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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梅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本季“学术剧”前篇谈到了德国走向一战的主要动机。那么，作为一战导火线的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为何可以说是现代世界的起点？该事件是如何诱发一战的？如果没有该事件，一战是否会发生？
说到萨拉热窝，我自己最容易联想到的是三点。一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风靡中国的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它今天在“豆瓣”上还拥有8.6的高分。这个城市大概也由此而在中国如此有名，以至于知道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人反可能更少。二是，1984年的萨拉热窝冬季奥运会，以及其体育场在几年后的南斯拉夫内战中变成了填埋尸体的坟场。三是，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事件，奥匈帝国的皇储费迪南大公被刺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被触发。
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剧照
最后一点最重要。也可以说，20世纪以来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不是纽约、伦敦或莫斯科，而是萨拉热窝。没有萨拉热窝的枪声，费迪南不会死，一战可能就不会发生，接下来的历史大戏大概都得被改写。凡尔赛和约、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崛起、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希特勒上台、日本的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凯恩斯主义、华尔街霸权等等，都可能被其他剧本取代。
今日静谧的萨拉热窝，最右侧两栋房子之间的小街就是费迪南遇刺处，现在还有一家博物馆。
一战的有或无塑造的不仅是军事史、政治史和经济史，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大概也会造成天壤之别。近些年来，以一战为关键节点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也大有发展。比如，加拿大历史学家莫得里斯·埃克斯坦斯(ModerisEksteins)在2000年出版了著作《春之祭：大战与现代时期的诞生》，它因史料的丰富和分析的细腻而颇受好评。它从在1913年上演的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剧作品《春之祭》谈起，认为一战与战前就已兴起的“现代主义”有着共同基础，认为一战前的德国——无论就艺术、政治还是性观念而言——才是最具个人主义和现代性的欧洲国家(与近40年来很多学者对德国的新评价相近)，认为德国虽然输掉了一战，但其代表的现代文化却因一战而大获胜利并全球化(或者，一战的结果是德国式现代文化对英国式传统文化的胜利)，认为一战后的很多人或事，比如美国飞行家林德伯格驾机飞越大西洋、童子军运动、奥运会、美国的“现代舞之母”邓肯、纳粹的上台，都是德国现代文化的表达。总之，一战或1914已变成一个关键的文化符号。
《春之祭》海报
1914年，在德国的主要盟国奥匈那边，掌权的还是在1848年就即位的八十多岁的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40年后拍摄的著名电影《茜茜公主》令他名声大涨，因为他就是茜茜的老公，但他其实既不如电影中那么帅，与茜茜的关系也不像电影中说的那么好。这两口子也没子女得以继承皇位，所以太子之位就给了侄子费迪南。
《茜茜公主》剧照，右为真实版的年轻时的弗朗茨·约瑟夫。
费迪南估计老皇帝活不了几年了(他在1916年去世)，打算在即位后对内改革，给予少数民族更多自治权，对外维持德奥同盟，但也要尝试与俄国和塞尔维亚改善关系。俄国是奥匈在巴尔干的主要竞争对手，塞尔维亚则与奥匈多有领土和民族纠纷，也是俄国的小伙伴。
奥匈帝国地图，东北方的俄国和南边的塞尔维亚对奥匈呈夹击之势。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就位于奥塞边境上，要考验奥匈是否经得住进攻的诱惑么？
