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一、他是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军事工作最早和时间最长的主要领导人。 1924年 9月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后，到达国共合作的广东政府所在地广州，直接参加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工作。10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担任重新建立的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并以主要精力担负孙中山创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工作。这个时期，周恩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开展了以下一些军事工作。一是首创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按照列宁创建苏联红军的经验，以黄埔军校中一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为核心，建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创办进步刊物，健全政治工作制度，用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黄埔校军之中。二是直接参加并领导两次东征战。1925年2月和10月他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同校长蒋介石等率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参加东征。并广泛发动群众配合东征部队的军事行动。三是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在商得孙中山的同意后，筹建和创立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东征胜利结束后，他又指导组建了以这个铁甲车队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军第4独立团，由共产党员叶挺、周士第分别任团长和参谋长。四是积极参加北伐的组织准备和思想动员工作。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周恩来虽被迫辞去第1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被排挤出国民革命军。但为了加强北伐军中党的政治工作，他将“中山舰事件”后被迫离开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200余人集中办了一期军队政治干部训练班。并大部派往叶挺独立团。并以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身份，对该团连以上党员干部亲自作了讲话，号召大家在北伐中要英勇作战，不怕牺牲，要起先锋模范作用。继又主持召开国民革命第1、2、3、4、6军中和黄埔军校本部的共产党员参加北伐的组织准备和动员工作会议，积极为北伐战争作准备。周恩来在这个期间所从事的革命军队的领导和建设工作的宝贵经验及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独立进行革命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6年12月，周恩来奉命调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共军委委员。1927年初又被调去负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军事工作。亲任武装起义总指挥，经过周密组织和准备，与罗亦农、赵世炎等于3月21日胜利地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6月中旬，汪精卫在武汉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宁、汉反革命合流，大革命遂告失败。 中共中央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于1927年7月中旬作出了南昌武装起义的决定。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领导武装起议。8月1日凌晨，周恩来领导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在南昌成功地举行了武装起义。接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南下，占领广东的预定方针，随即率起义军南下。于9月由福建进入广东，主力顺利攻占了潮洲、汕头，但在敌重兵围攻下潮汕相继失守。起义军在西进途中终因寡不敌众，于10月初遭到失败。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周恩来的具体组织指挥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期。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得以光荣诞生。作为党中央军事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会记的周恩来，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1927年11月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被增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仍主管军事工作。主要负责指导全国各地组织农民暴动、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到1928年春的这一段时间里，他先后对苏、浙、闽、赣、粤、鄂、滇、陕等省的武装暴动都反复作过具体详细的指示。1928年4月，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并在其帮助下，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于6月18日至7月20日召开，周恩来在向大会作军事报告时除批评党领导军事活动以来的错误外，专门论述了建立红军问题。主要强调：建立工农武装要改变雇佣性；军官要无产阶级化；一定要有政治工作。这个军事报告为六大制定中国共产党的总任务和军事路线提供了重要依据。 六大以后，由于客观原因所致，周恩来实际上便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主持者，负责联络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革命工作。他训练和派遣了大批军事干部支援各地红军和从事国民党部队的兵运工作，总结和交流各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的经验，指导红军和根据的建设，并筹划和建立中央与各根据地红军的交通网。他还以极大的精力关注着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湘赣边区红军第4军的建设与发展，关心着贺龙等领导的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的斗争与发展，以及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和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后来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即第一、二、四方面的创建和发展，都得到了周恩来在这个时期主持下的中央军委的有力支持和指导。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经过一年多的奋斗，红军战胜了严重困难，取得了显著发展，建立了统一的序列。到1931年3月，红军已建立了从第1到13的共十三个军，兵力6万余人。建立了湘赣、赣南、闽浙赣、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大小十五块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游击战争已扩展到十二个省的几百个县。大好形势的出现，在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向各地红军补充具有军事工作经验的指挥人员，在供不应需的情况下，周恩来又在上海主持举办了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为各地红军培训了急需的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同时，在物资支援方面他也做了大量工作。