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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国私募25年风云大戏：私募江湖 作者：仇晓慧
江湖上的第一个高手（1）
以奇胜，以正和。
—《孙子兵法》
1990年前，中国股市一片混沌。不过，江湖毕竟是江湖，就算是再混沌的时代，也有卧虎藏龙的高手。
当时，股票在公众眼中还是一个陌生的字眼。毕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距离上海滩股票交易所歇业也已有30多年的时间。
据历史记载，中国股市最早起源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当时，外国资本大量侵入中国，同时，也把资本主义国家使用多年的集资筹资的方式带到了上海等开埠城市。进入19世纪70年代，华资企业开始发行股票筹资。1882年华商兴办上海平准股票公司，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股票交易机构。新中国成立后，曾是远东规模最大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因充斥着投机，被当时的上海军管会关闭。再后来，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1952年2月与7月，北京和天津两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恢复的证券交易所，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可以想象，这段漫长的空白，湮灭了多少前辈对于证券的记忆。
这注定是一场有趣的游戏。在每个资本大幕刚开启的时候，都是少数精英和投机客的舞台，这个多数人不熟悉、不知道或者不看好的领域，注定将迎来历史上最原始也是最猛烈的爆炒，这个规律在历史的每个时期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没想到它来得如此飞快。
江湖上的第一个高手，最早出没的地点是深圳。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传说在1988年的某一天，深圳证券交易所走进来一位穿戴平常的老人，大约70岁上下，个子不高，但眉宇间透露着一股非凡之气。
老人径直走向柜台，递上一张买单。那头的柜台小姐扫了单子一眼，很快就疑惑起来。单子上填的是深发展（全称为深圳发展银行），然而，深发展的交易现价是每股80元，这位老人居然填了120元。就算求之心切，提升一下价位，85元、90元也绝对足够。
老人仿佛看出了柜台小姐的疑惑，态度坚定、掷地有声地说：“就这个价，给我拿两万股。”
之后，老人就从深圳消失了。这个轰动性的传闻随即传遍整个深圳：“一个大户120元买了两万股深发展，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
第二天，深发展股价一开盘就暴涨。
1990年刚开春，就在深发展股票拆细前，当它的股价涨至180元时，那位神秘的老人又出现了。他这次是卖出了两万股，竟然挂的是比市价低22元的158元。
第二天，随着这位老人的传闻再次兴起，股价应声暴跌。
这位老人的两次操作被后来人称做“天下第一庄”，也是有据可查的沪深股市上的第一次“坐庄”。其实，在深发展股票发行时，老人早已将货吃足，算是打好了“底仓”，当股价到了80元时，他高价买入两万股，股票一下子放量，股价自然凶猛飙升。当股价攀上180元高点后，他又开始慢慢撤退，他卖出两万股的那天，正好全部清仓离场，算是满载而归。
好事者们纷纷打听，才知道这位老先生并非等闲之辈，他的大名叫林乐耕，在民国时期曾当过“红马甲”—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经纪人。1990年时，他已有68岁。
旧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早叫做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是在1919年2月由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改组而来的，至今仍可在汉口路（原名为三马路）一栋8层建筑脚下看到一块原址纪念石碑。很有意思的是，石碑上还刻着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名字，他当时做的是理事，排在他名字前面的常务理事尹韵笙正是林乐耕的舅舅。尹韵笙的身份给林乐耕进入证券业创造了条件。林乐耕16岁就从乡下来到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做练习生，当时还是用毛笔写行情。成年之后的林乐耕成了华商证券交易所的017号经纪人。到20岁时，林乐耕攒了点钱，就自己开了间叫做“乐茂”的证券号，做期货对敲交易。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江湖上的第一个高手（2）
当年，林乐耕这些庄都在一个证券行里开户，租十几个写字间，装很多电话，光雇的人就有100多个。一个价格买进，一个价格卖出，做对敲，想把股票提高到什么价位就什么价位，兴风作浪呼风唤雨，每天可进账10根大条子①。有时候，“红马甲”还要“抬轿子”。诸如一个老板想把一只股票从5元抬到6元，但一个人抬不起来，就给“红马甲”一点好处—一般就是将股票的现价先折算给“红马甲”一部分，让他们能先赚一点钱，以便一起拉抬。当年的林乐耕就是这样的老板。
林乐耕还亲历过金圆券泄密大案。1948年蒋介石为继续发动内战，决定在全国进行币制改革，明令实行金圆券币制。没想到国民党政府后院起火，上海《大公报》一篇《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的文章称早就有人提前获悉国家币制改革的核心机密。蒋介石长子蒋经国受命亲临督阵，以上海237家金融股市交易所为突破口，兵分八路前往检查，俗称“打老虎”。
当时是190号经纪人的林乐耕就因查出有场外交易行为浮出水面。纪录显示，他在8月11日和12日两天，买进237号经纪人杜维屏的永纱股票
1 600万股。
警察迅速拘捕了林乐耕。此时，林乐耕一直是市场上的做多老手，正为政府公布币改方案后股票大跳水而不爽，被捕之后交代了他听到的一条市场传闻：有从南京来沪的某要员将证券交易所要停业的消息告诉了杜维屏、盛开颐、潘序伦三人，于是杜维屏等人纷纷抛空。而这个杜维屏正是蒋介石起家时的旧友、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二公子。
林乐耕这次被抓，和杜维屏、上海纸头大王魏沛霖，还有荣毅仁堂哥荣洪源关了59天，当时号称“四只老虎”。1948年9月15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公审此案，因涉及内幕的人员太多，所以仅对几名核心当事人处以公法，当时还是章士钊大律师特来辩护的，一场轰动全国的财政部币改泄密大案就这样结束了。林乐耕幸运地被无罪释放。
之后上海解放，陈毅部下宋时轮在1949年6月10日指挥解放军包围了上海证券大楼，抓了238人，封掉了证券交易所。林乐耕正好不在所里，侥幸逃脱。
可以说，林乐耕在证券界浸染了半个多世纪，几经沉浮，对资本市场的很多规则烂熟于心。这样的资本高手，在获悉中国发行股票后，自然忍不住跃跃欲试。
兴许，林乐耕算得上是新中国证券历史上的首批私募，尽管那时还没有私募这个概念。不过，此人在市场上的辈分极高，不仅给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出谋划策，还曾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办者们的老师。毕竟像这样亲身经历过证券第一线的“活化石”在当时已经不多了。
照理说，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林乐耕，应该顺理成章地去买上海股，而且，上海在中国的证券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走在历史大浪的前方。早在1859年，美商琼记洋行定造轮船，在第一艘轮船“火箭号”10万元的造价中，就有在上海向中国人募集的1万元股份。1877年，洋务运动期间，上海推出了第一只华人自己的股票，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发行了37万多两银子的招商股。改革开放后，上海在全国证券各方面的实践也一马当先：新中国第一部关于股票的法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于1984年在上海诞生；新中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飞乐音响，于1984年在上海发行；全国第一家证券柜台交易点—静安证券营业部，也于1986年9月26日在上海风风火火开业。
林乐耕为何没有选择在上海买股票呢？其中的缘由说来话长，这直接涉及上海与深圳两地证券市场发展的渊源，这也直接导致此后在中国私募江湖版图上，深圳、上海两地各成一派。
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与第一个股票柜台（1）
林乐耕之所以选择在深圳买股票而非上海，一方面是因为亲历过上海证券市场的潮起潮落，觉得上海这地方水太深；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上海证券发展走的是日本模式，即先发行债券，再发展股票。
当年，日本野村证券副会长伊藤一直鼓励中国走日本先发行债券的道路。伊藤同时还是国务院的顾问。他向时任静安证券营业部经理黄贵显直接表示，中国要搞证券的话，应该从债券着手，不要先搞股票，因为中国的市场还很不规范。
1981年，有个叫龚浩成的青年在上海财经大学当教授，踏踏实实地讲了3节股票课后就有人在背后说他宣传资本主义。龚浩成只好知难而退。没想到，1984年，龚浩成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当副行长，后来又出任行长，一手将股票扶持了起来。
龚浩成回忆说：上海的股份制是1984年兴起的，那时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大发展，需要资金，但银行的钱不会给他们，他们只好自己找钱，老的企业发的叫债券，新的厂子发的就叫股票。不管叫什么，反正是大家拿钱来凑到一堆，而所谓的债券或股票，其实也只是一张收据。当时发行数量也少，
1 700家企业发行的债券和股票不过亿元。
尽管那些收据算不上股票，但正是有了这个基础，才有了1984年7月的8条《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后来很快就出现了新中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飞乐音响，俗称“小飞乐”①。
之后“小飞乐”红极一时。1986年11月，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范尔霖访华，他赠送给*的是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所徽，作为回赠，*给贵宾的礼物正是一张编号05743、面值50元的上海飞乐音响股票。
事实上，“小飞乐”股票的公开发行完全是“将错就错”的结果。在改革开放后，市面上对音响设备的需求越来越大，一家老国营企业—上海电声总厂厂长秦其斌萌生了扩大音响生产的想法。1984年上半年，他在参加上海长宁区工商联会议时，偶然听到一些老工商业者说起旧上海很多民族企业都用股票来集资的事。这是秦其斌第一次听说股票这个东西。受到启发的他提出了股份制的构想，即通过发行股票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集资。
1984年11月1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由于对“向社会发行”的理解不同，秦其斌将打算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发行股票集资，说成了向社会公开发售。很快，一篇题为《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的报道，将秦其斌和飞乐音响推向了改革浪潮的风口浪尖，而飞乐音响也“无心插柳柳成荫”地成为公开发行的第一只股票。
据说在股票发行的第一天，许多人早早前来排队购买，队伍排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盛况空前。一天之内，总股本1万股、每股面值50元的飞乐音响股票便被抢购一空。不过有报道称，事实上，“小飞乐”的定向发行在登报时已静悄悄地找好了下家，流向社会的只是极少的部分。
当年只有少数比较幸运的投资者认购到了飞乐音响，其中有一个人此后成了声名鹊起的私募—迈克·吴。当年，迈克·吴还不到20岁，由于他生于投资世家，获悉飞乐音响公开发行的消息后，决心不错失这一机会。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与第一个股票柜台（2）
迈克·吴后来成为美国个人投资者协会终身会员、美国证券行业协会会员。他后来成立了上海鑫狮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执行总裁。当年对飞乐音响的成功认购，使其成为上海滩上第一个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公司的股东。
一个多月后的1985年1月14日，延中实业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时，更是人山人海、势不可当。
当时，延中股票由中国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部代理发行，胡瑞荃副经理在现场操作。他说：“从江宁路排队转弯到南京路，人群长队绕了好几条街，结果20路车也开不动了，交警跑来找我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延中股票发行额共500万，原来计划在柜台上发行350万，可到中午12点一看，不得了，已经超过350万。我马上打电话请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金管处，对方说要控制在450万以内。到下午3点钟一看，已经发到470万……”
尽管上海在1984年发行股票时盛况空前，但这些股票并不能交易，持股者意见很大。直到1986年9月26日，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在静安区开设了全国第一个股票柜台—静安证券营业部，才有了股票交易。这家营业部位于靠近静安寺的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入驻前原是一家理发店，面积仅为12 平方米，一开始，墙上的小黑板写着仅有的两只股票的名称。
9月26日当天，该柜台开始正式办理由其代理发行的延中实业和飞乐音响两家公司股票的代销代购业务。当日，股票柜台卖出延中实业和飞乐音响股票共1 700股。由于拥挤，钱款股票无法交割，只得提供临时收据日后交割。
黄贵显回忆起营业部开业时的情景：“我们应该是9点钟开门，但那天是提前半个小时，8点30分开的。因为门口人太多，围得水泄不通，把交通堵死了……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个坐轮椅的人，从老远的地方来的，首先让他买了。总的来说，大都是买进，卖出很少。当时一共发行了十几只股票，但真正能上市的就两只股票，而且都是机构控股的。”
据称，这些股票因为涨势不错，机构都不肯放出来。黄贵显还曾动员延中等几个机构卖出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公司股份化的初始想法与之后向公众募集资金的想法相去甚远，大部分企业都只是想在内部员工中间募集资金，后来尽管向公众开放了一些股本，但上市公司惜售心态较重。可见，当年虽然已经有一些先知先觉的投资者，但未必都能如愿以偿。这些股份制公司惜售股票的行为，对上海本地的证券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美国《旧金山考察家报》记者法兰辛·布雷维提撰文说：“吹嘘得很厉害的上海股票市场实际上是一个不确切的错误名词。很多市民手拿现金来到这里，却败兴而归，因为股票早已售罄。大约有140家本地企业已发行了股票，然而只有两家企业的股票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市出售。”
据说，静安营业厅里的两张长椅后来通常都坐不满人。到1986年第四季度，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只股票成交量共1 367股，每日交易维持在30股左右。
私募“四大天王”起步深圳
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南北混杂。当时，一批又一批青年从全国五湖四海赶来沐浴改革春风。大老远地赶来后，第一个接触的事物就是股票，许多人也因此改变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1989年，一个个子不高，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的年轻人来到深圳，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憧憬，还透露出自负以及大显身手的抱负。
他叫刘宏，一个80级南开大学的天之骄子。那一年，他放弃大学讲师的职位，只身来到深圳打拼，然而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来晚了。
当时的深圳，已经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大量有才华的年轻人接踵而来，然而像刘宏这样莽莽撞撞过来的却不多。很多单位都直接地告诉他，已经不缺人手了。
为了谋生，这个年轻人只好在码头搬运货物，生活的残酷让他平添了几分现实。
有一天，他正好路过深圳荔枝公园，不知为何，他的脚步停了下来。眼前的景象彻底吸引了他—很多人聚在那里，胸口贴着纸片，手上举着牌子，走来走去，大多靠眼神交流，对上眼的，就如同地下党一样，点点头，然后走到老荔枝林内部去交流，整个场面有点像童年时玩的游戏“找朋友”。他走近一看，原来那些纸片是股票凭证，有万科、深发展等“老五股”品种，牌子或小纸条上还写着价格。
原来那时候，在巨大的赚钱效应刺激下，深圳人对股票的狂热早已被大大调动。在证券公司柜台买到挂牌的股票，出门在黑市便能立即翻倍。作为深圳炒股集散地的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总部营业面积太小，疯狂的人们因此背着装满现金的麻袋进行黑市交易，区域不仅扩大至特区证券公司附近的街边，甚至包括街对面的公园。
看到此情此景，刘宏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在大学期间，他曾在南开大学图书馆里看到过一本讲美国证券市场发展史的书。这本书曾令他无比着迷，借阅多次。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股票吗？他思忖着，便开始留意起来。
刘宏日后成为中国本土另类套利投资风格的私募代表，在证券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未来之路。
当时还有一个叫做林园的陕西汉中人。林园生于1963年，到深圳的时候是1989年，差不多与刘宏同期接触股票。来深圳之前，林园对股市一无所知，他的第一份职业是深圳红十字会医院的医生。工作了两年，由于无法适应医院倒班的工作节奏，他调到了深圳博物馆工作。在博物馆工作期间，他曾在南京某知名学府进修电子工程。可想而知，对于一个医学专业的人而言，学习电子工程存在很多困难，股市无疑为林园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寄托。
当年，林园一家共同筹集了8 000元，以元的价格买入了30股深发展的股票，之后反复操作，短短几个月获利12万元。
据说在1989年年底，林园与家人凌晨3点起来拿到股票就开始做自由交易。那个时候的交易环境特别简陋，营业部大厅中间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诸如“深原野，10块5毛有没有人要”，不消多久就涨到11元，到时就会有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和菜市场没有两样。通过这样来回倒几次，林园他们赚了不少钱。如果有朋友要买哪只股票，又刚好有人想卖，他们还可以中间介绍一下，每笔可以赚100多元。
相似的经历还发生在后来成为女私募的李雅非身上。1962年年底，李雅非出生于四川泸州，1983~1987年她一直在泸州一所中学担任英语老师。1987年，不甘平庸的李雅非应聘到泸化进出口公司，两年后被借调到深圳工作，住在深圳园岭—而这恰好是中国股票交易的诞生地。
1989年，李雅非在园岭附近草坪上见到了刘宏当年在荔枝公园看到的相似情景：许多人围聚在那里，手里拿着比A4纸略小的纸张，有的举着牌子，有的将小纸条贴在额头上—这些小纸条正是股票凭证。李雅非很快发现股票来钱很快，于是她拿出6 000元试水，买了深发展、金田、振业3只股票。仅仅过了一周，账户上就多了1 000多元。
这些早先试水的草根股民利用早期中国资本市场不流通的盲点而火速赢利。渐渐地，他们中的一些人胆子大了起来，问朋友、亲戚借钱买股票，由此赚得第一桶金。
那两年，很多后来成为大腕的私募们都不约而同地南下深圳。
李驰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1988年从浙江大学力学系流体力学专业毕业，1989年南下深圳特区。李驰当时有个杭州女朋友，家底殷实，起初女友家反对他们离家那么远，但李驰当时对南下怀着满腔热情，几乎是将姑娘“劫持”过去的。
刚到深圳的时候，李驰在蛇口上了一个为期3天的培训班。有人在学校的门口摆了张桌子，卖深圳安达公司（深圳“老五股”，现为ST国农）的股票，100元钱一张。他发现，好多人买了之后，一两个月涨到107~108元，就卖掉，以为很好赚钱，殊不知后来这张“纸”涨到了3 000元，上涨近30倍。他上了投资原始股的第一课。
1989年，年轻的杨骏从大连理工大学毕业后，在深圳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做投资和企业分析。一年后，杨骏转到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先后担任总经理秘书、投资银行部总经理等职务。
时间再往后几年，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点文学青年气质的但斌也来到深圳，来到曾一同患难过的哥们所创立的投资公司谋生计，开始接触股票与学习投资。1992年的他，年仅25岁。
1969年出生的刘明达，在大学的专业是化学工程，毕业后他在内地企业待了一年多，1993年才去了东莞从事与贸易相关的工作。同年，他开始接触股票……
这些人后来构成深圳私募的中坚力量，刘明达则与赵丹阳、杨骏、但斌并称私募“四大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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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雏形沪深已不同
1990年之前，尽管中国证券行业还没有大力发展，但走在历史发展前沿的沪深两地已各自形成鲜明的市场特色。
事实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上海还是以买卖国库券为主。而深圳在发行股票后没两年，就以股票为证券发展的主要方向。直到1992年“8·10”事件”①之前，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量远在上海之上。当时深圳发行了30多亿元的股票，上海才发行几亿元。深圳证券交易所一天的成交量往往是上海一周的成交量。
从沪深上市公司的成立背景看，也迥然不同。上海的第一家上市公司—飞乐音响成立初衷只是想员工内部持股。而深圳的第一家上市公司—深圳发展银行，从国家、企业、私人三方合股的股本结构就可以看出其相对商业化的程度，其市场化程度也远远高于上海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国营资金占比较重的股份制公司。
尽管当时上海一直处在证券化改革的风口浪尖，但很多事物的向前发展都是受到管理层意识推动的。上海股份制公司的老总，可能自己还不明白怎么一回事，就一举定乾坤般地成为一个行业的先行者。而深圳则在自我摸索的过程中，走上了“野蛮生长”的道路。
而林乐耕当时之所以不远千里来到深圳，就是因为看好了这个可以施展才华的流动性平台。一方面，从深圳上市公司企业性质与发行结构上看，市场流通性更强；另一方面，深圳作为当时第一批沿海开放的城市，整个市场环境也比较宽松。当然，林老先生介入的另外一大原因是，当时深圳本地人整体对股票缺乏了解，而少数人的做法与大多数人“倒行逆施”的时候，才有可能获取真正的暴利。事后看来，他在1988年入市，正好抄了深发展的大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至少在打新股方面，1984年的上海人比1987年的深圳人精明。林老先生利用深圳人认知过程的“时间”换了“空间”。
更可贵的是，林乐耕不知不觉中培养了一批本土私募，当时还是毛头小子的钟麟特意从湖南赶来拜师，此后他成为上海滩生命力最强的私募之一，几乎经历了所有的中国证券周期。林乐耕的股票运作方式，在钟麟等嫡传弟子的血脉中流传极深。
