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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管子（1）
—— 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
李 学 俊
导 读
本文通过对《管子》一书的解读分析，充分证明《管子》是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管仲是人类第一位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管仲创造了人类第一个经济学理论：王道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不是产生于三百多年前的西方，而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1]
管仲王道政治经济学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先富民”，再治国，其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是“安高在乎同利”。因此，集中表现管仲思想的《管子》就是“富民治国论”。
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管仲辅佐齐桓公采用了政府适度干预的《王道市场经济模式》，使齐国迅速民富国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强大的国家之一。
目 录
一、全球经济学的集体盲视：不知春秋《管子》， 无论富民治国
二、《管子》：“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的王道政治经济学理论
（一）、《管子》是什么样的思想著作
（二）、何谓王道政治经济学？
（三）、王道政治经济学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是“安高在乎同利”
三、王道市场经济理论
第一、市场是商品交换、资源配置的场所，解决民生的人间正道
第二、市场是形成价格的机制
第三、市场中“自利利他”现象与“损人利己”现象并存
第四、资本积累集中，一国而二王
第五、市场是观察供求均衡、社会兴衰的场所
第六、国家不要干扰市场，干扰市场会导致社会危机
第七、国家掌控资源，双向宏观调控、兴利除弊
1、国家首先必须统一掌控资源
2、有所不为，有所为：国家通过粮食与货币双向干预
第八，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招商引资，繁荣市场经济
第九、生产资料国有的市场经济是防止富商巨贾掠夺百姓的根本保障
第十、政府是市场参与者之一，职责是保护市场
第十一、“均地分力”，“托业于民”，界定与保护产权
四、良法治市、良法治国
五、国家调控，供求动态均衡的货币理论
1、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更是驾驭市场，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
2、最早提出货币需求量的计算方式
3、用国家政策调控货币供给与商品供给，使之保持适度均衡
4、分别国情，公开市场操作，调控粮食与货币
5、均衡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动态均衡
六、收支平衡的财政思想
七、发展二三产业，平衡资源开发与需求，可持续生产的模式
八、刺激消费，发展二三产业，促进均衡与就业
1、进行公共建设，开矿，对产品进行深加工，发展第二产业
2、刺激富人奢侈消费，发展休闲娱乐服务等第三产业
3、厚葬散利，促进就业
九、防止贫富过分悬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十、分散贵族富豪财富，增加有效供给，均衡市场流通
十一、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思想萌芽
十二、结 论
经济学是当今世界的显学。但在世界经济学学术论坛与历史谱系中，从来没有中国经济学的地位与声音，一直都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占据绝对的主流、主导地位。
但事实上，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由于自神农时代市场的诞生到春秋时代三千年左右，市场经济已经逐渐发育成熟，于是产生了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管子》，产生了人类第一位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管仲；产生了人类第一个政治经济学学派——王道政治经济学学派。
管仲对市场经济原理与机制的认识，对私人资本与社会资本关系的认识，对商品与货币的认识、对市场宏观调控的认识等许多方面，比今天西方经济学不一定更详细，但更为深刻全面。其“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安高在乎同利”的政治经济学思想，“非吾道，虽利不取”的利益利润观，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人类最先进最科学的政治经济思想。
一、全球经济学的集体盲视：不知春秋《管子》，无论富民治国
中国自传说时代神农教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2]的市场产生，到春秋时期，市场逐步发育完善，已经三千年左右，初步的市场经济已经诞生，并逐渐走向成熟。其具体表现在十大方面：
