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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高旗
主讲人介绍： 高旗教授，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现任云南省委党校教授，在云南省党校工作的20余年，系统地讲授了9门课程，发表核心期刊文章7篇，专业论文65篇，合创专著8部，主编参编教程3部，同时主持参与省市的各种科研课题8项。
各位同学晚上好，今晚我们讲的主题是传统文化与道德修养，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大家应该都知道，食品饮料，万象丛生，像老皮鞋酸奶、毒胶囊、红牛添加门等等，这些事情频频发生，有毒有害的食品让公众谈食色变，人与人之间不信任感与日俱增，老人摔倒没有人扶，小月月事件让人心疼又困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冷漠？包括我们的教育，从小幼儿园老师就教我们的孩子不要吃陌生人的糖果，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在家里面给老人说陌生人的电话不要接，市区警务站贴着海报说陌生人搭讪不要理睬，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另一方面又抱怨人性冷漠、道德沦丧，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见死不救，另一方面又提醒亲朋好友遇到事情少出头、少出手，非常纠结。所以，在今天，道德就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违法犯罪也是道德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转型，在道德问题上有三个大的变化：
第一，2002年以后，市场化改革有了很大的进展，金钱至上的思潮也迅速泛滥，见利忘义的行为使得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普遍降低，社会学家给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画了一个金三角，三个角分别为权、钱、色，意思就是说，在今天这个社会上，你只要拥有其中一样，就能轻易的得到其他两样，立足于这个社会。那么除了这三项，还有没有其他的呢？良心、道德、法律、理想、追求该放在哪个位置呢？理想追求和道德良心的天平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平衡？
第二个转变，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不但改变了人们赖以生存的资源的配置方式，还冲击了人们的是非观，过去人们认为是正确的一些事情现在未必是对的，比如以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美德，但是今天却是违法，以前反对的现在反而要进行商榷，比如吃喝玩乐过去被看做资产阶级思想，被批判，而现在，我们把这作为旅游产业，拿来发展、提倡。法学家甚至说，“非法同居”这个词要废除，这个提法与我们国家的法治精神不相符，应该改为“无效婚姻”,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对公权的制约越来越强，对私权的宽容也逐渐增大，慢慢有了“隐私之权”的说法，有人认为，现在是不是百无禁忌、什么事都可以做了呢？是非的界限在哪里呢？很多人出现了道德上的迷茫，不知道该如何评判、如何选择。
第三，我们国家已经从熟人社会转到了陌生人社会，现在随着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耕时期那种传统的熟人社会已经向陌生人社会变迁了。到2010年底，全国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已经有20多个，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2000万，所以社会学家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陌生人社会。那么什么是陌生人社会呢？“陌生人社会”是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提出来的，他是这样刻画今天的陌生人社会的：我们打开罐头、包装，吃下去的是陌生人在遥远的地方制造、加工的食品，我们不知道这些加工者的名字，不知道他们的任何情况，我们现在住的、上课的房子也是陌生人建造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们生活中的很多时间都花在危险的、飞快运转的极其里面，比如说汽车、飞机、火车、电梯，所以我们也掌握在那些制造和运转机器的人手中。他又一段关于“陌生人社会”的经典描述：走在大街上，是陌生人在保护我们——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陌生人用我们的钱去投资。