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父子夺取曹家政权,同曹操父子最大不同之处,是司马氏着重于对内诛锄异己,而对外还无赫赫的功业。他们诛锄异己,手段也够惨毒。司马懿诛曹爽,共诛灭曹爽和曹义、曹训、何晏、丁谧等八族;跟着嘉平三年又诛杀王凌和楚王彪;正元元年,司马师再诛灭夏侯玄、李丰等;正元二年又杀毋丘俭;甘露三年司马昭再杀诸葛诞;景元元年更杀了皇帝曹髦;再过两年,连嵇康、吕安都杀了。每次杀人,都是夷及家族,死人无数。这样,曹魏的新兴贵族,凡不是投靠司马氏的,几乎都一网打尽了。
这当然是有一套深远秘密计划的,目的是扫除取代曹魏政权的障碍。
到了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昭认为应该对外显示一下军威了。虽说目的是树立威望,也不过希望打一两场胜仗,便算满意。谁知蜀国竟灭亡得这样快,而蜀国灭亡,却又造成邓艾、钟会二人的空前声望,这和司马昭的初意就大不一样了。
一般人都以为钟会、邓艾灭蜀以后,自己蓄意造反;或者像《演义》说的,是姜维挑动钟会造反,这是一种表面看法。其实,钟、邓之死,恰是司马昭最后一个大阴谋。
不难设想,司马昭处心积虑取代曹魏,是最怕别人的功劳凌驾自己的,钟、邓一举灭了蜀国,威名大震,在司马昭看来,简直是对自己地位的威胁。邓艾、钟会虽说是司马昭的亲信人物,但司马氏又何尝不是曹氏的亲信呢?何况邓、钟二人,一个是在淮河流域树立了相当威望、一个是参加过司马氏的机密、深知内情,这两人如果一旦联结起来对付自己,或者就地起兵反对自己,岂不成了心腹大患!
这是蜀国迅速灭亡以后摆在司马昭面前的大问题。
司马昭也是够阴险毒辣的,他周密计算了一下,知道钟、邓二人既有互相勾结的可能,又有彼此敌对互相残杀的可能。假如向二人一齐发动打击,他二人一定来个联合应付;但是这两个人各自称功逞能,又可以分化瓦解。于是司马昭就运用分化瓦解的手段,实行逐个击破。
司马昭的第一着是压抑钟会而提高邓艾。他晋升邓艾为太尉,增邑二万户。而钟会只是晋为司徒,增邑万户。邓艾自是洋洋得意,钟会却恼火而妒嫉了。于是两人的联合便没有可能。
当钟会愤愤不平的时候,司马昭第二着又来了。他的心腹卫瓘以监军的身份随军到了西蜀。这个卫瓘实际上是奉命对钟、邓二人进行监视的。他在钟会和邓艾二人之间,耍了哪些诡计,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自然不清楚;但是也有蛛丝马迹可寻。因为钟会、胡烈等人密千邓艾企图作反时,卫瓘就在钟会军中;又是他带了司马昭的手令去收捕邓艾的。卫瓘的阴谋,不言可知。
钟会这人,正因一向诡计多端,他也许猜到了司马昭的阴谋,故意加以利用;也许是利欲薰心,不暇作长远考虑;居然仿效邓艾的字迹,向朝廷发出措辞傲慢的表报文书,以证实邓艾的不臣之心;又仿效司马昭的字迹,写了些使邓艾大起疑心的信件。这一来,钟会、邓艾便完全对立。
司马昭两步棋都已获得成功,于是再走第三步,硬指邓艾企图造反,下令槛车邓艾(把邓艾囚禁送回京都),先去了一个心腹大患;但又给钟会一个甜头,先稳住他,所以又下令钟会进军成都,接收邓艾所部人马。
钟会也不是呆鸟,他也要借刀杀人,便叫卫瓘先带几十个随从,奉着诏书,拘捕邓艾,自己则亲率大军随后出发。
卫瓘何尝不知道此行非常危险,却又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进入成都。幸而邓艾并非成心造反,他手下的人听说司马昭来了手令,也不敢反抗,卫瓘总算顺利完成了任务。
钟会进入成都,摆在他眼前就唯有两条路了;要么跟随邓艾之后,束手就擒,要么马上起来造反,第三条路是没有的。他认为,自己手上握有近二十万大军,还有蜀国的将领军士,合起来也是一股庞大力量。自己甘愿做“狡兔死,走狗烹”的韩信呢?还是死里求生,干脆割据一方呢?
看来,姜维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决定性作用,钟会终于走上第二条路了。然而,阴险狡猾的司马昭料定钟会必反。当钟会进入成都,还未站稳脚跟的时候,司马昭已经亲率十余万大军,紧紧追蹑在钟会之后了。
他的布置也够严密。首先命令亲信走狗贾充带万余人由长安入斜谷,严行监视;自己则挟持皇帝曹奂,以十万大军进驻长安;还怕曹魏的宗室旧族乘机在内部起事,又派得力干将山涛为行军司马,坐镇邺城。这一布置,明显地是下了决心同钟会周旋到底了。
钟会本来也有他的如意算盘。他对姜维说:“蜀兵可以作先锋,攻占长安以后,便可分兵两路,一路由渭水直趋孟津,一路由潼关东下,水陆会师洛阳,天下事就可定了。”
然而事情却不出司马昭所料:“夫蜀已破亡,遗民震恐,不足与共图事;中国(魏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造反)也。”确实如此,所以钟会才一动作,内部便已先自扰乱,失败之快,出乎他的想象之外。
或者以为钟、邓二人既有功于司马氏,如果不是成心作反,司马昭是不会杀他们的,不知道正因二人立了大功,所谓“功高震主”,被杀的机会更大。邓艾本是司马氏的忠顺奴才。曾在淮水一带开渠灌田,积储军粮,使军士屯田,替司马氏树立浑厚势力;又在司马师讨伐毋丘俭、文钦时,立下汗马功劳。钟会则是司马氏的智囊团人物,镇压毋丘俭、文钦,赖钟会策划定计为多;后来杀诸葛诞,杀嵇康、吕安,也有他的密谋。《三国志》说他“从典知密事”,“寿春之破,会谋居多,时人谓之子房(张良)”。其后虽在外司,司马氏的“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意即参与机密)。
既然如此,司马氏为什么必须杀他们呢?前已说过,一则这二人“功高震主”,司马昭害怕此后驾驭不住。二则司马昭的秘密实在给两人知道得太多了,尤其是钟会,他长期是智囊团里的人物,司马氏如何玩弄阴谋,如何剪除异己,如何处心积虑篡夺政权,钟会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这也就构成非杀不可的条件。试看钟会被杀之后,和钟会对立、本人又无明显反迹的邓艾,既已束身受办,为什么还要杀了?如果说邓艾之死是卫瓘嗾使田续复仇之故,并非司马昭要杀他,那么事后何不治卫瓘擅杀之罪,反倒连邓艾在洛阳的几个儿子也一并杀了,妻子及孙都发到西域充军。
封建时代的史官都认为钟、邓二人真的造反,这实在是不公平的。正如说魏延存心造反一样,钟、邓之死也是三国时代一场冤案。
不过司马家族虽然无底线,无道德,但自己的下场也很惨,司马懿在杀了王凌以后不久便死,司马师也是在杀了毋丘俭以后不久才死。恶人自有恶报。
司马师所执掌的大权,入于司马昭之手。而司马昭也在杀了诸葛诞及钟会以后就死了,而他们的王朝也仅仅延续数十年。作者:七面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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