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76年1月11日下午，刘诗昆去北京医院吊唁。周恩来的遗体安放在医院后院一所小平房里。刘诗昆是坐着叶剑英家的苏联制吉姆牌汽车去的，除司机外就他一人。白色车牌开头号码是“辰3”，这是当时少数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专用车牌，到哪都畅行无阻。
在粉碎“四人帮”40周年前夕，《中国新闻周刊》 对刘诗昆进行了长达8个多小时的专访。刘诗昆曾是叶剑英的女婿，现在也仍然亲如一家。由于历史机缘，这位著名钢琴家曾深深地参与到这段历史中，见证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刘诗昆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他当时有意把车停在了北京医院后门外。等送灵车队一启动，他就让司机跟上去。车队共有二、三十辆车，其中不少吉姆车，前面是灵车和几辆大红旗车，没有警卫车压后。他的车跟在最后，没人问没人管。
车队到八宝山殡仪馆天已黑。里面有间大厅，周恩来的遗体移出灵车，就安放在大厅中一个简单的长方形木边框玻璃罩内，周围也没鲜花。
大厅不太大，进去了三、四十人，警卫人员等都候在厅外。刘诗昆随人流进了大厅，谁也搞不清谁是谁，大家都穿着蓝布、灰布制服或绿军装，都一个样，难以辨出身份。
主要送灵人是王洪文、汪东兴和邓颖超。大厅里气氛凝重悲痛，没有司仪，也没有仪式，大家围着遗体作最后告别。邓颖超抚棺边哭边说：“恩来啊，你走吧，你走吧！”说了一遍又一遍。刘诗昆一直留意王洪文，只见他铁青着脸，木无表情，不言也不动。时任外交部长�坦诨�把头埋在玻璃罩上，嚎啕大哭。哭声之大，引人注目。
人们在大厅里停留了约二、三十分钟。站无排序，走也没人招呼。送灵人群自发离开大厅后，遗体就要被推进紧连大厅的火化室火化了。
刘诗昆是最后一个离开大厅的。他出来后，厚厚的两扇大红门就在他身后关上了。但当时他所不知的是，1976年中国政治和社会巨变的历史大幕，才刚刚拉开。
入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刘诗昆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老师，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资产阶级接班人”，投入校内“劳改队”（即“牛棚”）。他右胳膊小臂骨被红卫兵用军用皮带打成严重骨裂，当时国外媒体盛传他弹琴的手指被打断。实际上，他去医院绑了石膏吊带，因年轻，不久自愈，未留下后遗症。
不久，进驻中央音乐学院的工作组被撤走，“劳改队”的其他“牛鬼蛇神”因没人管了都自行解放。但他不同，因他背后是他当时的岳父叶剑英。
“文革”初期，叶剑英身居要职。1965年12月罗瑞卿被打倒后，他接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职位，同时还担任“文革”初专门成立的“首都工作组”的组长，负责中央的保卫和首都的治安等重要工作。彼时叶剑英等元老和江青等人关系紧张，1967年2月，发生“二月逆流”事件，叶剑英等都靠边站了。
1967年4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戚本禹专门到刘诗昆所在的中央音乐学院召开全院大会，点了刘的名，同时影射点了叶剑英的名。他说：“刘诗昆是坏人，是赵燕侠式的人物 （赵是当时被江青定性为“反革命分子”的京剧名演员），是埋在我们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他背后有只很大的黑手，很大的黑后台。”4月5日，他又到刘诗昆的妻子叶向真就学的中央戏剧学院召开全院大会，点了刘和叶向真的名，又影射点了叶帅。4月20日，他又到北京中央乐团作同样讲话。他三次亲自出马，并特别强调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来的。他讲话后，北京街上到处贴出“打倒叶剑英”“揪出刘诗昆叶向真背后的黑手叶剑英”等大标语和大字报，一些院校成立了“揪徐叶联络站”（“徐”为徐向前元帅）的造反组织。
