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可能是我的中文系背景的关系，超过九成的同学都任职初中及高中教师。他们最常谈论的话题莫过于“补课”。现在的孩子们，进入小学到高中的12年中，面临着无尽的补课。当然，这是指放学后、前往老师家的小规模补课，收费的。而在我个人成长经历中，只在高中时代（16年前）受化学老师之邀、接受免费的课后补习。
如今的行情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
“有需求，学校没有办法禁止，多是睁一眼闭一眼。”我一位大学同学、任职上海某公立学校的老师透露说，“据说上海目前最牛的补课老师是南洋模范的一对夫妻档老师，每个双休日在一高校借场地、做补课，一天四场、一场收40个学生，一年补课收入就有320万！”
我无法核对这数字的精准性，但是，如此商业化运作的补课确实令人大开眼界。为了无限适应现有教育制度和高考制度，它的出现简直是“雪中送炭”——家长们巴不得塞自己孩子去任何有助于增加分数的课外补习班，没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相反，这是在切实地“解决问题”。
我的外甥女也是这样度过了小学与初中时光。我姐姐曾将她分别“拜托”给班主任、数学老师及英文老师。一放学，就到老师家做功课、吃晚饭，每月需付的补课费及伙食费大约是2000元。“小班”里还有几个孩子，但据孩子说，老师不甚用心，当孩子们在埋头做功课时，老师有时候会在隔壁房间搓麻将。
不过，对于一个正在迅速变化的社会来说，多数家长们似乎只能选择这样的补充教育方式，他们也在抱怨，但谁都无法与现有教育系统抗争。
在竞争激烈的城市中，“补课”的形式则向“私塾教育”方式演化。私塾教育曾是中国延续了相当长时间的主流传统教育方式。而“新私塾”则有了全新的形式，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具有调适性，不是老师住到学生家里，而是把“散户”学生寄宿到老师家。
最鲜活的案例当属我一位大学同学史老师，在杭州某公立学校任职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这位陕西籍男老师为人豪爽，赢得了四位学生家长的信任，他们都是非杭州市区的生意人，有钱、没时间照顾孩子，自己也没有高学历。史老师在自家小区另租了房，安顿四个孩子，还把老爹从老家接出来、负责弟子们的日常起居生活。
其实，史老师没有特意规划这样的新私塾业务，一个插曲是，他狠狠教训了某一学生（带肢体接触的），生气的孩子父亲找他理论时，两位成年人却在教育问题上“不打不相识”，并达成一致共识，最终孩子父亲非要把孩子托付给他。当然，这四个孩子也给他带来了经济收获（每位大约是2000元/月），一位帮他还银行房贷、一位负责日常开销、一位往存折上添砖加瓦……总之，比教师工资富足许多。
这样的案例在上海这种更国际化的城市恐怕很罕见。高度商业化的上海，家长们更倾向于信任具有国际背景或所谓“与国际接轨”的教育品牌与机构。但在大城市人眼中的“暴发户”、“乡巴佬”的小城镇家长们的价值判断体系和中国大城市人截然不同。他们更愿意把孩子托付给一个信得过的人，而不是一个名牌机构。而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短时间内不会改变。因此“新私塾”的补充教育方式还会以模糊的状态长期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