对保障各地红军坚持斗争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不久，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制定了改编红军的计划，推动了红军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1931年底，周恩来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和毛泽东、朱德等在前方先后领导和指挥了赣州、漳州、乐（安）宜（黄）等多个战役。在宁都会议毛泽东被迫离开军队领导岗位后，周恩来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和司令员朱德共同指挥了中央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以大兵团伏击战取得了共歼国民党军近3个师，俘其1万余人的重大胜利。1933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成立，周恩来和朱德分别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和总司令，并分别兼任红一方面军的政治委员和司令员。此时中央红军的武装力量已发展到8万余人，革命形势大好。1934年2月，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瑞金召开。周恩来以中革军委副主席身份参加会议，他充分肯定红军建军以来的政治工作成绩和会议提出的“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基本观点，并进一步强调“一切政治工作都是红军的生命线”的指导思想。在反抗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的作战中，由于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左”倾路线和在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下，被实际剥夺了军权的周恩来，无力纠正他们所采取的消极防御方针，以致作战连连遭致失败，红军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在突破第多道封锁线后，在湘江战役中又遭惨败，损兵过半。在此危急时刻，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等的建议，改变原定西赴湘西而向敌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方针。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虽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会议决定，周恩来仍是指挥军事工作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作战指挥。周恩来担任团长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北上川康。在与红四方面军回合后，为了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周恩来主动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只担任军委副主席职务。他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随毛泽东等一起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陕甘，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1月初，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接着，和毛泽东、彭德怀共同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1936年2至5月，红一方面军先后发起东征和西征战役，周恩来为此做了大量的组织计划和物资、兵员等保障工作。10月，红军第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先后胜利会师后，周恩来随即赶到河连湾代表中共中央前去迎贺，他以热情的态度向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做了大量工作，对促进各路红军的团结起了重大作用。继又和毛泽东等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组织，毛泽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从12月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开始，周恩来就代表中共中央多次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国共合作抗日谈判，终于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达成了协议。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8月，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红军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并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在周恩来为主要谈判代表的努力下，国民党政府同意将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挺进华北抗日作战。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派，于8月底赴山西工作3个月，同国民党方面共商并妥善解决了八路军入晋后有关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等问题。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从1937年底开始，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先后在武汉和重庆长期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打交道。期间，他除正常处理国共关系外，还经常将有关国际形势极其对国民党当局抗日反共政策的影响等情况与建议，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报告。并在建军作战和统战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组建新四军，创建江南根据地；指导中共南方局在华南地区开辟敌后根据地，扩大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爱国将领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等，都做出了显著贡献。1943年，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回延安工作。在党的整风运动中，他联系实际认真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有关党的领导工作的经验教训。并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实事求是进行科学评论和认真反思。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8月又被选为新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在苏军对日发起远东战役的同时，他协助毛泽东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等部举行战略大反攻。既又随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经过不懈努力和斗争达成“双十协定”。并在毛泽东返回延安后继续留在重庆就尚未解决的问题同国民党会谈，于1946年1月签订了国共双方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周恩来代表共产党方面参加了由国民党和美国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赴各地视察，调解军事冲突。在视察我军中原军区时，他告诫军区领导：不要依靠谈判，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危急事变时设法用枪杆子突围出去。并和军区领导一起制定了周密的突围方案。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周恩来于1946年11月19日率中共代表团从南京回到延安。从此，他便和毛泽东等一起领导和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他完全同意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要做长期战争打算”，估计约在三、五年的时候打倒蒋介石的指导方针。并参与制定和贯彻中共中央在战争初期实行内线歼敌的作战方针。