在戚本禹授意下，中央音乐学院各派群众组织随即联合发布了一道所谓“勒令”，限刘诗昆在4月6日午夜零点前回到学校，接受“群众专政”。
当时刘住在北京北长街81号叶帅家里。为了不连累叶帅，已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的刘诗昆于4月4日同叶向真匆匆去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办理了离婚手续 （那时负责北京市婚姻登记事务的单位都受北京卫戍区军管，且都瘫痪了），在4月6日午夜零点前走出了叶家大门。中央音乐学院满载红卫兵的小汽车、大卡车早一溜排开守在门口。
刘诗昆说，如果他逾期不出去，红卫兵定会冲进叶帅家。当时叶帅自己已处在政治悬崖边上，他不能再给叶帅雪上加霜了。
刘一出门就被押上汽车拉回学校，从此完全失去自由。同年9月2日，他被扭送到公安部，由此开始了五年九个月的监狱生涯。先关进功德林监狱，后转半步桥监狱，最后是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监狱。
刘诗昆记得一天半夜，半步桥的“政治犯”集体大转移到秦城。开始他不知去哪里，转移车队开到京郊一处漆黑的荒郊僻野时，不知何故，突然停了许久。当时他以为要在那里被拉出车枪毙了，但也没觉得恐惧，一切听天由命了。
在刘诗昆之后，叶帅的二子、二女 （包括叶向真）、一婿以及刘诗昆与叶向真的一名保姆都被抓了。
但对叶剑英本人，始终留有余地。原因之一，大家认为，是叶在红军长征中报信救过毛的命。
关于这段历史，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没有这回事。但刘诗昆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他从多个可靠渠道听到过确有此事的说法。据他所知，毛泽东至少六、七次公开提起过长征中叶剑英救他命这件事，一直念念不忘。在“文革”前一次中央大会上，毛泽东曾针对此事说：“剑英同志，我赠你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文革”初杨成武陪同毛泽东去武汉时，毛曾指着自己脖子对杨说：“要不是剑英同志，我的这个早没啦 （指早被张国焘杀了）。”文革后刘诗昆亲耳听杨成武讲过此事。
在刘诗昆眼中，叶剑英是位胸有丘壑、足智多谋的人。叶和蔡锷、朱德等人都出身于中国最早的军校―― 云南“讲武堂”。叶是儒将，有旧军人甚至还有些旧文人的风范，护卫过蒋介石，中山舰事件时保护了孙中山，又救过毛泽东。他有文化，喜欢写诗，还会简单弹钢琴和拉二胡。他性情温和，人情味重，懂得中庸之道，在政治权位上宁退一步不抢半步，这一点让毛泽东放心。刘诗昆说，大家认为，这也是毛每到关键时刻总要保叶的又一原因。 出狱
在狱中审理刘诗昆案的是当时“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 （简称“二办”，专管军界大案） 一个几十人的庞大专案组。
专案组多次在刘面前指名道姓逼他写揭发叶剑英的材料。他们对刘说：“你只要揭发你的黑后台叶剑英，就算将功赎罪，放你出去。你不要再为叶剑英背黑锅，当牺牲品了。”还欺骗他说，叶剑英已被打倒关押。
“毕竟他们在叶帅其他子女面前不好这么露骨去做，而我是离了婚的女婿。”他说，“我当然没有揭发―― 要揭发也没得可揭发，逼我我就批判自己。”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后，经毛泽东决定，叶剑英复出，取代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职位更高了。叶家人都被释放了，但就是不放刘诗昆。
监狱每天下午向每名在押人员发一份当日《人民日报》 作为政治学习材料，傍晚收回。但刘诗昆发现，常有一些天不发给他，他开始有所怀疑了。
1969年中共“九大”过后大半年的一天，一名监狱新看守一时疏忽，把当日报纸扔给他，又急着回来，一边喊“不准看！”一边将报纸从他手里夺回。可他已经看到报纸上叶剑英的名字了。专案组对他说叶剑英已被打倒关押的谎言完全穿帮了。
这之后，他开始冥思苦想怎能向叶帅和外界送出自己的消息。有一天更换监室，新监室地上有一页残留的旧 《人民日报》，他灵机一动，立即收藏起来。他从监室内的扫把上撅下一根小尖棍，用它从每天发的 《人民日报》 抠下十余个小字，用发的又馊又黏的玉米窝头做浆糊，将一个个小字贴在那页旧报纸上，花了几个月时间拼贴出一封信。在信中他写了专案组怎样采用各种卑劣手段甚至残酷的变相刑讯，指名道姓逼他揭发叶帅，但他坚决不从，未写有关叶帅只字片语。