在市场经济中，商业活动打破了血缘、打破了地缘的界限，大多数人的生活界限已经越过了县、省，甚至出国留学，出国工作、生活都变得越来越平常了，社会也确实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社会，连电影都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应该说这已经成为了全民共识，大家都用戒备的眼神、怀疑的心态来对待陌生人，对于熟人社会那种信任的破坏，在市场经济的时候做生意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骗完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人家又不认识我。之后，90年代初期，大家都经商，这一套行不通了，大家就杀熟，进一步加剧杀熟的就是传销，传销就是以熟人为基础，当人们这种最基本、最稳定的关系遭到破坏以后，不信任就会成为人们的主要情感，传统的基于个人信任的力量就在这种大流中变得非常微薄，人的行为再也无法满足越来越大的时间差、空间差，于是社会就出现了刚才说的信任危机。前不久我在报纸上看到说，现在的中国，有五亿人住在城市里面，五亿人在流动，彼此之间互不相识，彼此陌生，结果就导致了信任缺失，我想包括现在的比较出名的大人物，和他联系的人估计也不会超过1000，像我们一般的普通人，能保持和200个人联系都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们说人口流动加剧了人际关系陌生化，信息技术的飞快发展加剧了陌生社会的形成，比如交通的发展，人们从这里到那里，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市场中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博弈，即使将来我们走入社会，到了单位，在市场上也要奉行理性计算、公平交易的原则，怎么样来协调转型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其实，新道德观的萌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历来搞经济的很多人都被伦理问题所吸引，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除了写了历经几百年而不衰的《国富论》以外，还写了《道德情操论》，马克思不朽的《资本论》中也有不少篇幅在讨论道德问题，恩格斯也专门讨论过道德的问题，怎么样认识、怎么样看待这些问题，这样的讨论将有利于我们更透彻的了解自己、反省自己，并看出我们应该从什么方向来修正自己的道德观念。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在当今社会包括大学生，我们的精神境界不仅需要法律的制衡，更需要道德的思考，按理说中国人最不缺少的就是人格修养，历代儒学都强调要修身为本，为什么到了今天人格修养反而出了那么多问题呢？丰衣足食、国泰民安，但人性并没有与之并驾齐驱，社会问题无非是心的问题，所谓心没有定理，没有根基，像浮萍一样漂浮。在社会这个汪洋大海之中，随波逐流，见利忘义、见钱眼开、见色忘友、弄虚作假，在这样的情况下，上这样的道德课，做这样的伦理训练，全世界都在搞，西方国家，像日本，全社会都在搞道德训练。
今天，我们这个问题从四个方面给大家做讲解：
第一，道德修养的时代要求。在这个问题我们主要聊一下官德，为什么要讲官德呢？在20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中，重德治、轻法治，重人伦、轻理性的主流思想，儒家伦理框定了一种行为方式、道德理念，上到皇帝，下到县上的小吏、普通百姓，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人们评价一个人首先道德就被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官员的道德取向，道德表现，不仅仅是他做人的问题，而且对整个社会具有强烈的示范和辐射作用，官就是人民的榜样，所以我们说“官德”是社会的一个风向标，在今天的社会，我们如何从事自己的信仰，建立一种高尚的社会道德，这的确是一个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任务。首先，从公权人员来说，不管你是不是为官者，反正你掌握了公权，就应该是大众的道德楷模，这是起表率作用的；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官员的面子代表了政府的里子，在不同的国家，虽然文化传统不同，但是对公权人员的道德要求都有共同的地方，这就难以取信于民，哪怕是我国，普通老百姓要做什么没人管，但是如果要做公众人物，就必须遵守，像桃色纠纷都不能有。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世界史老师和我们讲过，印度的甘地曾经说过有七件事情足以毁灭人类：没有道德观念的政治、没有责任感的享乐、不劳而获的财物、没有是非观的知识、不道德的生意、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牺牲的崇拜。所以我们说公权人员都应该是大众的道德楷模。我认为，在今天东西方都有一个共同的共识，那就是公权人员不仅是大众供养的，而且还代表大众维持社会的公正。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对她道德方面的要求或许比成就方面的要求还高。
