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独秀之死
当自由独立的性格、肃清万里的志向、执着坚定的信念、浪荡不羁的情怀和思想解放的责任充满一个人的心灵时，还有多少空间可供他周转于政治的尔虞我诈中？
一九四二年，战争冲淡人们的目光，少有人还有心情抬起头来在炮火的余光中遥望无际的苍穹，当然也没有人发现那颗巨星滑落天际时的绚烂和落寞。
没有人能够知晓他在弥留之刻究竟在想些什么，是少年的特立独行，还是青年的叱咤风云，抑或老年的落寞不堪？是对思想革命的怀念，还是对政治革命的反思，抑或对民主自由的思考？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僚，还是尘世中的红粉知己，抑或与自己对话的灵魂？迷糊之间，眼前一片虚无，心灵随之升腾在时间的卷轴之中。不堪又不得不看的往日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让心灵感到少许的温暖，但灵魂却感到难以忍受的窒息。
如果将胡适的“容忍”、鲁迅的“刻薄”等性格鲜明的特征与陈独秀相比，愤青也许是对陈独秀最好的写照。虽然少时便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但温和的文人姿态永远不会出现在陈独秀的身上；相反，在他身上只存在由对文化传统的敌意所蔓延出的对传统文化反叛的精神。起初是一个人凭借满腔热情与庞大的帝国体制搏斗，而后结识一批志同道合的好友，那种激进的心态便全然的激荡出来，开始他或许也仅仅了解目的何在的近乎疯狂的浪漫主义的革命。这种浪漫主义不仅体现在新文化运动上，更体现在共产党的早期活动中，直到他真正开始对自由和民主进行思考的那一刻。
他用传统的儒家思考方式来进行反传统的斗争，犹如一位永不知疲倦的斗士，即使在罪艰难的时刻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不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位悲观主义者，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给他宁静思考的余暇，也没有给他乐观或悲观的借口。不是历史选择了他，而是他让历史选择了他。如新青年，如新文化运动，如共产党，如托派第四国际，如国民党的镣铐舞，如王明的汉奸论，如少年的火热，如老年的寂寥。
“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你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冶总会寻着你的”，陈独秀的这句话似乎是向所有的新青年同仁们说的，那场思想运动一开始就与政治牵连，根本没有基于理性的纯理论的设想和探讨，一开始就是盛气凌人的气势夹杂着革命的理想，向五四和社会主义的转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是道义上的不合，而是路径的不同，使得新青年同仁走往不同的方向，但每一个方向都难脱离政治的漩涡。
右倾，多少人因为这个帽子失去人身的自由和学术上的进步。陈独秀有幸成为戴这个高帽的第一人。在上有共产国际的不切实际的指导，下有同志对事业起步的期盼，并且军阀环视左右的情况下，陈独秀不仅要面对理论的创建，更要面对政治的波诡云谲。不屑于组建私党的他怎能让自己孤傲的品性隐藏在阴谋之中呢？
当中共中央开辟新的道路时，陈独秀走向了通往统一目的的不同路径，成了孤立的反对派，试图摆脱共产国际的支配。在这时，他依旧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依然在为这个理想奔波不息。他所没意识到的是，摆脱了共产国际悬在头顶的棍子，又不得不面对托派国际的指挥，思想的不同一性使反对派在在内讧中失去了稍微存留的希望。中国的革命，岂能假借他人之手？带着这样的思考，陈独秀迈进国民党的监狱。