1914年6月底，费迪南带着太太索菲，去奥匈属下的毗邻塞尔维亚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视察。28日中午，在波黑首府萨拉热窝的街头，坐在敞篷车中的这对夫妇遭到塞族愤青小伙普林西波的枪击，伤重而亡。他们的死是多个错误和阴差阳错的结果。比如，塞尔维亚驻奥官员事先曾警告说，费迪南此行可能遇险，但这未被当回事。在当天上午，就有普林西波的同伙向费迪南的车队扔过炸弹，还伤了十几人。费迪南夫妇虽然无恙，但身上也溅到了血。此时，稳妥之举应是取消余下的外出活动。但费迪南想，怎能向恐怖分子示弱呢？他临时改变行程，要去医院探望伤员。可是，司机未被及时告知新的行车路线。结果，在阿佩尔沿河路与弗朗茨·约瑟夫街之间的路口，应直行的车右转驶向弗朗茨·约瑟夫街。司机在被告知走错后，停车准备调头，但正好将车停在正愁没机会下手的普林西波跟前，这才真叫往枪口上撞。普林西波在离费迪南夫妇只有一米多的地方连开两枪，从而将自己、将萨拉热窝、将1914年6月28日这个日期，都一股脑地载入史册。这个路口成为了决定整个世界将何去何从的路口，那位司机手中的方向盘成为了驾驭整个世界的方向盘。
顺便说一下，肯尼迪也是在敞篷车中被干掉的，从此这玩意在美国被禁止作为总统专车。
左为费迪南，右为普林西波，后者脸上有被捕后挨揍受的伤。
本季“学术剧”上篇强调，德国走向一战首先是出于“预防性战争”考虑：面对法俄力量的增长，德国的首脑们愈发觉得，形势严峻，时不我待，先下手为强地发动预防性战争，看似比坐等对手把刀磨快要好。但也要强调，直至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德国的最高决策者，即皇帝威廉二世和首相贝特曼，尚未下定决心发动大战。他们只是倾向性在增加，但多少还是前怕狼后怕虎，未下定决心，尤其是对于英国也会卷入的世界大战，他们对英国能否中立不太有底。
不过，萨拉热窝事件最终将德国推向了大战。
德奥自1879年以来就是盟国。费迪南与威廉二世的私交也很不错。德国人本希望，如果费迪南即位后治国有方，奥匈内外环境有起色，这有助于缓和德国所受的压力。随着费迪南遇刺，德国的首脑们心里又凉了一截，现实更骨感，不打看似更不行了。但威廉二世和贝特曼首先想的是“小打”，而且还不是德国亲自上阵。他们最想看到的是，奥匈倚仗“受害者”身份对塞尔维亚开战，同时俄国不敢给自己的小兄弟出头。若塞尔维亚这个“麻烦制造者”被消灭，从而让奥匈能够专注于助德制俄，德奥的处境也会好不少。对于“大打”，即因预防性战争需要而打欧陆大战或世界大战，他们仍未下定决心。
但是，奥塞战争是可能导致俄国卷入，进而升级为列强间大战的。所以，小打和大打之间，其实也就是一层纸。威廉二世和贝特曼不是不懂这点。要强调的正是，由于他们对预防性战争的倾向性在增加，如果奥塞战争失控引发欧陆大战甚至世界大战，他们(尤其贝特曼)也未铁了心要去抗拒。这就叫半推半就，定力的小船可能说翻就翻。还要记住，围在他们身边的将军们更好战，他们大多认同预防性战争思维，认为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德奥团结的宣传画，文字大意是：肩并肩，团结似铁，风雨同舟！其实两者间并不交心。
于是，德国人鼓动奥匈对塞尔维亚开战，表态很讲义气：随便你们怎干，反正我们都支持。奥匈倒还犹豫拖拉，怕俄国出手，德国人不免又气又急，觉得对方是扶不起的阿斗。
因此，说德国是被奥匈拖入大战，倒冤枉后者了。奥匈拖到7月28日才对塞尔维亚开战。随后，随着俄国人表态说不能听任小兄弟遭欺负，随着德国人回应说你敢动粗我也不会躲，随着德国人警告法国说你要敢掺和我就一起揍，随着法国人对此就当没听见，随着德国大军开始西进，随着英国人拒绝在德国进军比利时和法国时看着不管，1914年的夏天一下子被战火炙烤得沸腾起来。
这张漫画形象地描绘了塞尔维亚、奥匈、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是如何依次卷入战争的。
但话说回来，一战的发生有明显偶然性，如果没有萨拉热窝事件，一战未必发生，或者说不发生的可能明显高于发生的可能。只说如下几点理由。
第一，如前所说，费迪南遇刺身亡多少是瞎猫撞上死耗子，有较大偶然性。没错，事皆有因，但这不等于说每件事都是基于强大意志力和控制力的历史必然。
第二，如果没有萨拉热窝事件，说不清啥时才会冒出另一个可作为德国开战良机的“突发事件”，换言之可遇不可求。按当时德国人的想法，这种事件至少应有如下特点：既能导致奥匈愿意开战或参战，也能诱使俄国首先对德奥开战(从而可将俄国说成侵略者)。后者被认为密切关系到德国老百姓是否支持战争，关系到英国能否中立。萨拉热窝事件之所以推动德国走向大战，也是由于被认为大体符合该标准。难道德国人自导自演地炮制一个能以假乱真的这类事件？绝非易事，也无证据表明他们有此念头。
第三，还要说说费迪南本人。他不是好战分子，他认为，奥匈实力不强，内部民族矛盾突出(有十余个民族)，多民族组成的军队对国家的效忠感不高，外部敌人不止一个，打大仗很可能是作死(一战表明了这点)，所以对内对外都应尽量谋缓和。假如费迪南还活着，尤其是能登基，奥匈是否那么愿意与德国并肩走向战场？如果他即位后搞内外改革且有成效(但对此不宜乐观)，比如俄奥关系缓和，奥匈地位加强，奥匈的战争意愿就更弱，德国的战争意愿也会走低。
