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键词]毛泽东；人民群众；共产党根基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1-0024-03
2013年9月25日，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举行的“纪念陈潭秋牺牲7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陈潭秋烈士的长子陈鹄先生将一批关于陈潭秋的珍贵资料捐献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这批资料篇目如下：一是陈潭秋在苏联期间拍摄的免冠标准照片1帧；二是1935年10月4日陈潭秋填写的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调查表4页； 三是1935年10月8日陈潭秋撰写的《徐杰自传》（徐杰系其化名）手稿7页；四是陈潭秋编写的年表手稿1页；五是陈潭秋编写的简历手稿1页；六是1939年3月28日陈潭秋致陈林（任弼时）书信3页；七是1939年4月23日陈潭秋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人员的谈话记录，1937年1月至1939年10月陈潭秋的活动时间表，1939年10月共产国际干部处处长莫尔德维诺夫签字的“证明”摘录，1941年苏哈列夫致博尔谢夫信等文件翻译件共13页；八是陈潭秋在新疆期间的某年（1939年到新疆至1942年被捕前）11月14日写给在莫斯科的李进的书信1页；九是陈潭秋在新疆期间的某年（1939年到新疆至1942年被捕前）3月19日写给在莫斯科的李进、李平的书信2页。以上资料是陈潭秋的三子陈楚三远赴俄罗斯，在有关档案机构查找到的。上述资料是十分鲜见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披露了中共党史上一些未知或知之不详的史实细节。
一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问题
关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时间，该组织最早的成员董必武、包惠僧自1937年至1978年在不同的语境下有多次回忆，董必武有1920年9月、1920年冬两种说法，包惠僧则有是年夏秋之交、9月前后、9-10月间的说法，包还认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可能比武汉早一点（成立）”。[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从其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沿用了此说。但党史学界一般认为应取模糊概念，定在1920年秋较为妥当，因为武汉早期组织不太可能与上海中共发起组同时成立。
陈潭秋在《徐杰自传》、《简历》和《调查表》中三次提到，他是1920年10月入党的。他在《自传》中指出：“1920年10月刘芬（后来加入取消派）受了陈独秀的嘱托，由上海到湖北物色同志，他介绍我和董必武张国恩三人入党（不久张国恩时有反党的言论，我同董必武决定开除他）。那时在湖北，还没有党的支部，只有我和董必武同志二人而已。”这段话简述了湖北党的早期组织建立的缘起和明确的时间。虽然或因语境或因记忆有误忽略了包惠僧等人，但在1921年春节前后至中共一大召开的较长时段内，实际上可能只有陈、董二人在武汉坚持。
关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问题，还包含了一个已被谈论了很久的话题，就是陈潭秋等中共早期组织成员，都认为自己是1920年入党的，毛泽东、董必武等都有这样的表述。如果能够查找到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留存在俄罗斯的档案，应该也是这样表述的。换言之，他们都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共早期组织就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以此而论，“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921年7月”的论断是否应作适当调整呢？
二 、中共三大、四大代表身份问题
陈潭秋代表湖北党组织参加中共三大的问题，尽管并未有历史文件或与会者现场记录等第一手史料支撑，但党史界对此没有异议。能够证明陈潭秋出席三大的主要依据，来自于1980年3月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的回忆。徐在回忆中详细描述了如何与李大钊、陈潭秋等六人坐船从上海经香港赴广州，还精确的提到了陈潭秋在会议上的着装和发言的细节。[2]另外1980年2月罗章龙关于中共三大的回忆，也指出陈潭秋是三大代表。[3]
根据徐梅坤、罗章龙的回忆，陈潭秋为中共三大代表，原本似乎可以确定无疑了。但在这次新发现的陈潭秋资料中，在《徐杰自传》中说：“我参加过党的第一，第四，第五，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五次大会□选中央候补委员，六次大会后的五中全会被补选为中央审查委员”；在陈潭秋编写的年表手稿中说：“参加过党的第一次，第四次，第五次代表大会。在第五次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三中全会又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些新档案显示，陈潭秋应该没有出席党的三大。
