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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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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1月11日深夜，阵阵寒风吹得街上的行人头发纷乱,脸红手僵。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处宅院门前，街上一片漆黑，几个人鬼鬼祟祟地走出院门，就在这帮人向远处的一辆汽车走去时，突然一声大喊：“白鑫，哪里逃！”随后枪声四起，几个人影纷纷倒地。枪声引来了法租界的大批巡捕，巡捕们赶到现场时，只留下了几具淌血的尸体。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大的枪杀案件，立即轰动全上海，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上海“东方第一谋杀案”。
彭湃就义，中央特科营救失败
据巡捕侦查证实，这是一起有计划的凶杀案，被杀者名叫白鑫，他原本是穷苦人家出身，早年参加革命，参加过南昌起义，1929年初被中共委派到上海担任军委秘书，身居要职。白鑫因为革命意志薄弱，后来秘密叛变投靠国民党，致使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多名优秀共产党员被捕遇害。
白鑫在当时中共党员中身居要职，1929年8月23日，白鑫以上海市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身份通知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中共中央上海市政治局委员彭湃、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都在邀请之列。周恩来因为临时有急事未能参加会议。就在中共代表们秘密前往会场时，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秘密包围了会场。代表们正在开会，几十名荷枪实弹的特务就闯进了会场。一个特务头目手持名单喝问：“谁是周恩来？谁是彭湃？谁是杨殷？谁是颜昌颐？谁是邢士贞？……”
因为事发突然，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多名中共优秀党员被捕。彭湃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兼任江苏省军委书记的要职；杨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颜昌颐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邢士贞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负责兵运工作。他们都是我地下党中的中坚力量。事情发生后，周恩来和陈赓通过秘密侦查证实了党内出了叛徒，大量事实证明，这个秘密叛徒就是身居要职的白鑫。
查明了真相，周恩来立即指示陈赓,当务之急是通过安插在国民党的内线打听被捕人员的下落，设法营救；迅速通告与白鑫有联系的地下组织，与白鑫切断一切联系，严防白鑫的再一次破坏。通过安插在国民党中的内线得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都是身居要职的中共要员，蒋介石为了防备中共的营救，已经下了枪决的命令，枪决的时间是8月30日早晨。事不宜迟，周恩来和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研究并制定了一个营救方案。
陈赓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中央特科是专门应对国民党特务机构的一个保卫机关，是一个搜集情报和保卫中共高层领导人安全的秘密组织。此外，中央特科还担负着一项武力惩处叛徒的秘密使命。白鑫作为中共党史上一个罪大恶极的大叛徒，周恩来指示陈赓一定要除掉他，为彭湃等革命烈士报仇雪恨。
1929年8月30日早晨，枪决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中共要犯的消息让市民们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许多学生和市民自愿走上街头抗议国民党的暴行。我中央特科人员也纷纷行动，一部分中央特科人员混在市民中，在各个街道路口发动市民上街抗议，试图用市民来阻止囚车通过，以最大限度拖延时间；另一部分中央特科人员在囚车必经的地方埋伏起来，伺机劫持囚车。囚车终于出发了，但是，蒋介石为了防备中途被共产党劫持，在囚车出发前就在沿途街道实施了戒严，大批军警、特务前后左右护送着囚车经过。尽管我中央特科人员个个武功高强，枪法精确，但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周恩来和陈赓亲自策划的这一起劫持计划还是不得不放弃了。
