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房宫的历史 关于阿房宫历史真相的研究


 

阿房宫历史真相--历史爱好者不可不看 

阿房宫

一,阿房宫“三百里”让人惊讶
  
   如果翻开中国大部头的经典史料,人们随时都可以看到,阿房宫这三个字,总是和秦始皇本人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秦皇为无道,作阿房之宫”;“秦筑阿房,赢姓以颠”;“阿房、阿房,亡始皇”;“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章华成而楚众叛,阿房出而秦人离”;“窈窕阿房宫,万态横青云,熒煌甲乙帐,一朝那肯焚”;“楚王章华一身何寄,秦皇阿房二世而弃”;“秦始皇不筑道德之基,而筑阿房之宫”;“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灭”;“秦始皇作阿房宫,役徒七十万人”;“秦作阿房而穷侈靡,汉宫未央以自尊荣”。类似这样的诗词、文章和其它文字,何止有千千万、或者万万千,用一句话说,“由秦始皇建造起来的阿房宫”,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早已经成为一个历史铁案。
  
   要问中国的宫殿建筑中,谁最著名、谁最难忘,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非阿房宫莫属。要问中国谁的作品,最受欢迎、最让人最感动,答案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唐代杜牧撰写的《阿房宫赋》。不管什么人,凡是读过《阿房宫赋》的,都被杜牧那种深邃的意境所陶醉和感染。人们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写《阿房宫赋》吗?杜牧,是唐朝的殿中侍御史,为人“刚直有奇节,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他比任何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诗词文人都看得更清楚:历朝的历代君王,凡是穷奢极欲,大兴土木,超出民力的,都在走一条危险的道路。他写《阿房宫赋》的初衷,不是调侃历史上的阿房宫,而是在劝谏唐敬宗,要“哀而鉴之”,接受秦朝殚耗民力,导致亡国的惨痛教训。这是文人忧国、忧民,进行苦谏的一种手段。
  
   《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阿房宫的占地到底有多大呢?由于在汉代人撰写的《三辅黄图》这本书中,说过阿房宫是“ 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丽山八十余里”的话,所以,杜牧就依此为据说了:阿房宫“覆压三百里”的话;毛泽东也以此为凭,说过“阿房宫三百里”的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李毓芳先生,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结果在阿房宫前殿遗址的西侧,发现一处大型的、精致的“秦上林苑”的景观园林建筑遗址,认定那就是当年阿房宫里的“后花园”。她明确地告诉世人:“这个秦阿房宫后花园的占地面积,比现在整个上海市区面积还要大得多”。2004年上海市建成区占地,达到了780平方公里,阿房宫的后花园都大到这个程度,想必阿房宫主体宫殿占地,也一定是很大的。
  
   阿房宫比较准确位置,到底应该坐落在哪一个具体的界线之内呢?后来有一些人坚定地认为,阿房宫“三百里”之说,完全是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出于一种夸张想象而杜撰出来的。其实不然,因为在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有“前殿阿房,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至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的记载,意思是在渭水以南,直达南山之颠,均属于阿房宫的占地范围。南北方向的位置确定了,那么东西方向的界址在哪儿呢?东汉末年就已经问世的秦汉时期地理专著《三辅黄图》一书之上,也明确地记载着:“上林苑,秦之旧苑也,东南至兰田,傍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历渭水而东,周袤三百里”。看来,杜牧《阿房宫赋》的说法,是有可靠来源的。
  
  二,阿房宫研究不靠“本本主义”
  
   阿房宫的施工规模到底有多大?《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明确的记载:“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写蜀荆地材皆至”。意思是,参加修建阿房宫的人员达到了要七十多万人,它所需的数量巨大的特等木材,都采伐于川蜀之地的深山密林之处在,这与杜牧《阿房宫赋》中所描写的“蜀山兀、阿房出”的情景,大体上也在“是非常吻合的。根据众多文字资料的描写,在“三百里”的范围之内,不仅有功能不同的宫殿建筑群,有环境绝佳的帝王后花园,尤其在阿房前殿的北部的正门之外,还整齐地竖立着十二个巨大的铜人作为配衬,有一些宫殿中的高大柱子,居然是由青铜浇铸而成。所有这一切,已使皇权制度与建筑环境融成一体,都显示出秦帝国的凌驾群雄、不可一世的憾人气魄。
  
   应该说,秦阿房宫和历代帝王的宫殿建筑相比,显然是高出好几个挡次的,它应该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建筑最高技术水平的集中体现,是古代聪明智慧的建筑工匠们,用自己的血泪、才华和奉献精神,最后凝结而成的劳动结晶。阿房宫的建造,与中国乃至世界上任何一座古代帝王宫殿相比,它留给后人的史料是最多的、最全的,与阿房宫有关的文字资科、各类作品、研究成果,也是最为丰富的。可以说,“阿房宫”三个字,出现在人们视线中的频率,历来也都是最高的。有关阿房宫材料传播的面是如此之广,阿房宫具有的知名度是如此之高,所以阿房宫的存在本身,有着坚实、可靠的社会人文基础,不论何人何时,如果想要否定它、推翻它,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阿房宫和中国的历史,已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己经势充分地融合在一起,这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关阿房宫的历史真相,已经完全,彻底、全部都被人们弄得清清楚楚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实际情况是,通过各种途径找到的、涉及阿房宫的资料实在太多,多得己经让人真假难辨了。由于存在着各种不相同的说法,有的人就就弄不清楚,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弄不清哪些是对中有错、哪些是错中有对,而如果不彻底弄清这些对和错,就会使阿房宫的历史面目,蒙上一层浓厚的阴影。对一般人而言,掌握的材料不是很多,阿房宫中的许多对立的观点和矛盾现象,也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但对一些专业人士而言,不解决许多疑难问题,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阿房宫的史料,会出现一些复杂的疑难问题吗?世间的事物总是无奇不有的,人们的思维当然也要复杂一点才好。事实说明,如果人们能够认真地、客观地审视有关阿房宫的各种文字记载,立即就能发现许多不可思议的奇特现象。比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着,开始兴建阿房宫的时间,只是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而两年后秦始皇就在东巡途中,死于河北的邢台地区了。在《史记•六国年表》中却记载着,秦始皇是“二十七年(公元前219年)建造了阿房宫。可见,对建造阿房宫的时间,就出现了矛盾:前者只有两年时间,后者只有10年时间,问题恰恰就在这里。难道秦始皇能在这么短的一点时间内,建起一座规模宏大的“周袤三百里”的阿房宫来吗?两年建成阿房宫,岂不就变成神话了?
  
   遗憾的是,2000多年以来却很少有人,从建筑学和工程技术这个角度,对阿房宫建设的完整历史,进行过合乎逻辑的研究和思考。使秦始皇两年、或者十年建成阿房宫的这种说法,没有受到太大的质疑和触动。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学者们过于迷信、臣服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皇权震慑力,以为只要皇帝开金口,世上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二是过于推崇古代文字记载的史学功能,以为凡是古书上写着的文字,统统都是有用的、正确的,都有不可估量史学的价值。在这一种思想和理念的强力支配之下,于是就有一大批的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将他们能找到的各种古书资料,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堆砌,再按自己各种巧妙梳理、解读、串联和发挥,就能编成无数大部头的文学作品、历史宏论和考古学巨著。
  
  三,阿房宫史料记载的“破和立”
  
   以为书上写的都对,都能百分之百地相信,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历史。当年的毛泽东,对此是给予严厉批评的,他说:“用这种态度读书,还不如不读。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要提出反对意见。但光读不行,读了书而不敢怀疑,不敢提出不同看法,这就算是白读了。”他还说过:“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老资格的革命家陈云同志,也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工作方法,是值得人们赞赏的,因为只有“唯实”,只有从实际出发,去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处理问题,才是最靠得住的。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也曾经说过:“学者所以能够成为学者,就是咬文嚼字。我不使用自己没有批判过的语言”。
  
   那么,对于阿房宫的建设工程,如何去判别它的虚实真伪呢?如何对以往众多的阿房宫“史料”,去认真、科学地咬文嚼字呢?又如何以一种“唯实、求实”的精神,去审视和考察阿房宫建设的是是非非呢?如何使用经过自己批判的语言,去怀疑、提出、並纠正与以往研究並不相同的阿房宫新观点、新看法呢?这一些问题过去是没有人敢去涉足的,谁要是对它说三道四,提出一种质疑性意见,立即就会视为笑谈、被斥之为疯人,掌控着学坛的霸主们会一声大吼:拿本本来,否则免谈!一位年轻人40多年来,向多少权威请教过有关阿房宫问题,向多少刊物投寄过有关阿房宫的质疑文章,但北京、上海、西安的有关部门,一见到这一类文章,总是如临大敌而将他拒之门外。新人要提出一种新论,竟然是比登天还难的。
  
   一提起阿房宫,人们都以为那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研究的领域。有的学术权威干脆说:有关阿房宫的研究,纯粹是历史学、考古学上的问题,其他外行的人,尤其是不懂历史学、不懂考古学的人,最好不要前来无理取闹、自讨没趣。这种说法是极端不负责任的,阿房宫就其整体而言,是建筑学、建筑史上的问题,是工程技术研究的问题,一些不懂建筑学、不懂建筑史、不懂工程技术的先生,最好不要前来指手划脚、杜撰各种奇谈怪论。应该说,历史上所有的宫殿建筑,无一不是出自于建筑学家之手,出自于建筑工匠之手,他们才是古代建筑精华的创造者、见证者,他们对于古代建筑拥有最大的发言权。一旦古代建筑文字记载与工程技术界限,互相发生矛盾、对峙之时,显然建筑学家的意见是要占据上风的。
  
   阿房宫的史料和建筑技术实践,究竟在什么重大问题上,相互发生碰撞了呢?首先,《史记》等史料记载的以“两年、或者10年时间”,要去建造方圆“三百里”的阿房宫,使之成为一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帝王宫殿,只要稍有一点理性、或者有一点建筑常识的人,就一定会感觉到这是一件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人们如果坚信《史记》记载的可靠性和权威性,那么首先就要去彻底否定“三百里”记载的虚伪性和武断性;相反,现在经过了考古部门的实地调查,证实了阿房宫的后花园,要比整个上海市区的面积还要大,就足以说明“两年、或者10年时间”建成阿房宫的史料,才有必要进行彻底地否定。看来,“两年、或者10年时间”和“三百里”阿房宫建设规模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是没有任何调和余地的。
  
   一般情况下,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或者同一处建筑遗址,如果存在着两几种绝然不同的文字记载,那么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正确的只能有一个版本,其它的肯定是有错误,因而是必须予以放弃、或者进行纠正的。人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对待历史、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一切都要以事实说话,一切都要以证据说话。当然,有很多时候,发现问题往往是比较容易的,比如“两年时间建造阿房宫”的说法,一看就知道其中一定存在某些方面的不实和错误,然而谁要将阿房宫建设的真实历史,重新地加以研究、整理和编写,并且期待得到人们广泛认可的话,那就是一件很困难、很复杂的事情了。有很多史学上的疑难问题,在“破”与“立”两个方面,会有一个认识和转变的过程,这里需要时间、耐心和等待。
  
  四,两年时间不可能建成阿房宫
  
   在阿房宫的问题上,无论是“破”与“立”,都是一个很慎重的问题,都要做好各种的论证工作,在论证中还必须以事实说话,以证据说话。过去,毛泽东曾经说过“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话。应该说,要使“三百里阿房宫”的说法能够真正成立,就要用各种确凿的材料,去“破”那种“两年、或者10年建成阿房宫”的这种观点;相反,要使“两年、或者10年建成阿房宫”的说法成立,就要破除那种“三百里阿房宫”的种种。应该说,在整个的研究过程中,虽然要“破”字当头,但“破”不是唯一的,“立”才是最重要的。人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砸烂一个“旧世界”,不等于就能建起一个“新世界”。这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在阿房宫的考古论证工作中,是绝对不能缺少的。
  
   历史上的阿房宫,早就已经被时间吞没了。当时的建筑工匠们,虽然都是聪明绝顶、技艺精巧、才思过人,但在当时他们大部分都是刑余之人,社会地位非常卑下,文化低、识字少,又不谙传言,所以对于阿房宫建筑本身,并没有为后人留下可供追思的片言只字,几千年来也没有一位真正的建筑学家、能够从工程技术的角度,去认真、系统地研究各种与阿房宫建设相关的技术性问题。就这样,作为中国古代“标志性”建筑的阿房宫,人们一直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直成为建筑史上的不解之谜。由于比黄金还贵的建筑师们,都去干大事去了,有关阿房宫的话语权,自然就被有深厚语言根底的文人学士取而代之了。面对《史记》中“两年、或者10年”建造阿房宫的记载,要想“破”它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然而,有关“三百里阿房宫”的说法,本来是有《三辅黄图》等可靠史料记载为依据的,加上杜牧《阿房宫赋》及有关阿房宫众多文学、戏剧、绘画等经典作品的广泛支持和认可。但是,出于一种对秦始皇高大政治形象的无限畏惧和推崇,加上封建帝王权力,一直被神秘化、绝对化,其结果便是,一切工程技术上不可行的事情,都被一种超自然的意念力量所替代了。也就是说,要改变人们早就已经习惯的阿房宫传统的形象,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不管“三百里阿房宫”也好,秦始皇“两年、或者10年建造阿房宫”也好,只要有一些经典巨著作为依据,不论后人对史料有什么是非之争,不去理会它们之间会存在多大的矛盾现象,一律都要装进一个阿房宫的故事大箩筐。无论是“破”与“立”,他们根本就没有兴趣。
  
   有关两年、10年建设阿房宫的文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一书之中。由于司马迁的书名上,挂上了一个“史”字,人们就信以为真了。后人就把阿房宫的建设,都归咎于秦始皇一人所为了。实际上,“三百里阿房宫”的建设规模,单从字面上去看,确实是要让全世界的人惊讶的。它比人们所知古今中外的任何一处宫殿、任何一座城市的占地面积都要大得很多。既然如此,可以回过头去全面地考察一下,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历朝历代哪一个特大的城市,哪一座特大的帝王宫殿,只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能够全部建成、并且能够投入使用的?要知道,有的考古学家认为,东西、南北各15里,周长60里的秦陵建设工程,搞了37年都没有完成,难道“三百里阿房宫”,一眨眼就全部建成了?
  
