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十一、脸面问题
1974年2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农林部部长沙风、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刘光涛、省委书记张林池等领导同志视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六团十六连时与知青合影
1970年10月5日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结束之后，学大寨运动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以每年数十万的规模如潮水般地涌向大寨，记者们更是蜂拥而至。偏偏天不作美。
1972年春，一场百年难得一见的长达十七个月的大旱降临昔阳。这天陈永贵从外边回来，一路上观察着路旁的庄稼，发现缺苗断垄的现象十分严重。回到大寨后他上地转了一圈，见大寨的地里也有不少缺苗断垄的地方。他把贾承让和郭凤莲等大队支委召到一块训了一通。“骄傲自满么！”陈永贵说，“墒情不好，为什么不早动手？早耙早搂保墒保苗也不懂哩？为什么不早想办法？”训够了大寨党支委，陈永贵吩咐道：“你们写个申请，要求县委通报批评！”按全县的平均标准衡量，大寨的缺苗断垄算是轻的。
可是陈永贵善于抓反面典型，他就把大寨当作反面典型抓了一回。他下令在全县通报批评大寨，并且组织了一次现场会，让全县的干部到大寨去看。
这一手先拿自己开刀的敲山震虎果然厉害，各公社的书记像火烧眉毛一般地行动起来抓全苗，男女老少担着水桶移栽补种，地里的苗基本算是补上了，大寨更是补得一棵不缺。尽管如此，这一年由于旱情太重，昔阳的粮食总产量还是比1971年下降了将近40%，全国第一个大寨县似乎丢了大脸。
1973年春天继续干旱。虎头山上干得冒烟，偏偏大寨的输电线路又出了毛病，水泵转不起来。那些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参观者却照样络绎不绝，简直像专门来看大寨的笑话。陈永贵心里有气就爱喝酒，喝了酒脾气也就愈发地大。他骂道：“像这些死不死，活不活的庄稼，还有他妈的脸叫人家参观！咳！”这天他在和顺喝了一斤半酒，回到大寨又陪着客人喝了半斤。送走客人，陈永贵的酒劲上来了。他问大队科研组组长高玉良：“电上来没？”“没？”陈永贵抡起拳头，叭地一声把办公桌上的厚玻璃砸了个粉碎。“你说那水上不了山是没有电，”陈永贵红着眼问道，“怎么，那电还长着腿哩？看你的面子哩？它知道天旱了，自己给你送上股水去浇地？啊？你去问问那电，长腿没长腿？”
高玉良年轻，挨了一通训，不由得上了火，一转身就走了。陈永贵还没出够气，又把电工召来了训了一顿。高玉良赌气回家找了个手电筒，带上钳子改锥，半夜三更地就上了山。说来也怪，大白天怎么查也查不出毛病来，高玉良深更半夜打着手电筒愣查出来了。他修好了线路，只觉得又饿又困，找个坟堆靠上歇会儿，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陈永贵的酒醒了。他找到会计，掏出十块钱：“昨天砸了块玻璃，我赔。给我下帐，”听说水上来了，陈永贵一喜，想找高玉良说几句好话，找来找去却找不着人。
陈永贵问高玉良的老婆：“玉良昨天黑夜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呀？不是开会？”高玉良的老婆说。陈永贵笑道：“一黑夜你也不去找找？人丢了你不急？”这年春天，陈永贵督着全县抗旱抗保苗，全部车辆出动往地里运水，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担水点种，号称“千里百担一亩苗”，苦干了一个月，硬是把二十万亩玉米百分之百地种满种严了。与此同时，全县的水利工程纷纷上马，捷报频传。陈永贵喜道：“天大旱，人大干。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他给中央写了封信，汇报昔阳人民抗旱的情况。
这年中国旱象严重，报纸和电台立刻抓住昔阳大做文章，“天大旱人大干”喊遍了全国，昔阳人民的英雄业绩宣传得几乎人人皆知。四月，周恩来总理陪同墨同哥总统埃切维里亚访问大寨，一下车周恩来就对前来陪客的山西省和晋中地区的领导说：“天大旱，人大干，我将你们一军，你们要学昔阳呀！”
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对陈永贵颇不以为然，但在总理面前也只能连连点头称是。1973年立夏时节，天终于下了场透雨。昔阳的庄稼一下子窜起来了，漫山遍野一片郁郁葱葱。1973年9月，陈永贵参加十大归来，跑遍了全县二十个公社，满心欢喜地评论道：“今年比七一年可能还要好，最低也能顶住一个七一年。”
陈永贵在9月21日的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说：“今年大旱的时候，我向中央写过报告，说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这在全国反响很大。春天和夏天是两个没有见过，秋天怎么样呀？一定是没有见过的大增产。”