第二，出以公心，是立法精神更是公权的道德境界。从今天的社会现状来看，不管是过去的中国还是当代的西方国家，官民矛盾都是一对最难调和的矛盾。从2008年，官民矛盾激化的一个后果便是恶性泄愤事件的频繁发生，和西方国家的这类案子不同，西方国家的这类案子更多的是具有一种反社会色彩，而我们国家多起泄愤事件都把矛头指向政府机关。的确有一些地方官员滥用公权，侵犯老百姓的人权、生命权、财产权，比如说群体事件，爆发比较频繁的房屋拆迁事件中，更多的应该是开发商和居民的矛盾，最后却转化为政府和居民的矛盾，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说，当事人希望通过上访，上网爆料，司法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的时候，有的地方政府竟然以诽谤、敲诈政府为名对他们进行跨省逮捕，最后干脆把他们作为精神病关到精神病院里面去，这种蛮横不讲理的做法击穿了为政者的伦理底线，严重的背离了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宗旨。最近访民“被精神病”这类事情像拆迁血案一样成了民众的心痛点。有些领导在任期内为了不出事、出政绩，甚至与一些利益集团瓜葛，以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和民心的离散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比如在政策制定上，他们为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他们就绑在一起，所以一出事他们就积极地站在开发商一边，动辄出动警察，开发商借机躲到政府的身后，开发部新闻发言人说，客观来说，绝大多数的群体事件是以民生为主的利益诉求，而不是有什么政治目的；绝大多数的群体事件是对基层干部作风执法偏差的质疑，而不是对政权的敌意；绝大部分的群体事件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呼声，而不是这些人要挑战党的领导；绝大多数的群体事件是非对抗性质的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有组织的反抗预谋。老百姓的要求并不高，他们无非是希望政府里面好官多一点，办事的时候公正一定，群众的利益多保护一点，让绝大多数人活的更有尊严一点，而这些事情在政府的职权内是可以解决的，矛盾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所以，中国学界对和谐社会的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研究院《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中，中国各阶层近10年来对获益最多的群体的排序中，有69.84％的官员，国家官员是近年来获益最多的社会群体，官员排在获益群体的首位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一些腐败现象的蔓延已经对政府公权人员的形象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表面来看，这些官员利用公权可以强制压下群众的不满，但是不能消除群众对政府的怨恨，周瑞金就说，到时候由谁来偿还这笔积累的民怨，政府是不会考虑这些问题的，但是他们会让社会主义制度来负责。
第三，只有党性卓越才能执政为民。今年是建党92年，我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崛起于工人农民之间，在没有枪杆子也没有硬靶子的情况下，是凭着对草根民生的深切同情，凭借着对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公开才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戴。海丰县大地主的儿子彭湃从日本留学回来，脱下西服，穿上大褂，放弃锦衣玉食，烧掉自己名下的地契，把土地分给穷人，才成立了我党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延年17岁，乔年14岁就独自到上海求学，经常冬天没有棉衣，夏天衣衫褴褛，和底层市民打成一片，常常帮年老体弱的车夫拉人力车，才成为了我党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老一代革命家对待上访民众的态度更是值得我们深思。有报道说大跃进后面的三年困难时期，有人跑到天安门去鸣冤，他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用百日点灯的激进方式，把自己用布裹起来，用火点着，提请中央政府重视老百姓被饿死的问题，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北京市市委书记不但没有把他投入监狱，还怕他回家乡受到迫害，让他到湖北区安居，国家主席刘少奇听完汇报以后，难过的久久说不出话，老一辈共产党员在治国理政的时候，尽管受到历史的局限，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他们面对人民疾苦的时候，露出来的赤字情怀仍然能让我们感动不已，所以，爱民、亲民、敬民是我们党获得群众拥戴从而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宝贵财富。在老一辈光辉榜样面前，把访民看做仇敌的这些官员相差何止是十万八千里，所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的形象和宗旨就是执政为民、以人为本，要达到这个目的，从严治党，廉政建设可以说是今天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也是维护干部形象极为重要的层面，社会主义建设从群体来讲是制度建设，从个人来说，就是道德的建设。