1、商品交换场所普及，城市国家诞生；
2、社会分工发展，公有私有产权明晰；
3、自由市民阶层形成，大资本积累产生；
4、市场交易通用货币，确立货币经济；
5、国家与民间信用及信用体系产生；
6、土地自由买卖、雇佣劳动产生、商品丰富、交换通畅；
7、市场自由竞争，国家依法而治；
8、国际自由贸易；
9、政府通过货币与粮食对市场进行双向调控；
10、基本财政体系建立（详见作者专著《冲破经济学危机——人类和谐共富论》第四篇市场论）。
由于春秋（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市场经济的空前发展，新兴的工商阶级的日益强大，国家之间激烈的竞争与广泛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引起的对于未来社会与国家的重构的抉择与探讨，为中国思想文化提供了空前自由的氛围与伟大而丰富的思想理论主题，于是呈现出人类罕见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辉煌景象。
根深叶茂的春秋战国市场经济之树与自由的学术氛围，终于绽放出灿烂的思想文化之花，结出中国丰富的思想理论之果：道、儒、法、墨、名、纵横、史、兵、农、医、阴阳家、杂家等各家诞生[3]。各派思想家们，自由辩论、互相借鉴，纷纷著书立说，自成一体，办学授徒。学者们或务本于农耕，传技于田野；或悬壶济世，救人出膏肓；或著述授徒，启蒙在民间；或周游列国，传播自己的思想；或连横合纵，宣传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或相辩于论坛，或对答于朝宫；或为君国之幕僚，参谋于密室；或上殿拜相，成为国家的CEO，执掌国家大权。
这些思想学派无论后世如何发展，但都得到后世普遍的认可与重视。遗憾的是，唯独有一个思想学派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广播天下，举足轻重，但竟然始终没有一个响亮的学派名称称之，或者不知如何称之，或以法家称之；到战国之后，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几乎被后世历代君王、学者与政治家们所遗忘。即使当代大家钱穆，在论及先秦各家学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甚至也没有谈及，只能将羞于言利的儒家学说推为“人生正途”：
“释老皆重心生活，但又太轻视物生活。惟有儒家，执两用中，心物并重，而又会同和合，融为一体，始为人生正途。” [4]
这个被后世遗忘的学派就是曾经被誉为春秋第一相的齐国宰相管仲（约公元前723或前716－前645）为代表的人类第一个政治经济学学派，笔者称之为“王道政治经济学派”。[5]
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就是管仲。其次还有伊尹、孟子、白圭、李悝、吕不韦等等，《管子》一书就是这个学派最经典的著作。
《管子》不是管仲所写，是管仲之后两三百年人们托管仲之名所著。主要记载的是管仲们的政治经济学思想。
《管子》一书之中阐述的许多先进智慧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理论，例如“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的思想；国家用商品与货币双向调节市场，使之达到供求均衡的独特见解与其实可靠的政策办法，今天闻之，竟惊若天人之语，超今人之论！
我们用现代经济学史的术语，可将其称之为“前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以别于两千多年以后，由英国的亚当.斯密等创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
当西方经济学各种理论思想不断传人中国，盛行于全球之时，经济学界竟然罕有人知晓那许多思想理论问题早就被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家们观之于天下，调研于市井，深思于陋室，对论于朝堂，策之于君王，行之于市场，施之于治国，安之于天下，惠之于百姓，著之于竹帛，广播于民间。因此言必称亚当斯密、凯恩斯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某某某某。
不知管仲，不懂《管子》，这是全球经济学的集体盲视，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集体盲视。这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是不知《管子》，无论富民治国！
数典忘祖实是可悲，不知有祖，岂不更悲哉！？
无论是作为中国经济学界还是世界经济学界，我们都应该了解历史的真相：
经济学不是起源于2000多年后的西方，而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对于管仲们，我们应该表示我们发自内心的敬意。
二、《管子》：“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的王道政治经济学理论
（一）、《管子》是什么样的思想著作
《管子》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思想著作？
人们一直争论不休。
由于《管子》思想十分丰富，你可以从中读到先秦各家的某些思想见解，所以，争论不休。
所有这些争论，基本都是用先秦百家各自的思想为标准来界定，所以注定没有定论。
