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责任田”的态度发生变化
1960年底以来，毛泽东为解决人民公社的问题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在他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他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的底线。他认为不能再退了，再退就退到分田单干的道路上去了。
毛泽东这种态度的变化，从1961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可以看出来。《指示》说：“目前在个别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原则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这类地方，应当通过改进工作，办好集体经济，并且进行细致的说服教育，逐步地引导农民把这些做法改变过来。”
12月中旬，毛泽东将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找到江苏无锡，以商量的口吻说：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否还要搞“责任田”？又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变回来？曾希圣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
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但他的态度其实已经明朗了。
“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等领导人在领导国民经济的调整时，发现形势仍很严峻。在1962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们都认为现在处于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才能渡过难关，因而对包产到户持支持态度。
邓小平对包产到户也是赞成的。6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华东局农村办公室的汇报，华东局认为安徽搞“责任田”就是单干，是方向性错误。会上，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各占一半。邓小平说：“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 ”
而在此时，广大农村的包产到户也如地火一般，在或明或暗地燃烧。
但是，包产到户到底能不能公开合法，还有一个必经的关口，就是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
包产到户的夭折
然而，毛泽东却并不看好包产到户。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是反对的，所以才决定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但他又认为，生产队内部不能没有一点平均主义，不能搞彻底的按劳分配，否则就不能给贫苦农民以适当的照顾，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农村的两极分化。
毛泽东对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他们的处境十分同情。他认为，如果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仍然穷的穷、富的富，那就有悖领导农民革命的初衷。而搞包产到户，就会产生这样的后果。
其实，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已是十分明朗。他对邓子恢主张包产到户非常反感，对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没有抵制甚至还赞成也不满意。
在8月9日的领导小组会议上，毛泽东描绘了一幅搞单干（也就是包产到户）后的可怕后果：一年多就会阶级分化。一方面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抽大烟、放高利贷，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
北戴河会议批判“单干风”，首当其冲的是邓子恢。迫于压力，邓子恢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方向性错误。
毛泽东还多次批评田家英和邓子恢，说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
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决定》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至少30年不变。
八届十中全会不久，中共中央撤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理由是农村工作部10年没有干过一件好事。随后，各地相继作出了一系列纠正包产到户或所谓单干的决定。
从此，包产到户问题长期成为禁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据《中国新闻周刊》 罗平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