那么什么叫道德？我们从概念上做一个梳理，关于道德，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解释，有人从哲学层面，也有人从伦理学的叫的阐释，到底什么叫道德？道德哲学家苏格拉底说：道德就是我们应当如何生活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从关系来看就是巩固群体和个体的关系。就是循“道”而“德”，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生活，使大家和谐相处。今天的道德就是自己生活的好，别人也生活的好，就是平均幸福指数最大化，道德的准则就是利人利己，损人利己就不道德，更严重的是违法乱纪，道德和法律是两个范畴，相互联系但不能相互取代，法律管的是人品的及格线，看一个人违法与否，道德管的是人品的高分段，看一个人高尚与否，康德说：法律调整人的外部关系，道德调整人的内在生活，两者是不能或缺的。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需要道德的支持和开辟路径的。在这些时候，怎么样才能做到胡锦涛同志说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习近平所讲的权为民所赋？
从伦理学来说，到底人性善还是人性恶，这是一个问题，小孩子会说，“人”最好写，一撇一捺就是，但是呢，人是非常复杂的，所以马克思才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要人生人身上的劣根性，对人身上的劣根性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才能真正克服人身上的弱点。西方的命题即圣经的命题，上帝创造了第一个男人亚当，亚当很寂寞，上帝就取下他的肋骨做成了夏娃，他们每天无事做，上帝就让他们去看守伊甸园，并嘱咐他们千万不能吃善恶树上的禁果，可是夏娃经不住诱惑偷吃了禁果，于是得到了性，就去勾引亚当，然后人类就如决堤的洪水般涌现，上帝知道后很生气，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并对后来的人们说，第一父亲和第一母亲犯下了罪恶，人类的产生本来就是有罪的。因为这个故事，西方人就相信人性恶，说人是“斯芬克斯”，埃及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像，说人的身上既有动物的兽性，又有神性，狮子的身子就说明有兽性，人面就说明有神性，有说我们人的脸是按照神的样子造的这种说法，意思就是说人的身上潜藏着两重性，当我们自我教育、自我定位的时候，人就更具有理性的色彩，就更像一个神，而当人类私欲膨胀，利欲熏心的时候，动物性盖过了神性，人就更像一只野兽，做一个符合神性和理性的人是需要不断地自我反省、自我提升的。又有说法说人是野兽到上帝之间的过渡，从道德上来看，人永远达不到上帝那种完美无缺的人格，但是人通过学习、修养、提高，却能避开野兽的恶习，但如果忽略了学习、修养、提高，人就会很容易的沦为野兽，这是西方人的观点。在我们中国，老一辈都读过《三字经》，里面头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儒家的观点，认为人性本善，那么人世间为什么会有恶呢？那是由于尘世间的欲望像灰尘一样蒙住了人的良知，蒙蔽了人善良的本性，而教育就可以扫除这些灰尘，儒家认为，用刑法制服人是口服心不服，只有用道德教育人才是口服心服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喜欢追随孔孟的这套说法，相信人性本善。对人的惩戒有两种方法，意思肉体上的制裁，即法律，另一个是精神上的教育，即道德，显然，对于人性善恶的理解就会影响纠正手段的偏差，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所以动不动就用法律来制裁人，而我国的古人相信人性本善，相信教育有无边的法力，可以使人改邪归正，法律是用来对付低下动物的，当然，我国古代也有法家代表，他们认为人性趋利，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西方人是不是真的相信人性本恶呢？可能不是，这只是一个信仰问题，完全不是一个真理问题，现在来讨论到底人性善还是人性恶，就像思考究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可能到最后也不会有什么结果。除了圣经的影响之外，一般说来，他们觉得选择一个事物，不一定有一个真实的前提，只要有用，假设一个前提就可以。历史表明，他们的想法的确有用。在今天，法制是一种很好的治理社会的手段，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人时常认为法制是一种恐吓、一种刺激。拿来对付那些死不改悔的、没有人性的坏蛋自然不在话下，同时也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法律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多余的。另外我们总以为外面的事物都可以认识，更何况来认识人自己内心的本性、本质，所以人们总会为人性善还是恶争个面红耳赤，好像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解决其他的问题。