于是报纸和电台立刻就嚷嚷开了：“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没见过的大丰收。”陈永贵成功地把新闻界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抓住不放。可是老天爷似乎成心要跟陈永贵过不去，庄稼正在灌浆的时候，天又没完没了地下起雨来。“正在灌浆上籽，来了个涝！”陈永贵说：“这一涝，造成了籽粒不饱，份量轻。”庄稼上场了，陈永贵在张怀英的陪同下看粮食灌包，往年一麻袋能装二百斤玉米，今年一麻袋照样是鼓鼓的，一秤只有一百八。玉米粒没份量。
结果，1973年的实际产量与大减产的1972年差不多，比“最低也能顶住”的1971年少了将近40%。“没见过的大丰收”眼瞅着就要成为“没见过的大吹牛”。陈永贵丢不起这个脸，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硬把当年的粮食总产量一亿四百九十万斤说成两亿三千九百万斤，比大丰收的1971年还高出三百万斤，虚报8979斤，相当于1967年以前昔阳一年的粮食产量。
一天陈永贵和县委里的几位老熟人一块吃饭，陈永贵对王富元叹道：“看起来当劳模光荣，可是当劳模的内心的苦头，人可不知道哩。天大旱人大干，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没见过的大丰收，最后你还不得来个秋后大卖粮！”
号称多打了粮食就只好多卖粮。这一年，昔阳吐血大卖粮。陈永贵下令给国家的粮食不仅不能少卖，还得像真的获得大丰收那样超额完成售粮任务。于是，昔阳把多年积攒起来的1419万斤储备粮全部挖空，又把社员的口粮从520斤压到460斤，同时猛砍饲料粮，勒紧腰带硬是售粮5001万斤，超过包购任务2500万斤。
陈永贵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么？他知道得太清楚了。他不仅知道这么做对农民的影响，连对猪的影响他都知道。“那么多的工程，那么繁重的任务，这四百六恐怕也还不行的吧！哪还有猪饲料哩？”
陈永贵说。他知道这么一来最苦的是昔阳的老百姓，他们吃不饱，又无粮养猪，收入也难免下降。但是他坚持这么做。他说：“报道早就报出去了，这一报道，全国都知道了。”陈永贵在同一场合还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赌气，不过他不肯讲赌的是什么气。“现在不讲，”
陈永贵说，“那也是打怨气，生了气，赌气来，才那么样搞了一下。”
当时山西的派性斗争正酣，另一派正在“抬西沟压大寨”，哄着本派的著名劳模李顺达弄虚作假，想在粮食产量上压陈永贵一头。这个背景也许能够解释陈永贵赌气的由来。
有了1973年的虚报，昔阳第二年不得不继续虚报。
1975年陈永贵在一次会上这样谈到1974年的粮食产量：“去年的产量谁也闹不清，这个数只有县委有数。去年是往起补前年的空哩，前年给挖了老底了，把储备粮都挖了，不往起补倒咋呀。所以说去年的产量是也真也不真。
说上边这番话的时候，陈永贵的身份已经是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在这次会上，这位副总理向昔阳县学大寨先进人物做了检查，他说：“1973年搞了个很不好的事，我应该向大家检查，就是估产高了……”
说着说着他似乎动了气，话也说得有些乱：“如果七四年比七三年还要好，超了几千万斤，糟糕，这空就坐下空的屎了，逐年往超空加。七四年就落实了，您放心吧，落实了。没有空债啦。要不你说了假话啦，你骗了人啦，你不声明。向省委也报了，地委也报了，中央也报了，就是没报告给您。趁这个机会告给您，我的错误您批评。完了。”
事实上，昔阳并没有做到从此不说假话。陈永贵开了虚报粮食产量的口子以后，昔阳多次犯虚报产量的毛病，据说是不敢说实话，怕给英明领导和正确路线抹黑。
第三部 参政山西
一、全省上下大分裂
1967年1月12日夜，二级半电焊工杨承效出面指挥了山西“一·一二夺权”，
紧接着，省级干部中有五位前朝大员发表了五人宣言，表示与“黑省委”决裂。这五位省级干部是刘格平、刘贯一、刘芝兰、陈守中和袁振。山西的大权很快便落在了这几位高干和省军区司令员张日清手中。
这些干部内部很快又发生了分裂。陈永贵在省城的一次报告会上透露了一点上层纠纷，他说：“有少数人，搞山头，争常委，争第一把手，抢汽车坐，抢房子住，争享受，闹待遇。你们说，这究竟是私字当头还是公字挂帅？”
1967年4月，太原发生了四·一四事件，支持刘格平的一派公开提出打倒刘贯一、陈守中和刘芝兰，号称“打倒刘陈刘”。这一派以红总站为主，著名人物有造反夺权的急先锋杨承效。
【注】1967年4月14日，太原机械学院四野战斗队、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等突然采取联合行动,在太原多处贴出大标语、大字报,攻击山西省革委核心小组成员刘志兰,说她是彭德怀线上的人。之后，支持刘格平的组织宣布成立“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红总站），形成全省的两派斗争。
