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代中国的落后
鲁迅说过，中华文明的真正衰落就是因为这两次野蛮的异族入侵。这两个异族分别是元朝的蒙古族和清朝的满族。尤其在清朝政府统治期间，其腐朽的统治政策，使中国开始一步步落后于世界潮流。
关紧国门、禁海休船。明朝对接纳外国人、外国文化是开明的。利玛窦的活动就曾得到万历皇帝的鼓励。明朝末年，内忧外患，已成积贫积弱之势。崇祯皇帝为挽救明朝的颓败，对新鲜事物也采取开放态度，批准徐光启“以其新法相参较，开局修纂”历法，“指挥督造战炮”，并且下令再次开放了海禁。清朝政权与明朝相比带有保守性和封闭性。特别是在国内叛乱得到平息，边疆地区包括台湾实现统一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它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表现得更加明显。清朝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清朝实行闭关政策是因为妄自尊大和心怀恐惧。这种狭隘的防范心理，使清朝统治者不可能有开放的胸怀。清朝严厉的闭关政策，使中国自绝于世界大潮之外，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使中国未能开拓海外市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思想和文化上进行大规模的专制和愚民。清朝统治者为了独裁，对国民进行奴化教育。有几条禁令：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这明显地违反了近代国家文明发展必须的三大自由：言论、结社和出版的自由。《四库全书》的编纂中，清政府大批地毁灭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和不利于殖民统治的书籍，对中华文化造成极大的破坏。文字狱就是为了压制汉人的反抗的最外化的表现。在文字狱恐怖下，汉人学者退回故纸堆中搞起考据训怙来。以至于，在清朝独裁的268年漫长时间中，中国没有一个真正意上的思想家出现。八股取士的政策，更是清朝政府对汉人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压制破坏。明中后期，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逐步发展起来，人的自主意识增长。心学提倡自我，蔑视权威，提倡社会相对平等。传统的价值观念、教条受到挑战。士大夫主体意识高涨，他们集会结社，强烈要求参与政治。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在一些领域的领先地位，也开始了一个“东学西渐”的过程。清朝的入主中原后，并没有按明代后期社会发展的轨道继续前进，相反，它加固了旧制度、旧思想。旧制度得以维系和延续，新事物的萌芽、鲜活的思想和开放的态势均遭到扼杀。到乾隆朝，所谓“文治”达到鼎盛，思想禁锢也走向极致。清代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的朝代。
清朝统治者更多考虑的是巩固和维护自己的政治专权和经济寄生的优势地位。清朝出于民族专制的私心，不准汉人练习武功，严格限制火器发展，从而维持了游牧民族长于骑马射箭的军事优势。对火器的限制，使得中国在明朝末年依然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火器一度裹足不前。清朝入关后建立了部族的殖民统治，对汉人实施民族压迫，建立起经济上的寄生关系。整个满族就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少了生存压力的统治者必然滋生不思进取的惰性。当明治皇太后带头把自己的珠翠首饰捐献出来购买西方工业设备时，慈禧太后正在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迎接自己的六十大寿，沉迷于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当中国受到外来侵略时，清朝统治者的思路非常清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与强邻，不与家奴”。殖民寄生主义的后果就是统治者的不思进取和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衰落。政治上歧视和压迫，文化上愚弄和钳制，经济上掠夺和吸血，清朝统治这一系列的殖民行径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扼杀了华夏文明的生机。虽然在元朝和清朝客观上导致了民族大融合，中华民族付出的昂贵的代价是华夏文明发展
的速度被严重地延缓。
直到清朝末年世界列强的铁蹄踏入，汉民族在半封建半殖民多重蹂躏下终于萌发出资产阶级民族思潮。在这种迷茫的民族思潮中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横空出世，为民族、为中国的前途奔波奋斗不息，终于由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把腐朽的清朝政府推翻了，建立了倡导民主的资产阶级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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