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年间 清朝康熙年间的物价水平是怎么样的?

清朝康熙年间 清朝康熙年间的物价水平是怎么样的?
    一文钱,能派什么用场?相信大多数读者对此是没有概念的。即使有概念,也是读了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在成亨酒店曲尺形柜台上排出九文大钱,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那一文钱,能派什么用场呢?还不够买半碗酒或半碟茴香豆的。但康熙时代的一文钱,请别小看,还真能救救穷人的急。据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以一文钱到康熙年间的酱园店,可以买酱醋油酒各一碗,谓之“四碗一文”。这是什么价钱?几乎就是白送了。与此相应的,是康熙时代的米价,最低的时候,二文钱可以买一升。一升米,一斤半。够升斗小民开灶升火了。    当然,康熙时代并不都是这样的低物价。康熙年间的自然灾害还是蛮多的,一有天灾,物价就上去了。自然灾害的发生发展与社会功能有关。社会功能差,自然灾害就多。元朝的社会功能极差,所以元朝的自然灾害极多,一个接一个,明朝末年,也是类同。即使没有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自然灾害,加上北方地区的瘟疫,已经把崇祯皇帝搞得焦头烂额,明王朝的国力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康熙初年,也不乐观。水灾,连年的遭灾,江南还发生痢疾,十家九病,民间献神化纸送鬼神,此来彼往。松江府的疫情极大,棺材店货源断档,有人死了六七日还买不到棺材下葬。    一直熬到康熙八年,情况才好一点,收成不错,米价应声回落到七钱银子一石(150斤),也就是一升米六文钱左右,相当低了。对照雍正、乾隆年间的平均一两银子一石米,是绝对的低。康熙在位61年,七钱银子一石米,是他统治期间的平均米价。    影响康熙年间物价的因素除了自然灾害和疫病外,还有其他的政治原因,而且是清朝建国初期所无法回避的。如康熙初平定李白成余部的战斗,与南明小朝廷的战斗,还算是小的开销。康熙十二年开始的平定三藩的战争,前后八年。然后是对台港以及西北用兵,那是大开销了,都要耗费大量钱财。“三藩”之乱,反映在国家金融上,银特别的贵了,钱特别的贱了。按正常的银钱兑换比例,一两银子应该兑换一千文铜钱。受市场物价的波动,上下浮动一点都是正常的。打仗了,而且打的是改朝换代的仗,社会心理受到颠覆,1000文铜钱只能换银五钱、四钱、甚至三钱,老百姓都把银子藏起来,静观时局的变化。市面上的康熙通宝变得不那么值钱,物价腾腾腾的就上去了。    但这段时间不长,康熙皇帝在随后的四十年中,表达和维持了一个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社会消费崇尚节俭的政治理想。康熙初年,有一名出生在比利时的耶酥会传教士叫鲁日满的,在常熟、苏州、松江、上海等地布道,他是一个极细心的人,留下了一本从康熙13年到康熙15年的账本,很有意思。从很多生活细节上,告诉了我们苏州一带的生活水准和人情习俗。    鲁日满先生是用英制的“磅”来记账的:“买3磅牛肉:130文。买一磅糖:80文。买一磅面粉:13文。买一磅羊肉:55文”。为了阅读与比较的方便,我将英制的磅,根据“一磅十二两”的比例,折算成中国的斤两。换算的结果是这样的:    牛肉:58文一斤;糖:100文一斤,面粉:18文一斤;羊肉:73文一斤。    但我们仍摸不着头脑,究竟是便宜还是贵了?幸好,他还记录了优质大米的价格,我们就有办法测算出康熙年间的真正物价来。有一次,传教士买了5斗优质大米,作为一份救济品,共花了他0.45两银子。