另一派叫红联站，要支持“刘陈刘”，反对刘格平。这一派的主心骨是省军区司令张日清和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其背后有一个省军区、各地军分区、各县武装部及其下属民兵构成的强大阵营。
两派分歧日甚一日，后来便大打出手，拳脚棍棒都上了。
这时陈永贵的态度还不鲜明。两派人马都拉他，都找他告对方的状。陈永贵说“凡是找我的人，你看吧，不是这个捂着眼，就是那个抱着头，不是这个挎着胳膊，就是那个拐着腿，打折腿。给你坐在那里呀，一直哭，闹的你心呀，很想倒出来。”
陈永贵当时常住在省委的招待所里，门口有军人站岗把门，但是把不住。陈永贵没办法，干脆离开省城溜回了昔阳。
对于省里的分裂，陈永贵也有倾向性，但他拿不准，也就不肯表示出来。在大会上他尽说一些庄稼人的大实话，劝两派爱惜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等等。庄稼人见不得糟蹋东西。
1967年5月1日陈永贵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中握了手，照了像。回到太原后他在五一广场上介绍情况，稍带着就骂了一通打砸抢。“坚决反对打砸抢！”陈永贵厉声叫道，“我们工人造一个用具不仅是体力劳动，而且是脑力劳动，是不容易的。我们农民生产一斤粮食，和生产工业原料，是不容易的。从种到收下着多少辛苦！你们要打砸抢，反正是个砸。这不是物的问题，这是人，不干物过。今天砸这里，明天砸那里，财产是国家的财富，除不爱护还要砸，这能是对？这能说合乎文化革命的要求？”
“给我贴大字报也可以，”陈永贵在大会上说，“但有一点，最好把一张纸写满，不要一张纸写一个字，那样就太浪费了，不符合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
如果说陈永贵在省级舞台上搞不太清楚阵线，迟迟不肯表态，他在昔阳所属的晋中地区却旗帜鲜明。当时晋中也分为两派，一派要给十月事件翻案，一派反对翻案。反对翻案派叫“总司”，成立时也请陈永贵给他们当了个挂名的常委，想用他的名头当招牌，实际上连文件也不给他送，陈永贵很是不满。
这天陈永贵在太原介绍了五一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情况后回到晋中，晋中方面也专门组织了一个万人大会欢迎他，同时也请他讲讲见到伟大领袖的幸福情景。陈永贵答应下来，又加上了一个条件，“除了介绍这些以外，”陈永贵说，“我还要讲一讲十月事件。”总司方面主持会议的头头听了，愣了一会，不太情愿地说：“那也可以哇。”陈永贵道：“我正式要主讲哩，怎么是也可以？”
于是陈永贵就开讲。讲他怎么和主席握手，照相，怎么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
照相，怎么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握手、照相。又讲参观北京的一些学校和北京市革委会成立情况等等。陈永贵在台上讲，台下的两派组织就一块高呼口号，尤其是听到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时，万余人齐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声震天地，气氛很是热烈。
讲着讲着陈永贵就讲起了十月事件。他一提十月事件，会场顿时肃然，口号声也没了。陈永贵高声宣布：“我支持十月事件的平反！”
没等陈永贵讲几句，会场外大街上的转播喇叭便没了声音。会场上也开始乱，
支持平反派的人鼓掌，高呼口号，反对平反的总司派起哄。总司派的一位晋中文工团的相声演员一个箭步蹿上主席台，抓起陈永贵面前的麦克风便往地下摔。只听喀嚓一响，麦克风坏了。
会场上顿时大乱，两派人马似乎就要动手开打。陈永贵冷冷地看了总司派的大会主持人一眼，不露声色地端坐不动。“我并不是怕群众，”陈永贵事后解释他端坐不动的原因时说，“我是怕打伤了革命群众。”果然，支持陈永贵的一派见陈永贵不动便也不动。那位大会支持人趁事情还没闹得不可收拾赶紧宣布散会。
会后，坚决反对为十月事件平反的总司派的大队人马涌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万炮齐轰任、王、张！”所谓任、王、张，就是陈永贵要保的原晋中地委副书记任井夫，原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和晋中地区一个不太听话的县委书记王振国。这三位与晋中地委的最高领导王绣锦、王荣等人抗膀子，结果都在“十月事件”中挨了整。
文革开始后，这件涉及整个晋中地区近四百名干部的大寨自然成了派别纷争和热点。陈永贵因老上级张怀英的关系，坚定地站在任、王、张一边，与总司的关系便有些远。而总司在山西省又是属于张日清的红联站系统，与刘格平的红总站势不两立。
再说陈永贵在晋中的万人大会上表态支持为十月事件平反，这件事对总司派颇为不利。另一派趁机利用此事大造舆论，说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都旗帜鲜明地站到我们一边了。总属派无法否认这个万人皆知的事实，又不能不加以反击，于是很快就有流言传开，说陈永贵在榆次的万人大会上讲错话了，在省核心组做检查了，在大寨的贫下中农面前做检查了，等等。陈永贵听了气得大骂“放屁”。