关于陈潭秋中共四大代表身份，在陈潭秋新档案资料发现之前，已有李维汉、郑超麟等多位中共四大代表或亲历者回忆指陈潭秋为四大代表，[4]党史界多予以认同而少有持异议的。唯一的使人生疑之处是陈潭秋有回忆参加了中共一大，而从未提及参加四大。现在既然查找到了陈潭秋自己说参加中共四大的资料，便可确定了他的四大代表身份。
三、 陈潭秋加入中共早期组织前的心路历程
陈潭秋在五四运动至参加中共早期组织前后，他的思想状态是怎样的？他的政治信仰如何？是研究中共创建史的学者非常感兴趣的课题。
关于陈潭秋当时的思想状况，现有的第一手资料是严重不足的，学者只能根据亲友同事同学的回忆和陈潭秋的活动轨迹来揣测、推断。由于回忆者分处不同的语境，所叙述的史实差异也较大。例如关于陈潭秋何时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董必武回忆说：1919年夏与陈潭秋相识时，“由于志同道合，我们一见如故，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同时商定回汉后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5]而1963年董必武在《私立武汉中学简记》一文中却说：“我和陈潭秋同志也只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才有意识地学习俄国革命。”[6]另一武汉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包惠僧也说“当时，我们对于学习马列主义知识是太少了，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7]包惠僧的言论应是比较符合史实的，1919年夏在中国除李大钊、李汉俊等极个别的人外，包括陈独秀在内的绝大多数先进分子都还没有了解或接触马克思主义，更遑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尽管存在疑惑，一些论者还是愿意相信陈潭秋此时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在新发现的陈潭秋档案文献中，陈潭秋简略地谈到了一些入党前的思想状态，为研究者提供了求证的论据。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
一是陈潭秋在《徐杰自传》中比较详细的介绍了他五哥的政治倾向，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组织者之一”、“民族革命的实行家”、“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在南京开办《人报》馆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陈潭秋承认自己“受了五哥的一些影响”，还说自己于1913年加入过国民党，虽然“只是挂名而已”，但不能排除他少年时存在欲向其兄看齐的愿望。这些都可印证学界通常认为的陈潭秋受五哥陈树三影响较大的论断，而这一点应该是陈潭秋以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是陈潭秋多处提到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与参加二七罢工相提并论。考虑到陈潭秋是二七罢工的领导人之一，因此他参加五四运动应该也不是简单被动的随波逐流。这证实了他的同学王安庭关于陈潭秋积极推动武汉高师学生运动的回忆不虚。[8]
三是陈潭秋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的内在动因是什么？陈潭秋自我剖析了几点：“我是出身于封建家庭，受了许多旧的传统的教育”；五哥的影响；“在住中学与高等学校的时候又与较进步的社会接触，开始感染了新的思潮，于是在思想上发□了很大的矛盾，陷于苦闷的状态。”又说：“加之那时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与国内政治的混乱，我的思想遂倾向于无政府主义。”
这里“较进步的社会”应该指的是他的同乡、姻亲林育南并由此而认识的恽代英等著名无政府主义者。中国传统思想中包含的修齐治平、大同社会理想是很容易与近代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碰撞结合发生共鸣的。当时很多有远大抱负的先进分子都如同陈潭秋一样，经历了从传统士族知识分子到无政府主义者再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心路历程。五四运动中的反对强权、反对压制的精神，正是无政府主义者思想理念的体现。
陈潭秋特别强调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政治混乱的外部环境对他思想变动的影响，实际上是他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发展缓慢停滞倒退的不满（其中也有五哥陈树三对辛亥革命后社会政治现实失望不满而给他的影响）。这种不满也是许多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分子寻找新救国之道，进而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内在动因。可以说陈潭秋、董必武“一见如故”“志同道合”，的确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四 、陈潭秋部分履历的认定
