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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运动起来后，周恩来总理曾全力稳定军队，并制定了一些旨在稳定军队开展“文革”的规定。这招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在他们的一手策划、煽动下，军队很快乱了，各军队院校频频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内老帅……1966年11月7日，在北京甚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冲击国防部事件”。
为抢班夺权，“四人帮”鼓动军队“造反”
“文化大革命”运动起来后，周恩来和老帅们及军队中的大多数干部的想法基本一样，就是：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军队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
为此，周恩来全力支持 “全军文革小组”制定了一些旨在稳定军队的有关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这些特殊规定和限制，招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掌握了一部分“枪杆子”的林彪，深知军中有许多人对他不服，他要把反对他的、他认为不放心的力量全部打倒，让军队全部听他的；江青则深知，要篡军必先乱军，在乱中打倒一批军队老干部，在乱中夺权。
1966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对林彪说：林副主席，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与地方做法不一样，军队搞了许多条条框框，对群众限制太多。军队院校镇压群众运动。
林彪点了点头，当时没有说什么。从天安门城楼下来后，林彪即下令给“全军文革”，说要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照地方一样的搞法。这样，“全军文革”不得不立即起草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称：根据林彪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自此，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灾难开始了。
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军委《紧急指示》起到了动员作用，但也起了副作用，就是冲击军事机关很厉害。军队院校的学生四处串联，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军事机关。
在“中央文革”庇护下，军事院校红卫兵有恃无恐
“文革”爆发后，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天佑，置身于“文革”漩涡中，并亲历了“冲击国防部事件”。
当时，总参三部下属有一所军事院校，叫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早在1965年院校整风时，李天佑曾带工作组去过这个学院。1966年8月《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工作组被迫撤出学院，一些学生进京“上访”，冲击三部机关，并称李天佑是“学院黑帮的总后台”，要求他出面“回答问题”。
李天佑先后5次接见学生代表，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怪问题”。几天后，他又带领检查组前往学院，进一步了解运动的发展情况。在讲话中，他说：“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定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搞打、砸、抢。”
李天佑在学院睡了一觉，谁知第二天一早，学院的大操场上就出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天佑拉下马”和“打倒消防队长李天佑”的大幅标语，一幅李天佑拿着水龙头灭火的漫画贴在办公楼外最显眼的地方。1966年国庆节时，该院学生竟把“打倒消防队长李天佑”的大幅标语，贴到了天安门城楼下。
国庆节后，林彪以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紧急指示》后，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涌现出“革命造反团”(简称“革团”)、“红色造反联络总站”、“革命联络总站”等三大造反派组织，并且开始进京串联。
10月26日上午，“革团”的15名学生又闯进总参“文革”办公室，要求和李天佑“辩论”，结果，李天佑不得不连续两次接见他们，反复进行解释。
这时，社会上又刮起一股抢“黑材料”的风。“新风”一起，“革团”只好留下“精干小分队”继续占据国防部南门警卫室，“大部队”则返回学院，索要所谓“黑材料”。一回学院，他们强行砸开保密室的门，殴打前来劝阻的警卫战士，引起冲突，导致双方人员都受轻伤。这便是所谓的“10·31事件”。
此事一出，“革团”转而进京告状，声称学院派兵“打学生”，要求总参党委和“文革”办公室惩办策划者，追查后台，交出“黑材料”，进行验伤;并且提出要4名“受伤”学生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11月3日毛主席的接见，如不答应，就“抬着受伤的同志到天安门示威”。
当时，李天佑已获知“10·31事件”真相，并组织调查组，学院两方派代表参加，实地调查。最后，“革团”不得不承认是他们一方先挑起事端，“理亏在先”。
可是，“中央文革”却不等调查组返回北京，就对“10·31事件”作出处理：学院负责保卫、保密室工作的3位同志停职反省;“革团”代表上观礼台参加毛主席接见，并对“受伤”的学生赠送镀金毛主席像章。