晋中的两派纷争和山西的两派纷争一样久久不得解决。后来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势力大了，晋中仍然有许多人不买他的帐。“任王张”中的任、王二位始终不得任用，一直在家里闲呆到离休。与陈永贵支持的人不得任用一样，陈永贵反对的人也不得任用。驻大寨四清工作队队长张子仪因“反大寨”证据确凿而十余年不得翻身。
直到陈永贵倒台，张子仪才得以出任地委副书记、地区行署专员，最后作为晋中地区的书记干到离休。
二、卷入派性
从1967年年初的“一·一二夺权”到1967年夏，不过半年的时间，山西的造反派内部已经打了个一塌糊涂。拥护刘格平的红总站和拥护张日清的红联站从口角争到拳脚，又动了棍棒，个别得风气之先的地方已经拿出了真刀真枪。
进入夏季后，两派冲突日渐加剧，各地常有军械被抢的消息传来。红联站拥戴的张日清有省军区司令员，红联站的人便顺顺当当地从军区“抢”出了大量枪支弹药。拥戴刘格平的红总站有大兵工厂在手里，别说机关枪手榴弹，就是火箭筒迫击炮也能“抢”出来。
这是一场全省范围的深入到千家万户的大对抗。唯一没有卷入冲突的强大力量只剩下驻扎山西的野战军部队第六十九军。六十九军军和谢振华和政委曹中南并不是没有倾向性，他们和张日清领导的省军区同属北京军区管辖，军队与各军分区和人武部又有同类相聚的天然情感，六十九军亲张日清疏刘格平应当是很自然的。不过这一点在当时并不明显。
1967年7月，中共中央试图解决造成山西分裂的领导班子不团结的问题，便把山西省核心小组的成员召到北京，在京西宾馆住下，由康生出面主持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刘格平、张日清这两位对头和陈永贵等山西人要面对面地坐到会议桌旁边。
康生并没有和稀泥，他严厉批评了张日清，表扬了刘格平。据说是毛泽东的意思，当时毛泽东就同山西局势发了一条最高指示，让一直旁观的六十九军站在刘格平一边，支持刘格平。有人考证过这条最高指示的真实性，据说七月会议期间，在一次上厕所的时候，康生向刘格平传达了这条最高指示，最高指示便由此渐渐传开。另一种说法是七月会议上正式传达了这条最高指示。
不管怎么说吧，七月会议之后，拥戴刘格平的红总站很快就开动山西境内的宣传机器大肆宣传最高指示：特大喜讯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最新最高指示：“给六十九军的同志们讲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支持刘格平同志。”
不管这条最高指示的真实性如何，在京西宾馆举行的七月会议上确实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陈永贵也站出来当面批评了张日清。
张日清略瘦，戴一副眼镜，有儒将风度。他不大看得起陈永贵。张怀英任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期间，亲耳听到过张日清背后贬低陈永贵，说陈永贵算个什么，大老粗，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张怀英把这番话告诉了陈永贵，陈永贵阴沉着脸没说话。这确实是他的弱点，是他的敏感部位，他自己偶尔说说笑笑还可以，别人却不能随便乱捅的。张日清看不起陈永贵，陈永贵对张日清也有看法。张日清曾给本派人马发枪，又向上级报称枪支被抢。陈永贵知道此事后，便向中央告了张日清的状。总之，陈永贵与张日清有前嫌。
现在中央发话了，陈永贵对张日清便不再客气。“我们的话你一句也不听，”陈永贵训张日清，“我们的话你听上百分之二十，扣除百分之八十，你也犯不了那么大的错误。”
七月会议之后，拥戴刘格平的红格平的红总站杨眉吐气，载歌载舞。拥载张日清的红联站受到的打击，但是并不服气，更没有倒台。他们不敢说最高指示是假的，当时似乎没有人胆敢伪造毛泽东的指示，可是他们可以说红总站蒙蔽毛主席，欺骗党中央，罪该万死。两派斗争继续进行，有些地方更是抓紧备战，准备血战到底。
陈永贵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山西的上层争斗。一次红总站和红联站两派的万余人在五一广场联合开大会，刘格平、张日清和陈永贵都到了。会前两派人马说好，一方出一个口号领呼人，一方占一半座位，两派发言的人数相等，喊口号不许带派性。刘格平和张日清都按协议讲了些平平稳稳的话，然后就轮到了陈永贵。
陈永贵在话筒前一站，还没说几句就冒出一句“我们要支持刘格平同志”。
这等于是破坏两派协议。红总站的女口号领呼员立刻高呼：“坚持支持刘格平同志！”半边会场就跟着喊支持刘格平同志，同时热烈鼓掌。
红联站的口号领呼员反应也很快，马上高呼：“炮轰刘格平！”于是另外半边会场就跟着喊炮轰。这时主席台上的人，包括刘格平本人，都盯着陈永贵使眼色，示意他圆圆场，别惹出乱子来。谁知陈永贵倔脾气上来了谁也不理，对着麦克风重复了一句：“就是要坚支持刘格平同志。”