看病探路，锁定叛徒的藏身之处
彭湃是我党优秀的早期革命领导人之一，他的英勇就义对我党无疑是一个惨重的打击。就在蒋介石举杯相庆的同时，周恩来含泪下达了严惩叛徒、定杀不赦的命令。陈赓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他立即安排中央特科人员秘密查找白鑫的下落，只要发现白鑫，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他处死。
▲陈赓
白鑫长期从事中共中央的地下工作，很明确中共中央严密的纪律。中共中央对于背叛党组织并造成严重危害者，是一定要严惩的。因为白鑫的叛变和告密，造成我中共中央多名高层党组织成员被捕，当时的上海中央特科组织是一定会找他算账的。为了严防中央特科对他下手，白鑫一直呆在家里不敢外出。在这一段时间，尽管我党地下组织多方打听，但一直没有白鑫的任何消息。为了保护白鑫的安全，蒋介石安排国民党上海情报处处长范争波负责他的安全工作。范争波也知道上海市中央特科组织的厉害，就把白鑫一家接到了范公馆居住，平日叫他不要出门，非要出门时，由范争波亲自指派特务负责保护。有了范争波提供的“乌龟壳”，白鑫也心安理得地当起了“缩头乌龟”。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下午，几阵台风让炎热的上海暂时迎来了清凉。白鑫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走出过家门了，也许是闷坏了，也许是长期的担惊受怕让他患上了郁闷症，白鑫连日来总是睡不好，老做恶梦，他就想上医院看病。范争波给白鑫安排了几名特务，在特务的陪同下，白鑫小心翼翼地走进了离家较近的“柯达文诊所”。柯达文是旧上海有名的医生，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柯达文看到白鑫走进自己的诊所时，他若无其事地给他把了脉，又查看了他的舌头，听了他的心跳，说：“先生并没有什么大病，主要是夜里休息不好所至。你先安坐片刻，有几味药在楼下，等我下楼取来给你。”其实，柯达文是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一眼就认出了看病的白鑫，想先把白鑫稳住，趁着下楼取药，他急匆匆地给陈赓打电话报告。陈赓接到电话，马上派中央特科人员前往，但是，白鑫看到柯达文下楼没有马上回来，心中恐慌，连忙带着特务悄悄离去。等我党的中央特科人员赶到时，早已人去楼空。
好不容易等到白鑫露面了，又让他给溜了。柯达文心中好不悔恨。陈赓得到白鑫溜走的消息，他指示柯达文：“只要白鑫露面就好，病人有病还会找医生的，就凭你的医术和名望，白鑫可能还会找你，到时候你只要想办法稳住他就行了。”
果然不出所料，白鑫从“柯达文诊所”回家后，原来是想去看病的，结果自己担惊受怕连药也没有拿就回了家，他的病情越发严重了。第三天，柯达文接到了白鑫打来的电话，邀请柯达文上门去看病。白鑫不愧是个老狐狸，当柯达文询问白鑫家的住处时，白鑫又连忙转口要求柯达文到一家饭店去等他。柯达文问到底在哪家饭店，白鑫说到时候再在电话里告诉他。
柯达文将这一情况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指示一定要稳住他，而要稳住白鑫，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取得他的信任。这天下午，柯达文又接到了白鑫的电话，要他赶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柯达文按时赶到。见了白鑫后，柯达文诚恳地道歉说：“上次我下楼取药，结果楼下也没有，我想隔壁不远就有药房，我也忘了上楼先跟你打个招呼，原想快去快回，没想到取了药回来，你却走了。”白鑫听了笑着说：“那天我还有急事，所以就不辞而别了。”
一番客套之后，柯达文熟练地给白鑫望、闻、问、切以后，给他开了药，白鑫吃了柯达文开的药，病情明显减轻，但就是不断根。其实，这是柯达文根据陈赓的指示故意为之，既让白鑫感到了明显的药效，又不让他痊愈，目的是增加看病的次数，来掌握白鑫的行踪。随后，白鑫又找柯达文看了几次病，有一次，白鑫派车把柯达文请到了上海市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全坊4弄43号门口。柯达文发现，这处43号门口附近戒备森严，有多名便衣特务走来走去巡视，柯达文判断这里可能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处。
