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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 望 时 评
2013 年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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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城镇化的理性之光
城镇化积累的各类问题，在今后解决的过程中，需要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 协同作业， 正确界定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 是理性推进城镇化的重中之重。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12 月 13 日在北京落幕。 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 次全国性的研究城镇
化的会议，规格之高前所未有。 会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六项主要任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 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 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 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 会议同时指出， 走中国特色、 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核心是以人为本， 关键是提升质量。 正如此次会议所强调，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长期的历史进程，是我国发展 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要使其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 渠成的过程。 对过程的强调， 反映出党内党外各个方面对城镇化长期性、 艰巨性、 可持续性的认识与重视。 城镇化过程论直接针对的是城镇化的应急论、速效论。过去一段时间，在某 些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上表现出一种思路， 把城镇化当作追求 GDP 增长的应急药 品。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城镇化作为应对经济下滑时应急、救急的药 方，在一些地方被滥用误用。 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城镇化被误认为是经济发达之因，而非经济发达 之果。 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发展之效，某些地方不切实际地把提高城镇化率写入了 年度政府工作报告；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通过拔苗助长的方式实现他们理解的城镇 化，不顾一切进行“造城大跃进” ，造成种种不良后果。 而这次会议明确了城镇化的以人为本论， 彻底廓清了过去在城镇化内涵上的 模糊认识。 在我国特殊的国情条件下， 城镇化的内涵完全可以浓缩为一个关键词——人 的市民化。这里的“人” ，具体而言，是已有的两亿多农民工和近亿的城镇间流 动人口，还包括未来的新增农民工与城镇化流动人口。 会议反复强调了人的城镇化问题， 认为城镇化发展质量首先取决于人口城镇 化水平， 提出 “要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 化”作为首要任务。这意味着，长期横亘在城镇化发展大道上的户籍壁垒，以及 城乡二元藩篱，有望逐步拆除。 以人为本论，也是直接对造城运动、见物不见人、要地不要人等伪城镇化的 正本清源。明确了城镇化不等于土地的城镇化，不是造新城、造新区，也不是城 市面积的扩大、建设用地的增多。 更让人惊喜的是，本次会议清晰地描述了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定位和作 用，指出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 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等。 过去的实践证明，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政府容易越位、缺位，劳心费神但 工作并不到位。一方面，政府的有形之手深深插进“摊大饼” 、 “造城运动”等城 市建设的具体操作当中。另一方面，在城镇化总体发展规划、农民工基本公共服 务等方面，政府又没有足够发挥应有作用，导致各方面意见重重。 城镇化积累的各类问题，在今后解决的过程中，需要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 协同作业， 正确界定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 是理性推进城镇化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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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以人为本论、 城镇化过程论、 政府作用论等方面， 集中体现了中央高层对城镇化发展所注入的理性因素。我们坚信，这些城镇化发 展中的理性之光，将成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健康新动力。(2013 年了望时评第 49 期)
“重器”当重用
一些政府部门出于增加政绩、获得更多资源分配权、树立领导个人及部门声 望等目的，大都有自我扩张的冲动。预算约束是限制政府扩张冲动的有力武器， 能够有效避免市场与社会因政府的“过度作为”而受损。 财税自古为国家重器。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 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 度保障。 ”只有审慎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国家治理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符合现代 化的要求。 《决定》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前所未有地提高到“决定性”的位置，这绝 不是要遮蔽、掩盖或抹杀政府的作用，恰恰相反，这对政府的治理水平、质量与 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计划经济下的实践表明， 无所不包的政府计划，难以及时形成价格信号来反 映微观经济主体的真实需求，势必造成资源的浪费。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需要一个在规模和职能上都与市场发育相适应的政府， 需 要强化和扩大市场型政府。 有效的财税体制是强化和扩大市场型政府存在的必要 条件之一。 首先， 有效的财税体制能够通过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来约束政府 的行为。 一些政府部门出于增加政绩、获得更多资源分配权、树立领导个人及部门声 望等目的，会有自我扩张的冲动。预算约束是限制政府扩张冲动的有力武器，能 够有效避免市场与社会因政府的“过度作为”而受损。 财税体制改革应当凸显预算约束与其他约束(如编制)的严肃性和一致性， 不 能因其他约束条件来随意突破预算约束，从而让预算制度成为能真正捆住政府 “乱作为之手”的绳子。 其次， 有效的财税体制能够以更加公平公正的形式为政府管理提供充足的财 政支持。 政府要提供国防、公共安全、基本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公共产品，没有足 够的财力是做不到的。 但政府主要以非生产性部门的角色存在， 其支出依靠税收。 现代社会要求税负在各阶层之间公正分担，而不是“沉默的大多数”来承担 本来应该由少数高收入者负担的税负。 这需要建立可靠的基于家庭的收入信息库 和高效廉洁的征缴机制。 一套公平完善的税收制度，会激励私人部门为社会创造 更多价值，从而增加税基，为政府部门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创造条件。 此外，有效的财税体制可以引导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向，一定程度消除“市场 失灵”带来的负外部性。 私人部门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一些成本能够显现在本企业的账目上，也 有一些隐形的成本则由社会全体承担(例如环境污染、噪音、城市拥堵等等)。由 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收益由本部门全部获得，而成本则由其他部门共同承担，则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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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为实现自身效益最大化， 其提供更多产品的同时也会造成社会整体福利的下 降。 通过财税改革， “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 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 ，能够以差别税负的形式将这些本来未计入 其企业账目的成本，内化到企业之中，从而减少社会福利的损失。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而财税体制改革的推进，将为这一工程 的启动奠定良好的基础框架与支持性保障。(2013 年了望时评第 48 期)
落实真正有质量的城镇化
我们未来的城镇化政策， 出发点不仅不会刺激新一轮新城热，而是更加强调 要走集约、节约的城镇化道路，强调土地的高密度使用，强调对农民工的吸纳， 强调旧城的更新与再生提升。 12 月 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 研究了 2014 年经济工作，听取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情况汇报。会议再次强调， 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并出台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新型城镇化，一个重要的认识是总结过去发展的经验，扬长避短，做到真正 有质量的城镇化。 过去 30 多年来，我国的城镇化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完成了西方发达国 家上百年时间走过的历程， 为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进行了有意义 的探索和实践。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最显著的问题之一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化质量不高，是一种 外延扩张发展的模式。 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新城在总体数量上的迅猛增加，同时单 个新城在面积上的铺陈扩大。 新城扩张， 核心即盲目圈地造城，有的新城区规划面积达到了现有城市面积 的一倍多，面积几十平方公里、上百平方公里的新城屡见不鲜。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 人口城镇化缓慢发展。 1996 年， 我国城镇面积是 1.3 万平方公里;到 2011 年，扩大到 5.3 万平方公里，增加了 310%，而同期的城镇人口只增加 130%。 在城镇化起步与快速发展阶段，新城数量的增加、面积扩张，有其必然性。 但是，城市面积膨胀不已，远远超出吸纳城镇化人口增加的速度，这反映出的一 个严峻现实是：土地粗放使用，浪费了大量的有限资源。 更糟糕的是， 某些地方政府在大举征地建设新城过程中，与农民的矛盾不断 加剧，少数地方甚至引发恶性冲突事件。同时，大举建设新城，导致地方政府的 债务风险加大。 滥建新城现象已经受到中央的重视。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 首次出京视察，指出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这再次击中了我 们过去城镇化的“软肋” ，是对肆意浪费土地资源、滥建新城的一种批评。 未来的城市建设该如何做? 首先，中国城镇化还在快速发展过程之中，因此新城建设发展不会停止，但 数量增加、面积扩张的势头将会显著减缓。我们未来的城镇化政策，出发点不仅 不会刺激新一轮新城热，而是更加强调要走集约、节约的城镇化道路，强调土地 的高密度使用，强调对农民工的吸纳，强调旧城的更新与再生提升。 其次，作为新型城镇化的载体，新的城市建设将更多地体现城市新内涵。从 19 世纪末英国人霍华德提出新城市建设的概念开始，新城之于老城，表面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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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城边上再建、再造一城，实质上是城市发展模式、功能性质的推陈出新。一 百年前的新城建设主要解决老城区拥挤不堪、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今天的新城 则寄托着人们探索绿色、智慧、生态等城市发展道路的美好追求。 此外， 城市建设发展的内在机理将会更加健全、 优化。 部分主体角色的越位、 错位、失位，导致了城市发展的非理性发展。比如，一些政府部门追求政绩而得 不到必要的约束与惩罚，使得他们更加倾向于上任之初，就不计后果另起炉灶， 再造城市新地标。 企业家们热衷于全新的城市开发，这样既迎合政府部门的好大 喜功，又获得了超额利润。 未来，随着相关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城镇化发展终将驶入 更加理性的发展轨道，城市终将焕发勃勃生机。(2013 年了望时评第 47 期)
土地制度改革本质在于完善产权
未来土地制度的改革， 势必要从特定部门一言而定，逐步转向更多兼顾所有 利益主体的诉求来协商而定， 让市场机制来决定巨额级差地租在土地产权所有者 集体、让渡经营与使用权益的农户、提供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的公共部门、开发 土地的企业、受到开发项目影响的其他市民等之间的分配。 向改革要红利已经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共识。其中，土地制度改革将是 释放改革红利， 推动兼顾公平与效率之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 定“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 为土地改革指明了方向。 所谓土地制度改革， 本质上是完善产权制度的过程。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规 定的产权结构规定， 其所有权在集体， 经营权及相关的收益权在农户， 但实际上， 无论是所有权还是使用权，都有严格管制。 首先， 无论是使用权人还是所有权人，都无法主动提出邀约并自由转让土地 所有权， 只能被动依赖于政府单方面发起的征收，农村土地才能上市成为建设用 地。而征收也并非市场行为，地方政府只按“最高不得超过所占耕地前 3 年平均 产值的 30 倍”的标准进行补偿，在城市地价高企的背景下，政府转手就能以补 偿价 9 倍以上的土地出让价转售给开发商。 其次，土地的用途也受到严格管制。已有的一些土地流转的试点，也明确规 定“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 ，这意味着，即便使用权 人可以绕开地方政府， 通过更加主动的有偿方式进行土地使用权变更，但相关土 地依然只能在农村部门内部发挥作用，无法带来跨部门资源配置的超额收益。 土地制度改革的症结在于， 土地产权属性及用途变更而产生的巨额级差地租 如何分配。 一方面， 市场将土地与房产的真实价值不断展示出来，让农村权益人越来越 看清自己手中土地的潜在价值，而不愿被低价剥夺土地;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 收入已经高度依赖于级差地租的摄取，一些地方甚至不惜放任强拆现象，造成农 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矛盾日益尖锐。 三中全会之后，安徽省政府迅速作出决定，在全省 20 个县(区)开展农村综 合改革示范试点，其中关于土地流转的规定表明“允许集体建设用地通过出让、 租赁、作价出资、转让、出租等方式依法进行流转，用于工业、商业、旅游和农 民住宅小区建设等” ， 相当于在用途方面放松了部分管制;而“探索建立符合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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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需求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激励机制......实施土地整治、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腾出的建设用地指标，可按有关规定有偿调剂使用” ，则意味着在产权转移和 上市等方面也将具备更大的灵活性。 这些试点都是边际上突破原有制度的有益尝试。 纵观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大势，土地要素不可能持久独立于市场配置机制之 外。 未来土地制度的改革， 势必要从特定部门一言而定，逐步转向更多兼顾所有 利益主体的诉求来协商而定， 让市场机制来决定巨额级差地租在土地产权所有者 集体、让渡经营与使用权益的农户、提供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的公共部门、开发 土地的企业、受到开发项目影响的其他市民等之间的分配。 在土地制度改革问题上， 公共部门最应提供的是公正透明并且有执行力的法 律环境， 以此保障老百姓或法人单位对合法用途前提下的自由选择。近日还有某 镇领导因“挡视线”就自行评估他人林木资产并将其樟树砍掉搞“强行赔付” 。 可见， 我国土地乃至更广意义的产权改革已有顶层设计的正确方向，但摸着石头 过河的底面操作还任重道远，不可轻忽。(2013 年了望时评第 46 期)
深化金融改革战略目标何在
有效化解金融体系中已经积累起来的风险;提升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 力，支持转型升级与城市化进程;增强人民币资产作为全球安全资产的重要性， 改善中国在全球配置资源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精炼的语言对金融改 革重大事宜进行了全景式的准确勾勒，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推进直接融资、 推进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 出机制等重要改革事项，均作出了战略部署。 总体来看，金融改革包括：完善金融交易的基础设施，包括强化金融市场体 系建设，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和规范债券市场 等;完善金融监管的基础设施，包括完善监管协调制度，划分和明晰中央和地方 金融监管及处置风险职责，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等; 实施机制创新，提升微观金融主体开展市场化交易的活力。 目标非常具体，意义也非常重大，皆属于操作性目标的范畴。也就是说，这 指出了金融改革的具体领域和方向。从技术层面考虑，推进这些改革无疑是必要 的和可行的。 当然，也应当看到，在考虑推进这些改革的节奏与时机时，不能忽视金融改 革战略性或实质性目标的存在。 也不能机械地为实现操作性目标而进行谋划和推 进，而是应该把操作性目标放到金融改革的战略性目标的框架中来考虑。 概括地说，我国深化金融改革旨在实现至少以下三项战略性目标。 首先， 有效化解金融体系中已经积累起来的风险。包括此前各地为稳增长加 大投资力度而积累的地方债务风险，欧美资金因避险因素进入中国房地产等市 场，但可能因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变化而撤离造成的风险，等等。 我们在推进金融改革时，应避免改革内容造成的“阵痛”与上述风险的潜在 爆发周期同步形成共振效应，那样的话，将会冲击我国金融秩序。因此在安排利 率市场化、增加银行业内部竞争等改革措施时，时机的选择应谨慎斟酌。 其次， 金融改革的实质性目标还包括提升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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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转型升级与城市化进程。 虽然我国银行体系在扶持国家战略性项目和重点工程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客观而言，我国实体产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经营以及人民 生活的各领域中，还存在不少金融服务的“盲区” 。 可以引导和鼓励未来新设立的民营银行更多参与“扫盲”工作，一定程度上 实现这些民资银行与已有的巨无霸银行之间的错位竞争， 避免刚刚踏入金融领域 的民资银行被挤垮在起跑线上。 此外， 增强人民币资产作为全球安全资产的重要性，改善中国在全球配置资 源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尽管开放资本账户存在各种各样的潜在风险，但应看到人 民币国际化对夯实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而利率市场化、 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等，是人民币成为真正有影响的国际货币不能回避的门槛。 有鉴于此， 我们不应用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来拖人民币国际化的后腿，而应 该在监管工具和监管方法上出思路、下功夫，为资本项目的有序开放，积极创造 有利条件。(2013 年了望时评第 45 期)
以市场化改革牵引中国经济
过去 35 年依托于市场机制的改革开放实践，就像在历史长河上修筑堤坝， 大坝的基础和主体已经建成，现在到了要合龙的一刻。这决定性的一刻，仍然要 依靠“市场化”而非其他“材料”来完成。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谈到经济体制改革时， 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由以 往的“基础性”上升为“决定性” 。这一措辞上的变化，反映了新一届执政集体 对市场机制功能的深刻理解、 对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的全面认识和对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脉相的精准把握。 基础性，更强调的是必要性， “有之未必然，无之必不然” 。 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只有坚决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 源的有效性、灵活性和规范性，才有可能对外发出坚定融入世界市场的信号，对 内激活生产要素潜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对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人民来说， 向市场机制转型的兴衰成败毕竟还在未知之 列， 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举国上下只能拿出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睿 智，拥抱市场。后来的实践证明了党和政府上述决策的正确。 时至今日， 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民众进行的改革已经站到了“新的 历史起点上” ，现在已经有足够的把握和充分的自信指出，市场机制对经济体制 改革激活生产活力的作用，不仅是必要性的，也是充分性的。只要坚决把市场配 置资源的作用发挥出来， 经济改革就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 进程就不会止息。 过去 35 年依托于市场机制的改革开放实践，就像在历史长河上修筑堤坝， 大坝的基础和主体已经建成，现在到了要合龙的一刻。这决定性的一刻，仍然要 依靠“市场化”而非其他“材料”来完成。 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来到深水区。坚持依靠市场配置资源，解决了一般意义上 的经济发展问题;进一步推进市场化，也一定能够解决深层次的、重点领域的改 革难题，牵引中国未来的发展。 首先， 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坚持其主体地位和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必须依靠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来实现。只有保证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公 有制经济的活力与优势才能得到有效的检验与锤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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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科学的宏观调控与有效的政府治理， 离不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不在于其能够不计成本地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行为，而在 于其能够以较小的代价引导市场主体避免资源的重复配置和风险的积累， 而这一 作用的发挥离不开高度完善的市场化传导渠道。 同样， 有效的政府治理， 也不是政府包揽一切， 而是需要合理界定政府职责， 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与合作机制，充分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效能，强化政府提 供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 第三， 消除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障碍必须坚定依靠市场化改革。广大农民平等 参与现代化进程、 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农村和农业部门生产 要素融入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劳动市场与分工体系的过程。 通过市场的整合来提升农业部门要素的生产能力与流动性水平， 才能真正打 破城乡藩篱，实现劳动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有效配置，最终让城乡之别，成为 个体在不同生活方式上的自由选择，而非生活水平上难以逾越的发展鸿沟。 此外，培育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能力，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 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也都有赖于市场化改革来提供保障。据此而言，改革的要义 在于内外市场的深度融合、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以及国内外规则的整合。(2013 年 了望时评第 44 期)
