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中大历史系请陈寅恪任隋唐史研究生导师,陈拒绝说:“1956年时把我当专家,1958年说我贻误青年,现在又让我做专家,难保再过些时候又说我贻误青年。”他对肆意进行人身攻击的大字报深恶痛绝,说:“要毛主席、刘主席或周总理给我写书面保证,不出我的大字报我才教书。”
张学良说东北话,蒋介石说浙江奉化话。张晚年说:“我们两个言语上有误会,我们两个有时候误会很大。因为我说话,他有些听不大懂。我这人有时说话转弯子,他就听反了。你比方,‘我为什么不去?’那就是‘我要去’啊。南方人他就认为‘我要你办事,你不去。’蒋先生一生气就讲他的奉化话,我简直听不懂。这听话听不懂有很大关系,你也不能老问他,‘你说什么?’你说话要解释,你的深刻意思何在呀?你听不到。”二人交流不畅,真可谓“一言兴邦丧邦”。
文革后,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召开学者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会上吴世昌说:下乡劳动改造,怎么苦我都不怕,但老是搞政治运动,让我们讲假话,我受不了。我紧跟不上呀,跟不上潮流。他还说,“封、资、修”“名、洋、古”这六个字,天网恢恢,谁也跑不掉。国民党统治时,我还能跑掉,现在可跑不掉了,跑了之后,哪里去要粮票、布票,怎么活?吴说,我回国之后尽管被带高帽,但也不后悔,即使我早知道回国会有这样的遭遇,还是要回国的,我爱这片土地呵。
1937年,清华大学在长沙岳麓山建新校舍,其旁有一农业学校,其蚕室占清华新址一角。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后,拟以此蚕室作为土木工程系教师宿舍。一次,潘光旦和冯友兰、陈岱孙、施嘉炀三教授前去查看,潘笑问施:“公等何日可下蚕室?”(古时受宫刑者的牢房称为蚕室)冯听后叹道:“真是文章误我,我误妻房。”
潘光旦有妙语三则:一、清华社会学系毕业生周荣德和冯荣女士结婚时,潘先生赠一横幅,上书“一德共荣”四字;二、清华女同学黎宪初在校时,与欧阳采薇等四女生被称为“四喜元子”,她选在1月15日结婚,宴客于“三和酒家”。潘先生赠喜联云:三和四喜元夜双星;三、赵访熊教授结婚日大雨,有客说:“天公太不作美。”潘先生却说:“既云且雨,天地交泰之象,是天公为新夫妇现身说法,大可贺也。”
冰心为梁实秋庆寿祝词云:“无论男人女人,一个人应像一朵花;花宜有色、香、味,人宜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成为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中,男人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座中男客闻之,愤然不平。冰心笑道:“诸君稍安勿噪,我还没说完哩。实秋虽像一朵花,乃是一朵鸡冠花,而且尚未培植成功,实秋仍须努力。”
1919年10月初蒋介石写日记下决心:“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记道:“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1920年8月7日的日记中云:“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关,则茫茫尘海中,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为众所鄙之虞!”9日则记道:“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流沙河读了这段,感叹说:“此公是个老实人嘛,难怪仗打不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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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钧对翦伯赞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突然成了政治上的右派,而且,这个右是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做注解的。”翦伯赞说:“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搞明白了吗?”章不解,翦伯赞继续说:“你们的关系变了,从前你和他是朋友,现在是君臣。”
有记者问李敖,担任“国会”议员第一天,情绪怎么样。李敖答:好玩,有点“笑傲江湖”,没有那种严肃的心情。记者又问:对着自己的照片宣誓,是怎么想到的?李敖答:自己欣赏自己嘛,原来就职仪式的动作很迷信,太落伍了,但你不这么来一下,感觉好像没就职,那么我就用好玩的动作把它搅掉了。
萧三匝问南怀瑾之子南一鹏:“你父亲一生学佛修行,为什么没出家?”南说:“父亲从峨嵋山下山的时候,就有和尚问他,你闭关三年,大藏经全都读完了,怎么不出家?结果我父亲就写了一首诗:不二门中有发僧,聪明绝顶是无能。此身不上如来坐,收拾河山还要人。他发愿要济世救人,走的是居士路线,带发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