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市面上出现一本薄薄的回忆录《干校札记》。
说到“干校”，上点年纪的人都会秒懂它的含义；平素混文艺圈的，必定也会联想到杨绛那本有名的《干校六记》。
杨绛那本书，初版于1981年。后经数次重印，在民间获得过良好口碑。从文学的角度看，两者显然没有可比性，如果《干校六记》可以称作“文学性突出，兼具史料价值”的话，那么徐方的这本《干校札记》，则刚好颠倒了过来。
作者: 徐方
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6-1-1
页数: 172
徐方，1954年生于北京，1969年随母亲张纯音下放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2005年，因为参加顾准诞辰九十周年的一个活动，徐方回到息县，故地重游，产生了要把那段经历写出来的冲动。
在书的后记里，她说自己“以一个少年的视角，既身在其中，又是局外人，试图尽可能忠实地记录当时的一些人和事……”
感谢“尽可能忠实”这几个看似轻描淡写的字，我们得以在她的叙述中一窥那段沉重而荒诞的历史，明白了许多真相，也有了许多新的感慨。
首先让我解开的一个谜团是，为什么河南信阳当年能在全国18个省区中独领风骚，建起了数量最多的干校。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河南人，我自小就在父辈们夸张的讲述中，听说过信阳地区的大饥荒，成年后又从个人阅读中，不断触及“罗山干校”、“息县干校”这样的字眼，但从未想过要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翻开《干校札记》的序言，经济学家吴敬琏，这位曾经的下放分子，援引一组数字来突出信阳的“丰功伟绩”：
当时，中央党政机关共在全国18个省区设立了106所五七干校，平均每省5.9所，而河南省的信阳一个地区就设立了20所。其中，息县一个县设立了8所。
原来，徐方要去的息县地广人稀，如此广阔的天地正好可以办“大学校”。如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所说的，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因母亲在科学院经济所工作，少女时期的徐方在干校中也结识了不少经济学家，其中尤以顾准最为知名。徐方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回顾其母女俩与顾淮的交往情况，鉴于新时期以来旷日持久的顾准热，这部分其实并没有多少新的发现，反倒是她对一批“老海归”的记述，更显有料。
当时干校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相当一批是1949年建国后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他们怀着满腔的报国热忱。1956年，语言学家丁声树还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我所以劝你和孩子早日归来，是因为新中国需要你，你也需要在新中国的新鲜空气中陶治一番。孩子更不用说了，她本是新中国的女儿，不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住。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为祖国服务，这是多么光荣多么美丽的事啊！”
理想很美好，现实却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妻子关淑庄归国后，先被怀疑是“美蒋特务”，后又接受毛主席一道动员令，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偏僻息县，干起打井、制砖、割麦等繁重的体力活，业务研究完全荒废。
所幸，这批人在息县呆的时间并不长，三年后的1972年，他们全部从干校返回北京。吴敬琏回忆说：“和顾淮相识，并且在他的帮助下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和自己走过的道路，是我在干校的最大收获。”
这当然是从学术发展和思想认识层面而言，但个人生活层面呢？
看看那批50年代回来的“老海归”们的最终归宿——改革开放后，关淑庄的儿子丁炎赴美读书，关淑庄随后也携外孙女去了美国；汪友泉和三个儿子也一起去了美国，听说现在加拿大。
“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啊？”老舍《茶馆》中常四爷痛彻心肺的悲鸣，真可给这种荒诞结局做一个最好的注解。
钱钟书说杨绛的《干校六记》漏写了一记：《运动记愧》。“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里的小穿插。”
有意思的是，钱钟书点明了杨绛的漏写，却没有披露漏写的原因。而在《干校札记》中，徐方则没有回避，比较详细地描绘了自己的所见所闻。那些在沉重语气中偶尔蹦出来的黑色幽默，却是各有各的奇思异想，各有各的花样和创意，让人很开眼界。
比如，书中记载某五一六分子迫于政策，写下洋洋万言的“反革命政变计划”。在该计划中，他给考古所安排的任务是挖一条通往中南海的地道，历史所的任务则是冲进中南海绑架毛主席。“梦想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句充斥媒体的广告语，原来说得一点也没错，可谓至理名言。
《干校札记》所记述的内容，除清查运动、与干校人物的交往，还包括修建房屋、安营扎寨、劳动锻炼等。
当时，国内很多干部被认为已经脱离劳动，脱离底层人民，有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危险。于是，一声号令，数十万高级知识分子拖家带口，一锅端式地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向广大农民学习。
历史证明，这不过是官方的一厢情愿。杨绛很早就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徐方也记述，干校学员有时还会与当地村民发生摩擦。
更悲催的是，当干校搬走不久，这些学员花费一年半心血和劳力所建造的房屋，很快就被当地村民拆了个干干净净。穷疯的人们像抢劫财物一样，争相运回他们所需要的木材、砖瓦，甚至铺在砖瓦下面的苇席。
如今回头看，1969年至1972年，徐方在干校的生活不过是十年浩劫时期一个不起眼的缩影。无论杨绛，还是徐方，她们都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用自己的书写方式，为后世的有心人提供了一扇观察和探询的窗口。
行笔至此，忽然想起季羡林说自己之所以在“文革”过去十六年才开始动笔写《牛棚杂忆》，一是因为痛恨自己在政治上竟如一头蠢驴，尚处在困惑和反思的阶段，很多事情没有开窍，二是期待不论受害者和加害者，都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向世人告知他们当年所遭受的折磨和干过的愚蠢行为。无奈最后期待落空，才不得不自己写一点东西，激浊扬清，避免悲剧的重演。
那么是否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推测，社会发展到了今天，文明的进步和一些事实的披露，让那段历史早有公论，当年众多的亲历者大概不适宜再自谦“在政治上如一头蠢驴”吧？
基于此，衷心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历史的创造者与见证者有了一吐为快的冲动，会有越来越多的《干校札记》类的良心之作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