这一下会场上就翻天了。红联站的群众愤愤地往前涌，要与陈永贵辩论，红总站的群众也往前涌，要保护陈永贵同志，眼看双方就要开打。刘格平见要出事，赶忙宣布散会，下令红总站的人立刻退出会场。红部站奉命撤退，武斗算是避免了，陈永贵却被愤怒的红联站群众团团转住。不得已，陈永贵躲进主席台下的地下室。四个小时后，六十九军旁军部的大批军人赶来劝说群众退走，一直劝到晚上七点多钟，才解了陈永贵的围。
陈永贵自七月会议之后就明确地站在刘格平一边，不过据陈永贵后来说，他对刘格平也不是没意见，似乎是怨他对军队方面做得太绝。“他从七月会议回来以后，”陈永贵说刘格平，“尾巴翘得很高，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对解放军的态度很坏。我多次给他讲过，他当场也听，但下来以后有不少人帮了倒忙的，特别是他的老婆当了他这个常委会主任的家。”
由于刘格平存在着“尾巴翘得很高”的弱点，七月会议后一度失利的红联站找到了反击的机会。当时，山西出了一本宣传刘格平的光荣历史的小册子，上面宣称“他对我们的祖国，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说他对刘少奇的斗争“对整个世界进步人类和革命人民，对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山西长治东方红电影院前还有一幅巨大的彩画，名曰：“踏遍青山人未老”，一眼望去，刘格平的高大形象赫然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并列，甚至比毛主席还突出，还醒目。此外，山西造了许多毛主席像章，有人说其实是刘格平像章。经这么一提醒，观者果然怎么看怎么像。这些罪状均被红联站方面的谋士搜集起来运往北京。看看刘格平在山西干了些什么吧，他搞个人崇拜，要当山西的“土太阳”。这一条罪名放在前清该够得上砍头了。中共中央倒没砍刘格平，但刘格平还是被召到了北京挨了批评。“刘格平，刘格平，”康生说，“你也不要脸？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什么叫以你刘格平为首？”刘格平挨了训，红联站方面出了一口气，将局势朝有利于本派的方向扳过来一些。
这时红联站方面又有人试图拉陈永贵倒戈，加入自己一伙。红联站拥护的“刘陈刘”之中的刘贯一，曾亲赴大寨找陈永贵做动局工作。陈永贵后来说：“动员什么？让我们和他们一起打倒刘格平。我心里有数哩，党中央支持刘格平同志，为什么他们要打倒哩？这我都了解。中央并不有对他们说过那样的话嘛，仍然还支持刘格平同志，还保刘格平同志。”
陈永贵死保刘格平，红联站方面只好反陈永贵。在晋东南，红联站系统的“联字号”与红总站系统的“红字号”围绕着陈永贵和李顺达这两位各自支持一方的大劳模展开了标语大战。联字号刷出毛主席和李顺达吃饭时说过的话：“你做出了成绩，我敬你一杯酒！”同时又刷出骂陈永贵的标语：“陈永贵是贫下中农的死对头！”“学大寨不等于学陈永贵！”“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红字号则针锋相对地挂出了放大到真人大小的刘少奇与李顺达握手的照片，大标语上写道：“李顺达反寨罪该万死！”“农业学大寨！”“永贵好！”——两派都有最高指示撑腰。
有一次，与红联站一势的兵团派幕后首领，五人宣言的签署者之一袁振去昔阳参观大寨展览馆，发现陈永贵有一段给日本人送粮被捕的历史，袁振便将此事宣场起来，言下有整陈永贵叛徒的意思。陈永贵岂能容忍，当场就与袁振大吵了一架。袁振离开昔阳后又到阳泉揭陈永贵的丑，正巧陈永贵要去太原，在阳泉乘火车，两人在火车上相遇，又是一场大吵。当时还沸沸扬扬地流传着陈永贵系逃亡地主之类的说法，虽然叛徒地主等等纯属流言，陈永贵招传流言者的恨却是事实。
到了这个份上，陈永贵再怎么表白自己没有派性也不灵了。在山西的老百姓眼里，他事实上已经成了一派的旗帜，另一派的眼中钉。在中央的眼里，陈永贵的倾向性也是明摆着的。陈永贵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一次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又到北京开会解决问题，有人暗示山西大乱要由刘格平和陈永贵这两位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负责。陈永贵一瞪眼一梗脖子说道：“如果把刘格平、陈永贵杀掉能稳定山西两千万人口的话，我们两人情愿，杀掉头！”
三、平遥受困
1967年8月初，晋中地区的两大派组织在平遥县开打。一派简称总司，属张日清的红联站系统，与军界关系甚密。陈永贵几个月前曾经当过总司的常委，因对待十月事件的态度不同而疏远了。另一派简称晋中联络站，属刘格平的红总站系统，在十月事件上与陈永贵的观点一致。
却说总司要在八一建军节这天开大会热烈庆祝。庆祝建军节本是当地的传统，“八一”在昔阳一带几乎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节日。但是由于派性的关系，总司大肆庆祝建军节似乎就有了向与军区关系不睦的联络站挑衅的意味。联络站针锋相对地抬出大寨抗衡，要在同时召开学大寨会议。当面鼓对面锣一响，对台戏就唱开了。