厘清简政放权的几个问题
简政绝非怠政。 简政的宗旨是要强化市场， 而非在形式上追求 “无所作为” 或“拒不作为” 。 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 简政放权成为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 的重要工作。 近日， 在就任以来第三次由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共同参与的经济 形势座谈会上， 李克强总理更是明确提到了对民营企业家 “不仅信任， 还要依靠” 。 简政之核心，在于降低因为政府的参与而造成的过高的市场交易费用。 合理的交易费用可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 对交易的达成甚至有润滑或促进的 作用。但是，交易费用过高会侵蚀企业利润，降低企业投资意愿，尤其是降低对 利润信号更加敏感的民营企业投资水平。 一些繁复的行政措施，理应在清理之列。 举例来说， 路政及交通管理部门为维护道路交通设施和保障行驶秩序收取适 当的费用，或对违规行为予以处罚，这有利于行驶的安全。可前几年被揭露的公 路收费站过于密集， 已经到期的收费公路超期继续收费等现象，以及近日央视报 道的商丘等地交通执法部门为了用 100 多公里道路的罚款来养活 200 多人而随意 执法胡乱罚款，甚至让司机冒险跨越公路护栏去交钱，这些“行政行为”的目的 及后果已经与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完全背离。这样因人设政造成的交易费用畸高， 须坚决简掉。 但应强调， 简政绝非怠政。 简政的宗旨是要强化市场， 而非在形式上追求 “无 所作为”或“拒不作为” 。 正如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 “ ‘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 圆了， ‘车’才能跑起来” 。简政下的“管” ，是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灵活性与 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来管， 政府无法直接有效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通过向市场采 购的方式来提供。 这不仅强化了市场的功能，还能让政府节约和集中有限的行政 资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彰显、公序良俗的维护、环境安全的实现等关涉民众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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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利益的重大事项做好“托底”工作。 放权有两个层次的内容。 一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比如原先由中央审 批的事项下放到省。二是政府向社会放权，比如取消审批项目，由市场与社会主 体自行决策和备案。 截至 2013 年 11 月初，国务院已下令取消或下放 334 项行政 审批。 放权的基本逻辑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以往许多审批权限集中在中央部 委手中， 目的虽然是为了加强对地方行为的监督，避免地方政府盲目的投资冲动 以及由此造成的重复建设和浪费，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央部委对当地情况的了 解不如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只能通过地方政府自己的上报来了解。 在作横向比较时， 其决策的依据难免出现 “异化” ， 诸如， “哭声大的有奶吃” ， 以及所谓“跑部钱进”的现象。 审批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推卸责任的过程， 地方政府在拿项目时积 极性高且受益大， 但运作项目失败的责任，部分却要由处于信息劣势但作出审批 决策的中央部委来分担， 因而地方政府有动机去选择性地忽视长期风险而着眼于 短期好处，造成过度投资。 放权的同时还要定责。放权不是说中央放弃对地方的监督。恰恰相反，由于 地方要承担更重的责任，中央在进行事后监督、评估乃至处理时，可以更加客观 和坚决。 定责之后， 还应加强地方权力机构对政府职责的过程监督。地方人大和政协 等机关，相比于中央部委，拥有更多地方性的知识与信息，有更便利的条件开展 好过程监督。 政府向社会放权， 也是为了让市场和社会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拥有更大的 决策自主权， 从而具备更大的活力。今年以来全国各类企业登记数比去年同期增 长 25%，其中民营和个体企业增长 37%，带动了民间投资以 23%左右的速度增长， 放权的效果可谓已初步显现。(2013 年了望时评第 43 期)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义
与劳动力要素被压抑会降低社会产能一样， 资本要素或土地要素市场活力被 压抑同样会影响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 即将到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如同历届党的三中全会一样，承担着经济体制 改革的重任，也是一次承前启后、至关重要的会议。 会议不是详解各项政策的细枝末节，而是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日 前中央政治局会议说，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 社会活力。这的确是转型时期改革和发展的一大命题。 从经济学角度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要义即是革新观念，更好地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允许更多潜在的生产要素进入并积极参与市场交 易，扩大市场规模，进而带来更高水平的分工与专业化，让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 不断提高。 “包产到户”之前，广大农村的劳动力没有进入市场，创造的价值无法得到 市场的承认，偷偷种养的农副产品甚至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被“割掉” 或没收。 农业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产出能力处于被压抑状态。一旦这一套压抑 的桎梏被解除，获得解放的生产力就释放出高于此前百倍的活力与产能。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 在解放生产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并不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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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这项工作再无推进的余地。恰恰相反，容易解放的要素已经进入了市场，剩下 的那些要素形态，改革的难度更大。 与劳动力要素被压抑会降低社会产能一样， 资本要素或土地要素市场活力被 压抑同样会影响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 典型案例如： 土地供给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造成获得土地的企业可能是那 些短期内能够向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租金”的企业，而非着眼长远、提高土地利 用效率、未来带来更多“税金”的企业。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利率市场化等放 松管制的改革已经有明显进展， 有理由期待在三中全会上对这一改革大方向作出 顶层的规划。 除了扩大国内生产要素对市场的参与度之外，解放生产力同样还有解放思 想、扩大利用国外生产要素及市场的含义。 改革开放之初，欣欣向荣的“三来一补”生产模式，本质上是利用了国外法 治及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制度环境，不用或可以较少担心要素压抑环境下的欺诈、 违约或恶意执法等寻租行为对制造业成果的侵夺。 现在， 国内的营商环境也在迅速改善，更长和更高端的产业链条和生产要素 可以在国内环节实现，国内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样的背景之下，是否可以 忽视海外要素的利用及市场的扩大了呢? 显然并非如此。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让中国认识到高度依赖发达经济体所蕴含 的风险， 开始采取措施扩大内需，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 对中国经济的支持。 另一方面，所谓发展生产力，即是深化市场，提升已经或能够进入市场的生 产要素的产能或效益。 这尤其需要重视人力资源的优化和科技创新的推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 “科教兴国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将秉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的理念，兼收并蓄，吸取国际先进经验，推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培 养更多、更高素质的人才，同时为各类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 天地。 ” 这样的认识， 一旦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制度性确定，发展生产力的重任 就会有更坚实的政治基础。(2013 年了望时评第 42 期)
城市规划的题中之义
我国法律体系中涉及各类规划的现行有效的法律共 72 部，分别规定了各类 规划共 113 种，这些规划分属不同行政部门，种类繁多，实际操作中协调起来也 非常困难，耗费大量的时间和技术成本，造成规划的时效性降低。 规划于城市而言，是大脑，是脑神经中枢。成功的城市规划，犹如一个运作 有力的指挥部，能让城市在正确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前行。反之，一个偏颇或者不 切实际、超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城市规划，就像一个没能及时更新的导航仪， 会向城镇化的列车提供不准确的引导信息，甚至开往一个错误的发展方向，后果 难以预料。 由于规划对城市发展的龙头作用，所以当城市发展出现各种乱象时，规划也 遭到众多非议和批判。 我们需要明确： 规划的科学性要建立在对我国城市发展阶段的正确把握和判 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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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发展来看， 我国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但是我们的城镇化与机动 化、工业化、现代化同时叠加，其复杂性几无现成的模式可参考。 如何把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与我国当下的实际结合起来， 是摆在规划研究者 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的规划既要满足每年 1000 多万进城人口的城镇化，又要 满足已在城市生活多年的 4.5 亿城市居民的现代化。 过高标准的规划无形中会抬 高农民进城的门槛， 过低标准的规划则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的现代化需求，均不能 适应甚至可能背离我国城市发展的要求。 从个体发展来看， 我国有 661 个城市和 19881 个小城镇，其中既有人口超过 千万的超大城市，又有人口不足千的小城镇。 从区域看，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东部的一些小城镇，无论在人口规模、用 地规模，还是经济实力方面，甚至比中西部的县城和地级市高出不少。 正是由于我们的城市发展存在区域差别，且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所以在城 市规划标准、规划指标设计上，不能一刀切，需因地制宜，综合考虑，统筹规划， 分类指导。 从发展方式来看，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的高速发展，但不足之 处是， 这种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廉价的劳动力、 土地、 资源和环境的基础上， 以做大增量为主的发展模式，存在着大量的以工业园区、开发区、项目建设为重 点的粗放型规划。 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环境成本的升高，低成本增长的红利逐渐消失，需 要转变为以优化存量为主的发展模式。这就要求精细化规划，需要调整规划的思 路、方法和技术，以适应这种转变。 规划要转向中心城区的改造，提高中心城区的土地利用效率;要更多考虑到 城市中生活的人的实际需要。城市不等于建筑，城市等于居民。规划不仅要为城 市经济发展服务，更要为城市社会、文化、生态等服务。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转变还残存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规划思维方式。 由于我国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时间较长， 导致有些规划沦为按计划分配指标或 目标的工具，如土地、项目、资金等指标，发展速度、GDP 总量等目标。在向市 场经济转变过程中， 要逐步改变规划由政府主导， 改变自上而下的规划思维方式， 改变按计划分配为主的规划方法，改变将规划作为一种向上级争取资源的手段， 转向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 其中首要的，在于改变“长官意识” ，发挥规划师的主观能动性。 在现实中，规划师的话语权较弱，容易受决策者左右或影响，导致有些规划 只唯上不唯实，忽视了经济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沦为领导决策的工具，如许多 地方领导提出的生态城、新城新区等都有相关机构提供了规划服务。同时，务必 杜绝规划的随意性，杜绝一届政府一套规划的乱象。 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方面，坚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等原则。 据有关统计，我国法律体系中涉及各类规划的现行有效的法律共 72 部，分 别规定了各类规划共 113 种，这些规划分属不同行政部门，种类繁多，实际操作 中协调起来也非常困难，耗费大量的时间和技术成本，造成规划的时效性降低。 唯有结合不同城市具体的情况和特点，科学判断城市发展的趋势，遵循城市 规划基本原则，切实保证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严肃性、持续性，才能将城市发展 的美妙蓝图变为现实场景。这，才是城市规划的题中之义。(2013 年了望时评第 4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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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上升中的“逆向脱
IMF 近期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指出， “世界经济已进入另一个转变过程。 先进经济体的增长在逐步增强。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已经减缓” 。 这意味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特别是过去两年中， 发达国家经历危机和衰退， 新兴市场国家出现快速增长的双速或脱钩现象可能面临逆转的新挑战， 即相对于 自身增长潜力而言，发达市场将通过某些超常规手段，维持一个较高水平，而新 兴市场或将下滑。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一些人提出“脱钩论”来理解双速增长现象， 认为新兴市场特别是亚洲经济开始更多依赖内部需求， 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持续下 降，因此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不会对亚洲经济造成太大影响。 这种对双速现象作出机制性解释的理论很快被证明是一种“神话” 。亚洲国 家虽然增加了区内贸易， 特别是增加了对中国的出口，但这些出口品经中国加工 之后作为最终消费品是输往美国， 即亚洲区内贸易主要还是区外市场的最终需求 所驱动。 增长脱钩现象背后， 包含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即发达市场的消费需求 影响着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同时也伴随着国际收支或经常账户失衡的不断积累。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新近发布的第三季度 《全球宏观 经济季度报告》指出，近期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放缓与全球失衡规模下降同步。这 也说明新兴市场的增长仍旧比较明显地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 问题在于，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的依赖是否那么强烈?经历危机冲击之后， 主要的发达市场出现周期性的或政策刺激下的复苏， 危机治理过程中对全球失衡 的结构性调整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但发达国家新的复苏未必能通过贸易流惠及新 兴市场;其复苏中的挫折，以及应对进程的政策调整，可能还会给新兴市场带来 风险——这正是“逆向脱钩”背后的逻辑。 需要看到， 美国经济的好转很可能是周期性因素所致，而其风险的积累却是 结构性的。 近期尽管美国实体经济温和复苏，但其依靠负债消费的模式是很难改 变的，不可持续的风险始终存在，出现大问题时，就会以各种方式打打强心针、 搞搞“人工呼吸” ，渡过难关再说。 眼下， 债务上限谈判陷入僵局， 美国政府停摆长期化及债务违约的风险凸显。 一旦出现债务违约， 对美国自身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由此通过出口等部门 对新兴经济增长构成冲击， 并且还可能通过资产渠道溢出，对新兴市场产生重创 等问题，应该引起注意。 从历史来看，美国债务违约总体上是小概率事件。但有两个理由，让我们对 美国债务违约保持严重的关切。一是对美国的违约缺乏可置信的外生惩罚机制。 上世纪 70 年代，尼克松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不仅没受到任何惩罚，反 倒一举解决了双赤字问题。 二是缺乏能够很好替代美债的安全资产。即使美国真 的违约，美债市场相比之下还是全球最安全且流动性最高的市场。 即便美国债务违约问题找到暂时性的技术解决方案， 政治上达成了上调上限 的共识，未来仍然面临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及长期利率上升可能带来的风险。 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印度、南非、俄罗斯以及世界银行等经济体和国际组 织，都对美国债务违约表示了极大的关切，中国则提出了“一旦发生债务违约， 美方应首先确保国债利息的支付”的条件。 这些关切与要求的约束力和威慑力尚难评估，也还没有得到美国明确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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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对美国在新兴市场直接投资施加更严格的限制，或许可成为新兴市场约束美 国债务违约行为的某种基础， 但具体如何制约，尚需新兴市场及其他主要债权方 达成充分协商。(2013 年了望时评第 40 期)
认清民营银行改革的重点
民营银行的热度继续上升。自 9 月以来，A 股市场上民营银行概念股普涨。 同样在 9 月，国家工商总局核准了包括苏宁银行在内的 5 家民营银行。 “激情”背后，更需要认清民营银行改革的重点与实质。宏观而言，民营银 行改革的重点， 是促使监管部门在合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适度放开对金融机构 业务经营的过度行政管制， 减少各级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潜在行政干预，割断政府 与银行在人员、 信用等方面的低效关联，从而解决金融供求的失衡与金融资源的 浪费。 实际上， 现有金融资源的浪费是与金融垄断联系在一起的。金融资源掌握在 有限的机构手里， 无法在流动中更广泛地作用于实体经济，同时现有机构由于垄 断成本较低而缺乏创新动力。这样的局面，唯有推进金融开放，才能使金融业有 透明的、商业化的市场准入和退出规则，解决非正规金融问题，并将从根本上促 进银行改革和金融体系活力。 推动民营银行改革的关键， 在于解决诸如 “银行业暴利” 之类的争议与矛盾， 激励整个银行体系实现再次改革。 2001 年底中国入世后，境外媒体的大标题经常是中国国有银行“技术上已 经破产” 。而到了近几年，银行业不仅在国内业绩突出，在规模上也逐渐居于全 球前列，并且由于国际化步伐有限，也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过多影响。 从表面上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推动银行上市、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不良 资产重组、促进业务创新等措施，是促使银行业转变形象的原因。但从深层次来 看， 则是真正把追求利润目标融入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之中，并且也是以规模 扩张的业务模式与银行高管业绩密切结合起来的结果。 银行业为何会有现在的“好日子”? 从根本上看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赶上了 2003 年到 2007 年左右的全球经济 高增长周期，中国经济在此期间迸发出了较强的动力，即使是 2008 年以来的国 际金融危机，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经济基础;二是银行经营机制发生了一些 切实转变，基本建立起了市场化运营框架;三是有全方位的行业保护，包括利率 市场化缓慢、 市场进入与退出受到严格控制等，这使得银行业能够在经济繁荣和 低谷期都享受很大的“无风险利润”;四是在新的地方竞争格局下，银行业逐渐 成为地方政府推动金融产业化运营的核心主体， 其自身也成为 GDP 竞争中的主力 贡献者。 综合如上因素来看， 第二个因素导致的银行利润增加显然是好事，但其他几 个因素则值得深思。一方面，由于还没有真正经历一次深刻的经济周期波动，体 会长期经济下滑的冲击， 中国银行业的可持续盈利能力还难以让人完全信服，在 此情况下， 快速增长的利润实际上掩盖了中国银行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另 一方面， 由于中国经济过分依赖银行业，银行更承担了诸多在国外是由政府财政 承担的任务， 且在改革中形成了强烈的利益格局，因此政府对于银行业的保护也 日益加重。 尽管在银行业内的竞争似乎逐渐加剧，但对于实体部门来说，银行业在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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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金融“输血”的同时，也在一些方面产生了“抽血”的弊端，典型的就是农村 金融领域和中小企业融资方面。换句话说，银行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无可厚非，但 是在行业过度保护的情况下， 银行业对于上游资金提供者和下游资金需求者都拥 有绝对的谈判优势，使其在获得额外“保护利润”的同时，却对实体部门和居民 都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 因此， 以通过上市改制来强化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上一轮银行改革，需要进行 新的反思了。为了避免各界对于“暴利”的质疑，解决其带来的潜在负面问题， 应该改变银行现有业务模式，真正减少行政性干预。另外，推动利率市场化、完 善银行业的有效竞争格局。进一步促进政府与银行的“显性”和“隐性”脱钩， 这才是民营银行改革的最大意义。(2013 年了望时评第 39 期)
