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注：《道在器中——传统家具与中国文化》一书今日已完稿。
字数：约十四万字，不含图片；动笔：2011/12/8； 完稿：2012/5/8；
出版：故宫出版社； 时间：八月左右。
——存此谨识！
选载——
文人与明式家具中国古代的制器，特别强调材、工、神。也就是说，仅仅材料好、工艺精还不行，还要有“神”在，尤其是能够达到出神的境界！这个“神”，就是文化内涵。
老子说：“有之以为利，用之以为用。”意思是说：“有”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便利，我们真正要用的，是它的“无”。而庄子也说：“无用之大用”，是在强调：那无用的背后，一定有大用！
而中国制造，制造的是它“有用”，中国智造，创造的是它的“无用”。对传统家具来讲，这个“无用之大用”就是它的“神”！
中国传统家具达致出神入化的嬗变，是在明代。
由于明代有不少文人、士大夫参与了传统家具的设计与制作，从而使传统家具的发展达到了最高峰——明式家具的形成——它是中国智造的结晶！
那么，在明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文人参与制器呢？
原因有二：自隋朝开始有科举制度以来，科举成为了芸芸众生出人头地的康庄大道。在这个前提下，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无数的耕读之家——他们白天做事养家糊口，晚上发奋读书——“学而优则仕”，不读书是没有出路的！也就是说，文化在生命中是第一位的，“堂前无字画，必是俗人家”，这是全民共识。而科举最大的便民之处是：没有身份行业的限制，广开门路，人人都有可能凭学问来求取功名。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历史原因，使得明代的文人，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历史多元的艺术欣赏和创造的熏习，因而，他们对生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比如，他们经历的唐宋元三代，仅这三朝的生活艺术贡献，就足以令人的生活审美和品位得到极大的提高——唐代的佛教艺术、茶艺大兴，宋代举国上下的奇石欣赏，元代中兴的咫尺天涯的盆景艺术，以及三朝共有的书画艺术创作的飞腾，这些在生活中逐渐积聚的活化内容，无不浸润在文人的心中，令人人自远。
也正因如此，才导致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视为“梓人”、“工匠”而难登文化历史大雅之堂的有关木工、家具方面的记载和专著，也在唐代开始陆续出现——如唐之毛顺，宋之喻皓（身为都料匠之职，工巧盖世，著有《木经》三卷，被世人称之谓“宋三百年一人耳”）， 元之薛景石（著有有《梓人遗制》），明之徐杲、蒯义、蒯刚、蔡信等。现在仍有《燕几图》、《蝶几图》、《鲁班经》、《三才图会》、《闲情偶寄》等几部文函存世。
而明代“木工皇帝” 、明熹宗朱由校的出现，则为传统家具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大用！
他的出现，超出了传统家具界所有人的想象。
这位天启皇帝，不仅不“祖法尧舜，宪章文武”，相反的却学鲁班、喻皓、李诫等人，整天与斧子、锯子、刨子打交道，只知道制作木器，盖小宫殿，“尝于庭院中盖小宫殿，高四尺许，玲珑巧妙”。（吴宝崖《旷园杂志》）由于经常沉迷其中，技巧相当娴熟，据《先拨志》载：“斧斤之属，皆躬自操之。虽巧匠，不能过焉。”熹宗的不务正业使得宦官专政，奸佞弄权“当斫削得意之时，或有急切章疏，奏请定夺，识字女官朗诵职衔姓名毕，玉音辄谕王体乾辈曰：‘我都知道了，你们用心行去。’诸奸于是恣其爱憎，批红施行。”（《酌中志余》）宦官魏忠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扩充势力，步步夺权的。继而导致“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明史卷二十二·熹宗》）
上有所好，下比附焉。由于皇帝对木工的热衷与推祟，导致，举国上下，家具制作大兴。
这是明代文人参与制器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使得明代的木工家具和园林建设呈现出兴旺和昌盛的局面，并出现了《天工开物》、《园冶》、《髹饰录》、《鲁班经》、《三才图会》等传世之作。
此外，在明代，由于一代钜儒王阳明的出现，使得中国的心学获致了最磅沛的发展——产生了“心灵儒学”，非常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加之明代中晚期宦官擅权，奸臣当道，特务横行，党争酷烈，内忧外患。贤能忠直，或被贬逐，或遭刑戮。导致文人士大夫们在对社会黑暗绝望之余，纷纷追求个性解放：标榜高雅清逸，悠闲脱俗，在风花雪月、山水园林、亭台楼榭、花鸟鱼虫、文房四宝、书画丝竹、饮食茶道、古玩珍异、戏曲杂耍、博弈游冶之中，着意营造赏心悦目、休闲遣兴的艺术品味，在玩赏流连中获得生活的意趣和艺术的诗情；另一方面他们放浪形骸，纵情于感官声色之好，穷奢极欲，焚膏继晷，“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张瀚《松窗梦语》卷七）
在此背景下，那些作为“乡曲之导师，地方之柱石，一方文家重镇”下层文人，因科举受挫而与从官场上退下来的失败者，形成了一个以“究心风雅”为业的庞大群体。他们将自己内心情感的代谢方式，往往托付于生活场景的营造——如“轩楹高爽，窗户虚邻，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缦。”（明代造园学家计成德《园冶》）的恣意之境！外界无限的时间和空间的景色都被“收”、“纳”进来，极目远望，咫尺千里，幕天席地，精神浩渺！
他们当中的有一部分人，则将自己的情感代谢，付诸于生活中的尚象制器行为——如，传统家具的设计与制作。
也正是因为这些文人情怀的融入，从而为器物的设计与制作，提供了更多施展的可能；再加之明代海禁开放，海外贸易扩大，郑和七次下西洋，从盛产高级木材的南洋诸国运回了大量色泽明丽，纹理优美的花梨、紫檀等家具原料，这些珍贵木材的进口，为家具生产带来了活力，更促进了明代细木家具的磅礴发展——用这些南洋所生产的紫檀木、花梨木等木材制成的家具，文人们内心与材料无间的配合，演绎出了多姿多彩的家具风格，绽放出诸多绚烂的生命轨迹。于是，文人制器，便成为了当时的社会风尚。
这是明代文人参与制器的原因之二。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