红卫兵冲击国防部：踩着士兵头跳进大院
由于得到“中央文革”的庇护和怂恿，“革团”又串联起几个全国有名的造反组织，策划更大的行动。
11月9日上午，造反派联合召开所谓的“控诉、批判、誓师大会”，并以《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血腥镇压》为题，把炮制的“10·31事件”铅印几千份传单，在全国各地散发张贴。
可他们印刷几千份传单后，囊中羞涩了，又向总参“文革”办公室提出3项要求：一、提供经费;二、提供会场、通信联络保障;三、“代印”传单1万份。这些荒谬的要求遭到了拒绝。11月7日下午，“革团”代表提出，要李天佑于当晚6时前答复，在答复之前，1000多人聚集在国防部南门口进行“示威”。
与此同时，他们在国防部大门外架起高音喇叭，对着里面，不断地高喊口号，“通牒”李天佑和王新亭副总长出来见面。晚10时，总参党委经过开会研究后，向造反派通告：不许开大会。
于是，造反派开始强行冲击国防部大门。为了越过警卫战士手挽手组成的十几道人墙，他们找来木板，架到战士们头上作跳板，最后用木板撞开警卫室的门窗，然后，500余人冲进国防部，在大院里静坐，并拦截汽车……这一闹，直到第二日晚上6点多才离开。
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军委和一些老帅的重视。中央军委两次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来京人员大会，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老帅分别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强调军队要保持稳定，对“文革”出现的一些错误现象提出了直截了当的、尖锐的批评，几位老帅的讲话，在师生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也给一些头脑发热的青年学生泼了冷水。
震惊国内外的“冲击国防部事件”，经过一个多月的喧嚣，总算落幕了。
【附录】冲击国防部事件后，老帅出面“泼冷水”
在得知学生冲入国防部大楼的消息后，周总理当即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叶剑英、肖华、刘志坚开会，要“中央文革小组”也派人参加，研究如何处理。但“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对周恩来的通知置若罔闻。
周恩来同叶剑英等开会，议出了5条处理意见。大意是重申国防部是重点保护目标，是不允许冲击的;所有冲入国防部大院的学生应立即退出大院，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学生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派代表协商解决;冲进大院的学生要写出书面检讨，保证今后不再重犯这样的错误。
陈伯达、张春桥等又耍了一个花招。就在周恩来正召集会议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来到学生中间。陈伯达写了一张要求军队首长接见的条子交给学生，说：“出了问题，唯我陈伯达是问。”
陈伯达此举，实际上是给军队院校的群众组织开了一张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内老帅和各总部、军兵种首长的“许可证”。有了中央文革这把“大红伞”做后盾，造反派更是有恃无恐。
鉴于军队院校的红卫兵来京串联人数越积越多，而他们又强烈要求军委首长接见，不见不走的情况，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建议，准备召开一次军队院校来京师生大会，请周恩来、陶铸和几位老帅接见一下，讲讲话。这一来是为了让这些学生早点回到原单位去，二是强调一下军队不能乱，讲一讲政策。周恩来表示同意，并答应出席接见。
11月13日和29日，周恩来、陶铸和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在北京东郊工人体育场两次接见军事院校来京师生10万余人。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等4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分别讲话，批评“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极左做法，强调军队不能乱。
几位老帅的讲话掷地有声，痛快淋漓。江青气急败坏地说：“他们讲的不对，是往革命群众头上泼冷水，是对文化大革命横加指责，品头论足。他们要向你们当面认错。”
造反派立即在街上贴出了大标语，指责军队“执行了一条自上而下的又粗又长又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陈毅、叶剑英的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必须批判。”
在“中央文革”一伙的支持、怂恿下，40多所军事院校部分来京学生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并发出通知，定于1967年1月5日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接受教育”。
周恩来得知军队院校学生要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判陈毅、叶剑英的消息后，在3日、4日两天内，三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的造反派代表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批判大会。造反派听从了周恩来的劝说，答应会议延期召开。至此，江青等人打倒陈毅、叶剑英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