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自《牟钟鉴 孔子公开课第一讲：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
孔子集五帝三代之大成，在整理阐释五经的基础上，创立仁礼之学，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确立了仁和之道的人本主义精神方向，为社会人生提出普世道德价值标准，形成民族的文化血脉、基本性格和文化基因，故其在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显学，而后成为中华文化主导思想，形成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即中国人所说的“道”：
用两个字表述，是“仁和”；
用三个词表述，是“仁义、民本、贵和”；
用四句话表述，是“天人一体，仁爱忠恕，和而不同，礼义诚信”；
用五个字表述，是“仁义礼智信”；
用六短句表述，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孔子儒学铸造了中华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中正。
孔子被誉为“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大成”是孟子的评价，“至圣”是司马迁的评价，“先师”是元明清的封号。
孟子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
司马迁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个定位比较准确：孔子不是神（纬书之说），也不是“王”（唐代封号），而是“大成至圣先师”，即继往开来的思想导师。 他使中华民族成为礼义之邦，成为高度文明的国家。
孔子儒家不是普通一个学派，也不是西方式的宗教团体，它没有严密的组织制度，不重视自身有形力量的拓展，没有特殊的利益诉求，它是基于普遍人性的一种公共性的社会德教，致力于向社会和各领域提供基本道德规范和公共生活准则，使社会人生沿着向上向善有序的文明方向前行。
孔子把尧舜时代治国理政的优良传统如“克明俊德”“协和万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和夏商周三代尤其周代的好传统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明德慎罚”等继承下来，用仁和之学加以提高，又经过孟子、荀子和汉儒的加工，遂形成“五常”“八德”的基本道德体系。
五常：仁义礼智信，乃人生常道，人人须臾不能离。
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它是五常的扩展，而以忠孝为核心。
五常八德不同时期有不同解释，但本质属性是永恒的：
表现在人生态度上，就是修己以安人，以天下为己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表现在治国理政上，就是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以德，民生为本，正己正人，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用贤纳谏，廉洁奉公，政通人和，居安思危。
表现在经济生活上，就是见利思义，诚信为本，富民均平，重农扶商，开源节流。
表现在国防军事上，就是仁者无敌、义兵必胜，智勇双全，足食足兵民信，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表现在国际外交上，就是协和万邦，讲信修睦，礼尚往来，近悦远来，化干戈为玉帛。
表现在文化和文艺上，就是和而不同，文以载道，尽善尽美。
表现在民族宗教上，就是华夷一家，因俗而治，敬鬼神而远之，神道设教。
表现在教育上，就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仁智勇兼修，学思并重，启发式教学，教学相长。
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就是敬畏自然，天生人成，赞天地之化育，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表现在社会理想上，就是小康大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四海一家。
中国百姓的基础性信仰是敬天法祖。
习近平同志把儒家“讲仁爱”放在第一位，而仁爱的体现便是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曾子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在回答子贡“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的提问时说：“其恕乎！”这就是孔子的一贯之道，其最伟大的精神是能将心比心、关爱和尊重他人，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正是当代社会最缺乏的精神。历史在演化，社会在变迁，孔子儒家所阐明的上述种种规范则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当然还有老子道家，儒道互补形成中华文化的底色。
不论朝代如何变动，不论制度如何改革，中华民族延续的基因血脉和凝聚的精神纽带始终是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否则中华民族就离散了。
神化孔子是不对的，丑化孔子是罪过，敬重孔子应是常态。
在历史上，凡是坚持孔子儒学确立的精神方向并能认真实施的时代，便是治世、盛世；凡是公然背离上述精神方向或者扭曲它架空它或者僵化保守不思进取的时代，便是乱世、衰世。两千多年的社会历史实践，反复地检验着儒学的真理性，鉴别着它的时代性与普遍性，考验着它的创新能力，特别在近现代它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终于复苏，焕发出了新的生命。