总观《管子》发现，其主要内容是记载与总结管仲任齐国宰相，辅佐齐桓公富民治国的思想理论、政策方法、经验教训，其核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其内容在纵向时间上上自神农教民日中为市开始长达三千多年，横向涉及当时天下各国。因此，管仲代表的学派不是已有定论的先秦百家中的任何一家，而自成体系的独立一派：
政治经济学学派。
其思想集成《管子》是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
由于是主张“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安定天下为目标的政治经济理论，而非主张以个人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只讲效率，不讲公平道德，导致社会危机的现代西方的自由经济学理论，也非主张武力掠夺财富的霸道理论与殖民主义的原始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因此我称之为“王道政治经济学理论”，而 《管子》就是以“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的“富民治国论”。
（二）、何谓王道政治经济学？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认识清楚：
何谓王道？
《尚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6]”其意是说，不要偏私结党，保持社会的公正就是王道。
管仲看来，王道就是“以人为本”，先富民，再依法治理的国政，就是一种仁政。所以他说：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7]。
也就是说国家的全部政治经济活动的根本是人，人是社会全部政治经济活动的目标与保障。
正是有了“以人为本”鲜明的政治经济思想，因此，管仲不仅主张“藏富于民”，而且主张“先富民”，“再治国”：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8]
（本段大意为：凡是治国的根本办法，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为什么呢？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裕的，动乱的国家必然是贫穷的。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人们普遍认为管仲相齐桓公推行霸道，这是对管仲莫大的误解。重要原因是不区分王道与霸道。
管仲就曾明确对桓公说 ：
“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9]
王道与霸道区别何在呢？
管仲曰：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10]
（本段大意是：能通晓万物本质者成就皇业，能洞察治世之道者成就帝业，实行德政者成就王业，靠武力征讨者成就霸业。武力不是推行至高道德的王业本身，仅仅是辅助实现君王称霸的手段。）
“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且（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王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11]
即得天下人拥护者成就王业，得半数人拥护者成就霸业，所以圣王礼贤下士，将财富与天下人共享。
“道者，诚人之姓也，非在人也。而圣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财有常法；道也者，万物之要也，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则下虽有奸伪之心，不敢杀也。夫道者虚设，其人在则通，其人亡则塞者也。非兹是，无以理人，非兹是，无以生财。民治财育，其福归于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轻其国也。故君一国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12]
（本段大意为：道，是人的性命之所出，而不是由人而生的。圣王明君是善于领悟和运用的。所以，治民有经常的道，生财有经常的法。“道”是万物的枢要，做人君的掌握这个枢要来处理事物，天下就是有奸伪之心的人也是不敢尝试的。“道”是存在于虚处的，行道的人君在，道就畅通无阻；行道的人君不在，道就闭塞起来。没有道就不能治民，没有道就不能理财。民治财育的结果，福利还是归于君主。这样，明君看重道和法而看轻国家，也就可以理解了。所以，君主治理国家就是用道在那里治理；王治理天下，就是用王道在那里治理。）
总之，用深得天下民心、与民共享财富、推行德政的“道”来治理天下，就是王道。
管仲的这些深刻的思想还落实到国家具体的理财政策上。例如齐桓公问管仲国家如何理财的时候，管仲说，行王道的国君藏富于民，行霸道的国君藏富于大夫，败亡的国君将财富藏在箱子里：
桓公问管子曰 ：“请问国会 ”。……管子对曰：“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桓公曰：“何谓藏于民？”：“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13]
（本段大意为：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管仲回答：“成王业的藏富于民，成霸业的藏富于大夫，败国亡家则是把财富收藏在箱子里。”桓公说：“何谓藏富于民？”管仲说：“请拿出栈台所存的钱币，贷放在城阳一带；拿出鹿台的钱币，贷放在济阴一带。国君还向百姓下令说：‘百姓富君主不会穷，百姓穷君主不会富，因此国家不向百姓征收钱币，府库也不积累钱财，把财富都藏在百姓手里。’……” ）
