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研究的许多禁区开始解冻，氛围逐渐宽松，在中国现代史领域相继出现了不少正面评述国共两党人物的文章与书籍，陈独秀就是其中的例子，但多着墨于其在上世纪初期主编《新青年》的红色风光，并以引用毛氏语录“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作为文本语意的烘托，展示正统话语结构，较少从理性的层面，梳理历史碎片，还原真相，反思陈独秀一生为何大起大落的历史原因，以及对当代中国的观照。其实，陈独秀一生最有亮点的阶段，人性最为美丽的一面，恰恰是抗战时期落难四川江津的岁月。
据史料记载，独秀先生病故后，因贫穷无法入殓，少夫人潘兰珍也无能为力，幸得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及同乡、同学、朋友的慷慨捐助，才置了一口楠木棺材，为他办理丧事，给予厚葬，厝于西门外鼎山邓燮康私人园地。下葬仪式虽不十分排场，但也颇为庄重肃穆。民国政府代表、文化名流与地方贤达如段锡鹏、欧阳竟吾、高语罕、包惠僧、许德珩、台静农、周光午、邓仲纯、邓蟾伙、邓缡仙、邓燮康等人一时云集乡间，伫立墓前。何之瑜念完祭文，灵柩徐徐落入墓穴，顿时，墓前骤发一片悲泣声，感叹守望人格尊严的一代人杰在历尽寂寞之后有如一颗划破天际的慧星嘎然陨落。
当时江津县政府出面操办了陈独秀的葬礼，因为时任教育部次长、国民党中委段锡鹏驾到，代表民国政府参加葬礼，带来了蒋介石、陈立夫等党国大佬的葬丧费和抚恤金。《陈独秀逝世前后用费收支表》记述：“蒋介石赠一万元，朱家骅五千元、段锡鹏、王星拱、陈立夫各两千元，许静仁一万五千元。此外，胡小石、欧阳竟吾、高语罕等学界名流也表示捐款。结果是收支相抵，尚欠五千零三元，由邓氏叔侄承担。”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读到的原始文献，似有生命不可承受轻重之唏嘘！
过去强加于他的“反党、反苏、反革命、反共产国际、汉奸、叛徒、右倾投降主义、托派取消主义等各种罪名，使他几成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子女备受牵连，两个儿子陈延年与陈乔年早年分别惨死在政敌之手，被乱刀砍死，为了主义与理想殉道，唯一剩下的女儿陈子美活到1949年后，在文革初期被逼出走，一位天命之年的妇人，黑夜里捆上汽油桶飘渡香港，逃命而去，那是何等惨烈的几幅人生画面！
上世纪九三年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陈独秀”条目注释中重新确认了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仅提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等于九顶帽子摘掉了八顶，新编党史也紧跟效尤。
为生活所迫捡牛粪
在经济上，他常常陷入困顿，生计艰难，早年他一家人常常受亚东图书馆的周济。即使他在做中共党总书记的时候，也依然是赤贫如洗。1922年8月9日，在他做第二届总书记被捕后，陈独秀几乎一无所有，连诉讼费都拿不出，李大钊等14人在9月24日的《晨报》上联合署名发表《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
启者：陈独秀君为社会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了结，而关于讼费及销毁书籍版费损失在二千元以上。陈君清贫，同人深悉，遭此厄运，其何以堪，凡表同情于社会教育思想自由及与陈君有旧，愿解囊相助者，上海希交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高君曼，北京希交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收转为荷。
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胡适、邓中夏、刘仁静、张国焘、高尚德、李大钊、林素园、范鸿勃、黄日葵、蔡和森、缪伯英同启。
这一启事特粘贴于此，读者或可善意地理解到，赤贫如洗的中共总书记，“大革命”的领军人，竟然公开地被人怜悯到如此地步。对于婚姻、家庭、儿女，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当年因为生活困顿，少妻潘兰珍还在居所的院子边上开垦了一块地，种上各类时鲜蔬菜，以解囊中羞涩之虞。独秀先生本是个书生，从未种过地，看着妻子潘兰珍如此劳累，翻地松土、播种下肥，里里外外操持家务，他便要去帮点小忙。因此，村民们常常看到独秀先生一大清早就走出了石墙院大门，身挎竹篮, 手拿竹夹子在乡间羊肠小道上踽踽独行, 拾捡牛粪, 用于家中肥田种地。
建安风骨，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士者