用好民营银行改革契机
股权民营化改革只是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以此改革为契机，真正推动商业银 行能够自主经营、主动创新，脱离地方政府信用的隐形担保和“父爱主义” ，实 现经营模式转型，迎接国际化金融竞争的挑战。 近期， 在国务院首次提出探索设立民营银行之后， 加上监管部门的积极表态， 各界开始掀起了申请设立民营银行的热潮。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民营银行改革不能搞成“运动式” ，其目的也不是简 单地增加多少机构，而是以此来达到“鲶鱼效应” ，促进银行业竞争效率的提升， 引导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 西方各国银行业大都是民营模式，虽然由于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欧美国家 出现一些银行被“国有化”的情况，但各国政府和监管部门都认为民营银行仍然 是最有效率的模式。 从不同国家的民营银行发展实践来看，其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就发展经验 而言， 例如日本的商业银行分为都市银行和区域性民营银行两类，是区域性民营 银行发展成功的典型国家。 日本民营银行当时的资本利润率、资产收益率普遍较 高，对于上世纪中后期的日本经济增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发展教训来看， 值得一提的案例是俄罗斯在民营金融方面采用的“休克疗 法” 。 俄罗斯在 1991 年全面开放了金融业， 使得民营银行的数量达到了两万多家， 后来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混乱。 由此来看， 当我们考虑中国民营银行发展的时候，必须认真吸取邻国或地区 的教训：第一，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绝不能放松对金融风险的监督管理;第 二， 不能让特权阶层参与金融机构的民营化过程;第三， 民营银行也不能出现 “一 股独大”的状况，必须有合理的股权结构;第四，不能无条件和无限制地让外国 金融集团进入本国银行业。 为了促进民营银行的健康发展， 政府和监管部门往往需要采取特定的政策保 障。例如，在金融政策方面，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我国目前利率市场化程度还 较低， 民营银行只有获得一定的自由度来决定存贷款利率，才能得到更加公平的 竞争环境，以及经营的灵活性和盈利能力。因此，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 伐。 我们还需要优化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策略。民营银行由于透明度较低，金融 监管的有效性较弱，更易累积金融风险，因此，加强和完善民营银行监管尤其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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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应构建存款保险制度。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 以增强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 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 迫切需要公众的信心和支持， 因而，有必要尽快出台保护存款人利益、及时处理问题机构的存款保险制度，为 民营银行改革提供基础保障。 我们所讨论的民营银行， 是指在产权结构中以民营资本为主的、有着良好的 公司治理结构并且采用市场化经营机制的、 优先服务于民营经济等特定领域的银 行。 具体来看， 一是在银行所有权方面，只有民营资本(非国有资本)真正占据控 股地位的银行，才符合民营银行的标准;二是在银行经营权方面，只有当银行按 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独立自主进行公司内部权力结构架设，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也才符合民营银行的标准。换句话说，只有“民有民营”的银行，才是我 们所讨论的、真正的民营银行。 在现实中，从资本准入的角度来看，目前，民营资本已经进入到中国银行业 的各个领域。从机构准入的角度来看，按照“民有民营”的原则来判断，目前部 分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在实现民营控股的同时， 基本上已脱离了地方政 府的行政干预，可以被称为真正的民营银行。 与“民有”相比， “民营”在当前更加重要。即，股权民营化改革只是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以此改革为契机，真正推动商业银行能够自主经营、主动创新，脱 离地方政府信用的隐形担保和“父爱主义” ，实现经营模式转型，迎接国际化金 融竞争的挑战。(2013 年了望时评第 38 期)
国际金融危机教训仍值得用心审视
无论哪个国家，其经济被特定的行业或部门所绑架，都是相当危险的。这种 不健康的经济体系面对特定冲击具有高度的脆弱性， 一旦该行业的某一环节出现 问题，可能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造成难以预估的冲击。 5 年前，有 158 年历史的华尔街投行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这被视为美国 次贷危机导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开端。尽管已经支付了超过 30 亿美元的 法律费用， 雷曼公司破产引发的诉讼与赔付迄今尚未结束。国际金融危机的余波 也还在继续，美欧相继引爆之后，有向一些新兴市场转移的风险。 这场危机冲击后留给世界的制度“遗产”的清理，是更为艰巨的任务。备受 诟病的 “大而不倒” 问题尚未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规模、 关联度、国际业务、业务复杂性等方面如何加权为综合的监管标准，各方还莫衷 一是。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认为，危机之后大型银行的规模反倒越发庞 大起来。 到目前为止，我国一直在危机风暴的中心之外。但是，以前不在金融地震的 重灾区，并不意味着能永久呆在安全地带，忧患之弦时刻不能放松。随着利率市 场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中国金融体系将在具备更大活力的同时，也面 临更高的风险因素。 这要求我们更加用心地审视、研究雷曼破产等一系列金融风 险事件，从中富有预见性地总结出制度建设的着力点。 首先应理顺金融部门与实业部门的关系， 确定金融部门为实体经济部门服务 的审慎理念。 美国次贷危机的肇因，是那些与信用违约互换和资产支持证券相联 系的复杂衍生金融工具。 自 1995 年到 2009 年， 这些复杂金融工具的规模扩大了 3 倍多，而代表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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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 GDP 仅扩张了 2 倍。这意味着，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的索取权增长速度， 明显超过了实体部门自身的增长速度。 这种过度索取权大大超出了金融部门的生 产性服务带来的效益，最终必定导致违约。 其次，金融监管的创新要跟上金融工具本身的创新。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 丈，总想规避或长久脱离监管的所谓创新，是滋生腐败与欺诈的沃土。尤其要注 意在监管者与从业者之间建立“业务防火墙” 。日前，下届美联储主席的热门人 选萨默斯宣布退出主席竞争，在给奥巴马的信中他解释称，自己“一旦获得总统 的提名之后，国会对这一提名的确认过程将会非常刻薄” 。萨默斯本人与华尔街 联系紧密， 曾受雇于超级银行花旗集团和规模庞大的对冲基金德劭基金等多家机 构，他还曾提出“取消对银行业的管制规定”的主张，这些都让人们对他能否做 好监管持怀疑态度。 我国的金融监管还要应付“后发劣势”问题。比如， “影子银行”属于全球 前沿性的监管难题，这些监管在发达市场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2008 年以来， 全球 “影子银行” 的规模不仅没有下降， 反倒由 59 万亿美元扩张至 67 万亿美元。 “影子银行”的问题同样摆在中国金融监管面前。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更严厉的银行业监督措施把越来越多的业务活动由传统 银行业“推向”了“影子银行”领域。未来“影子银行”规模还会继续扩大，但 相应监管机制的有效性尚未通过检验。对中国来说，应对并无成熟解决方案的监 管难题，惟有加倍慎重。 第三， 要避免被单一部门绑架整体经济。雷曼倒闭与它不合时宜地大量买进 商业和住宅抵押贷款有关， 受市场波动影响，雷曼的贷款抵押品的证券价值大幅 缩水， 最终让雷曼陷入绝境。 雷曼的倒闭是美国复杂金融工具催生房地产市场泡 沫破灭带来体系性风险的缩影。 无论哪个国家，其经济被特定的行业或部门所绑架，都是相当危险的。这种 不健康的经济体系面对特定冲击具有高度的脆弱性， 一旦该行业的某一环节出现 问题，可能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造成难以预估的冲击。 国际金融危机的酿成， 不仅有监管不足方面的原因，还有人口结构变化等难 于控制的 “慢变量” 影响， 由于发达国家老龄化凸显， 造成储蓄下降负债率上升， 为金融风险的积累创造了条件。 人口结构变化的不平衡在我国也日益严重，从这 个方面来看，我国在消除金融风险脆弱点的问题上，早作准备就会早主动。 (2013 年了望时评第 37 期)
城市请找着北
我国在综合性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可能有规划理念甚至是规划工作者不 注意等原因，但更突出的还是各自为政，不沟通、不协调、不买账时有发生，比 如某个城市曾出现一个怪现象，即规划地铁站点正上方竟然规划了一处湖泊。 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趋势不可逆转。据联合国相关统计预测，到 2050 年，亚 洲的城镇化率将达到 65%，非洲也将接近 60%。但令人忧心的是，随着城镇化比 率的提高，环境恶化及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亦伴随而来。 这也昭示了城镇化的双刃剑属性：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美好归宿，是人类 最辉煌和最有意义的体验所在;另一方面，城市也可能带来晦暗无光的阴暗面， 从而遭遇难以缓解的城市危机。 从全球范围看， 致力于解决城镇化出现的城市问题早已成为共识，技术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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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发层出不穷。然而，对于城镇化这个风险和机遇并存的历史过程来说，光有 技术创新显然不足以应对。 是否有新型的城市社会模式，抑或推动城市文明向前 发展的新举措等，成为城市管理实践者和研究者们专注的重要话题。据日经 BP 清洁技术研究所发行的《新一代社会创造项目总览》的数据显示，解决城镇课题 的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 608 个,其中，中国所占数量最多，有 225 个，其 次是北美和欧洲。 城镇开发项目高速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城镇的价值、 靠什么来提升， 等等，成为城市管理者、城市居民和相关企业必须协作考虑的问题。 对于城市而言， 三方最佳合作的方式莫过于城市最优的总体规划，用可见的 形式和方式，满足城市各方的需求：城市管理者实现财务健康发展，城市居民提 高生活品质，企业获得发展利润。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但也出现了诸如千城一面、贪大求洋、交通拥堵、市政基础脆弱等诸多问题。在 当下我国城镇化建设迅速推进的宏大背景下， 我们不仅需重视规划理念和规划方 法，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实现“综合规划”的体制机制的建设。 首先是总体和局部关系。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是一级政府，市区重建局负 责新加坡全岛的规划和开发， 比较好统筹城市资源， 而且也做到了精细化的管理。 而我国分省、市、县、乡镇多级主体，从招商引资、土地使用等方面来讲，这些 主体之间存在着互补和竞争的关系，竞争关系可能更加明显。竞争虽有利于城市 的发展，但也会造成各主体之间的不协调。若放松管控，城市建设就会表现出无 序、遍地开花、重复建设、争抢资源，有时候可能还会演变成“互相拆台”的局 面;若管控得过细，又不利于调动竞争主体的积极性。 所以， “放、管”结合，加强总体规划等宏观规划的研究与编制，加强包括 城镇、市结构、各大类用地总量、城市空间布局等宏观层面规划的指导与控制作 用，对于下一层级的发展，则可以发挥开发主体的竞争意识。 其次，增强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促进综合规划的综合性。规划的力量其 实就在于统筹社会资源， 控制与引导社会发展。我国在综合性方面还存在着许多 问题， 可能有规划理念甚至是规划工作者不注意等原因，但更突出的还是各自为 政，不沟通、不协调、不买账时有发生，比如某个城市曾出现一个怪现象，即规 划地铁站点正上方竟然规划了一处湖泊。 此外，提倡“非饱和开发模式” ，增强城市的混合性和弹性。我国近二十多 年的大规模城市建设， 备受诟病的就是千城一面和贪大求洋，空间开发呈现高容 量、无缝隙的无序蔓延状态，拥挤、水泥森林常常破坏了不少市民小时候的那种 宁静记忆， 这种粗放型的开发模式已不再适用于未来发展，而且开发容量过高的 做法，其结果就是开发地块很快会衰落，且不可持续。 “满招损、 谦受益” ， 中国古代哲学已经昭示城市发展应该为未来留有弹性， 这样的城市才会有生命力。(2013 年了望时评第 36 期)
靠什么来提高城镇的价值
我国在综合性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可能有规划理念甚至是规划工作者不 注意等原因，但更突出的还是各自为政，不沟通、不协调、不买账时有发生，比 如某个城市曾出现一个怪现象，即规划地铁站点正上方竟然规划了一处湖泊。 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趋势不可逆转。据联合国相关统计预测，到 2050 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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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城镇化率将达到 65%，非洲也将接近 60%。但令人忧心的是，随着城镇化比 率的提高，环境恶化及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亦伴随而来。 这也昭示了城镇化的双刃剑属性：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美好归宿，是人类 最辉煌和最有意义的体验所在;另一方面，城市也可能带来晦暗无光的阴暗面， 从而遭遇难以缓解的城市危机。 从全球范围看， 致力于解决城镇化出现的城市问题早已成为共识，技术层面 的研发层出不穷。然而，对于城镇化这个风险和机遇并存的历史过程来说，光有 技术创新显然不足以应对。 是否有新型的城市社会模式，抑或推动城市文明向前 发展的新举措等，成为城市管理实践者和研究者们专注的重要话题。据日经 BP 清洁技术研究所发行的《新一代社会创造项目总览》的数据显示，解决城镇课题 的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 608 个,其中，中国所占数量最多，有 225 个，其 次是北美和欧洲。 城镇开发项目高速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城镇的价值、 靠什么来提升， 等等，成为城市管理者、城市居民和相关企业必须协作考虑的问题。 对于城市而言， 三方最佳合作的方式莫过于城市最优的总体规划，用可见的 形式和方式，满足城市各方的需求：城市管理者实现财务健康发展，城市居民提 高生活品质，企业获得发展利润。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但也出现了诸如千城一面、贪大求洋、交通拥堵、市政基础脆弱等诸多问题。在 当下我国城镇化建设迅速推进的宏大背景下， 我们不仅需重视规划理念和规划方 法，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实现“综合规划”的体制机制的建设。 首先是总体和局部关系。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是一级政府，市区重建局负 责新加坡全岛的规划和开发， 比较好统筹城市资源， 而且也做到了精细化的管理。 而我国分省、市、县、乡镇多级主体，从招商引资、土地使用等方面来讲，这些 主体之间存在着互补和竞争的关系，竞争关系可能更加明显。竞争虽有利于城市 的发展，但也会造成各主体之间的不协调。若放松管控，城市建设就会表现出无 序、遍地开花、重复建设、争抢资源，有时候可能还会演变成“互相拆台”的局 面;若管控得过细，又不利于调动竞争主体的积极性。 所以， “放、管”结合，加强总体规划等宏观规划的研究与编制，加强包括 城镇、市结构、各大类用地总量、城市空间布局等宏观层面规划的指导与控制作 用，对于下一层级的发展，则可以发挥开发主体的竞争意识。 其次，增强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促进综合规划的综合性。规划的力量其 实就在于统筹社会资源， 控制与引导社会发展。我国在综合性方面还存在着许多 问题， 可能有规划理念甚至是规划工作者不注意等原因，但更突出的还是各自为 政，不沟通、不协调、不买账时有发生，比如某个城市曾出现一个怪现象，即规 划地铁站点正上方竟然规划了一处湖泊。 此外，提倡“非饱和开发模式” ，增强城市的混合性和弹性。我国近二十多 年的大规模城市建设， 备受诟病的就是千城一面和贪大求洋，空间开发呈现高容 量、无缝隙的无序蔓延状态，拥挤、水泥森林常常破坏了不少市民小时候的那种 宁静记忆， 这种粗放型的开发模式已不再适用于未来发展，而且开发容量过高的 做法，其结果就是开发地块很快会衰落，且不可持续。 “满招损、谦受益” ，中国古代哲学已经昭示城市发展应该为未来留有弹性， 这样的城市才会有生命力。(2013 年了望时评第 3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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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经济成败的关键
对中国来说， 只有坚定不移地把结构改革向正确的方向推进下去，经济增长 才能真正具备可持续性。方向已经明确的前提下，手段或方法就特别重要。无论 何种方法或手段，核心的任务是建立起指向改革、指向“新四化”的社会资源激 励与动员机制。 日前公布的 7 月份经济数据让关心中国经济的中外人士心中一宽。 上半年经 济走弱引发的未来中国经济急剧、全面下滑的担忧总算有所缓解。按照去年年底 多数机构的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将是“前高后低”的态势，然而上半年已然是下 行趋缓的走势，下半年会怎样? 7 月的数据给出了温和复苏的迹象。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7 月份同比增 长了 9.7%，涨幅超过 6 月份的 8.9%，也是自 2 月以来的最快涨幅。1~7 月，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 20.1%，与 1~6 月同比涨幅相同，遏止了 6 月之前连续四 个月减速的势头。 世界主要大国的经济似乎也在好转。美国第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折年率 1.7%， 高于市场预期;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从 6 月的 48.7 升至 7 月的 50.5， 出现了一年半以来首次高于 50 的扩张。 近期经济指标见好， 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世界经济进入了全面恢复或上行的转 折区。 对中国来说， 只有坚定不移地把结构改革向正确的方向推进下去，经济增长 才能真正具备可持续性。 正如李克强总理多次在不同场合所强调，要促进投资推 动转向消费推动的转型升级， 要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道路。 方向已经明确的前提下，手段或方法就特别重要。无论何种方法或手段，核 心的任务是建立起指向改革、指向“新四化”的社会资源激励与动员机制。 这当中，理顺要素价格信号是建立有效激励机制的关键之一。 首先要适应劳动力要素价格的“正常化”调整。长期偏低的劳动力价格已经 造成了某种扭曲。这种扭曲有利于引进外资、增加投资与供给，但从另一个方面 来看，也压抑了需求挤出了消费。增加消费对 GDP 的贡献度，根本上需要逐步理 顺“低估”的劳动力价格。 未来一个时期，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不可避免，由此将产生以下后果。一是服 务业获利预期上升， 这一领域将因为投入的增加而获得更大的发展。二是劳动密 集型产业的预期成本上升， 这一领域中效率低的企业会被淘汰，其余的企业也会 更有效地配置劳动力要素， 要么进行产业升级，要么向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的地 区转移产业。 此外， 劳动力价格的持续调整可能带来结构性失业， 对此应按照 “下 限”的要求，增加新兴部门对结构性失业者的吸收能力。 其次应增强市场对资金价格的决定能力。 “国十条”中已经明确提出， “稳步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金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央行放 开贷款利率下限是资金价格市场决定改革的重要一步。 可以预见，未来包括存款利率在内的资金价格，将逐步由市场自身决定。届 时，居民就可能获得更高的储蓄收益，从而为增加消费开支、促进经济向消费推 动型结构转向奠定更好的基础。 最后是理顺公共服务的价格。这也是目前看上去难度比较大的领域。 公共服务主要由政府提供， 其价格(税收)也由政府制定。作为消费者的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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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被动接受，无法用脚投票。以致一方面公众对许多公共服务不满，另一方面 微观主体(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觉得价格过高负担过重。 从政府的角度看， 如果短期内暂时无法大规模提升公共服务的水平，那么较 适宜的做法是降低价格。 对月销售额不超过 2 万元的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和营业 税，无疑是朝着正确方向尝试的一项政策。 更重要的是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这方面的改革也在推进之中。未来 政府将由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角色转向购买者的角色， 而由社会部门竞争性地 提供公共服务，这会带来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 总之， 保持激励机制建构与改革大方向的兼容性，是未来中国经济成败的关 键。(2013 年了望时评第 34 期)
国企改革应义利并举
一个社会中，做道义的事如果能随之获利，那么义人义事就会越来越多。国 企改革中需要设计更多义利兼容的激励机制，将这些机制向世界介绍推广出去， 争取世界的理解甚或认同， 中国才能避免被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所绑架，中 国的国企改革才能顺利进行。 继上世纪 90 年代减员增效之后， 国有企业改革面临新的改革攻坚与机遇期。 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前，中国商务部的一篇新闻稿表示，正在研究加入 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的可能性;日前结束的第五轮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 为基础，与美方进行双边投资协定(BIT)实质性谈判。 无论是 TPP 还是 BIT，以及美国与欧洲谈判中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 系协定等， 其中都内嵌着美国对新的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考虑与设计。其重要的 着眼点之一，就是限制中国等新兴国家国有企业的比较竞争优势。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 2010 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让发达市场开 始全面反思自身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安全及增长机制。反思的结果之一是，认为中 国等新兴市场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得到了来自政府的显性及隐性的支持， 欧 美私人企业在全球市场与之竞争时，处于不公平的不利竞争地位，需要通过国际 规则加以规制和矫正。 基于这样的考虑， 发达国家想在未来的国际规则中嵌入 “竞争中立” 的要求， 推动其成为新的通行标准，借此削弱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新兴市场很难完全摒弃“竞争中立”的政策框架。 一则是因为新兴经济体之间在国企问题上未必能达成共识，形成与发达市场的 “抗衡力量”;再则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内也确实有通过外压来倒逼国企改革、 提升企业效率的想法。 而从 OECD 的报告中，则可看到其更多地强调了“竞争中立”的一个侧面， 即国有企业因为其产权属性而获得特别支持的一面， 相对忽略了国有企业因为其 产权属性而负有特别义务或责任的一面。 在市场发育程度不足、 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经济脆弱性较高的国家发展 过程中， 国有企业往往需要承担建设市场基础设施、提供社会保障的替代品以及 襄助国家宏观调控等任务。 如果不对这些任务的成本进行弥补，竞争性的市场环 境与有秩序的社会环境将告阙如， 其危害程度远甚于国有企业完成这些任务伴生 的资源配置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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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必须看到，在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经济脆弱性较高的 国家，国有企业发挥稳定器的作用较大，承担的成本较多。因此，为了避免其在 正常商业行为中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有必要对其非盈利活动进行足额的弥补， 这也是为了实现真正的竞争中立。 但现在的困难是， 如何将国有企业提供公共产品的非盈利行为与正常商业行 为区分开来。 完全禁止对国有企业提供补贴、 融资优惠及担保便利、 特许权等补偿性措施， 对于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是不公平的，对发达国家也未必有利。应当允许发展 中国家及新兴市场按照市场发育、社会保障及经济脆弱性的实际情况，逐步动态 地调整对国有企业支持的程度与形式。 除了对国企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提供规范的外部补偿之外， 挖掘社会责任自 身的生产性，是内化这些成本、降低外部矫正负担的另一条可行之路。 转轨国家与发达市场不同，有自身的“初始条件” ，再彻底和激烈的改革都 不能无视这些条件。国企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义” ，与承担经济责任的“利”并非绝对对立的关 系。一个社会中，做道义的事如果能随之获利，那么义人义事就会越来越多。国 企改革中需要设计更多义利兼容的激励机制，将这些机制向世界介绍推广出去， 争取世界的理解甚或认同， 中国才能避免被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所绑架，中 国的国企改革才能顺利进行。(2013 年了望时评第 33 期)