   自古以来,宫殿建设从来没有停止过,形成的对比材料是很多的。据《新序》记载,我国殷商时期“纣为鹿台,十年乃成,大三里”;《帝王世纪》记载“纣作倾宫,七年乃成,大十里”。据《述异记》、《越绝串》记载,我国的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筑姑苏台,……横亘五里”,“三年聚材,五年乃成。据《吴越春秋》记载,吴国战胜越国之后,用越王勾践进贡的“木料”建造姑苏宫,“越得神木一双,大二十围,长五十寻,阳文梓,阴为楩,巧工施校,制以规绳,雕制圆转,刻削磨砻。……献之吴王,而起姑胥之台”。从傅振伦先生发表在1955年第4期《考古通迅》上的《燕下都发掘品的初步整理与研究》一文可知:战国时期燕下都庞大的宫殿建筑,自燕昭王开始,前后用了80多年的时间,仍然未能全部建成。
  
  五,古今中外宫殿建设工期对比
  
   西汉茂陵邑,东西1500米、南北700米,从公元前139年开始,用了52年的时间。山西五台山上360多处精美寺庙,从东汉明帝开始,历经数百年时间建成。那座驰名中外的“万园之园”,即清代的圆明五园,周长三十多里,有如“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的建筑总体布局,可谓是“三百里阿房宫”的真实缩影,它从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开始,直到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前后用了150多年的时间,历经了五代帝王才得以完工。又如清代的承德行宫,亦即避暑山庄的建设工程,周围四十多里,它从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开始,一直到清代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前后用了87年时间才竣工落成。连拉萨红山上的布达拉宫,从公元1645年开始,由五世达赖喇嘛开始修建,前后用了48年的时间。
  
   国外宫殿建筑的工期又是怎样的?比如:法国的凡尔赛宫,面积只有1.11平方公里,它始建于1204年,到1689年才正式竣工,经历了400多年时间。巴黎的卢浮宫,是文艺复兴式的宫殿建筑,占地面积只有15万平方米,它从1546年开始动工,到1857年才全部完工,前后耗时300多年。英国的白金汉宫,始建于1703年,竣工于1837年,用了134年时间。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周长2.2公里,建于1547~1849年,总共耗时302年。其它的世界著名的建筑还有:如英国伦敦的圣保罗教堂,建于1675~1710年,耗时35年;法国巴黎的圣母院,建于1163~1345年,历时182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教堂,建于1296~1436年,耗用140年;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的代表,建于1506~1626年,耗时120年。
  
   建筑的本身,不是一种虚幻之物,更不是文人学士们奇思妙想之物,它是人类在漫长的生存道路上,不断形成的一种既看得见、又摸得着的工程实体。原始社会的先人,开始栖居于天然岩洞、或在树上人工筑巢,后来又有地下、半地下的土坑穴居。在江苏的邳县、陕西的武功县,都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的陶屋小模型。从模型上看到,房子已经建在地面上,有墙、有门、有窗、有顶,具备了建筑构成的基本要素。进入奴隶社会后,出现了殷商时期简易的宫殿建筑,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以木结构为主的中国宫殿建筑体系,已经完全成熟了,斗拱、彩画,都正式出现在宫筑建筑中。到了秦汉时期,宫殿建筑的体型,确实非常庞大,非常奢华,只要有足够人力、时间和材料,完全可以建成工程结构技术许可的各种建筑。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从原始社会直到当代,建筑技术的进步和发展,都是缓慢的、渐进式的,都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建筑技术,后代建筑能超越前代,前代建筑不能超越后代,这种建筑法则,任何人都是无法违背和抗拒的。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对各种宫殿建筑工期的对比研究,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仅用“两年、乃至10年时间”,要完成“三百里阿房宫”工程的建设,那是一点可能性都没有的。秦始皇尽管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享有帝王绝对的威严,可以征集到所需的人力,能够取得各种建筑材料,但如果无法掌握时间和技术上的主导权,那么不管他有多么正确的国家发展计划,不管他有多么雄厚的经济实力,最后都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为什么历代帝王建造宫殿,往往要耗用几十年、上百年、乃至几年百年的时间呢?这是因为:帝王下令建造的宫殿,无一不是最高等级的建筑,它体量宏大、奢侈豪华,目的在于彰显封建帝王的威严。秦二世扬言“凡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汉代宰相萧何纵容汉高祖刘邦说,建造帝王宫殿“非壮丽无以重威”,意思是帝王享用的宫殿,都必须是最好、最宏伟的建筑。为此,在它的建设过程中,必须选择最好的风水宝地,必须进行最严整的规划布局,必须砍伐最大的梁柱木料,必须采用最先进的施工技术,调集最优秀的建筑工匠。总之,一切都必须是最好的。然而,选址问题、规划问题、设计问题、施工问题,只要下一道圣旨都是可以办到的,唯独砍伐工程所需巨木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顺利解决的。
  
  六,伐木是宫殿建设的最大难题
  
   建造阿房宫需要什么样的木料呢?《汉书•贾山传》里说得很清楚:“阿房宫之殿,高数十仞”,秦汉时期,五尺六寸为仞,一尺为0.23米,可见阿房宫主殿的木柱,既粗又高。正如王仲言《慈宁殿赋》中所说的那样,帝王宫殿所用的,都是“千年之产、万年之材”。根据“蜀山兀,阿房出”和《史记•秦始皇本纪》“作阿房,写蜀荆地材”的记载,可知这些巨木,並不是什么地方都有的,阿房宫的木料,是从四川的深山老林之中砍伐而来的。在四川哪一些地方,有巨大的“千年之产、而万年之材”呢?四川历史上著名的伐木地区,一是康定打箭炉,一是剑阁翠云山,这里树径2米以上的古柏,树径1~2米的大树是随处可见的。根据当地史书的记载,秦阿房宫砍伐大量巨木之后,山上又补种了大量的“皇柏”。
  
   伐木的地方找准了,伐木的情况又如何?这些地方,可不是交通方便的一马平川,走车、走马、走人,都无多大障碍。千年巨木都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群山峻岭,其险无比,虎豹巨蟒,出没其间,督办官员和伐木工人,冒险进山,大多都要丢掉性命,后世有传言说“进山一千、出山五百、到达京都、还有一百”,这是伐木者的血泪控诉。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在《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一书中,曾经说过:“历来营建大役,首重采料。大木所需梁柱斗拱,数量最众,采集不易,为自来大工最困难之事,入山伐木,非数载不能出山”。《两宫鼎建记•大木附录》也明确地记载着:“楠杉大木,产在川、贵,差官采办,非四、五年不得到京”。这是后世明清两代,进山伐木的艰难情景,秦时的伐木就更奇险了。
  
   要将采伐下来的巨材,从川西运往秦都咸阳,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世人都知道,川蜀之地,跬地皆山,素称崎岖;川陕之间,秦岭横断,悬崖深涧,人力难施。如果要从蜀道入陕,那就要完全陷入绝境了:因为这里只是山间小道,而且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根本不容许万斤重的巨木,从此通过。《赣州府志》有这么一段记载:“上洛山有木客,自云秦时造阿房宫,避隐于此。”这是说秦时四川伐木之后,在结排运送过程之中,木排被水冲散至长江中下游,一部分“木客”(即伐木、运木人),因为丢失大木,自感难有生还机会,而畏罪潜逃至江西赣州上洛山。由此可见,四川木料是先经大小河川,流入长江到达湖北平坦地带,上岸后往北穿过河南,经洛阳向西过崤山、函谷、潼关,最后运到咸阳工地。
  
   水路靠河水不断漂放,陆路则凭借大量的人力缓慢向前推行。这在《容斋随笔》中是说得很清楚的:“作阿房宫,……近山无大木,皆致之远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为轮,随而易之,计一柱之费,已用数十万功”。由此可见,即使是在极其平坦的的地区,都要两千人运送一根大木,碰到丘陵地带,要一直铺垫、整平道路,这也是很耗工、耗时的。据称,隋朝营建洛阳宫殿,从豫章(今江西境内)运来大木,3000人运一根柱子,一天仅走二三十里。《芝田录》记载,“开成会昌中,含元殿换一柱,敕右军采造,下盩厔山场,弥年未成”,说的是唐代含元殿,需要替换一根大柱子,到邻近的盩厔林场伐木,搞了很多年都未能完成。活生生的材料,都摆在人们的面前,谁还敢再坚持司马迁《史记》的说法是没问题的?
  
   聪明的人一定会发现一个新的问题:众多确切的史料,记载着建造阿房宫所需木料,来自四川的原始森林,接下来的问题便出来了:一是,如果在秦王朝存续的十多年时间内,连木材都采伐不下来,都不可能从四川送到秦都咸阳,那么所有这一切,肯定都要发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岁月中,难道在他统一六国之前,四川早就已经纳入秦国的版图了?二是,既然四川的木料,不可能横向翻越过秦岭天险,而必须要让所有木料,顺江而下,进入湖北的地界上岸,那可是与秦国为敌的楚国统治的天下啊,楚人能够让这么巨大的木料,顺利地通过自己的疆界吗?这些问题,看起来是非常辣手的,一般情况下也确实是没有办法解决。而要切实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具备两个先条件:川蜀归属于秦国、以及秦楚友好结盟。
  
  七,生木建造宫殿后果不堪设想
  
   首先要强调的是,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川蜀早就已经成为归属于秦了。《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显王时,楚国衰弱,秦惠文王与巴蜀好。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巴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由此可见,川蜀之地,早就划入秦惠文王的势力范围,到了秦昭王二十三年,又正式设置了蜀郡,任李冰为蜀郡太守,治理江河、发展经济,说明秦国早就占有巴蜀之地的森林资源,为入川采伐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秦惠文王、秦昭王时期,秦楚两国的关系也是历史上最好的,楚王屡次前来迎娶秦女,楚女也入嫁三代秦国国君,在秦宣太后执掌秦国朝政时,因为进行宫殿的建设,要借用自己故国的道路,使顺江而下的木材,提供必要的方便,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人们不要以为,巨木运到了咸阳之后,就能够立即派上用场的。因为,从密林深处砍伐下来的木料,经过大江大河不断地漂流,沿途又遭受风雨冰霜的无情侵袭。总而言之:它们还是一种名符其实的“原木、生木”。在《墨子•耕柱》中,就有“匠人知槁木,而不知生木”的记载。所谓的槁木,指的是枯木,无水之木,一种难以为成材之木;所谓的生木,指的是仍然含有大量木质生命成分的、含水量超标而不能正常使用的活性木材。木材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质,是各种菌类繁殖、生长必需的营养品,如果生木不事先采取有效的排菌、除菌措施,不进行进行干燥处理,使木材的含水率,降低到18%以下的标准,那么菌类还能够继续生存,还能使木质逐渐腐朽。对于建筑工程以及日常用品来说,生木是不能使用的。
  
   另外,木材又是一种各向异性的材料,它在各个方向上的膨胀率和收缩率,都是极不相同的。尤其是那一些容重越大的木材,干燥前后的收缩和变形程度,也会变得十分严重。所以,在任何建筑工程施工中,尤其在木结构建筑施工中,就不应该使用那些含水率极高的木材。建筑木料具有很高的含水率,不仅会降低木材本身的强度,而且在日后使用的过程中,随着木材水分的逐渐地溢出、蒸发,它还会在顺纹的方向上,产生各种劈裂、或者使木材发生过度的翘曲、扭转,造成木结构建筑的全面损毁。木材的这种使用特性及其变化的趋向,人们只有承认它、适应它,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采取措施克服它,否则是要受到自然规律惩罚的。无论是谁,如果用生木,制作家具、做成门窗、建造宫殿,是非出问题不可的。
  
   北京的天安门城楼,是广场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也是当前国家各项庆典活动的中心。这一座始建于公元1651年的宏伟建筑,原来高度33.7米,它在1970年进行重修时,被加高到34.7米,那时什么工作都要表决心、搞献礼,为了赶进度,就匆忙地使用了一部分尚未达到干燥标准的木料,结果是工程完工了,油漆做好了,彩画上去了,可是过不了多长时间,便产生了严重扭曲和变形的现象。这下子怎么办?1984年只好将城楼围起,以秘密作业的方式,全部拆掉重建。这次城楼上所用的柱子,直径1.2米,每根12米长,重7吨,本来在海南岛和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能找到质地更好的原木。但是考虑到这都是未经处理的生木,一时还难以解决木材的干燥问题,于是决定从加蓬和北婆罗洲进口木料,以解燃眉之急。
  
   其实,“生木”的这种特殊性能,以及它在建筑上所具有的各种各样的破坏性作用,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已经被世人认识和掌握了。《韩非子•外储说》中就明确地记载着:“虞庆将为屋,匠人曰,材生而涂濡,夫材生则挠,涂濡则重,以挠任重,今虽成,后必坏。……成有间,屋果坏”。这里说古代有一位叫虞庆的人,坚持要用生材去盖屋,工匠告诉他,用易挠的生材去盖屋,日后必定是要被严重毁坏的,虞庆不听,最后房屋倒塌了。《淮南子•人间训》里,也有类似的记载。在《吕氏春秋•别类》里,则有“高阳应将为室,家匠对曰,未可也,木尚生,加涂其上,必将挠,以生木为室,今虽善,后将必败”的记载。吕不韦是秦始皇的宰相,让他用两年左右时间伐木、用生木去建造秦宫,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八,宫殿建筑为何也要改朝换代
  