管仲反对霸业，极力主张桓公成就王业，实施“以人为本”，“藏富于民”，“先富民”，再治国的思想——即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理论。
（三）、王道政治经济学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是“安高在乎同利”
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藏富于民”，“先富民”，再治国。而治理国家稳定天下的最高境界是“统治者与天下人同利”：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天下所谋，虽立必隳。天下所持，虽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14]
（本段大意为：人，没有不喜爱获利憎恶祸害的。因此，与天下人同利的，天下人就拥护他；独占天下利益的，天下人就图谋他。天下人所图谋的，地位虽然确立也必然倒台；天下人所拥护的，地位虽然尊高也没有危险。所以说：“高度的安全稳定在于与天下人同利。”）
“与天下人同利”这种思想在中国文化传承中后来发展为儒家的“大同思想”。
在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民众生产积极性的时候，管仲就直接提出了国君（国家）所有的生产资料委托给民众使用经营，然后与民分利（参见本文三、王道市场经济理论第十、“均地分力”，“托业于民”，界定与保护产权）。
由于桓公采用了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理论治理齐国，百姓安居乐业，经济繁荣，其他国家人民也纷纷“移民”齐国，资本也汇集齐国，于是齐国迅速成为人民富裕，综合国力强盛的国家，号令天下。所以司马迁曰：
“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15]”
太史公对管仲功绩评论大致中肯，但对管仲思想的评论有失精准。
管仲并不推崇霸道，司马迁误以管仲之王道为霸道，对后世影响很大，以至今人，谈及管仲，每每默认司马迁这个结论。而事实上，在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前，桓公推行霸道，多次对外动武用兵，管仲都极力反对，因桓公不听而均告失败，最后才接受了管仲的王道理论。
在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过程中，管仲先是将武力作为威慑，制止了楚国与郑国、宋国的战争；然后“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东存晋公于南，北伐孤竹，还存燕公，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反位已霸”[16]
也就是说，管仲使齐国综合国力强盛并不是靠使用暴力掠夺人民，用武力掠夺他国，而是靠“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的基本国策的实施。
在一匡天下的对外关系中，武力也仅仅作为制止冲突与战争，实现其稳定天下和平的王道的手段而已。
对于管仲的用王道制止战争，匡扶天下，孔子赞誉为大仁大义，予以了很高的评价：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7]
{本段大意：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以殉，可是管仲却没有自杀。管仲不能算是仁人吧？”孔子说：齐桓公九次召集诸侯开会，（制止了战争，安定了天下），从来没有动用武力，这些都是管仲的力量，这就是他的大仁大义！这就是他的大仁大义啊！}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8]
（本段大意：子贡问：“管仲不能算是仁人了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为公子纠殉死，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了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要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哪能像普通男女那样拘泥小节，自杀在小山沟里，而谁也不知道呀。”）
三、王道市场经济理论
管仲不是靠暴力掠夺人民，也不使用武力掠夺他国财富，不推行殖民主义与强权政治使齐国强盛，而是靠“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的基本国策，那么，怎样实现这个基本国策呢？
管仲的思想与政策就是发展市场经济。
由于管仲推行的市场经济是在其王道政治经济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所以我们称之为：
“王道市场经济”。
对于市场与经济，管仲在“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的王道政治经济理论指导下，实施了系列王道经济政策,所以政治经济大获成功。司马迁在《史记》中作了客观的记载：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19]”
（本段大意为：管仲在齐国执政为相之后，凭借小小的齐国滨临大海的地理条件，流通货物，积累财富，富国强兵，与普通人同好同恶。所以他的著作中说：‘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饱暖就懂得荣辱；君王的享用有一定制度，六亲就紧紧依附；礼、义、廉，耻的伦理不大加宣扬，国家就会灭亡。颁布政令就好象流水的源头，要能顺乎民心。’所以他的政令浅显而易于推行，一般人所向往的，就因势而给予；一般人所不赞成的，就顺应而革除。