深入虎穴，“锄奸队”深夜惩奸
和全坊4弄43号到底是什么地方？那里是范争波的公馆，不但戒备森严，就连弄堂里日夜都有流动的特务暗哨。白鑫选择范公馆作为他的藏身之处，难怪我党中央特科人员无法对他下手。只要白鑫躲在范公馆不出来，我党的中央特科人员也就对他无可奈何。周恩来指示，一定要除掉白鑫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既然白鑫躲在“老虎穴”里不出来，就是深入虎穴也要把他绳之以法。
柯达文是名医生，他虽然博得白鑫的信任，有机会进入戒备森严的“范公馆”，但要柯达文单独暗杀白鑫是不可能的，陈赓不由想起了杨登瀛。杨登瀛是国民党特务头目陈立夫的好朋友，也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杨登瀛的身份很特别，他是我党安插在国民党高层的一枚极为隐蔽的棋子。杨登瀛听了陈赓传达的“周恩来的除奸指示”，当即表示要深入虎穴，一定要除掉白鑫。
翌日早上，杨登瀛大摇大摆地到了4弄43号范公馆，守门的特务听说是杨登瀛前来拜访，赶紧通报范争波。对于范争波来说，像杨登瀛这样的人物他是想巴结都来不及，自然不会想到这位“要员”竟然会“通共”。白鑫当然更是对杨登瀛极力讨好，杨登瀛对白鑫假装不认识，范争波就借机作了介绍。杨登瀛听后恍然大悟地说：“原来是捉拿中共要犯彭湃等人的大功臣！”白鑫惋惜地说：“只可惜周恩来没来开会，不然周恩来这一次肯定跑不了！”
▲彭湃
杨登瀛假装和白鑫相见恨晚，两人谈话很是投机。在白鑫的邀请下，杨登瀛自然成了范公馆的常客。有一次，杨登瀛在范公馆里看到了前来给白鑫看病的柯达文，等柯达文给白鑫看完病走后，杨登瀛关切地问：“这个医生可靠吗？不要把共产党引进家里来。”白鑫肯定地说：“他叫柯达文，是名好医生，靠得住的，决不会是共产党！”杨登瀛接着说：“那就好！小心无大错，千万不要大意啊！”
尽管有范公馆的保护，但白鑫还是害怕在上海呆久了会出事，他通过范争波向蒋介石请求，允许他前往意大利避风头，蒋介石也知道共产党方面锄奸人员的厉害，同意白鑫去意大利避风头。杨登瀛为了博得白鑫的信任，自然也很“赞许”白鑫去国外避风的主意。同时，杨登瀛把白鑫要去意大利的消息报告了陈赓。周恩来得知这一重大消息后马上指示：坚决除掉叛徒，绝不能让白鑫逃往国外。
经过慎重安排，范争波特意为白鑫买了一张11月12日早上的船票。为了慎重起见，范争波于11月11日11时派特务护送白鑫去上海吴淞口码头，只要上了船，码头上也有军警守卫，白鑫就能安全地逃往意大利避风了。这个计划非常周密，如果按范争波的这个计划，那么中央特科的除奸计划很可能就会落空。怎么办呢？杨登瀛故意担忧地说：“这个计划确实不错，但我觉得还是有点不放心。深更半夜在门口停辆车太显眼了，这样会不会引起共产党除奸队的注意呢？要知道自从共产党营救彭湃等人失败后，中共方面发誓一定要严惩叛徒，说不定共产党的中央特科人员早就注意到了白先生的踪影了，我以为还是把汽车停在弄堂口比较安全。”
按原来的计划，范争波是直接派车等候在范公馆的大门口，等白鑫出了门就上车，如果这样的话，中央特科人员就没有下手的机会了。也许是杨登瀛的“好意”提醒有点道理，也许是范争波不愿意让杨登瀛太失面子，最后范争波还是采用了杨登瀛的计划：范争波派车停在50米外的弄堂口，然后派三名精干的特务护送白鑫夫妇走过弄堂口后再上车。杨登瀛再三叮嘱白鑫要路上小心，然后两人“挥泪”惜别。出了范公馆，杨登瀛马上把一切情况向陈赓作了汇报。11月11日傍晚，杨登瀛又以辞行为名实地侦查了一次。得知白鑫仍按商定的计划出逃后，杨登瀛才和白鑫握手后离去。
入夜，守候在和全坊4弄43号的中央特科人员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当夜11时，街上一片漆黑，只有范公馆内灯火通明。范公馆的大门悄然开了一条缝，先是一个人影探出头张望了一下，这个人影出来后，向后一招手，随后，几名黑影又走出了大门。就在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走出大门时，只听一声大喊：“白鑫，哪里逃！”喊声刚落，枪声已响：“呯！呯！呯！”仇恨的子弹像长了眼睛，白鑫、范争波的弟弟和两个特务被当场击毙。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也身受重伤。
这起谋杀案震惊中外，被称为20世纪的“东方第一谋杀案”。这起谋杀案让上海市民大快人心，也让蒋介石当局惶惶不可终日。（本文资料来源于《中央特科之中国秘密战》，金城出版社）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总第2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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