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懋功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确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7月16日，红一军团和红八十九师一部攻占毛儿盖。几乎同时，红三、五、九军团也进至黑水和党坝地区。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也于7月10日到达上芦花，在这里筹备粮食，做过草地的准备工作，更重要的是等待张国焘率军北上，会攻松潘。
中央一直在等待张国焘，可是却迟迟等不来。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还在6月26日两河口会议时，他就打听中央红军的实力，当得知中央红军还不到三万人且武器装备不如红四方面军时，其个人野心顿时膨胀。
尽管他已补任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却仍不满足，一再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为达目的，他还背地里做了一些小动作，私下请聂荣臻、彭德怀吃饭。
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中回忆说：“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
此外，张国焘对遵义会议只检讨军事路线的错误，而不涉及政治路线的错误一直心存不满。他认为“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误，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他纠缠政治路线的实质，是依仗他人多枪多的优势，要挟中央，以全盘地推倒遵义会议，从而在组织上重新洗牌，实行权力的再分配。
舆论只是先导，在舆论不能奏效时，他便亮出了底牌。7月18日，陈昌浩致电中央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提出：“中(央)政(治)局决定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对此，以团结北上为重的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调整上层领导机构。在人事安排上，中央颇费了一番思量。
张闻天的夫人、时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后来回忆说：“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
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要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
就这样，中共中央决定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被增补为中革军委常委。中革军委通知两个方面军：“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两个方面军实行混编，组成五个纵队和一个支队，继续北进。
张国焘主张红军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中革军委采纳了这一主张。张却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中央考虑到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大计，接受了张的意见，于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的沙窝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最终没有采纳张国焘关于提升更多的原红四方面军的人进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张国焘满腹牢骚，回毛儿盖后又不愿北上了，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甘边远地区。他甚至要抽兵南下，出击扶边、理潘。
北上还是南下，张国焘为什么苦苦纠结?为什么他如此执意要南下呢?
对此朱德后来有过精确的分析，他说’：“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地去躲避战争……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
也就是这个时候，徐向前、陈昌浩下令右路军兵分两路，向北进发。经过六七天的艰难困苦的行军，右路军终于跨越险象环生的草地，到达班佑。右路军休整待命，等待着左路军向班佑集中。
但左路军“到阿坝时，张就变了，不要北上，要立即南下，并发电报要把北上的队伍调回南下(朱德语)”。在中央的一再催促和徐向前、陈昌浩的劝告下，张国焘才开始令左路军向班佑行动。东进至葛曲河时，他又突然变卦。
9月3日，他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共中央，以葛曲河水上涨，“不能徒涉和架桥”为由，再次赶回阿坝，仍然执意南下。9月9日，他致电陈昌浩，命其率右路军南下，电报上甚至有这样的语句：“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这封被叶剑英称之为“语气很强硬的电报”，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做出果断的决定。9月10日，中共中央在拉界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呼吁左路军“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张国焘听不进中央的劝告，反而将分裂活动越演越烈，甚至上演了仿效列宁成立第三国际、成立“临时中央”的闹剧。及至张部在川西百丈地区大败于刘湘川军，张国焘才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什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了……”
【来源：《名人传记》201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