而在飞乐音响时期就介入股市的迈克·吴走的则完全是另外一条道路。他当时还不到20岁，之所以会选择认购最原始的股票—飞乐音响，完全是因为受家中海外投资背景耳濡目染的影响。他对外界只字不提自己家里的情况，反而让人们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想象。他在上海资本市场最为蒙昧的时期摸索了5年后，终于在1989年，也就是迈克·吴20岁那年，带着中国法定每人只允许携带的20美元从上海去了美国，同时还带着一个梦，一个关于中国强大的梦。之后，他开始了他的华尔街寻梦之旅。后来，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海归派私募。
还有一批私募，也就是通过“国家队”培养出来的首批操盘手，其实从阚治东留学日本的时期就逐渐形成了。只是那个时候，他们大部分还在为国家相关金融部门效力。
如此看来，早期上海的私募群体，多少有些“皇亲国戚”的意味，不是生于“权贵”就是与“权贵”沾边的人。
而起步于深圳，后来成为资本市场大腕级的人物，不少都是从五湖四海过来闯荡的年轻人，创造了贫民小子摇身变亿万富翁的神话。
私募人物一（1）
迈克·吴：中国“欧奈尔”
职务：上海鑫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出生年份：1969年
出身：海归
家乡：上海
风格：趋势投资+心理分析
业绩：迈克·吴曾无意间透露，如果每年做不到25%以上，就无法称之为专业的投资者。
履历：出身投资世家，1984年就购买了上海第一只股票“小飞乐”，是中国最早入市的私募人物之一。20岁时去美国，就读于美国阿肯色州立大学，并获得了金融风险管理硕士和心理学硕士。他师从美国技术派投资大师欧奈尔①，曾任美国21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第一副总裁，现任美国投资策略有限公司投资部总裁、上海鑫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尽管迈克·吴没有说自己是哪一年入市的，但他透露自己买过在上海发行的新中国第一只股票，还在2009年表示已操作了25年，大致可以判断，他是新中国最早入市的私募之一。这个不愿多谈自己的投资人，还是以自己初涉股市的经历，为大家提供了一定的想象空间。
迈克·吴出身投资世家，但是他对自己的家庭情况不愿透露半个字。他的生活方式在私募圈就像他名字一样十分洋派。他说自己几乎有一半时间在上海外滩，一半时间在美国华尔街，余下一些时间八成在香港。每当他看空市场的时候，就会空仓跑到世界各地游玩。2009年7月，他就表示看空市场，并放言此后3个月没有适合他的机会，于是拿着渔竿，跑到加勒比海钓鱼去了，在海湾看尽云卷云舒与潮起潮落。
他在上海的办公室位于延安东路靠近外滩的一个老字号商务楼。7楼是他的会客厅，一般看不到什么人，交易室位于楼上，那里才是鑫狮投资的腹地。会客厅的最里面是他本人的办公室。与很多办公室不一样的是，他的办公桌很破，是花很少的钱买来的二手货，他觉得桌子好不好根本无所谓，只要工具专业。他办公室的墙上与桌子上，摆满了电脑屏幕，动态显示着全球各地的市场数据，这在圈中十分罕见。他说，很多伟大的企业都是从最低的成本做起来的，没必要在不需要的地方浪费，资金应该用在提升股东的回报率上。迈克·吴特立独行的个性也由此可见一斑。
迈克·吴因多次准确判断指数大波动而一举成名。最近一次较为出名的预测是在2008年11月7日。那天是星期五，上证指数低开高走，上涨％，至1 747点。收盘后，身在美国的迈克·吴把MSN签名档很快改成：“今天是11月7日，从今天开始，如果A股再有一个交易日指数上涨2%，成交量放大50%，我们就可以确认新一轮反弹开始了。”迈克·吴的判断，在3天之后变成了现实。11月10日，星期一，大盘放量飙升，此后两周，沪指最高升至2 050点。他当时就断言，虽然目前可以看到宏观经济指标还在往下滑，没人可以确认1 600点是不是一个底部，但如果是一个新的牛市，1 600点就是一个新的上升通道的开始。一语中的，在2009年7月27日，他向所有的机构客户发出了“机构投资者清仓信”，建议机构客户暂时将在中国A股市场的仓位除了银行股外，全部结算成现金。果然，2009年8月出现全年最惊恐的一轮下跌，很多账户随着沪指下跌而直接抹去了2009年的大部分收益。
他除了对大势把握惊人，对板块与个股的见解也让众人叹为观止。2008年11月10日，迈克·吴在第一时间通过MSN向客户发出指令，买入中小板。不出迈克·吴所料，随后的两个月时间内，中小板成为这轮反弹中表现最为出色的行业板块。而迈克·吴的公司也在第一时间介入中小板股票，连续5天买入5只中小板股票，每天每只股票买入1%，一共建了25%的仓位。而且，迈克·吴公司的网站在11月初到12月初，曾经公布了他相中的10多只牛股，其中排名头五位的分别是东方雨虹、歌尔声学、浙富股份、九阳股份、美邦服饰。短短2个月，中小板近300家公司中，涨幅超过100%的公司达到了18家，接近170家公司上涨超过50%。 东方雨虹更是创造了2009年第一牛股的神话，从2008年10月16日至2009年4月7日，股价从元摸高至43元，足足增长了382%。他说，2009年表现好的牛股无一不在他的股票池中。
私募人物一（2）
如果要知道迈克·吴的投资体系，就不得不提一个名字—美国技术派投资大师威廉·欧奈尔。这个名字已经被不少私募提起，印象深刻的是此人的“涨停板反而打开上涨空间”的发现。
通过《欧奈尔：证券投资二十四堂课》的作者小传可以发现，迈克·吴的一些经历与欧奈尔可以说是出奇相似，甚至顺着欧奈尔的经历，就可以找到迈克·吴投资的成长轨迹，甚至可以预言迈克·吴的未来发展方向。
1958年，欧奈尔在海顿一家股票经纪公司担任股票经纪人，开始了他的金融事业生涯，由此开始了对股票的研究工作，这为他后来形成一整套独特的选股方法奠定了基础。不得不说欧奈尔是个有天赋的投资人，他在担任股票经纪人的四五年后，就依靠克莱斯勒、先达等两三只股票，用原始本金—500美元，创造出20万美元的传奇。
欧奈尔是最早形成数模化体系的大师。20世纪60年代初，而立之年的欧奈尔用股票收益购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席位，成立了一家以他名字命名的股票经纪公司—欧奈尔公司，专门从事机构投资，由此打开了他管理对冲基金的第一步。
欧奈尔公司在市场上率先推出了跟踪股市走势的计算机数据库。1973年，欧奈尔加强了为普通投资者服务的业务，如创建了欧奈尔数据系统公司，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图表中心，同时出版《每日图线》。目前，该公司不仅为600多家大机构投资者服务，还向30 000多散户提供每日股市分析图表及大量的基本面和技术面的分析指标。
可能是为了进一步做好投资者教育，欧奈尔在1984年创办了《投资者商报》，创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主流财经大报《华尔街日报》的报业模式—独此一家地为投资者提供金融统计数据。这一办报理念开创了美国报业先河。很快，《投资者商报》的销售网点就铺设到了全美各地，成为美国报业中成长最快的报纸之一。
1988年，欧奈尔将他的投资理念写成了一本名为《如何在股市中赚钱》的书。该书一出版即成畅销书，被著名的网上书店亚马逊评为“五星”。
小传还提到，欧奈尔还创办了新美洲基金，该基金的资产目前已经超过20亿美元。追随欧奈尔的投资者每年的平均收益均超过40％。他最出名的两次预测是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整版广告，预告大牛市即将来临，事后看来都十分准确：一次是1978年3月，另一次是1982年2月。
欧奈尔是一位毫无保留的乐观主义者，他自信、执著，对美国经济前景极为乐观。他曾说：“有勇气，有信心，不要轻言放弃。股市中每年都有机会。让自己时刻准备着，随时去抓住。你会发现一粒小小的种子会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持之以恒，并付之以辛勤的劳动，梦想就会实现。自我的决心是走向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当你对照迈克·吴的投资路径后就会发现，可以通过欧奈尔的经历洞悉迈克·吴的投资模式。要知道，迈克·吴自己的操作并不透明。
且不说迈克·吴当时也是揣着少量资金开拓他的江山，而且也是先在证券公司积累经验，然后成立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建立庞大数据库，并进行普及教育，对中国未来发展同样持有信心。单从股市操作风格上看，迈克·吴也擅长个股，并对趋势判断十分拿手。他甚至也像当年的欧奈尔一样，研究多位在股市中成功人士的投资之道，并寻找个股在临发动前的共通性。
私募人物一（3）
1956年，欧奈尔下工夫研究了过去几年表现最优异的股票，设计出一套观察个股表现的模式，名为“CANSLIM选股七法”。①
而迈克·吴则透露，2008年11月中旬，他们通过自身研究的个股表现模式，寻找出6个中小板股票，并通过6个月来验证。果然，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这些个股的表现一一得到验证，其中包括东方雨虹、恒邦股份等牛股。迈克·吴将自己的分析方式归纳为对“资本内核心凝聚力”的研究。他表示，自己的选股遵循以下8个方面原则：永远快速停损；永远不猜测指数的头部和底部；永远只做右侧交易；永远只投赢利能力不断增强的企业；永远只买价格有持续向上动能的股票；永远不要听消息交易股票；要制定适合自己赢利模式的增值交易方法；长期投资就是你的账户资产要保持长期增值趋势。这在本质上与欧奈尔的CANSLIM选股法对趋势把握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
欧奈尔十分注重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正确的买卖规则。欧奈尔的买卖原则是在1960年初步形成的，此前他对前几年成绩最佳的共同基金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中研究最仔细的要数德瑞福斯基金，因为该基金在1957~1959年表现卓越。他研究比照了几年来德瑞福斯基金新买的100多只股票，惊奇地发现每只新增股票的买入价是上年该股票的最高卖出价，由此提出了后来知名的“买入强势创新高”的股票观点。
而迈克·吴选择股票时，也对国内优秀的私募基金经理展开研究。他在2009年3月28日的《证券市场红周刊》上发表了《中国私募机构投资能力研究》的报告，其中提到，“自2007年起，我们开始为中国信托私募基金建立研究档案”，他们发现，“在风险控制和净值成长上，排名前5位的都是老公募基金经理出身的私募经理，分别是博颐的徐大成、星石的江晖、武当的田荣华、从容的吕俊和民森的蔡明。其所代表的5家投资公司，我们认为在未来具备越做越大和在中国市场上运行对冲基金的能力”。
迈克·吴说，研究中国一流高手是在国内迅速成功的快捷方法，毕竟国内还有一些跟国外很不相同的地方。在研究中，他得出两个结论：第一，高举“机械长期价值投资”大旗的信托基金，在横跨2005年6月至2007年10月两年多的大牛市中，跑输了指数；第二，弹性的价值趋势派信托基金，在风险控制和资金投放管理上，在底部判断转向上，都明显超出了机械价值派。在中国A股这个只能单边做多，下跌中没有任何对冲风险的市场上，趋势派之所以成为能够存活、发展、壮大和赢利的机构投资者并不奇怪，因为当趋势形成后，如果是单边上涨，那么资金的投入必然最终形成快速有效的收益率放大，这是赚大钱的唯一机会。而在单边下跌的熊市中，“灵活趋势派”能够谋定而后动，只在大盘底部得到确认后再进场。迈克·吴认为，只有价值结合技术，才能有效战胜市场。
迈克·吴喜欢研究历史。他不仅通过纵向追溯过往的历史，有时还会横跨地域，通过美国证券的历史轨迹，来判断中国市场的未来。“1929年发生的事，2000年也发生了。在对美国股市长达150年的历史数据进行充分的研究后发现，美国1929年的超级牛市和随之而来的特大熊市竟然惊人地在70年后的2000年再次被完整地复制了一遍。任何只要对过去100年金融史作过技术分析的人，就可以避免2000年美股的特大熊市。”他说，“我喜欢在历史轨迹中寻找A股的投资线索，A股目前正在上演华尔街历史上经历过的行情，我们可以从沪综指与纳斯达克的对比中，判断出A股即将形成的走势。”
迈克·吴回忆起欧奈尔的时候说，当时老师教会他3件事情：一是做自己搞得懂的事；二是搞得懂才能受益；三是搞好之后，钱自然会来找你。他说，在过去100年中，最富裕的20人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不露富，二是保守，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他总是说自己是市场里的小学生，努力让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遍。
迈克·吴也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他说，过去的中国资本市场就好像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充满了坐庄机制与内幕消息，到头来，有些人终会受到惩罚。而在今后20~30年，中国市场将会越来越规范，中国经济也将会进入一个长远发展的阶段，在2010~2011年重新恢复上升通道。而一个好的资产管理人，也不会只看一天，而是会把握大的全球市场趋势，一个牛市，少则一两年，长则五六年。
很有趣的是，满是西方思维的迈克·吴说自己最喜欢看的投资书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想在中国赚钱，必须符合中国特色”。
对中国经济的看好，让迈克·吴的基金运作出色。如果按照欧奈尔的历史轨迹看，迈克·吴的下一步就是完善数据服务，难怪他已经在自己的公司网站上开始进行“普及教育”了。不过，迈克·吴至少有一点与欧奈尔不同，他学过心理学，比欧奈尔多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投资维度。
同派私募
像迈克·吴那么潇洒穿梭于上海与华尔街的私募并不多，不过在2009年前至少回来了两个。一个是刘震，他曾被《镜报月刊》誉为“华尔街新生代对冲明星”。在历经十余年的华尔街历练之后，刘震于2008年5月回国开创自己的事业，创立了红色资本，并在2009年推出国内首个量化私募基金—“红色量化一号”。
与刘震一样在金融风暴中回国的华尔街对冲明星还有江平。江平回国前在美国著名对冲基公司金赛克工作，并曾在雷曼兄弟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2007年，江平成为美国《交易员》杂志评选出的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的“全球百位顶尖交易员”中的唯一一位华人。
私募人物二（1）
刘宏：中性投资尝螃蟹者
职务：上海博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和CEO
出生年份：1963年
出身：草根、股评家
家乡：山东
风格：无风险套利
业绩：旗下中国境内基金BEAF（中文名“壁虎”）自2005年2月成立至2009年7月，实现了的总收益，平均年化收益率为。同期瑞士信贷市场中性对冲基金指数的总收益为，平均年化收益率在。尽管BEAF的收益没有超过上证综指的总收益、的年收益，但2005年该基金在指数下跌20%的情况下却获得的赢利；在2007年“5·30”暴跌中，收益率依然稳定维持在150%左右的高位；在2008年单边市场下跌的情况下，仅损失，体现出其中性投资稳定性。
履历：1984年刘宏在南开大学化学研究生班毕业后，担任了青岛海洋大学水产系的化学讲师。1989年，刘宏携家带口来到深圳，一边在公司里做着平凡的工作，一边在刚刚诞生的股市里开始了自己炒股和写股评生涯。经历了一段堪称辉煌的股评家时光之后，他深感这个行当“名声不好”，便急流勇退。1994年，他以50万元注册资金创立了新德利财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制定了F10标准，成为中国数字化证券信息服务的先行者。1999年，刘宏在将公司做到1/3市场占有率后卖给了世纪金源，并来到上海。2000年，他成立上海润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此后，因看好创新的金融产品，刘宏于2003年8月成立上海博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走上另类投资道路。
与驻扎在上海外滩两岸以及民生路的私募不同，刘宏的办公室在徐家汇的一座商务楼里，从公司地理位置的选择上就可以看出他的特立独行—这是优秀基金管理人的共性。
作为山东人的他性格有几分豪爽，声音很是洪亮，举手投足之间充满激情。他是个懂幽默的人，很喜欢自嘲，最喜爱的奖励是在南开大学校友聚会时，同学们赠送给他的“最大起大落奖”，他把这块奖牌放在办公室的书架上，几乎每个到他办公室的人都会一眼看到这块醒目的牌子。这块牌子旁边，还有一块奖牌—“最怕老婆奖”。他在给我发邮件时，还顺便发给我一份他所谓参加香港证监会从业资格考试之后表情丰富的照片，并且说可以原样刊出无妨。我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张小动物刚出生时的大哭照片，刘宏取的标题是“啊！本人考试没通过！！郁闷啦！！！”，其习惯性自嘲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刘宏的办公室里，有两块很大的彩色屏幕，上面显示的是公司阳光私募“壁虎一号”的实时交易数据和各项指标。蓝色屏幕上几个数字最引人注目，分别显示了“壁虎一号”当天的总规模、成立以后的利润及收益率。
刘宏说，这是公司的IT部门为风险控制开发的远程监控终端，博弘所有的产品都会被纳入该系统的监控之下。作为CEO，他坐在办公室就可以实时了解公司交易部门对所有账户的交易操作，无论这些交易是发生在内地市场还是中国香港、新加坡乃至世界各地。
刘宏两鬓微微发白，尽管已40多岁，但举手投足之间激情不减。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08年6月底，当时，他正在会议室中的黑板前与一个高个子老外比画。原来在那时，他正在与欧洲合作伙伴讨论公司新近研发的离岸基金—很多私募最后选择去香港开设对冲基金，这是进军国际的一步棋子。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私募人物二（2）
这个国内首批尝试数量化另类投资的私募，办公室虽然并不豪华光鲜，但极具特色与人性化。在采访过程中，我不时看到公司员工随意出入刘宏的办公室，公司网站上也摆满了他与员工们一起春游、秋游时拍下的照片。刘宏说，我喜欢跟我的同事们在一起，与他们共同讨论技术问题和公司发展规划等。刘宏毫不讳言在国内投身于对冲基金事业的苦楚，但他的梦想在进一步延续，那时，博弘踏入国际对冲基金行业的离岸基金即将成立，而且拥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立足中国市场的中性投资。
刘宏的经历的确有点大起大落。1989年，他放弃青岛海洋大学水产系化学讲师的职位，携家带口来到了憧憬已久的深圳。然而，现实的残酷直接给了他当头一击，因为就业岗位紧缺，他只好先做起了搬运工。他笑称自己是当时学历最高的搬运工。
后来，刘宏当过一段时间股评家。那时候，沪深证券交易所刚成立，投资者普遍缺乏经验，急需大量的市场信息和操作指导。刘宏在随后几年中很快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股评家之一。据刘宏自己说，当时他的文章几乎一字不改地全文刊登在《证券市场周刊》、《中国证券报》等主流财经媒体上。他说，就靠卖字糊口，一个月也能赚上5 000元。
然而，股评家这个行当很快就恶名昭著，刘宏选择了急流勇退。1994年，刘宏创立了国内第一家证券资讯服务商—新德利财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新德利”），注册资金50万元。
事实上，新德利的经营模式类似于国际著名财经资讯机构布隆伯格①，主要通过向证券公司及投资者提供及时的资讯服务而收取费用。他在这套系统中建立了现在炒股者们共知的F10行业标准。但这个行业很快因众多竞争者的涌入而变得利润微薄。信息服务的年费从5万元下降到1万元，最后到了3 000元的赔本价。
此时，刘宏开始将目光放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程序化自动交易系统的开发，摸索起了电子商务。不难发现，刘宏在很多地方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从国内第一代股民到证券资讯电子化的创始人，从最早的电子商务摸索到后来创建国内第一家市场中性对冲基金。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资本市场中，这种程序化交易系统最常用的领域正是对冲套利市场。不过，在刘宏尝试开发程序交易系统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冲基金对中国人来说还比较陌生，市场上还没有任何可以做对冲或套利交易的金融工具。而刘宏第一次接触到“对冲”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他的学生时代。当时，他在南开大学图书馆里看到的那本讲美国证券市场发展史的书，令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对冲”和“市场中性”，可以利用模型与技术谋求与市场涨跌无关的收益。
他曾经试图开发出一个能够符合市场需求的中性投资工具。但这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证券市场来说，无疑有些超前。面对现实，刘宏开发的第一套自动程序交易系统实际上是一个“买卖助手”：根据使用者的设定，在预定的价格区间进行自动买卖股票。他给这个系统取名为CAT（计算机辅助交易系统），有点借鉴当时流行的CAD（计算机辅助设计）。他自己表示，这个名称正好暗合当时流行的一句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CAT在英文中也是猫的意思）。
私募人物二（3）
在搞公司的时候，刘宏并没有放弃炒股，甚至还与几位朋友一起“联合坐庄”。由于当时股票供应量少，市场还不错，他们很容易就坐庄成功。尽管赚了钱，但刘宏在反省自己的炒股心态时，觉得很不愉快，始终有一种压力。尤其是2001年的那一次“爆仓”经历，更让他刻骨铭心。
当时，刘宏22元买进深方大。选择这只股票，是因为深方大当年声称正在开发一种能够改变半导体特性的新型材料，经过一番研究后，具有化学硕士背景的刘宏笃信该产品一旦开发成功，必然轰动。他不仅把自己的钱都投了进去，还通过券商融资，透支了将近一倍的资金下注该股。
然而，新材料也抵挡不住2001年开始的漫漫熊市趋势，深方大股价一路下跌至11元左右。刘宏迫于无奈，只能斩仓出局。
尽管后来，深方大的新型材料开发出来了，轰轰烈烈的牛市也来临了，但刘宏再也没有碰过包括深方大在内的任何一只股票。
这些经历可谓坎坷，甚至惨烈，但他内心始终充满“优雅与浪漫”。尔后一段时间，他潜心在家读书，博弘的对冲基金理想就在此间诞生。
作为80级的大学生，他秉承着那一代人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理想，这可能也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中性投资的渊源。
那段时间，他想起了大学时看的那本介绍风险管理可以用对冲方法的书，又想起1991年自己在深圳下海时给别人讲授过的一门叫“金融期权”的课。这两件看似久远的事一下子让刘宏茅塞顿开—为什么不用金融衍生品或其他金融工具去对冲证券风险呢？套利策略交易与市场不相干，只赚取同一产品在不同市场的差价，风险极小，这不是稳赚不赔的事么？
更关键的是，从那时起，他发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中国机会”。他曾在2002年作出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中国市场的原始、混乱，甚至乌烟瘴气已经走到了末路，市场会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正常。这种变化的过程主要有两条发展主线，第一条变化线路会有创新的金融产品引进，包括结构性的产品、金融衍生品、资产证券化之后的债券重新包装等。而另外一条变化的线路，则是交易机制会更加市场化与西方化。新产品特别是金融衍生品和一些创新产品出现，将伴随着其非常复杂怪异的赢利模式和交易策略，而新兴的中国市场又太投机，也太缺少专业人士，还有原始遗留问题诸如“黑帮文化”等，市场效率相对较低，并产生定价上的偏差，而市场效率低意味着套利机会多，套利机会多意味着套利收益会高。同样的投资理念，在西方成熟市场运用，其套利收益就要低一些，在国内则要高一些。这就是刘宏发现的“中国机会”。
经过2002年全年的筹备，2003年8月，一个由金融工程师和IT程序员群体构成的核心团队组建而成的上海博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诞生了，开始了本土套利对冲基金之路。博弘投资由此也成为国内第一家市场中性套利基金管理公司，同时也是国内首家完全依靠数量化交易模型和程序化自动交易进行证券投资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
博弘投资的第一只套利基金BEAF自2005年2月上证ETF①指数推出后开始运作。从那时起，刘宏管理的私募基金就开始每年利用各种指数基金和一揽子股票进行交易，第一年就在上证ETF指数下跌20%的情况下获得的赢利。这只基金为他们创下不少辉煌，在深圳100ETF上市的第一天，他们用程序化交易系统进行套利交易，在2个小时内获利40%以上。公司资金管理规模最大时达到亿元人民币。2005年、2006年、2007年3年收益分别达到48%、55%与28%，这些数字的绝对值相对2006年、2007年的两个牛市似乎并不令人兴奋，但就他们的投资业绩对应的Beta系数（Beta系数用来表征收益与市场的相关性）几乎为零而言，可以说十分不易。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私募人物二（4）
可以说直到这时，刘宏才终于把他在20世纪80年代所接触到的“对冲风险”的理想，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投入的程序交易系统融为一体，实现了从“猫”向“壁虎”的蜕变。