秦始皇不实行孔子仁义之道，而以残暴临民，不懂得得天下和治天下要用不同的方略，这就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汉代的贡献是建立了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华文化格局，确立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董仲舒在提倡五常的同时又提出三纲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宗法等级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不是孔孟的仁和思想，又把三纲与五常嫁接在一起，带来儒学的过度政治化弊病，减损了它的仁爱忠恕精神。汉代末年，政治腐败，特权世袭，名教礼法成为教条，民不聊生，人心离散，遂有黄巾起义，三国鼎立，国家分裂，出现魏晋南北朝的乱世。
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不宁。佛教兴盛，道教壮大，玄学流行，中华文化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儒家主导地位受到冲击，新的格局在不断调整中，儒学如何与佛老相处尚未厘清，儒道佛三教既冲突又融合，处于探索之中。国家不能统一，故乱世多于治世。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多民族关系趋向和睦。一方面儒学在吸收佛老中复兴，建立科举制度并编纂《五经正义》；另一方面佛老开始吸收儒学，出现中国化的禅宗，形成文化主体性与开放性的统一、和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鼎立与互补的新格局，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代末年。中国文化走向东亚与西域，出现新的盛世。唐代的贡献是展现了儒家开放包容的品格和宏大气象。唐末政治腐败，厚征巨敛，民生凋敝，外有藩镇，内有党争，遂导致五代十国乱世五十余年。
宋元明清时期，四书重于五经，形成十三经格局。三教合流达到理论层面，在融会佛道中出现新儒家即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成为主流思想，并且社会生活中礼法成为生活方式，使四朝保持礼义之邦，皆有繁荣时期。但礼强仁弱，天理强人情弱，内圣强外王弱，常常忽视民生之本，故不断有离乱发生。宋儒太重心性之学，于是出现反弹，兴起实学思潮，强调经世致用、明体达用。成吉思汗未接触中华文化时，凭借游牧铁骑西征列国，建立横跨欧亚军事大国，表现出扩张战争的残酷性、野蛮性。高道丘处机西行雪山会见大汗，用儒家“敬天爱民”和道家“清心寡欲”劝诫之，减少了杀戮。元朝采用了儒家礼义教化，推崇四书，认同华夏正统，仍有国运近百年。明清之际，顾炎武敏锐察觉到儒学精髓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血肉联系，指出“亡国”与“亡天下”不同，“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天下就是整个民族文明的灭亡，所以“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清中期则有戴震反对道学，批判“以理杀人”。但乾嘉以来，由于文字狱大兴，学人远离经世之学而把精力转移到考据学上，致力于经典文献整理和文字考订、音韵、训诂上，虽在学术史上有重要贡献，但脱离现实关切，不能使儒学义理与时俱新，加上科举考试落入八股，读经成为利禄的敲门砖，儒学的精神生命日益萎缩。
清后期至辛亥革命。有礼乏仁，三纲压倒五常，闭关锁国，不仅抑制了社会的发展，也使儒学生命枯萎，万马齐喑，导致礼教吃人。
儒家革新派不满意陈旧教条，在对外开放、中西融合形势下努力探索使儒学再生创新的道路。
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社会处于大变动时期，文化的走向悬而未决，救危存亡成为当务之急。中华民族从沉睡中觉醒，发扬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反抗不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取得抗日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自民国以来文化界主流思潮掀起反孔狂飙，为欧风美雨所冲刷，迷失了大方向，孔子儒学被妖魔化，面临着一场生死考验。共产党人主张批判地继承，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认真的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事实上，在那些为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的反孔革命者身上，仍然流淌着儒家倡导的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热血，只是在理性上没有自觉意识而已。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家批判当时妨碍个性解放的旧礼教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有简单、粗暴、偏激的弊病，他们分不清“三纲”与“五常”的差别。孔子没有三纲之说而有“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更有民贵君轻之论，三纲是儒学被宗法等级政治扭曲而有的，已经过时了。我们要替孔孟辩诬。今日中国，三纲不能留，五常不能丢，八德都要有。我们要继承“五四”，也要超越“五四”，进行否定之否定。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孔子儒学继续遭到批判，地位每况愈下，精神文化日益背离孔子仁和之道和五常八德，苏式斗争和对抗哲学在人民内部造成连续不断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社会主义日益脱离民族文化根基，向着偏左方向发展。一些社会主义者的思维仍停留在革命党的状态，没有实现向执政党的战略转型，没有意识到不能用革命运动的方式搞建设事业，而治国理政离不开吸纳孔子儒学的智慧。
历史证明，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他是打而不倒、批而不臭的，因为他活在中国人的心里，文明社会需要他，他的思想已经润于肌肤，浸入骨髓，成为一种民族性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