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日一书
读本好书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是张爱玲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也正是这个九月，张爱玲去世十五周年。我想借此时机总结一下近年她几部遗作的出版概况，也分享一些个人感受和观察。
随着《重访边城》《小团圆》《异乡记》《张爱玲私语录》《雷峰塔》和《易经》的问世，张爱玲再一次成为大众焦点，其人气之鼎盛甚至比她生前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她的遗稿究竟应否出版呢？到今天依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简言之，这里有两派互不兼容的意见：一派主张毫无保留地出版她写过的每一个字，另一派则认为她生前没有发表的，就应该永不发表。这显然是一个顺得哥情失嫂意的两难处境。
表面上，两类意见似乎公婆有理，但只要细心一想，便不难发现两者隐含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因为这不单关乎“出，抑或不出”，还涉及“选择权属谁”的问题。把手稿出版，选择权在你，你喜欢就去读，不喜欢就不要读，你有的是自由。若我决定不出，那表示我已经替你做了选择——谁也不许看，或者我喜欢给谁看就让谁上我家看个够。张爱玲在世时，旁人（如出版商、朋友、经理人、“张学专家”、政府机构、读者等）时常干预她的意愿，甚至代她做“不出版”的决定，以至有些作品至今大家都看不到，名字亦不见经传。我则宁愿公之于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选择权归还读者，而不是由我自己越俎代庖地做最后审判。
出版理由不必再絮絮叨叨地复述了，现在我想讨论的，是几部遗作出土后的读者反应。首先是二○○八年出版的《重访边城》。一九六三年，张爱玲在美国发表了一篇英文游记AReturn To TheFrontier，记述她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间造访台湾和香港时的见闻，惜反响不大。一九八二年后，她根据这游记以中文重写一次，就是这篇《重访边城》了。说的尽管是同一件事，但中、英版本却耐人寻味地有很大差别。对这篇迟来的“译作”，外界反应不算热烈，即使写的就是台湾、香港，但两地也只有些零星回响，未免令人失望。是因为作者笔下的六十年代已太遥远吗？很难说，但无论如何，我至少提供了一个选择给大家。
就个人口味来说，我反而对张爱玲的“翻译”手法更感兴趣。一九七三年，我爸爸宋淇曾在《文林》月刊发表一篇《从张爱玲的〈五四遗事〉说起》，文章内仔细比较了StaleMates与其“中译”《五四遗事》的写法异同后，竟然得出以下结论：张爱玲做的不是一般意义的翻译，而是运用原作者的特权和自由来“再创造”。读《重访边城》时，我的取向跟父亲可谓不谋而合，更发现《重》文对英语原作的增删还要比《五四遗事》多得多。
可惜的是，我至今仍未见有评论者对A Return To TheFrontier和《重访边城》两文，做过像我父亲那样的对照研究。现在轮到万众瞩目的《小团圆》。它在二○○九年一出，立即抢尽风头，能够同时雄霸两岸三地的畅销书榜首，确实是罕有现象。至于此书出版后的反应，大致可分为“三波”表述。第一波涌现时，即使没有谁真正读过此书，很多人却已迫不及待发表伟论。这些意见的主调就是非议出版，有的更劝人罢买罢看，媒体乐得顺水推舟，于是有关评论便由负面看法及偏激情绪主导。
到第二波时，人们终于看书，小报式书评纷纷出笼，赶着考证“谁就是谁”“谁又做过什么”之类的问题，而满足小市民的好奇心之余，自觉严肃的论者总不忘苦口婆心提醒大家：“祖师奶奶的作品毕竟新不如旧。”仿佛只要有这么一句话压场，娱乐版八卦就会自动升格为文学史点评。至于第一波的负面论调，在这阶段注定就要无影无踪——你既然已反对出版，坚决罢看，还有什么好说呢？难道要把行动升级为上街抗议？第一波的参与者显然没想清楚自己的出路。
第三波的特点，就是以理智为主导的细读。这阶段的评论者不再为《小团圆》的角色对号入座，而是回到文本之上，深入探讨作者的文学技巧，具体分析其早晚期风格，以及评估《小团圆》在张爱玲整体著作中的地位等。当然，我不认为一切值讨论的都已经讨论过了，我还期待着更多评论此书的文章。
但有一个事实摆在眼前：不看白不看，你罢读《小团圆》，就不可能对张爱玲的作品和生平做任何严肃研究，可以说，“张学”的领域从此便没有你的份儿。