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周恩来同毛泽东、任弼时等率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坚持在陕北与敌周旋，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从1947年3月至1949年春，他又同毛泽东等一起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先后指挥人民解放军在转入战略进攻，举行战略决战和实施战略追击中的数十个重大战役。他还独创性地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广大人民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政治斗争，从而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失败。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经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委员会决定，成立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是五位副主席之一。同时继续协助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向中南、西北、西南大进军。到1950年6月底止，人民解放军基本上解放全国大陆的全部国土，共歼灭国民党军807万余人，解放战争胜利结束。 新中国成立前期，周恩来仍担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协助毛泽东主管军事，即使后来不再担任军内领导职务，但凭着他在全党全军的崇高威望和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又受毛泽东的信任和重托，实际上一直在协助毛泽东牢牢地掌握军权。先后直接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与指挥，以及中印、中苏边境和西沙自卫反击作战等。到这时为止，他在党内实际领导军事工作整整六十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内领导军事工作最早和时间最长的主要领导人。
第二、他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军事工作、指挥革命战争最得力的助手。 周恩来既是中国革命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工作上的得力助手，也是遵义会议后协助毛泽东指挥中国革命战争最得力的助手。人们常在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史时说：“朱毛不可分。”用以形容毛泽东与朱德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亲密关系。这话当然不错。但是，如果通过中国二十多年革命战争的全过程来看，似还应该说“毛周更不可分。”这是因为，在中国革命的战争史上，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是中国共产党内军事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但在前期，周恩来和毛泽东却分别处在领导全局和局部或曰周主毛辅的地位；而在遵义会议之后，则又逐步转为毛主周辅的颠倒地位。在漫长的革命军事生涯中，他们相互扶持，团结战斗，在战胜国内外的强敌中成为最亲密的战友，发展成为统帅与得力助手或者说是统帅与副统帅之间的良好关系。共同谱写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1927年夏，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后，在建军初期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在创建和领导红一方面军建军作战的活动中，都曾在多方面得到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的指导、支持和帮助。1932年1月，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又直接与毛泽东共同领导和指挥红一方面军作战。当毛泽东受到“左”倾错误领导排挤，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被免去对红军的领导权时，周恩来极力表示反对。并要求将毛泽东留在前方。认为“泽东积年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留在前方对战争指导有帮助。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的军事错误，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会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先后指挥红军以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红军第一、四两个方面全军会师后，张国焘分兵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他和毛泽东率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参与制定重大的战略决策，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部队行军作战，带着重病积极完成所担负的各项任务，对保证红军顺利完成长征作出了卓越贡献。11月下旬，同彭德怀一起共同协助毛泽东部署和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红军东征山西，以便准备对日直接作战。会后周恩来协助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制定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计划。”并受毛泽东的委托独立地领导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反复多次地对张学良、杨虎城进行说服工作，为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大作用。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称赞其“可为很好的模范”。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他率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进行调解，在极端复杂和险恶的环境里，正确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从而推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铺平了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虽长期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先后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武汉和重庆。但他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仍不断发挥毛泽东军事助手的地位和使用。1937年8月，周恩来在参加洛川会议后准备赴南京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当他于8月底到达西安时，即连接毛泽东两次急电要其即赴太原、大同与阎锡山共商和解决红军入晋后的有关作战事宜。在山西近三个月的工作中，及时协调了八路军同国民党军的作战关系。高效率地按照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完成了出使山西的重任。 自1937年底，周恩来赴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到后来转至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近六年时间里，虽然他远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处在政治、军事环境和工作条件都极端复杂困难的条件之中，但党的事业并未因此而使毛泽东和周恩来间的关系疏远。相反，毛泽东却尽力发挥周恩来身居国民党统治区的有利条件和独撑半边天的作用。而周恩来则从党的大局出发，经常主动报告有关日军和国民党方面以及国际方面的政治军事情况，及时向中央提出建议，尽力发挥自己得力助手的作用。对当时处在相对偏僻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主持全局工作的毛泽东，了解战略全局，作出战略决策，制定切合客观实际的战略方针，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3年，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于7月中旬离重庆回到延安，直接参与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重大决策，和毛泽东等共同领导抗日战争。