善用监督之力
在当前环保工作中，除了完善相关立法，建立社会监督管理机制之外，同样 重要的是善用监督之力， 落实公众参与环保监督参与的可行途径，通过有效贯彻 执行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诉讼权等来确保社会力量对环境保护的有效 参与。 日前，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再次就环保法修正案草案广泛征求意见，公开 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是 2013 年 8 月 18 日。有相关反馈者，可直接登录中国人大 网对草案二审稿提出意见，也可将意见寄送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草案二审稿有不少新亮点。除直接定位“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外， 也涵盖了部分近年来舆论多次呼吁的环保理念，如“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 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污染者担责的原则” ，且规定了人民政府对本行 政区的环境负责的具体细则。 强调政府职责是环保法修正案草案的重点所在， 约近一半的新增内容均是这 方面的相关规定。在环保治理主体方面，仍落点于两大主体：政府和企业。全国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建议，新的环保法需改变现有的治理模 式，构建“第三方主体”即监督主体。 实际上，在草案二审稿中，让人惊喜的正是加大了社会力量的参与力度，增 加了“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作为新一章内容。如明确规定， “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 ，以及“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单位和个人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检举和控告”等。 虽然社会力量对于环保监督的相关规定，在新增内容中界定还相对模糊，但 对社会力量参与环保的激励信号还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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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恶性环保事件的曝光和处理，均离不开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从 几年前的怒江大坝停建， 到最近的广西贺江水体污染事件等，社会力量已从最初 的环保旁观者、倡导者逐步转变为政策的推动者。 “环保非政府一家之事” ，早已成为社会共识。在环保领域，我国传统的全 能政府角色显得力不从心，随着环保事件的增多而不堪重负。另一方面，老百姓 对生活品质要求的逐步提升增大了对环保的期望值。 新的环境形势也需要更多的社会参与。 我们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时 代的大转型时期， 工业污染是当下环境的主要问题，尤其是环境问题逐渐由传统 的点源污染向面源污染转变， 相应的环境管理也开始更多地关注那些细小、 分散、 非传统的环境问题，如汽车尾气、光污染、细小噪声源和个人行为造成的对他人 的干扰等。 这些面多量广分散的面源污染，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传统的针对点源污染的行 政控制命令手段不足以应对， 使政府面临着环境监管成本上升、管理效率难以保 证的难题。而公众作为环境权利的拥有者，对身边的环境污染最具有发言权，他 们一旦成为环境管理的重要力量，将会低成本有效地实现对污染者的监管。 基于此，我们的环保事业需要提倡公众参与、社会组织的介入，共同维护法 制的尊严。 目前在这个方面，还有不小的改善空间。尽管相关法规、包括环保法修正案 草案的相关内容等均赋予了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权利，但多数仅能以投诉、信访 等方式来表现，参与力度和影响力均有限。 在当前环保工作中，除了完善相关立法，建立社会监督管理机制之外，同样 重要的是善用监督之力， 落实公众参与环保监督参与的可行途径，通过有效贯彻 执行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诉讼权等来确保社会力量对环境保护的有效 参与。 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应培育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环保，并强化教育培训、经 济激励等具体措施，聚众人之力、集众人之智，共建“美丽中国” 。(2013 年了 望时评第 32 期)
地方债综合改革是时候了
基于我国财政体系的现实， 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中能发挥积极主动性的领域 主要在于支出。 一方面要强化对财政支出的管控，特别是效率低下的政府性投资 应该严格控制，比如高档办公场所、形象工程等。另一方面要加强存量债务的管 理，防范出现本息的偿付困局。 最近由于审计署发布的一条信息使得地方债务风险的舆论再度泛起。 审计署 的“一句话新闻”非常简短，即“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 。 字数虽少，意义却深远。 舆论关注的背景在于， 这条信息与美国底特律市破产新闻相继出来，由此产 生相关联想。其实，二者并无关联性，不过是都阐述了一个债务可持续和政府破 产风险的话题。对于政府而言，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项基础工作。 政府 “破产” 实为偿付危机。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债务负债不断攀升， 其债务占经济产出的水平持续上升，而收入水平增长相对有限，那么在某个时点 这个政府将由于过度负债而无法支付到期的债务本息，甚至无法支付利息，那就 可能面临债务违约， 引发严重的偿付危机或流动性危机。比如本轮国际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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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冰岛、希腊，以及近期的美国底特律，实际上都是由于偿付危机引发的破 产风险。 一旦一个经济体面临“破产”风险，将可能引发三种类型的危机：由于资产 减计导致的银行或金融危机， 由于资源配置紊乱及私人部门总需求萎缩导致的经 济危机， 以及由于外国投资者信心崩溃引发的货币危机。货币危机是对于主权国 家而言的，而前二者适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为了防范政府债务风险， 进行一次全面的债务审计，摸清国内政府性负债的 真实规模，相当重要。 本轮全方位的政府性债务审计， 是新一届政府首次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的 审计。这不仅可以摸清各级政府的债务水平，防范债务风险，也是新一届政府对 解决地方政府债务、投融资进行相关财税体制改革的基础工作。 更关键的是，在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方面，必须进行相应的综合改革。 一是要改变地方政府债务由中央财政兜底的固化思维。 由于我国财政体系中 各类一般、 专项转移支付占比较大， 地方政府对债务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不足， 特别是缺乏自主管理的思维， 认为如果地方政府出现重大的债务风险，中央政府 肯定会出手救援。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自主管理机制缺乏， 可能引发重大道德风险， 这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最大隐忧，也是中央政府亟需破解的难题。 二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应该常态化，并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动态管理机 制。信息透明是防范道德风险的最好药方。如果在审计常态化的机制下，地方政 府将会更加关注债务的“合规性”和可持续性，这将有助于降低债务风险。2012 年财政部牵头建设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系统已经上线， 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管 理机制、存量债务、新增债务、债务结构与利率期限、债务负担等领域的管控， 将可降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三是各级地方政府应建立财政收支审慎框架。基于我国财政体系的现实，地 方政府在财政收支中能发挥积极主动性的领域主要在于支出。 一方面要强化对财 政支出的管控， 特别是效率低下的政府性投资应该严格控制， 比如高档办公场所、 形象工程等。另一方面要加强存量债务的管理，防范出现本息的偿付困局。在收 入方面，地方政府要防范过度集中在特定领域甚至企业。 四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是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目前，国内有较多的 地方政府收入来源集中于特定产业甚至是产能过剩领域，比如过度依赖煤炭、土 地收入、高速公路、二级公路收费，而来自其他领域的收入较少。同为美国重要 工业城市，芝加哥转型为高端装备、信息、服务、贸易中心，而汽车之城底特律 却陷入破产，这说明多元而高端的经济结构是财政可持续发展的扎实基础。 此外， 应进行财政税收体系的全局性改革。如建立财权与事权平衡的分级分 权财政体系，特别是提高地方财政的自主风险意识等。但眼下最重要的，是建立 地方债务风险的防控体系和危机处置机制， 以及地方政府偿付风险的流动性应急 方案。(2013 年了望时评第 31 期)
敲开城市呼吸的那扇窗
垃圾分类的试点城市如今遍地“开花” ，但几乎都还处在探索阶段，会不会 “结果” ，何时“结果” ，均是未知数。坦率地讲，迄今没有一个城市称得上已经 具备行之有效的垃圾分类减量的体系。 在城市不堪垃圾重负的现实图景下，垃圾分类试点的各项措施和政策，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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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城市执政者的工作日程之一。 近日，广州市召开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再动员大会。会上，广州市市长陈 建华直言， 广州现在垃圾分类工作的精细化程度还不够，大部分社区的垃圾分类 收集容器和设备配置还没有完全到位， 许多家庭还没有完全掌握垃圾分类的方法 和要求。同时，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进步缓慢，但现在由于没有大规模处理设施， 离餐厨源头减量和资源化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陈建华希望用三至五年时间，推动广州垃圾分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我国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了，2000 年原国家建设 部更加明确地确定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杭州、厦门、桂林八个城市 作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 。这些城市的减量化实践亦步步推行，并不 断强化垃圾分类减量的推进力度。但是十多年之后，分类减量效果并不如人意。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自然之友发布的《2011 北京市垃圾真实履历报告》显 示， “仅有 4.4%的社区做到了居民按标准分类投放。而有 41.1%的社区，居民投 放垃圾的情况并未发生改变。 有 50%的社区， 尽管已有部分居民进行了分类投放， 但另一部分居民仍然混合投放。 ” 上海在 2007 年确立了“大分流、小分类”模式，即装修垃圾、单位餐厨垃 圾、大件垃圾和绿化枯枝落叶专项分流处理，日常生活垃圾按照场所不同，分别 采取不同分类方式。 然而， 十多年过去了， 垃圾分类试点仍在 “推进中” ， 如 2012 年上海垃圾分类减量的工作目标主要是“试点拓展” ，即在巩固 2011 年 1080 个 试点居住区成效的基础上，将试点范围向学校、机关、集贸市场、企事业单位、 公园等 1050 个各类场所推进。 从全国范围来看，垃圾分类的试点城市如今遍地“开花” ，但几乎都还处在 探索阶段，会不会“结果” ，何时“结果” ，均是未知数。坦率地讲，迄今没有一 个城市称得上已经具备行之有效的垃圾分类减量的体系。 原因主要在于当前我国垃圾分类减量的经济激励不够明晰，还面临一些问 题。比如，政府尽管出台了奖罚分明的强制性分类制度，但如何实施还面临着管 理对象众多、分散、监管成本高的难题。已有的对居民个人的经济激励局限于分 类行为的奖励， 还缺乏与垃圾分类质量与数量的挂钩。 同时， 政府给予餐厨垃圾、 碎玻璃、旧织物等废物的回收再利用企业的补贴制度，存在部分失灵。 城市垃圾，谁能率先“突围”?当务之急是找到垃圾分类减量的最优化路径。 首先，衡量各环节减量的激励作用，对分类垃圾、混合垃圾等实施不同的财 政拨款方式。具体到某个城市而言，激励的源头来源于市对区的激励，通过该发 散性网络层层传递到各垃圾产生源头，从而实现垃圾的减量化目标。 其次，构建居民和企业的生活垃圾阶梯垃圾收费制度。如，以小区、企业为 单位建立垃圾分类质量的梯度价格制度，调动垃圾产生者的分类减量积极性。 此外， 建立资源化再利用的补贴制度。如对回收资源化再利用企业进行资质 管理，通过行业标准的制定，规范、提升此类企业的作业水平;对市内居民专项 生活垃圾的回收再利用实行特许经营，给予贷款担保等融资支持;给予获得特许 经营的回收资源化再利用企业以税收减免优惠，土地租金等优惠;通过专项基金 给予产业发展所需的技术培训、研发与相应的技术信息等服务的扶持，等等。 城市垃圾的处理是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场变革， 是城市必须获胜 的一场硬战。 正如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所言，垃圾分类处理是推进新型城市化发 展，建设低碳、智慧、幸福理想城市的重大抓手。处理好垃圾问题是城市健康发 展的必要条件，解决了它，就敲开了城市呼吸新鲜空气的那扇窗。(2013 年了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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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第 30 期)
利率市场化：有“情”更需有“理”
从金融体系完备性出发， 我国存款利率市场化尚未具有完备的金融制度和市 场基础。比如，目前国内缺乏存款保险制度。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再迈出实质性一步。央行宣布，自 2013 年 7 月 20 日起 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 利率市场化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过程。利率市场化从 1996 年开始，2012 年进程加速，2013 年放开贷款利率，这表明改革正逐步深化，方向越来越明晰。 不少评论认为，此次利率市场化改革，并未涉及存款利率的进一步市场化， 市场“有些失望” 。 然而，作为利率市场化最重要的表现，存款利率市场化风险大，相关改革更 应稳步有序推行，要有“情”更需有“理” 。 从“情”出发，基于提高居民的收入和改变“储户补贴银行”的格局出发， 存款利率市场化应该加快推进。但从“理”出发，存款利率市场化是利率市场化 最后和最关键的环节，风险亦最大，基于保持金融体系稳定性，存款利率市场化 应稳步推进、掌握节奏。 从供求逻辑看， 存款利率市场化难免导致银行为了吸收存款而相互竞争，特 别是在存贷比的监管框架下， 存款竞争会更加激烈，这样可能导致存款利率剧烈 波动，这显然不利于利率定价机制的形成和完善。 贷款利率下限放开，意味着银行的资产端面临更大的信用风险和盈利压力。 如果存款利率也同时市场化， 就相当于银行在负债端还面临一个实质性的 “成本” 压力，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风险将因“两头受压”急剧扩大。 以国际经验看，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更为成功。美国、日本、韩国和 我国台湾地区利率市场化均经历了 16 至 20 年的较长时间。 而存款利率市场化基 本是改革最后一环，需要较长时间。日本经历了整整 9 年时间。相反的例子也不 少，如几内亚在 1982 年启动全面利率市场化，1984 年银行体系旋即崩溃，阿根 廷、智利、马来西亚等也因利率快速市场化而遭遇危机。 从金融体系完备性出发， 我国存款利率市场化尚不具有完备的金融制度和市 场基础。比如，目前国内缺乏存款保险制度。而且，我们目前也缺乏银行违约与 破产的相关机制。 美国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甚至要求银行设立 “破产遗嘱” ， 详尽规定其破产风险爆发后的资产处置等 “身后事” 。 鉴于中国国情， 我们应该积极周全有效推进利率市场化，加快相关经济和金 融体制改革，以优化资金融通和资源配置，同时防范金融风险，并实现金融部门 更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在存款利率市场化上，应坚持稳步有序、把握节奏的原则，推进改革。一是 坚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基本政策框架。二 是寻找或建立一种有效的市场化存款利率或比较基准。 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应加快推进，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存款保险制 度。存款保险制度是机构破产之后处置机制的基础要素。同时，金融产品违约机 制、金融机构破产处置机制、金融市场完备性、统一的债券市场、多元化的融资 机制等,也都需要解决的基础机制。 同时， 积极敦促银行等机构进行风险管理和有效转型。在利率市场化逐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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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利差已经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效转型是必由之路。 守住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是底线。 在平衡利率市场化进程及其对金融体 系、宏观经济的影响中，应该以防范金融风险和保障经济稳定作为第一要义。金 融管理部门则应该加强监管， 适时适度进行压力测试，防范在利率市场化中潜在 的系统性风险。(2013 年了望时评第 29 期)
提高经济增速的潜力
在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背景下， 大量新增的人力资本难以转化为现实的供 给能力。为了提高潜在增速，我们的结构调整应该以劳动力、资本的优化配置为 目标。 2013 年中国经济的年中成绩出炉。7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的 初步测算数据。 从经济数据看，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7.6%，一季度增长 7.7%，二季度增长 7.5%，二季度增速较一季度回落了 0.2 个百分点;出口、投资、消费的增速均出 现回落，投资比上年同期回落 0.3 个百分点，消费的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1.7 个百分点，出口增长为 10.4%，回落 8.0 个百分点。 7 月 16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他指出，从国内 外实践看，经济运行出现一定波动，有客观必然性。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 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 业， “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 “今年要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 要实现全年经济增速 7.5%的目标，我们面临不小的挑战。但正如李克强总 理所说， “对此，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但也要付出许多努力。 ” 信心同样来自数据。从数据看，当前企业盈利状况已经企稳，同时就业市场 仍然整体保持景气。这为进一步推行结构调整措施提供了政策优化配置空间。 尽管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但是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 与求职人数之比)却稳步上升，劳动力市场总体仍然供不应求。人保部 2013 年 3 月的最新数据显示，城市劳动力市场总体求人倍率为 1.10，达到 2001 年有数据 以来的历史最高值。 而从就业市场结构来看， 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劳动力错误匹配日益 加剧。劳动力市场的错误匹配，指在一个劳动力市场出现职位的空缺，但同时在 另一个劳动力市场出现失业的情况。 这会导致我们不得不面临两个负面影响：从局部的劳动力市场来看，大学本 科及大专学历求职者的劳动力供给过剩;企业的职位空缺，导致生产能力无法充 分实现， 而作为较高学历的求职者，其积累的较高人力资本也无法转化为生产能 力，资本、劳动力由于不匹配而同时面临闲置，对潜在产出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 大量新增的人力资本难以转化为现实的供给能力。这个问 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进一步影响经济稳步增长。 为了提高潜在增速， 我们的结构调整应该注意以劳动力、资本的优化配置为 目标之一。优化资本的优化配置，必须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利率、汇率制 度的改革，发展成熟的金融中介机构和市场。 而优化劳动力，尤其是激活目前闲置的人力资本、释放其生产能力方面，可 从以下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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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从产业结构层面来看，鼓励和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发展医疗卫生、社 会保障和福利、信息技术、教育、研发、创意产业、环境保护、地质勘查等行业， 这将有利于改善大学生的就业。但目前的情况恰恰是服务业发展较为滞后。 其二，改善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状况。我们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两 种制度性分割，即就业制度分割和社会保障制度分割。 具体来说，就业制度分割的情况包括：户籍制度、具有保护性的地方就业政 策、 从农村或西部地区向城市或东部地区转换工作面临较大的进入成本和离去成 本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则包括：不同部门、行业、地区之间的社保制度存在 分割。 这两种分割， 一方面提高了大学生就业的保留工资，即大学生心目中可以接 受的最低工资;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企业招聘大学生的成本，例如企业可能需要 解决户口等问题。由此造成了该劳动力市场难以实现供求平衡的状况。 因此，我们务必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放开户籍制度和本地就业保护，取消 企业、行业提供福利保障的制度性分割，扩大统一社保的覆盖面。通过这些政策 改善劳动力市场的错误匹配，我们就有激活、释放人力资本的希望，就能积极地 缓解“人口红利”下降带来的影响，就能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2013 年了望时 评第 28 期)