其实我们完全不必想出一个夏娃来，但是既然我们喜欢上了法制，假设一下人性的不完善或许是必要的。前面我们就提过我们不仅要了解人性的优点，还要尊重人性中不完善的地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为什么美国雷锋多，这是一个在美国生活留学了多年的中国人写的，他说在美国，深深地感到了国家在维护公共道德上的强大的作用，在美国并非每个人都是活雷锋，但是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互助是普遍的社会风气。他多次亲眼看到过交通事故或老人跌倒这样的事情，路人纷纷的跑过去询问是不是需要帮助，每个人都会掏出手机叫警察叫救护车，如此的事情使得社会道德就这样一点一滴的构建起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人，他说平心而论他并不是想说美国人的素质就比中国人高，他后来发现美国之所以有着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因为公共道德背后有强大的国家权威在作支撑，美国的法律体系里边就有普遍的所谓的仁慈萨玛利亚原则， 也是就是说做好事的人在紧急状态下救助他人对被救助者造成伤害那是免除一切法律责任，所以碰瓷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不是老人摔倒了你去扶他，他就揪住你把你告上法庭，如果你不能从各个方面拿出证据来，不仅一分钱拿不到还还要出出庭费。这说明了法制不仅是治国的手段，还是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人类不得已而为之的理性的选择，还是导向崇高的的途径，所以我对《新婚姻法》的修正案修改的哪些条款就理解了，为什么规定夫妻之间不忠诚是违法的，同时又规定捉奸是非法的，就是这个意思。攻击是肤浅的，排斥攻击也是简单的。到底什么是人，社会学家说，人是有欲望的高级动物。人有欲望当然不是坏事，欲望也是人类不断前进的巨大动力，欲望有两种，一个是正当的一个是不正当的，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正当要求和非正当要求的关系。有人说，一个好的政府就是能够最大限度的激发、满足人们的正当欲望，同时最大限度的遏制、消退人们的非正当欲望。一个优秀的大学生也应该最大限度地张扬、追求自己的正当欲望，最大限度的遏制、消退自己的非正当欲望，这就是修养。好比一部汽车，如果是一部好车，不仅发动机功能好，刹车也要灵，如果只有发动机，没有刹车，这个人虽然很厉害，但是非常危险。刹车就是道德、法制观、良心、党性、乃至宗教的制约。一个优秀的人的修养，就是发动机和刹车最佳的匹配值，为什么有的人锒铛入狱，有的人翻身落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懂的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社会的道德风气主流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当前的恶略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也做了一个规矩，世界的事情、国情、党情的变化的变化对党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是我们的党还有我们的社会，还面临着四个考验，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这四个考验都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我举个例子，比如外部环境的考验，美国的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就是由于道德问题引起的，次贷就是次级债，次级债就是原本没有资格买房的，财务报表不过关，家庭收入不够，税单也没有，贷款的时候要中介机构出证明，中介机构伪造各种证明，银行拿到这个资料之后，尽管认认真真的去审核，但是再审核也没有用，因为那是假的，因此还是把一万美元就借给了这个同学。美国的金融很发达，银行觉得把一万美元借出去就不好运作了，通过事业单位把这一万元分成十份再卖出去，为了保证这样做以后政府会不会把钱还给你，把一万美元分成10份保单，再卖出去。银行第一次贷，事业单位第二次贷，保险公司三次贷，外部政府可以去买，老百姓也可以去买。事实上金融学员在我们那儿办领导干部班告诉我，事实上金融市场复杂的多事实上金融市场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这些考验对我们来说都是难以回避的。
道德修养当中怎么提升我们的道德呢？最近几年，国内兴起了国学热，《道德经》《弟子规》到处都是，本来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大师季羡林，还被国人冠以国学大师的称号。逝世不久的南怀井先生更是以国学大师的身份让人们怀念，各种规模的国学研究会风起云涌。什么叫国学，事实上是不清楚的。如果说产生于中国的学问叫做国学，那么已经成为众多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明明是产生于印度，而今天甚至形成中国特色的众多的宗派，这些学问它是印度过来的，那算不算国学呢？1840年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变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注意的思想。这些东西算不算中国的学问，算不算中国的精神呢？这样来看，与其提国学不如提传统文化更为妥帖。
