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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人想制造一个“庶人不议”的社会环境。《论语》曾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反过来推论，“庶人不议”似乎就能让民众感到“天下有道”了。只是这些人使用的手段往往非常不堪。靠管制与牢狱来制造一个“庶人不议”的社会，不知孔老夫子知道了，会作怎样的评价。
对“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一句，康有为有趣，注解《论语》时，硬是删去了一个“不”字，认为天下有道，庶人也要“议”，这里的“议”指的是西方议会制。于是在康有为笔下，孔子便成了倡导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者。
康有为
至少在汉代，孔子还被看作一个伟大的社会批判者。从《史记》司马迁的自序中可以看出，他用了大段的笔墨来说孔子为何作《春秋》。司马迁认为《春秋》可以“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他把《春秋》看作有史以来最为系统的一部社会批判之书。从司马迁的这个认识能发现，汉代的学者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对他们来说“贬天子”才是真正需要学者去做的事。
司马迁论《春秋》，有一句评语至关重要：“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在《春秋》中，被弑杀的君王有三十六人，遭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其中蕴藏的春秋大义，无疑值得历代执政者借鉴。司马迁引用《易传》中的话说，“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弑来杀去，都是长期积累起来的情绪，并非偶然。所以司马迁认为，无论“有国者”，还是“为人臣者”，都不能不读《春秋》。
所谓读《春秋》，就是要读出《春秋》中的社会批判意识。到宋儒复兴，范仲淹、王安石等儒者依然有“以天下为自任”的意识，即使为官，也保持着一个学者独立的人格，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批判者与文化价值的维护者。
今天大陆很多学者的行为，很容易让人想到清代文字狱罗网强大时的情形，儒学家们似乎大多丧失了审视历史和现实的勇气，思想异端与社会批判者也明显少了许多。一些大师级的学者，都拖着小辫子钻进古纸堆，搞起了繁琐而无用的考据。这种“学术”方式倒是与今天的学界有几分相似。思想与精神死了，只剩下空洞的“学术”在作无用的呻吟。连诗人们也愿“醉入花丛宿”，作莺歌燕舞的歌颂者，即使有梁鸿《五噫歌》这样针砭时弊的作品，也极难传播到民众中去。
孔子说“庶人不议”的言下之意是，天下无道之时，庶民自然会议论纷纷。但他肯定没想到的是，“庶人不议”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让庶人议。那个年代控制言论的手段显然要拙劣多了。
孔子
写到这里，我想起民国《自由谈》编辑启事中的一句名言：“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鲁迅当年对那些风月文豪摇头晃脑的高兴，很不以为然，于是鲁迅便开始了“准风月谈”。而鲁迅想到的风月，却首先是“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所以鲁迅谈风月，还是谈出了乱子，别人以为他是要主张“杀人放火”，其实鲁迅无非是想谈谈国事而已。
如今 “风月文豪”是越来越来多了，而大多数学者连“准风月”，也不大敢谈了。无论月黑杀人也好，风高放火也罢，只要与他们的学术与科研经费没有关联，他们往往装作视若无睹。至于像嵇康那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奏《广陵散》；或像谭嗣同就义前高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豪迈之言的学者，看来更是不大会有的。
庶人不议了，风月文豪也满地都是，“准风月”的事在民间却越来越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