此时，他对“另类中国投资机会”的把握也越来越清晰。他的投资方式采用的是市场中性策略，其实就是建立的投资组合要能规避市场涨跌风险，依靠建立数学模型来获取利润的投资模式。换而言之，就是尽量降低投资组合与市场涨跌的相关性，使投资收益独立于市场的波动。而取得收益的关键，就是在同一时间，在同一品种，两个市场之间，根据两种可能出现偏差的价格，在偏差价格中间套利。
相比起炒股时的“惊心动魄”，如今管理着套利基金的刘宏更像一个深居简出的学者。由于博弘投资采取的是课题管理制度，他就带着他的研究团队做以赚钱为导向的研究，推算着各种数学模型，“这正是我当年理想中的研究生涯”。
目前，尽管国外市场品种丰富，但西方人大多是将其安排在金融业务资源整合中，真正埋头做研究的都是亚洲人，比如中国人、印度人，这也奠定了刘宏将这个事业做好的决心。
2008年3月底，公司第一只阳光私募产品“壁虎一号”推出，募集资金7 300多万元，自此正式走入阳光私募领域。同时，刘宏想到了做离岸基金。国内市场没有对冲工具，国外有，国内市场没有做空机制，国外有，立足中国市场作为新兴市场带来的无限机会，同时利用成熟市场的交易机制和丰富产品，将有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
2008年8月博弘正式推出离岸海外基金，发行规模1亿美元左右，实现了其私募基金出海的第一步。而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对冲基金行业，对于本土私募基金公司而言，应该是一种比较前瞻性的尝试。刘宏透露出这只离岸基金未来的发展方向，先是成为HFA成员，再成为AIMA成员（HFA、AIMA均为伦敦知名基金协会），最后像西蒙斯等一流对冲基金那样，将自己盘子里的资产优质化。这只离岸基金主要还是以中国市场以及大中华地区的标的为主要交易对象，以买低卖高的套利交易和统计意义上赢利概率高的统计套利交易为主要交易手段。中国这一新兴市场，为他们提供了不少机会，这一定位，在国际市场上也颇具吸引力。
截至2008年年底，内地管理团队在境外发展私募基金的，约有10余家，但主要是做多/做空股票以及PE投资①，以数量化和市场中性对冲为特色的还几乎没有，显然，博弘的套利型对冲基金出海尝试再次走到了行业前列。
同派私募
就中性投资而言，具有相似风格的是上海博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徐大成。在近几年的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与中性投资有关的波涛的《系统交易方法》等3本书和范·撒普的《通向金融王国的自由之路》，其中系统交易方面的理念、原则和概念，对建立在中性投资理论基础上的市场波动特征的把握，让一些操盘手型的私募如获至宝。
就离岸基金而言，同样走在出海前列的还有柏坊资产、景林资产等。
就股评风格而言，相似的私募有润天华创赵笑云、创世纪资产叶荣添、山东智博周贵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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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睁开市场的眼睛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证券市场才刚刚开始萌芽。1984年的“小飞乐”，是诞生在新中国的第一只股票。私募还处在蒙昧的状态。这个时期，一些先知先觉的人，因着各自不同的缘由，接触到证券，他们中不少人，此后成为私募的中坚力量。
随着沿海城市的开放，很多人开始涌向正在兴起的“鹏城”深圳，后来这些人都成为深圳第一批私募的雏形。其中包括清华团体—刘迅的“新同方系”，背井离乡的李驰等人。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早在内地证券交易所成立前几年，就已经接触香港股市，是为港股熟客。不过，另一路“民间股神”派系也悄然抬头，代表人物有林园、女私募李雅非等，但他们投机色彩偏浓，路线颇有些剑走偏锋。
那时候，已经可以从上海与深圳初期的股票发行情况看出这两个地方交易文化根本上的差别。深圳自改革开放后，受香港的金融市场发展影响较深，甚至有人断言自1978年起到1993年，深圳资本市场领跑上海15年。而此后，上海的发展速度与质量远远超过深圳，由此才正式展开圈内所谓的“土洋之争”。不过，深圳的市场化优势未减，这体现在之后阳光私募的“深圳模式”与“上海模式”的差异上。
在这个时期涌现而且至今仍生存着的私募，堪称中国证券历史上存活最久的私募代表，他们的经验与启示注定也是最经典与最传奇的。不管是从迈克·吴还是刘宏身上，都可以发现，他们的视野较为国际化，且都不太喜欢走阳光私募道路。刘宏甚至激进地表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阳光信托也是不合法的，就好像自己用1 000万元作抵押，借了1亿元作高利贷，有违投资理念。他们都喜爱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投资理念，我们从迈克·吴身上看到了欧奈尔的踪影，从刘宏身上找到了中性投资大师西蒙斯的痕迹。
这个时期的投资风格难以定性，只是在这个历史时期，那些开化较早的投资者，获得了世人瞩目的先机，且这个先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看来都是一种难以取代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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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双市逆境格局初成（1）
平静的表面下，一场变革正在酝酿之中。新生代银行家们出现了，他们在商业学校里接受了教育，把获取净利作为思考的所在。
—[美]乔治·索罗斯，《金融炼金术》
一切资本力量已悄然酝酿，老牌私募已经在此时建造起自己的王国，并利用一些中国特色，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赚钱模式。当然，一切故事都从沪深两个交易所成立开始。
迄今仍可以看到，上海著名的外白渡桥东北方向正对着一栋始建于160年前的欧式写字楼—黄浦路15号。正门墙壁上铜牌罗列，当然，最能显示其历史价值的无疑还是中间那块牌子—上书“原礼查饭店（建于184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原址”。
门上的漆色已显斑驳，昭示着其不同凡响的历史。迈步而入，一面开市铜锣静静地悬挂在那里，不禁把人们的记忆带回20年前。1990年，中国开启了资本市场的大幕。
人们翘首以待—这场万众瞩目的好戏将由谁来登台？而谁又将是这台好戏的主角？
1990年12月19日，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当”一声敲锣开市，新中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告成立。
开业之初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共有30种证券上市，其中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公司股票8种。当时，全上海证券经营机构25家，柜台交易点50多个，然而，可作为会员的证券公司却只有3家：万国、申银和海通，用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一书中的话来说，“就这么‘三把蔬菜’、‘六块肉’，尉文渊硬是把它炒成了一桌菜”。
上海证券交易所能够顺利开张，自然离不开管理层的关照。当时的时代背景十分微妙，中国在经历了1988年“物价闯关”失利①以及1989年的经济低迷后，原先强大的通货膨胀势头一下子猛降下来，如何有新生的力量作为撬动的支点，成为举国上下关心的问题。一切富含生命力的资本都在暗潮涌动。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上海既没占上改革先机—承包、租赁、金融、用工制度等改革多先在重庆、武汉、沈阳、广东试点，开放也轮不到上海，而是选择了深圳、温州等沿海城市。美国兰德公司的专家当时就说，中国的经济中心已出现南移的趋势，广东将取代上海。
这一年，一个人物出现了，他在很长的岁月中，都刷亮了上海人的眼睛—原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于1988年就任上海市市长。
*到任后就发现这里根本没有钱，虽然他动员了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总经济师等一干人马去北京要“干货”—资金，但跑断了腿也只有几千万元贷款额度，显然入不敷出。此时，*便意识到，与其向上面要鱼，不如自己养鱼。这个念头日益明晰与强烈。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干部王华庆回忆说：1989年12月2日，当时*身兼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两职，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金融改革会议，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也从北京赶来参加。*说，他来上海之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引进外资银行。
在这次会议上，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成立，由时任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以及时任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沪深双市逆境格局初成（2）
然而，会上有些干部还在为会不会在上海滩培养起一代资产阶级而忧虑，所以这个事情又仿佛悄然无声了。
不过，这件事很快就有了新的进展。1990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上海宣布了开发开放浦东的十大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决定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趁机加快步伐。仅在1990年，上海就开了两场证券市场的国际研讨会：一场是1990年5月，与北京合搞了发展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一场是在10月中旬，发展上海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召开。这次研讨会的规模更大，会议邀请到了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格林伯格、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威廉·西蒙、美国前国防部部长温伯格等，当时赠予这些外宾的礼物是16张电真空股票。
1990年春，*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时，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与上海受到政府浓重的眷顾不同，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以说是王健、禹国刚两个人共同推动的。
禹国刚1968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后在军工厂测试过火炮。1981年春节，他怀揣变卖家产得来的600元钱，带老婆儿子闯深圳，供职于爱华电子公司。
与阚治东的求学经历相似，禹国刚也去日本学过一年证券。那是在1983年，借日中青年研修协会创始人冈崎嘉平太邀请，禹国刚和另一中国青年蔡靖华不远千里赶往日本学证券。当时日本《朝日新闻》拍下了他们二人的照片，背景是东京证券交易所，质疑他们学成后在中国是否有用武之地？
果然，禹国刚在日本学了一年证券后回到深圳，却苦于没有去处，只好悄悄回到爱华电子公司摆弄彩电。幸好有张鸿义把禹国刚从爱华挖出来收在麾下。张鸿义原是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后任深圳市副市长。
1989年10月，原深圳发展银行副行长王健因领导班子改组而下台，当年他39岁，禹国刚比他大7岁。这时候，禹国刚已捣鼓深圳证券交易所一年多了，曾邀请过王健一起参与。这次，张鸿义再次出马，劝说王健“要往前看”。于是，1989年年底，王健、禹国刚联手加速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办，眼见着万事俱备，1990年8月就可以开张，然而上面却迟迟不批。
上海证券交易所即将开业的消息刺激了深圳人。1990年11月22日，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副市长张鸿义一干人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李灏说：“今天就是来拍板的。”
王安在《股爷，您上坐》一书中提到，与上海的大张旗鼓不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开张很低调，直接说成“试开业”。1990年12月1日当天，深圳证券交易所铜牌上的红布都没有掀开，而出席开业仪式的最高领导是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副组长董国良。当天，安达股票成交8 000股，以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操作，不过，深圳最大的几个券商没露面。
1991年7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时任广东省代省长朱森林、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时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汤丙午、时任深圳市市长李灏等出席深圳开业仪式，深圳证券交易所这才算正大光明地“呱呱坠地”。
至此，中国资本市场在1990年年底形成了之后影响整个金融行业的“双市”格局，由此催生了各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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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私募首现疯狂
两市出现前后，深圳、上海赚钱效应凸现，股市一度出现狂热景象，在1990年7月几乎达到巅峰。
后来成为草根派私募的代表人物崭露头角。由于深圳市场异常狂热，这批人绝大多数是在深圳赚取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桶金。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一个奇妙的投资节点。一方面，10年改革开放令中国民众小有积蓄，另一方面，1988年的抢购风让他们萌生出积蓄贬值的担忧。然而1989年的“倒春寒”①，一下子令民众意识到资本市场的魔力。
1990年的非法场外交易活动无比猖獗。在炒卖股票高潮的6月，每天约有2 000多人站在证券公司门前围观或私下交易，甚至还出现了许多欺骗性的股票交易，一度造成股市混乱。而场内股票成交量更是增长迅猛。据统计，1990年5月的场内股票成交量已经是亿元，比1月的495万元整整增加了23倍多。
1990年5月底，上海股价指数刚达到100点，8月底就突破200点，9月底则到了300点，短短4个月就涨了2倍。1990年5月中下旬，市场突然盛传国家将整顿深圳股市、新股将暂缓上市的消息，于是股价涨得更加疯狂。1990年5月25日到6月27日的一个月中，深圳5种上市股票价格的增幅为：深发展100%，万科380%，原野210%，金田140%，安达380%。
这股狂热很快转移到当时相对平静的上海。有传言称，1990年7月，由于深圳股市狂热的刺激，有6 000人特意从深圳转阵上海。他们一出机场，就叫出租车驶往离交易所最近的宾馆。
深圳人逢人就问：有股票吗？我高价收。据说当时有这么个场景：7月下旬的一天，一个深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容地打开密码箱，拿出15叠人民币，向一个手持1 000股电真空的上海人说，这是15万元，你点点。
深圳的这群大户让上海股民第一次领教了操纵资本市场力量的强大。从这个时候起，散户庄家开始登上证券历史舞台，成为影响股市的一股重要力量。
上海本土人士也不甘示弱，杨怀定“杨百万”就是个中高手。当年，爱读报纸的他的确嗅觉灵敏。尽管上海各种股票在分红后纷纷跌破面值—当时国库券收益率为24%，百元股票分红为15元，但凭借着炒卖国库券的经验，杨怀定认为，国库券利高但是单利，股票利暂时不高然则是复利，假使以93元购入面值百元的股票，3年后收益率会高于国库券的20%。想明白后，他立马移军股市。
当然，当时更大的背景是，国库券交易已大变，国债交易市场正从分割逐渐转向统一，交易方式也从柜台交易转变为机构交易。这个市场，不再是杨怀定们可驰骋的了。
杨怀定从年报中得知，电真空和豫园的实际资产值已分别增长了倍和倍，其他股票也具备自然升值的条件。于是，他把20万元资金投入股市，这个决策使他在1990年7月股价暴涨之前居于优势地位。
股市开放后，上证指数从1990年12月19日的点一直上涨到1992年5月25日的1 点，涨幅达1 。中国股市诸多财富神话争相上演。
1991年年初，已经拥有早期股票运作经验的林园更为积极地投入其中。果然，在此后两年中，他早先收购并操作深发展、深原野、深锦兴、琼民源、深华新等原始股，在其上市后实现了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增值。到1992年，林园的股票市值已惊人地突破1 000万元。
李雅非也开始在股市上不断进行原始股买卖。经过拆股、送股，到1990年年底—仅一年多时间，她就获利超10倍。1992年除夕后的3个月，李雅非所持万科股票已从5元左右涨到25元左右，赚了约5倍。
这批最早试水的股民后来不少成了民间私募的代表。他们在很久以后总结自己当年的成功经验时，总是声称自己入市的20年中，前10年的获利主要取决于大胆、敏锐和幸运；后10年，取决于对价值投资的把握。然而，在许多同行眼里，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没有改变在入市初期的赌博、打探消息与技术上跟庄的习惯。而且，他们都习惯于“一个人说了算”，就算之后组建团队，也多是为了在招募资金上有个堂而皇之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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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花要戴大红花
股市的过热也引起了管理层的重视。特别是深圳市党政机关干部持有一定数额的股票，有的通过亲友进行炒卖活动，民众很有意见，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派员调查，北京开始提醒深圳要加强管理。而此后出现的一系列举措，让股市与政府之间充满微妙关系，并影响深远。
1990年5月，深圳出台了涨跌停板10%的限制规定。6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一文，人们认为股票的短缺将会更加严重，继续疯炒。6月18日，深圳再出台涨跌停板5%的规定，人们开始观望。6月26日，涨停板又压至1%，跌停板还是5%。6月27日，深圳又规定卖股者需缴纳印花税，年终分红派息，股民所得超过银行一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①。这时，人们对股票的热情才开始冷却下来。11月20日，深圳党政干部回应新的规定，纷纷开始售股。这次的奉命售股，就像后来的“大小非”解禁一样，一下就把市场砸趴下了。12月8日起，深市掉头向下，自此开始9个月的长跌。
上海也在1990年8月开始抑制股市狂热，南客北佬纷纷携资撤退。杨怀定还在上海梅龙镇酒家摆下酒席，邀来股市同乡，拱手说：“兄弟发财，还靠各位抬举，今有一事相求，诸位千万别接外地人沽出的股票，只有拖住这笔资金我们才能少冒风险，永久拥有这个市场。”且不论他这么做最后是否成功，但至少说明上海当时一些粗具实力的投资客有操纵市场的萌动。
这一天值得纪念—1991年4月22日，深市出现了一天的零成交。
禹国刚认为，用行政手段救市不符合市场原则，于是他心生一计，把目光放在了深发展身上。众所周知，深发展的成立背景与万科等其他4家股份制公司大相径庭，深发展是一家在信用社基础上改制成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由国家、企业、私人三方合股设立。它也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家上市公司，具有很强的政府背景，这也为之后政府想到以之作为托市砝码作了铺垫。
1991年8月19日、21日、23日和25日，深圳市连开了4次“救市”会议。9月2日，深圳第5次“救市”会议召开。据称，会议气氛沉闷，李灏这位“敢闯”的上级领导再次作出了重大决定—暗示机构应该入市，目的是培养出几个像李嘉诚一样的企业家。
“救市行动”正式拉开帷幕。1991年9月7日起，深圳市政府筹集资金2亿元，开始秘密救市。9月7日，深发展的价格被托到元。接连几天，深发展都跳空高开，终于在9月12日到达元。
深市自1990年12月8日，已经经历了连续9个月的长跌，令深市总市值抹去七八亿元，只剩35亿元。这么一救，到9月底，深市终于止跌回升，涨升点，收出一根阳线。一些消息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直接传到股民耳朵—“政府正在救市。”政府的行动一下子调动了股民的积极性。10月上旬，深发展涨至26元，在深发展的带领下，深股全面冲出谷底。禹国刚事后说：“其实还有2亿元还没用完呢。”
由于深发展有“牵一发而动全身（深）”的功效，从此被视为深圳市场的“定海神针”。
看似一场深发展托起的战斗，背后有着深刻的渊源。原来，就在深市一蹶不振的时候，1990年12月，北京派员来了，此人叫周建南，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之后就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的父亲。在此之前，1990年11月，时任总书记*趁在深圳参加特区十周年庆典之机，约刘鸿儒等谈怎样看当时的股市，刘鸿儒认为改革不能夭折，否则在国内外影响太大。后来，*总书记回北京作了进一步调研，结论是，“股市继续试点，但暂限于深沪两个城市”。
正是高层的一锤定音，才有了大胆的托市，没有让深市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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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界的“黄埔军校”（1）
此后，股市里开始流传开来一句话：“戴花要戴大红花，炒股要听党的话。”这句话到现在都还得到广泛的认同。
“8·10”事件直接促成了证监会的面世。
1992年10月26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主任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副主任是刘鸿儒、周道炯。这个证券委的办事机构正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1998年，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这一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也正好成立。于是，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联手成为中国金融业的监管集团。其中前两者是正部级，后者为副部级。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背景，与私募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其实，早在沪深两市交易所的开建初期，就可以发现，有一个人在推动两市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在所有重要事件中都贯穿始终。这个人就是刘鸿儒。1990~1991年，沪深两家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时，他担任中国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此前，他做了10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刘鸿儒可以说是亲眼看着中国的两家交易所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1986年11月17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刊出了该报驻京记者阮江宁的报道：“华尔街的老板们被请到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开会，其事实本身就是重大资讯……包了长城饭店的一个楼面……作为中美研讨会，美国20多位金融界大亨准备了书面发言，而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的书面发言。”