谁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动机
服务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对于提振消费、投资需求非常重要，而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建设又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精准了解这些行业的发展状况，隐含的深 意是：它们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动机，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意义。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准备正在有序展开。 近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主持召开了领导 小组全体会议，研究部署经济普查准备工作。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到 2005 年为止，我国先后进行过 5 次人口普查，7 次 专项经济普查。而这些普查被冠以“专项”二字，即意味着是针对国民经济情势 的某些方面， 并没有涵盖中国经济的全部领域， 难以反映整体的经济情况。 为此， 2003 年 7 月，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财政部共同研究并报请国 务院批准，对国家普查项目的设置和周期安排作重大调整。具体办法是：一、保 留原有的人口普查和农业普查， 每 10 年各进行一次;二、将属于专项经济普查的 第三产业普查、工业普查和基本单位普查合并，并把建筑业纳入普查范围。 从以往两次(2004 年、 2008 年)全国经济普查的效果来看，这类在短时间内， 集中化、系统性的普查确实能够让我们获得常规统计所难以得到的数据。并且， 从 2004 年第一次普查开始，所有基层原始数据都已进入国家统计局的经济普查 数据库，方便经济工作者开展各种研究分析。 也正因为如此， 通过前两次的全国经济普查，修正了我们对于我国经济结构 的一些认识，对宏观整体经济情况有了更精准的了解。 经济普查的目的是为了“摸清家底” ，尽可能全面地掌握社会经济发展的真 实信息。目前，有评论质疑经济普查为何不涉及住房信息。从经济普查的项目中 来看，其中包括房地产业信息，但只针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等方面的普查，并 不涉及房产。 掌握精确的住房信息确实能更好地把握我国经济运行的总体形势， 然而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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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普查的角度来看，住房信息不等同于房地产业，普查难度亦更甚于经济普查。 更重要的是，住房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是社会民生问题，更适合放置于范围 更宽泛的社会普查项目中。 相较而言， 经济普查适宜于考察我国中长期的经济发展。当年第一次经济普 查工作启动之时正值“十一五”规划制定即将展开，普查结果对于“十一五”规 划的制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而第二次经济普查工作开展之时正值全球性金融危机 影响我国， 因此当年的经济普查为了适应经济形势的需要特别扩大了主要能源品 种和水的消费量的统计范围，调查各类企业和单位的能源资源消耗。 如今在金融危机五年之后， 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景更充满不确定性，中国经济 也不例外。今年一季度，中国 GDP 同比增长 7.7%，低于市场预期。第二季度 GDP 增速也不容乐观。 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转型正在路上，我们必须承受调整结构 带来的暂时的经济缓行期， 但另一方面反映的事实是：中国经济三十年高增长的 环境发生了变化。制造业成本上升、环境和资源的相对约束等，必然淘汰一些落 后的产业。 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三高一低”的中国粗放式增长方式走到 尽头，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对于决策层来说，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形势，制定中国经济的顶层设计，首 先需要的，是清清楚楚的经济数据，明明白白的敞亮家底。唯有精准地知晓经济 总量，才能以此为据，调整产业结构、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制定中长期的经济 转型规划。 即将开展的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次普查增加了 查实服务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状况的相关内容，正是符合宏观 政策稳增长的主旨。 服务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对于提振消费、投资需求非常重要，而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建设又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精准了解这些行业的发展状况，隐含的深 意是：它们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动机，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意义。(2013 年了望时评第 27 期)
你不应是我的唯一
且不论中华环保联合会的实力和能力如何，将公益诉讼的主体绑定为“唯 一” ， 由此带来的两个问题不可避免： 一是面对日益增多的环境诉讼， “独此一家” 忙得过来吗?二是缺乏竞争的独家代理，如何保证公正。 “建设美丽中国”——是一项任务，也是一份责任。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 修护我们生存的地球家园， 已成为执政党的政策目标和全社会的共识。而近日媒 体披露的一条消息引起争议： 是否把日益宽泛的环境保护驱赶进一条逼仄的窄小 胡同? 据媒体报道，目前正在审议的《环保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对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 市设立的环保联合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中华环保联合会是唯一的环 境公益诉讼主体。 从积极意义上看，明确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是进步。因为严格说来，我国目前 还未建立完整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相关的规定散落于部分法律法规里。 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6 条规定，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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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义务， 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 《水污染 防治法》第 88 条规定： “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人数众多的，可以依法由当 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共同诉讼。 环保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 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90 条第 2 款规 定： “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 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 偿要求。 ” 2012 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对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对污染环境、 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有关组 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是环境公益诉讼在程序法方面的进步，被舆论称 为“打开了环境公益诉讼门缝” ，但仍然缺乏具体规定来支撑。 而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相关法律条文的缺失，导致法院不受理环保诉讼的情 况屡屡发生。最引人瞩目的是 2005 年松花江水污染事故发生后，北京大学法学 院师生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以自然物和他们本人作为共同原告的环 境公益诉讼， 要求被告消除松花江的未来危险并赔偿，但此案终因原告资格不符 未被法院受理。 明确环境公益诉讼主体， 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现有法律法规的不足，更好地 监督和打击破坏环境的行为。 然而，原告资格限制为一家独大，却有步入“歧途”之嫌。且不论中华环保 联合会的实力和能力如何，将公益诉讼的主体绑定为“唯一” ，由此带来的两个 问题不可避免：一是面对日益增多的环境诉讼， “独此一家”忙得过来吗?二是缺 乏竞争的独家代理，如何保证公正? 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应该尊重的核心原则是：诉讼主体可列 出优先次序，但绝非唯一。 从国内外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体系的构建， 包括几种类型：检察机关 (检察院 ) 、政府部门 (如环保局 ) 、社会团体 (如环保 NGO)、 企事业单位(如自然资源的管理部门)等原告类型。公民个体不列为诉讼原 告主体，并非剥夺其相应的资格，因个体相关资源有限，可委托有关机构代理诉 讼，也可防止出现滥诉的情况。 以上几种诉讼主体，按照相关案件的特点分别列出先后顺序。例如，对于太 湖流域污染的案件， 其第一原告应该是有关的企事业单位，即太湖流域管理协调 委员会。而对于破坏国家自然资源、国家环境利益的环境违法行为，如外国自然 人、法人对我国环境资源的侵害行为等，相应的政府部门应是第一原告。 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我们需实现各种类型的原告优势互补，共同合作，从整 体上提升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效应。既要做到独家代理的环境公益诉讼，也要做 到有的放矢，各自分工，既要避免无人代理，也要避免多个原告一窝蜂诉讼，从 而让污染之鱼漏网，无人制止。 良好的制度设计是成功的一半。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立法，令人期 待，也任重道远。如何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发动最广泛的力量，实现上下结合 的环保新路，践行美丽中国，建设生态中国，是相关立法必须考量的重要原则。 (2013 年了望时评第 2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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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梦”悬环保
往日人与自然和谐的农村正在消失，农村越来越与城市趋同化发展。农村城 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 “三集中”尽管集中了土地，实现了一定的规模效益，但 集中居住却将零星的，能靠环境自净能力解决的、潜在的污染转变为规模化、实 有的污染。 “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 ，近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 一些政协委员尖锐地指出当下我国一些农村地区的环境现状。 而近期媒体曝光的环境污染案例中，来自乡村的恶性污染层出不穷。仅以广 东为例，就有好几起事件曝光：广东廉江北京塘水库已经成了养鱼、养鸭、养生 猪的养殖场，恶臭熏天，下游住户无水可喝;广东汕头贵屿镇，垃圾废水随意排 放，河流变成垃圾流，当地九成儿童重金属超标，部分学生带药上课已成习惯; 广东湛江某水产公司排污管道被堵，污水横流发出阵阵腥臭，鱼苗农作物全部被 毁?? 部分政协委员调研后发现，农村环境问题着实堪忧。 全国政协常委田惠光具体归纳了一些地区农村生态环境逐年恶化的具体表 现：化肥、农药、农膜、生长调节剂等农用物资的不正确使用，促进农业增产的 同时也给农村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些乡镇企业的废水、废气、废 渣等污染物的排放量远远大于环境承载能力;生活垃圾与生活污水随意堆放、排 放不仅传播病毒细菌，也污染了地表水和地下水;此外，矿产资源的不合理开发 破坏了自然环境，使生态功能退化。 农村环境的恶化，关键在于农村的边缘化。 所谓边缘化， 指的是农村尚被排除在环境保护与发展的主流之外。 具体地说， 除转为非农用地的价值外，农地本身及其水系的本体价值被忽视;除集镇建设和 中心村建设等城市化举措外，农村本身的建设有所忽视;规划上除了几纵几横的 城镇和工业区规划受到重视外，农村自身的规划被忽视;在强大的城市文明冲击 下，农村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严重被忽视。 更甚的是，某些地方存在以城镇建设取代农村自身建设和保护的倾向。 最典型的表现是农村空心化。进城打工的趋势这些年有增无减，农民收入中 来自农业的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小，不少地区土地的耕种仅作为“口粮农业”而 存在， 昔日的农家肥鉴于耗费较多的人工而被农民所废弃，取而代之的是化肥与 农药的施用，进而导致环境污染。 另一方面是农村破碎化。 往日人与自然和谐的农村景象逐步消失，农村越来 越与城市趋同化发展。农村城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 “三集中”尽管集中了土地， 实现了一定的规模效益，但集中居住却将零星的、能靠环境自净能力解决的、潜 在的污染转变为规模化、实有的污染。 就污染治理来说， 城市一直占据了中心和焦点，农村的环境保护和相关投入 处于被轻视甚至是被忽视的地位。 就如何治理农村环境而言，首先是征税，即对污染者征收环境污染治理费。 如有委员建议，应尽快出台《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条例》等专项法律法规，加大对 各类危害农村环境行为的惩处力度，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提供坚实保障。但除了 相关污染企业之外，对个体而言毫无可行性，尤其在减免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 入的恒定政策下，通过征税方式来实现农村的环保不太可行。 其次是补贴，也就是说，给农村生产与生活对环境有益的行为进行补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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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提出积极探索建立农村生态补偿机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 复、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要求污染企业通过植树造林等手段补偿对环境的破 坏，对从事污染处理设施建设和营运的单位，要在用地、用电、税收等方面实行 优惠扶持政策。财政补贴和生态补贴，都是一种理想化的设计，如何有效操作， 仍是难题。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农村环境整治尽管需要来自政府的财力支持， 但更为重要的是让农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农民自治的作用，在调动农民积极性 的基础上加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执行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和 村民在农村环境卫生管理和建设中的自主作用，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和参与程度， 完善村规民约，规范村民行为。(2013 年了望时评第 25 期)
人人都是利益攸关者
双重标准赫然存在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内销和出口之间。在如此泾渭分 明的双重标准下， 食品供应链中的个体和组织是否具备足够的责任和动机来确保 食品的安全?换言之，这类“食品生产特权”是否成为食品安全治理的障碍。 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 6 月 17 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食安办、食药 监总局、质检总局、工商总局、商务部、农业部、公安部、卫计委等多个部门负 责人悉数到场，讨论“社会共治、同心携手维护食品安全” 。 举办食品安全宣传周的目标非常明确：维护食品安全，人人有责。 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众矢之的，需要系统全面施治。对于当下食品安全问题 丛生的原因，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勇的分析相当透彻：量大面广的 消费总量， “小、散、乱、低”的产业基础，尚不规范的产销秩序，相对缺失的 诚信环境，滞后的企业主体责任意识，薄弱的监管能力等，是从整体上制约我国 食品安全水平的复杂因素。 食品安全涉及每个消费者，涉及食品生产的个体和企业，涉及产业结构，涉 及监管系统，其治理则必然寄望于“社会共治” ，靠个体和局部的力量显然难有 实效。 从 3 个月前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到年内即将完成修订的 《食 品安全法》 ，食品安全治理的“顶层设计”已到位。路径非常清晰：以法律法规 为准绳，构建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食品安全 社会共治格局，多管齐下、内外并举，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但是，防治食品安全问题，需要更多的“众人拾柴” 。 我们必须明确，在食品安全的孤岛上，人人都是受害者，无人能置身事外。 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主席马云讲述了一个引人深思的例子， 他回忆小时候乡亲们 在农村招待他时，会说“这个菜是给城里人吃的，这个菜是给自己家里人吃的” 。 言下之意是：给自己食用的是放心菜，卖给别人的则难说了。 这种情况并不鲜见： 如潍坊出产的生姜分出口姜和内销姜两种，因为外商对 农药残留检测非常严格，出口基地的姜都不使用高毒农药。再如瘦肉精事件中， 养殖户们也区别对待：自己吃不喂药的猪，喂药的猪则进入市场。 双重标准赫然存在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内销和出口之间。在如此泾渭分 明的双重标准下， 食品供应链中的个体和组织是否具备足够的责任和动机来确保 食品的安全?换言之，这类“食品生产特权”是否成为食品安全治理的障碍? 这几年，食品安全有关的专项打击、专项整治活动并不少见，但总体效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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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如人意。如果将食品安全治理视作一场战争，取得胜利并非一城一池的得失， 而是整个局面的掌控。 如同游击战的专项整治只是战术性的小打小闹，真正取胜 需要大规模兵力的长期作战。食品安全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因此，食品安全治理 是一场人民战争：每一个生产者、消费者都应该成为监督者和治理者。 食品安全问题本质上是社会信用问题。一个人自己吃的与给别人吃的不一 样， 一个企业出一次食品事故， 一个权力部门出现一次腐败， 就会被社会贴上 “不 诚信”的标签。如果这样的事情频繁出现，恐慌就会在整个社会出现蔓延，将导 致社会整体信用的降低，导致更严重的越轨行为，以及最糟糕的恶性循环。 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食品安全的系统工程中必须“两手硬” 。一方面，重典 治乱，让违法者无路可走，重建社会信用，改变食品行业失信成本低、违法收益 高的现状。另一方面，从监管部门、生产企业，到消费者，务必各司其责。正如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所指出，实行社会共治，关键是落实各方责任。 企业要落实主体责任，自觉树立质量意识，健全管理制度，形成层层追溯、 相互制约机制。 政府要履行监管责任， 创新监管方式， 建立覆盖 “从农田到餐桌” 全过程的最严格的科学监管制度。社会要强化监督责任，形成人人监督食品安全 的天网，让不安全食品没有市场，让生产经营者“一处失信、寸步难行” ，让不 法分子无处藏身。(2013 年了望时评第 24 期)
城市发展规划应突出环境安全
最为重要的是， 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应该结合环境安全隐患开展，把 消除风险隐患作为城市规划修编的首要目标，政府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共同应 对，才能真正确保环境安全与社会稳定，使得城市健康发展。 环境污染的新闻几乎每天都在更新。 仅以河北为例， 近来就有两条令人揪心的消息：环保部最新发布的第一季度 全国 74 城市空气质量报告中，污染较重的前 10 个城市有 5 个位于河北;河北井 陉矿区，10 万居民近 20 年每天呼吸酸臭空气，矿区周边成疾病高发区。 环境污染频繁曝光，揭示公众对环保问题开始“同呼吸、共奋斗”的攻坚克 难，也明确履行了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提出的： “不论是污染的状况、食品 问题，还是治理和处置的效果，都要公开、透明，让公众、媒体能够充分、有效 地加以监督，这也是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来硬化企业和政府的责任，也可以增强 人们自身的防护意识。 ”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不合理的、扭曲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带来 的后果日益显现，与人民群众需求的矛盾逐步加剧，污染事故、与之相关的群体 性事件开始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市的环境安全与健康受到威胁，现有城市 的发展理念严重不适应社会的需求。 比如，城市总体规划布局仍有不合理之处。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我国不少城 市规划因缺乏前瞻性与科学性，造成许多城市存在“城中厂” 、 “厂中村” 、 “烟囱 林立” 、 “五味杂陈”等极不合理现象，逼迫大量工厂、居民区不得不搬迁。近几 年各地相继出现的环境事件， 表面上看是环境问题，实际上均是城市布局不合理 与城市规划随意性调整造成的。 较为典型的如上海化工区所在区域。建园之初，周边环境并不敏感，十多年 的时间， 由于后续规划布局的不合理与控制不力，上海漕泾与金山两个行政区之 间，已然布局了“上海化工区、上海石化工业区、上海第二化工区、星火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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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七个工业园区，包夹金山新城、大学城、旅游区等多处新增的环境敏感区，形 成了裹挟与包围的态势， 随着化工区的建设， 产业链延伸， 区内高度集聚了光气、 氯气等高风险因素，人为地加剧了区域环境风险。 类似的规划不合理现象并不少见。 产业调整方面，也有一些“历史尘埃” ，同样影响了企业毗邻城市的环境 , 亟待清除。以河北为例，河北空气污染形成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历史形成的产业 结构偏重。 河北省政府秘书长杨国占介绍， 河北的粗钢产量超过全国总量的 1/4， 能源消费量居全国第二位，环境治理压力大，特别是以煤烟型、颗粒物为特征的 大气污染较重，氮氧化物、烟(粉)尘排放量居全国第一位，二氧化硫排放量居全 国第二位。 从行政规划看， 河北省有石家庄、 唐山等在内的 11 个地级市， 37 个市辖区、 22 个县级市、107 个县、6 个自治县。算一算，有多少城市笼罩在污染重重的空 气中? 更糟糕的是，由于城市规划布局、产业结构缺乏“以人为本”的关怀，缺乏 前瞻性与科学性，加上产业布局不合理、生产与生活未能进行功能性隔离等，必 然导致城市环境缺乏安全性，人群健康受到威胁，进而诱发社会风险。 鉴于此， 中央有关部门应统一部署， 开展全国性的城市环境安全评估与诊断， 查找环境安全隐患与社会风险点，主要包括城市功能性布局、饮用水源、化学品 生产与贮存、 危险化学品的运输与管道敷设、危险废物与垃圾处理处置以及交通 等基础设施布局存在的环境风险隐患和社会风险隐患， 以涉及人体健康的关键要 素为主，如空气、水、噪声等，筛查各种风险因素。 然后，根据评估结果，对症下药，地方政府与城市管理者制定相应对策。 城市发展规划必须突出环境安全。目前，新一轮的城市发展规划修编正在进 行中， 规划制定者务必充分考虑环境安全因素。城市主要功能是人群的生活与居 住，科学合理的规划布局应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各要素，城市布局应以“功 能性分工分区隔离”建设，避免“生活生产混居、饮水排污交错”等处处有风险 的不合理现象。 最为重要的是， 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应该结合环境安全隐患开展，把 消除风险隐患作为城市规划修编的首要目标，政府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共同应 对，才能真正确保环境安全与社会稳定，使得城市健康发展。(2013 年了望时评 第 23 期)