他多次协助毛泽东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赫尔利在延安就中国组成联合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与整编中共军队等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始终坚持原则，坚决拒绝赫尔利将中国军队尤其是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坚持中共提出的两军按合理比例进行整编等原则立场。进行了有理有节的谈判与斗争。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公开发布对日本宣战。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立即举行战略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助手作用发挥得更为出色。毛泽东曾说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从毛泽东的话里，不难看出周恩来得力助手的作用得到了最高统帅的充分肯定。 1945年8月，周恩来协助毛泽东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并达成“双十协议”。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对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全国解放战争正式开始。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回到延安。此后，协助毛泽东领导和指挥整个人民解放战争。1947年3月中旬，国民党集中25万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毛泽东、周恩来等撤出延安。从此开始至1948年3月，周恩来协助毛泽东领导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转战陕北，继续领导全国解放战争，同时领导彭德怀直接指挥陕甘宁战场的作战。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陕西清涧县枣林沟举行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另由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领导全国土改和建设根据地等工作。因总参谋长彭德怀在前线，周恩来实际担负总参谋长责任，成为毛泽东的第一军事助手。具体负责有关作战方面的组织计划和各种保障及后勤供应等工作；与毛泽东共同商议和起草电文，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
1947年6月，解放战争已整整进行了一年。人民解放军在内线作战中已歼灭国民党军约120万人，不但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而且使得其重点进攻也遭严重失败。中央军委适时抓住国民党军主力已深陷于解放区腹地等有利时机，决定立即转入外线进攻。周恩来积极协助毛泽东部署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裕）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实施外线作战。从而揭开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西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会前，周恩来为这次会议作了大量的组织准备工作。在会上周恩来总结了第一年的战绩，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趋势后提出；目前除山东、陕北两处外，我军均转入反攻。今后的发展必须求之于新区，主力部队的发展求之于地方部队升级。同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由周恩来兼代中央军委总参谋长。他直接参与人民解放军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和实施，领导人民解放军对全国战场的不间断指挥，承担了极其繁重的组织指挥工作。12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并在会上作军事形势报报告。报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二年取得的胜利及敌我双方军力变化情况。指出：敌我力量已大体达到平衡。敌人已完全处于被动。 1948年1月，周恩来在西北高干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全国战争形势报告。指出:战争的主动权已掌握在我们手里，在三、五年内消灭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我们完全有这个信心。从2月开始后的春、夏两季，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了所有的近二十个重大战役。期间，周恩来积极协助毛泽东进行研究敌情，部署作战，保障供给等工作，并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了大量的作战指挥电报。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还具体组织领导了人民解放军组织体制的调整和创建军事院校等工作。3月，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领导机关由陕北移到今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周恩来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时采纳了粟裕的建议。作出暂不渡长江南进，首先集中兵力，尽可能多地把敌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决策。为保证粟裕指挥豫东战役取得胜利。周恩来在近二十天内先后为中央军委起草大量电报致南线各战区领导，要求或率部或派出适当兵力攻敌要点、牵制敌军、阻敌增援，密切配合粟裕作战。9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军事形势的发展，提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和在五年内(由1946年6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目标。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三年军事作战计划与军事建设的重要发言。会后，协助毛泽东组织并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行伟大的战略决战，共歼敌154万余人。三大战役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直接指挥下进行的。毛泽东是挂帅的，周恩来参与决策，并具体组织实施。与此同时，他还直接参与解放济南和石家庄等战役的作战指挥。 1949年3月，他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离开西柏坡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人民解放军领导机关前往北平。4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国共和平谈判。和谈破裂后，又协助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并向南方诸省和西北、西南进军。先后参与指导湖南、绥远、新疆、云南、川康等地的和平解放工作，为动员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和平改编做了大量工作。到1950年6月，全国大陆基本上全部得到解放。在这期间，他还多次为中央军委起草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指示，领导军队整编，实行统一编制和番号；主持制定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和军徽，集中精力工作，充分发挥了得力助手的作用。