五年的时间，多少壮士失去豪情壮志，多少英雄磨去了锋芒，多少豪杰失去了希望，多少学者改变了信仰，而陈独秀却在监狱的宁静中、在思维的沉淀中思考不同的道路。因日本对南京的轰炸，加上罪名的不确然性，以及朋友士人的声张，一九三七年国民党顺水推舟地打算释放陈独秀，但还需要一个简单的附加条件，即具有本人的悔过书。对于陈独秀来说，莫须有的罪名需要幡然悔悟吗？他或许不会忘记当年罪名是如何加之于身的，正统的国民党称其对国民党的反对即是对国家的反对，遂有“叛国”之名；而当时的苏维埃也称其叛党之后，投降到资产阶级作走狗，所以又加上了“反共”的罪名。两党在当时达到难得的一致，均欲除之而后快。而时至今日党国又以“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的名义将陈释放，这怎能不令陈独秀气愤，后来共产党以同样的理由对陈进行招安，将承认错误并且有所反省作为返党的条件，“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这便是陈独秀铿锵坚定的答复。
出狱之后，向何处去？这是陈独秀不得不面对并且亟需解决的问题。从没有人像称呼胡适那样来称呼“我的朋友陈仲甫”，但不代表陈独秀没有朋友。陈独秀容不得朋友的过失，也不能有城府地去接纳每一个人。口无遮拦的陈独秀这时依然是新旧一代的偶像，国民党不敢小觑，共产党更不敢轻视。人们通常对于那些对自己有威胁的人，不是拉拢过来，便是除之而后快。生活处于尴尬状态的陈独秀也在寻找自己的定位，是接受国民党的职位从此走向阳关大道，还是顺从共产党的要求从此不再惹事，还是听从胡适的建议到国外逃避政治的干扰，还是回到托派建立统一的政党，还是不问世事闭关自守沉浸在心灵的方舟中？这些选择像藤蔓般交相盘在陈独秀的心中，一根牵着一根，却没有一根能指向心灵的深处。桀骜不驯的性格，使他拒绝了国民的邀请；共产党的条件则令他难以接受，况且党内可以信赖的同志都不再人士了，孤身一人深入险地有什么好处，共产党伸出的手也被他推开了；而胡适的邀请，虽然可以摆脱烦忧，但国难当头，岂不异于临阵脱逃，于是他关了通往美国的大门；而托派的信仰无上论又置民族大义而不顾，他也只有毫不犹豫的放弃。他还是愿意过清贫而不自屈的生活，还是愿意让自己的思维处在自由的状态，还是将民族与国家放在心灵的主要位置。
文人的自尊已使辗转到江津的陈独秀困窘不已，加之只想给予不尚征求的性格，陈独秀不能忍受自己给朋友及其家人带来的为难，更不能听任朋友的无私帮助。但在乱世中，况且一介文人，一介被政府盯牢被主流排斥的文人，普天之下实在没有可以让其不屈尊而谋生之所。而倔强的性格又使《小学识字课本》的稿件一拖再拖，以致小偷光顾席卷而走。生活的困窘只能暂时的困住陈独秀，而思想上的思索却让陈独秀陷入对往日的反思之中，在寂寞的乡间，不复往日激情的陈独秀却得到细细思考的机会——关于无产阶级，关于民主，关于共产党，关于斯大林，关于中国的未来。
1941年末，陈独秀经过细密的思考之后写出《我的根本意见》，至此他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形式上都不再容于各个党派。他将独立于政治的混乱之外，但他还是难以脱离混乱的政治。尤其对于苦难重重并且文化特异的中国，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只会用新混乱代替旧混乱，只会用新独裁代替旧独裁。这位老愤青没有固守自己的观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反思自己的思想仍旧不忘反对不同意的见解，这位“终身反对派”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为了真理而反对，虽然真理在他面前是不断变化的。
生命的最后一件事似乎做完了，他也了解自己的健康早已不复往日，加之亲人逝世对沧桑的心灵所进行的打击，最后一步路无可避免地要踏上。这条路不是他少年奔往考场白卷而归的意气风发之路，也不是投身革命的艰难之路，更不是一直的反思之中的反对之路，更不是国家发展民族未来之路。这条路，任是何人都无法避免，任是何人都得认真面对。身前事，身后名，拂过他的面前，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虚无。他忽而感到全身冰凉，忽然又感到炽热难耐，他想睁开眼望望身前哭泣的身影，他还想抚摸那双患难与共的双手，但是昏厥犹如幽灵一般困住他的精神他的感情他的思想，他的所有的一切，死亡的脚步慢慢的迈进了门槛。他努力睁开眼，最后一次凝视这个他无限热爱的世界，毫无表情地、无声地垂下手臂，陪伴他的是苍凉的夜色、昏黄的灯光和千里之外的炮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