只是那时候谁也没想到，6年后的1992年，刘鸿儒就担任了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他一直被称为是个学者型的官员，在他离任后的1996年，香港城市大学还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刘鸿儒有段名言：证监会的工作是最敏感的工作，犹如坐在火山口。股票价格猛涨，上面会有意见，担心出事；股票价格猛跌，下面也会有意见，老百姓不干；不涨不跌，所有人都会有意见，因为你搞的就不是市场了。他表示，这种活任何人都无法久干，只能干一段时间。
刘鸿儒从小是个苦孩子。1942年，家境贫寒的刘鸿儒12岁，刚刚在黑龙江北安高小毕业，就进了一家日本人的兵工厂当焊接工。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才继续进高中学习，后又被土改打断。在其后断断续续的求学过程中，最高学历是1954年在莫斯科大学拿到的硕士学位，后师从苏联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4年后，刘鸿儒回国进吉林大学前身东北行政学院和东北人民大学读书与任教数年，后来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没过多久就当上了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1980年，他参与完成恢复农业银行的工作后，又回到中国人民银行任副行长，分管银行改革。
而这段经历，为他一手打造资本市场的一股神秘力量作了铺垫。那段时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相继恢复与独立，建立横向的金融市场的方向渐渐明朗。由于当时整个思想体系还局限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整个金融系统干部的培养机制处于被动状态。这时候，刘鸿儒和他的同事们决心建一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希望培养出一支既懂得市场经济又了解中国国情的队伍，为推动中国金融业改革作人才储备。
很快， 1981年9月，这个研究生院在北京海淀区五道口东升公社尚未启用的一个卫生院里正式成立，这个研究院的师资都是聘请的国内外大学名牌教授，有点类似现在的商学院，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教育界却非常“异类”。当初那里只有几栋简陋的小楼，而从这栋楼跑出来的一群人，此后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可能连刘鸿儒自己也没想到。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中国金融界的“黄埔军校”（2）
五道口位于京城西北角，在这里，坐落着老一辈人口中的“八大学院”。这里还一度是京城文化的前沿地带。自1990年3月五道口工人俱乐部改装后—因被亚运会组委会指定为亚运会艺术节备用剧场，这里一度兴起过录像厅热潮，香港电影也曾在此红极一时。“打口一代”、“鸡冠头”、皮衣皮裤、血脉贲张的朋克音乐都能在此觅到踪迹。
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成立后，五道口在金融界就有了另外一层意义—金融界的“黄埔军校”。“五道口”也渐渐成为金融圈对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俗称。这是一个多少有点儿神秘的机构，尽管在金融界大名鼎鼎，但圈外很多人对它几乎一无所知。
1982年的3月和9月，“五道口”先后迎来18个和22个学生。在“五道口”历史上，他们分别被称为81 级和82级，但事实上因为在同一年入校，他们之间几乎分辨不出谁和谁不是同班同学。次年，又有22个学生入校。这62个学生，成为“五道口”的“老三届”。
《中国企业家》杂志曾发表过一篇名为《五道口金融先锋》的封面文章，对这62个学生毕业后的情况作了跟踪采访，发现他们在毕业后大多进入正处在大变革前夕的中国金融界，在以后的10多年里，这群“不安分”的青年，在按部就班的中国金融领域搅起了一波波创新实践浪潮。
报道称，这批 “老三届”研究生们，大部分上过山下过乡，刚刚从田间、地头、马路和车间里出来，直接从学校考进来的占少数。按道理他们的数学和英语应该不会太好，但事实却正好相反—“五道口”毕业生后来之所以有机会在中国金融界翻云覆雨，绝不仅仅因为他们沾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光，而是因为他们都学习刻苦，加上有社会阅历，专业方面掌握得很好，实践上更容易沟通；还因为他们响应老师号召，将英语和数学的底子打得很扎实，继续学习的前提就有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陆续拿到了博士和博士后学位，其中相当一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陆续出国深造，又获得了西方的视野和经验。
他们发起或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中国第一家法人股份制银行、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中国第一只基金、中国民间最大信用社、中国第一家柜员制银行……深圳、海南、北海、香港，哪里最火热，哪里就一定有他们最活跃的身影。今天中国金融产业的格局与版图，留下了他们的诸多拓展印记—
1984年：蔡重直，以学生身份，在合肥召开的中国第二届金融年会上提出建立中国金融市场的“蓝皮书”，在中国金融改革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1987年：刘渝，参与创立全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
1987年：廖熙文，担任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首任总经理；
1987年：刘自强，担任中国第一家股票上市金融机构—深圳发展银行首任行长；
1992年：戴志康，在海南创建中国第一只基金—富岛基金；
1993年：夏斌，担任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
1998年：武捷思，参与业界瞩目的粤海重组大案，并于2000年开始掌管广东最大窗口公司—广东控股；
2001年：万建华，组建中国银联，提出“一卡通”；
2002年：张化桥，第一个关注内地赴港上市民企、引发极大争议与震动的分析师，连续两年当选“香港最佳分析员”；
……
这一长串名字显然还远远不能囊括“五道口”的全部精华。无怪乎现在不少论坛上称“五道口老三届”为“史上最强的金融毕业班”。
据初步统计，李旭利所在的“五道口”95级一个班就诞生了近10位公募基金经理，当时还在南方基金的李旭利，与景顺长城基金的李学文，华夏基金的郭树强三人还曾同时获得首届优秀基金经理“金牛奖”。2003年前后，他们曾一度管理着公募基金20%的资金。如今，他们大部分人已经离开公募领域，只是可以确定的是，李旭利与李学文已投身私募。
20世纪90年代的“五道口”环境有点像美国的美林证券，很多毕业生都十分自信，到一个行业摸打滚爬得差不多之后，就愿意出来单干。
“五道口”的最近一次高调亮相是在2003 年9月27日。那天，由柳志伟、朱南松等校友发起的“五道口”上海校友联谊会在上海成立。会上大家一致选举刘鸿儒任校友联谊会名誉理事长，唐旭担任名誉会长，中国银联公司CEO万建华担任理事长，上海本土知名私募上海证大董事长戴志康担任会长，上海证大总经理朱南松担任秘书长。
这样的活动对于私募圈也很有意义。据称，在2009年加盟上海重阳投资的李旭利，就是因为在近几年一个“五道口”聚会中遇到了校友—上海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后，开始萌生出合作的念头。他们两人早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证券投资协会中就相识，只是后来一直没有聚首的机会，如今重新相聚，很快就一拍即合。
辽国发浮出水面
1993年2月16日，上证指数创下1 点新高后，随着股市对资金抽血的反应，市场一路暴跌至1994年7月29日的点，跌幅达。
但是，在这个“乱世”中，并非所有的股票都“死气沉沉”，其间诞生的震撼一时的“宝延风波”让延中股份价格飙升，后来成立麒麟上善资本的私募人士钟麟在该股上打出了奠定他一生辉煌的关键一战，获利9 000多万元，跻身超级大户行列。
话说在1993年九、十月间，深圳主力发起了一次震撼中国股市的“北伐”。深圳宝安集团在1993年10月1日首次举牌公告时，延中实业股价已经连续攀升了10天。随着宝安的不断举牌，股价从8元一路涨至元。尽管后来因证监会的介入调查，宝安涉嫌违规被罚100万元，但所获取延中股权有效，实现了其入主延中实业的目的。
当时钟麟才初出茅庐，在林乐耕那里浅学了两手。1993年的9月的一天，钟麟发现盘中的延中实业放出了一根巨量，然后盘整，没过几天又放一根大量，再盘整，觉得有文章可做。
林乐耕不动声色地给了钟麟一个300万元的账户，让他放手操作。当“宝延风波”来临前夜，钟麟丝毫不知内情，但他通过敏锐地观察，勇猛地介入了延中实业。
1993年时，股市操作实行T+0制，钟麟经常一天来回操作，最多可做五六拨。他当时瞄准了一个大户作为反向指标。这招果然灵验，他就这么成功地重仓狙击延中实业。当“宝延风波”掀起时，钟麟的资金也在以几百万级剧增。市场疯狂后，他发现自己瞄准的“反向指标”也打算奋力一搏。钟麟这时当机立断地将手中股票清空，保存了最辉煌的胜利果实。
随着1994年7月30日三大救市政策的出台，仅一个多月，上证指数重返1 000点之上。管理层这次出台的三大救市政策十分著名，基本确立了以后的救市框架。救市稿作为新华社北京通稿在1994年7月30日刊发，称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作出决策：第一，1994年内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第二，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第三，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
上海股市即刻出现了飙升行情，指数单日就跃升了点。深圳市场也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日涨幅纪录，升幅高达。这轮行情，上海股表现尤其突出，浦东板块的“二桥一嘴”，即浦东金桥、外高桥、陆家嘴，涨幅居前。这三只股票与后来的东方明珠，江湖上合称“四大天王”。
这时候，以高原和高岭两兄弟为代表的江南私募开始显现，他们后来组建了辽宁国发集团（简称辽国发），后来成为“327”国债事件①的主力之一。他们趁着这个市场趋势，疯狂炒作上海股。当年，他们的风格十分激进，将爱使股份市盈率炒到高达1 550倍就是他们的杰作。1994年7月，《上海证券报》等证券报纸发布了一条公告，辽宁国发集团举牌爱使股份总股本的股份。爱使股份一路飙升。这是辽国发第一次在中国证券市场露脸。虽然爱使收购最终未能成功，但辽国发的市场炒作也让他们赚了一笔大钱，初尝坐庄炒股的甜头。
私募人物三（1）
朱南松：“五道口”派最爱制度性机会
职务：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出生年份：1966年
出身：“五道口”
家乡：江苏
风格：以价值为核心；抓主流行情的主流板块；股中股。
业绩：2007年，证大投资旗下的平安证大一期以％的累计净值回报率和％的年化回报率摘得私募业绩排行榜冠军。在朱南松的带领下，证大投资13年来取得了增长200多倍的业绩神话。
履历：朱南松先在证券公司大户室耳濡目染，1993年，他受“五道口”校友戴志康的邀请设立了上海证大财务顾问公司上海业务部。1994年，朱南松开始全面负责公司投资工作。他先从国债期货交易起家，其后在1995年“327”国债事件的当天一个多小时挣了400万元，捞得第一桶金。1995年5月17日，国债期货被暂停，朱南松开始转战股票市场。到1999年，证大已成为净资产亿元的专业理财公司。2001年，朱南松又进入法人股，2007年起开始转向PE。2007年2月5日，证大投资与平安信托合作一个名为“平安证大一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正式进入阳光私募领域。
毕业于“五道口”的朱南松看起来颇有些学者风范，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说话时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他在形容股市的时候，经常喜欢用一些十分生动的词汇，诸如“烟花理论”，又如“远距离瞄准”等。“烟花理论”认为，雨夜或者无人的后半夜，烟花无人欣赏，而在万众狂欢夜，烟花自会绽放光芒。依照“烟花理论”，那就意味着投资要把握主流行情的主流板块，要充分抓住牛市中的“烟花”。“远距离瞄准”几乎成了朱南松的口头禅，表示在挑选优质企业的时候，必须先对一些行业或企业作系统性的研究。
第一次拜访证大的时候，证大刚刚迁徙到新址—上海证大·五道口广场。可能证大集团自己也没有想到，五道口广场所在的民生路，日后将成为代表中国私募的一个重要地标—现在已经被人广泛称做“上海私募一条街”。当时，广场门前挂着一块牌子—“恭贺证大投资公司乔迁入此”。那时，整个五道口广场几乎没有公司入驻，证大是第二家，第一家是香港保银投资，也是知名的私募机构。证大投资位于大楼的19层，一进门即可见一个水波缓缓流动的巨大水池。前台放着厚厚一沓乔迁通知书，是寄给证大客户的。
那段时间，朱南松十分忙碌。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天，证大召开年中投资策略会，8月9日，证大召开投资者酒会，有来自证监会的人士作报告。会后，朱南松就飞往香港。事后才知道，他是摸准了市场即将见底，去香港抄底去了。
单从公司投资策略会的排场，就可知道证大在中国证券界的非凡人脉。而证大集团的董事长戴志康，更是富豪榜上的常客。后来戴志康专攻地产，而朱南松则自始至终担任着证大投资的操盘人。2009年，早就实现财务自由的戴志康索性放弃了管理者的工作，放手做起了大股东，非常豁达。
在证大的长期投资中，处处可见朱南松对于国情的把握，这几乎贯穿了证大的整个投资方向。这一点，既来源于“五道口”的非凡人脉，更是朱南松这批国家培养的早期金融精英们，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能力的一种另类体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学习金融之前，朱南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的是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专业，本身就是要求对宏观经济研究深透的一个专业。
私募人物三（2）
朱南松1992年从“五道口”毕业后，开始在海南汇通国际金融投资公司实习。同年6月，他受公司指派筹建证券营业部。
当时正好是股票炒作的泛滥时期。朱南松当时在证券公司主管大户室，亲眼看到很多投资者，从很少的资金，不断地壮大，资金量后面不断地加零，给他刺激很大。朱南松想，这些人的学历和专业大都不是金融，都能做成这样，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走这条路呢？1993年，他离开海南汇通国际金融投资公司，游荡于江湖，自己投资，主做新股申购。
1993年的时候，戴志康找到他，让他负责上海证大财务顾问公司的上海业务部。
朱南松一开始就做得十分顺手，他当时主要做的是国债期货，基本每年都有钱赚。朱南松原来就是学宏观经济的，对整个物价的统计一直保持着积极的研究，同时还与相关的人员保持信息方面的沟通，由此看清整个物价大体走向，而物价走向清楚之后，就对保值贴补国债期货的走向有所把握了。他们认清局势后，基本上一直在做多。那段时期，证大在国债期货上挣了很多钱。可见在那时，朱南松就已经将自己的专业研究与官方渠道的优势结合起来，且发挥得淋漓尽致。
尽管“327”国债事件对于很多机构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对于证大而言，却意味着一次时不再来的暴利机会。1995年，全国上下都在为政府是否保值贴补“327”国债争执不下，各路精英展开巨资豪赌时，朱南松看清形势果断做多。当年2月23日，当“327”国债贴息传闻得到证实，朱南松在开盘短短1个小时快速赢利400万元，他欣喜若狂，马上获利平仓。这次超额收益为上海证大赢得了第一桶金。
1996年，国债期货市场关门，上海证大投资转战股票。朱南松自言，其投资始于研究—这是他从海外学来的经验。1996年上半年，公司调研了当时80%的上市公司，并从中精挑细选了如苏常柴、长虹、海尔、春兰、伊利等作为投资的对象。他说，当时作调研的机构市场上只有两家，一家是他们，另一家就是君安。当时上市公司老总们都很激动，因为很多公司上市两三年，从来就没有被机构惠顾过。
调研给证大的投资带来很大帮助，尤其在1996~1997年，证大通过调研成功地抓住了几个项目，包括伊利、杉杉、海尔、长虹，获利颇丰。
投资长虹堪称证大投资的又一次神奇经历。当时，调研完长虹之后，证大甚至提出了要投资倪润峰的观点。当时长虹用低成本战略的规模扩张很是卓越。证大觉得，长虹是一家拥有营销策略的公司，倪润峰的领导做得很出色，是中国当时难得一见的优秀企业家。而当时，长虹虽然业绩很好，但市盈率很低，于是证大就在1997年狂买长虹。后来，证大想要稳固收益，同时也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好项目，就跑到时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杨祥海那里作了一个报告。他们跟杨祥海分析说，要和深圳竞争，就要把长虹作为领头羊，最好让长虹并购上广电，把长虹打造成沪市龙头股。
然而，到了1998年，朱南松在跟踪四川长虹的时候，发现情况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公司陆续暴露出一些问题。朱南松立即决定逐渐退出。他们几乎就是在长虹达到40元头部时的前两天，全部清仓，保住了胜利果实。证大在四川长虹这个项目上获得了4倍的收益。之后，长虹一路下滑。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私募人物三（3）
这期间，证大又把握住了一个绝好的制度性机会—投资转配股。当时转配股的价格只有二级市场价格的1/3~1/5左右，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个价格不动，就可以稳赚3~5倍。当时一级市场投资遵循高举高打，二级市场的投资遵循主力板块。
此后，证大一直利用公司自有资金投资一级市场转配股，并开始逐渐投资法人股。1995年证大就开始布局苏常柴转配股，到1997、1998年大举参与，到1999年手上已经拿到了大量的转配股。进入2000年，证大到了大规模收获期。后来，2000~2001年期间，朱南松将手中的转配股全部上市流通，取得了平均4~5倍的收益。
2001年左右，他再次抓住了一个制度性机会—法人股。证大基本将转配股收获的相当一部分资金都投入法人股，通过拍卖买到了15家上市公司的法人股，获取了20%左右的收益。此后，朱南松又从法人股投资中逐渐撤出，转向PE投资。
与很多投资PE的公司不同的是，朱南松十分关心一年期上市项目。虽然收益相对初期PE较少，但同时风险也较小，利润十分稳定，一般可以达到百分之几十。
从朱南松的投资路径可以看出，具有“五道口”资源背景的他，十分擅长把握中国证券市场上的制度性机会，不管是国债期货、一级市场的转配股、法人股，还是一级半市场的PE，证大都紧跟政策脚步，把握住了中国证券市场在不断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几次制度性大机遇。
朱南松对政策天生的敏感，形成了他独到的投资思维方式。他关心政策走向，联系政策讨论新规则制定，就算是行业的观点也往往高于私募操作本身。诸如朱南松对法人股投资有深入的研究，2001年就曾编著出版《战略投资法人股》一书。后来，朱南松在2005年年末，提出A股市场将进入大股东时代。在此后的股权分置改革中，市场确实也体现出了这方面的一些特征，如大股东激励。
这就决定了朱南松的投资思路是自上而下。朱南松曾强调，在把握市场机会时，要立足的不是大机会而是阶段性、局部的机会，以避开市场巨大的不确定性，要在不确定的市场里寻求确定性；要降低预期，顺势而为；适当参考技术面，等值得关注的不确定性事件宣泄过后再进场，乐观时适当减轻仓位，积小胜为大胜，太乐观则会出问题。
朱南松在二级市场的投资主要遵循主力板块，属于跟庄型。证大追求主流行情、主流板块。主流行情、主流板块就是指在某个市场区间内，有一波上升的行情，在上升过程中的这段时间里是主流板块。而主流板块之所以形成，不是因为业绩比较好，而是有概念，或是有比较好的前景，诸如资产重估。
“股中股”是朱南松独创的一个名词，他认为，在坚持价值的基础上，不妨选择有许多概念的公司进行投资。这样一方面能保证不亏，另一方面还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他投资的南京高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2006年10月，证大对南京高科作了研究和分析。朱南松发现南京高科中含有南京商业银行（2007年改名为南京银行）的股权，每股里面含股，同时还含有中信证券、栖霞建设的股权等。当时，证大就进行了研究，研究以后作了一个简单的测算。证大假设，南京商业银行上市以后定价定在20元，在这种情况下，南京高科的净资产可以达到20元，而当时该股股价只有7~8元，那这类股票在牛市行情下，肯定被严重低估了。后来，证大又通过进一步调研，发现该股的地产也很好，也会成为增值的部分，当时就预估该股的净资产可以达到25元。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私募人物三（4）
于是，证大在南京高科股价只有7~8元时，大规模地投资了这个项目。他们预计，这个公司在牛市还会有更好的机会，说不定能涨到100元。他们当时作了一个简单的类比，岁宝热电持有民生银行股权，当时估算该股的净资产是16元，最后，该股被炒到了87元，市净率高达4倍。但是就算是市净率4倍，和市场的平均市净率相比还是低的，因为2007年下半年的市场平均市净率接近5倍，如果按平均市净率计算，该股就有可能达到100元。
朱南松本人在投资过程中也比较谨慎，几次都见好就收，有效地避开了可能遭遇的系统性风险。他将退出机制归纳为“烟花理论”。
一般的牛股要放3次“烟花”。仍然以南京高科为例，第一次“烟花”是南京商业银行上市。一上市，投资者都知道它的估值能达到什么水平。第二次是南京商业银行、栖霞建设进入南京高科的净资产，进入后，该股净资产就可能变成十几元二十几元。这时候，该股的市净率就变成一倍的水平—这还算是很低的水平。第三次放“烟花”，是南京高科在2008年把中信证券变成实行利润。因为中信证券对南京高科主业没什么关联度，也没什么好处。如果把中信证券卖掉，就有大概18亿~20亿元的利润。扣税就可能少一点，扣除的成本也会少一点，如果这个利润为十几个亿，那相对南京高科3亿多股的股本，就可以将业绩做到3~4元钱。如果情况好，还有一个“烟花”可放，就是等到南京高科把卖掉中信证券或是栖霞股份挣来的钱，再去开发园区或开发房地产，这又是很大的一个概念。“烟花”放完了以后，该股股价与估值差不多，或者估值已经过高，这时就要考虑退出。
朱南松认为，证券投资是一项需要许多假设和想象力的活动，假设的条件应该尽量保守、客观，推理的过程则应该合情合理。他表示，结论都是一种猜测，都是一个可能，都有一个假设作前提，也许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假设就不成立了，想在不确定性因素中把握这变化纷繁的市场，很难。这个时候就不能犯刻舟求剑的错误。一旦船动了，投资者的意识若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延续原来的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后果会不堪设想。
他提出，要避免刻舟求剑的思路，可以参考巴菲特致股东的信里提到过的投资思考的3个角度：第一，要研究投资的前提和假设，但很多人不重视研究这个，所以他们的行为即使非常符合逻辑也会衍生出刻舟求剑的问题；第二，要研究事实的变化，事实在短期内会给出市场冷暖变化的细微信息，可让投资者及早感知到变化；第三，要进行正确的逻辑推理。
朱南松认为自己是价值投资者，但同时又不拘泥于理论，反对生搬硬套。这与避免刻舟求剑的思路一脉相承，是更基于价值而非事件的判断。他称自己的这种投资方式为“权变”。尽管他在选择投资一家公司时明确了其成长性，但还是会不停考察公司的估值。他个人认为，有些东西一直在变，那估值也会一直变化。诸如出现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诸如整个市场口味发生转变，总是会有波动性的。所以，证大在选择公司的时候，比较注重公司在一定阶段的上升性怎么样，是不是在上升阶段。一般来说，上升中有加速度比较重要，如果这个速度已经下降了，就不行了。比如一家公司原来可能是10%、20%，一直增长到100%，增长到后来，增速变成50% 、30% 甚至20% 以下。那这时候，证大就不看好了，很多人觉得好，以为公司还在以20%的速度增长，比整个市场的增长速度还好，但朱南松认为，公司增长速度变慢了就不好了，因为此时公司的整个估值也会随着增长速度的减弱而发生很大转变，证大只能严格按照估值方法来进行。书包网 www.aIhUaU.com
私募人物三（5）
朱南松在投资的时候，还善于使用资金杠杆，当市场处于低谷的时候加大杠杆的运用，当市场狂热时则禁止使用资金杠杆。他认为投资应该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在1996年投资的苏常柴转配股的案例也足见朱南松在投资时的耐心、远见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苏常柴在国内柴油机动力市场上是第一块牌子。但苏常柴本身解决不了这个转配股的问题。当时是君安证券为苏常柴承销，承销后解决了一部分，但还有1 000万股没法解决。于是，证大就涉足了。实际上，在1996年年初的时候，苏常柴已经拥有了转配股，但当时证大没有钱，于是朱南松就说：“那这样吧，我们就借你的钱给利息，给12%的利息，到年底付钱。”后来，1996年市场转好，证大赚了足够的钱后，就把苏常柴转配股拿下来了，由此和苏常柴形成了战略合作关系。然而在1997年时，当证大发现苏常柴的企业成长高峰期已经过去，增长力无法再继续保持时，就没有保留在苏常柴二级市场的股份。