为中国释梦 为世界谋福
积极主动的外交行动表明， 新一届中国领导集体坚信：中国人民的追求与世 界人民的期盼相连， 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发展依存度空前，中国梦与世界梦 交相辉映，中国梦与世界梦相辅相成。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6 月 5 日在墨西哥国会参议院发表演讲时引用的中国名 句，墨西哥人听得懂，全世界人民也都听得懂。 “百花齐放” ，中国人的憧憬也是全人类的憧憬。同处在一个地球村内，共 存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中，人类都向往幸福美好生活，你的梦牵着我的梦。 正因为如此， 习主席就任后首次出访前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回答“中 国的世界梦是什么”的问题时说： “我们希望，国与国之间、不同文明之间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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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交流、 相互借鉴、 共同进步， 各国人民都能够共享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成果， 各国人民的意愿都能够得到尊重，各国能够齐心协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 荣的和谐世界。 ”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 继俄罗斯和非洲之行、出席金砖国家首脑会晤两个多月 后，习近平主席又跨越太平洋，踏访中美洲三国，巩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友谊与 互利合作;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庄园会晤” ，拨动“新型大国关系”指针。 “相知者，不以万里为远。 ”积极主动的外交行动表明，新一届中国领导集 体坚信： 中国人民的追求与世界人民的期盼相连，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发展 依存度空前，中国梦与世界梦交相辉映，中国梦与世界梦相辅相成。 当习近平主席雨夜抵达西班牙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统、总理倾城出迎， 这个特别和历史性的时刻，为中国外交“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留下最好的注脚。 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的阳光下， 中美元首具有特殊意义的特殊会晤，为中美增进 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进一步添砖加瓦，再证中国外交 “大国是关键” 。 精心选择出访路线“主动出牌” 、既突出重点又注重平衡的“全方位”外交 布局、漂亮的外交“组合行动”说到底，都是为了中国与世界合作包容、携手共 进。面对众多全球性的重大议题，策略更灵活、手法更圆融的中国外交，更加自 信，更有作为。 中国梦的实现绝非一蹴而就，面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多重挑战，需要一个良 好的世界环境，一个和平发展的空间。外交大棋局，既要为中国争取更多的世界 机遇，又要让世界感受中国的真诚，倾听中国的声音。 习主席履新以来， 反复强调中国发展的蓝图和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强调中国 与各国的友好共赢合作乃世界之福。 跨越太平洋之旅，是为中国释梦、为世界谋福的最新外交举动。中国外交的 活跃度， 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自信度成正比，与中国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力成 正比，与中国人民圆梦的决心成正比。习近平主席的美洲行，是中国外交的新气 象，也是中国梦的最好形象展示。 实现中国梦， 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 不是动荡;是机遇， 不是威胁。 “修文德” 者朋友遍天下。 “修文德” ，意味着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也意味着要参与建 立“更好的世界” 。习主席美洲行的收获，表明中国奉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 外交战略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和支持。 人类的进步， 是在不断改造环境中完善自己的历史，也是在认识世界中不断 丰富自己的历史。中国的发展进步，同样离不开这个铁律。中国逐梦的风帆刚刚 扬起，国家元首积极主动的外交行动，是中国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好机会，更 是赢得世界理解、支持，从而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好机会。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真诚寄语世界： “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 目标得以完成， 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 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 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 ” 百年沧桑， 神州巨变， 中国梦与世界梦交相辉映的壮丽图景， 正在灿烂展开。 这壮丽图景，传递在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传递在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非洲，传递 在加勒比海之滨的咖啡园， 传递在美国加州的阳光庄园。(2013 年了望时评第 2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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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让人们满意的增长
人民满意的增长还必须具有包容性。包容性的要义，不仅在于增长的利益客 观上真正惠及了最广大的人民，而且在于社会之中每一个人都主观上相信(并且 有可靠的证明手段)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公正的回报。 习近平总书记 5 月 24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决不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此前，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记者 招待会上说， “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人民并不满意的增长” 。这是在中国面临越 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乃至环保灾难的背景之下，党和政府作出的明确表态。 把政府目标重新定位到“人民满意”之上，印证着经过 30 多年高速增长后， 只有转变发展方式才能维系持续健康的增长。 30 多年前我们设定“增长”的目标(即分三步的三个“翻一番”)也是为了 让“人民满意” 。那个时候，人民最大的不满意，是生活水平低、经济落后。小 平同志出访美国归来， 甚至有中国恐因过于落后而被开除地球球籍之叹。中国共 产党和政府的目标设定为快速把经济搞起来，把“增长”作为“人民满意”的代 理变量，抓住了重点，产生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使中国由内乱贫弱的状态，转而 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但是， “人民满意”的内涵并非固定不变。衣食未足，固然以丰衣足食为满 意。仓廪既实，则自然会追求更好的环境、更体面的工作、更有尊严的生活。当 前的中国，已经进入不仅看重增长的数量，更要考量增长的质量或代价的阶段。 复审“增长”的意义，重返“人民满意”的实质，是新时期调整施政思路的应有 之义。 人民满意的增长，如今不再是以 GDP 数据表示的单一目标的增长。 它必须符合正义性。制假售假、在食品中加入廉价有毒原料、在基础设施建 设中偷工减料、 偷偷向河流或地下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凡此种种，显然有违正 义性的原则。 这么做的人， 未必都是良知泯灭的反人类者，更多的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 通人。 在食物中加三聚氰胺的人会因为吃了带苏丹红的鸭蛋而愤愤不平，为一己 私利偷排污水的人会为立交桥的非正常倒塌义愤填膺。 “人民” 正不满意 “人民” 。 然而，这不是“人民”的问题，是社会的激励机制出了问题。 “人民”在毒 害“人民”的时候，那些非正义性对良知的惩罚，被廉价的合法性所取缔了。某 品牌的瘦肉精猪肉， 只需要支付 200 元，就可以不经过任何检疫而获得动物检疫 合格等各种证明。一有“上面”的检查，某些基层政府还会事先通知，以免麻烦。 有了这些可靠的背书， “人民”很容易为自己的非正义行为找到“合法性”基础。 正义一旦廉价，难免会被践踏。一旦监督缺失，就会滋生假冒伪劣的“合法 性” 。李克强总理说，不论是污染的状况、食品问题，还是治理和处置的效果， 都要公开、透明，让公众、媒体能够充分、有效地加以监督，这也是形成一种倒 逼机制，来硬化企业和政府的责任，可谓一语中的。 人民满意的增长还必须具有包容性。包容性的要义，不仅在于增长的利益客 观上真正惠及了最广大的人民，而且在于社会之中每一个人都主观上相信(并且 有可靠的证明手段)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公正的回报。 有个故事，讲有位盲人去亲戚家吃饭，席上有一盘烧肉，盲人一筷子夹起全 部烧肉，吃完后愤愤不平： “我看不见尚且吃了这么多肉，那些看得见的不知道 吃了多少肉!”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都有了改善，有的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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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具备客观的包容性。但 一些人就像盲人一样，为自己未能获得公正的回报(或者为别人获得了额外的回 报)而不满，表现为增长的主观包容性不足。 改善主观包容性， 就需要增加社会报偿机制的透明度，尤其是公共职务报偿 机制的透明度，让看不见的东西制度化地大白于公众的视野之中。 此外，人民满意的增长还需要具备可持续性。在短期业绩、政绩与长期回报 之间，应该有一种贴现机制。那些长期中可能造成困难和问题的项目，应该通过 这一机制， 反映到当前的经营者和执政者的绩效考核之中，并对其个人的事业发 展产生持久乃至永久的影响。 环境问题当然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也是一个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经 济性的问题，但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政治问题。技术进步、经济转型、市场引导 都是手段，没有政治决断为后盾，技术和经济手段均难免走样。(2013 年了望时 评第 21 期)
打造健康的就业体系
若以纯粹的劳动力市场观念看，高校作为优质劳动力的生产者，在诸多方面 存在着较为深刻的矛盾。同时，城乡二元结构、人才流动的障碍、学而优则仕或 商的择业观念、落后陈旧的人才配置模式，僵化的教育体制等，都与大学生就业 状况息息相关。 每年的春季学期，是身处毕业季的大学生们最忙碌的时节。紧张与兴奋，惶 惑和期待，成为这些学子们校园生活的主流心态。2013 年的毕业生，就业的焦 虑有些让人揪心。 据教育部数据，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比 2012 年增加 19 万人，达到 699 万。严峻的就业形势，让 2013 年的夏天被网友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 ，新华网 特别推出了《2013“毕业季”大学生就业大调查》 。 699 万毕业生，到达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峰值，而各种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长 放缓，形成了就业市场结构性的供需紧张：毕业人口在扩张，就业机会难跟上， 就业难势所必然。 经济状况会决定就业形势的基本面。按照人保部的研究结论，GDP 每增长一 个百分点，大体带动 80 万~100 万人的就业。这也是保增长成为基本经济政策的 动因之一。 然而， 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就业状况的改善。我国经济增长正在经历迅速 “资本深化”和“技术深化”的过程，企业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客观 上会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同时，对劳动力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大幅提 高。 5 月 14 日，习近平视察了天津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和天津职业技能公共 实训中心，他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世界性难题，要从全局高度重视就业 问题。 国际劳工组织 2012 年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全球所有 15 岁到 24 岁的青年 中，大约有 7500 万人未就业，占该群体总数的 6%。不仅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 也遭受失业率加剧的困扰。 当失业率居高不下之时，就会演变为严重的民生问题 和社会问题。就业问题也因此被视为世界性难题。 破解就业率这一世界性难题，没有系统的全局眼光便无法根治。以大学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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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例，政府、高校、大学生、用人单位，构成了大学生就业系统的四大要素， 以学生和用人单位的劳动力供需为中心， 看得见的手——政府的行政干预与看不 见的手——人力资源市场的规律，共同发挥着作用。 就我国国情来说，市场力量的发挥严重不足。 若以纯粹的劳动力市场观念看，高校作为优质劳动力的生产者，在诸多方面 存在着较为深刻的矛盾。比如，传统式精英教育理念的追求与当下大众化、多元 化市场需求存在强烈反差;缺乏社会适应性的评估指标体系导致攀高、求大、趋 同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重知识轻技能、重专业轻基础的传授模式导致大学 生的应用能力和适应性削弱;同质化、随意性、灌输式的教学方式扼杀了学生的 创造性、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等等。缺乏竞争力的大学生，如何能够赢得面向 市场的用人单位青睐? 这些矛盾的成因和解决需要深入教育体制内部乃至国家和社会的全局去探 寻。城乡二元结构、人才流动的障碍、学而优则仕或商的择业观念、落后陈旧的 人才配置模式，以及僵化的教育体制等，都与大学生就业状况息息相关。 但这些因素并不足以成为悲观的基础： 历史地看， 劳动力环境有了长足发展， 政府的作为有目共睹。改革的深化、市场力量的凸显、体制的转型、经济和就业 的增长、观念的革新，等等，都占据着三十多年来的主流趋势。 这种趋势仍在延续，假以时日，相信会有更多的举措来创造健康的、市场化 的就业体系。 这种体系至少包含三条标准： 理性选择， 就业人员和用人单位既不感情用事， 也不盲从，保持始终如一的偏好原则;平等互利，在不危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双 方自由选择、自愿交换合作;流动便捷，劳动力可以在任何地区无障碍地自由流 动。(2013 年了望时评第 20 期)
让农村孩子看到更多希望
正视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通过提高招生比例的方式让更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惠 及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的农家子弟，是权利救济，也是公平救济。 5 月 15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 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看到更多的希望。 会议明确部署了扩大农村贫困地区 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新增本科招生计划主要用于中西部省份、继续实施“支援中 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等具体措施，从而使更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惠及农村、 边远、贫困、民族地区的农家子弟。 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 堪称推进教育公平的最新最关键的顶层设 计。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是教育公平的高端，也是教育公平的重要指 向。基于中国国情，如果没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公平承接，基础教育的公平就 会由于出现“断头路”而失去动力。毕竟，上一所好大学，是众多贫寒子弟十年 寒窗、家长含辛茹苦的梦想。 国务院最新决策对应的现实是，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的农家子弟， 上重点大学的机会呈下降趋势。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 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 1990 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 一成。清华 2010 级农村生源仅占 17%。大学中的农村生源比例和农村人口占全 国人口比例的倒挂，意味着农村孩子严重地输在了起跑线上。 高考向来被视作中国最公平的社会晋升阶梯， 也支撑着中国人对公平的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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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如今的高考竞争，不是能不能考上大学的竞争，而是能不能考上重点大学 的竞争。 如今多数农村学生能就读的大学，往往是那些收费极不规范、就业更无保障 的学校。大学生就业难，首先难的就是非重点大学农家子弟，要么找不到工作， 找到的多半也是低薪或发展前途有限的低端工作，养活自己都勉强，更不用说帮 家里还读书债或反哺家庭了。在这种情况下，每年都有农家子弟干脆放弃高考。 花上十多万元用去 4 年光阴，最后还是怀揣文凭去打工， “晚打工不如早打 工挣钱”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现实。 如果不遏制这种趋势， 农村孩子向上的流动通道越来越窄，上重点大学或将 成为城里学生的独角戏，将助长底层与贫困的世袭化，结果是撕裂社会。 实现中国梦，当然不能听任社会的撕裂。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 是在高考分数公平的基础上推进实质公平。 虽然国家守护教育公平要从基础教育 做起，但城乡与区域教育差距的缩小必然有一个过程。正视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通过提高招生比例的方式让更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惠及农村、边远、贫困、民族 地区的农家子弟，是权利救济，也是公平救济。 要完成这样的救济，除了提高招生比例之外，还须助学政策配套。鉴于农村 家庭供养大学生的负担在加大， 为切实保证贫困家庭学生顺利入学，教育部规定 各公办普通高等学校都必须建立“绿色通道”制度，即对被录取入学、经济困难 的新生，一律先办理入学手续，然后再根据核实后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予 以资助。重点大学，应提高包括农村生源在内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享受“绿色 通道”比例，让有机会就读重点大学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另一方面，所有教育部直管的全国性重点大学，要切实进一步改变“生源本 地化”倾向，尤其是京沪名校，要改变对本地生源的不公平倾斜。重点大学自主 招生，要拿出切实措施，保证农村学生有更多的机会。 “知识改变命运” ，是无数农村孩子的梦想。保持个人流动和上升渠道的畅 通，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有梦想的人暂时困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 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与空间， “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 ，且世代嬗递。国务院常务会 议的这个决定透出一个强烈信号：中国梦，是公平的梦。(2013 年了望时评第 19 期)
夯实中国梦的三大支柱
中国梦的实现是怀揣梦想的人的共同事业，不同主体都应各尽其职。既不要 越俎代庖，也不要推卸责任。 梦想因为超越于现实而美丽，更因为与现实的联系而富有感召力。只有真切 认识到梦想照进现实的可能性与真实性， 中国梦的感性力量与理性力量才会圆融 交织，产生持久的推动力。理性地看，中国梦有三大支柱。将这三大支柱浇筑好 了，中国梦就会有更坚实的现实基础。 第一个支柱是共同发展。没有共同发展就没有中国梦。失去共同发展，中国 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携手努力，不断向前进步，为世界创造更多 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中国梦才有真实的内容与依凭。 共同发展不是无条件的， 对它至少有两层约束。 第一层约束是发展的包容性。 包容性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种和谐提出的要求，不仅仅是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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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切创造者和贡献者所分享，还包括“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式的、对弱 势群体极大关怀而表现出的饱满的文明状态。 第二层约束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可持续性强调的是人与环境、人与自然之间 的和谐。为此，我们首先必须正视其中存在的不那么和谐之处。比如笼罩在大城 市上空的雾霾， 比如潜流于小村镇地下的毒水，比如闹市之中用于赌敢不敢游泳 的浊流， 比如住地之侧释放着的或杀人于无形之中的废气。中国梦的光环不会因 为现实中仍然存在的缺陷而失色， 但如果对这些暗斑讳疾忌医式地视而不见则会 褪色。 支柱之二是共御风险。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前一刻还是经济学家盛赞的“大 缓和”的黄金时代，下一刻就听到房地美和房利美被接管、雷曼兄弟破产、 “大 调整”乃至经济萧条来临的消息。汶川大地震之后，有的地质专家说此后四川百 年无强震，可是就在汶川地震 5 年之后，雅安芦山又发生 7.0 级的地震，遇难及 失踪人数已经超过 200 人，还有一万多人受伤。这说明，无论来自社会经济的风 险，还是来自自然的风险，都不是人类可以准确预料和控制的。 中国梦之中，包含了不可预料的灾难冲击下对人的关怀、慰藉与支援，排解 他们的苦难，给他们以希望，助他们走出噩梦。应该说，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 我们的动员机制是有效的，自上而下的反应和介入是及时的。 灾难之后， 更应该从战略的、 全局的角度， 反思减少和控制灾难损失的机制。 例如，社会安全网的建设与完善，这方面日本有一些经验可取。上世纪 90 年代 初泡沫经济破灭之后， 日本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停滞或衰退，但日本社会并没有因 此而动荡不安，这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其政府“保护社会”的施政思路。我们同样 需要在“保护社会”上有所作为，这样在面临经济危机等冲击时，会更加淡定从 容、有条不紊。 又如， 地质条件和环境已经显示出生态脆弱性的地区，在城镇化实施过程中 应慎重考虑其选址布局， 避免在脆弱性较强的地方人口集中， 不一定为了展示 “人 定胜天”的“勇气”搞原址重建。 共御风险可以将人们聚合到一起，从彼此的鼓励中凝聚中国力量，让中国梦 变得更加温暖人心。 第三个支柱是共担责任。中国梦的实现是怀揣梦想的人的共同事业，不同主 体都应各尽其职。既不要越俎代庖，也不要推卸责任。 李克强总理说过， 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市场的手往往是 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 。因其“看不见” ，一些缺乏耐心的短视的人不信任它， 一些从管制中获利的人曲解甚至污蔑它。 但是， 它不会因为看不见而不发挥作用。 正如违背自然规律的人会被自然惩罚一样，扭曲市场的做法也会遭受损失。 除了政府与市场之外，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本身也是承担责任的重要主体。 有些情况下， 政府可能因为缺乏外部监督而失效，市场可能因为经济的外部性而 失灵，社会则可以对政府扮演监督的角色，对市场发挥治理外部性的角色。 同时，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创造者，都有责任用不懈的奋斗、创造去书写自 己的精彩人生，不断收获与时代共成长、与社会共进步、与国家共筑梦的成果。 只要政府、 市场和社会等部门在各自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对彼此可能产生 的副作用相互提醒和制约， 只要每个人把中国梦与个人梦融为一体，所有主体共 担责任的主动意识就能建立起来。唯如此，中国梦的实现才拥有更好的能动性保 障。(2013 年了望时评第 1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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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立，是为了砥砺前行