什么叫传统文化呢？我认为能传下来的祖宗遗产叫传统，不能传下来的只能叫历史。比如上古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吃的喝的很少，父母老了，就只能把父母丢到荒野去，任老人自生自灭，在今天这种行为肯定不能传承，这种行为只能是历史。又比如说古代中国妇女都要把脚裹成小脚，所谓三寸金莲，越小才觉得越好看，这类现象在中国只能是历史，而不能称为传统。当然了传下来的东西有精华有糟粕，不是所有传下来的都是好的。正如毛泽东过去所讲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批判的继承”。传统美德就是中国传统当中，民主精华当中的重要部分，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必须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我们中国的青年一代在传统美德的继承当中，在相当意义上担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责任的，所以在继承中扬弃，将传统美德作为道德修养的有益养料，提升我们的人格境界、进行人格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要怎么继承呢？去年8月13号，全国妇领老龄委、工作协调办、全国老龄办，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共同发布了新版的《二十四孝》。新二十四孝的行动标准其中包括：教父母学会上网，每周给父母打电话，时代的脚步在不断前进，我们对孝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既要继承又要创新。过去的孝，例如卧冰求鲤：想孝顺父母，给父母吃鱼，大冬天把衣服脱光用自己的体温把冰融化掉，把与鱼捞出来给父母吃。当然在今天没有一个人赞成，对身体不好。还有郭巨埋儿，为了给父母治病、孝顺父母把自己的儿子都活埋掉，在今天看来不仁道，也不可取。孝作为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无疑是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的。那么在今天怎样才算孝？传统的24孝，有些与当今的时代精神不相符，而有些带有神话色彩，还被赋予了传奇的意思，这种道德是高不可攀，因为高不可攀，众人不会去效仿。而新版的二十四孝，有学者说很多学者说是详尽琐碎还冠之以宏大标准，真是令人莫名的差异。很多学者都说难道只有这种标准才算孝吗？自选动作就不行吗？给父母剪发，不会剪把耳朵剪掉怎么办呢。古代二十四孝用故事的形式教人向善，而新版的二十四孝却以标准化的操作模式号令天下，这不一定行，父母不一定上网，为什么教会父母上网才算孝呢，这是需要思考的。不论是哪种孝，都要以现代文明的方式来体现才好。在生活当中，区分善恶是非的能力和学术研究当中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无论头脑多么清晰，如果缺乏道德观念是不会快乐的。所以实践道德所需要的是平凡的努力，现实生活中绞尽脑汁来判断善恶是非的大问题很少，我们一生能否遇到这样的问题都很难说，我们必须履行的职责大多不需要绞尽脑汁，靠常识就能够做出判断的。所以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还是要从我们人身最基础的地方做起，从人的建设的根基做起，从角色人基本的起点开始。
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可变的伦理角色这是我们做人的及格线，在座的各位同学，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场景当中，行为规范、言谈举止要求并不一样。比如说我，我有很多社会角色，在单位我是一个党的工作者、是老师，但是回家在我女儿面前我是母亲，周末回到母亲家我又成了女儿，在学生面前我是老师，我就要按师德规范中规中矩，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为人师表，春节去看老师，我不能在老师面前摆出教授的样子，我要像过去一样亲切、自然、恭敬，如果角色不对应，就行不通、就受人嫌，我能摸着女儿的头说，乖女儿你真乖，但是我不能摸着我妈的头说，乖妈，你真乖。是什么山就唱什么歌，在什么角色就要有相应的规范，错位了就很可笑。
有个劳改监狱有三句话，但是它几乎适用于所有的地方，这三句话是“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你来这里干什么”。我认识一个老总，他把这三句话换了三个代词，刻在了员工每天上班路过的镜子上，他把“你”换成了“我”，他说每个人都可以对应的进行思考，总经理、领班、服务员，来到了酒店，顾客就是上帝，顾客就是亲人，在上班的第一瞬间就要用对亲人、对上帝的态度对待所有的顾客，角色对应准确了，你的态度就会和蔼，你的笑容就会亲切，企业的形象就会良好。我们常常说，要有家庭美德、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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