在投资法人股时，朱南松说，有些法人股最多能赚到几十倍。朱南松在《战略投资法人股》一书中，提出了投资方面的3点要求：第一，法人股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要有巨大的一个差价，一般在1/5以上，投资者可以要求1/6，甚至1/7，法人股价格一定要低；第二，在有一定的价格要求的条件下，法人股价格要比净资产低，这就是躲在国有大股东后面，因为大股东是按净资产来计价的，当时法人股还没全流通，大股东不会贱卖它，也就不会和投资者竞争，低价卖掉；第三，投资者要看一些行业，证大当时看的行业，基本上都比较稳健，都是可预测的行业，电力公司如长江电力等，商业如汉商集团等，土地开发园区如苏州高新等，还有上海本地企业，如东方明珠等，主要判断依据是这些公司在5~8年里能够活得下来。因为证大当时预测，法人股流通一是和牛市二是和外资进来有关联，因为只有市场好的时候才会放出来。所以，证大形成了一个观念，一定要投资活得长的企业，这个主要依据行业选择，也可以从行业周期上看，最好这个行业已经差了两三年了，因为，一般情况下股票下跌了两三年后，在二级市场就不会有特别高的价格，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以至少1/5的价格买入，那收益就可以有保障。
自1994年证大成立，朱南松管理的证大从最初的注册资本仅为300万元人民币，发展成为注册资本为3亿元人民币、管理和运营的资产规模约为20亿元的中国影响力十足的私募基金之一。自2006年、2007年阳光私募兴起之后，证大也先后与上国投、华宝信托、平安信托展开合作，截至2009年上半年，共推出9只私募信托产品，俨然成为上海本土老牌私募的一杆旗帜。
同派私募
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宁属于有一半官方背景的学者派。李振宁于1985年从中国人民大学西方经济学硕士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期间，他专注于企业制度的国际比较研究，是中国最早了解国际股市并参与股票买卖的经济学家之一。
1990年起进入投资咨询业，曾担任宝安、原野、深鸿基等上市公司的咨询顾问。1992年起成为专业证券投资人，1997年创办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他在2007年2月起，与华润深国投合作，发行了4只睿信系列产品，并在2007年7月2日，成立了睿信海外基金ABH（该基金投资于A股、B股和H股）。
他曾以市场人士身份参与了股改的许多重要工作，成为证监会股权分置改革智囊团成员之一，也是全流通改制研究小组的一员。
2009年 9月9日~11日，当时，包括证监会基金部、银行、大型基金公司的多位负责人及高管等人士在内的调研组成员在贵州开会讨论《证券投资基金法》修改事宜。这一次会议十分重要，事关私募发展。李振宁等多数正在运行的阳光私募基金经理表示，希望此次《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能够使私募基金真正阳光化，明确其合法地位，这将更有利于私募基金的发展，并改善现阶段鱼龙混杂的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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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人物四（1）
邓继军：从“敢死队”走出的熊市冠军
职务：深圳金中和投资执行董事、投资总监
出生年份：1968年
出身：券商
家乡：武汉
风格：安全比利润更重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业绩：在暴跌的2008年收益率，在阳光私募中排名第一，顿时声名鹊起。
履历：武汉大学商学院国际金融系毕业，武汉大学商学院MBA。1992年加入国信证券，历任深圳红岭营业部大客户部经理、研究所资讯部经理、证券投资部投资经理、基金债券部交易部经理。1999年加入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历任资讯部经理、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分管投资部的工作，管理资金规模50亿元。2007年，他与几个武汉大学校友一起成立金中和，同年7月27日与重庆信托合作推出金中和西鼎证券集合资金投资信托计划，由此展开阳光私募之路。
邓继军高高瘦瘦，脸色微红，看起来有几分腼腆。他比较低调，不是很爱说话，但说起话来，层次清晰，条理明确，态度诚恳，所以每次做路演时，下面都鸦雀无声，可见其感染力。
1992年，邓继军刚刚进入深圳证券业时，就经历了一次熊市的风云和洗礼，这对奠定他日后严格执行风险控制的风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时，刚刚大学毕业的他踏上深圳的土地，来到当时的深圳国投证券一部专户业务科，主要维护该部500多位资产100万元以上的大户。1993年上半年，深证综指还在368点，但一年半后的1994年7月29日，深证综指一路直泻至点，邓继军的很多客户们血本无归。在这些客户中，有一位他特别难忘。1993年3 月，该客户的市值还在1 000万元以上，一年以后亏损得只剩下6万多元。邓继军回首说：“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过年轻气盛的时候，只是被多年的从业经历慢慢改变了。”
邓继军最早投身的深圳国投是深圳成立最早的3家证券部之一，也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国信证券的前身，而邓继军所在的红岭中路营业部则是“游资敢死队大本营”，在江湖上简称“一部”。熟悉中国证券业的人都知道，红岭中路营业部以前跟深圳证券交易所处于同一座大楼，在电子化交易前，此营业部被认为下单快，买入卖出都能先于别处，因此逐渐聚集了人气。加之做投资的人一般比较迷信，在一个地方赚了钱就不愿意换地方，传言中这家营业部吸引了500多个大客户驻扎于此，其中不乏亿万元级的神秘机构在市场中翻云覆雨。不管传言是真是假，“一部”的成交量多年高居深沪两市榜首，营业部涨跌幅公开信息上榜次数频率全国最高，仅这两项指标就足以概括国信红岭中路营业部在市场中的能量。
可以想象，出身于此的邓继军，看尽了中国证券市场轮回中的风云变幻，也练就了券商的盘面敏锐度与集中持股的激进风格。
2008年获得正收益堪称金中和在圈内的成名战。从2008年净值表现看，金中和确实抓住了两次机会，并成功进行了波段操作：“4·19”反弹行情中，金中和的净值从4月3日的元一跃至5月9日的元；5月后，邓继军及时退出市场；“9·18”政府再次出手救市时，金中和重仓入市，并将净值从元提至新高元。正因为前期在操作上的保守，金中和才有本金在后阶段的反弹中取得更大的收益。同在市场反弹之时，另有一些私募基金因为本金亏损严重，明知市场机会很大，却已经没钱操作。
私募人物四（2）
邓继军把自己的投资风格归纳为投资标的的选择与买卖时机的决定。他表示，这就意味着他并不是买入持有型，也不是短线炒作型，而是基于价值分析和成长性眼光，准确把握交易机会。另外，他表示自己的投资理念有两点，一个是安全比利润更重要，另一个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安全比利润更重要，就是强调风险控制。他说自己在红岭中路的经历让他对风险有深刻认识，太多大户赌性太强，急于翻本，甚至融资操作，以致输得一败涂地。他希望自己的私募能够追求长期稳定的利益，作好“最好的计划，最坏的准备”。他主要分两步来实现风险控制，第一步是前端风险控制，就是执行标准化的研究程序，一方面在选股上做一些硬性的决策程序，进入股票池的股票，严格执行*化的讨论与筛选，以避免个人的喜好与不足。在前段控制上，必须做到对投资标的进行持续、定期与动态的跟踪，看看公司业绩是否会出现变化、是否有违规的风险等。这方面金中和采用的是数量分析与定量研究的结合，采取“行业配置”与“个股选择”双线并行的投资策略，股票选择策略是以估值为核心，利用股票的动态估值和证券市场的价格走势之间经常性产生的偏离，在股价的波动中适时实现收益。风险控制的第二步是对个股设定严格的止盈与止损线。就是说，就算邓继军身在外地，如果交易员联系不上他，也完全可以根据之前设定的止盈止损线下达交易指令。金中和在2008年也有净值跌到过元的经历，正是因为快速进行止损处理，才避免了之后的系统性风险。
另一个投资理念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邓继军不会担心是否会抛了地板价，因为他坚信，市场上永远不会缺乏机会，要心态平和地放弃一些可能不属于自己的机会。市场上热点太多，而自己必须放弃能够把握市场全部规律的幻想，留住本金之后，才有随时把握新机会的可能。
邓继军表示，金中和的优势在于比较擅长自下而上地选股，他说，尽管趋势投资很重要，但趋势判断难度太大，他们的主要优势还是在于个股，而且多年的经验让邓继军更容易把握正确的投资，知道什么时候追加规模，什么时候纠错止损。他说，私募毕竟不同于公募，没有强大的投研能力，他们在2009年只有4个研究员与4个基金经理，所以对个股的配置相对比较集中，股票池中从来没有超过50个品种，一旦纳入投资组合，就至少占据10%~15%的比例，甚至达到信托对单一个股配置比例规定的30%上限。邓继军举了个例子，他认识一个公募基金的朋友，1亿元的基金规模配置了64只股票，其中38只不看，通过调整另外一些个股来变化组合，保持与大盘的同步。而他们则是1亿元6只股票，如果情况理想，就是3~4只股票。如果市场不好，就是1只股票，其余都是现金。所以，金中和的净值波动率很大，因为配置过于集中，就好像过山车。邓继军还表示，操作的频率越少，出错的概率才会越低，所以他一般不轻易调整组合。他说，太多次经验告诉他，在多次调整了组合之后，发现往往收益最好的可能就是最早无意间配置的组合。
金中和的主创人员几乎都来自券商，清一色具备15年以上投资经验。金中和首席执行官曾军曾是大鹏证券首席投资经理，对金融市场趋势判断与期货交易具有丰富经验。研究总监彭迅也来自大鹏证券，2000~2006年历任大鹏证券首席分析师、大鹏证券中外合资基金筹备组负责人，目前在金中和负责财务分析与数模化模型。值得一提的是，彭迅与曾军是邓继军在武汉大学国际金融系的学弟，比邓继军小一届，而公司首席风控官黄明皓是邓继军读完武汉大学MBA后，进入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所结识的同事。
2009年，金中和与苏州信托联手，推出并购主题证券投资信托，主打重组牌，封闭期为两年。在信托说明书上，这个信托计划将延续3条并购重组的投资主线：一方面是央企和地方国资委所属上市公司进行的资产重组；另一方面是企业自发进行行业内的垂直整合和行业间的横向并购；最后是出于“保壳”和上市需要，围绕ST和部分绩差上市公司进行的并购重组。
说明书如此分析并购市场：2000年以来我国的并购重组活动从宣布到成功实施平均需要199天；在所有已经结束的800件并购活动中，失败的并购活动为49件，占％。根据上海证券统计，截至2008年12月24日，资本市场上有重组意向的上市公司564 家，占上市公司总数（A股）1 571家的％，其中央企93家。未来两市有超过1/3的企业存在着并购重组的机会。
邓继军在2009年持续推广新的信托产品，截至2009年8月，公司已发行6只信托产品。尽管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在迅速扩张，但邓继军在2009年5月的一次推广活动中对公众表示：“我们不走做大做强的路线，我们追求稳步前进，只求最好，不求最大。如果到了我们无法控制的规模，我们就会停下来。”这番言辞给邓继军冷静、成熟的形象再次挣得了不少人气。
同派私募
从券商走出来的私募比较多，毕竟券商曾经是主导市场力量的最大主体。最早显山露水的有从大鹏证券出来的万利富达胡伟涛，2007年3月，万利富达与深国投合作成立了深国投·万利富达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后，在牛市末期狂欢了一把。然而，该信托在熊市中一蹶不振，在2009年年中还处在垫底的位置。目前较有口碑的私募当数从西北证券出来的朱雀投资，他们的业绩一直稳定良好，李华轮与梁跃军两名大将是朱雀投资主力，与金中和一样，具备一定的团队优势。2009年以来，又出现一支券商系劲旅—来自广东证券自营部的新价值投资，其投资总监罗伟广执掌的新价值二期在2009年长时间排名第一。另外，券商派的还有老君安旧部的派系。大鹏系的也比较多，除了万利富达，还有汉化资产的陈祎军，该私募在2008年也表现不俗，当年净值仅下跌，据国金证券统计的数据，位居2008年阳光私募排行榜第11位。
点评：大户登台，游资唱戏
这是一个资金泛滥的时代。不完善的市场制度环境，催生了每个入市者的金钱野心，袋子中的资本也的确在迅速膨胀。许多人因为收购国库券而发了大财，诸如杨百万、阚治东，还有许多人因申购新股发了大财，诸如林园、李雅非。不可否认，这个在当时人们看来犹如赚钱机器的证券市场，的确快速催生了一批批大户。取消涨停板制度哺育了最好的坐庄机制。每个人都上了一堂坐庄启蒙教育课。
此时，早期的私募团体开始形成。在券商盛世初期，深圳国信证券的“红岭敢死队”已经浮出水面。
在股市初级阶段，庄家就是由个人大户唱主角的。当时庄家的资金也非常有限，一两百万元就可以在股市上翻云覆雨。在庄家第一次大兵团作战中，深圳调去上海的资金也仅仅2 700万元。后来随着券商等机构自营业务的开展，个人大户在与机构较量中，由于信息不灵、资金有限、专业水平不高，几个回合后，基本上被机构打得落荒而逃。不过，也有一些个人大户独善其身，他们如果存活下来，基本都成了可圈可点的私募。
附：“五道口”的“老三届”名单
81级
姓 名现任/曾任职务或现在公司
厉 放安泰人寿保险公司（香港）
张小卫招商银行香港分行行长
胡晓炼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李 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战略规划委员会负责人
吴晓灵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张 钢原中国科技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已于2007年11月撤销）
张志平香港东英金融集团董事长，历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副处长等
刘自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监事会主席
万 红香港中信嘉华银行董事长
夏 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穆怀朋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
金 琦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原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
范 棣招商局集团董事、财务总监
魏本华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执行董事
波 涛中国证监会规划委委员
82级
姓 名现任/曾任职务
王育宪北京天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具体职务不详）
王 巍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宪平北京先策网络有限公司（具体职务不详）
武捷思中国奥园集团执行董事兼董事局副主席
孟兴国光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高级副总裁
王大伟曾任招商银行总行基金托管部总经理
梁建华广东发展银行（具体职务不详）
万建华中国银联公司CEO
齐永贵原海南汇通公司总裁（公司后改组成长城证券）
郑培明中保康联人寿保险公司副总经理
蔡重直中化国际独立董事
王令芬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具体职务不详）
刘 渝沈阳金盛实业有限公司（具体职务不详）
张 颖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经济研究部（具体职务不详）
童君扬中国人民银行海口市分行（具体职务不详）
魏迎宁中国保监会副主席、中国精算师协会会长
刘 利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任
廖熙文遵义元合地产公司（具体职务不详），原深圳特区证券首任总经理
83级
姓 名现任/曾任职务或所在公司
熊光阳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战略发展总监兼战略发展部总经理
王 钦深圳市商业银行副行长
黄国波国家外汇管理局总经济师、外汇储备司司长
李树林汇丰银行债务融资市务总监兼中国区主管
孙永健华诺租赁公司（具体职务不详）
鲍志强亚洲控股有限公司、深圳百协投资、北京华创投资法人
谭岳衡交银国际CEO、招商局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孙小钢中国科技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具体职务不详）
彭 纯中国交通银行副行长、行长助理
秦援晋山西省儒学研究会学术与传播委员会副主任
张化桥瑞士银行中国区副总经理
费 越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具体职务不详）
张 岗美国博远集团（具体职务不详）
蔡浩仪中国人民银行非执行董事研究局副局长
吴晓勇美国国际金融协会（具体职务不详）
马俊起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具体职务不详）
吴可夫美国马里兰州政府（具体职务不详）
唐 旭中国金融秘书协会会长，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顾 牧美洲银行（具体职务不详）
张 斌中国远大发展总公司金融证券部（具体职务不详）
赖观荣国民人寿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闫晓田中信银行广州分行（具体职务不详）
注：以上名单为作者反复查找归纳，标示“不详”的表示2005年时曾担任职务，但目前尚未得到正规渠道确认。该名单有效时间截至2009年9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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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惊心动魄的8分钟（1）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金刚经》
听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大约1992年左右，上海金融圈中有一个“北京圈”，主要是十几个同处异乡的北京人，多是25岁上下的小伙子，因为都住在老交易所旁的上海大厦，于是就成群结伙地在异乡的夜晚“乱窜”。而之后的一个金融巨鳄正隐藏其中。
当时，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经开）副总经理戴学民在其中颇为引人注意，当时与他在一起的还有后来声名远扬的另一大巨鳄—涌金系的掌门人魏东，那时他还是戴的部下。当年，戴学*管中经开证券、期货业务，岁数比魏东大得多。
中经开在当时就已颇为引人注意。因为中经开上海证券业务部是上海二级市场的绝对主力，那时在上海的北京公司中，似乎只有中经开在二级市场的影响力可与万国、申银、海通等本地大券商匹敌。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开业时，有几十家会员。其中有9家来自北京，其中除北京国际信托之外都是央企或央企下属国有企业。而中经开之所以会成为其中翘楚，是因为其是财政部独资的唯一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一直被圈内认为是信托投资公司里面的贵族。
中经开成立于1988年4月26日。原财政部副部长田一农担任中经开的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董事长，之后中经开则长期只有总经理，均出自财政部。1995年，原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司长朱扶林担任总经理，至于戴学民，亦出自财政部综合计划司。中经开得天独厚的财政部背景不由令人刮目相看，直接的好处是资产庞大、业务量较大、政策性较强。可能正是这样的背景与地位，中经开才能与当年在上海滩名震一时的万国证券叫板。
然而，“北京圈”没过两年就销声匿迹，其中最大的原因是1995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327”国债风波，以中经开为首的“北京圈”赚得盆满钵满，在圈内的影响力更是如日中天。一些有志之士开始分道扬镳，涌金系就此崛起。另一方面，“327”国债风波仿佛成为券商整合大幕的序曲，也酿造了一个大鳄时代的私募江湖。
关于万国证券如何在1995年“327”国债事件中负隅顽抗的故事，早已在业内耳熟能详，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的悲剧命运更为人所动容。然而，日后真正对私募界影响深远的，则是在“327”国债事件中，另两个风起云涌的对赌主力—中经开与辽国发。
从1995年1月起，代号为“327”的国债就越来越像一场对赌游戏。“327”国债赌博的焦点在于财政部是否会提高利率。“327”国债是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债，1995年6月就要到期。按照它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然而，财政部并没有对是否会对之实行保值贴补放出只言片语。1995年2月后，“327”国债价格一直在元和元之间徘徊，然而随着市场对财政部是否实行保值贴补的猜测越来越多，分歧越来越大，“327”国债期货价格发生大幅变动。
空方阵营的是管金生，人称“证券教父”。他名震上海滩也起源于国债买卖。与他并肩作战的还有辽国发的高原和高岭。辽国发这一方在145元附近大举做空，他们觉得保值贴补率不可能再次提高。
空方考虑的背景是，自1992年起，中国经济涨势凶猛，宏观局面是投资过热，金融秩序混乱，尤其是1993年发生的沈太福长城公司的非法集资案，注定会让中央在利率提降等敏感决策上采取保守的策略。管金生认为，1995年1月起通货膨胀已见顶回落，在这个时候，财政部不会再掏出16亿元来补贴“327”国债。辽国发的高岭还自信地打了个比方：“当时我买的是泥饭碗，你却让我还一个金饭碗，我怎么还得起呀？”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最惊心动魄的8分钟（2）
处在多方阵营的是以当时财政部直属的中经开为首的上海和江浙一带的私人大户，还包括后来创立国元证券的安徽人陈树隆和深圳大鹏证券董事长徐卫国以及他们的客户。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传言，当年中经开的操盘手正是魏东。
以中经开为代表的多方认为，当时银行的储蓄利率为，这个“327”国债的回报太低了，而且物价翘尾，周边市场的“327”品种价格普遍高于上海，财政部应该会提高“327”的利率。他们仗着自己可以提前了解财政部决策动向等因素，坚决做多，不断推升价位。
坊间传闻，中经开及其客户大举建立多头头寸后，就大举公关，到北京财政部游说。
按照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的说法是：当时高层存在两种相反的意见，因而迟迟矜持口难开。而越是矜持，市场的想象空间就越大，炒作就越疯狂。
补贴的决定也是在最后一刻才作出的。而这最后一刻作出的决定，在1995年2月23日那天，将这场分外眼红的对峙推向了无以复加的高潮。
是日一早，财政部宣布提高利率，“327”国债将以元支付。这起关系到无数人财富的巨大悬疑在此时此刻算是有了明确的答案。
多头在刚刚公布的国债发行消息的刺激下全面反攻，沉淀已久的市场矛盾终于爆发。
当天，先于沪市1小时15分开盘的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北商所），一开盘即点燃了全国多头大举反攻的导火索。上交所“327”国债以0元开市，价格一路上蹿，开市2分钟内，空方200多万口空单瞬间就被吞没，价位直逼元。当日下午，“327”国债价位已攀至151元以上。
一直在“327”品种上与万国联手做空的辽国发突然倒戈，改做多头。坊间传闻，辽国发的高岭在这几天刚刚调集来3亿元资金，放大100倍—相当于300亿元资金—做国债期货，许多空方同盟军都戏称高岭调来了3亿军饷，准备继续大举做空，与多方决一死战。
最后一天晚上，当高岭确知保值贴补率最终被提高到％时，他不由得悲叹：想赚钱，还是要有铁后台。当天晚上，他就买通了许多其他单位席位上的“红马甲”，在第二天早上立即将其50万口“沽单”平仓，同时追加“买入”50万口反手做多，这反转的100万口巨单，一下子就把“327”国债的价格牢牢封死在 这个绝对涨停板上。
咄咄逼人的多头显然急煞了空头。“327”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亿元。按照万国的持仓量和现行价位，一旦到期交割，将要拿出60亿元资金。
毫无疑问，万国没有这个能力。管金生决心铤而走险。于是，中国金融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8分钟上演了。
