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要求张送蒋回南京，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舆论压力——西安事变后舆论一致谴责张学良，并要求其送蒋回南京。在西安事变之初，张学良本以为高举抗日大旗就会赢得国内民众和地方势力派军阀的同情甚至是支持，因此并没有做送蒋回南京的打算。然而事与愿违，当时全国上下几乎一边倒地谴责张、杨，这些“曲解误会”大大出乎张的预料。而且在这纷扰的谴责声中，很多人明确要求张学良马上送蒋介石回南京。比如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1936年12月13日），胡宗南、黄杰、李默庵等170多军队将领就联名通电全国：“对此破坏党纪国法之徒，应请政府即日明令讨伐，以促张学良悬崖勒马，将领袖护送南来，并即日释兵自缚，待罪国门。”与此同时，当天何应钦也致电张、杨：“近日吾兄为表明心迹计，唯有克日护送委座南返，示天下以无他。”14日，孔祥熙致电张学良说：“故为兄计，唯有请兄陪伴介公，即日南下兄静意见即可提出（交）中央，于公于私，美此为善。”16日，东北旅居北平的同乡3573人致电张学良：“完恳悬崖勒马，即陪委座回京，免动摇国本。”甚至连北平大学校长蒋梦麟也致函张学良，要求其必须立即“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
从这些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出，送蒋从一开始就几乎是所有方面的一致要求，尽管这些要求多半流于口号，但对处于风口浪尖的张学良而言无疑是非常大的舆论压力。
二、为显示自己一心为国毫无私念，张学良也曾一再表示事件平息后将送蒋回南京——在那种情况下，为了证明“弟等此举，任何方面皆为对事而非对人，尤确信其节极端纯洁，只求主张贯彻，决不稍为身谋”，张学良不得不做出一定的承诺，一来缓解强大的舆论压力，二来也可作为博取蒋介石信任的手段。据1936年12月17日阎锡山给孔祥熙的密电称：“顷汉卿（张学良）派人乘机来晋，面称近来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如蒙允准彼情愿随公赴京请罪。”由此可见，至少在西安事变后的第五天，张学良就已经向蒋介石表示待事变平息后愿意亲自陪送其回南京了。在对蒋作出承诺的同时，12月19日张学良致电《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明确表示：“当他（注：指蒋介石）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回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平的审判。如果他们听了我述说的事实以后，认为我的举动谬误而责罚我，则我愿意承受任何责罚，甚至死刑。”
由此可知，至少在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十天前，他为向蒋介石本人和舆论表露心迹，就已经许下了承诺。这样一来，“送蒋回南京”这一本来只是做做姿态的口头承诺，现在却成了事件平息后张学良为了向舆论交代而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三、张学良有此念头，与“看到委员长的日记”关系不大——关于张学良为何会萌生送蒋的想法，张本人曾坚持一种说法称：“我在事变中，看到委员长的日记，从日记中看出委员长被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及恐日病等分子所包围，其本人还不是没有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想法，且委员长又答应了我所提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目的既达，个人得失，在所不计，特随节来京待罪，请给以应得的处分！”也就是说，张学良在事变中获得了蒋介石的日记，被其中蒋介石抗日救国的想法所感染，因而萌生了送蒋回南京的想法。
然而据杨奎松教授考证，此种说法太过牵强，因为早在1935年10月中旬，国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即派熊斌分别向西北国民党高层军政要员“宣述参部对日计划”，张学良不会不知道。1936年7月中旬，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作了“最后关头”的报告，张回西安后曾一度动摇反蒋决心，“这说明蒋介石准备抗日的情况张学良其实完全了解”，因而基本不存在张学良被蒋介石的抗日决心感动的情况。即便张氏真的行事“轻率鲁莽”，那也不至于因为蒋介石的几句日记便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四、最终促使张决心送蒋的，是宋子文等人的安全保证——尽管张学良之前已经做出了送蒋回南京的承诺，但最终促使他下决心这么去做的，绝非区区一两句诺言而已，期间有更为复杂的因素存在。
首先，张学良觉得有必要去南京维护蒋介石的权威。在张学良看来，自己发动西安事变无论对与错，毕竟是有损蒋介石威严，既然蒋已经答应了自己的条件，自己也仍然拥护蒋，就有必要重新树立蒋的权威。在张学良看来，自己亲自送蒋到南京至少可从两个方面维护蒋的权威：