1973年4月，叶向真终于获准来监狱探视他，这是他入狱5年多首次有人探监。他从接见室的桌子底下悄悄把那封信塞给了她，她不动声色地收进裤子口袋，回去后立刻交给了叶帅。
刘诗昆曾在苏联得过国际钢琴比赛大奖，受过赫鲁晓夫接见，并曾留学苏联，因此他的案子是以“苏联间谍”为名目的，叶剑英也无法介入。有了这封信，叶可以有所动作了，他立即将信交给汪东兴。汪交给毛泽东，毛当即指示：立即释放。
送出信后约半月，刘诗昆获释。这期间，他发病被送进当时专为重要政治犯治病的解放军304医院。
当时，他身体已完全摧垮。入狱前几年，顿顿饭吃不饱，水都不给喝够，冬天监室无取暖设备，不发冬衣，他穿着刚入狱的夏衣挨过一个个寒冬。有时几个月不“放风”，见不到阳光，加上营养极缺，他头发全白了。挨打挨骂更是家常便饭，有时还受变相刑讯。关押无期限，不知何时才能获释，更是严重的心理折磨。直到1972年毛泽东批示废除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制度”，加上叶帅又重居高位，他狱中生活才有一定改善。五年九个月监禁中，他一直一人独关一室。开始还有人提审，后来审讯都没了，最后两年他几乎没跟任何人接触或说过话。这导致他的身体在狱中出现一种奇怪的症状，整日昏天黑地，语言和行动极为困难，痛苦异常，但查不出任何身体器质性毛病。
刘诗昆获释后，1973年9月，根据毛泽东指示，由周恩来亲自安排，公安部给他做了平反结论，又给他补发了工资。他那时工资很高，每月89元5角，而大学毕业生才40多块钱。从进中央音乐学院“劳改队”那天起算，约7年的工资，一下补发了8000多元。不跟毛泽东的稿费比的话，他觉得自己简直成了当时全国“首富”了。
他领着当时8岁的儿子一起去存钱。如此巨款，哪敢都存到一家储蓄所，那不吓死人啊？一家储蓄所只存400元，一张存单200，存两张单，已令储蓄员眼睛都睁大了。那天他跟儿子提着包走了北京差不多20家储蓄所，才把钱存完，十分紧张。
9月的一天，叶帅办公室接到江青办公室电话：“江青同志要接见刘诗昆。”对此，叶帅只对刘说了一句话：“看来这回是好意了！”
刘诗昆被接到�鱼台江青住地。在场的还有姚文元、王洪文，时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文化组成员于会泳、浩亮、刘庆棠，以及音乐家李德伦、殷承宗。
江青一见他，就显得很热情地站起来说：“刘诗昆，坐这儿坐这儿！”又握手等一连串热络的动作。开场白是：“刘诗昆，主席很关心你，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刘诗昆，要让他搞些民族的钢琴的东西，要让他继续演出。’”算是传达了“最高指示”。接着又说：“‘中央二办’很坏，他们整你，给你搞专案，实际上是搞叶帅的专案。他们还给我搞了两个专案呢，我不怕！这都是林彪和四条汉子 （指‘黄吴李邱’） 搞的。”她还说：“去年我到叶帅家，看到牛妞 （叶向真的小名），都怪我，当时就是忘了问起你。”她还有些神经质地亲自摘了好多室内养的白兰花和茉莉花交给护士，让放进冰箱，等刘走时带给牛妞。
当晚还放映了一部叫 《红袖倾城》 的美国影片。片中有许多弹钢琴镜头，江青说是专为刘诗昆放的。看电影时，他作为主宾被安排坐在江青身旁。江青很不见外地把自己的白色亮皮塑胶大皮包放在他腿上：“你给我拿着！”他就抱着她的皮包看了两小时电影，心想：江青真不愧是演过戏的演员。
有半年多时间，江青多次接见他，或看“样板戏”叫他陪同。“等她台阶下了，对我又冷淡了。”
写揭发材料
整个“文革”期间，叶剑英与江青的关系都势如水火。
1974年，江青大搞“批林、批孔、批走后门”三箭齐发，其中“批走后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叶剑英去的，因为叶帅把小女儿叶小瑛送到福州军区当兵。
一天叶剑英去开会，江青在会前把他叫到旁边一间屋里，板着面孔说：“你竟然送女儿走后门当兵！”叶回家后对刘诗昆和叶向真讲起此事说：“这个人老是不断踩我。”边说双手边在脸上比一个眼镜的手势 （他常用“眼镜”代指江青）。