二○一○年才出版的《异乡记》则是一篇未完稿的散文，它详细记述了作者一九四六年从上海往温州找胡兰成时的途中见闻。早在五十年代，张爱玲曾对我母亲宋邝文美说，《异乡记》是她“自己觉得非写不可”的，又说“我真正要写的，总是大多数人不要看的”（参考《张爱玲语录》，已收入《张爱玲私语录》）。是因为别人不要看，所以她才放弃发表？据我猜测，她不出《异乡记》的理由，很可能是怕它会触动某些读者的神经，牵起新一轮针对其“汉奸妻”身份的围攻。
《异乡记》在港、台发表以来，反应始终不算热烈，是读者对四十年代大陆的农村生活不感兴趣吗？我不敢断言。《异》已于大陆出版，话题较为热烈，原因跟《秧歌》有关。在《遥寄张爱玲》中，柯灵批评《秧歌》写得坏，说其“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理由是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也许因为柯灵的一锤定音，《秧歌》在大陆便一直没有出版。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异乡记》出版便有一重大意义：为《秧歌》平反。为什么呢？第一，《异》是张爱玲在旅途上的札记，反映了她对农村生活的第一身经验，柯灵所谓“平生足迹未履农村”显然不符事实。第二，这许多关于农村的描写，后来都被作者插入《秧歌》之内，于是《秧歌》便不能说是作者闭门造车的“虚假”之作，柯灵的讲法亦因而失去信服力了。《异乡记》在大陆出版，究竟能否推翻《遥寄张爱玲》的严厉批判呢？现在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二○一○年七月，《张爱玲私语录》率先在港、台出版。这部书收录了我父母宋淇、邝文美写张爱玲的两篇流传不广的旧文，再加上最新增订的《张爱玲语录》足本（共三百零一条）和他们三人的书信选辑，共四部分。大概是内容与体裁不够大众化——毕竟张爱玲是以小说见称——迄今读者的反应也只是不冷不热而已。
但我出版此书，本不志在卖它一百万本，而是要影响张爱玲的传记作者。我看过每一本我能买到手的张爱玲传，它们都不约而同地草草略过她在美国的四十年生活，也忽视了我父母跟她的密切关系。这些作者不一定马虎了事，也不是要存心作假，他们只是欠缺资料。结果如何？举一个显例：名编剧王蕙玲写电视剧《她从海上来》，以张爱玲的事迹为主题，但全部剧里宋淇就仅仅出现三秒钟，沦为不折不扣的快闪党。王蕙玲不是不做功课，而是她参考的传记和相关文献都有大量漏洞。《张爱玲私语录》就是要炼石补天，相信从今以后，没有一个认真的张爱玲传记作者可以无视此书。
现在要谈谈《雷峰塔》和《易经》。这两部书原是六十年代时张爱玲用英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分别题作The Fall of the Pagoda和The Book of Change。当时没出，是因为被美国出版社拒绝了。《雷峰塔》写女主角的童年往事，情节背景类似《私语》《童言无忌》《小团圆》童年部分和《对照记》，但内容更丰富；《易经》主要写港战时的大学生涯，可视为《烬余录》与《小团圆》港战部分的加长版。出这两部小说，不仅为其文学价值，我也考虑到它们作为史料的意义：二书既加深了我们对作者早年生活的了解，也展示了她六○年代初在美国的创作成果。
由于很多读者不谙英语，中译是必需的。两部译作问世后，翻译的情况成为讨论焦点。这里有两个事实值得注意。一，按照张爱玲的一贯作风（请参考她“译”出来的《五四遗事》和《重访边城》），若两部英文小说是由她亲自翻译，出来的效果恐怕会跟现在的直译迥然不同，但不要忘记她享有“原作者的特权和自由”，只要她心血来潮，平平无奇的原文也可“译”得有声有色。二，你也许可以把某些段落用“张腔”重新翻译，但那又如何呢？事实是，你到底不是张爱玲。
几部遗作都分别讲完了，可以交代一下以后的出版计划。其实很简单：张爱玲的所有重要著作已经出齐，她和我父母的书信全集则正在整理，预计一两年内可以出版。至于张爱玲留下的其他遗稿，剩下的多是未完成的残稿：《少帅》（YoungMarshal）是英文小说，有七十六页，讲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没有结局，只有开头。文章未提及“张学良”的名字，都是用少帅来代替。当时张爱玲给赖雅和另一朋友看，他们看了都喊“救命”，因为里面涉及大量的历史人物，如张作霖、阎锡山、冯玉祥等。可张爱玲无法修改，要写少帅张学良无法避开这些人物。