晚年避难江津，陈独秀没有了生活来源，靠卖文为生。他是知名的语言文字研究学者，又写得一手好字。但是，时值抗战时期，物价飞涨。这种润笔之费显然难以为继。于是，各色人等都向陈独秀伸出援助之手。当时，适逢陈独秀南京出狱不久，中共理论刊物《解放》曾发表时评《陈独秀到何处去》，欢迎他回到“革命行伍”中来。其实，陈独秀本想回到共产党内，但在延安的王明、康生骂他是“汉奸”，并诬蔑他拿人“津贴”，个性耿介的独秀先生感到彻底失望，遂最终没有回到党内。1938年3月他致信《新华日报》，以公开信作答，表明其清白心志。此后，董必武、周恩来曾多次请陈独秀去延安，陈独秀说出了一番心里话的：“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至此，一代人杰陈独秀与中共的关系永远画上了句号。
其实，那年那月，蒋介石和国民党政要均对知识分子颇为礼让与敬重，已成民国传统，对陈独秀也是多加关照。比如，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朱家骅先生代表民国政府曾资助陈独秀5000元大洋，被其拒之。此后，朱家骅又托张国焘将钱汇去，陈亦原款奉还。不得已，又托付学生张国焘，学者郑学稼等人转寄，陈独秀再次照退不误，他还曾致函郑学稼先生说：“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他还在信中特地嘱咐：“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张国焘对此亦悻悻然：“仲甫先生总是如此。”由此可见，当时陈独秀尽管堕入社会底层，却依然坚守传统读书人的士者气节，这种政府馈赠，虽说是雪中送炭，他是最受不了的，有违他一生的信仰及为人为事原则。
陈独秀晚年的固定收入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是好友薜农山让他兼了《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衔，月入 160元。二是北大每月汇来的 300元。关于是北大还是北大同学会，学界曾有不同说法。不过，一般的定论，则是北大出钱，而由北大同学会操办。毕竟，陈独秀曾是北大教授，他的人事关系，按现在的说法，似乎一直挂在北大，直到其入狱。陈独秀曾有书信致当年的同事、也是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催问汇款之事。蒋梦麟先生也曾在陈独秀逝世后，在《新潮》撰文说：“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 ……” 事实上，当时的北大确实不仅对陈独秀多所资助，还指派当年的学生何之瑜就近照顾。陈独秀去世之时，他亦守候在身边为先生送终，实在不枉师生一场。
陈独秀是有个性的，胡适曾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表示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小学识字教本》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亲自写信给陈独秀，希望能更名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出版，谁知陈独秀不仅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5000元稿费也退回去了；在贫困交加的最后日子里，他宁可让妻子潘兰珍典当掉珍贵的皮袍度日，也决不接受蒋介石3000元的救助，原因是“那样就毁了他一生的节气”。
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县一个静偏的山村走完了他人生最后4年的时光。这4年是他最为苦闷、孤独、痛苦、绝望的4年。尽管他“看破红尘”，国民党仍然时时派出要员请他出山为民国政府效力。“七七事变”后，陈独秀被国民政府作为政治犯提前从南京监狱释放。当时蒋介石就欲委任他为劳动部长， 他曾说过一番话：“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的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全国抗战，我不反对他就是了。”陈独秀虽然拒绝任何政治馈赠，但是朋友的资助，他还是以感激之心收纳的。比如，章士钊、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薜农山、包惠僧、赵元任、段锡鹏、杨鹏升、邓仲纯等众多新老朋友。
独秀先生并不孤独，客居江津时期，北大学生张国焘就曾三顾茅庐，无数的文化名流，学者朋友都曾络绎不绝地前往探望，党国大佬胡宗南、戴笠等人也曾代表民国政府前往邀请其出山，可见那年那月的小山村里是何等热闹。这是目前已公开的评述文章所忽略的内容，都异口同声，众口一词地评述独秀先生晚年是如何的寂寞，其实未必竟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