当日16时22分13秒，上交所电脑显示屏上突然出现10 569 172口的卖盘，将“327”从元雪崩似地压至元，价位在离收市不到8分钟的时间内直落4元。这显然是空方陷入绝境之际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疯狂所为。几近疯狂的管金生孤注一掷，共砸出2 112亿元的卖单。
此时，“327”国债价位节节急跌，意味着近两日来“327”品种的新多仓几乎全部被打穿，大量做多者，包括像辽国发这样空翻多的机构顷刻间都将血本无归。这个行动令整个市场都目瞪口呆，若以收盘时的价格来计算，万国不仅能够摆脱掉危机，还可以赚到42亿元。
据统计，当日上交所国债期货共成交8 539亿元（含最后8分钟），其中八成的交易属于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大手抛空的“327”品种。
然而不幸的是，当天夜里11点，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正式下令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交易异常，是无效的，该部分不计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
5 400亿元，交易价格以“327”品种“违规”前最后签订的一笔交易价格为准，即收盘前7分47秒（一般都称最后8分钟）的元。
万国证券在劫难逃，按照元收盘价平仓，万国巨亏16亿元。
5月19日，管金生被逮捕。9月15日，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因管制不力而被免职。1996年，万国与申银合并，改称申银万国。
尉文渊事后说：“我做梦都没想到会贴息，回头想想，这算什么事呀！美联储调利息时，都是个百分点地调，咱们这一下子就是5个百分点！”
辽国发也在“327”国债事件后栽了一个大跟斗。
尉文渊回忆道：“‘327’事件之后，是上交所最先发现辽国发有异常，封了辽国发的账户，他们转不动了想跑，才把辽国发这事捅出来。”当时上交所意见不统一，我说必须封，连夜就封！管电脑的回家了，结果夜里一点多钟给叫了回来。第二天上班，交易部的人说有账户，大多数是辽国发的。肯定有些辽国发账户还没露出来，我就让登记公司把名单调出来，那些多年没动的肯定就是它的。
一查之后发现，果然，辽国发提供的一大批国债入库通知单均是空单，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马上向辽国发追拆借资金，并将辽国发及与辽国发有关机构的股票账户上的股票强行平仓，以补资金缺口。
据称，辽国发案涉及犯罪人员数百，牵连的金融机构、各地证券交易中心、证券公司几十家，涉及金额达数百亿，亏损数十亿，并引发中国当时最大的金融债务链。有报纸揭示：“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岭等人，采取私刻公章、伪造证书和票据等欺诈手段，在沈阳、武汉等地大肆进行非法融资和借券、证券回购、炒作期货、股票等体外经营，负债亿元，资产合计亿元，资产与负债差额亿元，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事发之后，辽国发高氏兄弟逃匿，至今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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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涌金的早年岁月（1）
不管如何，这场大捷还是一举奠定了中经开在证券市场的显赫地位。
“327”国债事件后，戴学民有了“一代枭雄”之称。江湖上传戴学民于1995年年底在北京机场遇到不明身份人的刺杀，由于他驼背，刀子刺来时他向前屈身而没被刺中要害，但还是伤及肝部。蹊跷的是，戴学民既未报案，也未住院，到医院草草包扎后，当天即乘航班离开北京。听闻戴学民在1997年前还和部分熟人电话联络过，1997年后一直下落不明。
一批机构与枭雄的倒下，换来了一个中国本土大私募的崛起—从“327”国债事件发迹的涌金系，堪称中经开炮制出的最成功的金融帝国，这是魏东一手兴建的王国。除此之外，中经开还炮制了几个中国证券市场的大系：东欧系、金信系、汉龙系等。汉龙系的成长发展与“长虹转配股违规上市”获取暴利有关—那事距离“327”国债事件后不出半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再次成为焦点。在此次事件中，中经开又故伎重演。
在这几个系中，影响力最大、知名度最高的，当属魏东掌门的涌金系。
魏东究竟什么时候真正下海，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可以考证的是，1994年上半年，时年27岁的魏东在北京成立了中外合资的北京涌金财经顾问有限公司。然而，目前市场上的主流观点认为，魏东就是中经开的操盘手。众所周知，“327”国债事件的发生时间在1995年。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可能魏东在中经开的时候，就偷偷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但依然在中经开名正言顺地做操盘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魏东那时候已经下海，谁说中经开不能找个体制外的关系户做操盘手？或许，他本来就不是操盘手，只是受益于“327”国债事件的一个大户。不管什么是真相，“北京圈”一致判断他的“第一桶金”就是在上海大厦“捞”到的。
公开资料显示，魏东在1995年又相继成立了上海金钱豹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涌金理财顾问有限公司。在公司资金实力壮大以后，即1996年前后，成立最早的金钱豹实业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涌金集团有限公司。1999年又以亿元注册湖南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湖南涌金后来成为涌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核心投资平台。此后，魏东长袖善舞，控股九芝堂与国金证券等，这个核心平台后来被人称做涌金系，他也成了朱派方式①坐庄的最后一支民间力量，人称“江湖最后一个大佬”。
2007年7月，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指出，尽管市场对涌金系的运作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涌金系已经成为私募基金的某种典型。
与很多同期的私募一样，涌金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资本市场初期，主要通过政策性的“盲点套利”方式积累资金。“盲点套利”在业内主要是指利用市场的定价错误或者制度障碍来获得收益。在资本市场初期，股票市场还处于探索阶段，由于法律的不健全和制度的不完善，有些问题亟待解决。在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各类盲点层出不穷，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以当证券市场一项重大措施出台时，往往给“先行一步”的投资人带来大量的套利机会。但投资人若要准确把握住这些机会，不仅需要具有敏锐的市场观察力，还要能看清整体局势，当然，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拥有一定的信息渠道—这一点，也正是具有中央财经大学背景的魏东最具优势的地方。书包网 www.aIhUaU.com
私募涌金的早年岁月（2）
事实证明，涌金系确实也在1995～2002年期间，每次都能巧妙掌握制度变迁的时机，屡屡斩获，主要包括转配股、法人股受让、配售新股等政策性的赚钱模式。
涌金系最快实现政策性收益的品种是转配股。
转配股本来是上市公司向原有股东配售新股筹资的行为，但在20世纪90年代，除了社会公众股东外，法人股东和国家股东往往放弃现金配股。1994年，国资委出台通知，国家股股东只能选择参与配股或转让配股权，转配股由此产生。
1994年6月，证监会发文规定，不安排国家股、法人股因送配股而增加的股份或配股权上市流通，但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些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受让的转配股不能上市流通。因此，一些机构和自然人便积极受让国家股和法人股的配股权并获得配股。
然而，证监会担心几十亿元转配股上市可能会对股市发生冲击，1994年10月，又下发通知规定，转配股暂不上市流通。这让已经受让转配股的投资者大呼失策。
此后，大多数投资者看淡国家股和法人股转配股的价值。
很微妙的是，1999年12月底，涌金系以每股元的价格协议受让兴业证券所持有的闽福发（000547）转配股股权600万股，成为闽福发的第二大股东。而那时候，对转配股能否流通仍然争论不休，政策仍不明朗，且这与前一个转配股方面的重要规定已相隔4年。
然而，离涌金的转配股动作后不到3个月的2000年3月13日，证监会发布了转配股分期分批上市的通知，安排转配股逐步流通。2000年4月18日，涌金持有的闽福发转配股获准上市流通。据推算，涌金至少在此役套现亿元，年化收益率高达％。
法人股上，魏东也瞅准了机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法人股是否会上市流通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因此尽管有人称法人股将会是“最后一桶金”，但许多投资者仍然不敢轻举妄动。然而，涌金自1996年起，就频频出手大肆收购法人股。
涌金系先后收购了金荔股份、精密股份、哈慈股份、银河动力、中宝股份、四川湖山、康赛集团（后改名为天华股份）等公司的法人股。前3家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先后退市，给涌金的投资带来了一定的损失。但其他法人股投资为涌金赚取了不菲的收益。总体而言，涌金在法人股投资中获利超过亿元，投资收益率超过100％。
2003年后，股改预期日渐明朗，上市公司法人股转让溢价整体上也水涨船高，此后投资法人股的成本也大大提高，股改后的获利水平相应降低。先期进入者如涌金系，基本都是以净资产价格收购上市公司法人股，自然是这场股改的最大赢家。
1999年，由于二级市场行情火暴，此前备受市场冷落的战略配售股顿时引发了投资者的兴趣。获得配售股份意味着在短暂的锁定期过后就可以获取一级和二级市场之间的巨大差价。这一方式也成为当时私募基金获取无风险收益的主要渠道，相当数量的私募基金凭借战略配售实现了快速崛起。涌金系自然不会错过这一机会。
据公开资料显示，从 1999年11月到2001年3月，涌金通过这一方式参与了三九医药、首旅股份等多家上市公司的IPO。根据这些公司战略投资者股份开始流通日的收盘价计算，两年时间内，涌金凭借战略配售获取了亿元左右的利润。
之后，涌金系开始将下一个投资目标锁定在创业企业。1999年年底，涌金系在中关村高科技园成立北京知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运作青岛软控与北京传媒的相关股权。
虽然创业板时隔10年才推出，但2004年深交所就获准设立中小企业板，也让一批获得创投支持的创业企业成功登陆。2006年10月18日，青岛软控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并创下了中小板新股上市的历史最高价26元。2004年12月22日，知金科技投资的北青传媒在香港上市。以2007年5月18日北青传媒港币的收盘价计算，涌金系间接持股的市值约为2 934万港元。这些企业都让涌金系获得10倍以上的高回报。
涌金系敛财的第一阶段，即在1995~2002年，不停通过政策盲点和市场机会套利，这些“埋伏”性的投资，在日后相关新规出台并稳定之时火速兑现。2002年后，涌金系顺利转型为实业与金融结合的投资基金，走上新的征途。
虽说消息灵通是涌金财富暴增的一个因素，但魏东身上还具备了其他优势。
据魏东友人回忆，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认购新股的收益率很高，而调动资金能量大绝对收益就高。那时的新股发行方式是存单认购，即某地发一只新股，便指定当地一家（一般是地市级的）银行为代理点，欲购者将资金打入这家银行的专户，到截止时以专户中资金总量按户数等比例分配，谁有本事在短期内拆借到更多的资金，谁的收益就高。
魏东在这时期全力参与新股申购，他哥哥魏锋在银行工作—这也是一种优势，当然，他还具备另一项卓越的优势—他在申购长江流域一个小城市的新股时，弄清了进入这个城市的最便捷的方式是每周两班的船运，他便把两班船的船票悉数买下……这令他的中签比例大大提高。这足以说明魏东本身就具备相当聪明灵活的头脑，而信息优势令他如虎添翼。
魏东可能自己也没想到，他一手创建的涌金系对此后兴起的阳光私募将有很大影响，其中关联度最高的，要数云南国投与上海涌金投资这两股势力。这也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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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安证券传奇（1）
就在第一起券商整合事件尘埃落定后不久，谁也没想到正如日中天的君安也卷入风暴中心。在君安MBO（管理者收购）东窗事发之前，谁都愿意相信，君安证券将成为国内第一个美林或高盛这样的金融帝国。但是，事情却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君安证券的总裁张国庆自己也没有想到，君安证券会与国泰证券合并成国泰君安，与此同时申银证券与万国证券合并为申银万国，造就了中国证券历史上第一波券商行业的整合。让张国庆更没有想到的是，君安旧部居然有那么多人投身私募，且做得轰轰烈烈，成为一股神奇而强大的君安系力量。
张国庆，1956年出生，湖北人，20世纪70年代自部队复员之后，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系统，20世纪80年代从湖北分行办公室副主任的职位调任深圳分行，担任证券管理处处长。
1991年，张国庆时任深圳证券管理委员会发行部处长。一天，他与几个朋友相约在深圳一家宾馆，开始满怀壮志地商讨一家新券商的诞生。在场的一共7人，他们中间真正懂金融的不多，主要的角色是出资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张国庆早先在部队服役，与军队企业关系密切，最为信任的人脉也在那里。
1992年8月，张国庆与几个朋友合资成立君安证券。尽管注册资本号称5 000万元，但实际到账的钱一半都不到，甚至还有内部人士透露，其实才只凑了几十万元。不过，出资方是包括军队企业在内的5家国有企业。这家军队企业叫合能集团，是君安股东中唯一有军方背景的公司。国泰和君安合并后，合能的股东位置由慧能集团替代。但军方资产的注资为君安证券的背景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1992年盛夏，经友人推荐，张国庆第一次见到了同是湖北人、年仅24岁的杨骏。那时，他就认定，这个年轻人将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据张国庆回忆，“（杨骏）最打动我的，就是他极富感染力的笑。当他望着你时，那是整个眼睛在笑，在放光，像天使般，童真而无邪……”
1989年，杨骏获得大连工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他来到深圳招商局投资公司做投资和企业分析。一年后，他转到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先任总经理廖熙文的秘书，不久转做发行。当时毕业没多久的他，很快就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任投资银行部总经理。
据说，当时特区证券公司的主要业务人员只有3个人。而深圳证券市场早年1/3的新股发行由特区证券公司承销。生逢其时，杨骏几乎包办了特区证券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的编制。1991年7月，深圳开设B股市场，作为深圳唯一证券公司发行部的负责人，杨骏负责所发行B股的所有发行、交易乃至清算。这段时间，他也接触了最早一批投资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投资者。这或许就是此后为什么在B股不被市场重视的时候，他几度敢于大手笔投资B股的因缘所在。
在很多人眼中，张国庆有种北方人的爽直劲儿，喜爱呼朋唤友，为人比较强势。而杨骏性格温和、踏实上进。这两个性格迥异的君安开山鼻祖在日后公司发展中互为补充，被认为是“天作之合”。
杨骏加盟君安证券后，先后主管证券发行承销、资产管理、经纪和证券研究业务。很快，“1/3的招股说明书都出自君安”。
公开资料显示，1993年至1998年间，君安曾为100多家企业承担A股、B股上市及配股业务，筹资总额近300亿元人民币。君安在国内下辖60多家证券营业部，其交易量一直居深圳证券交易第一、二位，居上海证券交易所前6名之列，其国债交易量也居全国前10名。
君安证券传奇（2）
但显然，这些无法满足君安的野心。
张国庆与杨骏很快勾画了一张几年之后看来都充满了远见的君安金融帝国蓝图。君安布置下的每颗棋子都指向这个宏伟的目标，在每个领域的目标都是国际第一的公司，梦想是超越他们。君安成立没几年，就设立投行业务，目标直指美林；设立资产管理公司，目标直指高盛；设立风险投资，直指KKR①；设立研究所，直指野村②；而投资入主申华实业更是为了缔造中国版的伯克希尔·哈撒韦③。很快，君安就从最早的证券发行部，转变成由投资银行、资产管理部、风险投资、研究所、控股公司五足鼎立的金融帝国。
君安收购申华实业是券商首次以合法的途径控制上市公司。这起市场上闹得沸沸扬扬“申华事变”，让君安从中“坐收渔翁之利”，而这原本完全是一场公司内讧导致的风波。
上海“老八股”之一申华股份的创始人、董事长霍建国，在1996年10月23日被通知公司已被广州三新公司收购5%的股份之时，才知道申华的常务副董事长李伟荣与几名董事一起，瞒着他暗中向三新公司伸出了“引狼入室”之手，之后他们更是强烈推选大股东三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明园担任申华的董事长。
霍建国不想坐以待毙，他给君安副总杨骏打了电话，表示欢迎君安长期入主申华公司。杨骏自觉机不可失，于是开始在二级市场大举收购申华股票，很快持股比例就大幅超过了三新。最终，君安以占申华总股本的，成为第一大股东。霍建国继续担任董事长。
幸运的是当年的君安，成功利用公司危机控制了一家上市公司。而杨骏、康晓阳、石波、肖华等人更是尝到了资本市场运作的魅力与甜头。事后康晓阳担任申华总经理，后来成为知名私募的石波与肖华分别担任副总。
君安证券成立的上百人的研究所，成为很多君安人的共同记忆。该研究所由杨骏一手创办，每年7 000万元的预算在业内亦属罕见。研究所为当时股市盛行的技术之风，树立了另一种楷模，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杨骏认为，证券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研究。他制订了庞大的内部培训计划，公司员工被分批送到海外培训，并计划招聘留学生人才。1996年以来，君安安排其中层以上经理人员轮流脱产培训英语，并陆续派至华尔街金融机构实习进修。
进军海外也是君安时代末期的一着猛棋。1998年年初，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之下摇摇欲坠之时，杨骏前往韩国。其时，韩国第四大证券公司东西证券刚刚宣布破产，“当时1亿美元便可收购”，这是君安希望收购的目标。杨骏看重的是东西证券在全球都有办事处和席位，通过收购，君安可一跃成为国际投资银行。当时君安还有意并购一家犹太人百年前创办的位于纽约的小型投资银行。
很明显，当时君安的目标是建立一家国际化的投资银行，在中国加入WTO，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时，有实力与海外投资银行同场竞技。原君安的员工透露，杨骏十分勤勉，他从1994、1995年就开始看巴菲特、索罗斯的英文版著作，博览外国资本运作经验的书籍，这为君安的未来奠定了理论基础。
然而，这些超越时代的构想并未能实现，但敢于设想这些国际收购行动本身，清晰地勾勒出君安当年大胆无忌的作风。但在中国，资本项目管制就是最现实的禁锢。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君安证券传奇（3）
尽管当时君安是国内最具创新意识的券商，风头一时无两，但在发展初期，君安野蛮激进的风格一直为人所争议，尤其是在恣意妄为地操纵股价上。
毕竟处在利益核心地带的君安，注定会受到同时期券商恶炒之风的影响，势力不断扩张的君安无法再做到明哲保身。
其实君安成立后不到两年，就遭遇了1994年开始的几年大熊市，这让君安一度亏损高达20亿元。君安的暴富时期则主要集中在1996年至1997年的大牛市中。
在1996年年初，中国股市已经走熊3年，许多股票已跌到极点。那年春节过后，股市连连跳空高开，宏观政策也利好不断。1996年3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4月1日起停办新的保值储蓄业务。4月1日，国务院批示要“稳步发展，适当加快”。加油打气的还有两个交易所之间的较劲。6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宣布，欢迎异地券商在沪开办营业部。上海还推出上证30指数（后改名为上证成份指数）。在沪市的挤压下，深圳推出30家绩优公司与之相抗衡。此后，深沪大盘全线飘红，从1996年4月1日到12月12日，上证综指涨幅达124％，深成指涨幅达346％，涨幅达5倍以上的股票超过百种。两个领头羊更是雄赳赳气昂昂，深发展从6元起步，到12月12日达到元，四川长虹从7元开练，12月上旬涨到元。
不过，不管是1994年10月的厦海发事件①，还是1996年深发展的爆炒，或是长虹的拔地而起及资产重组行情，甚至是1997年非法为广深公路公司炒股，君安几乎都是幕后主角。
尽管1996年年底张国庆担任着君安证券董事长兼总经理，但自营部的主管是杨骏，以及时任杨骏副手的康晓阳。他们让君安在牛市期间频频得手，尤其在长虹一战中大获全胜，攫取了超过40亿元真金白银的进项，君安也一度执市场之牛耳。
1996年，杨骏倾君安所有，重仓买入深发展。杨骏曾对采访他的《财经》杂志记者表示：“原因无他，只是发现深发展1997年每股利润 1元，股价最低时低至6元，PE不到10倍，更了解到它高速成长，隐藏了很多利润。”深发展成为1996年证券市场行情牛市启动后最大的牛股之一，此役过后，君安自营资金规模从数亿元飞涨至数十亿元。期间，杨骏还成功投资过黔轮胎以及B股市场。
从1996年10月起，中央连续发布“十二道金牌”①，规定大致有《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等。“十二道金牌”中还有一个：1996年12月16日，经中国证监会同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从即日起，对在该两所上市的股票、基金类证券的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10％限制，并实行公开信息制度。而恰在当天，《人民日报》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日的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结果当天绝大部分股票跌在了跌停板上。
1996年12月，君安沽空上百亿元证券组合。成功逃顶后，君安投资组合只剩40亿元B股，此外全为现金。成功逃顶第3天，《人民日报》社论出台，市场见顶大跌。10年后，杨骏对《财经》记者坚称当时未获任何内幕消息，完全是个人判断，“连北京的资金都没有跑，我哪来的消息”。
据公开资料显示，君安到1997年年底的总资产达175亿元，利润亿元，当时在国内均名列第一。此时之君安可谓如日中天，业界甚至将中国股市的这段时期称为“君安时代”，而张国庆亦被尊为“君安之父”。
1998年1月，张国庆辞去总经理职务仅担任董事长，杨骏随之被提拔为君安总裁，可谓是少年得志。不过，此举被后人看做是君安管理层为MBO计划所布下的必要步骤。
然而，这一年也成为一贯以超乎现实速度前进的君安的“倾覆之年”。张国庆、杨骏等人筹划经年的曲线MBO计划以失败告终。一封举报信指控君安内部人“非法转移收入”以收购君安。中纪委、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联合介入，张国庆、杨骏等人被停职并接受调查；随后，君安在监管部门主持下完成了与国泰证券的强行合并。而君安积累的部分巨额财富也挽救了国泰证券这家摇摇欲坠、处于财务危机的二流券商。
多年以后，提起君安，圈内人觉得君安的步子快了一点，可能推后几年，事情就不会如此，反而成为竞相歌颂的英雄也未可知。然而，习惯于“敢为天下先”的君安，当时怎么会不随着历史大浪蠢蠢欲动呢？从历史眼光看，君安的发展已经到了股份制改革千钧一发的“破冰”时刻。只怪造物弄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安这次也恰恰消亡在令其崛起的“敢为”上。或许，确实，脚步还是快了点。
附：君安系谱（部分）
私募系券商系公募系研究系
保银投资
王强国泰君安总裁
陈耿富国基金总经理
窦玉明和君创业董事长
王明夫
重阳投资
裘国根国泰君安财务总监
王大立 富国基金投资总监 陈戈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天马资产
康晓阳长城证券总裁
叶烨海富通副总裁
陈洪
尚雅资产
石波国海证券总裁
齐国旗宝盈基金副总经理
田真庸
尚诚资产
肖华联合证券高管
陈希太（音）嘉实基金经理
邵健
鹰格投资?
王晓松华安证券高管
盛群博时基金经理
邓晓峰
（续）
私募系券商系公募系研究系
东方港湾
但斌?钟兆民 中信证券国际CEO
殷可博时基金经理
邹志新
创新投资
伍朝阳博时基金经理?