这个小说除了人物复杂外，也有弊端，因为事实无法避免，若将小说人物改成负面，会涉及诽谤。同时，张爱玲希望写成爱情小说，对她来说，写作方式是从细节入手，从下面建起来。她写前，会知道所有事情的发生，比如《小团圆》的每一个细节，可能都是曾经发生过的。可写《少帅》，她无法知道细节，很多事情不清楚，硬着头皮来写很困难，所以就放弃了。
还有一个张爱玲的小说《相见欢》（Visiting），我觉得出英文版没意思。《华丽缘》是《小团圆》的第九章，写一个人在乡下看大戏，英文小说与中文没得比。《色，戒》（SpyRing）中文版与英文版的情节中间是不一样的，英文版没有销路，卖不出，就放下了。多年后，她离开加州大学，在一九七四年开始想重写《色，戒》，就写信给我爸爸说出她的想法，将第一稿寄给我爸爸看，我爸爸觉得不行，因为把女主角写成是国民党特务的话，文章一定无法发表。何况，当时台湾认为国民党特务不可能会失败的。张爱玲同意我爸爸的观点，便将王佳芝写成女大学生，在第一稿的开头加了很多情节。
还有些不太有意义的小说没出版。比如《我的香港妻子》，涉及另一个作者麦卡锡，所以还不能出版。小说里面校对的字迹，是张爱玲的。
最后，我想回应一个很多人都曾经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张爱玲要不断重写同一些人同一些事？难道她江郎才尽，唯有老调重弹？不妨举些实例来说明，有一段文字广为传诵，曾以不同形式在张爱玲笔下出现，是这样的：
一个人死了，可能还活在同他亲近爱他的人的心—等到这些人也死了，就完全没有了。
——《张爱玲语录》，一九五五
祖父母却不会丢下她，因为他们过世了。不反对，也不生气，就静静躺在她的血液中，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易经》，一九六五
她爱他们。他们不干涉她，只静静的躺在她血液里，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小团圆》，一九七六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我爱他们。
——《对照记》，一九九三
不错，张爱玲是在不断写同一件事，但这算老调重弹吗？
我们首先要想一想她写作时的情景。第一次其实是跟我母亲的对话，或她写在私人笔记上，再由我母亲抄录，原意可不是用来发表的。第二次见于被出版社拒绝的《易经》，第三次则见于她为了政治因素而放弃出版的《小团圆》。长此下去，用她的口吻来说，“这些句子就只静静地躺在她的脑子里，等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所以“出版要趁早呀”——在一九九三年，亦即她死前两年，这些句子终于赶得上在《对照记》中开花结果。尽管是第四次写，但当时全世界都是第一次看，这算老调重弹吗？
我希望大家还留意另一个事实：她的“重写”其实是重新写，而不是重复写，每一次重写都是渐次前进而非原地踏步。看上面的第一例，作者是抽离、冷静的，语调像验尸报告般客观，又像警世谚语般超然。第二例渐趋个人，且引入了祖父母和他们的态度（不反对，也不生气）。到第三例，作者更进一步表白“她爱他们”，点出了自己的感受。第四例则完全揭示了她和祖父母之间那最重要和最动人的关系：“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
无论在思想或情感上，每一次重写都透深一层，那显然是作者有意识地进行的灵魂探索，在穿越千回百转的幽深洞穴之后，终于豁然开朗，抵达了太古的桃花源。正因为明白了这些往往藏着重大启示的细节，阅读和重读张爱玲才一直带给我无穷乐趣。记得《重访边城》有几句话是这样的：“越是妙语越是白扔掉’，不经意地咕哝一声，几乎听不清楚。那一份闲逸我特别欣赏。”完全可信手拈来当作我对张爱玲的赞美。为了这份意，我和符立中先生编辑出这本张爱玲纪念文集，献给她的读者，以及——The One And Only的张爱玲。
宋以朗：
张爱玲毕生挚友、翻译家宋淇与宋邝文美之子，现为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致力于张爱玲文学遗产的保护与整理。
符立中：
乐评人，从事张爱玲、白先勇影剧作品研究。著有《绝世歌声的传奇》《张爱玲与白先勇的上海神话》《歌剧派》《黑须马偕：一部歌剧的诞生》。
陈子善：
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致力于张爱玲等重要作家的遗作发掘、整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