一是两任江西省委书记。有关论著一般都认为陈潭秋担任过一次江西省委书记，时间或记为大革命失败前，或记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一大代表丛书——陈潭秋》记作两次，时间分别为1927年初和7月后。陈潭秋的自传对次数和时间有明确的记载：“1927年4月中央派我到江西整理江西的党，代理省委书记一个月。五次大会后我仍留湖北任省委组织部长。”“武汉国民党叛变以后中央又派我去江西任组织部长，旋任省委书记。”
二是中共中央巡视员。通常认为陈潭秋先调至江苏省委组织部后再任中央巡视员的，先后赴顺直、山东（青岛）、满洲等地巡视。《徐杰自传》则记为由江西省委书记调上海直接任中央巡视员，“曾巡视过浙江、满洲、河北三省的工作。”这里没有提青岛，可能遗忘了。因为现在留存有陈潭秋巡视青岛期间向中共中央提交的两份巡视报告，和回到上海后于1929年10月18日提交的《巡视青岛总报告》等文件，[9]因此他巡视青岛是无疑的。而巡视浙江则是新的细节，暂时还没有其他史料支持，尚待进一步证实。在陈潭秋的《年表》里，1928年——1929年的任职是“中央巡视员”和“河北省中央特派员”。一般认为，陈潭秋第一次去顺直是“中央巡视员”的身份，第二次去是“中央特派员”，也有称作“中共中央特派处理顺直问题专员”（同时有此身份的还有刘少奇、韩连惠，通称“潭少连”）。[10]但在此时提交给中央的报告标题仍为“巡视顺直工作报告”，可能两种身份兼而有之。
三是领导闽西游击战。陈潭秋的《徐杰自传》说红军长征后任中央分局组织部长，1935年2月率一营红军到闽西，担任“领导闽西军政委员会工作”。先前学者都认为他只是代表中央分局出席闽西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并传达有关文件精神，会后即赴上海治伤，然后被派往莫斯科的。笔者认为，实际上中央分局派陈潭秋去福建，是有可能要求他担任闽西最高领导职务的（因他曾任福建省委书记）。陈潭秋称在闽西“得到上海的信”，要他“来莫斯科出席国际七次大会”，“闽西张鼎丞同志是知道的”，因此而离开闽西。
另外陈潭秋说，“因为到上海没有找到关系，延迟了一月多，没有赶上（国际七次）大会。”有些论著中提及陈潭秋在上海期间指导了“左联”工作，《自传》中对此并没有提及。
四是在莫斯科的活动和任职。现在已知的陈潭秋在莫斯科的活动情况，均出自“文革”后有关人员的回忆。比较一致的是：抵莫时间是1935年8月底。而1938年陈潭秋自述的活动情况与上文相比略有出入：抵莫时间为1935年9月底，未提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六大（1935年9月25日至10月11日召开）；1936年在“国际列宁学校特别班”（该校调查表上的名称）学习，1937年被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为列宁学校中国部主任，同时参加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工作；1937年底列宁学校中国部取消，任《救国时报》主笔（《年表》）或编辑（《简历》），“同时受中共代表团委托做一部分工作”，可能就是参与翻译《苏联共产党（布）党史简明教程》。其中的抵莫时间及是否与会青年共产国际六大，尚需进一步求证。
五是化名。陈潭秋在《徐杰自传》中披露了几个不为人所知的名字：在南昌（任江西省委书记）工作时化名“王觉民”；在上海中组部、江苏省委组织部任职时化名“孙杰”、“余光”；在哈尔滨被捕后改称“吴觉民”。在天津（顺直）、奉天另有化名，可惜陈潭秋未能回忆出。
上述对新发现的陈潭秋资料的梳理、解读是笔者在细细品读时的第一直感，未必准确和正确。同时笔者深感，在分属前苏联的各档案机构里，必定还蕴藏着巨量的与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有关的极有价值的各种史料，因为当时但凡到过苏联的中共人员、中国人员以及中共历史上的所有重要人物，都会有自传、履历表之类的资料收藏于各相关机构。如能发掘出这部分资料，必定可以厘清中共早期历史中许多细节和今人难以解答的疑案。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俄藏档案面世。
参考文献：
[1][2][3][7]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92.371.312.373.379.435.303.315.683.313.
[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49.；
[5]鞠躬尽瘁 战斗终生——董老忆潭秋[A].回忆陈潭秋[C].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1.
[6]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09.
[8]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组编.回忆陈潭秋[M].湖北：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1.31.
[9][10]陈潭秋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98-108.117-130. 66.84.
作者单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责任编辑：周奕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