成为共同扼守渤海湾的要冲。日军的计划，是攻占威海卫，彻底消除清朝海军对渤海的控制，为日军在此登陆创造条件，以实现直隶决战的最终战略目标。

此时，日军第一军已于12月8日更换司令官，但位于渤海北岸的辽河平原的战局已经打开。清廷惊恐于日军从东北方面的长驱直入，急调以善战闻名的毅军统领宋庆，率领60余营约2万清军，与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的12营汇合，共同迎击日军。12月19日，9000余名清军，与大约4000日军在缸瓦寨展开激战。日军在这一战役中，创纪录地战死了94人，但仍然攻克了缸瓦寨。12月30日，日军大本营调令第二军的乃木希典，率领第一混成旅向盖平进发，北上支援第一军。至此，战争的焦点，已经从渤海湾，转移到北方的辽河一带。

尽管由于后来议和进程的开启，日本未能如愿以偿，在直隶一带与清朝展开决战，但辽河平原的系列战役，实际上已成为清日最终决战的序幕。宋庆等部，为抵挡日军向京师方面侵入，于1894年的12月中旬，到次年的2月下旬之间，顽强地发动数次大规模的迎击战，但均未能击退日军。在一系列战役中，清军共战死约330人，而日军共战死118名，比例约为3:1，这其实已经是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最好的阵亡比数字。

1895年1月30日，日军发动对威海卫的总攻。2月2日，日军攻陷威海卫及北岸炮台，丁汝昌领北洋水师携定远、镇远诸舰坚守刘公岛。其后数日，日军利用鱼雷以及外围炮台，炮轰刘公岛。来远、威远被鱼雷击中沉没，定远被鱼雷击中搁浅，后自沉，而靖远被炮弹击中沉没。刘步蟾、丁汝昌相继自杀，2月14日，北洋水师残部投降。

3月初，在辽河平原的战场上，日军第一军及第一混成旅，分别占领牛庄、营口、田台庒，清军宋庆等部败退。3月下旬，日军以国内的近卫师团与第四师团为基础，完成大约6万西征军的整编。这样，加上已抵达清朝境内的5个师团，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动员了全国的陆军兵力，总兵员超过20万。日军大本营计划先在辽东半岛的南端登陆集结，然后渡过渤海，通过山海关，在直隶与预想中的20万清军展开最后的决战。

（六）议和

甲午战争爆发以来，清军在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辽河平原等战场上，全线败退，京师危急，清廷震动。1895年2月10日，在得知威海卫陷落的消息之后，光绪皇帝急令军机大臣觐见，商议战和之事。其间，光绪声泪俱下，而一度坚决主战的军机大臣翁同龢，此时也“茫然不知所措”。由于日本首相伊藤与外相陆奥，已于在1月31日，强硬地拒绝了清朝的议和使节张荫恒与邵友濂的会见请求，清廷此时只好再改派最具外交资历的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

从天津受命赶来觐见的李鸿章，于2月下旬参加关于议和问题的御前会议。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可能的割地条款。此时，清廷上下一致反对割地，但为清廷咨询的德国大使则冷静地指出，如果清廷不将国都迁往内地，以此作为持久战的条件，那么割让土地势不可免。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实力派，坚决拒绝迁都。3月3日，军机处终于同意，万不得已，可将割地作为议和条件。

3月19日，李鸿章一行抵达日本。次日，于山口县赤间关市（1902年改名下关，通称“马关”）的旅馆春帆楼，与日方开始交涉谈判。日方为了加大谈判的筹码，一面与李鸿章周旋，一面加紧对台湾方面的进攻。3月23日，日军在澎湖岛登陆，由此开启了长达7个多月的台湾战争。

3月24日，李鸿章在谈判的归途中，遭到日本狂热分子小山丰太郎的枪击，脸部受伤。因为担心受到列强各国的谴责，日方大为被动，只好同意李鸿章的全面休战要求（台湾除外），但在谈判上，并没有放松对李的紧逼。

此时，清朝在战场上全线失利，京师面临威胁，李鸿章几乎完全丧失谈判的筹码，唯有寄希望于其他列强各国的干涉。而日方也完全清楚李鸿章的意图。陆奥对此的策略是，压迫李鸿章，以最大化日方的获益，同时封锁谈判消息，在条约木已成舟的时候，再通报列强各国，以此隔绝列强的干涉。远有二十万大军逼近北京，近有陆奥与伊藤的强硬通牒，李鸿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4月17日签署《马关条约》。此时条约的条款，还包括割占辽东半岛的苛刻条件。