管仲掌理政事，善于转祸为福，转败为功。十分注意事情的轻重缓急，谨慎地权衡利害得失。）
市场是什么？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是资源的配置方式和价格确定机制。萨缪尔森定义代表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定义：
“市场是买者和卖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商品和劳务价格以及交易数量的机制。
在市场体系中，每一样东西都有价格，即物品的货币价值。价格代表了消费者与厂商原因交换各自商品的条件。如果我同意以8 050美元的价格购买一辆经销商的‘二手’福特轿车，这就表明该汽车对于我的价值高于8 050美元。另一方面，这一价格也必须高于交易商眼中该汽车的价值。二手汽车市场就这样决定二手福特车的价格，并经由自愿交易汽车分配给那些估价较高的买着。”[20]
关于买卖双方共同决定商品价格的机制，萨缪尔森写得非常轻松：
“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价格还是一种信号。
……
在市场中，是价格在协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较高的价格趋于抑制消费的购买，同时刺激生产；而较低的价格则鼓励消费，同时抑制生产。价格在市场机制中起到平衡的作用。[21]”
对于市场配置资源，调节生产的作用，他继续描述道：
“在每一时点，市场都有一些人正在购买，而另一些人正在出售；一些企业正在投资于新产品，而政府正在制定管制传统产品的法规；一些外国企业正在美国开设工厂，而美国的企业也正在将他们的产品销往海外。在这些喧嚣混杂的经济活动之中，市场正在不断地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存、为谁生产的问题。当市场平衡了所有影响经济的力量时，市场就达到了供给和需求的市场均衡。”[22]
也就是说，现代西方经济学核心思想是将市场看成是资源配置的方法与价格确定的机制。
相比之下，管仲对市场的认识比现代西方经济学全面深刻得多。
第一、市场是商品交换、资源配置的场所，解决民生的人间正道
首先，管仲认为市场是汇集自然资源，商品交换的场所，是人们合作利用资源，解决国计民生的正道：
“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23]”
（本段大意为：市场是天地生产的财富积聚交易的地方，天下万民交换获利的场所，这是发展经济的正道。）
可见，管仲对市场认识不仅是商品交换资源配置的地方，实现商品价值的场所，已经提高到经济发展的“正道” 的层面上。
也就是说，发展市场经济是实现“以人为本”，“先富民”，后治国的“人间正道”。
因此，不能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不能解决国计民生问题：
“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矣。[24]”
（本段大意为：交换商品的人有市场，没有市场则人民的用度就匮乏。）
第二、市场是形成价格的机制
市场的机制作用是什么呢？
市场的机制作用就是通过商品自由交换来确定商品价格：
“市者，货之准也。”[25]
（本段大意：市场，就是确定商品价格的标准。）
也就是说，市场是确定商品价格的机制。
由此可见，管仲在世界上首次指出了市场的重要机制就是确定商品价格的机制。
对于价格机制形成的结果，他认为不应该是暴利高价。因此他反对大资本操控市场导致高价暴利，主张普惠的低价格市场，其本质就是主张商品价格与价值相等。如果市场物价相对较低，就不会产生暴利，各种事业也能搞好，市场需求得到满足：
“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26]
（本段大意为：所以，各种货物价格低廉，那么各种商品就不能获得暴利；各种商品无暴利{价格与价值大体一致}，各项事业就都能治理；各项事业治理好了，各项需求就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
第三、市场中“自利利他”现象与“损人利己”现象并存
几乎所有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与理论家，在论述市场作用的时候，都引证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伟大作用”来描述市场的合理与完美。集大成者萨缪尔森当然不列外：
“市场经济的有序性最早为亚当.斯密所揭示。斯密以其最著名的论断，即在本章开篇所引的《国富论》中的一段话，指明了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他强调即使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安全或私利。但是，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外一种目标，尽管该目标并非他的本意。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是他经常地增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是更好。’
……
斯密关于市场机制运行的见解启发了当代经济学家——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的歌颂者和批判者。经济学的理论家们已经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竞争经济是有效率的（请记住，经济效率是指：在不损害其它经济互利的前提下，已无法再增加某个人的经济福利）。” [27]