这一年,一两银子高的时候能兑1771文,低的时候也能兑1637文,笔者取一组七个兑率的平均值,是为1680文。所以这位传教士买了5斗优质大米,也就是75斤,相当于花了756文钱,平均一斤大米为10文钱。    这样,就可以换算了。康熙十四年的牛肉价格相当于6斤优质大米,按现今优质大米为每斤2.0元计算,可以得知,康熙时代苏州人消费的牛肉为12元人民币一斤。糖:20元一斤;面粉:3.6元一斤,羊肉:15元一斤。    可见,在平定“三藩”之乱最紧张的康熙十四年,苏州常熟的荤食品也真的不算便宜,甚至有点贵,很有人吃不起。或者因为贵而舍不得吃。所以,传教士鲁日满先生在他的账本里留下了一句观察家言:普通中国人的饮食只包括三种食品:豆腐、香菜(及各种蔬菜)和大米。由于鲁日满先生常年在苏松地区布道,所以,他的视野所及,是江南最富裕地区老百姓的饮食,实在是很清贫加清苦的。    笔者相信鲁日满先生的观察是基本正确的,因为吃不起荤食的显然不仅仅是普通中国人。譬如,贵为江苏一省之长的江苏巡抚汤斌,就是出名的“汤豆腐”。    汤斌是康熙二十三年接到这项任命的。这时,年轻的康熙皇帝刚刚解决了他政治生活中的两大难题:撤藩和台湾回归,心情真是好极了。将汤斌派到江苏,是康熙钦点的。觉得他操守好,是清廉之臣。    一个江苏巡抚,能有多少收入?130两。这是一年的收入,月进账还不到11两。按上文一两银子兑换1680文计算,一天的花销仅为区区六百文。按这样的收入,汤斌先生要学会许多节省开支的办法,譬如计划生育,譬如不赡养老人,譬如老婆做做女红或出去打工,等等。汤斌吃的野荠菜,就是他夫人在野外挑的。因此,汤斌吃野荠菜烧豆腐羹,并不是作秀。文官不爱钱,先要学会吃豆腐。汤斌死后,囊中仅有纹银八两,连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到。所以,做清官,并不容易。    关于清朝官员的低收入,曾在朝堂引起一场大争论,蒋良骐氏的《东华录》有记载。康熙是很有点理想主义的皇上,他寄希望于意识形态,他希望有一批品行好的官员来帮助他治理这个国家,他觉得读书人总是懂道理的,对文人很厚爱。但现实总告诉他,文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文人一旦龌龊起来,比一般人更龌龊。康熙所极力推崇的道学,后来成为官场笑话:“假道学”。他堆筑的用人理念和用人政策,在他死后,被雍正推倒了。雍正是很务实的,他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中,最懂经济的一位皇上。他破天荒地建立了养廉制度,将各级衙门中费尽脑筋组织的非正常收入干脆公开化、制度化。养廉的另一个意思是,别偷偷摸摸地搞钱。像汤斌这样的江苏巡抚,在雍正年代,养廉可拿到二万。即便是做清官,也不那么难受了。康熙年代的苏州平民能挣多少?根据康熙年间的翰林院编修查慎行的《南斋日记》:“付轿夫七月工食文银四两”。轿夫为四人,于是我们得知,轿夫的月工资是一两。但轿夫有活络铜钱,往往送主人赴宴,请客的东家照例要留饭,或付给饭金。与现在社会是一脉相承的。    康熙年代苏州织造衙门里的一个熟练织工的月工资是一两四钱银子,另还有每月四斗米的实物口粮,这是工人中的最高等级的收入了。苏州织造衙门不免与太监打交道。太监的收入是最低的二两,最高的每月八两。    康熙年代苏州的一名家庭纺织女工大约一天可挣五六十文钱,按一个月计算,大致也是一两上下。如果是家庭纺纱,收入就要少一点,大致在二三十文左右。如果开开夜工,也能收入五十文,那要熬夜了。五十文一天,大致可以养活一家四口,当然是养活,就像传教士鲁日满先生所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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