陈杰明
柘弓投资
陶然峰博时基金经理
刘小山
三羊投资
林少立易方达基金经理
马骏
华夏基金香港总经理
陈海勇
长城基金
杨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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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人阚治东兵败，券商整合第一波
这一个券商盛世，无数猫腻与纸醉金迷都与当时市场最大的主体—券商有关。
1994年8月1日，山东渤海证券部先后用1 987万元，4个个人账户操纵山东渤海集团，以连续交易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虚买虚卖方式，拉高股价，当日收盘价较前日上涨102%。证监会没收其非法所得，并罚款100万元。
1994年10月18日，君安证券深圳发展中心营业部，自拉自唱自买自卖，操纵厦海发，当日股价上涨157%，然后趁高卖出，获利238万元。证监会没收其非法所得，并罚款100万元。
……
1996年申银合并万国后，阚治东如日中天。而1996年伊始，市场就出现了深强沪弱的局面，当时申银万国在深圳的营业部表现强悍，而阚治东是全国唯一一个既是上交所理事又是深交所理事的证券公司负责人。上海管理层不停给申银万国施压，认为深强沪弱的局面愈发明显，主要原因是申银万国转移阵地。
在压力面前，阚治东加大了申银万国自营运作的力度。然而，在1996年股市行情中，阚治东对上海石化、陆家嘴、南油物业等一系列股票的操纵，很快就将自己推向了在申银万国时期的末路。阚治东只能自行辞职。
对他的通报可以在1997年6月13日的《人民日报》文章中找到踪迹。文章说，为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一批违规银行、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及其负责人将受到严肃处理。有关部门决定对海通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惠珍、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阚治东、广发证券公司总经理马庆泉作出免职和记大过处分，对上述3家证券公司分别处以罚款，并暂停股票自营业务一年。
《人民日报》的文章发表后一段时间，券商的自由炒作暂告一个段落，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熊市。很快，券商也迎来了在2000年后的第二波整合高潮，这波高潮中，券商大规模增资扩股，形成像中信证券这样的券业巨头。
券商的盛世已如昙花一现，很快就被1998年发展起来的公募基金取代了江湖地位。
尽管在公募基金发展初期，很多家券商相继倒下，然而，公募基金真正作为一个活跃的市场主体，以及真正博取投资者的信任还是在多年以后。而公募基金壮大发展的意义，更在于对股票投资模式的影响—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倾向于投资大蓝筹—这一投资方向，让以坐庄赚钱模式为自营业务核心的券商变得跟不上主流。
在青黄不接的更替时代，不少券商人士转型为公募基金经理或行业研究员，而如涌金系这样的金融大鳄，迎来了最好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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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人物五（1）
钟麟：后庄家时代的猎庄大鳄
职务：上海麒麟上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出生年份：1966年
出身：草根
家乡：湖南衡阳
业绩：非公开。钟麟自己透露，2008年他也保持了30%的正收益，而在牛市都以翻倍计。
风格：擅长走在趋势的最前沿，做价值的挖掘人与趋势的创造者。
履历：自1993年起，先后在北京、西安、郑州、长沙、大连、深圳、上海、广州等地负责投资策划和资金运作等市场项目。曾成功投资了上海九百、中西药业、上海梅林、中国泛旅、烟台万华、上实发展等著名庄股，2000年荣获全国首届网上炒股实盘大赛冠军。在十余年的实战操盘基础上，独创了证券市场上深具影响的著名实战理论体系—“形态位置分析理论”。他从4 000元起家到身价亿万，在“327”国债事件中被多头打到一贫如洗，巨亏10亿元，后来又在绝望中再度雄起，1996年后又恢复亿万身价。
钟麟算是资本行业的老人，很多当年与他一起出山的私募人目前早已再无翻身之力。而这位在上海滩摸爬滚打了17载的老牌私募人，曾创造过从4 000元到上亿元身价的神话。如果说资本市场是一潭子水，他显然是那个“涉水”很深的人。
他的朋友总是“名目繁多”，有监管层、上市公司、信托公司、券商、同行等，还有一些在资本市场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周旋于各路人马之间，游刃有余。
有时候笔者跟着他在上海四处闲逛，他会告诉你，这里是基金经理最爱去的茶馆，这里是当年他与哪个牛人一起谈项目的地方，这里有哪些他们请客户过来玩的去处—似乎上海滩的很多地方都有他的记忆与踪迹。
他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眼睛很大，脸上总保持着微笑。他身上仿佛有股与生俱来的江湖气质，豁达、沉稳、理智、灵活……这些气质可以集结市场上的各种力量。
他说到有个项目，两方都谈不下来。结果他过去后，很快就谈了下来。因为两方为了某些利益争执不下，而他不要任何好处，他的让利促成了项目合作的成功。钟麟说，这是一种“舍得”策略。只有你先舍了，才可能得。如果项目成功了，诸如资产重组了，公司上市了，日后自然可以从中谋利，做大事不能只看眼前的一时。
接触多了，就会觉得钟麟更像是一个活动人士。他总是能在第一时间获得一些可靠的消息，早在2009年3月时，他就透露说，9、10月份要上创业板，迄今看来，这个时间拿捏得相当精准。
他目前的办公室位于上海北京东路靠近苏州河畔的一组气势恢宏的双子楼里，他办公的那一层是他自己买下来的。一进门就见到一番蓬勃的景象—集聚了几十个员工的办公大厅，到处是忙碌的身影，打电话声此起彼伏。笔者第一次去采访他的时候正好是2008年10月下旬，大盘收盘指数落在1 点，市场悲观气氛蔓延。钟麟那时还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说：“我们的运作方式受市场影响不大。”
尽管市场那时是冬天，但是钟麟心态一直不错，也不太看盘。钟麟说，他在熊市“独善其身”的关键是集中投资。说到底，就是他对自己投资的公司知根知底，且有一定的控制力，不管是什么市场，就算是熊市，他对这些股票也有运筹帷幄的能力。也就是说，钟麟巧妙地化解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博弈的风险。显然，这个绝技不太好学。
私募人物五（2）
他偌大的办公室摆满了各种书籍，令人十分吃惊的是，他几乎买了他能看到的所有关于资本市场的小说，可见他对文学的酷爱。听说他的第一本股市操作书《善战者》只花了10天时间写就，可见其文思泉涌，运笔神速。
钟麟出生在衡阳市的一个公安世家。这让他在少年时代，比同龄孩子能更多地接触到一些那个年代“革命性”的文学书。而他对股票由来已久的喜爱也是源自小时候读的一本名叫《金陵春梦》的书。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书中描写的郑三发子（传说原型为蒋介石）童年的苦难和在上海滩股票交易所“抢帽子”赚钱的场景，并萌发了有朝一日自己也要玩股票这个东西，进一步名震上海滩的想法。当新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只股票“小飞乐”发行时，正在上学的钟麟就想问妈妈要2 000元钱跑到上海买股票。
钟麟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推广他的麒麟王软件。一个做证券经纪的朋友透露说，钟麟这套软件做短线效果很好，尤其适合在期货交易上使用。推广软件，既是钟麟推广自己理念的方式，也是结交很多圈内朋友的方式，同时也扩大了他的客户圈—不过，市场上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些私募之所以推销软件，是为了让客户在选股时根据自己软件上的提示操作，如果这些客户规模够大，那就等于无意间形成了一条资金链。
钟麟迄今都不太喜欢阳光私募这种形式，一方面觉得信息披露会给他的操作带来一些不利，另一方面，阳光私募对基金集中持股具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对于个股的上限一般在20%~30%，十分不适合钟麟的集中持股风格。当然，他也希望等到证券市场制度更加完善之后，再考虑到另一个私募新天地中大试身手。
2009年5月16日，钟麟创建的公司—上海麒麟上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10周年庆典活动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这一时刻，是一个老牌私募走过多年风雨历程的最好纪念。
目前，钟麟正在通过联手各个活动，推广他的网站—沟通在线。可以看出，他的抱负远远不在于做好自己的私募，他的梦想，应是在上海滩证券业更深更广的领域大展宏图，甚至希望在普通投资者中产生广泛影响。作为民间力量的他，正在坚持不懈地努力着。
令人好奇的是，与他选择同样发展模式的私募众多，一些私募也做过或跟过庄家，也迫不及待地推广自己开发的软件，同时也在做一定的代客理财服务。然而，为什么鲜有比钟麟生存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的呢？
这的确是个问题。目前的钟麟，看似浪漫悠闲，成天与各色人物打交道。不熟悉他的人，还以为他只是一个消息人士，一个资本掮客。就算真是资本掮客，那也是经过多年历练与人脉累积的资本掮客，背后渗透的是他的人生智慧与哲学。虽然钟麟并非像涌金系那样拥有天生的信息优势，但他多年混迹市场，拥有不少人脉，这也让他成为一名消息灵通人士。而他待人接物的哲学，也让其利益与消息网络越来越宽广。
江湖上盛传钟麟现在的风格与前期有所转变，这个后庄家哲学，算是顺应了时代变迁。不过在笔者看来，钟麟的风格一直没有变。他师承林乐耕，早就通晓“股道即人道”的真理。
钟麟的短线技术、跟庄理论、趋势判断以及做项目的思路，都自成一派，堪称个中高手。以趋势判断为例，他对每个大势都有比较准确的预估与把握。从1996年开始，钟麟就基本上没有看错大的发展趋势。他成功公开预测了1999年“5·19”行情，2005年6月就表示“轰轰烈烈的大牛市即将到来”，之后在2007年精确预判6 000点适当离场，还在2008年10月25日预言2009上半年会突破2 500点。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私募人物五（3）
在众多形形色色的私募中，钟麟无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在其17年风风雨雨中，也颇有几段堪称大起大落的经历。他从身无分文到拥有上亿财富，然后再到一贫如洗，直至如今重回亿元身价，几乎把大大小小的市场变化、物是人非都经历过了。
如果不是遇到林乐耕，他很可能只是一个业余股民。1991年，25岁的钟麟已经有了“铁饭碗”。那年的农历八月十九，正好是南岳菩萨的生日，钟麟去衡山上玩，在藏经殿附近的梳妆台边上偶遇了两位来自上海的老人，一位是上海著名的气功大师，另一位则是新中国“坐庄第一人”林乐耕。
1992年，湖南的第一只股票湘中药发行。钟麟为了申购，特意跑去向做生意的同学借了5 000元，但因为这笔钱是同学的货款，是急着要还的，所以他没能如愿申购。但这激发了他那压抑已久的股票追求。1992年11月，他放弃了自己优越的工作单位，怀揣4 000元登上火车，根据林乐耕当时写给他的地址去拜师学艺。
这个大胆的行动让钟麟从此与上海结缘。他记得，林乐耕交给他一些资金，并让他尝试以庄家的思路分析股票。
1993年3月22日，是钟麟第一次买股票，买的第一只股票就是上海本地股第一食品。不过那次的交易经历并不愉快，第一食品的股价在4个月内就从33元跌到15元左右，钟麟账户上的损失高达7 000元，虽说2万元的现金是林乐耕给的，但一下子损失这么多还是让初试身手的钟麟吓出一身冷汗。然而林乐耕一点止损的意思都没有，钟麟也只能静下心来持股不动。
钟麟的听话守纪律让林乐耕感到满意。1993年7月，林乐耕才正式告诉他，第一食品可以卖了，钟麟可以自己单独买卖股票了。原来林乐耕是用心良苦，特意给钟麟上了一堂“亏损课”，借此锻炼他的心态。
1993年九、十月间，当年震撼中国资本市场的“宝延风波”爆发。而钟麟早在“宝延风波”掀起惊涛骇浪之前，就重仓介入了延中实业。这场胜战令他获得了9 000多万元近1亿元的暴利①。
到这个时候，钟麟已经遇到了人生中的太多好事，不仅遇到了在自己有兴趣的事业上带路的老师，还年纪轻轻就拥有了巨大财富。然而，世间的事很少有一帆风顺，灾难在不知不觉之间临头。
1995年，林乐耕的那一派私募，在“327”国债事件中，跟着管金生大举做多，押下了身家性命，招致后来格外的惨痛。钟麟本人损失近亿元。他的一个大师兄因为损失近10亿元，最终跳楼自杀，而林老先生也重病卧床。
经历了这次重挫，钟麟仅剩下1 000元钱。就在他自己都以为自己的证券生涯几乎快走到尽头时，命运之神又给了他一次大机遇。
北方一家大机构因炒股赔了钱，慕名到上海请林乐耕出山相救。此时的林乐耕已经重病在身，于是把重任托付给了钟麟。
钟麟通过这个机构的原始资金，跟庄上海金陵与复旦复华。积累了一定本钱后，相继坐庄上海九百、中西药业、上海梅林等股票，资产飞速上升。
1999年，钟麟参加了全国首届实盘大赛，迎来了他证券生涯的又一个高峰。当时大盘正好在惨烈暴跌，实盘大赛的时间从1999年10月18日始，至1999年12月30日止，历时两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大盘一路惨跌，上证指数从1 543点跌到了1 366点，跌幅达左右。此时的钟麟以泰然自若的心态和快如闪电捕捉黑马的超短线绝技，6天时间买进5只股票，有4只于当日或次日涨停。钟麟以骄人战绩勇夺全国首届实盘大赛冠军，此事成为1999年年底和2000年年初轰动互联网的一大新闻。钟麟也成了各路知名平台的座上嘉宾。
私募人物五（4）
此时的钟麟开始考虑长远发展战略。1999年4月19日，他在广东东莞成立了麒麟投资（后改组为上海麒麟上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由此展开了公司化运作私募的第一步，钟麟也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品牌。后来这个公司搬到了上海。一方面是恩怨已了，另一方面钟麟一直觉得自己与上海更有缘分，人脉也比较广。
目前，他管理的资金规模比小型的公募基金要大。而经历了诸多波折的钟麟感悟最深的就是，炒股要研究好政策。此外，还要坚持价值投资，以稳为主，保命才是最重要的，钟麟说自己是属于价值投资派的，但不会死守到底，只做阶段性的价值投资。而在这背后，他自然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寻找模式。
钟麟有个名号，叫做“猎庄大鳄”，顾名思义，就是“跟庄派”。事实上，他之所以能成功跟庄，自然与他早期成功坐庄有关。另外，在目前资金级别的市场下，除非是具备相当雄厚的资金与超越常人的技巧，坐庄已经成了大多数市场下不适用的法则。更何况，在证券法律法规日益完善的情况下，这批老庄家也不愿成为刀板上牺牲的鱼肉。
钟麟私下透露，在他2009年7月出版的《庄家坐庄密码》一书中，最有价值的是两份坐庄项目书，其中融会贯通了很多“庄学”，而且都是非纸上谈兵的实战经验。而他目前选股时，也有几个简单的原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要有故事可讲，这样，个股就有足够的题材任由庄家驰骋。他说：“其实坐庄的道理很简单，关键就是怎么运用。”
在坐庄中，还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必须以价值为主线。这就意味着，钟麟必须成为价值的发现者和挖掘者，成为创造趋势的人。庄家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得通过利益捆绑的方式，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利益、自己的利益，甚至是可能涉及的监管层的利益，都捆绑在一条船上。那样，炒股就不再是赌博，而是一个必胜的程式。其中，唯一要防止的，就是捆绑在一条利益链上的人出现错漏，因为很多事情可以用逻辑预判发生的概率，而人并非每时每刻都是理性的，所以是最不可控制的。往往很多庄家就败在对人的判断失误上，哪怕是庄家吕梁，也错用了大户朱焕良。而这些，就必须依靠经验。还有就是在事件推演过程中，对意外事件的控制能力，而这，同样也需要大量的经验。
钟麟“复出”之后的最早一个项目是在1996年。
那一年，中国大牛市即将启动，钟麟踏遍中原大地，找寻适合自己标准的潜力股。最后，他终于在一个偏远的地区，寻找到一家很有前途的上市公司—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本书中只能简称A公司。为了取得这个项目的成功，钟麟策划让合作机构向银行贷款亿元，加上其精密的操作，原有的市值已达1亿元，共计2亿多元资金。
善于做项目的钟麟深知，项目要成功，一定要将这家公司所有相关利益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经他多次“游说”，这家公司的相关利益人终于对未来的前景达成了一种共识。
为了能够在低位顺利建仓，钟麟绞尽脑汁，充分挖掘上市公司目前不为人所在意的潜在“利空消息”。虽然这家上市公司各方面都比较出色，但钟麟还是找出了该公司与另一家公司合作的利益分配上的法律纠纷，尽管只涉及10万元金额。但钟麟还是打算从这里做文章。
私募人物五（5）
坐庄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绝对控股，这不单是技术上的经验，也深藏了谈判之道。
钟麟仔细分析了A公司的全部股东名单之后发现，该股中已经有人动用200多个个人账户持有了15％比例左右的流通股票。与此同时，另外还有一个与自己有点渊源的国内知名券商的公司账户上也同样持有一部分仓位，仓位最高时曾达42％左右的流通股票。
钟麟与该券商资产管理部经理交谈之后，顿觉释然，他们正在全力出货，并愿意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出让剩余仓位。如果券商打算继续控制该股，那钟麟只有抬高建仓成本，去跟这个券商谈收购其持仓股票的场外交易了。
当年在市场不规范时期，大资金基本都可以使用拖拉机账户①。如果是个人账户，钟麟就可以把他们的账户全都直接买下来，包括他们所有账户的身份证原件。但是，若是某个公司账户持有的股票，只能采取倒仓，即在他们卖出的同时接货，或直接通过场外转让的方式交易。
对于另一个持有15%仓位的投资人，钟麟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获得了他所在的席位。当时钟麟直接赶往该营业部与之谈判。钟麟提出的条件是，对方把200多个个人账户全部都“转手”给自己，自己则付给对方比市价多5%的利润，且一次性付清。但那人漫天要价，谈判不欢而散。
钟麟继续按原计划行事。就在该股屡创新高的同时，一个放大了数十倍的“纠纷案”突然被媒体曝光了。A公司股价应声而落，短线投机客急忙夺路而逃，认输出局。
经过了长期低迷的A公司股价，在外围资金的追逐之下，也开始进入了正常的运行轨迹。股价从4元左右，经过几轮上下反复，逐步攀升到了11元多。就在这时，A公司仅付出了极小的代价将原来的“纠纷案”庭外和解。与此同时，一则可能连续两年进行10送10分红预案的“利好”又不小心“泄露”出来。股价顿时翻了近两倍。钟麟趁热冷静地将手中筹码派发殆尽。而那诱人的“方案”终未实施，再也无人提起。
该股最后的运作恰好在1996年11月初，正值市场火热。一个月后，中国股市大跌。而这个历时近9个月的项目，让市场参与各方都赚得“钵满盆满”，钟麟也靠此役重回亿万富豪行列。
另外一次早期坐庄是湘南的一家化工企业，本书中简称B公司。这事儿发生在1997年5月，国家正在陆续解决一批有“历史遗留问题”股份公司的优先上市问题。当时，全国这样的公司有41家，B公司是其中一家。B公司是国家体改委首批确认为实行股份制试点的社会募集股份公司之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其股票仅在湖南省的证券柜台交易系统进行交易。
钟麟判断，这类“历史遗留问题”的股票如湖北兴化、湖北车桥、六渡桥、马应龙等一旦上市成功，一定会被爆炒。
看好该上市公司的钟麟开始通过证券柜台交易系统大力介入，同时放出B公司可能很快要上市的消息。
当然，要保证坐庄的顺利，必须与上市公司进行实质性的交流与配合。于是，钟麟找B公司总经理深谈了一天，答应对方将动用自己的一切“关系”，支持公司上市。
第二天，市场上就开始风传，B公司总经理带上1 000万元支票进京“活动”。当时市场化工题材炒得很热，人们对此信以为真，股价开始狂飙。同时，又有密报传来，B公司很快上市，上市后的分配方案是10送10—美好的前景加上湖北兴化、六渡桥等同类股票纷纷上市的示范效应，市场上再度掀起了对B公司股票的追捧。
私募人物五（6）
此时的钟麟，驻扎在一家小旅馆里，开始公开实施收购法人股。当时，B公司的许多法人股在个人名下—那时，还没有什么国家股和法人股全流通的概念。这时市场上开始流传，法人股都被人大量收购了，上市肯定有戏，持有者也更加惜售。B公司股价一路上涨。
经过几轮炒作，该股从最初的元挂牌价一路涨到了18元。钟麟觉得该公司是否上市已经不是很重要了。趁着市场对B公司股票的追捧未减，他抛尽了手中的筹码，再次赚得几倍收益。
从这些坐庄故事可以看出，钟麟也利用了当时一些制度性的特定条件。只是在后庄股时代，尽管与前期的思路相似，但级别上完全是两种面貌。
这从钟麟《庄家坐庄密码》一书中的“投资策划书”部分可以见端倪。
从《××药业投资策划书》中，可发现钟麟计划的周详：第一部分是基本情况，对股本结构、主要财务指标比较进行详述；第二部分是投资的目的，分析了潜在价值，包括挖掘公司潜在的真实价值，共享优良项目资源，普通投资者的市场收购概念，强强联合，共同开发风景资源；第三部分是资金的安排与仓位的分布，对资金安排、仓位安排方式、仓位的分布等作了详细布局；第四部分是操作的前提，对操作方式、利润的分配和投资的账户进行多方位的考虑；第五部分是操作时间，对周期进行了规定；第六部分是操作难点，分析了已经参与的机构、区间内可疑仓位情况，对出局的安排进行了强调；第七部分是风险与收益，对收益进行了预估，并对可能出现的最大风险进行了提示；第八部分则详细地解析了市场操作的步骤，包括前期的准备，操作前期打压至最低位吸筹的第一方案，平台活跃股性吸筹的第二方案，还有平台活跃股性吸筹的一组方案，以及操作主升段的步骤。
整个计划十分详细，不管对资本市场运行规律、上市公司基本面研究以及特定制度，还是中国式各方联合的仓位操控等，都布置得十分周密。更难能可贵的是，计划书中还提出了可能出现的风险，相应的防范条款，以及退而求其次的操作。
坐庄并非影视剧中看到的三言两语，而是一项艰苦卓绝的系统工程，其中涉及了宏观经济、政策判断、证券法律、财务规则、资本操作知识、新题材故事、上市公司基本面研究、价值分析以及趋势判断等。更重要的是，坐庄还是一门人类心理学，擅长谈判的钟麟能够把握各个利益方的心态，并从中找到最好的切入口。那些更擅长知识层面的聪明庄家，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难怪钟麟喜欢有故事、有想象空间的上市公司，这是典型的庄家思维。
这些活跃在市场上的后庄家，目前更擅长寻找一些上市公司的漏洞。比如钟麟曾参与的2008年私募基金争夺上市公司控制权第一案—金融资本欲在赛马实业这一产业资本中争夺一定席位，简单来说，就是让投资公司入驻董事会。私募看中赛马实业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赛马实业的现金流。这种手法，有点像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恶意袭购手①—那个时代充斥了震惊股坛的资本惊案，各种资本力量相互联合，成就了一起起“蛇吞象”的并购交易，上市企业往往付出了巨额的交易成本。而这类私募的思路比美国当年的资本掮客看起来简单得多，即先看好某一家上市公司的现金流，然后不停地增持该公司股本，再与几家金融机构达成共同契约，联合成为该公司董事会的最大股东，以实现资本杠杆效应。不过，当时赛马实业马上投建了一条新的生产线，这仿佛是一颗变相的“毒丸”，让私募们觊觎的现金流烟消云散，直接减弱金融资本围剿的兴趣。
私募人物五（7）
最终，这起私募基金争夺上市公司控制权第一案因为各大投资方不和而不了了之。而这番炒作让2008年的赛马实业当年跑赢大盘％，让参与其中的私募获利颇丰。
2007年4月，私募运用同样的手法对基金银丰和基金天元这两只封闭式基金“逼宫”，要求基金管理人封转开。最终，高比例分红使这两只封闭式基金在二级市场表现强劲。
当时“钟麟们”希望能够召集基金银丰超过50%份额的持有人，召开持有人大会，更换基金银丰的管理人，促成封转开。此事掀起轩然大波，因为中国境内尚未有基金持有人自行召开持有人大会的先例，相关投票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还不得而知。如果当时基金银丰提前封转开，现有持有人将是最大受益者。2007年4月中旬，基金银丰折价率在26%左右，封转开后，持有人获利将超过26%。其后，这两只封闭式基金并没有封转开，而是将现金流大规模分红，此举也让这两只基金走势火爆。据悉，基金银丰一季度分红元，二季度分红元， 三季度分红元，大大消除了折价。在基金天元一战中，私募促使基金天元二季度分红达到元，三季度又分红元。这让持有这两只基金的私募也赚得盆满钵满。
