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谈及袁世凯洪宪帝制开启的标志，筹安会的成立往往被视为最重要的时间节点，这在时人和后世的记载中多可寻绎。据记载，当1916年各省反对帝制声势急涨之时，袁世凯已开始与身边亲信几次密商取消帝制。就在发布退位申令的当口，袁氏几经犹豫反悔，诸妃、长子更是纷纷哭谏，吁请坚持到底。袁长子克定在最后的恳请书中，开首即言：“由筹安会发生以来，讫于今日，已历七阅月矣。”(许指严：《新华秘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161页)民初久处京师、对洪宪史事颇多闻见的革命元老刘成禺，在《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也多以筹安会的发生作为袁氏帝制活动大肆开始的标识。此外，曾担任袁世凯机要秘书的张一麐在为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所作的志语中，也以筹安会事起作为其洪宪帝制经历的开始(《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江东阿斗志)。
筹安会的缘起
因此可说，袁世凯洪宪帝制的由来也就是筹安会的起源。不过，记载追究袁世凯清末民初的称帝野心由来的正史、野史、秽史，以及各种掌故、笔记层出不穷。翻开这些记述，张一麐的记录最为笔者所相信。张氏自清末便担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深受亲信，但在袁世凯帝制最火热的关节，张氏一反众人的阿谀攀附，力劝袁氏勿跳火坑。加上张氏为人正直清醒、忠义双全，故其留下的种种笔记和回忆可以看作当时的实录。
袁世凯称帝
张氏作为亲历者，指出洪宪帝制的起源实在伏根甚久。在张氏的追溯中，首先被提及的是辛亥年冬，在南京临时政府派员北上迎袁世凯南下时发生的兵变，当日某公子(应即是袁克定)曾召集中下级军官欲夺清帝位，但被冯国璋所阻，此为初步试验。第二是癸丑之役，即二次革命时期，张勋属下曾欲劝张氏请愿大总统为大皇帝，为张喝止。第三在1915年9月，当国体争论激烈，参政院认定改变国体不合事宜之时，安徽倪嗣冲入京欲再效陈桥兵变事，拥戴袁氏称帝。的确，当二次革命民党溃败、领袖外逃之后，袁世凯周围攀龙附凤之徒纷然崛起(张一麐：《五十年来国事丛谈》《记筹安会始末》)。
后来列名筹安会的严复在帝制结束后不久与学生熊纯如的信中，回顾民初袁世凯往事云：“项城自辛亥出山以来，因缘际会，为众所推，遂亦予圣自雄，以为无两。自参众两院捣乱太过，于是救时之士，亦谓中国欲治，非强有力之中央政府不可。”严复所谓的“因缘际会”大抵正是张一麐所述的几次关节，因为即使如反对洪宪帝制的张氏也承认，辛亥和癸丑这两次称帝时机远远好于后来的洪宪帝制。
不过帝制运动还是直到1915年才开始有大的动静，而筹安会的发起，除大事件之外，还有小细节。有研究认为，在1915年解决对日问题后，投机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窥伺出袁世凯的隐衷，秘密呈请袁氏改行帝制，袁曾命长史夏寿田就商于杨度。袁氏本意是想由杨度做一居间人，幕后指挥徐佛苏等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团体，并网罗一些名流参加，借为帝制打下基础。又因为杨度自清末已入袁世凯之幕府，袁系的色彩太浓，袁氏本不愿其出面。可杨度却宁愿亲自出马，不愿做无名英雄。最后夏寿田转达极峰的意见，命杨氏联络当时知名之士研究帝制问题，于是就有了“筹安会六君子”，即由杨度领衔，加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共计六人(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二集，中国友谊出版社1992年版，56、57页)。
这所谓“筹安会六君子”，在当时筹安会宣言发布时(1915年8月14日)，其所排座次便是如此。而座次自有座次的道理，后来帝制取消时，追究帝制祸首也仅以为首的杨、孙二人入围。不过就后世的知名度而言，杨度为筹安会长，自不必在谈论此会时多言。严复为西学东传之渊薮，刘师培以古文考据著称，二人于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据极高地位。其余“六君子”中的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诸人，实则皆因辛亥年的革命而各有其历史地位，并非籍籍无名之辈，但究竟这几人在洪宪帝制期间扮演何种角色，尚可再加缕析。故本文以后几位参与洪宪帝制的活动为主要叙述主题，排比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