   那么,经过千辛万苦运到京城来的木料,应该怎么去进行处理,使木材中的菌类完全排出,并使木材含水量降至容许的指标之内呢?一是,水浸风干法:首先将原木剥去树皮,浸入到水质清澈的河里或清水引入的水池中,使得树木中所含的可溶物质、以及一部分树脂、油质都能渗出、溶解,与此同时也将树木中的各种菌类全部浸出。然后,再按照树径的大小分类堆放,经过数年的风干作业,让木材达到使用的要求。二是,自然干燥法:首先清除木材表面的木屑和污物,按照材种、规格、干湿程度,分别搬运到空旷的干燥场地,进行“堆码”,木材经过3年、甚至5年以上的日晒、风吹,使其慢慢地自然干燥。明代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通惠河工部郎陆澹园在天津苇地,找到遗弃在该地进行处理的楠木1000余根。
  
   历史上,由于木料的严重匮乏,而影响宫殿建设工程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比如,在明代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被焚毁的北京故宫的三大殿,就因为木材的缺乏,而迟迟不能进行恢复重建,直到陆澹在天津找到1000根楠木,三大殿才有条件动工建设。另外,清代遗留至今的故宫英武殿,直到近年进行检修时才发现,屋脊上的大梁木材,早就已经腐朽不堪,甚至空手就能够掏下整块的朽木渣子,这反映出同治年间建造此殿时,工程主管是违规使用没有完全达到晾干标准木材所造成的。有时候,实在找不到干燥好的大木料,只好用较小的木料进行拼接,再经过外部的包装、粉饰,看上去像一根大柱子,其实这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替代品。要是这种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的勾当被皇上知道,那是免不了要治罪的。
  
   时代不断在变,王朝不断在变,宫殿建筑也不断在变。殷商时期的国都,一开始设在河南商丘,后期迁到河南安阳。周文王即位后,在沣河西岸,建造丰都;周武王继位后,在沣河东岸,建造镐都。历经300年之后,周平王东迁到洛阳,京城的宫殿建筑,又得重新建造。秦襄公被封诸侯,正式立国为秦,他在在霸河附近,建造了霸城宫,而秦孝公定都咸阳,一切又得重新开始。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不热衷于大规模地修建宫殿的,也没有哪一位国君帝王,不倾心于大兴土木工程的。可以说,几乎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总是伴随着新的宫殿取代旧的宫殿而发生的。从这一个角度去看:古代许多重大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过程,都和宫殿建设密切相关,这里也包括一部真正的建筑和建筑技术的发展史。
  
   在历史上,出于中国传统君权思想的一种极端的、负面的正宗观念,每当碰到改朝换代的时刻,凡是前朝所建的宫殿,不是将它付之一炬,就是不论其是否完好,亦不论后朝是否仍要建都于此,一般都要将其拆除,目的都是以此去镇压、割断前朝的“王气”。秦王朝灭亡之后,项羽点起一把火,烧掉了咸阳渭河以北的宫殿建筑群;西汉末年的王莽篡权之后,也下令拆除汉朝的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之宫;武则天在洛阳即大周皇帝位,立即拆除了隋代的乾阳殿;唐朝的末年,金碧辉煌大明宫,也被大火焚毁;北宋灭亡后,汴京的宫殿被金人拆除;蒙古军队攻入金都,金都被元人烧掉;元朝灭亡后的北京宫殿,又被明成祖朱棣全部拆除。清人入关,占领了北京,就在被烧毁的宫殿基址之上,重建北京故宫。
  
   我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的时刻,大多数的得胜者,为什么非要烧掉、要掉拆前朝宫殿不可呢?这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其一,多数统治者在掌权初期,都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都要不遗余力地殚耗全国民力,去兴建金碧辉煌的宫殿,以便日后史书中有其光辉的一页,让自己也能流芳百世。其二,宫殿建筑本身,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王气的象征,具有一种强烈的政治性和时代性,有深重的阶级烙印;新王朝的诞生,也必须“新桃换旧符”,建造新宫这是新君即位的头等大事。其三,由于前后两朝的君王,经常属于不同的民族,由于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礼仪习俗,就需要有不同功能的各类宫廷建筑,所以按照新朝的治国理念、建筑制度,再去重新建造自己的新都和新宫,具有一种历史的普遍性和必然性。
  
  九,宫殿更迭过程中要有过渡期
  
   但是,紧接着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立即就摆在新君的面前了:要烧掉前朝的宫殿、拆掉前朝的宫殿,那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然而再要去建造本朝的宫殿,可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了,尤其是将前朝的宫殿全部焚毁、拆除之后,那么新建王朝的主政者们,自己又该到哪里去安身呢?因为新的宫殿,不可能在很短时间之内建成。更重要的是:新君即位总要有一个比较宏伟、庄严的场所,去接受朝贺,进行听政,发布诏令吧!大批后宫嫔妃,总要有一处歇息之地吧!所以还必须留下一部分前朝宫殿,作为新朝宫殿建成之前的过渡之用。清朝在北京建都之后,明代故宫被焚毁了,皇帝只得在太和门里听政、赐宴、颁布大赦令。据说,康熙以前的清朝皇帝都是在此处理朝政的,太和殿竣工后,它就成为一座正门了。
  
   清代的乾隆皇帝,享年89岁,在位时间长达六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最久、最长寿的一位君主,自号为“十全老人”。他享有最高的帝王尊严,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要最好的、最大的,但是只有一样东西,始终都未能如愿以偿:这就是前朝明成祖朱棣的长陵裬恩殿,都是用特等的金丝楠木建造起来的,而自己却不能照此办理,心中留下一个阴影。经过一番谋划,决定以修葺明十三陵的名义,拆除长陵等旧有的大殿,以拆大改小、偷粱换柱的手段,得到这批金丝楠木。由于受到大臣们的劝谏和反对。乾隆放弃拆毁长陵的念头之后,仍然下令拆掉明世宗的永陵大殿,用换下的楠木,再去建造自己的裕陵。清朝自顺治开始,康熙、雍正、乾隆等人,都有拆毁明代建筑,取其上等木料为自己修建宫殿、陵墓的现象。
  
   如果历朝历代的帝王,有充足的木料储备,那么新的宫殿(包括陵墓上的宫殿),随时可以开工建设。如果自己没有可靠的木料储备,那么拆除前朝宫殿,选择可以利用的梁柱木料,就成为新朝宫殿的木料来源。另一方面,秦国早年的都城,也经常变化迁徙,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旧式秦宫,逐渐被淘汰、被拆除,大量木料可以重复利用。其实,秦国早从秦惠文王开始,就在川蜀之地进行采伐,因此聚积起来的木料就越来越多,为日后建造众多秦代宫殿,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秦朝灭亡后,大量剩余木料留绐汉代,这就是汉朝的丞相萧何,能在很短时间内,建起一批汉代宫殿的天大秘密。历史上所有的宫殿建筑,凡是史料记载中说它,只用短短几年时间建成的,实际上都有着这样一个坚实的、可靠的工程技术背景。
  
   这里首先要澄清一件事情,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的记载,都以为这是秦始皇派人绘制六国宫殿图纸,然后在咸阳仿造的意思。这是后人的一种误解,秦朝的时候,还没有发明纸,秦始皇看的奏折,都是竹简、木简,当时的地图,只能刻在木头上、石头上。要在竹简、木简上,或者在木头上、石头上,绘制出能够用于宫殿建筑施工用的图纸,这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看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写蜀荆地材皆至”的记载,人们就可以知道“写”字的真正含义了。《广雅?释诂》上说“写、除也”,就是拆除的意思。司马迁撰《史记》,正值汉武帝刘彻当政,为了避讳,只能以“写”字去替代“拆”字,这就说明了,秦代也有拆旧宫、建新宫的现象。
  
   由此可知,秦始皇确实用拆除六国宫殿的材料,在咸阳北阪地区建造了秦朝的宫殿;王莽篡权后,用拆除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的木材,建了他的新朝九庙;武则天称帝后,用拆除隋代乾阳殿的巨木,修建了大规模的明堂;北宋灭亡之后,徽钦两帝被金人生俘,汴京宫殿的梁架大木、精美的门窗装修、御苑艮岳的太湖石等建筑材料,悉数运往金中都重新利用;元朝灭亡之后,北京元大都的宫殿,统统被明成祖朱棣拆除,所有的木料,都被用来修建明代的北京故宫;太平天国攻入了南京之后,利用拆掉明代南京故宫的建筑材料,建造自己宏伟的宫殿。为什么很多的封建帝王,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建造起一座座巨大的宫殿,就在于他们用这种办法事先解决了木材问题,从而大大缩短了施工周期。

 阿房宫地砖

一,为什么要去拆旧殿、建新宫?

木结构的宫殿建筑,能拆、能烧、能建,改造更新的速度很快,新的建筑布局、新的建筑结构、新的建筑形式,也就不断地涌现出来,新的建筑材料、建筑技术也能在新的建筑中得到推广和应用。《史记•刺客列传》中有“荆轲引其匕首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的记载。由此可见,秦国在早年建造咸阳宫的过程中,有时候由于木料来不及准备,只好采用另一种简单易行的办法:以销毁大量的铜制兵器,经过熔化、浇铸,使它成为主要梁柱等建筑构件,说明了当时有的宫殿柱子,实际上是以铜质材料浇铸而成的。如果国君当初要紧急扩建宫殿,而又非常缺少木材的话,以青铜浇铸的方式,替代一部分本来建造宫殿必需的梁柱木料,应该是一种万不得已的、比较明智的选择,作为一种应急措施,这种办法是很现实的。

由于木结构建筑,说烧就能烧掉,说拆就能拆掉,所以这种烧、拆的事情,也确实是普遍存在的,但也不能因此就可以轻易得出结论说,中国在历史上所有的宫殿,都一定会面临后朝被烧、被拆的可悲下场。其实,除了在新旧政权前后,由于实际使用的需要,而可以保留一部分前朝的宫殿之外,另外还会产生的一种现象是:对于隔朝、隔代的宮殿,后人一般也是不会去烧、去拆的。比如说,汉高祖刘邦,就不会以恶意报复的心态,再去焚烧秦代的宫殿,因为“汉袭秦制”,秦朝的制度,都在汉代得到继承,刘邦临死前还下令妥善保护秦始皇陵。因为秦汉之间,中间是隔了一代的,这就是项羽曾经建立的大楚的政权,项羽的大楚政权虽然短命,却挖掘了秦始皇陵,焚毁了渭北地区的秦宫,已经发泄了对秦朝的仇恨。

不烧不拆前朝宫殿最好的实例,莫过于清代的北京故宫、以及其它众多的王宫府邸,一直都完好无损地被后人保留到现代,随着时代的变迁,还不断地拨出巨额款项,进行修理、维护,使古代建筑的光辉,能够永世存在于人间。对前朝宫殿的处置,为什么会有这种奇特的转变,为什么它能够受到后人如此崇高的礼遇?原来,这是时代变了、观念变了的缘故。过去烧拆宫殿,大多出于政治仇恨,视前朝宫殿为政治压迫、罪恶王权的一种象征;封建制度被彻底推翻,帝王统治一去不再复返,那些宫殿怎么办?要知道,它的每排柱子、每根大梁,都浸透着劳苦大众的血泪辛酸,它的每幅彩画、每件雕饰、每块石板,都蕴藏着古代建筑工匠们的聪明智慧,它们是千百万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它们是中国历史的最好见证。

世人心目中的建筑,有的是真正建造起来的工程实体,有的则是文人作品中构思出来的建筑形象。比如,神怪小说中的上界天宫,作家笔下的香格里拉,旅游书刊中的神奇世界,盗墓历险题材中的地下墓室等,都有各种神秘莫测的建筑奇观。然而,那大多是一种虚拟、想象中的建筑形象,而不是真实存在的建筑实体,因为文学作品中的建筑,都以意境渲染的需要为出发点,创作者不会去深究建筑中的各种事务性、实貭性的操作过程。比如:他们不会认真去思考,各种建筑的选址、定点问题,不会去接触各归各种建筑材料如何得来的问题,不会去关心施工建设过程必须解决的各种技术疑难问题。相反,在真实的建筑工程之中,这些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而施工工期,是一切工程建设中,首先应该得到确保的问题。

 影响阿房宫建设施工工期的,除了伐木、干燥、加工、构架、装修等一系列具体工程之外,还有一项就是当时建筑设计部分所需要的漫长时间。当代,许多考古学家在论证秦代工程建设问题时,经常会出现“设计蓝图”、“工程图纸”的语言。在他们看来,任何一项工程的建设,都是离不开工程设计、离不开工程蓝图的。他们认为,2000多年以前的秦代,也离不开这些东西。他们不懂,任何建设项目,都是一项非常巨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比如,有人要搞一个阿房宫的旅游景点,就请专门的园林建筑设计部门进行工程设计,设计人员要根据现场地形地貌,做出宫殿总体布局设计,单体宫殿平面、立面、剖面设计、以及宫殿各个局部的详细设计,要将它们绘制成工程“蓝图”的话,实际上都要耗用好几年时间。