一是自己“认罪伏法”。张曾说：“临行之时，蒋委员长召我和杨虎城，深切地训诫。并再三阻止我的同行。我思为了国家的纪纲，领袖的尊严，我既肇此祸乱，不能再计及荣辱生死，甘愿牺牲自身，以维国法，以炯后人。遂违命陪同莅洛，转去南京。”而且张学良一到南京就正式致函蒋介石，表示此次“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
二是给蒋介石“撑面子”。他说：“这次事变，对他（蒋）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到南京，我一样是请罪，（再）一样我也是让他维护权威。……我说说句不客气的话，我说那是个泥菩萨呀，所谓首领就是个泥菩萨呀，我把那泥菩萨已经扳倒了，那我只好把这个泥菩萨扶起来。它有灵，拿（它）我脑袋疼，不能不给他磕头呀。”
其次，张学良一心想与蒋介石扮演一出“千古美谈”。张学良跟随蒋介石返回南京固然是为了给西安事变中颜面尽失的蒋介石“撑面子”，但他心里便还有另外一层盘算，那就是他在1937年曾对邵力子说过的：“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为千古美谈！”而且他认为“我这一着是抓住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无奈蒋介石后来改了主意，使其愿望落空。
除了想创造“千古美谈”之外，他来南京还为了防止蒋介石反悔，他曾这样说：“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
再者，家人的安危也是其要考虑的大问题。据张学良的侄子张闾实回忆：“小时候读到‘西安事变’时不理解大伯父为什么这么做（送蒋回南京），后来父亲告诉我，是大伯父牺牲了自己救了整个家族。当时的军统已经掌握了张家所有亲属的资料，而军统局长戴笠是个冷血的杀人魔鬼，不会轻易放过张家人的。宋美龄当时承诺只要大伯同意一起送蒋介石回南京就保证张家的安全。”这种情况的确也存在，比如就在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远在南京的张学思就被软禁了起来。家人的安危想必也是其作出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张学良之所以敢这么做，是以认定自己此行风险不大为前提的。尽管上述种种解释看起来都非常合理，但如果张氏不认定南京之行完全安全，那么恐怕有多少理由也不足以让张学良拿自家性命开玩笑。其实，尽管张学良在很多场合都信誓旦旦地宣称：“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我到南京，是准备去被处死刑的。”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是已经得到了宋子文、宋美龄安全保障，并且确信蒋介石不会食言之后才真正下决定送蒋的。
据宋美龄在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记述说：“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之政治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张之请求，亦有其特殊之意义，足使此后拟以武力攫夺权利者知所戒惧，而不敢轻易尝试。故余与子文赞成其意，允其同行。余更愿在此特别声言，负责叛变之军事长官竟急求入京躬受国法之裁判，实为民国以来之创举，此中央政府之所以赦宥张学良而为若干外人所骇为不解之真实理由也。”而且当时宋子文和宋美龄一再向张学良担保，回到南京后蒋介石绝不会难为他，他肯定很快就能安然返回西安，因此他并不十分担心个人前途。
除了宋氏兄妹的保证外，张学良还坚信蒋介石“言必行，行必果”，他在南京下飞机后曾对原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说：“我这么大的个子，他（蒋介石）那么大个子，我说了话算，难道他说了话不算数？”
正因为他自认为得到了两方面的“安全保障”，所以他才敢慨然送蒋，并在之后一段时间始终认为自己很快就能返回西安。直到他被判刑前夕，还满怀信心地给毛泽东写信道：“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顺利，俟二三日把政（改）府（事）做完，几天即回”。即使判刑之后，他仍旧相信这不过是蒋为环境所困不得不搞的“官样文章”。甚至最终得知没有可能回去之后，他也还是相信蒋“谅亦有为难处”，因“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因而“此事仍有转圜办法”。
其实，蒋介石本来多次拒绝张学良陪其回南京，但回到南京后他又经过反复考量，决定自食其言，扣押张学良并将其软禁。另据曾任南京复兴社特务处书记长的张严佛回忆。似乎软禁张学良，在其抵达南京之前，即已敲定：“12月24日，戴笠从西安回到了南京。晚上九时，戴笠在鸡鹅巷五十三号找我和军统局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去，他非常高兴，一边笑，一边很严肃地对我们说：‘张学良将于明日送委员长到南京来，我已经和宋部长（宋子文）商量好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学良到南京的消息千万不可张扬出去，你们要特别注意。’戴笠又说；‘乙光赶紧在特务队挑出十几个人来，要机灵可靠的，仪表好的，都穿蓝色中山服，佩带二号左轮，由乙光带到宋公馆去，看守张学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