这些攻击无一不是利用了资本市场制度的漏洞或缺陷。
有时候，由于上市公司或主要机构一方不愿意合作，事件就不能往私募期望的方向发展。有趣的是，“钟麟们”的主动出击往往有声东击西的意外效果。诸如赛马实业的变相炒作、封闭式基金的连续分红，对于炒作股价的私募而言，能获取利润就好，这也算是一种殊途同归。但能找出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并且利用缺陷找到运作资本的安全边际，不得不说是十分高明的招数。
尽管钟麟写了很多关于技术操作的著作，不过显然，他的最大优势还是在于做项目，就算是技术也是配合项目所为。在庄家狂舞的年代，钟麟并不算突出，但是等到许多庄家都相继消亡后，钟麟的常青则显得弥足珍贵。
他自己也说，在1995年到2000年之间他认识了一大批的庄家，现在大多消亡了，像鞍钢合成、界龙实业的庄家他都认识。令他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当时操作界龙实业的一个庄家。界龙涨到20多元的时候，庄家的筹码控制程度已经达到80%，如果清仓，赢利在3 000万~4 000万元。但作为庄家的主控人觉得赚得太少，没有及时套现，到头来爆仓，万劫不复。庄家的兴盛与衰落，在钟麟看来，是一次次前车之鉴，让投资人更加规范，投资更加谨慎。
但钟麟感触最深的还是在中国证券市场投资，就必须遵循中国这个特殊环境下的特殊规律。
或许，一种方式做到极致，就接近于真理，如果差一点，那就是深渊。钟麟在写完第6本书《庄家操盘密码》后，透露自己第7本书叫做《庄家心理战》，看来钟麟已经誓将“庄学”进行到底。这个师从资本市场大师林乐耕的聪明弟子，早就耳濡目染资本市场的人脉与坐庄的力量。不惜代价地与产业利益捆绑过冬，几乎成为他渡过一个个难关屡试不爽的法宝。
同派私募
钟麟属于后庄股时代的新庄家。在后庄股时代，号称自己是庄家派的私募屈指可数。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上海麒麟上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08年5月24日，在上海裕景大酒店举行的上海首届私募基金价值投资论坛中窥其一二。当时麒麟上善是主办单位，崔军的上海宝银投资、陶永根的上海长信投资是协办单位。参会的还有李振宁的上海睿信投资、林荣时的上海道邦投资、顾惠东的上海东盈投资、彭继泽的深圳中科智长富、周世玉的浙江宁波金港信托投资、韩涛的深圳同威资产、曾文海的上海海昊投资等。这些私募一般属于后庄股时代的最近一批庄家。他们受价值投资的洗礼，并采取更科学的手段进行资本运作。后庄股时代的新庄家依然活跃，只是一般以游资形态出现，且为人做事低调，具体特征表现在善于与产业资本联手。
私募人物六（1）
胡益三：用孔子复利思想打遍全球
职务：孔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出生年份：1971年
出身：上海交通大学少年班、券商
家乡：河南
风格：将全球作为一个泛投资对象，始终能在一个时间内找到可以赢利的品种。
业绩：自2001年以来，每年复利30%以上，2008年熊市，同样收获了20%以上的增长率。
履历：16岁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少年班，就读自动控制专业，后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是当年该专业最年轻的硕士。1994年，胡益三硕士毕业后没有服从学校的分配，却选择了做贸易、开工厂、做企业。1996年进入大鹏证券，1997年进入香港开始全球投资，在圈内被公认为是“私募出海第一人”。2001年，孔子国际成立恒顺环球宏观基金，是可考证的国内第一只私募海外投资基金；成立迄今，年复收益率均超过30%，并多次分红。胡益三从事全球投资10余年，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世界经济衰退以及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3场金融危机中完胜。2008年的年收益率同样超过了20%。
如果在投资界有谁可以做到横空出世的话，孔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益三恐怕是不二人选。
胡益三的行头在很多人眼中不免有些另类。他个子不高，爱歪着嘴笑，平时总是穿一件黑色的褂子，上面绣着一条龙。跟他接触多了，就会知道，这与他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有关。
他的公司坐落在外滩边上，办公室布置得古色古香，很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一开窗就可见黄浦江东流，宛如大浪淘沙。公司的每个员工都穿得跟他差不多，个个“峨冠博带”，仿若孔子的弟子。
很多人一开始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脱离时代的投资者，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穿越”。然而，当胡益三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会打消这些疑虑。这个年轻人看起来聪颖、机敏，谈吐不凡。这个曾经的上海交通大学最年轻硕士有个特点，不管读什么东西，读多少东西，都可以像海绵吸水一般，装入头脑之中，想用的时候，如闪电一般招之即来。他公司的员工说，胡董知识面甚广，开会时候古今中外，天南地北，信手拈来，说四五个小时一点儿都不费劲。
有人说，胡益三好像很神奇，只要有时间，就可以将天底下所有的事情、几千年的事情说个遍。他觉得自己好像生下来就是这样的。
胡益三对孔子推崇备至，认为孔子是史上最出类拔萃的投资大师。“孔子当年有3 000弟子，72高足，没有谁能超过他，孔子的门派是当时最大的门派，也是最好的门派，而且历时2 000余年仍在传播，纵览古今中外，还是没有人可以盖过他。他真正做到了生而复利，死而复利。耶稣只有12门徒，管辖范围不及孔子广，流传范围也不及孔子，只是近300年才开始流行全球。现在国家开始搞孔子学院，因为孔子的思想经过几千年时间检验，确实证明是很好的。既然如此，为何不直接拿来使用呢？”
原来，他个人强烈的特色，是出于他对孔子的无限热爱。他平日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复利”，世界万物在他眼中，都躲不开“复利”。
胡益三表示，公司的核心投资思想同样是复利，孔子的思想在《论语》，《论语》的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边学边干，要不断地进步，这就是复利。复利就是重复赢利，重复对自己有利，对他人有利。复利其实是他深入骨髓的一种思维方式。书包网 www.aIhUaU.com
私募人物六（2）
听胡益三说话会有一种很神奇的感受。因为你稍一不留神，就会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同时你又会觉得，他说的东西很有道理，而这道理又很好懂。他从来不会直接告诉你答案，但他在论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同时还会产生一种获得智慧的享受。他仿佛总在漫无边际地说，却总有个核心聚集—复利。以至于听他说话，你会不知不觉简化你的人生哲学，从而不知不觉地提升一个层次。而简化的方式就是复利，他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归结到复利的轨道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最后仍“九九归一”—就是复利。每次他做策略演讲，很多人听他一口气说几个小时，仍然津津有味。
“半部《论语》治天下，那时的天下即现在的世界。”1997年胡益三来到香港，开始全球投资。他的漂亮履历几乎书写了海外投资的一代传奇。2009年是胡益三投资生涯中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露面”。“我原想等到事业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再出来，但现在国内有大量的外汇需要管理”，他觉得自己有这个使命，顺国运而动。
不过，胡益三最大的理想不在投资，而在于文化事业。他的成功投资，仿佛在更大程度上是以一种直接而刺激的方式来验证儒学的深意：“有人觉得我是一个奇迹。能够在全球市场做得那么出色的人，竟然没有留学海外的经历。但我的投资经历就是证明了，东方思想可以在西方世界大有用武之地。”
自小就被人们看做天才的胡益三有过很多不可思议的经历。
胡益三高中时期最爱读的一份报纸是《中国青年报》。当时，胡益三的班主任经常读报，爱跟学生讲企业家改革的故事，那大约是在1985、1986年，正好在搞工业改革。这对胡益三的影响很大。他当时就想，要做企业家，所以考大学时第一志愿填的就是工业企业管理。他16岁轻松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少年班。但学校看胡益三年龄小，觉得管理是有一定阅历的人做的事情，于是就把他安排到了当时上海交通大学另一个热门学科—自动控制。
胡益三觉得也无所谓，因为自动控制是当时的先进学科，也是中国最热门的专业之一，卫星、航天的核心技术都是自动控制，上海交通大学的自动控制也是中国最好的。而且，科学家钱学森和张仲俊的高大形象以及他们倡导的“新三论”①对他影响也很大。
在大学时期，胡益三就像吸水海绵一样，什么都学。规定的专业学了，没规定的专业他也学了。当时，上海交通大学有个包玉刚图书馆，胡益三把很多书翻了个遍。他笑说，学习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大学时，他不是学自动控制专业的，而是学孔子的，学“学而时习之”的。胡益三说，那段时间他只要天天往脑袋里装，然后再去整合与消化。
在课余，胡益三发现许多同学都有出国的计划，而托福和GRE考试在这些同学中很盛行，当时他就卖起托福和GRE考试的书籍。让他惊喜的是，从发行商那里拿来的书只要五折，转手卖出后，收入非常丰厚。那时，胡益三就体会到了赚钱的喜悦，也从中了解了利润的产生。这段经历，让胡益三在写学位论文时，探索起了持续的赢利，他的论文题目是《多目标决策与优化》。他觉得，想做成一件事情需要环境的配合，而可持续发展更不容易，如果只做一个项目，就很难持续。他当时没有想到，这个环境，居然在他后来接触的金融行业得以实现，因为只有金融投资才能同时进行多个投资，实现复利。
私募人物六（3）
胡益三高中开始就想做企业家，大学毕业之后，马上就开始办企业，开工厂。当时上海交通大学理工科有高新技术，学校也是最早搞改革开放的学校，有很多科研室。*号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胡益三他们也就响应号召，把学校的技术用于提高生产力。当年搞开发很热，开辟了很多开发区。可惜当时胡益三还比较年轻，少不更事，缺乏社会经验，在管理上有些问题。
他意识到，办企业事情很多，不是像自己这种阅历的人很快可以解决的，需要年龄、阅历，还需要一些世故。这些东西不是一个年轻人所具备的，也不是一两年可以解决的。于是胡益三就动脑筋了，想着如何才能尽快地走向成功。
幸运的是，胡益三偶然发现了外汇市场的机会。胡益三很喜欢与人交往，比较喜欢了解信息，他知道当时有个同学在做外汇，于是就跟着他做。很快，胡益三就发现，自己做这个事情比较有天赋，成功率高得惊人，高到旁人都目瞪口呆。1994年，徐家汇天钥桥路的万国证券营业部开张。胡益三从那时候起就接触了股票，很快赚到了钱。
胡益三觉得，这个领域可以把他的很多特点发挥出来，于是开始涉足金融，放弃了实业与贸易。他说，事实上，贸易与实业都是投资。投资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只是利用的工具与进入的行业是有区别的。
从1996年开始，他就一心投入证券行业，在大鹏证券打了个滚。他进大鹏证券没有依靠任何关系，就是跟老板聊了两个小时。当时，老板要他推荐股票，当时是1996年年底，胡益三就跟老板说，大盘要暴跌，找不到股票推荐。一个多星期后，当股市出现第一个跌停板的时候，老板就找人传话给他，说怎么还不来上班。
胡益三说，当时之所以能够感觉到没有股票可投，也是靠复利的思想。投资的目的是赚钱。他10月买的股票，到了11月就翻了一倍，这样的速度让他直觉市场已经到了顶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说股市风险太大了。这篇报道更坚定了他的信心。
凭着对市场的坚定判断，胡益三一进公司，就直接拥有自主权，可以用公司的钱直接买股票，不需要请示。
胡益三一开始主要做投资经理，但因为他更喜欢实战，所以就一边做项目，一边做投资。他用公司的钱投资股票，同时，他也在运作实业项目—高科技转换的项目。
胡益三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可以同时开辟几条战线。他自己觉得，在证券公司那段经历对他不是很重要，他在很多地方都是自学成才的。他当时只是觉得，自己做股票的思路，跟很多旁人完全不一样，他从来就没有操盘手、交易员的概念，上来就是以投资家的起点，按照项目的思路在运作。之前做过贸易、开过工厂的经历，决定了胡益三的起点比周围同行们高得多，眼界也宽广得多，他能够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考虑股票，而当时大部分人还只是盯着图表。
对胡益三而言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发生在1997年。那年五、六月，他建议公司调1亿元去香港，去沽空股指，做外汇，因为他觉得当时国内股票市场没什么机会了。但公司没有批准。
他说，当时没得到允许主要是政策因素，然而，他们有个领导说，“你不要让我睡不着觉”，这让胡益三很不服气，就找了几个投资者，去香港创立了孔子国际。这些投资者主要是大鹏的同事，因为看到胡益三一直在成功运作，都很信任他。
私募人物六（4）
这一出门，奠定了胡益三的出海之路，开启了全球投资的思维方式。
1997年，算是胡益三第一次完胜全球金融危机。
胡益三早期做过外汇，所以很容易地发现了当时外汇市场的机会，同时，他还沽空中国香港和日本股市。他运用多目标决策与优化的思路在香港运转了20多笔投资，成功率高达80％以上，年度收益率超过100%。
1997年完胜香港之后，胡益三的眼光更远了，他说：“像我们受孔子思想影响很深的人，胸怀天下的人，走到全球市场是很自然的思路。就好像爬过了5 000米的高山， 下一步目标就是珠穆朗玛峰。我一步步走得很紧凑，这也是复利。”1998~2001年，他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边干边学，为日后的全球化投资作准备。当时他就发现，国外很多金融品种十分稀奇古怪，什么类型都有，很多品种，他都是第一个对其进行研究的中国人。这场亚洲金融危机，让他开启了全球复利投资的征程。
2001年，准备充分的胡益三打了多场胜仗，他说：“这是正规军作战，集团化作战。我们把全球所有的市场，在一年内全部做了一遍，而且95%以上的市场都赢利。”那年，他们赢利最大的一部分是外汇，主要是日元兑美元；另外，就是沽空全球股票。2001年上半年，他们还在B股上赚了不少钱，当时内地B股市场刚放开。另外，胡益三在石油、天然气上也赚了一笔钱。他们还做多国债期货，做的国家有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等；另外还做了英国、德国、美国的利率产品—孔子国际是亚洲最早做这3个国家利率的公司，并且获利丰厚。他们在全球成功运作了外汇、期货、证券和债券市场，20多笔投资大多成功赢利，累计获得超过50%以上的高收益。2001~2002年这段经历，为胡益三攀登复利的巅峰，打开了世界之窗。
2001年之后，胡益三心里就有底了。那年，胡益三才30岁，知道自己到顶了，已经是职业选手了。当时他查了一下纪录，2001年，这样进行全球操作、把全球市场以复利运作下来的公司，世界上不超过5家，实现了他们这样高复利收益和项目成功率的更少。他说：“有些人觉得很奇怪，你们没去过美国、德国，怎么可以做好全球市场呢？这东西按照常规来看当然没办法解释。但是，古人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见真的有这么回事。中国有13亿人，如果有人真能如此，那我就有可能是其中之一。”
2008年6月，孔子国际沽空了日本、美国与澳大利亚股市，并且利用杠杆效应，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他们还投资了很多项目，从2007年7月开始，公司旗下的恒顺复利基金已经在外汇、金属、农产品、石油、国债利率、指数期货等市场陆续完成投资项目的部署，实现了超过20%的赢利。
在很多人眼里，在这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中，能获得正收益相当了得，但胡益三就平静得多，他表示，这场危机对他们而言只是2001~2002年的重复。他说，在1997、1998年，他们非常超前，做成这个事情让他坚信自己是有天赋的。而2001年只是在检验、证明这个天赋。他目前有信心至少做好未来20年。
在与胡益三的多次接触中，能够感觉到他投资思维方式与众不同。他将全球市场看做一个有着四季的大自然，洞察其此消彼长的内在规律。
私募人物六（5）
一方面，胡益三很容易把握住事物的实质。他说，在他看来，《论语》中的前三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已经把《论语》中所有的精髓都概括了。而《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一段也概括了所有。投资也如此。在他看来，全球市场本质上是一个市场，而做好一个市场，就可以做好整个市场。这种对本质规律的把握，让他能迅速判断一个事物到了运行周期的哪个阶段，同时火速得出全球的哪个地方产生了新的机会。胡益三说：“一年有4个季节，其实你就可以看做是只有东风西风。东风来时万物生长，西风来时万物萧条。你只要根据东风西风来辨别气候，就自然而然知道是否要换衣服。市场规律也是如此。有时候，你还能从季节判断是东风还是西风，这都是相辅相成的。”
而掌握事物本质规律的核心与关键，正是他提出的复利思想。融会贯通复利的胡益三，能很轻松地简化世间万物，把握住很多事物的本质规律。他说，很多人的错误就在，把事情搞得过于复杂了。
复利思想不仅指导他发现新的赚钱机会，也让他掌握了严格控制风险与组合管理。他得出经验，一次亏损往往需要３~５次赢利才能赚回，而精选组合投资，亏损的概率就很小，总体赢利速度就能跑过输钱速度。因此，他甚至认为“复利不仅仅是利益，而是思想，是世界观”。
另外一方面，胡益三的知识结构体系十分庞大。由于他博览群书，又记忆过人，处理信息的速度比常人要快很多倍。他自己也说：“很多东西，我看几秒，就领悟了，而很多人，可能研究好几周，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种神奇的效率，我的大脑，把几千年、几万年都装进去了。所以有些事物，我都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研究。”对做全球市场而言，他有种与生俱来的优势，可以同时开辟几条战线，从而得到更多市场的复利。
而他之所以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能够快速地处理信息，缘于他知道该忽略什么。他自己说：“我的优势在于，我把很多东西都忽略掉了，有些事情是小事，自己就不需要考虑。”这可能也是他能迅速筛选信息的基础。他还举了个形象的例子，说，这就像你在9 000公里的高空，看得到中国，但看不到日本。立场与角度不同，决定着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不同。放到投资上，一个对任何市场都很熟悉，而且熟悉各个市场之间的联系的人，正确的概率就比只熟悉单一市场的人要大。所谓“只缘身在此山中”，视野决定了更准确的判断力。
还有一方面，就是他曾经办公司与做贸易的经验，让他能够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进行投资。这也让他比一般投资者少走很多弯路。
对于未来，胡益三有自己的想法。他说，龙是中国的图腾，象征自强不息的精神。公司有句口号，叫“人人都可做龙凤”。这句话有更深的理解，就是自强不息也是复利。做任何事情，都要追求复利的效果。龙文化有上万年的历史，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孔子国际公司的文化就是“儒龙情怀，复利世界”。在孔子那个时代，“世界”本身就是天下的概念，“孔子周游天下”，只因为当时的交通条件只局限在春秋几十个国家，那时候的“天下”，就是周朝，而孔子国际的天下则是全球。
孔子国际没有将私募产品阳光化，然而，近几年他们的基金、专户、企业宏观战略管理等业务都兴隆地做了起来。胡益三说，不管做基金复利、做专户复利还是做企业宏观战略管理，实质上都是在提供复利服务。孔子国际是他们的一个平台，不仅是用来赚钱的。真正赚钱的载体，是公司的全球投资俱乐部。看来，孔子国际不仅是在做基金复利，更像在用投资复利的成功经验，告诉世人一种正确的思考方式，而这种方式，是只属于东方的。
同派私募
国内去海外做QDII的私募确实不多。比较有名的还有柏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他们于2007年9月获得香港颁发的第四类牌照（提供投资顾问服务）和第九类牌照（提供资产管理），是内地首批获得香港的投资顾问及资产管理牌照的私募团队。柏坊资产掌门人为龙小波，投资总监为谢柳毅。谢柳毅曾先后担任国信证券等多家证券公司研究所和投资部负责人，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景博基金经理，后加盟柏坊资产。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年底，出海做二级市场的国内私募大约近20家。只是大部分私募都选择在香港设立对冲基金，赵丹阳也是同类中最早吃螃蟹的人。在香港市场上，很多深圳私募都有分设对冲产品，诸如康晓阳的“Ajia-Lighthorse中国成长基金”，上海私募中，还有早前试水较为成功的景林资产。
点评：“327”国债风波的第一滴血
1995年，难以磨灭的“327”国债事件摧毁了一大批鼎盛时期的券商及地下私募。师承“天下第一庄”的钟麟从千万身家变得一贫如洗。同时，一些有资本有背景的新生力量也在该事件中崛起，诸如以上海本地股起家的辽国发，后来的涌金系大腕魏东。这批因成功投机“327”国债而迅速暴富的私募，是继以倒卖国库券兼做一级半市场廉价收购法人股、职工股起家的一批人后，中国资本市场上第二批造富运动的受益者。
这已经是一个大腕云集的时代。一方面，中国证券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资本大鳄诞生于这个时代，除了涌金系，还有德隆系、鸿仪系、朝华系等。直到2008年，涌金系作为最后一个元气大伤的财团走向没落。只识当年鼎盛年华，谁知明日萎谢黄花？
这些资本大鳄作为私募基金的某种典型，在当年那个初期的市场，利用中国资本市场规章制度的灵活变化而频频套利。灵活变化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特色，也是转轨经济时期的必然。转配股、法人股等政策性机会让涌金系等私募基金掌握了各种制度变迁的机会，并形成相应的赚钱新模式。此后，他们更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并逐步过渡到产融一体化。
除了这些资本大鳄，券商以君安为代表，也经历了一个鼎盛时代，作为一个积极的主体影响市场。1996年爆发的一次大行情，令一批券商正式崛起，另一些私募也如地下钱庄般活跃。券商时期那些形形色色的江湖人物在这个时代里格外璀璨。有从“申华事变”中走出的杨骏、康晓阳、石波与肖华，这些人正当年华，可以想象为何后来手笔如此巨大。
1998年后，公募基金悄然抬头，一批卓越的年轻人进入这个领域。日后无数从公募出走的私募先导者，几乎都在这个时期踏出券商进了公募圈，诸如此后云南国投模式的鼻祖—蔡明。只是要等到多年以后，才能看见属于公募的“黄金一代”。
然而，不管是“327”国债风波，还是“十二道金牌”，市场深刻领教了监管层的铁腕与强大，私募们也变得更加听话。
迄今看来，那个时候，那些所谓的大户只能跟着券商打打闹闹，如今早就退出了主流圈。有本事的大户，则敏锐地收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跟着套利。除了小散户暴利时代的消亡，那些没跟上时代脚步的资本市场老人们也逐渐风光不再。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公司董事长厉伟在2009年私下里说的一些话让人感触颇深：“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我们了。当年，我们只是比别人早些知道资本市场是什么，也有能力影响市场，毕竟那时候市场很初步，规模很小，而这个优势，早就没有了。”
私募江湖全文阅读 作者：仇晓慧 《私募江湖》由www.aIhUaU.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私募江湖全文阅读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