第三、他是中国共产党军事理论的奠基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指针。她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是这一科学理论的主要创建人，但同时又凝着老一辈子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心血和智慧。而周恩来则在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作出了他人不可替代的突出贡献。 如果说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所创立的军事理论，是一块奠基石，是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立作出的探索性贡献，那么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后毛泽东军事思想从形成到发展，从发展到完善的全过程中，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启发、补充，积极传播、大力支持和勇敢实践。他是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参与者，是除毛泽东之外的最重要的贡献人。 1927年秋，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转移至井冈山地区，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从这时起，长期主持中共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以他那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已有的军事经验，优良的军事素质，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军事实践经验及其理论的正确性，并不遗余力地在全国各地红军加以传播和推广。特别是对加强党的领导和“十六字诀”的游击战争原则。要求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必须学习红1方面军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经验。这些，对各地红军都产生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周恩来着重政治建军的理论，为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建军原则更是起了奠基性作用。除了大革命时期他在黄埔军校建立革命军所取得的经验，对毛泽东在指导建军时期制定重大原则产生深刻影响外，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决议，则更多地吸收了周恩来的建军思想。1929年9月28日，由周恩来审定的由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4军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所提出的有关红军建军作战的指导思想，对毛泽东开好古田会议，创立建军原则以及维护红军团结等，都起了重要作用。被史学界认为是《古田会议决议》的奠基理论。是毛泽东建军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2年1月，周恩来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后，开始参加直接领导和指挥红一方面军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又和毛泽东、朱德等一起共同创建了许多符合中国革命规律的军事理论。他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正确的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先歼弱敌，各个击破，速战速决等作战原则，改变和反对苏区中央局部分人所持的与敌进行决战的冒险计划。在对各个根据地作战指导中，坚持实行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方针，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不顾后果的硬拼仗，并成功地运用这些作战方针，粉碎了敌第四次“围剿”，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1935年1月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批判博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和军事原则，所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初期作战行动失败惨痛的教训后，又重新肯定了周恩来一直赞成、支持以及共同创造的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正确指导方针、原则及战略战术。恢复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指导地位。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毛泽东在军事报告中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要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而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则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指出“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极大战略上的作用”。要求红军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着重是在华北、西北和华东的主要省份。根据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应坚持战略防御时，执行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方针；战略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实行发展中的推进政策，和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打歼灭战等一整套基本原则。周恩来完全同意和支持毛泽东所提出的战略方针与作战原则。他从分析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入手，强调说，防御应站在主动的地位，不是被动的地位。宁都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应使全党了解，并作活的运用。毛泽东非常赞赏周恩来的分析，建议把周恩来所提的“主动”二字写进决议中。会后，周恩来和毛泽东、彭德怀等一起具体组织指挥红一方面军先后实行东征、西征等战役作战，在战争实践中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些军事理论和军事原则。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恩来在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领导工作中，又积极分析与制定并坚决贯彻了中共中央的军事战略方针。 8月，在陕西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分析全国抗战开始后的新形势，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毛泽东在作军事报告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及国共两党关系，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应着重于山地，周恩来在会上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在发言中补充强调：对形势要有持久战的估计，要继续推动国民党抗战，要加强全国群众运动的发动；红军的作战方针“还是运动游击战好”。“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必须绝对遵守，使国民党的战略不至束缚我们的战略方针。 随后，他即参与领导和指挥八路军的改编、调动等工作，并赴山西太原等地与阎锡山等协商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事。坚持八路军在山西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并在有利条件下配合友军作运动战；主张山西持久战必须节节抗击敌人前进，战术上尤重在侧击、伏击与发展敌人侧后方的游击战争；强调忻口战役必须依靠人民，改变战术，即应把主力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的办法，主动打击敌人；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坚持华北战争将以游击战争为主体。强调八路军在华北作战是推动领导华北持久战的重要因素。提出坚持华北抗战必须改造旧军，成立新军，发挥部队独立作战能力，实行运动战、游击战，争人不争地，发动、组织和武装民众，实行人民战争等。这些理论都积极地影响和推动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开展。