费迪南之死的一个戏剧性效果就是：在奥匈，好战派和稳健派的平衡顿时被打破，前者主导了决策，并打着为费迪南报仇的幌子向塞尔维亚开战。甚至还有如下阴谋论：好战派或反改革派暗中故意给费迪南的安保制造破绽(比如，28日那天萨拉热窝街道上的警卫很稀松)，以借敌人之手干掉这位未来君主。
《好兵帅克》，参加过一战的捷克作家哈谢克的讽刺名篇，奥匈帝国及其军队的糟糕劲跃然纸上。
第四，英俄关系的走向值得注意。1907年的英俄协约缓和了双方在中亚和西藏等地的冲突，结束了两国间的长期对抗性关系，但俄方订立此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日俄战争后有喘息之机。而且，俄国内部多有抱怨，说该协议对英国让步过多；有一派强大势力认为，俄国应仍以亚洲而非欧洲为重点。在该背景下，一战前夕英俄在中亚的摩擦又在加剧，主要是由于在波斯的争权夺利。如果此状持续，英俄不免更要防止对德关系恶化，甚至要拉拢德国，德国的处境就会改善。本季“学术剧”首篇提到，一战前夕英德关系有明显改善，这其中就有英俄矛盾抬头对英国的影响。
第五，更要强调，即便一战前英俄摩擦未增加，英国人对俄国在情感和利益上的反感和担心也是长期性的(参见首篇)。因此，如果俄国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德奥联手都难以抗衡，英国人也许会靠近后者以平衡俄国或法俄同盟的力量。如同他们在一战后为了制衡苏联而愿意看到德国的复兴，在二战后又为了抵御苏联而与联邦德国结为伙伴。
1877年的一张渲染俄国威胁的英国漫画。“俄国威胁论”在英国其实一直存在，而且被美国人继承了。
第六，如果时间往后拖，以至于法俄与德国的力量对比对后者更不利，而且大战对德国已变得凶多吉少，德国人走向大战也会更踌躇。比如，如果拖到了1917年左右呢？这是首篇文章中提到的俄国整军“大计划”的预计完成之时。而且，迄今的历史研究并未表明，法俄在1914年时已有在将来主动进攻德国的规划。所以，如果德国人在对手变得更强大时，发现对方并未急着发难(比如由于俄国重点关注亚洲)，或者德国与法俄的关系反而还有所缓和，他们也会变得更踏实些。
第七，鉴于沙皇专制制度下的低效、腐败和政治斗争，俄国的经济和军事进步真会那么持续和有力？其未来发出的光热真会足以将德国人烤糊？一战的进程表明，当时很多人认为正强势复兴或崛起的俄国仍是一头“纸熊”，确实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链条上最弱的一环。
有讽刺性的是，一战的发生恰恰推动了俄国的“升级换代”：它催生的1917年革命造就了一个具有超强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的苏维埃俄国，苏联借此很快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工业国。
在2015年出版的新书，《赴火：帝国、战争和沙皇俄国的终结》，论述了沙皇俄国的脆弱及其在一战中的崩溃。
第八，结合前篇，当时不少德国经济界人士认为，如果和平得以保持，德国在经济上会更加强大；同时，若和平继续，也难说德国绝不可能克服妨碍扩军的财政和政治障碍。这样，德国人在经济和军事上可能变得更自信，从而更有安全感。
当代的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理查德·勒博(Richard Lebow)说的有理：“体系的转变，以及很多其他种类的国际事件，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它们的基本原因只不过造就了变化的可能性。实际变化取决于偶然事件、催化剂和行为者。……假如(费迪南)大公未被刺杀，从而造就了这个非同寻常的机会，德国或会在仍与邻国和平相处的情况下走到关键的1917年。”他还认为，只要挺过1914-1917年，大战的风险会骤降。他在2014年还出版了一本书：《弗朗茨·费迪南活着！没有世界大战的世界》。其中还讲到，如果没有萨拉热窝事件，很多名人的命运会怎样(包括奥巴马)，爵士乐、棒球和核研究等等的面貌会有何不同。
可以从上述视角去看待更多的历史。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至少看似是弹性的，有多个变化方向的，如同你通常不会提前两三天决定明天晚饭吃什么。但是，一个“小事”或“小人物”都可能决定最终选取的是哪个方向；而一旦被选取，可能就无法回头了，但前面还有路口。
（作者：梅然；编辑：胡子华、张宁；文章标题为编辑所加，原标题为《萨拉热窝，那只方向盘为何驾驭了全世界？》；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