老练有谋的叶帅立即给毛泽东写了封“检讨信”，信中“检讨”了送女儿开后门当兵，并表示“接受江青同志批评”。收到叶的信后，毛考虑了数日，口授其机要秘书张玉凤代他在叶的信上写了一段重要批示，其中说：“从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批林批孔，又夹杂着反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叶帅接到这一批示后，当晚欣喜地告知家人，刘诗昆也在场。叶幽默地说：“这才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此，张春桥感叹：“利用检讨告状，也是一大发明。” 1974年至1975年，复出后的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叶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二人配合紧密。刘诗昆听叶帅说过：“他 （指邓） 在前面打冲锋，我在后面送子弹，有时我们二人也一起往前冲。”
那时邓常来叶家。每次两辆大红旗汽车一前一后开进北京什刹海小翔凤胡同叶家院子，二人总是在叶帅卧室外的书房密谈，谈时总是开着收音机，以防窃听。
刘诗昆获释后，调入当时作为“革命样板戏”单位的中央乐团，从事钢琴演奏和作曲。他在文艺界、体育界及其他一些领域都有不少人脉，因此实际担负起叶帅联络员的工作。另一名“联络员”是叶的侄子叶选基。
刘诗昆常往国家体委宿舍跑。他常晚上去，跟徐寅生、李富荣、郑凤荣、郑敏芝、陈祖德等体育界名将在郑敏芝家里秘密开会。这些人都知道，刘的背后是叶帅。
1974年江青一手掀起“黑画风波”，将黄永玉、黄胄、李可染、李苦惮、蒋兆和、亚明、宋文治、谢稚柳、程士发等大画家都定为“黑画家”。谢铁骊导演、钱江摄影的电影 《海霞》 也被批得体无完肤。这些文艺人士都对江青极为不满。刘诗昆同他们暗中来往，在他们与叶帅之间联络、通气。
1974年至1975年间，刘诗昆和叶向真共同写过揭发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的材料，但叶帅没往上送，压在那儿了。刘诗昆明白，这些只是文艺界的事，在他心中份量不够大。不过，这些材料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清查中起了作用。
1975年，刘诗昆又亲手写了三份揭发江青的材料。
一份标题是 《江青同志在大寨的一些讲话》，写了江青在大寨的一些内部讲话。江说：“现在很多人反我，反得最厉害的一个是广东 （叶帅祖籍广东），一个是四川 （邓小平祖籍四川），还有军队。”等于点了叶和邓的名。又明显影射周恩来说：“现在，中央就有 《水浒》 中的投降派宋江，想架空晁盖。”这是随江去大寨的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告诉他的。杜厌恶江青，常给叶家透信。
另一份标题是 《江青同志看完电影〈鸽子号〉的讲话》。《鸽子号》 是一部美国影片，片中有个情节：一男一女分别在两艘游艇上，中间隔着百八十米，女人穿着衣服跳下水游向男人，双方在游艇中发生了婚外情。江青对陪她看这部电影的多名文艺界人士说：“要是我，我也会跳下去的！”当时音乐家吴祖强和电影演员王心刚在场，觉得身为毛主席夫人的江青公开讲这种话简直不可思议，悄悄告诉了刘诗昆。
第三份标题是 《江青同志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讲话》。江青说：“你们要去造军队最高层一些人的反，要放火烧荒，要砸烂总政阎王殿。”明显影射攻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帅和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几个听到此话的人都告诉了刘。
刘诗昆将手写的这三份材料交给叶帅，叶很重视，当着他的面，把材料小心放进一个印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字样的大信封里，亲笔写上“专人专送邓副总理”几个字，又亲自用胶水封上口，把贴身警卫马锡金叫到跟前，叮嘱他马上送到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家中。
不久后听说，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告诉邓，毛看后非常生气，遗憾的是没有写批示。
