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最冤枉的一个女孩大概就是薛宝钗了。好端端一个女儿家，经过一代代人的剖析、考证，结果硬是成了一个外仁内盗的阴谋家。红学家冯家青在《红楼小品》里甚至有一句“宝钗其奸雄之毒者乎”的评语。
客观来看，薛宝钗根本谈不上有多恶毒，绝对比不上“五条人命在身”的凤辣子，而且她最后的命运也很不幸；另外，每次曹雪芹让黛玉宝钗同时出场时，并未贬低后者，而是各尽其妙。金陵十二钗的判词里，两人是“共用”一首诗：“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除她俩外，其余十钗的判词都是一人一首，因此依据曹雪芹的原意，钗黛绝对是平分秋色、不相上下的。
但是为什么人们情愿扭曲作者的原意，妖魔化薛宝钗呢？对宝钗的厌恶，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心理：憎恶传统、憎恶文化。
可爱的狂生
《红楼梦》里有一个情节是：元妃回到大观园省亲，令宝玉和众妹妹赋诗。林黛玉原本是打算“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然而女孩子只可一人一首，她不能展其抱负，心中不快；而宝钗则是瞥见宝玉的诗文中用了一个元妃不喜欢的典故，于是赶紧提醒他，并且耐心地解释理由，最后还为他想出一个能够替代的词。另有一回，黛玉看禁书看得津津有味、茶饭不思，而宝钗则提醒她，不要受这种坏书的影响。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宝钗更具有“相夫教子”的潜质，而爱出风头的黛玉则显得有些怪异。如果以传统文化的标准来衡量，宝钗无疑是占了上风。但这一点，恰恰是某些人不喜欢她的理由。
虽然传统一向被看作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但总是会有新生的力量向它挑战。因为传统既然是人为制定的行为模式，那么人就可以改造甚至放弃它。因此，不合常规往往也意味着创新、具有生命力。古代的不少思想家极力推崇离经叛道。魏晋明末，都曾涌现出大量逸出常规的狂生。
然而，做出不合常规的行为，肯定要比循规蹈矩付出更大的代价，他们的言行与周围环境的落差会带来极大的人际摩擦。因此，人们往往自己不愿意当狂生，并且在表面上多半也会附和主流舆论，指摘狂生们的不当言行，但是在内心深处，人们对他们会有一丝敬佩和同情。而对于处处照规矩行事之人，人们会赞赏他们的安分从时，但是在心底，却会有一丝厌倦。黛玉较之宝钗、孙悟空较之唐僧，皆是前者更得人心。
伪淑女、伪君子
中国素来被认为是礼仪之邦。但是在我们的历史上，对文化发出质疑的声音却从未消失。
庄子认为，文化规定的目的不是要使整个人类升华，而只是保护部分权势人物的利益。权势人物利用文化规定服务于自己，这样，文化就演变为部分人牟取私利的工具，而那些倡导并谨守文化规定的“圣贤”，其目的也正是想从强权者手中分到一杯羹。《庄子·盗跖》里就说，历史上的商汤、周武均属“乱人之徒”，而孔子等“圣人”则是靠迎合这些乱人以分取余润。“我是坦率地做强盗，而你孔丘却是以文武之道（文化规定）来窃取富贵，真是太卑鄙了。”
这样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则是荀子所说的“人的天性是恶的，善良的人往往是虚伪的”。受这种观点的影响，我们不太相信那些在道德上毫无瑕疵的人。如果某个群体里真的有一个完人，周围的人或许不会把他当成圣人，更有可能是揣测他的企图以及关注他那些不易察觉的阴暗面。
因此，薛宝钗无论有多少优点，也逃不掉一个“伪善”的底子。或许，这个女孩的平易近人、尊老爱幼、宽容仁厚都是与生俱来的品性，但由于她的言行举止确实讨好了那些能够给予她大好前程的长辈，所以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宝钗不是一个人格高尚的姑娘，而且比那些公然做坏事的家伙更坏，因为她所有善行背后，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一个女孩子的行为，无意间触碰了一个敏感的命题——文化本身具有虚伪的本性，它经常压抑着个人真实的人性。所以，与其说人们厌恶她，不如说人们厌恶的是披着文化外衣的人的真实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