并被后来毛泽东发表的著名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加以系统吸收，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 1938年5月，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正式发表以后，周恩来先后在武汉和重庆利用报刊、讲话、谈话、集训、广播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和场合进行宣传。并要求驻各地八路军办事处也要重视对《论持久战》的宣传，使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关于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的指导路线更加深入人心。他还通过对战争经验的不断总结，在南岳游击干部集训班，重庆中共南方局干部训练班等提出了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的许多新理论，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的人民游击战争思想。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会议讨论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和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等方针问题。会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安徽泾县新4军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广泛调查情况之后，在向新四军干部作报告时，分析了敌方、我方和国际形势变化的特点后指出，在新的形势和环境下，抗战的中心问题是在敌人战领区开展游击战，但必须根据新的特点应有新的发展。并经过反复研究，概括地提出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完全符合中共六中全会的精神和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后来为中共中央正式肯定。 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辉煌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周恩来始终和毛泽东战斗、指挥和生活在一起，他们志同道合地共同领导和组织指挥人民解放军消灭了800万国民党军队。无论是在战争发展过程中的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决战、战略追击的各个阶段；也无论是对建军作战中有关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各个领域所创造和提出的军事理论，都凝聚着他们共同的心血和智慧。特别是1947年8月，当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他和毛泽东又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共同作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决策，在转战陕北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共同总结并由毛泽东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他并在战争指导实践中又撰写出《军事原则》提纲，对十大军事原则作了创造性的阐述和补充，使之更趋完善。 当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国民党统治集团及其军队完全处于被动局面时，周恩来又和毛泽东等共同决策了人民解放军举行战略决战，环环紧扣地各个歼灭敌重兵集团。在实践中他们提出和创造了一整套关于就地歼灭敌军的运动战与攻坚战相结合，攻坚与野战相结合，增强各战役间的协同与配合，以及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等方针与原则。如此等等反映中国革命战争基本规律的军事思想，从根本上保证了五年左右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这个伟大战略目标的实现。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人们绝对无法将周恩来的军事思想从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截然分割开来。 1957年8月，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检阅海军北海舰队。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先后任政务院和国务院总理，仍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0年，当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朝鲜战争，严重威胁中国东北边境安全时，他领导组建东北边防军，参与制定“抗美援朝，保卫国家”的决策。坚持毛泽东出兵抗美援朝的主张。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他承担了大量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艰巨任务。对志愿军的组成、干部调配、武器装备、后勤供应等，都一一作了明确指示和具体部署。他直接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各个重要战役，正确贯彻作战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强调坚持“自力更生，持久作战”方针，为中朝人民夺取整个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新形势下推进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此后，在六七十年代在我军保卫国防的中印边境、中苏边境、西沙群岛等历次自卫反击作战和援越抗美等武装斗争中，他都直接参与这些斗争的重大决策，主持或协助中央军委实施组织指挥。有力地保证了斗争的胜利，保卫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时，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牢牢地掌握军队，机智地粉碎了这次政变。 周恩来同毛泽东、朱德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领导了筹建人民解放军空军、海军和陆各个兵种以及军事院校的组建工作。朝鲜战争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他又参与领导人民解放军进入和平时期建军及教育训练工作。1954年9月以后，周恩来虽不再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许多有关军事和国防方面的重大问题仍由他出面解决。他十分关心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划和革命化建设。要求人民解放军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他还亲自指导全军的国防工程、战备交通建设和海边建设，使国防建设不断得到加强与巩固。1959年10月，周恩来和贺龙元帅接见参加国庆十周年大典阅兵式的解放军各军兵种代表时的情景。
周恩来十分关心和重视我国国防尖端工业的发展。1955年他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作出发展原子能工业的决议。不久，又主持制定了《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并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建设我国导弹研究工作。1960年正当我国核武器发展进入关键时刻，苏联却背信弃义地破坏协定，撤走专家。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在领导我国尖端武器的发展中，以坚强的毅力和决心，力排各种干扰，顶住各种压力，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支持和努力下，终于在60年代前期把我国“两弹一星”成功地搞了出来。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同时也加速了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对改善我国的国际战略地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注：本帖文章系转载；全部图片由洪哥警影选编） 深情缅怀敬爱的周总理逝世40周年！ 永恒颂杨周恩来军事领域丰功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