1975年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掀起后，形势急转。刘诗昆心里打鼓，因为据他所知，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就因写了一份反映江青问题的材料 （内容还没有他写的重） 送毛泽东，未送到被江青截获，当即被打成“反革命”。然而，他这里却一直无动静。
粉碎“四人帮”后他才知道，无论张玉凤、汪东兴或毛泽东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无人将此事透露给江青。“他们与江不是一条线上的人。”刘诗昆说。
替叶帅去广场�^察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叶帅也“请病假”在家休养了。“有人说他是主动请病假，其实是奉命不得不请。”刘诗昆说。
军委日常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但叶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并未撤消，影响力还在，而且比以前更大了。
1976年“四五运动”发生时，叶帅无法亲自去看，但渴望知道外面的真实情况，几乎天天问刘诗昆：“有什么消息吗？”刘每天去天安门广场观察，回来把每个细节都讲给叶帅听，他总听得聚精会神。
那些天，天安门广场每日人山人海。最多的是工人，他们排成整齐队列，手挽着手，面色凝重，踏着正步入场，领头者举着大横幅或大旗。曙光电机厂的工人还开来大型起重机，把周恩来巨幅画像和铁制巨型花圈吊装到人民英雄纪念碑顶端，比天安门城楼还高。纪念碑后面的松柏树、矮树丛、路灯杆和栏杆上，挂满贴满了写有各种诗词、短文、口号、漫画的白纸条和小白花，密密麻麻，有如雪景。
刘诗昆感到，整个广场弥漫着一种异常强烈的情绪。《中国新闻周刊》 问他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情绪，他思索着说，是一种悲愤、肃穆、忧心、严峻、倔强、无畏交织的情绪，令他想到描绘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那些油画。
他告诉叶帅，广场上的活动主要有几个主题：一是悼念和赞颂周恩来总理；二是宣泄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憎恶；三是怀念和赞美杨开慧，实际是讽刺江青；四是为邓小平又被打倒鸣不平。看得出，叶帅听后很高兴。
刘诗昆说，那时，举国上下、党内党外、军内军外，都忧心忡忡，甚至心急如焚。毛若去世，江青一伙会不会接掌全权？“这成了当时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最担忧的未知前景，也是‘四五运动’爆发的心理诱因。我深感当时叶帅也对此极为不安。”刘诗昆说。
“四五运动”后清查时，刘诗昆去天安门广场的事被人揭发了。单位领导奉上面之命接连找他谈话，想从他嘴里套出是叶帅指派他去的。幸好他从一位同事那里得知，指证他的只有一人。“一对一，孤证难定，我就咬紧牙关，坚决不承认自己去过，他们也没办法。”
“缺一不可，多一不必”
粉碎“四人帮”前，刘诗昆亲身参与了叶剑英跟老同志们的通气工作。 叶剑英专门通气的，一位是陈云，一位是邓颖超。在叶帅心中，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必须与他们打招呼取得原则共识。
叶帅与陈云的会见是秘密进行的。叶选基用叶帅自己乘坐的红旗车将陈云接到小翔凤胡同叶家中，这样可不停车进出叶家大门，连8341部队的门岗都不知车里坐着谁。刘诗昆则负责在家中客厅迎候。叶选基告诉他，陈云离家时把保险柜钥匙交给了儿子，以防万一出事回不来。
陈云到时，叶帅正在家中治牙。叶选基和刘诗昆陪着他在客厅等了近一小时。治疗结束，陈云被请进叶帅卧室外的书房，两人开着收音机密谈。
所谈内容，刘诗昆和叶选基都不清楚，只知两点情况：一是叶、陈二人对采用非常手段解决“四人帮”达成了共识；二是解决的具体计划和时间，叶并未告知陈。
邓颖超是坐自己车到叶帅家的，也是叶选基和刘诗昆迎候。
1976年10月6日晚，成功抓捕“四人帮”和毛远新后，叶剑英即让秘书打电话通知全家人一句话：“四害已除。”