二,古代宫殿建筑的模型设计法

现代工程要搞设计,古代工程也要搞设计,没有设计,怎么能搞施工,怎么搞施工组织,如果没有详细周密的施工组织安排,几十万人的施工现场岂不就要乱套了?严重的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中国古代实际上是不可能有图纸的,从考古学角度上看,也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一张真正的建筑设计图、或者是结构施工图。即使在当代世界各国都在使用的平、立、剖制图原理,最早是由法国雷诺提出的,到现在才有2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宋代《营造法式》和清代《工部营造则例》中的图,都是不能真正用于实际施工建设的。在根本没有工程设计和施工图纸的情况下,是靠一种什么办法去解决工程设计和施工问题的呢?现在告诉大家:不论是外国和中国,古代一直是采用立体的建筑小模型,解决工程设计和施工问题的。

在建筑工程技术领域中,还有一部鲜为人知的模型发展史。过去很少有人思考,原始社会的人,既没有语言、又没有文字,但不断进步、发展、变化的建筑技术,为什么就能一代一代地传递下来?在江西、江苏、陕西、甘肃等多处新石器遗址中,就出土过各种陶制小模型,它有门、有窗、有墙、有屋顶。这就是古代一种无声的,传递工程信息的唯一途径。有人说,那是一种随葬品。这里要告诉大家:原始社会房屋是公有的,不属于任何个人所有,有的模型不是在墓葬中、而是在建筑遗址中出土的。《史记•龟策列传》中有“杰作瓦室”的记载,由于夏商时期,并没有能力建造盖瓦顶的房子,而“瓦”只是所有陶类制品的总称,所以史书上记载的“瓦室、瓦屋”,其实就是一种陶制、立体房建筑屋模型而已。

战国时期的墓葬中,经常出土单个的斗拱模型。民间是不许使用斗拱的,将斗拱放入小墓中,表明墓主人地位不高,和宫殿设计有直接关系,有可能他就是古代的一位建筑师。北魏蒋少游、隋代宇文恺、宋代李忠恕、清代的粱九和雷发达等,都是著名的建筑模型制作家。清代的太和殿、避暑山庄、圆明园以及所有帝王陵墓的建筑设计,无一不是根据各种小比例尺的立体建筑模型,依样进行施工建设的,当年宫廷建筑师制作的宫殿、陵墓的模型实物,至今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图书馆里面。中国是如此,外国也一样,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一直用立体模型解决设计和施工问题,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都是建筑模型制作的大师。所以真正的建筑工匠史,是一部建筑模型发展史。

用立体模型进行宫殿的建筑设计,立体、直观,人人都看得懂,虽然是一个好的设计方法,但是做起模型来,却是一件很化费时间、化费工料的事情,由于它的专业性很强,所以同时参加工作的人又很少,工作面非常有限,不能进行大兵团作业,阿房宫几百座大小宫殿,只能一座一座挨着搞。每座宫殿建筑中,有几千个、几万个建筑部件,都要按照统一比例尺,分别制成小模型,然后进行总体组装,形成各种建筑方案,模型呈送君王审视,凡是有不满意的的,都要进行修改,或者重新制作。一旦审查通过,按每个部件,估工估料,提出造价,由工部拨款,各类工匠,按各个模型式样,制成大的建筑部件,然后统一进行施工安装,形成一座大宫殿。这种工程模型设计时间,少则几年、多则10年,是一点不能少的。

秦史资料中,秦阿房宫、秦上林苑、秦长安宫,都有“周袤三百里”的记载,它们的地理位置都在渭河以南、直至终南山的广大区域内。毫无疑问它,们本身就是一回事,是不同时期的不同称呼,是三位一体的苑囿宫殿建筑群。而阿房前殿、前殿阿房和朝宫正殿等,也应该是一回事。前殿阿房,阿房前殿、或者朝宫,是秦王上朝理政的主要场所,是阿房宫里面,等级最高、体量最大的主体工程。当然,前殿、或者朝宫,也不可能是一座孤立的、单体的建筑,它本身也是一组由众多大型的正殿、后宫,以及大小配殿构成的宫殿建筑群。在“三百里阿房宫”的整体布局中,除了阿房前殿核心部分之外,还有星罗棋布的其它宮殿建筑,有数不清独立的大型苑囿,它们都是专们供王亲、国戚、大臣、国家宾客使用的。
   
   三,阿房前殿、阿房宫和上林苑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弛为阁道”,这是阿房前殿本身的建设规模。“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这是前殿与阿房宫内其它的宫殿,以“复道”相连的情况,“复道”就是长廊,沿着“复道”,又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的布局。应该强调的是:凡是属于历代秦王建造的,并且位于渭河以南、直至南山“三百里”范围之内的所有宫殿,毫无例外都应该视为阿房宫建设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在渭河南岸“三百里”范围之内,只要发现它们是与秦王有直接关系的宫殿,不管是哪位秦王建造的,都要一个不漏地纳入阿房宫整体版图中。这种认识阿房宫建设规模和组成的观念,过去是被人们完全忽略的。

那么,在“三百里阿房宫”范围以内,除了人们熟知的阿房前殿之外,倒底还有哪一些秦国建造起来的大宮殿呢?请看:《三辅黄图》记载着:“萯阳宫,秦文王造,在今户县西南二十三里”;《玄中记》记载着:“长安宫----秦文公造,面四百里,南至终南山”。另外,《三秦记》一书记载着:“霸城宫----秦穆公筑为宫,因名霸城。”《秦会要订补》一书记载着:“信宫、极庙----在渭河南岸;宜春宫----在长安县东南;长杨宫----在上林苑中;华阳宫----秦太子柱宫,在长安城内;步高宫、步寿宫----在临潼县内;长乐宫、兴乐宫----在渭河以南,与咸阳宫隔水汉而相望;钟宫----在户县东北二十五里;”。舆宫----《三辅旧事》一书记载着:“秦于渭南有舆宫,渭北有咸阳宫,秦昭王欲通二宫,造横桥”。

秦惠文王在渭河以南三百里范围之内,倾全国的财力,建造了一座使六国震惊的“章台宫”。《史记•苏秦列传》中就有“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台之下”的记载;《史记•楚世家》中也有“楚怀王熊槐,应邀来访,至咸阳,朝章台”的记载,楚怀王在秦留居了三年之久;《史记•蔺相如列传》中还有“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壁奏秦王”的记载。由此可见,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时期的秦国,它的行政中心不是在渭河以北的咸阳宫,而是在渭河以南三百里范围内的章台宫,章台宫是秦国正式的朝宫。顾野王在《长安道》中说:“仙掌入烟霞,章台京兆马。”和崔颢在《渭南少年行》中说:“章台帝城称贵里,青楼日晚歌钟起。”不都是对当时秦都章台地区,存在的一片繁华景象的最真实和客观的描绘吗?

战国时期,“合纵”、“连横”斗争异常复杂和尖锐,各国政局变化无常,外事活动紧张频繁,诸侯来访、国宾使团,你来我往,穿梭不息。为了接待秦王来访,魏韩等国在自己的疆域内,按照秦国的式样,建造“帝宫”,以备秦君使用。相反,楚、魏、赵、东周等国君,都先后来秦都咸阳“朝会”,为了依礼安置贵宾,秦国也要按照的习俗,建造众多别国式样的宫殿。比如: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入秦,就居在秦昭王建造的“六英宫”中,蔺相如入秦,也“舍相如广成传”。“传”就是“传舍”,是秦时接待外国使臣的官邸建筑。魏围使臣须贾入秦,卜居住在秦国特设的“诸国客馆”中。在阿房前殿附近,出土许多带“卫”字、“楚”字、以及饰以“赵”式样的云纹瓦当,这就是这类异国建筑的实物凭证。

很显然,经过历代秦王的不断努力,在秦都咸阳的渭河南岸,土木之役,益为骄侈,斤斧之声,岁月不息,使得“横桥”以南各座巨大的宫殿,互相之间,早已连成一片。在秦始皇即位之前,阿房前殿也已经大体建成,否则也不会出现杜牧《阿房宫赋》中,有的宫妃苦苦等待了36年,也见不到秦始皇一面的真实场景。尽管,在秦始皇、秦二世时期,阿房宫里面有的部分,仍然在进行施工,这只是进行一些新工程的增建、扩建、改造而己,它们一点也不影响阿房前殿主体工程,早就己经完工的基本事实。在《三辅故事》一书上,本来就非常具体地记载着“秦上林苑中,作离宫别馆,一百四十六所。”这一百四十六座秦国的离宫别馆,加上十分庞大的阿房前殿工程,这大概就是秦“三百里阿房宫”全景式的鸟瞰图吧!
   
   四,李毓芳对阿房宫进行了否定

历史上有那么多史料,都说阿房宫建设规模无比巨大,总冠以“三百里阿房宫”的美誉,将它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看来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有些考古学家觉得,这其中夸张的成分太大。其实,如果让他们去看一看明清的故宫,北京城内、城外几百座宫殿、王府、寺庙的情况,就知道“三百里阿房宫”的提法并不为过。从工程技术的角度看,史书记载中这座规模宏大的“三百阿房宫”,并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障碍,但这必须要具备许多前提条件的:一是要有工程的设计模型,二是要有足够的施工工期保证,三是要有各种建筑材料的可靠来源,四是要有充裕的财力、人力储备,五是要按照建筑设计、布局的要求,将宫城、宫殿、苑囿,及其相关的设施,以分期、分批的方式,去进行施工建设。

平心静气而论,构成阿房宫建设的所有技术要素,都是客观具备的,只要施工组织得恰当,阿房宫的建设并非虚妄之谈。比如:巨大的夯土台基,依靠人力完全可以胜任;精美的栏杆底座,调集大批石匠,进行精雕凿细刻,并不十分困难;所需梁柱巨木,进入川蜀深山采伐也能运到;建筑的斗拱、油漆、彩画、装修,以及栽培奇花异草,收罗玲珑怪石,无一不能得到满足。如此看来,能不能说《史记》等史料记载,就是完全真实可靠的了?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因为问题就出在“施工工期”的这四个字上。用施工工期是否满足工程建设的需要,去判断古代众多宫殿、陵墓等建筑项目,是衡量该工程具有实现可能性的重要标准。建设项目的施工工期,和它的实际工程量,应该是成正比的,否则就是违背客观规律的。

如果,一定要将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三十五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建前殿阿房”的史料,特别是将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认定为是开始修建阿房前殿、或者是整个“三百里阿房宫”开始建造时间的话,那么问题就变得太复杂化了。因为,只要有点头脑的人,谁都会说,这短短的两年有效的施工工期,不用说阿房前殿工程难以完成,就连阿房前殿的那一个夯土大台基都无法完成,更谈不上“阿房出、蜀山兀”相互之间存在的关系了。有关以两年、或者10年建成阿房宫的说法,尽管有着太多、太明显的疑问,但毕竟那是出在司马迁《史记》里面,一一写着的经典性语言,谁要想去推翻《史记》的这一个说法,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司马迁的《史记》,被尊为中国“二十五史”之首,而且又是被历代正式认可、推崇的官方史书,于是它就像一座沉重的五指山,压得那些前去寻求“异端”的研究者们,几乎都喘不过一点气来。尽管东汉的王充,首先向《史论》发难,将它斥之为“虚幻妄言”,但是《史记》的传播依然如敌。当代有的学者,早就发下一句狠话:除非能够否定司马迁的功绩,能够推翻《史记》的权威性,要不然谁都休想在“逆向”研究的道路上,再向前迈出任何的“一小步”。想想也是,阿房宫这“天下第一宫”的美名,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受到任何触动的。“天下第一宫”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了,万一真的被人弄出“岔子”,岂不就要变成一个“国际性”的大笑话!真要发生这种事,很多人的面子岂不要被丢尽了!

当前确实有很多的人,是不希望看到学术界有任何“添乱”行为的,即使有一些异议,至少也不要进行大规模的、公开的学术大争论,因为只要允许争论,那么一大堆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但是,面子是面子,不能为了自己的面子,就不允许别人去研究阿房宫问题,不能为了自己的面子,而不允许别人发表不同的学术观点。尤其在一个网络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年代里,谁又能禁止谁出来说一些与传统观点不同步、不协调的学术歧见呢?中国社会科院考古所考古学家李毓芳先生,终于打破2000年的时空沉默,通过众多媒体,向秦阿房宫传统观点进行否定。她高呼:秦始皇用两年时间根本不可能把阿房宫建造起来;在秦朝末年的农民起义过程中,项羽根本就没有焚烧过阿房宫,理由是阿房宫本身就是一处半拉子的工程。
   
   五,阿房宫研究有没有新的思路

原来,作为阿房宫考古队队长的李毓芳,在对阿房宫遗址进行5年的考古挖掘之后,除了找到一个高大的夯土台基之外,始终没有发现一点有如瓦当之类的秦代建筑痕迹,也没有发现任何一点被烧毁后留下来的炭迹、灰烬、红土和结土块等。为此李先生坚定地认为:所谓阿房宫工程,在两年的时间中,台基上的木结构宫殿,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施工建设,因此阿房宫充其量只是一处“半拉子”的工地而已。她说:如果秦始皇当初建造了阿房宫,建筑规模一定是非常宏大的,如果它真的被项羽烧毁的话,那么烧毁之后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到底都跑到哪里去了?基于她发现的种种疑点,于是就得出如下结论:历史上的阿房宫,只是一种子虚乌有的传言。李毓芳的观点一经出台,毫无疑问被认为是考古发现的重大新闻。