亚当斯密的这段著名的论述经过西方经济学家西尼尔，约翰.穆勒等人将其提升为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奠定的第一块基石“自利利他原则”。当代经济学大家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进一步完善，就演变成了萨缪尔森所说的斯密“指明了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
的确，人们在追逐利润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主观为自私，客观利社会的效果。管仲早就发现这种“自利利他”的社会现象，他说：
“商人于国，非用人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国之山林也，则而利之，市尘之所及，二依其本，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贪动枳而得食矣。”[28]
如此，则“民自美安”，“民自富”。
“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国”[29]。
（原文大意是：商人对于国家并非无用之人。他们居住不挑剔其地，经营不择其国君，买进是为了赚钱，卖出也不会惜售。国家的山林等各种资源，用来盈利，这样就使国家的税收增长，朝中上下（有了税收）都可以进一步消费，君臣的财币不会窖藏不动，都会去追求流动中的利润使市场畅通，而普通民众就因此有工作而得以有饭吃了。
这样，人民自然富裕，社会自然安定。
百姓没有宝贝，惟有追逐利润。追逐利润促进市场商品流通，就形成了工商国家。）
由此可见，管仲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观察到商人在追逐利润时候，受到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牵引，往往会带来社会利益这种自利利他的市场现象。
不过，管仲虽然早就认识到这种私人资本自利利他的现象，但管仲与亚当斯密一样，同时清醒地认识到，个人的自利行为并不是必然的有利于社会，也常常损害他人利益与社会利益，造成社会危害，甚至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市场并不完美，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率，“自利利他”现象仅仅是一种现象，并不是一条市场经济的绝对原则或原理。
为什么呢？
管仲认为，由于市场的参与者是人，而人的本性是复杂的，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的。人既不像孔子孟子认为那样完全性善，也不如商鞅韩飞认为那样完全性恶，而是善恶兼具，依据生存的环境条件而呈现出其人性的不同方面。所以，管仲说：
“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 [30]
“民夺之则怒，予之则喜，民情固然”[31]。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32]
（三段大意为：“凡是人的性情都一样，欲望得到满足则快乐，遇到所憎恶的则忧戚，这是地位贵贱之人相同的。”
“ 剥夺民众的利益则愤怒，给予利益则喜乐，这是人之本性。”
“凡是人，没有不爱利而憎恶祸害的。”）
可见，管仲对人性有深刻全面的认识，并没有被民众追逐利润可能产生的自利利他现象迷惑。他已经观察到，资本逐利时并非总是自利利他，也会常常损人利己。特别是随着资本的积聚与集中，市场就会出现大资本垄断操控市场，通过物价波动掠夺人民财富的现象：
管子曰 ：“……今则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33]。
（此段大意为：……现在则不是这样，由于市场虚假繁荣，商人控制了市场。商人贵卖，国家跟着贵卖，物价上涨了不能使之下降；商人贱卖，国家跟着贱卖，物价下降了不能使之上升回归合理价格。）
管仲还清楚地知道，资本没有祖国。在国家出现战争等危难时刻，大资本不会拯救国家，还会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
桓公问于管子曰 ：“请问大准。”管子对曰 ：“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无我焉，此谓大准 。”……“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则国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而去，贾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师罢，民反其事，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重三分，贾人市于三分之闲，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筴（策）焉，民更相制。君无有事焉，此轻重之大准也。”[34]
（此段大意为：桓公问：什么是国家管理轻重失准？管仲答：国家受制于他人就是失准。当战争发生，国君下令征税，并要很快交齐，结果百姓只得贱卖粮食财物，商人贱买囤积。战争结束，商人再贵卖，结果国家的财物利益尽被商人所有。国家对此束手无策，反受制于大资本这个不是国王的国王，富人就会奴役穷人，国家没有可以凭借依靠的（财富），这就是国家管理轻重失准。）