在抓捕“四人帮”这一行动上，刘诗昆的看法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缺一不可，多一不必”。
据刘所知，起初华、叶、汪三人间也经历了相互揣摩、试探、摸底的微妙过程。过去叶与华并不熟悉，华属三八式干部，资历不深，二人没有历史关系。叶与汪也无特殊关系，汪本人没有“山头”，只是毛的总管。但拿下“四人帮”对这三人而言都是势在必行，三人实际已形成了命运共同体。
粉碎“四人帮”后，刘诗昆问过叶帅，对“四人帮”的抓捕行动事前除他们三人外，还有没有其他同级别的人知情，叶说：“没有，就我们三个人，已经够了。”
“这么接地气的高级领导人不多见”
粉碎“四人帮”不久，叶剑英即安排邓小平住进了自己西山住处旁边的25号楼，每日给邓送去与他本人所阅相同的全套中央文件，并派儿子叶选廉开车将邓接到自己家中面谈。
1976年底，邓小平做前列腺手术，叶亲笔批示：“精心治疗，精心护理，妥善安排，注意保密。”根据该批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将南高干病房楼的一整层都安排给邓住院。
叶帅还安排自己儿女轮流探望邓小平，刘诗昆和叶向真也受命去探视。他们去前，先去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和解放军总参第二部负责人熊向辉处，向他要内部书籍带给邓。熊高兴地拿出两本海外出版的中文版 《江青列传》和 《江青外传》，并托他们向邓问好。
他们在病房中同邓小平长谈了三、四小时。这次谈话，给刘诗昆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在他看来，邓小平不高谈阔论，不讲抽象大道理，而是很实际，很“接地气”。和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不同，他对社会与民间的真实情况、下面的实际问题，了解之清楚，认知之深入，令他们惊讶。他们和邓小平谈话，没有小百姓对大领导的感觉，倒像普通人之间的交谈，直截了当，一说都明白。
“我接触过那么多高级领导人，‘接地气’接到他这样的，实不多见。”刘诗昆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
在交谈中，刘诗昆对邓小平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大肆批判您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这句话，其实广大群众非常赞赏这句话。这么多年，全国人民被极左的一套害苦了。”
邓小平说：“不是‘黑猫白猫’，我的原话是‘黑猫黄猫’，当然意思一个样，但他们连原话都没弄清就批！我生平说过不少错话，但对这句话至今不悔，依然坚持。”他又说：“这些年来，很多问题的发生，思想根子就出在我们党的实事求是原则遭到削弱或破坏。‘文化大革命’就是最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事件。”
刘诗昆说：“我记得许多年前我从传达中听到您说过这么一段精辟的话：‘不是光过右不好，过右和过左都不好。一个人走在桥上，从桥的右边掉进河里或从桥的左边掉进河里，你说哪个较好，哪个更差？没两样，结果还不是都掉进河里，都不好，都有害。’”
邓说：“我看，这些年来，我们的问题最主要的有四条：一条就是过左、极左；一条是不实事求是；一条是好人受害、坏人当道；还有一条是个人说了算，党章、宪法、法律、集体都不算数了，最后甚至演变成‘四人帮’说了算，联络员说了算（注：‘文革’最后期毛远新成为在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传话的‘联络员’），也不知联络员说的是真是假，没有证人。”
回去后，刘诗昆和叶向真向叶帅汇报了探望邓的情况，讲到邓说的四条主要问题时，叶说：“一针见血，正中要害！”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刘诗昆常去邓家，多次在邓家吃饭。他当时较年轻，饭量大，邓家吃饭人多而菜不多，每次他都不好意思多吃，总是没吃饱。他告诉 《中国新闻周刊》，那时邓小平、叶剑英等最高领导人每月工资大约都是400元，还要从中扣除固定的房租和党费，全家一切开支都从工资中出，所以家里吃的饭都很一般。