可以肯定,李毓芳所说“根本就没时间进行施工”的这一句话,应该是画龙点睛,真正点出问题的要害和核心了。她在一次级别很高的“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真的就对“阿房宫”的历史典籍宣战了,她向国内外郑重地宣称:“当初秦始皇下令修建阿房宫的时间,只是公元前212年,但是在公元前209年,他就突然病死在东巡路上而被中止,安葬了秦始皇之后,秦二世决定继续建造阿房宫,但不久秦代就灭亡了。所以,即使从秦始皇下令建造的那一天算起,工程总的施工时间,才不到四年。而这一座巨大的宫殿建筑,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之内,实在是很难完工的。秦阿房宫考古队在经过了5年时间艰苦、细致的考古掘工作之后,并没有发现传说中秦始皇建造的阿房宫,也没有发现任何与阿房宫有关的建筑遗迹。”

李毓芳研究员一再对外重申说:“考古队在北至渭河、南至汉代昆明池北岸、东至皂河、西至沛河的135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其中主要遗址有14处,包括传说中的烽火台、上天台、磁石门遗址等,事实上,这些遗址均为上林苑建筑的一部分,与秦始皇修筑的阿房宫毫无关系。”考古队告诉人们的阿房前殿,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据她说,考古队对前殿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之后发现:所谓的阿房前殿,除了一个东西长1270米、南北长426米、高12米的夯土台基之外,其它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夯土台基只有东、西、北三面有墙,南面根本无墙。在这三面墙基所包围的广大区域之内,既没有秦代的任何堆积层,也没有宫殿建筑的任何遗迹,更没有发现经过火烧的任何一点点痕迹。

李毓芳先生有关秦始皇不可能在去世前后两年时间内,既要完成夯土大台基、又要建造规模宏大的阿房前殿的论述,确实是非常正确的,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她能够从建筑施工工期这个角度出发,去审视古代宫殿建设的历史,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揭示几千年来的工程大谜团,无疑是一种创举,是值得人们欢迎和肯定的事情。李先生对于阿房宫的否定,开了一个好头,人们在这个新的起点上,如果按照这一种思路,再继续地向前迈进一大步,或许就还会有其它更多、更大、更重要的新发现。科学研究的道路,有时候是按照螺旋式的方式,不断地向前推进的,李毓芳先生向旧有的观点进行了挑战,开启了学术争鸣的大门,如果能有更多的人,登上这场争论的学术殿堂,肯定还会使阿房宫研究出现惊天的成果。

阿房宫研究的新路子到底在哪儿?老实说,李毓芳先生论证秦始皇并未建成阿房宫的理由只有两条:一是,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记载的修建阿房宫的时间实在太短,与阿房宫规模宏大的工程建设正常所需的施工工期,形成的反差实在太大;二是,在阿房宫前殿夯土遗址的发掘过程之中,没有发现任何一点被焚烧过的木炭、红烧土、砖瓦等文化堆积层,找不到任何一点可以证明确实进行过宫殿建设的遗留物。然而,李毓芳先生应该清楚醒地认识到:世界是很复杂的,历史也是复杂的。如果阿房宫确实是存在的话,这就是讨论问题的最大出发点,秦始皇自己建不起来,不等于其他人建不起来。在阿房宫遗让址上,找不到木炭、灰烬、红烧土,只能证明阿房宫没有被火焚,而不能证明阿房宫根本就没有建成。
   
   六,阿房前殿工程早就开始兴建

其实,李毓芳认为项羽没有火烧阿房宫、为项羽火烧阿房宫的传统说法进行翻案,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值得人们肯定的。但以没有木炭、灰烬为理由,去否定阿房宫的存在,需要继续深入论证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回过了。就以阿房前殿、或者朝宫的工程建设而言,它真实的历史到底怎样,还是有很多谜团有待破解的。比如,西安三桥附近阿房前殿、或者朝宫的遗址,是一个长1270米、宽426米、高12米的夯土大台。著名考古学家杨鸿勋说,当年夯土所需的土源,是当地没有的马兰土,马兰土从外地运来,还要经过细筛、用火炒熟,才能一层一层夯实。仅夯土台基,就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有人发现夯土层中间,又夹杂着厚厚的铁质淤泥层,这一现象说明,前殿夯土台基施工曾有过漫长时间的停顿。

过去与建筑工程有关的史料,常常简单得让人捉摸不透,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比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五年,作前殿阿房”的文字,有人一直弄不清楚,它指开工的时间、还是指竣工的时间?从李毓芳等人的论述看,显然是将它视为开工的时间。如果它确实是指开工的时间,难怪会引来公众的一片质疑声,使秦始皇建造阿房宫的史料,就会被人们轻而易举推翻和否定。但是,从现在掌握的材料看,“三十五年,作前殿阿房”确实是指竣工的时间、而不是指开工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有许多同类型宫殿建筑史料进行对比照论证的。《史记?高祖本纪》中,有刘邦“八年,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的记载。显然,这汉八年是指宫殿的竣工时间。

同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作甘泉前殿,筑甬道”等,也都显示这些宫殿的建成时间。其实,人们应该知道,在古代几乎所有的工程建设之中,工程竣工的时间,是很容易加以确认的,因为工程竣之前,它都有一种固定的、严格的工程质量验收标准,随后都有一个选择吉日举行隆重的落成庆典仪式,这个日子是很庄严的、都要作为大事而记录在案。相对来说,对于工程的起始时间,有时是很难加以确认的,因为任何一项工程建设,从开始议论、选址定点、规划设计、方案审查、材料准备、场地平整、通道铺设、外部截洪、施工组织等的前期工作,每个单项工程所需占用的时间,都要计算在工程的总工期之中,而这一个最原始的时刻,在官方的正式记载中,往往是被忽略的。

整个阿房宫、或者阿房前殿工程的始建时间,是否能够进一步向前推移,成了人们研究阿房宫始建时间的一个最关键的、最核心的问题。其实,下面一些很有权威性的史料,是能够全面地破释留在人们心中许多重大谜团的,只是过去的两千多年之中,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罢了!这些史料是:在班固的《汉书?五行志》中,就有“秦惠文王初都咸阳,广大宫室,……复起阿房,未成而亡”的记载;在《三辅黄图》中,也有“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輦道相属”的明确记载;在朱杰勤所著的《秦汉美术史》一书中,载有“阿房之初,亦开端于秦惠文王(名驷)时”的观点;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书之中,也说过“阿房宫,惠文王造”的话。

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编写的《中国建筑史》一书中,也明确地提到了“秦阿房宫,本秦惠文王所造,未成而亡”的史料。由阎文儒先生撰写的《西京胜迹考》一书中,也指出了“阿房宫之建,始于秦惠文王”的事实。有这么多的经典史料和权威论著,都将秦阿房宫、或者阿城的开始建造的时间,从原来的秦始皇时期,一直向前大幅度地推移,推移到了秦惠文王的时期,看来这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这一种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延长,是阿房宫进行大规模建设,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当然,在地域广阔的阿房宫遗址上,如果能够找到属于秦惠文王时期、或者早于秦始皇时期遗留下可靠物证的话,那就可以形成阿房宫“新说”自成体系的证据链。这一些系统材料,经过人们不断地努力,终于全部都被找到了。
   
   七,哪有不建主体先建后花园的?

应该说,有关秦始皇三十五年开始修建阿房宫的有关史料,当然是能够被李毓芳先生及其考古队,以十分可信、可靠的材料,加以彻底地推翻和否定的。但是,李毓芳如果面对其他学者提出“秦惠文王始建阿房宫”的观点,同样能否以可信、可靠的史料,去进行批判和否定,则是大成问题的。本来,在阿房前殿、或者朝宫,是否建成于秦始皇三十五年的问题上,《史记》的记载或许是没有大错的,而真正有过错的却是,后人对这段史料不能加以正确理解,甚至做出了不当的解读。班固所撰《汉书》一书,正面提出“阿房宫由秦惠文王始建”的史料后,由于司马迁的威望高过班固,以致“阿房宫由秦惠文王始建”的观点,始终未能得到普遍地认同。这是一种由于某些偏见,而导致的一场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误会。

这也就是说:人们如果能接受司马迁《史记》说的是竣工的时间,那么它和班固《汉书》提出的“阿房宫由秦惠文王始建”之间产生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这一前一后的关系,正好补充了人们几千年来沉积下来的一条思维大缝隙。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纠正一些人对《史记》记载的错误判断,和对《汉书》记载的无理拒絕。应该说,对阿房宫建造时间的认定,司马迁和班固两人的记载,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如果有错,犯错的只是后人的盲从和偏见。只有将司马迁和班固,统一到阿房宫建设的时间序列中来,那么一个被误传了两千多年的工程之谜,也就完全梳理清楚了。这里再重申一下:《汉书》说的是始建时间,《史记》说的是主体工程,即前殿、或者朝宫的竣工时间,两者之间是没有一点点矛盾的。

但是,从李毓芳先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来看,她最后得出的结论似乎不是这样的。李先生一直到现在还坚持认为,不论是谁,任何人都没有真正建造过阿房宫,阿房宫本身就是子虚乌有的不实之言。她强调:要证明阿房宫的存在,必须要拿出真正的实物凭证来,可现在的阿房宫前殿遗址上,除了一个台基外,再也找不到其它物证了。据说,考古队在大台基上,挖掉了耕作层之后,竟然连砖、瓦之类的遗物,一块都没有找到,所以她断言:阿房前殿、或者朝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为编造的历史谎言。李毓芳不断地提醒着人们注意:在找不到这些可靠的物证之前,不管司马迁、班固等人说得对、说得错,谁要想推翻和否定她的观点,她是绝对不会去认帐的。只认证据、不听妄言,这似乎是考古工作者的本色啊!

考古学家经常说:一切都要以出土文物,作为考古研究的前提条件和论证依据,凡是他们看不见、摸不到、找不出的东西,在考古学的论证工作中,都是没有任何立足之处的。一般来说,这一种主张、认识和发言,原则上都是不会有错的。但考古工作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将埋在地下的、或者其它过去不为人知的器物,要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向后人公开地展示出来。至于对这一些文物,应该进行怎样的分析和研究,就不全是考古学家的事情了。因为,同样一个遗址、同样一件文物,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可能会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就李毓芳先生来说,尽可以将阿房前殿考古发掘的有关资料,如实地公布于众,至于如何进行下一步的研究,不一定是李毓芳先生、或者考古学家自己说了就能算数的事情。

任何人做事情、搞学问,考虑得要细致、周全,不能有片面性,更不能搞极端,谁要不听劝告而热衷此道,谁就要非出问题的。如果司马迁说的真是竣工的时间,班固说的真是开工的时间,难道李毓芳先生就不需要再去认真地研究一下,自己原来坚持的说法,是否还有进行调整和修正的余地?如果觉得自己一点没错,也要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将自己的对和别人的错,都以各种经得起推敲、检验的考古材料,逐条、逐项地向公众说说清楚吗?要知道,真正能够弄清阿房宫真相的,是建筑学家的一项本职工作,考古学家对工程上的事情,了解的是很皮毛的、很不专业的,李毓芳先生对阿房宫的研究,难道连听听建筑学家意见的勇气都没有吗?如果真的要取消建筑学家对阿房宫的话语权,难道这还不是在喧宾夺主吗?
   
   八,杜牧的《阿房宫赋》没有错

早年由西安市文管会李家翰、姜开任先生等人,在阿房宫“北司”遗址出土的筒瓦中,发现一个谁也不认识的怪僻字,他们诚心诚意向学建筑的陈景元请教;后来,在阿房宫遗址中又发现五件头上梳着“歪髻、偏髻”的男性玉人形象,阿房宫遗址管理所的考古专家,又放下架子向陈景元请教。结果他们都被告知:“北司”遗址出土的怪僻字,就是“芈、月”两个独体字组成的合体字;而玉片上的“歪髻、偏髻”形象,正是芈姓楚人一种特有的头饰。经过考古学家和建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证实了秦惠文王、秦宣太后参与阿房宫建设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证实班固所撰《汉书》有关阿房宫建设史料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可以断言,有关阿房宫的考古研究工作,如果完全与建筑学家隔绝开来,势必走进一条学术的死胡同。

从秦惠文王即位(公元前337年)开始,到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结束,这中间相隔了125年之久,如果能够有效利用这一段时间,要去进行大规模的阿房宫建设,从施工工期这个角度看,完全是不成问题的。李毓芳先生自己都说过:“在北起渭河,南至秦岭,东端到达蓝田县,西边延伸到周至县的整个秦上林苑工程,已经得到了考古发掘的证实”,而所有这些都是由秦惠文王时期开始建造起来的。李先生在有关材料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在阿房前殿遗址西侧发现的一处大型的、精致的秦上林苑建筑遗址,就是当年阿房宫当中的后花园,而且这一个后花园的占地范围,实在要“比整个上海都还要大得多。”一个严肃的问题被人们提了出来:中国历朝历代,有谁见过置主体建筑工程不顾,而先搞什么后花园的?

