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阿尔茨海默病协会报告确认在美国有超过500万例患者，并且认为该疾病的死亡人数比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的综述还要多。
根据柳叶刀神经病学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痴呆委员会的说法，“针对该病的有效治疗可能是现代医学最大的未满足需求。”因此，当务之急是研究者确定正确的优先级来寻找治愈方法，从而调整研究团体与社会的目标。
然而，目前许多研究的重点是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临床前阶段以及发展干预措施，来预防临床症状，而不是在处理未能满足的临床需求。这种强调预防的策略充其量是自相矛盾，直说则是不太“道德”，但这一决定是明智的。
许多正在实施的研究将人们暴露于干预措施之中，以预防一种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患上的神经系统疾病，而有些试验是有争议的。中年时期的饮食习惯和体育锻炼可改变老年时认知障碍的风险。
一些研究试图通过调节这些风险因素来阻止认知能力下降，并且在科学和道德层面有了一个良好的无可争议的理由。
然而，神经退行性疾病二级预防干预措施的理由(即，对于那些被认为比同龄人的疾病风险更高的患者，在临床症状显现出来之前通过试验来阻止或延缓神经退行性疾病)仍存在争议。
即便如此，临床前神经变性疾病的二级预防研究进展仍然是柳叶刀神经病学即将到来的会议的重点，将会有专门的论坛来讨论此方法的不确定性和伦理问题。
科学挑战，任重道远
如果干预的安全性是不确定的，将健康人暴露到不确定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奉献中也是不道德的。那么，对于二级预防试验而言，研究团体应当保证和优先考虑的都是什么?
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病理生理级联反应在可做出临床诊断之前便开始了。一般人们认为，早期接受治疗的人将削弱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威力，最终停止或延缓疾病发病的几率就越大。尽管如此，研究中没有证据支持假设，即比起在晚期临床阶段针对这些病理生理机制的临床治疗，早期的治疗存在更大、更有益的影响。
为了检验这样一种假设，在设计与实施研究的困难包括：根据疾病风险和预计到发病的时间确定纳入标准;将研究成果与临床症状出现联系到一起可能需要数年的随访评估，由于很多参与者都不会发生疾病，这会影响病例脱落率和统计能力;由于长期治疗相关的风险，疾病修饰治疗的选择必须考虑到安全性结果进行密切监测;围绕公开疾病风险的道德问题和评估不良事件的可能性或意外结果需要多学科团队的参与。
最后，临床试验始终是难度很大的一件事，涉及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且二级预防试验极具挑战性。
科学是随着挑战的应对而进步的。不好的研究(如效力不足的研究)是不必要的，然而，科学必须谨慎接受不确定性和风险。虽然基础研究为理解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机制和选择特定治疗靶点铺平了道路，遗传学和生物标志物研究也是关键信息的主要贡献者，并且需要工具来建立严格的二级预防研究。
遗传证据现在可以根据年龄来指导研究参与者的危险分层，不仅对突变基因携带者，也对与偶发性疾病有关的等位基因和变异型。
大脑结构和代谢的放射性标记和蛋白质沉积有助于在临床前状态鉴别风险。脑脊液的生物学标志也可以对早期诊断起提示作用。
实证是反驳研究假设的唯一科学方法。若通过证明阿尔茨海默病可在临床症状明显出现前被制止，而对个人和社会造成有利影响，那么科学界有道义上的责任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研究上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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