为叶帅起草讲话稿
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12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分别作了闭幕讲话。
叶剑英的闭幕讲话，是刘诗昆和叶向真商量后，根据叶帅的思想观点，由刘诗昆执笔起草的。
这篇讲话指出：“文革”中全国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九分之一。“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林彪、“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
讲话中还首次提出“发扬民主，加强法治”的重要课题。
关于民主：“我们要在全党全国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干部的任免一定要有健全的制度，使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自己的勤务员。”
关于法制：“我们的法制从建国以来，还没有很好地健全起来。”“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这种法律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在人民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定要实行人人平等，不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讲话还明确提出：“对一些冤案、错案、假案要彻底平反，不留尾巴，这些案件的复审工作一般不要由原办案人员主持。”
9月12日晚刘诗昆起草完这篇讲话稿后，叶帅让他和叶向真连夜拿给党内理论家邓力群修改，邓只作了少许文字改动。
13日早上，叶帅又将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请到自己在京西军事科学院内的住�，请胡对这篇讲话稿提出意见。胡来时，叶帅还没起床，刘诗昆和叶向真接待了他。胡对这篇讲话稿只提出一条建议：应该提一下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相结合的重要性。
胡走后，他们向叶帅作了汇报。叶问他俩的意见，刘诗昆说，耀邦同志的意见从理论原则上讲是不错的，但在这次闭幕式上讲话还是暂不提为宜，因为，这次会议大家议论最多的内容之一就是，毛批示或同意过的决定，对的要坚持，不对的就应当纠正和改变。这时如提耀邦说的这一条，不容易说清、说全面。叶帅同意刘的意见，讲话稿未加这一条。
叶剑英的讲话，反响强烈。于光远后来在所著的 《1978我亲历过的那一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写道：“叶剑英同志这篇讲话，讲得是多么好呀！在党内生活了几十年，实在很少看到在党的文献中对发扬民主这件事情讲得如此透彻。”
对华国锋的闭幕讲话，人们总体上是给以肯定的，因为他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会议期间又为“四五运动”平了反。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的著名讲话。
刘诗昆认为，粉碎“四人帮”和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件大事如同一部文学著作的上、下两集，或一首音乐作品的前、后两个乐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前者是组织解决，后者是思想解决。没有组织解决，就谈不到思想解决；没有思想解决，组织解决就得不到巩固和发展。这两件大事，共同构成了划时代的诗篇。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第3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