李毓芳先生一方面确认有一个已经建成的、比上海市区占地都大的阿房宫后花园,另一方面却一口咬定,根本就不存在一座阿房宫主要的朝宫正殿,难道这样一种缺乏理智的判断和理解,是符合最起码的逻辑观念的吗?自己明明说这是阿房宫的后花园,连阿房宫的正殿都没有建造起来,那么先去建造后花园,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如杲阿房宫的主体根本就不存在,那么李先生率领的考古队,有什么资格称之为阿房宫考古队呢?任何大工程,都有主体工程和辅助工程之分,施工时总要讲究顺序,古代宫殿建设“前朝、后寝、后花园”的主次结构和施工组织方法,什么时候被人颠倒过来了?颠倒过来后,难道帝王们大概都得在大树底下安寝、都得在湖石推成的山洞中上朝了?因为李毓芳先生说朝宫正殿根本没建造!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天大的玩笑,如果阿房宫主体建筑确实未建,而在后花园里面,却是一派热闹非凡的情景,这哪里是一个正常的泱泱大国的朝廷,而分明就像是一个大马戏团嘛!作为一位国家顶级的考古学权威人士,李毓芳先生难道不应该对这种有后花园、而无朝宫正殿工程的奇特现象,去认真地做一番合情合理、有根有据的交待和解释吗?人们有正当的理由认为:既然阿房宫的后花园都完工了,那么它的主体宫殿、亦即规模巨大的阿房前殿、以及与它有关的一系列配套建筑工程,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去首先进行施工建设,它们还必须在后花园建成之前就竣工、就正式投入使用,进而使其具有帝王宫殿的全部功能。如果整个工程由秦惠文王、秦宣太后开始并且一直进行下去,应该是有条件将它们全部建成的。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都没有,阿房宫都不存在,毛依附在哪?后花园依附谁??按理来说,主次是不能颠倒的,李毓芳既然认可了阿房宫的后花园,就应该承认阿房前殿是阿房宫主体工程,即然承认后花园有条件进行建设,就要承认阿房前殿更有条件进行建设。在考古队钻探、调查过程中,如没有找到砖瓦、红烧土等遗迹的话,也应该进行工作一番全面地分析和论证才对啊!因为,造成阿房前殿遗址“没有秦砖、秦瓦,没有火焚痕迹”的现象,一定是有很多原因的。如果能证明当年确实已经完成了阿房前殿的施工建设,它又在秦末的战乱中确实没有被火焚,当然李毓芳先生也不可能找到木炭、灰烬、红烧土一类的东西。各种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都要人们进行认真分析研究之后,最后才能决定取舍!
   
   九,阿房前殿在秦末没有被烧毁

下面要论述的重点,就是秦惠文王、以及后世历代的秦王,不断进行建造阿房宫的详细过程。首先,看看秦惠文王修建阿房宫的具体位置到底在什么地方?《三辅黄图》一书记载:“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宋敏求在《长安志》一书中说:“秦阿房一名阿城。在长安县西二十里。西、北、(东)三面有墙,南面无墙,周五里一百四十步。崇八尺,上阔四尺五寸,下阔一丈五尺,今悉为民田”,这就是一直被世人认为是阿房前殿所在地的位置上。由此可知:秦惠文王不是选择在其它的地方修建阿城,由于阿城,又名阿房宫,这里将阿城与阿房前殿划上了一个特大的等号,充分地说明了阿房前殿的工程,不是在秦始皇的三十五年,而是在秦惠文王的时期,作为阿房宫最重要的主体建筑,早已着手动工兴建了。

有一些考古学家却认为,所谓的“阿城”,只是阿房前殿周围的一道高高的夯土城墙,而不是前殿本身的一项工程建设。这一种说法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各种史料都明确地说,“阿房宫亦曰阿城”,阿房宫和阿城,两者是不可分离的。如果阿房宫内有前殿、或者朝宫,那么也指阿城内有前殿、或者朝宫,所以阿城的本身,既包括有城墙,也包括城内众多的宫殿建筑。如果阿城,只是周围的城墙,就不能说“阿城亦曰阿房宫”了;如果在前殿的周围,先建起一道高高的城墙,等于将所有通往前殿的所有施工通道,都全部堵死,今后几千万立方米的马兰土,怎能运来夯成台基;本来高度超过12米的夯土台基,就已经高高地屹立在那里,还要在它周围另外再夯筑一道城墙,这岂不成了一种画蛇添足之举了?

从秦惠文王开始建造阿城,又修建了上林苑,接着秦武王、秦昭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始皇等六代国君的倾力建设,秦都咸阳渭水以南“三百里阿房宫”的范围之内,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宫台楼阁,充满其中,这不就是杜牧《阿房宫赋》中“六王毕,四海一,阿房出,蜀山兀”的本来面貌吗?过去,人们都将“六王”,理解为是战国后期被秦平定的齐、楚、燕、赵、韩、魏六个诸侯王。其实,这六个异国诸侯王与阿房宫,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只有秦国本身的六个诸侯王,经过一百多年间陆续地修建,才使“三百里阿房宫”,有全面付诸实施的可能,“三百里阿房宫”的占地虽然范围很大,只要事先解决施工的梁柱巨材,并给予充分的工期保证的话,所有大型宫殿建筑及配套工程,都是可以顺利进行的。

已有无数的事实能够证明,“三百里阿房宫”并不是杜牧自己一个人杜撰、虚构出来的,它像古代任何大规模宫殿建筑群那样,是经过历代秦王的不懈努力,早就已经全面完工、并且投入使用了。在《阿房宫赋》中,清清楚楚地记》着:“缦立远视,而望幸也,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意思是:“三百里阿房宫”范围之内,有多宫妃,苦苦等待了三十六年,都未能见到秦始皇一面,通过这一种文字描述,人们自然而然可以得出结论说:“三百里阿房宫”的大部分宫殿建筑,早在秦始皇即位之前,就已经由他的先祖们建造完毕,众多宫妃早已入住其中。可能又有人会说:阿房宫既然早就已经完成了,那么为什么在《史记》等的史料中,还会出现秦二世“复作阿房”、李斯“请且止阿房宫作者”这样的文字记载呢?

阿房宫所占的范围实在太大,阿房宫中的宫殿数量实在太多,渭河以南的建设是一片繁荣气象,相形之下渭河以北的咸阳旧宫,日益呈现出衰败的景象。《七国考》和《秦会要订补》中,都有秦惠文王、秦昭王时期,大批狼群进入咸阳的史料记载,可见渭河以北旧咸阳城、咸阳宫一带十分荒芜的程度。中国古代的宫殿建筑,几乎年年都有毁于雷击引起火焚的现象,关中又是一个地震的高发地区,加上“凡贵为天下者,得肆意极欲”观念的支配,所以在阿房宫的范围内,不断地修建、扩建、改建、新建各种类型的宫殿,也是一种在所难免的现象。即使现代城市和企业,年年都在发展,反复出现同一名称的工程信息,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的:上海有一家特大的企业,30前就竣工投产,但至今仍在不断地进行改造和扩建。

 一,火烧阿房宫的史料在哪里?

据《明史》记载,明成祖朱棣是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颁诏选择新址开始修建北京故宫的,到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工程便宣告完工了,为什么这么一座规模宏大的宫殿,在短短的14年时间内建成了,原来这只是宫殿本身的施工建设,而并不包括它大量的前期备工、备料的时间。实际上,当元代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元顺帝北逃之后,元代京城----元大早都变成了一座空城。明军的大将徐达攻入北京不久,就将元朝的宫殿全部拆掉了。等到朱棣在北京即位称帝,便用这一些现成的木料,仿照明太祖的南京故宫,来兴修自己全新的宫殿建筑群。可惜的是,公元1424年他就去世了,由于他生前就已经派人到川、广等地区,采伐名贵的木料,以致他的长陵陵恩大殿木柱,便用了上等的金丝楠木。

过去,几乎人人都在说,是项羽在秦朝末年的社会大变革中,出于一种政治上的极端仇恨心,一把火就将阿房宫给彻底烧毁了。现在,李毓芳先生根据阿房前殿遗址上,没有发现焚毁宫殿应当遗留下来的任何遗痕,提出项羽并未火烧阿房宫的新说,当然引起历史界、考古界舆论的高度重视。应该说,李毓芳先生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证,提出这一种新的观点,立论是可取的,证据是可靠的、结论也是可信的。因为,在这一种火焚痕迹踪影皆无的情况下,要一口咬定这是项羽的一大罪状,确实难以让人口服心服。平心而论,在几乎所有的正史中,确实找不到有关项羽火烧阿房宫的记载。从《史记?项羽本纪》中,人们看到的“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这仅仅是一段非常模糊的文字。

因为《史记》上有“项羽火烧秦宫、三月不灭”的记载,很多人立即联就想到:阿房宫是历史上的最大宫殿,是秦帝国暴虐政治和社会苦难的象征之物,项羽要去推翻秦政、发泄民怨、民恨,烧毁阿房宫是自然而然的、势在必行的事情。这种思维、联想、推论,尽管缺少必要的史料支持,但因为这种历史意识和观念,确实是深入人心的,由此所产生的一种谁也抗拒不了的强大威力,显然也是客观存在的。在李毓芳先生以“无火焚痕迹”的确凿理由提出之前,这种“项羽火烧阿房宫”的结论,实际上任何人都是没有能力加以拒绝的。好在李毓芳斩钉截铁般的论证,让人没有多少重新思考的余地,这种已经流传了2000多年的“项羽火烧阿房宫”的历史传闻,几乎在一夜之间,就那样轻而易举地被她彻底推翻了。

难道阿房宫历史真相,真的被李毓芳弄清楚了?早在50多年之前,考入了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此后学了六年的建筑学专业课的一个人,运用逐渐掌握的包括建筑历史、建筑设计、建筑构造、建筑结构、建筑施工、建筑材料、建筑制图、城市规划等的全面、系统的知识,立即就与西安郊区的这个阿房宫遗址联系了来,发现传统意义上的秦始皇建造阿房宫,和秦朝末年项羽烧毁阿房宫的各种说法,感到确实有许多虚构和不实之处,觉得有重新进行研究的必要。1974年以前,在他完成的《骊阿集?阿房辨》这一部书稿中,就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三百里阿房宫”是由秦惠文王开始,历经六代国君精心建造而成的,秦朝末年也没有被项羽烧毁,甚至还有确凿的史料证明,一直到隋末、唐初,它们都还存在着。

为什么说,阿房宫並没有被项羽焚烧呢?原因是,项羽的造反有他自己的目标,他打进咸阳的首要目的,是要得到像秦始皇那样的绝对统治大权,是要得到秦朝府库里面的珍宝器玩和充满后宫的绝代佳人。《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秦始皇帝游会稽,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意思是秦始皇当年东巡到了会稽之时,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威严,震撼了在一旁窥望的项羽,当时他就对着上苍发誓,有朝一日也要千方百计取得皇帝拥有的一切。所以,当他统帅四十精锐大军,开进咸阳杀掉了秦代三世皇帝子婴之后,确实一把火焚烧了渭北的咸阳宫,以及北阪地区的宫殿,也烧掉了渭河以南阿房宫范围内大部分的宫殿,早年他的家族。大多都惨死于秦始皇暴政,他兵进秦都咸阳报了自己的血海深仇。
  
  二,北魏孝文帝慕名游览阿房宫

但是,他不能烧掉秦始皇的阿房前殿,因为亲自登上皇帝的宝座,是他最高的政治追求,是他实现当年会稽立志“取代”秦始皇的主要目标。如果不在秦始皇这座豪华宫殿,举行自己的登位大典,是不能体现已经取得最高统治权的;如果不在这富所堂皇、高贵神圣的宫殿中,去分封刘邦等几十位诸侯王,是不能充分显示他“西楚霸王”超人“霸气”的。作为霸气十足的项羽,登位时要有宏大宫殿的依托,为此保留一部分秦代宫殿,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另外作为被封的几十位诸侯王,如刘邦等人在咸阳活动期间,也需要保留几十座秦代的宫殿建筑。在咸阳,项羽还立了一位“义帝”,“义帝”总要一个安身之处,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后,不就是在故宫里面称帝即位的吗?他的大将不全都住到王府去了吗?

应该说,推翻秦王朝集权主义的封建统治,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果项羽真的把整个秦都咸阳,真的变成一片焦土,完全变成一个废墟,杀得秦代的臣民片甲不流,那么他的四十万大军,该由谁来提供军队生存所必需的粮食和蔬菜。如果,阿房前殿真的不存在,或者已经被他统统烧毁了,那么他在咸阳的活动,包括特别重大的即位、封侯等开国大典,岂不就要在自己临时搭建起来的大帐篷里面,去悄悄地、偷偷地进行了,这难道是符合他好大喜功、爱讲排场性格特点的吗?项羽为什么不能毁烧阿房宫?这是因为:阿房宫最初由秦惠文王、宣太后建造,宣太后楚人,姓芈,而项羽本人也是楚人,姓芈。原来宣太后是项羽的老祖宗,把他老祖宗盖的宫殿,一把火烧掉,那才是最大的不忠不孝呢?

秦都咸阳以渭河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渭河南岸“三百里阿房宫”范围内的秦宫,到底是否都被项羽焚毁了?到底有没有留下一部分宮殿下来呢?这里可以告诉大家,秦末确实有很多宫殿没有被烧掉,确实是有很多秦代的宫殿,是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请看《西汉会要》第65卷的有关材料:“汉长乐宫”,本为秦之兴乐宫,《三辅旧事》称,(刘邦)迁都长安,先修秦旧宫以居之;“汉林光宫”,本为秦离宫;“汉萯杨宫”,秦惠文王造。更为重要的是,连阿房前殿竟然也被保留下来了。请看:《魏书?高祖纪》记载:“二十一年四月戊寅,幸未央殿、阿房宫”。这是说:北魏孝文帝,在公元497年,怀着对秦阿房宫、汉未央宫的仰慕之情,特地从洛阳千里迢迢前来“巡幸”,这说明阿房宫仍然还是存在的!