由此可见管仲的见解睿智而深刻，独到而全面，既看到资本能“自利利他”的现象，也看到资本逐利会“损人利己”的本性。资本没有祖国，无良商人没有道德，趁国家有难发国难财，加剧了社会的贫富悬殊与阶级对立。
管仲两千多年前这些一针见血的见解，得到亚当.斯密后来重新阐述，他们的思想可以说是智者所见略同：
斯密指出，由于美洲的发现，本来是可以通过自由贸易给各国人民带来利益的，但是欧洲资本家损人利己的蛮横却“成为若干不幸的国家遭到摧残和破坏的根源”：
“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因而就有机会实行新的分工和提供新的技术，而在以前通商范围狭隘，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这是决不会有的现象。劳动生产力改进了，欧洲各国的产品增加了，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也跟着增大了。欧洲的商品对美洲来说几乎都是新奇的，美洲的许多商品对欧洲来说也是新奇的。于是发生了一系列以前从未想到过的新的交易，它当然对旧大陆有利，但自然对新大陆也同样有利。由于欧洲人蛮横地侵害别人的权利，一件对所有国家本来都是有利的事情，却成为若干不幸的国家遭到摧残和破坏的根源。”[35]
“资本使用者的规划和设计，支配指导着劳动者的一切最重要动作。但他们这一切规划和设计，都是以利润为目标。利润率不象地祖和工资那样，随社会繁荣而上升，随社会衰退而下降。反之，它在富国自然低，在贫国自然高，而在迅速趋于没落的国家最高。因此，这一阶级的利益与一般社会利益的关系，就和其他两阶级不同。在这一阶级中，商人和制造业者通常是使用资本最大的两阶层。因为他们最富裕，所以最为社会所尊敬。他们终日从事规划与设计，自比大部分乡绅具有更敏锐的理解力。可是，因为他们通常为自己特殊事业的利益打算，而不为社会一般利益打算，所以，他们的判断，即使在最为公平（不总是如此）的场合，也是取决于关于前者的考虑，而很少取决于关于后者的考虑。他们比乡绅高明，与其说是由于他们更理解公众利益，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更理解自身的特殊利益。由于这种比较优越的理解，他们往往利用乡绅的宽宏施行欺骗手段，使他老老实实地相信，他自身的利益不是公众利益，唯有他们的利益才是公众利益，并使他仅仅凭了这单纯而诚笃的信念，舍弃自己的利益和公众的利益，去迁就他们。其实，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可是前者虽然往往对于公众有利，后者却总是和公众利益相反。缩小竞争，只会使商人的利润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余市民却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负担。因此，这一阶级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非小心翼翼地、抱着怀疑态度作了长期的仔细检查以后，决不应随便采用。因为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36]
由此可见，斯密认为商人的利益从来不与社会利益一致，而是矛盾冲突的，常常损人利己，欺骗公众，压迫公众，此刻，资本何来自利利他呢？
“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
斯密类似与管仲对私人资本一针见血，直指人性贪婪的论述，西尼尔、穆勒、萨缪尔森、弗里德曼是没有看见，还是有意回避呢？
斯密仅仅是关于个人逐利行为中可能的自利利他现象的描述，怎么就被变成萨缪尔森论述的“市场经济的有序性最早为亚当.斯密所揭示。斯密以其最著名的论断，即在本章开篇所引的《国富论》中的一段话，指明了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了呢？
如果斯密认为那是市场经济的原理或原则，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应该怎样解释斯密对资本损人利己的这些揭露与谴责呢？
通读《国富论》，看不到斯密关于所谓“自利利他”现象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原理”，或原则的任何论证，反复看到的倒是斯密对个人逐利时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的揭露与谴责。
由此可见，所谓市场经济中，“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不是斯密的思想，不过是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拉大旗作虎皮。
第四、资本积累集中，一国而二王
管仲还认识到，如果巨商富贾们进入国家的统治阶层掌握政权，政策就会倾向他们，财富就会向他们集中，就会出现百姓生活更加艰难，社会贫富悬殊拉大的危险，于是民众失去道德廉耻，治理国家就很艰难，连士兵也不会誓死保卫国家：
“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37]
（本段大意为：如果商人在朝中掌权，财货贿赂就会流往上层；……在财货贿赂流往上层，赏罚不可信，民众无廉耻的情况下，要求百姓安定很困难，要求士兵誓死卫国是不可能的。）
管仲还警告，即使巨商富贾们没有掌握国家权力，但由于资本高度集聚与集中，大资本大商人操控市场现象的出现，也会产生了“一个国家两个国王”的社会危机：
管子曰 ：“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38]”