开了庆祝大会后两派便上街游行。那平遥县城能多有大块地方？两派游行队伍相遇，始而对骂，继而开打，拳脚交加棍棒挥舞砖瓦横飞。如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你打我砸，你攻我守，又加上大喇叭里整日对骂，平遥一片混乱。联络站方面的实力似乎相对弱了些，吃了亏，使派人火速赴京告状，说总司反大寨，砸了他们的机构。
平遥和昔阳一样同属晋中地区，应当算陈永贵的老家。陈永贵又当着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央便派他赴平遥解决问题，促进两派大联合。
1967年8月7日上午，陈永贵到达两派战犹酣的平遥县城。两派的首领听说陈永贵代表中央来了，都想把这位钦差大臣接到本派大本营落脚。陈永贵没有采取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和稀手段，甚至也不肯摆出表面上的中立来，他径直到了联络站的大本营平遥中学，正如对立面攻击的那样，一屁股坐在了联络站一边。联络站大喜，马上在大喇叭里喊了出去，号召平遥人民不要受欺骗，要分清是非，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总司在被动之中只好硬着头皮宣传陈永贵不在平遥，说联络站造谣可耻。这时陈永贵亲自站出来讲话了。他的声音当地人都熟悉，果然老陈在联络站派的大喇叭里表态支持联络站，且且旗帜鲜明得无法做任何曲解。陈永贵说：“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总司方面的群众被激怒了，对立情绪暴涨，大批人马将平遥中学团团围住，架起高音喇叭大喊：“叫你们死亡在一起，埋葬在一起，腐烂在一起！”
是日，总司派的平遥县武装部部长连一民号令民兵进城，进城者一天两毛钱补助，同时村里给记满分。民兵进城后连一民又发放枪支。尽管他没敢发子弹，但是马克沁重机枪一架，明晃晃的刺刀一上，那阵势也极是唬人。
总司的围困者围着平遥中学叫骂，呼喊着要把陈永贵拉出来杀掉。陈永贵听了，倔脾气一冲，居然自己就站了出来，拿起喇叭叫道：“死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
总司方面的人倒一时愣住了。叫喊了半天，真的有机会抓住陈永贵打死了，又没人敢下手。愣神之间，联络站方面已经将陈永贵拉了回去。此时中午已过，陈永贵被困在平遥中学已逾半日，午饭还没有吃上，晚饭也没有着落。眼下冲又冲不出去，食物又送不进来，联络站其它据点的战况似乎也不妙，真是兵家所谓的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陈永贵陷入困境。
陈永贵被围的消息迅速传出。昔阳的领导集团大恐，火速商议对策。商量来商量去，除了派人前去探望慰问之外也拿不出什么妙策。这时当天晚上，北京方面也得到了新华社记者传来的消息，周恩来总理下达四条指示，电令驻晋的69军军长谢振华接陈永贵出来，保证陈永贵的生命安全。谢振华虽然在心里倾向省军区和红联站，但是他明白陈永贵的性命非同小可，立刻遵命派出一个营荷枪实弹的军人奔赴平遥。
红总站的干将，二级半电焊工杨承效也听到了陈永贵被围的消息。这位专啃硬骨头的武斗先锋与陈永贵关系不错，闻讯后立刻召集红总站武斗的精锐部队，十三冶的炼钢工人紧急出动营救陈永贵。只见二十辆十轮大卡车满载头戴柳条帽，手持铁棍的精壮汉子向距太原不到二百里的平遥扬尘而去。
武装部队赶到平遥时已是凌晨。总司方面围困平遥中学的势头未减，叫骂声依旧。这一个营的军人把机枪架在卡车上围着平遥县城团团转，同时又有一个连徒手的军人拿着毛主席语录，站在三辆卡车上，呼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驶入城中。见到这些正牌野战军来了，本来就与军队关系不错的总司并没有阻拦，也未必有胆量阻拦。军人进入平遥中学，见到陈永贵，请他换上军装，上了军用卡车，蹲在高呼口号的战士中间撤出险境，退到四五十里外的祁县住下。当夜，昔阳方面派出的李韩锁、郭凤莲赶到祁县探问，知道老陈安然无恙才放下心来。
次日，来自太原的一万多人的武斗队伍开进平遥，将总司方面痛砸一顿，赶出了县城。杨承效二十卡车的骁勇的炼钢工人在平遥的攻坚战中大显身手。在归途上，杨承效又顺手拔掉了几个红联站的据点，砸了太谷农学院。红总站声威大振。从此平遥易手，红总站暂时占据了统治地位。
平遥事件解决后，县人武部部长连一民被捕，枪支收回，重机枪血衣等摆出来展览。陈永贵凯旋般地返回昔阳。
1967年8月13日下午，昔阳两万多群众敲锣打鼓欢迎陈永贵处理平遥事件归来。县委核心组组长王贵科陪着陈永贵以检阅的姿态穿过欢迎队伍，来到十一广场。王贵科宣布欢迎陈永贵同志胜利归来大会开始，然后郑重其事地致了欢迎词。
次日，昔阳将原晋中地委的负责人揪来，在两万人大会上狠斗一场，抹黑脸挂牌子，痛痛快快地出了一口恶气。
陈永贵在这次批斗大会上做了动员报告。