如果当时的阿房宫,像李毓芳说的那样,只是一个荒芜不堪的夯土台基的话,甚至根本没有建成的话,那么孝文帝前来仅仅是看土堆来的吗?来看这个土堆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呢?秦始皇陵的土堆比它高得多了,为什么不去看呢?如果真有一座规模巨大的阿房宫,那么他前来视察,才是完全值得的事情。在他看了之后,可以派工匠人前来实测,制作成建筑模型,备好建筑材料之后,就能够按照阿房宫的式样,在自己的都城中仿建进行。这种实地考察的建筑营造经验是常见的,也是北魏孝文帝所熟知的。《魏书?蒋少游传》明确地记载着:“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诣洛量准魏晋基址。少游为太极立模范,与董尔、王遇等参建之,皆未成而卒”。古代工程设计的“立模范”,就是为宫殿设计而制作的立体模型。

北魏时期的孝文帝,要在平城要建造一座宏大的太极殿,由于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施工图纸,只好派遣著名工匠蒋少游等人,到洛阳去量准魏晋时期遗留下的宫殿尺寸,制作成立体的建筑模型之后,再带回到京城内依样仿建。非常凑巧的还是,在后期存在的阿房宫中,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根据《晋书?刘曜载记》记载可知,前赵时期的皇帝刘曜“徙都长安,诛库彭等五十人于阿房,……拟阿房而建西宫,模琼楼而建凌霄”。意思是:当上皇帝的刘曜,当时有一个大胆的规划和设想:这就是想要按照阿房宫的建筑式样,选择新址之后,再去重新建造自己本朝的西宫。如果阿房宫只是一个简单的夯土大台基的话,如果台基上面根本没有宏大土木建筑的话,那么它又是什么东西,可以被后世帝王进行仿建的呢!
  
  三,慕容冲在阿房宫内称帝即位

更要让人惊奇不已的是,阿房宫的在几百年之后,居然还完好无损地存在着!有确凿证据吗?有的:《十六国春秋》一书记载:“符坚建元二十年,慕容冲据阿城”,《晋书?孝武帝纪》里也有“九年十二月(公元384年),慕容冲僭即皇帝位于阿房”的记载。在西燕慕容冲即皇帝位的阿房宫,又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呢?在《晋书符?坚载记》中,共有六个地方提到了“阿房宫”的存在。其中有一段说道:“慕容冲僭称尊号于阿房,改年更始。坚与冲战,各有胜负,(坚)常为冲军所围殿中……”;另外有一段是:“坚寻敗冲于城西,追奔至于阿城。诸将请乘胜入城,坚惧为冲所获,乃击金以止军”。可见,阿城之中,不仅留有秦时建造的宫殿,而且还是一座具有相当的军事防御能力、致使敌人不敢擅自闯入的宫城。

慕容冲在阿房宫内即位,说明此时的阿房宫,仍然是一座完整的宫殿建筑。阿房宫最后的结局又如何?在《旧唐书?高祖本纪》中记载着:“乙亥,命太宗自渭讷屯兵阿城”。这是说,唐代的李渊曾经下令李世民,在阿房宫城内,驻扎过唐朝的精锐部队。在陕西省博物馆编的《西安历史述略》中,曾明确无误说道,“阿房宫城,到隋末唐初都还存在,但到宋代,已成为民田”。《临潼县志》里面,有一首《始皇陵咏》的诗,诗中说道:“辛苦骊山山下土,阿房才废又华清”,意思是唐代的华清宫,是在秦代阿房宫最后被废弃不久,才开始修建起来的。阿房宫虽然废了,但大量砖瓦仍可被人回收,能拆卸的木料,还可改作他用。历史上,拆旧宫、建新宫,拆旧房、盖新房,是常见的事情,这叫做物尽其用嘛!

建造学家眼中的阿房前殿,以及“规恢三百里”的秦上林苑,是由秦惠文王和秦宣太后开始建造,经历了五代国君不断扩大、充实、续建而形成的,它确实有资格被称之为是“世界的第一宫”。应该说,杜牧《阿房宫赋》中描绘的规模,并非完全脱离历史的真实,因为阿房宫遗址,至少在隋末、唐初都还存在着,距杜牧的时间还不算太远,有的甚至是杜牧亲赴现场随时都能够看到的。阿房的前殿在秦末战乱中,由于它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用途,不仅未被火焚,也未被毁坏,北魏孝文帝、前赵刘曜、西燕慕容冲、唐初李世民的经历,说明阿房前殿确实是已经建成了的。秦始皇用两年的时间建造前殿,固然不可凭信;然而,以阿房前殿上找不到灰烬、红烧土为由,就去否定阿房宫曾经建成的事实,也是站不住脚的。

一个古代遗址,判断它是否毁于一场大火,这要从很多方面去进行考察和论证。如果是毁于一场大火,而遗址本身又是深埋于地下的、或者地处低洼之地的,经过了千百年时间的地层堆积演变,一旦遗址被后人揭开之后,是应该找到众多火焚之后留下木炭、灰烬和红烧土的,秦俑一号坑里面有大量的木炭、灰烬和红烧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如果是毁于一场大火,而遗址的本身,又是地处高地、高坡之上,众多被火焚的木炭、灰烬、红烧土,经过很长时期的风吹雨淋,很容易从高处流失、或者移动到别处,再经过千百年的各种变化,到它原来这个遗址之上,恐怕就很难找到什么木炭、灰烬和红烧土之类的遗留物。阿房前殿即使当时遭到火焚,也由于地势实在太高,即使留下这一类东西,可能也早就损失殆尽了。

另外一种情况是,阿房前殿即使当时遭到火焚,如果留下了很多木炭、灰烬和红烧土之类的东西,两千多年以来生活在遗址上的农民,凡是有实用价值的木炭,早就被人悉数悉数取走了;凡是没有使用价值的红烧土,在农田耕作的过程之中,也早就被耕作土虽清除出去了。至于木结构部分,火焚之后产生的灰烬,就更难长期保留下来,白居易在《寓意诗》之中说过,“一朝为灰烬,柯叶无孑遗”,一座宫殿遭到焚毁之后,过了若干年再去看,估计什么东西都不可能找到了。由于阿旁房前殿位置的特殊性,在自然流失和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当年任何火焚的痕迹,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保留到二十一世纪来的。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确切的史料记载,都充分地说明了以前殿为代表的阿房宫建筑群,长期存留于后世的事实。
  
  四,李毓芳先生为何找不到秦瓦?

一句话,以当代阿房前殿建筑遗址上,没有发现火焚的痕迹作为证据,就去否定阿房前殿曾经全面建成的历史,则是非常缺乏可信度的。同样,以在阿房前殿建筑遗址上,没有发现秦砖、秦瓦及其它建筑构件作为理由,就去否定阿房前殿曾经全面建成的事实,也是非常缺乏说服力的。因为,还有另外一种情况能够证明,阿房前殿虽然己经建成,尽管它并没有被项羽焚毁,如果它还一直被后人使用着,一直到隋末唐初才逐渐衰败,最后遗留在现场的有用木料、砖瓦、石块等材料,都会被后人全部取走的话,李毓芳到现场当然也就不可能找到什么东西了。其它一切无利用价值的东西,自然丢弃在夯土台基的表面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逐渐也就被掩埋在地下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一部分文化遗存,为何都找不到了?

举下面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人们如果要去寻找当年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时留下的木炭、灰烬,收效可能都不会是很大的。1860年圆明园虽被焚烧,尽管侵略军选择将最贵重的财宝抢走,而园内许多精华建筑,如“蓬岛琼台、海狱开襟、万春园宫门、西洋楼等中西式宫殿建筑及多处园林,仍然还都相当完好。后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仓皇西逃,对圆明园完全失去了控制。前来趁火打劫的官员、兵痞和流氓,则把园内宫殿的建筑梁柱、木桥的桩子锯断、用大绳拉倒,最后都被盗运出去,致使清河镇上的木材,堆积如山,交易的行情非常火爆。园内的大小树木,也被滥伐殆尽,那时炭厂林立,连树枝、树根全都被烧成木炭,大量进行出售,即使园中原有木炭也都被卖掉了。

不仅如此,当地众多小民,则去捡拾各处丢弃遗留的零碎物品,甚至守园的太监们,也都去干了“监守自盗”的勾当。就这样,凡是容易找到的值钱物品,很快都被搜罗精光了,到了最后阶段,那些痞子、游民,又把希望寄托在散落、埋没在尘土之中的细碎宝物上,他们操起了扫帚和簸箕,在园中的各处道路的边上,圈起地盘,挥沙扬尘,挖土三尺,筛土寻宝。所以,当时的人们将这些太监、官兵,流民,都称之为“筛土贼”,掌管事务的官员,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能坐地分赃,获取好处。北京有句谚语说:“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指的圆明园筛土取宝这件事。总而言之,废墟中的有用之物,从地面的方砖、屋瓦、墙砖、石条,到地下的木钉、铜管等,都被这一些人“清理”得一干二净了!

著名的圆明园,最后的结局都是如此的悲惨和不幸,木炭、灰烬之类的东西,现在是很难找到了,李毓芳先生能够断言英法联军,当年没有焚烧过圆明园吗?将历史再往前推移千百年,当阿房宫保存到隋末唐初,规模巨大的隋唐宫殿形成自己的建筑体系之外,阿房前殿又被包围在世界最大占地的唐长安城之内时,自然要处于一种被彻底淘汰的状态中,于是凡是有利用价值的木料,自然一定会有人拆卸运走,即使无用的木料,烧成木炭也有它的用途,至于砖瓦之类的材料,重复利用率也会很高。如果地面上还有体量更大的物品,就像圆明园的石狮子、石华表、石雕像一样,都会有人前来进行处置的,像圆明园地下宝物都被后人过筛那样取走那样,阿房前殿遗址地下深处,千百年来早就被后人,一一都“迁移”了。

李毓芳率领的阿房宫考古队,在前殿遗址上作了前所未有的考古探测。在1米见方内,布了5个探孔,钻孔总数达到万个之多,当揭去农耕土和扰土层之后,下面就是夯土层了。又经过选点深钻,证明夯土层是压在秦代原始地面之上的。所以夯土层,应该就是前殿的基础台基。而上面的浮土就是秦以后的堆积土了。考古队从这些堆积土层中,在夯土台基上,都没有发现建筑遗物的砖、瓦、木石之类,也没有红燃土的痕迹。砖、瓦和木材是中国古代建筑必备的材料,考古队在那边工作了几年,竟然一点都没有被发现,这真是让人感到费解。一方面是李毓芳先生“没有实物遗存能够证明,阿房宫确是建成了”;另一方面是“阿房宫遗址上,能够搬动、能够利用的东西,都被人为移走了,现在找不到东西是很正常的事情”。

五,有用的东西早就被人拿走了

两种意见僵持不下,在这种空前的学术较量中,符合历史原貌的只能有一种,这一个问题,还有没有可能去进一步地加以厘清呢?好在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相近的事例,是可以用来参照的:圆明园当年被毁之后不久,就已经有人已在园内,进行了土地的平整,种起了许多庄稼,出现了麦垅相望的新景色。1940年之后,日军占领了北京,城内的粮食非常紧张,于是日伪政权“奖励”开荒。从这个时候起,大批农户陆续进入圆明园内,挖掉小山,填平湖面,修成水田,种上水稻。要种麦、种稻,就要深挖土地,去除杂物,形成的耕土层越厚,越符合农作物生长根系的伸展,产量也就越高。在深挖土地的过程之中,圆明园遗留下的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碎砖、砖瓦、红烧土块等,也就被种地的农民,彻底地清除出去了。

其实,圆明园里被种上庄稼的事情,在阿房前殿的遗址之上,早就已经发生过了。阿房前殿在唐代末年被遗弃、并且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走了一段与圆明园同样的道路,它所有有用的和无用的物品,全部都被彻底地清理、处置过了:阿房前殿遗址在宋代被“废”,变成了一片荒原,土地是荒芜了,但土地的主人总还是有的。历朝历代它有不同的主人,有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有的先种一些树、种一些梧桐,种树要先挖树坑,遍地种树,就要遍地挖坑,而前殿遗址上的夯土大台基,却是坚硬无比的,树木根系根难延伸和扩展。挖树坑就等于打土洞,还要把土块打碎打细,才有可能使树木生长,树洞当然是越深越好,越大越好。很可惜,深挖洞,挖大洞,工作量太大,所以在那里种的树,都是长不高、长不大的。

种树和种粮,对土地的要求更是大不相同的,树洞尽管挖得很多,而且还要深挖,但它只是局部的、点式的、小范围的;而要在此处大面积、大规模的开荒种地,农民就要付出更巨大、更沉重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要反复地深翻土地,不断地改良土地,如果不进行深耕细作,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多大的农业产量。当然,开始种植时,土地虽然瘠薄,产量也不高,但是有土地总比没有土地强,产量低总比没有产量强,产量是随着土地的改良而增长的。俗话说,功到自然成,在前殿的台基上,经过历代的深挖、深挖、再深挖,土地的肥力,是提高、提高、再提高。这样做的结果,意味着阿房宫被废弃后,改良土地向深度和广度进军,所有混杂在土中的碎砖、碎瓦和一切无用的东西,都要反复地、全部地被清理出去。

历经各个朝代,一直发展到近代社会的开发利用,阿房前殿遗址上已经是麦垅相望了。李毓芳21世纪才去找遗迹,难道不觉得太迟一点了吗?其实,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考古人员,早就在阿房前殿遗址上,找到很多有用、有价值的东西。考古学家王学理先生著文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当地的农民在前殿北部取土,曾经挖出云纹瓦当、板瓦、残砖、石柱础及陶水管道等建筑遗物。阿房宫前殿遗址建筑的筒瓦、铺地砖、圆形和五角形陶质水道、漏斗、原石柱础等遗物,也随处可见。各类金属的、玉质的文物,历年来多有出土。一些文博工作者也多次进行了调查,也看到同样的情况。这一些都说明了前殿基址上,原来是有建筑物存在的”。应该说,王学理的描述是真实的、可信的,也是可以得到其他方面有力证实的。