从汶川到芦山，更加快速集结的中国力量，更加戮力同心的中国精神，让我 们更加自信自觉， 不惧前行路上的艰难险阻。越聪明的民族越能在灾难中学习更 多，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细节，救灾的后续效应将远远超出救灾本身，为面临 啃硬骨头、涉险滩重任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丰富的启示。 从汶川到芦山，只有 84 公里;两次强烈地震，仅隔 1804 天。 人类避免不了灾难。我们生息繁衍于斯的地球，作为一种物质存在，遵循的 是自然规律。无论洪水旱魔，还是地震海啸，早已先于人类在这颗星球上循环往 复亿万年。只是，当人类这种有生命自觉与“幸福意识”的生灵出现以后，既感 激大自然丰盈的馈赠，又厌憎大自然的喜怒无常，一些自然现象才成为“天灾” 。 但是，人类不相信“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一种宿命。为了生存和发 展，勇敢地与天灾抗争，并成就了自己的进步。 中华民族，抗击天灾的历史尤为艰苦卓绝。这片土地，膏腴沃土养育了一代 又一代的先民，多灾多难也一次又一次考验着民族的智慧与勇气。多难兴邦，是 励志，更是现实。 一部中国历史，形成政权自抗击洪水开始。凡成功的政权，无不是能够有效 组织人民抗击天灾的政权;凡腐败无能的政权，面对天灾也表现为束手无策、应 对无方，大灾哀鸿遍野，小难家破人亡，更有人祸助虐天灾。多少次，应对天灾 的无能成了政权倾覆的导火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有人民政府的有效组织指挥，有一 个站起来并日益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撑，中国人民抗灾救灾的能力今非昔比。作为 改革开放以后破坏性最严重的灾难，汶川地震的救援与灾后重建，更让世人印象 深刻。 通过汶川抗震救灾，我们明白，天灾固然不可免，但灾难降临时，救灾，首 要任务是救人，生命高于一切;救灾，需要政府的快速响应，需要建立并储备完 备的应急体系;救灾， 需要专业的救援队伍与科学的调度指挥;需要社会力量的畅 通参与。 芦山震后，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各部门、当地各级政府，从解放军、武警部 队到医疗救护队伍，从消防救援到交通、通讯保障，从政府救灾物资源源不断调 往灾区到民间慈善活跃的身影??这场地震灾难的考验，再度彰显了中国的进步。 汶川抗震救灾经验， 给中国留下了更加完备的应急制度、科学理性的救灾体 系、更加成熟的社会响应。借鉴汶川经验，地震发生后很短时间内就有大批救灾 人员和物资到位， 芦山救援效率和统筹水平大有提升，方方面面的表现也更加可 圈可点。 凭着强大综合国力的支撑， 凭着历经磨难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灾难击不垮 芦山，中国自信挺立。 挺立，是为了砥砺前行。抗击灾难的经验启示我们，政府最重要的职能包括 护佑人民的幸福安宁，帮助人民抗击各种可测与不可测的自然与非自然的风险。 芦山震后迅即反应、有效救援的政府，当能以这次抗震救灾为“民之所望， 施政所向” 的新起点，坚定围绕为人民提供包括应灾救灾能力在内的更好的公共 品，围绕“让人民满意”的目标，进一步转变职能，果敢担当，管住、管好该管 的事。 从汶川到芦山，更加快速集结的中国力量，更加戮力同心的中国精神，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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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更加自信自觉， 不惧前行路上的艰难险阻。越聪明的民族越能在灾难中学习更 多，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细节，救灾的后续效应将远远超出救灾本身，为面临 啃硬骨头、涉险滩重任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丰富的启示。 当然，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包括芦山地震遇难者在内，所有历次灾难中付出生 命的同胞。他们的灵魂将长伴中华民族的进步。天灾难免，只要我们更加认识自 然、尊重科学，只要我们为民族的未来敢于、善于承担今天的责任，防灾可为。 而防灾，远远不止是技术层面的事，而是包括制度建设在内的全方位系统工程。 (2013 年了望时评第 17 期)
环保治理亟需釜底抽薪
生态环保，作为当前矛盾最集中、群众最关心的关键问题之一，作为人们群 众最不满意的公共产品，如果政府能管住、管好，就会让人民群众看到希望，为 进一步的政府职能转变趟出一条阳光大道。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海南考察时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 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这一论断，意味着，政府是保护生态 环境的第一责任人。 政府应推动经济发展，也应着眼于提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公 共产品，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也包括生态环境。 良好生态环境本身正是民生福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 GDP 上去了，而 环境坏了，健康没了，就不能说是给民众带来幸福的发展，其结果又有何意义? 转变政府职能，是新一届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转变职能的核心，一方面是 政府要解决错位问题， “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 ，另一方面则是政 府要管住、管好应该管的事。 政府“应该管的事” ，即包括供给优质的公共产品。转变职能千头万绪，须 在谋大局当中抓重点，围绕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发力，选择最能见效，也最能得 民心、利天下的突破口。 生态环保，作为当前矛盾最集中、群众最关心的关键问题之一，作为人民群 众满意度低的公共产品，如果政府能管住、管好，就会让人民群众看到希望，为 进一步的政府职能转变趟出一条阳光大道。 以 GDP 为重，还是以提供公共产品为重，体现的是不同的政府职能定位。重 新定位政府的角色和职能，环保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 加强环保，已成共识。良好生态环境，国民公平受惠;生态退化、环境污染， 国民普遍受害。可以说，在发展中要让人民呼吸洁净的空气，饮用安全的水，食 用放心食品，当下已成为最普遍的共识。改革开放的历史留下的重要启示之一， 就是越是有共识的地方，越容易克服阻力，实现突破。 加强环保， 倒逼政府纠正错位。 多年来， 一些地方政府忽视公共产品的供给， 以“错装了的手”直接在经济舞台上“上下其手” ，奉行“GDP 崇拜” ，为追求短 期政绩，为眼前“挣票子” ，较少考虑为长远发展“垫底子” ，导致不科学、不可 持续的粗放式发展大行其道， 出现了不计资源代价竭泽而渔、不惜破坏生态环境 饮鸩止渴的现象。 政府职能的这种错位， 是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断恶化的一个原因，是环境污染 积累到临界点、 民众忍无可忍的原发病灶。明确政府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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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明确政府必须提供良好生态环境这个“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将倒逼各级 政府转变发展观，实现职能“归位” ，彻底遏制制造“带毒 GDP”的破坏性冲动。 对扭转生态环保恶化而言，这才是釜底抽薪之举。 加强环保，将强化政府依法施政。几乎每一起环保事件，每一个地方的环境 破坏，都与环保执法太软有关，甚至跟执法者与被执法者玩“猫鼠游戏”有关。 一些地方，企业的“排污费”成了环保局的“人头费” ， “污染企业”成了执法者 的“衣食来源” ，执法对象与执法者之间成为“衣食父母”关系，何来严格执法 治污?加强环保，硬化政府的环保责任，将倒逼政府依法施政，才有可能铁腕执 法、铁面问责。 加强环保，将校正政绩指挥棒。政府职能错位，归根到底与干部考核机制有 关。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邓永恒近期一项研究发现， 中国的 “绿色官员” 升迁难， 如果市委书记、 市长任期内的 GDP 增速比上一任提高 0.3%，升职概率将高于 8%; 如果任期内长期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上，升职概率就是负值。这项统计的准确性 和代表性有待验证，但“招商引资”之所以成了各地的“一把手工程” ，环保之 所以往往只见“喊破嗓子”却不见“甩开膀子” ，与考核的指挥棒有关。 通过对公共产品权重的加强， 从制度设计入手， 才能促使地方政府职能归位， 引导官员呵护碧水蓝天、守住生态红线。(2013 年了望时评第 16 期)
我们的中国梦
通过协调揖让互助包容的方式，对内政外交进行持续的改良，将民族复兴的 感召力量具体化到不同部门、 政经主体的工作中，将民族复兴的具体成果公正分 享给为此作出贡献的所有人——这是我们确信无疑为之奋斗的中国梦。 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 梦的概念，其核心内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概念一经提出， 因为其强烈的愿景意义、提振作用和丰富内涵，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议论和 解释。 迄今，讨论仍在继续，民心不断凝聚，信念日益坚定，精神愈加振奋。我们 虽不能描绘中国梦的所有细节， 但我们确知什么不是中国梦， 这对于我们减少 “弯 路” ，避免“老路”与“邪路”至关重要。 我们确知，中国梦是建立强盛、文明、和谐、美丽中国之梦，不是追求个人 功名的“黄粱梦” ，而是兼世以达的“大同梦” 。 唐朝沈既济《枕中记》记载， 穷卢生向道士借枕而眠， 梦中出将入相、 钟鸣鼎食， 醒来后发现煮的小米还没熟。 卢生梦中的跌宕起伏无非是个人的飞黄腾达，与国家兴衰、民族兴亡无关。 每个中国人都是“梦之队”的一员。中国梦鼓励、提倡个人价值的实现并为 其创造条件和机会， 但并不将民族复兴仅仅视为个人上进的副产品。中国梦的个 人奋斗与民族复兴的使命感召是相互促进、彼此成全的关系。前者承载后者、落 实后者、推动后者，后者慰藉前者、激励前者、规范前者。 我们确知，中国梦是人民之梦，不是一小部分人“戏散了，灯火下楼台”的 “红楼梦” ，而是顾及普罗大众利益的包容性之梦。包容性之梦，一是要“凝聚 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 ，让全体人民都有公平机会加入 到实现梦想的进程中来，人人都是参与者、书写者;二是要让全体人民“共同享 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 让中华民族复兴的成果能以公平公正的方式惠及全体人民。 邓小平曾提出“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允许先富只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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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才是最终目的。中国梦的包容性，重点就在于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在 保证经济总量较快增长的前提下，不同职业或阶层，不论地域、不分民族的广大 民众的群体性“崛起” 。 我们确知，中国梦是真抓实干、奋斗自强之梦，不是乌托邦式的“桃源梦” ， 也不是超脱现实的“庄周梦” ，而是目标明确、切实可行并且正在实现的入世、 用世、盛世之梦。 一方面， 中国梦是宏观的， 拥有抽象的理性的感召力量。 表现为器物层面(经 济、科技、军事实力的持续提升)、制度层面(向最适制度的不断靠近)、货币层 面(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作用逐渐扩大)、价值层面(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 的参证和体认，引起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共鸣与支持)、国家统一层面等多 个维度的饱满与充盈。另一方面，中国梦又是可以具体而微的，切实可见的，充 满感性的力量。 我们确知，中国梦是和谐世界之梦。中国传统讲究“互相以对方为重” ，中 国梦之中，人们体会到的更多是讲信修睦的温情。人们已经体会到，中国的发展 是惠及全世界的，中国机遇是世界机遇。 从传统思想文化与长程历史演进来看，中国文化中“重和”的方面是主流的 和整体的， “尚争”的方面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中华文明中内敛的、防御的和合作 的一面，多于扩张的、进攻的和竞争的一面。 鸦片战争以后，西力东渐，中国经历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经历，复兴 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景。 这种复兴之梦建立在对落后苦难的同情理解之上，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礼义律令影响，中国复兴的立足点是解除世界上相同 处境者的苦难，绝非以牺牲他者利益换取自身的富足。 通过协调揖让互助包容的方式，对内政外交进行持续改良，将民族复兴的感 召力量具体化到不同部门、 政经主体的工作中，将民族复兴的具体成果公正分享 给为此作出贡献的所有人---这是我们确信无疑为之奋斗的中国梦。 我们追逐梦想的彼岸，必将是中华民族在器物、制度、观念诸方面的全面进 步， 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世界思想和福利作出的伟大贡献。(2013 年了望时评第 15 期)
环保是个大政治
今次全国两会，集中发出了“还我蓝天碧水”的呼声，各级政府必须勇于担 当，在公共治理事项中把环境保护放在优先位置，既要一笔一笔地还旧账，更要 确保不欠新账。 这个春天，四面八方都频频传来与环境恶化有关的坏消息。毒霾、癌症村、 “猪漂流” 、 “鸭漂流” 、蓝藻疯长的湖泊不得不承认一个严酷的现实：中国的环 境恶化警报已经到了临界点， 国人对环境污染危机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其 忍受力也已经到了临界点。 双重临界点的信号， 已传导到最高议政平台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就环境问 题密集发出了“焦点声音” 。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十八大历史 性地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愿景，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并要求从 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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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 平心而论，生态环境问题在治国理政中的“权重”越来越大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这是个好消息。单就北京而言，自 2008 年奥运会以来，关停污染工厂、锅 炉煤改气、限购控制汽车增长、油品升级等等一系列环境治理举措不断。今年 3 月 28 日，北京再次立下了 3 年整治大气污染的“军令状” 。 “治标”式的、局部的整治行动是必要的。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只是局部 的行动难掩总体恶化之势，总体恶化趋势不得遏止，局部肯定难以好转。环境问 题已经成为与深层的发展方式、公共治理方式密切相关的总体性问题。 总体性问题需要全局性、系统性治理。全局性、系统性治理环境问题，先必 须意识到“环保问题”绝不只是“环保的问题” 。政府环保部门、人大环保执法 监督部门固然责无旁贷， 但很多时候，环保部门无法消解一些地方政府放弃环保 要求去追求短期利益和表面政绩的强烈冲动，无法解开“带毒 GDP”背后错综复 杂的利益链条， 也无法扭转公众沉积多年自觉不自觉的、普遍化的淡漠环保的个 体行为。 这充分说明，环保已经是个“大政治” 、 “大社会”的问题。解决环境问题， 需要对现行发展方式、公共治理方式、居民生活方式来一场彻底转变。 对此，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要把资源消耗、 环境损害、 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 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要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 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就环境保护而言，至少需要确立以下几个原则： 政府要承担起保护人民生存环境的责任。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就要倾 听人民呼声，接受人民监督。今次全国两会，集中发出了“还我蓝天碧水”的呼 声，各级政府必须勇于担当，在公共治理事项中把环境保护放在优先位置，既要 一笔一笔地还旧账，更要确保不欠新账。 要依靠民众的力量保护生态环境。一个地方的环境状况如何，当地民众最敏 感也最有发言权。 只有时时刻刻正视民众的合理要求，制度化地保障人民群众的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各种竭泽而渔的行为才能受到遏制。 要严格依法治理环境问题。我们发现，某些地方甚至袒护、纵容污染企业违 法超标排放，开发、建设项目中环评走过场绝非个别现象，而一些地方政府“明 修栈道、暗渡陈仓”式上马“三高”项目、转移污染产业的冲动依然未消。我们 还发现，面对公众申请公开的企业污染物排放、水、土壤等环境数据，少数部门 借“国家秘密”为由拒不公开。一些地方，对破坏环境的企业和官员，往往象征 性罚款了事，多被从轻发落。这些都表明，依法治理环境，让环境执法硬起来， 补课的任务现实、繁重而迫切。 要促成全民的环保自觉。我们注意到，毒霾肆虐，汽车尾气是原因之一，可 有车族谁舍得少开车呢;令人震惊的“猪漂流”是许多养殖户群体性“习惯”处 理办法所致。我们也时常见到飞驰的车中随意抛出杂物、满大街的随手扔垃圾， 人们还在过量地使用着各种洗涤液、清洁液。环保是每个个体的环保，没有个体 的环保自觉，再强有力的政府行动也难臻完美，所谓“毁树容易种树难” 。只有 促成全民心系环保、处处环保、时时环保，才能有全社会的环保自觉。 环境问题日益成为考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大挑战，关乎人民幸福，关乎可 持续发展，关乎社会稳定，关乎公平正义，甚至关乎中国的国际形象。 我们期待，解决上升到“大政治” 、 “大社会”层面治理环境问题，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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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更期待，通过环保治理这把钥匙，彻底打开转变发展方式、改善公共治理、 提升全民环保自觉的那扇大门。(2013 年了望时评第 14 期)
面向包容性发展的多边合作
孔子说， “吾道一以贯之” 。金砖国家合作的“道” ，即发展。假以时日，一 旦金砖合作机制化达到更高水平，需要出台“金砖国家宪章”的话，其根本的精 神与价值，只能是发展。 随着金砖国家峰会 3 月 26 日在南非德班开幕，新兴经济体国家再一次成为 全球焦点。 从 2009 年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娜堡举行首届峰会以来，这已经是金砖国家峰 会的第五个年头。 5 年来，金砖国家一步步夯实合作基础，金砖机制下的合作如今也已经拓展 到诸多领域。在外交、经贸、财政金融、农业、卫生、城市、科技、统计、智库、 工商、人口等方面均开辟了专门的合作机制，发表大量的备忘录、共同宣言，以 及联合公报;在财金合作等领域签署了《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 议》 、 《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多边本币授信总协议》和《多边信用证保兑服务协 议》等合作协议。 这次德班峰会上， 金砖各国领导人在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应急储备安排、 工商理事会、 智库理事会等机制上， 作出更多更具执行力的政治决断， 发布了 《德 班宣言》 ，提出了 18 项“德班行动计划” 。让金砖合作机制化水平向更高层面迈 进。 一些原本对金砖合作这一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机制持怀疑或观望态度的 观察者，也不得不承认，金砖机制自身已具备较强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仍然有人担心，合作领域的多样化、复杂化可能冲淡金砖机制的主题，各种 领域的利益相关者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干扰金砖国家领导人或峰会从长远的、 战略的角度思考金砖国家合作的方向。实际上，尽管各种务实的、具体的合作多 种多样，但金砖国家合作的精神从来没有改变或动摇过。 孔子说， “吾道一以贯之” 。金砖国家合作的“道” ，即发展。假以时日，一 旦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化达到更高水平，需要出台“金砖国家宪章”的话，其根本 的精神与价值，只能是发展。 无论是经贸、卫生，还是农业、人口方面的合作，都是为了促进金砖国家乃 至更多新兴国家的发展。此次德班峰会的主题---“金砖国家与非洲：致力于发 展、一体化和工业化的伙伴关系” ，同样紧扣发展主题。对金砖国家和非洲国家 来说，一体化和工业化都是手段或方式，发展是共同的目的，发展是金砖国家合 作的核心价值。 金砖国家合作所指向的发展，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人们开始对原有发达国家主导的强调 “释放市场” 的治理模式开始反思， 回归 “保 护社会”的思潮开始复兴。面对公平正义与自由平等之间的紧张，人们权衡和取 舍的天平开始倾向前者。人们更担心的不再单纯是竞争及生产的不足，也同样担 心分配和消费的不义。追求公平正义越来越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如此背景下， 金砖国家需要一种新的增长观，一种以公平正义为约束条件之 一的竞争观，其核心价值就是包容性发展。通过金砖国家合作的实践，关于包容 性发展的主张有可能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甚至转化为区域及全球层面的政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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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制度安排。 除了强调公平正义之外，包容性发展还强调，重视自身的发展，也重视惠及 合作伙伴的发展。 换言之， 金砖国家应当仁不让地代表新兴经济体以及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利益。 具体来说，金砖国家倡导的发展，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新兴经济体 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是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社会话语权和发言权的提升。 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层面来看，金砖峰会提供了一个各国分享发展经验， 开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有关的国际合作的有益机会。如前所述，金砖国家合作一开 始就以务实为特点， 在很多方面已有了广泛的合作议题，今后通过金砖国家开发 银行、共同储备库等具体项目，在基础设施建设、卫生与健康、教育、制造业等 产业及金融风险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会日益广泛，更加深入。金砖国家峰会，正 是为上述诸多领域长期合作作出的行政担保和政治承诺。 在国际社会话语权层面上， 金砖国家合作能提供，或者说创造一个新兴经济 体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新模式。 20 国集团在目前这个阶段被各国公认为是全球治理的主平台，在这个主平 台上，已经有两个集体参与方，一个是七国集团，一个是欧盟，二者均是发达国 家的内部协调亚单位， 在其他 11 个新兴经济体之间，尚缺乏实质性的合作机制。 从目前情况看，一步到位开展 11 个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协调还较困难，但是 金砖国家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现在的金砖五国都是 G20 中新兴 11 国的 成员， 已经建立比较顺畅和相对固定的对话协商机制，在这个平台上整合新兴经 济体的意见，再与 G7、欧盟等成员进行国际治理方面的探讨，有助于提高 G20 合作的有效性， 同时也有助于把新兴经济体的立场、理念更好地融入到全球治理 实践中去。(2013 年了望时评第 13 期)