无论昔阳怎么为陈永贵贴金出气，陈永贵自平遥事件之后在山西的声望终归是下降了。本来中央派他去平遥是解决矛盾的，他不但没有解决了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自己也碰了一鼻子灰。这不能不使陈永贵无所不能、一贯正确的形象受损，也使派兵救他出来的谢振华颇看不起他。在背后谢振华与人谈到陈永贵时从不直呼吸其名，只管他叫“白毛巾”。恐怕这不仅仅由于陈永贵总在头上裹一条白毛巾，平遥事件处置失当也应该是产生轻视的原因之一。
平遥事件的另一个后果，就是陈永贵更深更公开地卷入了山西两派的斗争。在昔阳流传的一则轶事中可以看出陈永贵与另一派人马的对立之深。
昔阳与平定交界。平定属阳泉管辖，而阳泉又是陈永贵反对的红联站和兵团派的势力范围。陈永贵回昔阳偏偏又非得穿过对方的领地不可。一天，陈永贵乘坐的吉普车正行驶在平定至昔阳的山路上，一群大汉迎面挡住了去路。
司机按着喇叭，很硬气地问：“这是老陈的车，你们想怎？”
这伙大汉道：“我们截的就是这辆车！”说着，一位汉子把手枪伸进了车门，对准了陈永贵的脑袋。
陈永贵一愣，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只见他把嘴角叼的烟卷一丢，瞥了手枪一眼，右手狠狠拍了胸脯一把，说道：“开枪吧，朝这儿来！”
就像围困平遥中学的总司派一样，拿枪对着陈永贵的大汉反而呆住了。陈永贵不慌不忙地又点起一支烟，打开车门慢腾腾地下了车，满不在乎地站在车前环顾众人。
“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有多大胆量就使多大胆量。我等着哩！”陈永贵轻蔑地说。
没想到，这一群壮汉被陈永贵震慑住了。一位大汉竟扑通一声跪倒，结结巴巴地说：“老陈，这，这，本来，不是我，我们愿意干的，这，这是，打发我们，我们来的！”
结果陈永贵勇敢无畏，光荣脱脸。但是红联站方面对陈永贵的敌视显然不那么容易脱开了。红联站方面好歹也顶着山西的半壁河山，再让这半壁河山听从陈永贵的调遣谈何容易─—更何况本来已经很不容易。
四、省级领导换马
自1967年8月的平遥事件之后，山西两大派之间的战争气氛日益浓厚。9月5日，红总站的决死纵队猛攻红联站总部，端了对方的老窝，并当场打死对方二人，一个男的叫李成文，一个女广播员叫孟玲玲。从此，山西武斗进入真枪真炮血肉横飞阶段。
在军火工业集中的晋东南地区，两派之间的武斗打得格外惨烈。从1967年11月起，迫击炮、无后座力炮、地雷、火箭筒等杀伤力大的现代武器便取代了土炮和冷兵器。整座大楼被炸毁已不新鲜，死三五个人的小冲突寻常得就像一阵轻风。打到1968年年初，杀伤力极强的卡秋莎火箭炮也上阵了，十多万人大规模作战，一场攻防就打几天几夜。此时军队也卷入了两派的冲突，军用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为本派人马运送急用物资。在武斗中，红总站的武斗力量曾一次将十二个连零四个班的上千名参战的正规军缴械，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大和武斗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对全国范围的武斗现象颇感困惑。“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以阶级现点分析道，“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劝大家不要再打，呼吁各派实现大联合。
可是派性这东西，一旦形成，便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力和动力，起因和观点反而无足轻重了。不管表面上的观点和口号有什么区别，它实际上已经成了关系到一群活生生的人的地位、利益、前程乃至生死存亡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远远望去，只见两个对立的集团你争我夺，谁也不肯退让。对方的威胁越大，血债越多，本派内部就越团结。越团结就越有力量，对于对方的威胁也就越大，于是对方也就更加团结，力量也就更大，如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已经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对于个人来说，在本派之中，有一帮生死与共的铁哥们相帮相维着，当然要比孤零零的一个人强得多。往好了说，一旦本派得势，自己也容易发达。往坏了说，本派败了自己也多几个藏身的地方，总比退出去成为一派的异己和本派的叛徒逃兵强。这也算身不由己了。
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在会场上，毛泽东再次苦口婆心劝各省的对立派别坐下来好好谈谈。他点着几个派仗打得不可开交的地方说：“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趁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起，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自己了，反对了自己，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