在得知条约的内容之后，割占辽东半岛一款，引起了俄、德、法三国的强烈反应。列强各国认为，这严重损害了它们的在华利益。4月23日，三国的驻日大使分别就此问题，向日方提出抗议，要求撤回这一条件。德国更是放出风声，将向东洋派出铁甲舰示威。面对这种状况，日本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与会者认为，经历如此大战的日本，已经无力再与任何一强国开战，唯有让步放弃辽东半岛。贯行强硬外交路线的陆奥，此时因病已前往兵库县舞子疗养，在这种局面下，也不得不同意让步。同年11月8日，清日两国签订《辽南条约》，日本同意交还辽东半岛，但作为条件，清朝必须再支付白银3千万两。10天后，日本完成对台湾的占领，甲午战争宣告结束。

（山东威海刘公岛的甲午战争博物馆，CFP供图）

（七）反思

一场甲午战争，“泱泱大国”清朝，何以败于“蕞尔小国”日本？于战争的军事层面，本文已经前述了装备、素养、组织、决策等四个方面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当时日本的情报搜集能力，也远非清朝所能企及。但人们不禁要问，为何清朝不能像日本那样，也在这些方面投入资源，加强发展，以达到与日本抗衡的能力？这就要说到国家模式的问题。

满清作为一个外来民族的政权，在建政初期，通过残酷镇压，以恐怖树立起自身的统治权威。典型史例，如在扬州、嘉定、江阴等地，清军就曾数次屠城，杀害汉人平民计150万。建政之后，清廷开科举，奉孔孟，以温良的儒家文化，包装暴力镇压的统治实质，形成中国两千年来的特有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帝国模式。

而日本作为一个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在主体上并不存在这样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民族矛盾。经过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为新兴的民族国家，国民拥有高度的国家主权认同。近代的清朝与日本，实际形成了传统专制帝国，与新兴民族国家帝国相互竞争的格局。

这两种国家模式，之间的一个巨大差异，在于对国民动员能力的天壤之别。儒家学说，源于孔子对周朝封建贵族政治的阐释，但经过后来的长期发展，儒家政治文化，变成一种遴选精英、压制大众的去动员化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文化也与农耕社会互相适应。对于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来说，统治的支柱，在于暴力镇压；而对社会民众的去动员化，使其更加俯首顺服，则可以大幅降低统治的成本。这一点，对于外来统治者满清，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然而，社会的近代化发展，则意味着国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参与程度的逐步扩大。纵观世界发展史，近代强邦如英、法、德、美、日等国，莫不经过民族国家嬗变的洗礼。民族国家的重要特征，是国土、国民、国家主权的高度三位一体，而这就意味着，国民必须享有充分的政治经济权利。因此，必须首先对传统的政治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才能重塑政权的合法性，转变为近代的民族国家。

近代日本，在民族国家化成功之后，可以充分调动国民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统合一国之力，投入到一场战争中去。而清朝则必须一面与日本作战，一面警惕国内潜在的反抗危机。据记载，甲午战争时期，汉人的抵抗情绪，远低于满人。甚至还有相当多的汉人，存有借战争之机推翻清廷的念头，以至于当时的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布里斯通（Henry Barnes Bristow），一度要求英国增派军舰，以防止汉人暴动而导致不测。由此可见，清朝政权的合法性，在当时何等脆弱。

慈禧太后曾大兴土木，修建颐和园，以至于造成清朝军费拮据，而这也长期为后世所诟病。但若以国家模式分析，慈禧此举，也未尝没有她的理由。太平天国以后，汉人的地方性军事势力逐渐崛起，若将中央财政过多投入于军事用途，反而会增加中央权威被地方势力削弱的风险。而建造颐和园这样的大型“面子工程”，却可以强化清朝的大国符号，提高中央的威势。清朝无法像日本那样，优化国家资源的配置，其根本原因，也正是在于国家模式的不同。

国家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整体力量的残酷博弈。总量并不代表力量，可动员的力量，才是真力量。对于一个实质上依靠暴力镇压维系统治、时刻提防被颠覆的外来政权来说，除非它同时配套一种具有极强动员能力的意识形态，否则，在类似大规模战争这种激烈的国家对抗中，原有的社会矛盾，将会迅速激化升级，而它被推翻的风险，也将会成倍增加。甲午战争结束5年之后，在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保守派的支持下，北京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的具有强烈排外色彩的义和团运动，但其结果，却是被八国联军轻易击败，导致清廷在次年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条约签订10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

历史不可重来，但常有惊人相似。在国家之间的竞争过程中，国家模式的差异，往往对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恐怕也是甲午战争最深刻的教训之一。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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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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檜山幸夫，《日清戦争―秘蔵写真が明かす真実》，講談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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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纲，《晚清兵志》，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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