“三共” “三有”的价值
习近平主席反复阐释的中国梦，将国家“大梦”与国民“小梦” 、民族“大 我”与个体“小我”紧密地联系起来，将高远的蓝图与当下的奋斗紧密地联系起 来， 将宏大的方向与具体的目标联系起来——从未有一种愿景如此拨动每个中国 人的心弦，激荡每个中华儿女的豪情。因为，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 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 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 习近平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可称得 上是一篇面向中国公众的“就职演说” ，三个共、三个有让中国梦这个伟大的愿 景，在国家、民族与每个国民之间，在集体、群体与个体之间，在昨天、今天与 明天之间，在理想、激情与奋斗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固、明亮的桥梁，实现了有 情、有力地连接。 当今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这座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命运共同 体，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有一种共同的愿景来动员、凝聚力量，都必须有一条精 神纽带来维系共同价值。转型期的中国， “行百里者半九十” ，越是接近梦想，越 不可忽视荆棘险途，越不能有任何松懈、麻痹和动摇。13 亿人能不能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汇集智慧和力量，将决定着中国能不能跨越“转型陷阱” ，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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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梦想的彼岸。 习近平主席反复阐释的中国梦，将国家“大梦”与国民“小梦” 、民族“大 我”与个体“小我”紧密地联系起来，将高远的蓝图与当下的奋斗紧密地联系起 来，将宏大的方向与具体的目标联系起来---从未有一种愿景如此拨动每个中国 人的心弦，激荡每个中华儿女的豪情。因为，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 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 历经 30 年持续高速发展，一方面是我们与中国梦从未如此接近;另一方面， “四面霾伏”的环境污染，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一系列民生难题，户籍制 度改革、阳光司法等公平公正考题，这些“成长的烦恼”与转型期的中国不期而 遇。一些旧优势正渐行渐远，一些新难题日益显现。这是发展的“阵痛” ，更有 复杂利益的博弈。 而在社会利益多元、阶层分化、舆论场分化的现实境况下，社会总体信任度 有下降之虞，这为建立共识、形成合力制造了障碍。 如何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 想而奋斗， 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 有广阔的空间。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宣示，为当今中国最大程度地建立共识、 凝心聚力，指明了方向。 建立共识，需要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政府是社 会公正的守护者，遵守宪法、依法治国是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的 根本。公权力严格依法办事，恪守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原则，做 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是全社会形成法治共识的关键。古人 云：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建设法治政府，增强政府的公 信力，是建立社会共识最重要的前提。 建立共识， 需要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 日益加剧的环境问题，使人们越来越深切感到转变发展方式是何等 的迫切，不持续、不转型没有出路，不发展、不创新更没有出路。中国有 13 亿 人口， 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变，实现中国梦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追求发展总量和速度，更要追求发展质量和效益。这不仅有赖于技术 革命和产业升级，还需要对收入结构、生产方式、社会体制、区域平衡、监督体 系、行政组织等方面进行深度调整与变革，才能使共建共享的“蛋糕”更大，才 能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 建立共识，需要随时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关心人民疾苦， “坚守 网底不破” ，建设民生中国，是民之所望;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也是民之所望。公正是社会创造活力的源泉，也是提高人民满 意度的一杆秤。李克强总理指出，要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不论是来自城 市还是农村，不论是来自怎样的家庭，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就可以取得应有回 报;要直面有八亿多农民和五亿市民之间的涉及人口最多的城乡差距， 采取措施， 逐步使其缩小。守住了公平公正的底线，人民才能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才 能创造出一切美好的东西，也才能巩固共识，携手圆梦。(2013 年了望时评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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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好重建诚信之路
中国提出经济结构调整，开始致力于发展内需，然而困难重重。其中一项困 难是国内诚信不足， 带给国内贸易的交易成本太高。如果不先行构建好诚信的国 内制度环境， 内需取代外需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推动作用的设想，恐怕不易实 现。 诚信年年讲，越讲越沉重。道理很简单，按照蒂利的界定，信任就是把弥足 珍贵、利害攸关的资源和事业，置于其他人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如 果社会中人人都能诚意正心、 以诚待人，那么各人也就不惮于将资源与事业托付 他人，社会整体的信任度就高。所谓内诚于心，外信于人。 然而知易行难。比如，日前香港宣布修订《进出口条例》 ，规定个人限带 1.8 公斤(约两罐奶粉)离境， 而若违规则需面临可判 200 万港元罚款和最高 7 年监禁 的惩罚。 这一举动本不存在对与错，但被舆论解读为中国大陆奶粉产业诚信崩溃 的外溢效应的结果。其实，国家质检总局的数据显示，国内乳制产品 86%都是合 格的，出口产品 98%都是合格的。只是过去几起严重的乳业质量事故，导致消费 者对国内乳产品的信心还没有恢复。行业部分从业人员的不诚行为，欺骗了消费 者，获得了短期利益，但面临的是整个行业长期发展的窘迫之境。 中国经济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是依赖出口驱动。而出口本质上是 在本国制度环境变化最小化的前提下， 充分借助了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与制度环 境。同样产自中国的产品，在国内的性价比低于发达国家市场，就是这种制度质 量差异的表现之一。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欧美经济复苏缓慢，发达国家市场的生意越来越难 做，中国提出经济结构调整，开始致力于扩大内需，然而困难重重。其中一项困 难是国内诚信不足， 带给国内贸易的交易成本甚高。如果不先行构建好诚信的国 内制度环境， 内需取代外需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推动作用的设想，恐怕不易实 现。 中国历来不是一个诚信缺乏的国家。诚信是商业的基石。作为较早进入商业 社会的文明，中国的文明饱含诚信的元素。南朝谢弘征代过世的堂叔打理财产， 待堂妹成年后将财产与经营所得全数奉还，这样的故事古往今来不绝于史。有学 者的研究也表明， 中国的信任问题不是初始存量过少的问题，而是社会转型期信 任存量下降过快的问题。 诚信下降， 与变动环境下的不确定性过大有关。如果一个人面临的不确定性 很大，其行为就容易短期化，希望尽快将手中的权力、资源变现， “捞一票算一 票” ，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从理论上说，只要有一个人这样做，那么与之打 交道的人的最佳策略就是针锋相对，以短期行为对短期行为，以欺骗对欺骗。甚 至，当明知对方是诚实守信之人时，自己“欺之以方”所获得的收益，也高于以 诚相待的收益(由于惩罚的不确定降低了惩罚的威慑力)。 最后的结果就是欺诈成 为社会交往中的惯常策略，社会将退化成一个“人人相互投毒”或“一切人与一 切人宣战”的霍布斯世界。 抽象地说，重建诚信的关键是降低不确定性。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 途径。首先是发挥虔诚意识的作用。一个心存敬畏，哪怕是朴实地相信“善恶到 头终有报”的公民，其行为要比肆无忌惮的唯物欲者更可预期。 其次，制度、法令与程序从制定到实施应相对稳定、透明和公正。这方面要 求政府运作更加规范化、机制化，压缩个人之于公器的操作空间。意大利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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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贝卡利亚有句名言： 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苛， 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 制度失信不仅造成不确定性，同时还直接伤害前一种渠道“虔诚” 。一个原本相 信“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公民，如果一次次目睹“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作 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心中也难免动摇。 第三， 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民间组织作为政府部门与市场部门之外的 第三部门，在现代社会运行中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如果运作得当，可以弥补和 纠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以前的晋商、徽商、粤商、苏商等商帮，一方面弥补 政府公共服务之不足， 另一方面规范微观市场秩序，对降低社会运行不确定性发 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民政部部长表示 “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民政部承担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有一项重大的改革，就是行业协会商会类、 科技类、 城乡社区服务类、 公益慈善类等四大类社会组织今后在民政部门直接登 记” 。这类组织重新活跃起来并在社会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将有助于不确定性 的降低和社会诚信的重建。(2013 年了望时评第 11 期)
新开局 新期待
人们期待， 通过今年的全国两会，把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奋斗目标通过法定程 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凝聚全国人民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力量，为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奋斗。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 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外记者时的庄严承诺，对“中国梦”的深情 阐释，为进入 2013 年的中国，为中华民族如何赢得一个更加值得期许的未来， 定下了航向，使今次全国两会，有了更鲜明的主基调。 这样的主基调，与民众的期许高度契合。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 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 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 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表明中国最高领导层深知什么是 民众的期许，并为之接力奋斗。两会，作为听民声、集民智、聚民力的民主政治 制度化平台， 从来都是观察中国走向的重要窗口。今年全国两会将选举产生新一 届国家机构领导人，举国关注，举世关注，原因之一也在于中国人民对中国领导 层带领民众实现新期待的向往。 中国梦，新开局，2013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人们期待，通过今年的全 国两会， 把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奋斗目标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凝聚全国 人民深化改革开放、 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力量，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 标而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引起国内外强烈反 响。13 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交汇成中国梦的时代内涵，激发出不竭动 力--期待更好地体现共建共享。 自 2012 年 11 月履新以来，习近平和李克强等新 一届中共领导人不仅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改 革是最大红利，其目的就是让广大人民受益” ，而且接连到基层和贫困地区看望 普通民众， 显示出新一届领导层致力于缩小中国贫富差距、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的决心和信念。当前我国既站在新的起点上，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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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系列民生问题和明显增多的社会矛盾。只有“有效应对当前、更加注重长 远” ，下大力气解决阻碍发展、影响活力的深层次矛盾，重点调整预期利益和增 量利益，才能实现增长有质量、企业有效益、民生有改善的健康发展，才能使共 建共享的执政理念最终落到维护、保障人民真正的利益上。 期待更实质性地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面临多方“两 难” ， 必须深化已进行 30 多年并取得重要成果的行政体制改革，破除制约经济社 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2 月下旬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 和职能转变方案》 ，已提交人代会审议。与经济领域改革相比，机构改革会牵动 诸多正在板结化的部门利益。只有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调整权力格局，才能真 正实现从“审批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强劲的动 力。 期待更大力度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 权。2 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正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习近平再次强调 “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在新的起点上，只有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进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才能为改革发展、 长治久安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 期待更名副其实的美丽中国。党十八大报告勾画出一幅“美丽中国”的宏伟 蓝图。然而，以往过快的经济增长会给环境和资源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雾霾、 地下水污染??严酷地敲醒人们，旧有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发展路径再也不能继 续走下去了。2 月初，李克强在调研时强调，推进城镇化要注重加强环境保护， 必须周密谋划推进。 当前协调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转型已进入关键时刻， 建设 “美 丽中国” ，决不能走先发展再治理的路子，要痛下决心解决问题，用共同的决心、 共同的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 中国梦是中国人的梦， 需要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共同奋斗，只有每个人都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参与者、书 写者，才能汇聚起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正能量。2013 年两会，将是中国梦 圆梦征程上的一个激荡人心的新起点，一个鼓满风帆的新开局。(2013 年了望时 评第 10 期)
打造房价稳定阀
房价调控应尽量运用市场机制，但在市场已成为一个重大民生问题的情况 下，如果市场机制不能有效降低房价，政府就理应果断出手。 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把目光聚焦于房地产，研究部署 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 显示了政府对当前房地产市场价格回升的警觉和 关注。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 1 月份全国 72 个大中城市的房价调查表明，52 个大 中城市房价上涨。虽然新建住房涨幅不大，但二手房呈量价齐飞局面。而且，自 2012 年 6 月以来，已连续 8 个月保持上涨。其中一线城市成为此轮房价上涨中 的领涨者。 在国家实施有史以来最严厉调控措施后， 房价在去年上半年有过一个短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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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后再次上涨。有一种解释认为，庞大刚需经过一段时期的政策观望，见调控未 有明显效果，于是集中杀入市场。再加上 2012 年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房企 的资金流有好转，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房价上涨。而对消费者而言，买涨不买跌 的心理，又会进一步助推房地产市场的上涨气氛。此种情形下，房价上涨若成为 一种趋势，对政府的调控努力无疑是一种伤害。 因此，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再聚焦房价，出台调控措施，被视为势在必然。 被舆论称为新“国五条”的措施---扩大房产税实施范围、设置所有主要城市的 年度住房价格目标、增加住宅土地供应、加快保障房建设、加强市场监管---基 本是对原有调控的重申，具体措施似乎并无更大突破，但调控本身表明，政府更 着眼于影响预期。也就是说，中央政府通过这次调控是要向市场传达如下信息： 政府不会容忍房价持续上涨下去，若房价上涨过快，随时会采取一些力度更大的 手段来抑制房价上涨。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一种预期调控。 房价取决于供需形势。随着城镇化的开展，从长期看，房价在现有基础上会 呈现一个温和上涨态势。 然就现阶段而言，由于房价较大幅度背离了多数人的收 入比关系，要缓解多数人的买房焦虑，当下就难免要采取非常之策。 首先， 对多数一线城市和其他房价上涨过快城市，有必要采取强力行政手段 抑制房价快速上涨局面。一般情况下，房价调控应尽量运用市场机制，但在市场 已成为一个重大民生问题的情况下，如果市场机制不能有效抑制房价，政府就理 应果断出手。比如，暂停预售制，预售制作为中国住房市场特有的制度，其存废 争议颇大， 但显然， 该制度有利房企而不利消费者。 除此外， 还可针对投资需求， 暂停二套房贷款政策，或对特定住房开征和提高个人交易的土地增值税和契税 等。 其次， 加快个人住房信息联网制度建设。 从目前曝出的各类 “房姐” 、 “房婶” 、 “房媳” 、 “房叔” 、 “房爷”来看，官员群体拥有的住房数量，超过其占人口的比 重，已不能简单用一般的投资来解释了。十八大后，社会对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 的呼声很高，其中一个建议就是从公开官员房产开始。不少意见认为，若此建议 付诸尝试，可能会有一些官员抛售房产，效应不光是市场的，还会有良好的政治 效应。 第三，增加保障房建设。保障低收入家庭有房可居本是政府之责，国家在这 方面还欠账不少。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出于财力或其他因素，对推进保障房建设 始终有所顾虑。而已有的保障房，部分也存在位置偏远、价格偏高等问题。本次 “国五条”除要求全面落实已有任务外，强调 2013 年底前，地级以上城市要把 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对此，国家须加强对地方的财 力支援，地方亦需加大对保障房的土地供给，在这方面是不能打折扣的。 第四，全面推进房产税的开征。新“国五条”最大亮点是扩大房产税实施范 围。长期以来，中国房地产的税收大部分集中于开发和交易环节，保有环节税收 较少，此乃推动房价高涨的主因之一。假如针对保有环节开征房产税，一定程度 上可将房价控制住。从未来看，限购作为行政手段终究不能长久实行，房产税迟 早要替代限购发挥调控主作用。 上述四大非常措施之实行， 取决于政府如何平衡民众住房需求和住房作为支 柱产业的关系，取决于政府撬动既得利益的力度。(2013 年了望时评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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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自律政府
只有从立法和执法两方面着手， 才能真正做到将权力的施行限制在制度约束 的框架内， 让政府成为能够担当维护市场健康运行重任的政府，从而确保社会经 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工作座谈会时指出， “要更加尊重规律，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 社会的关系， 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 地利用社会的力量， 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 市场和社会。这也是改革的方向” 。 近年来中央多次提及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早在 2010 年 12 月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就表示，要“注重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努力提高 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 而十八大报告中更是将此上升到体制改革的层面， “经济 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 。这意味着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问题决定着我国经济社会的 基本走向和运行质量，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关键。 市场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能发现的理想的财富增进机制， 中国的改革实践 也印证了这一点。 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成效，主要是得益于通过市场化 的方式释放社会创造潜力。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有了市场，就需要有确保市场有 效运行的规则，就需要有执行规则的机制，此时政府的作用就显得重要。因此政 府与市场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偏废，这是一个 常识。 不少人士认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