这一下，伟大领袖亲自给山西的派性斗争定了性：人民内部矛盾，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有些意见不对头。
确实有些不对头的地方。山西的双方仍然在打，而且摆出事关身家性命的架式彼此往死里打，就像当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恶战一样。
陈永贵虽然卷入了派性斗争，但是他并不赞成武斗。“劳动人民一定会骂你们一千个、一万个败家子！”
陈永贵在省城的一个报告会上骂道：“你们什么时候破坏，我们什么时候反对！武斗是走资派，牛鬼蛇神挑起来的，必须对幕后的坏头头及牛鬼蛇神专政！该关的就关，该抓的就抓，杀人的必须偿命！杀人的凶手，非杀不可！非杀不可！！”B17他拍桌子瞪眼睛地威胁着，可是话虽然说得厉害，两派之间照打不误，陈永贵也是干瞪眼没办法。他只能把昔阳管住，保证昔阳不打。
1969年7月，毛泽东在九届一次会议上劝各省坐下来谈谈之后又过了三个月，山西的武斗仍未平息。中共中央再一次把山西的头面人物召到北京解决问题。这次中央下了决心，非解决山西的武斗问题不可。
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针对山西的武斗发出措词极为严厉的“七·二三”布告，勒令各派停止武斗，实行大联合。布告宣布：“拒不执行者，由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强行缴械。”“打砸抢者法办。”毛泽东读过这篇杀气逼人的布告，大笔一挥写了两个字：“照办”。
此外，中共中央决定将刘格平和张日清留在北京，不准回省。由69军军长谢振华主持山西工作，六十九军政委曹中南和陈永贵任副手。从此，谢—陈体制取代了刘—张体制。
陈永贵在北京也挨了批。几位中央领导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批评他有派性，强令陈永贵在太原召开的公布《七·二三公告》的群众大会上做检讨。奉中央之命，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替陈永贵写出了一篇发言稿，检讨他自己在山西群众中搞资产阶级派性。陈永贵一贯正确惯了，当众检讨堪称奇耻大辱。但是周恩来批评了他，他也不敢执拗，只有老老实实地低头检讨。
至此，主帅易人，副帅检讨，山西两派的强弱关系立刻逆转，与军界关系密切的红联站一举压倒了刘格平时代占据优势的红总站。
谢振华与陈永贵并不是一派的，不过他们的对立不像刘格平和张日清那样尖锐，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和气。谢振华受命于战乱之时，使命就是平息武斗，促进两派联合。陈永贵也表态说：“再也不搞派性啦。”随后这二位便组织宣传落实“七·二三”布告，限期收缴武器弹药等等，大忙起来。
偏偏红总站的武斗力量的指挥人物杨承效压不住火，又领着部下搞了一次武斗。那天他的对立面组织在太原八中架着大喇叭搞文攻，攻来攻去把杨承效攻上火了。这位三十七八岁的汉子一怒之下，率人上去就把对方端了。谢振华早想收拾这位胆大妄为的杨承效，这下子正好撞到枪口上，当即就派部队将杨承效抓了起来。谢振华大造舆论，将杨承效的罪状发到近乎人手一份的程度，然后下令枪毙杨承效，立即执行。
杨承效其貌不扬，但是很有汉子气，刚硬敢干，口才好，敢玩命。他爱披一件军大衣，爱自己开吉普车，还自己开车几百里到昔阳去过几次，与陈永贵喝酒说笑，关系相当不错。杨承效文革中率先造反，带着十三冶的工人哥们夺权抢印打人，连省委书记卫恒也死于他的牢房里。他指挥红总站的武斗力量，上阵时专拣硬骨头啃，而且几乎每战必胜。生时以心硬手狠名震山西，被枪毙时不到四十岁。红总站折了如此一员悍将，元气大伤，再缓过劲来已经是五年之后的事了。
在手握重权的谢振华显示了自己的决心之后，“七·二三”布告落实得比较顺利。至8月13日，布告颁布不过二十天，山西已收缴五万多条枪，两千多门炮。各地武斗渐渐平息。
“七·二三”布告颁布后的半年内，陈永贵东奔西走，代表省核心小组在万人乃至二十万人的大会上频频讲话。他讲起刘格平和张日清来就像局外人一样：“我们要特别告诉大家，过去由于刘格平、张日清两同志长期不团结，闹分裂，搞资产阶级派性，……中央已决定把他们留在北京继续学习，斗私批修，不让他们回来。”
1969年8月14日陈永贵时隔两年又回到当年受困的平遥。这次他是贯彻“七·二三”布告，批评两年前他支持过的，如今继续搞武斗的派别。他毫不留情地点了几位组织武斗专业队，私造武器弹药，继续搞打砸抢的头头的名，给他们狠上了一通纲和线。点过名之后他又回过头来警告当年包围他的那派人马：“这里，我们要提醒总司的那一派个别人不要高兴，不要幸灾乐祸，不要捞什么稻草，不要以为你们胜利了，你们的坏事也够多了。”
武斗大体上止住了，但是山西并没有太平。红总战和红联站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敌视已经埋进心里，刘格平和张日清之间的公开对抗变成了谢振华与陈永贵之间的勾心斗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