原陕西省文管会王翰章先生回忆说:“1953年我同王世昌等人,到前殿遗址上调查过,见到了红墙皮、砖瓦。由于妨碍种地,群众意见很大。1957年村民要取土烧砖,文管会主任武伯纶先生派我到现场看过:地头上到处都堆着土块、墙皮、砖瓦这类东西。还有大的柱洞,当时我们还对它进行过丈量。西京筹委会还在那边立过标志。更重要的是,我在那里看到有缺头的‘翁仲’石像。其中有一个石像,至今还存放在陕西博物馆的西廡里。只有在‘农业学大寨’后,那些土块不见了,一问才知道,把土块同灰渣搅在一起垫路很结实”。著名考古学家王丕忠先生也证实:当年我同史学家何汉南先生在阿房前殿遗址上,看到过很多非常完整的瓦片、瓦当。我拣了一些带“右、工”字的瓦片,统统交给咸阳博物馆收藏了。”
  
  六,早年阿房遗址瓦当遍地皆是

说起阿房宫的瓦当文京,材料就更多了。比如:人们在《金石萃编?卷四》一书中,可以看到一种录有“卫”字的瓦当,在《长安志》一书中,可以看一种录有“楚”字的瓦当,它们都是出土于阿房宫遗址之中。卫国早年与秦国结盟,后为魏国所灭,“卫”字瓦当的出现,说明了阿房宫范围内,有为盟国君王建造的异国宫殿。“楚”字瓦当的出现,说明了阿房宫范围内,有为楚国的君王、或者特地为楚人建造的宫殿,由于秦庄襄王的名字叫“子楚”,“楚”字就犯了名讳,所以在阿房宫范围之内,凡是有“楚”字瓦当的宫殿,一定建造于秦始皇和秦庄襄王执政之前的年代。《金石萃编?卷四》又明载:刻有“长生无极”字样,刻有“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字样的瓦当,统统都“得之阿房宫故基”。

另外,《秦汉瓦当文字》一书中,也明确记载“阿房宫瓦,曰长生无极,自咸阳以南,滨渭而东,直抵骊山北麓,废堡陒垣间,往往得之”;《秦汉瓦当图说》一书也说“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得之阿房宫故基”;伊东忠太的《中国建筑史》一书里也说“阿房宫出土的瓦当,有十六种。上有‘西瓦二十九年六月官瓦字样’乃由阿房宫旧址发见。今日阿房宫旧址,仍常发现古瓦。”足日喜六在《长安史迹考》一书中也说:“阿房宫遗址上,有一些巨大的花岗岩雕成的柱础残块”。有那么多的考古权威、文管会专家,在阿房前殿遗址上,找到了砖块、瓦当、柱洞、柱础、石像,有的都已经被送到博物馆存放起来了。李毓芳先生想去寻找阿房宫的实物资料,难道不应该先去陕西博物馆、咸阳博物馆好好了解一下情况吗?

李毓芳对书上说的那些“阿房宫瓦”的材料,似乎还有某种形式的保留意见。2007年6月27日,她给《阿房宫的“另类观点”》一文发的两个评论性的帖子说:“《秦汉瓦当图说》不足为信,关键是无瓦当等历史遗存,就不能证明存在着如此规模宏大的建筑,如果它建成了又被废掉,应该存在它的地基”。她在告诉人们:《秦汉瓦当图说》收录的“阿房宫瓦”,得之阿房宫故基的说法,是不足为凭的。因为,宏大建筑如果被废弃,它的建筑地基应该保存下来,而现在只有一些瓦当,这并不说明什么问题。人们记忆犹新的是:李毓芳先生等人,一直用前殿遗址上找不到砖、瓦、瓦当为主要由,去全盘否阿房前殿曾经建成的历史事实。现在有关存在“阿房宫瓦”的资料都找到后,她不卖账了,又讲这不说明什么了?!

“阿房宫瓦”找到了,“阿房宫砖”是否也找到了呢?清代朱栋在《砚小史》中说:“阿房宫砖砚,如密蜡色,未央宫砖砚,色黄”,这是后世以“阿房宫砖”制成名贵砚台的真实记载。至于,李毓芳先生说到的建筑地基,也是很让人费解的。她向不同观点的人士,伸手讨要建筑工程上最重要的证据----建筑地基,意思是找不到建筑地基,她是什么都不会承认的。当然,如果在松软地带搞建筑工程,是非要搞一个地基不可的的,秦时的砖只用于铺地,秦宫的墙都用土坯,所谓的地基、基础,都以夯土筑成。阿房前殿12米高的台基本身,难道不是一种最坚固的夯土地基吗?由此可见,李毓芳先生用瓦当、砖、地基之类的理由,去否定、推翻阿房前殿长期存在的言论,毫无疑问是站不住脚的、实在也是一种徒劳之举。

按理来说,在考古论证过程中,无论说自己的对和别人的不对,都是要用可靠的材料,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李毓芳先生认为《秦汉瓦当文字》、《秦汉瓦当图说》上,有关“阿房宫瓦”的材料,都是不可靠、不可信的。如果有人要问过是为什么、有什么具体的理由?李毓芳是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和回答的。这么一个极其重要、严肃的问题,在不进行各种严格考古论证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任何理由,随意向公众发表的。王学理、王翰章、王丕忠等先生,都是考古界的权威人士,陕西省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都是国内知名的博物馆,那里收入着那么多从阿房前殿遗迹上发现的重要器物,作为在西安、咸阳两地生活多年的李毓芳来说,连这么一些情况和材料都不掌握、不运用,与她考古权威的身份,可能是不符合的吧!
  
  七,阿房宫得到保存的主要原因

要在阿房宫问题的研究中,取得有实际价值的成果,要绕过班固的《汉书》上,以及其它史料,那是不行的。《汉书》明确记载着,阿房宫亦名阿城,由秦惠文王开始建造,李毓芳如果不首先对它进行否定,那么她当年对阿房宫的否定,也是建立在一种偏见、虚拟的基础之上,因而注定是要失败的。不能由于班固没有司马迁那样大的权威和名望,一头就栽进重《史记》不轻《汉书》的大潮中去了。如果,司马迁在地下有知,可能也会出来出来坦承地说明情况的:我《史记》中说的只是,阿房前殿的续建工程和增补工程,甚至指的它们的竣工时间,谁曲解《史记》的本意,谁就要出来承担误导的责任。应该说,由秦惠文王开始建造阿城、阿房前殿、建造上林苑,而上林苑又隶属阿房宫的说法,是完全有根据的。

现在让很多人感到困惑不解的,似乎己经不在于阿房宫到底是不是由秦始皇建造的问题了,因为仅用两年的时间,这一座阿房前殿是不可能由秦始皇建成的、也不可能建成规模更大的“三百里阿房宫”,包括李毓芳先生在内,对于这一个问题,实际上大家都已经取得了一致性的认识。至于秦惠文王开始建阿城、建造阿房宫的有关史料,李毓芳先生等人不可能没有看到过、接触过、思考过,但还从来没有在这一个问题上,提出过任何否定性的意见和看法。如果,李毓芳先生仍然要坚持“阿房宫根本没有建设、没有建成”这种观点的话,她就应该在否定“秦惠文王建造阿房宫”这一个实质性问题上,需要再化一些大气力、再化下一番大功夫才行,因为不首先否定《汉书》记载的正确性,就不能确保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很多人一直弄不清楚,秦朝都灭亡了,阿房前殿等一些宫殿,为什么能够免遭灾祸,甚至还被汉代保留了下来?朝代更替了之后,前朝的宫殿和一些扰民工程,不是被烧了,就是被拆了,哪里有当作供品摆起来的?对这个问题,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或许就能真正搞懂了:前代、前朝的建筑工程,凡是有益、有用、无害的,后人一般都会将它们保护下来。比如;历代修的万里长城,没有人主张要将它铲平它、平毁它;类似于汉高祖刘邦称帝初期,沿用一部分前朝宫殿的事例就更多了;又如秦时的上林苑,到汉武帝时期被不断地改造、扩大,成了名符其实的汉代上林苑;著名的都江堰、灵渠等利民的工程,不是都保留到今天吗?南京的总统府、美龄宫不都完好地存在着吗?这就是历史的复杂性、多样性的反映啊。

阿房宫的历史 关于阿房宫历史真相的研究

无数历史事实告诉人们:“三百里阿房宫”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容置疑的:它的占地极其广阔、规划布局十分严整,建筑气势异常雄伟,空间构架无比高大,内廷设施超级豪华,在历代中国帝王的宫殿建筑之中,具有一种里程碑式的、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它在世界建筑史中也是占有一个金牌之席。1994年,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众多官员们,在经过一番详细、周密的实地考察之后确认:秦阿房宫建筑遗址保存完整的程度,在留存至今的世界著名古代建筑之中,也是名列第一的。因此,它当之无愧属于世界建筑奇迹和著名建筑遗址的范围之中。有了这个世界最高权威机构全面地肯定和支持,使得两千多年以前就已建成的这座阿房宫,被美誉为是“天下的第一宫殿”,这一种荣耀的获得,实在是来之不易的。

通过阿房宫问题最新争论之后,阿房宫留给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太多了。一部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根据一些表面现象作过种种“推测、构想”,致使阿房宫失去了光辉。在那种被曲解的历史背景下,要真正写出一部属于真实的阿房宫建筑史,存在着很大的史料障碍。很多建筑学家,本来也想发表一些建筑学的专业性意见,但在历史界、考古界独霸的阿房宫学术论坛上,是没有他们发声机会的。另外,从客观发展的方向看,黄金难买建筑师,建筑学家的大多数,都投身到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去了,很少有人前来过问、来解决的古代阿房宫建筑中存在的技术疑难问题。其实,阿房宫的建筑史,是必须加以重新研究、重新编写的,这是建筑学家的一个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这个历史重任,是不能指望別的专业去搞的。
  
  八,大兴土木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任何建筑和建筑工程,从来就不是一种抽象的和孤立的事物,它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中国的建筑和建筑工程,有它自己特殊的发展规律,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又有很不相同的建筑思想和建筑制度。早在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对于当时“庻民罢敝,而宫室滋侈”的土木之风,就进行过严厉地批判。他在《管子?七臣七主》中,一针见血地提出“台榭相望者,亡国之庑”的著名论断。另一位思想家、工程学家墨翟在《墨子?辞过篇》中,也义正严词地指出:“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在《墨子?节用篇》中,他又呼吁,“诸加费而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意思是一个圣贤的国君,不能做耗用国家财力而无益于民众的事情。

战国时期的大政治家和大思想家韩非,在《韩非子?八姦》中也曾经大声疾呼:“人主乐美宫室台池,……此人主之殃也。人臣者尽民力,以美宫室台池,以娱其主而乱其心,从其所欲,此谓养殃”。在《韩非子?亡徵》中,他更提醒当政者:“凡人主好宫室、台榭、陂池,事车服,器玩好,罢露百姓,煎靡货财者,可亡也”。意思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及其决策集团,如果无节制地热衷于宫室、台谢的建设,必然要加重百姓负担,殃及百姓的生存,如不及时制止,是亡国的一种徵兆。据《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汉代大臣东方朔曾上书汉武帝说:“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叛,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意思是,商代的殷帝建造九市宫,引起诸侯各国的叛离;楚灵王兴起了章华宫,楚民也都造了反。

战国时期的荀子,有一整套好的治国方略。《荀子?王制》里说得很清楚:“王者,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意思是,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有节制、有限度、有分寸,不能不顾百姓的死活,去大搞楼堂馆所和形象工程,任何一个朝代,当超越民众的承受能力,造成建设事业过热到不可收拾时,其实都是政治经济失控、乃至走向崩溃的一种征兆。秦始皇时期的政治经济是得到高速发展的,它要有社会安定条件作为可靠的基础。而其中的首先条件,应该是“宫室有度”这一点。韩非和李斯早年,都是荀子的得意门生,李斯的建筑思想,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有过具体的论述,他说:“凡古圣王,饮食有节,车器有数,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费而无益于民利者,禁,故能长久治安”。

李斯的这种治国思想,並没有完全被秦始皇接受。秦始皇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之后,尽管做了很多有利于国防建设、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的大好事,出发点虽然是良好的。但是,由于工程项目。实在太多、规模太大、工期太急,搞得全国老百姓都承受不了:他在北边崇山峻岭中,要修建横跨中国东西的万里长城!他在南方要在坚硬的山体岩石中,凿通南北的灵渠水道工程!他又以咸阳为中心,修建通向全国的交通线,这就是要翻山、越岭、过河的驰道和直道工程!他还征调七十万工匠,增修、扩建了阿房宫工程。全国仅有的两千万人,差不多都被赶到建筑工地上去了!难怪章太炎先生在《秦政记》里,要感慨地说:“秦皇微点,独在起阿房”。由此可见,阿房宫在亡秦的整个过程中,起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

北宋的改革家苏舜钦,为人骨鲠忠贞,勤政爱民。他不顾个人安危,越级上疏,痛陈时弊,为民请命。目的是使国家能长治久安。他21岁就秉笔直书,向皇帝呈上《乞纳谏书》、《论西事状》、《诣匦书》、《乞用刘石子弟》、《上范公参政书并咨目七事》等多篇激浊扬清、振聋发聩的奏章,希望皇帝能纳贤去佞、淳情吏治,希望皇帝能兴利除弊、富国强兵,希望皇帝能修德以勤至治。尤其他上《火疏》,直言反对皇帝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去耗费巨资重建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的、由2610座楼观组成的玉皇宫。他谏言说:“烈士不避铁钺而进谏,明君不讳过失而纳忠……若大兴土木,则费用不知纪极,则力耗于内,百姓劳于下,内耗下劳,何以为国?”这2610座宫殿,不就是“三百里阿房宫”的翻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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