（此段大意是说，大资本产生，就会出现一个国家相当于两个国王的现象。如果国家政策不当，大资本这个不是国王的国王就会利用国家政策失误损人利己获得暴利，造成穷人失去财产，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危机。）
两千多年后斯密的论述，更是证明了管仲的这些思想。
斯密揭露一些大私人资本出于自私自利胁迫政府，加害国会议员，对自由贸易的严重阻碍与破坏：
“不能期望自由贸易在不列颠完全恢复，正如不能期望理想岛或乌托邦在不列颠设立一样。不仅公众的偏见，还有更难克服的许多个人的私利，是自由贸易完全恢复的不可抗拒的阻力。如果军队的将校，都象制造业者反对在国内市场增加竞争者人数的法律那样激烈和那样一致地反对缩小兵力，都象制造业者鼓动他们工人，以暴力攻击这种法律的提议者那样激烈和那样一致地鼓动他们的士兵，以暴力攻击缩减兵力的提议者，那末要想缩编军队，正如现在想在任何方面减缩我国制造业者既得的危害我们同胞的独占权同样危险。这种独占权，已经在那么大的程度上增加了某些制造业的人数，他们象一个过于庞大的常备军一样，不但可以胁迫政府，而且往往可以胁迫立法机关。赞助加强此种独占权提案的国会议员，不仅可获得理解贸易的佳誉，而且可在那一个以人数众多和财富庞大而占重要地位的阶级中，受到欢迎与拥护。反之，要是他反对这类提案，要是他有阻止这类提案的权力，那末，即使他被公认是最正直的人，有最高的地位，有最大的社会功绩，恐仍不免受最不名誉的侮辱与诽谤，不免受人身的攻击，而且有时有实际的危险，因为愤怒和失望的独占者，有时会以无理的暴行，加害于他。”[39]
亚当.斯密揭露大资本胁迫政府与国会，加害议员的现象不就是当今一些国家常常产生的现象吗？不就是管仲所说的“一国而二王”吗？
综上可见，管仲与斯密一样，都发现了资本逐利的时候，常常会自利利他，但也常常会损人利己的经济现象。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却把斯密对资本损人利己的揭露与谴责阉割了，然后将资本自利利他现象绝对化市场经济的原则原理，再将自由的市场经济美化神化为最合理完美的经济学教条，其思想流毒，危害世界。
[1] 本文是根据作者耗费三十年时间研究，近期将出版的著作《冲破经济学危机——人类和谐共富论》第四篇“市场经济论”中有关部分整理而成。本文以《管仲的王道政治经济学》为标题于2012年4月发表于“爱思想”网站。
[2] 《易》系词下传。
[3] 《汉书·艺文志》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
[4]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P.235。 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 2001年 北京
[5]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转。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司马迁《史记》“官晏列传”。
由此可知，管仲学说在当时之盛。
[6] 《尚书》洪范
[7]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8] 《管子》治国四十八
[9] 《管子》霸形第二十二
[10] 《管子》兵法第十七
[11]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12]《管子》君臣上第三十
[13] 《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
[14] 《管子》版法第六十六
[15] 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第二
[16] 《管子》霸形第二十二
[17] 《论语》宪问
[18] 《论语》宪问
[19] 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第二
[20] 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8版 P.23萧琛主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21] 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8版 P.24萧琛主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22] 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8版 P.24萧琛主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23] 《管子》问第二十四
[24] 《管子》乘马
[25] 《管子》乘马
[26] 《管子》乘马
[27] 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8版 P.25萧琛主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28] 《管子》侈靡第三十五
[29] 《管子》侈靡第三十五
[30] 《管子》禁藏第五十三
[31] 《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
[32] 《管子》版法第六十六
[33] 《管子》揆度第七十八
[34] 《管子》揆度第七十八
[35] 亚当.斯密著 郭大力 王亚南 译《国富论》第四编第一章重商主义或重商主义者原理
[36] 亚当.斯密著 郭大力 王亚南 译《国富论》第十一章 论地租
[37] 《管子》权修第三
[38] 《管子》轻重甲第八十
[39] 亚当.斯密著郭大力 王亚南 译《国富论》第四篇 第二章论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