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大写的人——写在刘宗绪先生逝世一周年之后
时间:2004年8月13日 作者：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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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绪先生生前逝后，我曾经陆续写过几篇评论和纪念之作[1]，这是去年岁末楼均信教授主编刘先生纪念集时向我约稿而我终于没有撰稿的主要原因[2]。因为重复自己的东西，自觉没有多大意思。而且，由于同样的缘故，我还打定主意，在尚未重新拜读刘先生的主要论著以前，也不再写有关刘先生的文章。可是，参加完了“刘宗绪教授逝世一周年座谈会”（2004年8月1日），拜读了楼教授主编的《向真理投降——刘宗绪学术思想道德风范论集》（岳麓书社2004年7月第一版）后，我还是情不自禁。于是，写下这篇文字，算是对先生逝世一周年的迟到的纪念。
一
座谈会上，不止一位学者情至容动。我也未能免俗。会后，北大的高毅教授问我：怎么没听到你的发言呀？我反问说：这种场合能有我发言的份儿吗？这是心里话。
参加8月1日追思会的，可谓群贤毕至：从德高望重的何兹全先生、张芝联先生，到刘宗绪先生的同辈专家和生前友好刘家和先生、廖学盛先生、楼均信先生、陈启能先生，再到中年一代栋梁（北大的高毅先生、清华的刘北成先生、社科院的端木美女士、姜芃女士和马胜利先生、师大的杨宁一先生和曹大为先生以及远道而来的中山的刘文立先生、华东师大的李宏图先生等），还有我的同龄人以及比我更年轻的一辈。自己虽说已过不惑之年，但在这些师长面前，在这样一个“五代同堂”的场合，恐怕还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是的，刘先生若地下有知，看到这么多老老少少的朋友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日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缅怀他，想念他，先生当可含笑于九泉之下。毕竟，在当今这样一个“人走茶凉”甚至人不走茶即凉的势利的社会，这样的哀荣并非人人都能享有的。[3]
不仅如此，为缅怀刘先生的道德文章，他的挚友楼均信教授还亲自主持编辑了《向真理投降——刘宗绪学术思想道德风范论集》[4]，感谢岳麓书社及时出版了这本印制精美、图文并茂的追思集。在这本集子中，除了《怀念宗绪》（王养冲）、《我和宗绪》（张芝联）、《怀念宗绪点滴》（端木正）、《天不假年 未尽其才——沉痛怀念刘宗绪同志》（齐世荣）、《怀念宗绪兄》（陈崇武）、《宗绪兄，我们永远怀念您！》（楼均信）、《忆宗绪在最后的日子里》（玉瑛）、《忆宗绪》（邸永生）、《忆恩师刘宗绪》（孙燕京）、《凡圣之间》（曹大为）、《真实的人生 高尚的人格——忆刘宗绪先生二三事》（杨宁一）、《刘宗绪先生的师者风范》（梅雪芹）、《永恒的榜样》（于沛）等文情并茂、感人至深的回忆文字外，还可以读到《刘宗绪教授的史学贡献》（楼均信）、《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实践检验标准——读刘宗绪著<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黄安年）、《史学范式转换与学术创新——评刘宗绪著<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周立红）、《“向真理投降”——刘宗绪教授<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述评》（胡群英）、《主线理论与世界史研究》（井建斌）、《唯物和辨证的历史观——评刘宗绪的世界近代史体系》（俞金尧）等说理透彻、华章灿烂的评论之作。透过这些饱蘸深情的回忆和评论，不仅刘先生的道德文章跃然纸上，而且我们还可以重新发现一个可亲可敬、栩栩如生的大写的人。
87岁高龄的张芝联先生高度评价刘宗绪教授是人民的史学家，称之为谦谦君子，这位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老会长深情地写道：“宗绪一直是我会最活跃、最有创见、思想最解放、最富有幽默感的一员”。（《向真理投降》第9页）98岁高龄的王养冲老先生说：宗绪“正直、博学、勤奋、幽默”，是一位出色的教师和“难得的?史者?”。王老写道： 宗绪不囿陈见，追求真理。1979年在《历史研究》发表的《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一文，率先纠正了来自苏联并统治我国史学界几十年的某些谬见，是对法国大革命研究的突出建树。这篇论文也有助于促进我国史学工作者摆脱根深蒂固的思想束缚，走上勇于创新的正确研究道路。以后，他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法国史的论文和专著《法国大革命探新》等，无不史料扎实、论点鲜明、文字流畅，表现出他特立独行的见解和抱负。当然，宗绪的成就并不止此。唐人刘知几尝云：“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宗绪堪称才、学、识兼备，是位难得的“史者”。
对这位世纪老人的知人之论，刘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王老的话，也使我愈发相信当初自己对躺在病床上的刘先生的评价不是没有根据的：“尽管时势不公、未尽其才，但无论是其学术成就、学术影响还是社会贡献，在20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中，刘宗绪教授无疑应属于最为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之列。”
刘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名师良师，也是一位“凡圣之间”（曹大为教授语）的人。他“既能登学术堂奥，睿智、高雅；又深入普通教育，兢兢业业，在世俗生活中与芸芸众生同乐”（《向真理投降》第104页）。接着大为兄的话，我还想说，刘先生不仅是一个大智大慧的人，而且是一个大慈大悲的人，还是一个大雅大俗的人。“这就是刘宗绪先生——多么好的人，多么好的学者，多么好的老师！”《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社同人的话，也正是我要说的心里话。
二
“做刘老师的学生是有福的！”这是一个刘宗绪先生的受业弟子的肺腑之言。我没有这样的福份，但曾有缘在同一个教研室与刘先生共事十余载，而且他还是我的“顶头上司”（即刘先生戏言“科级干部”的教研室主任）。现在想起来，那时虽然清苦，但毕竟还是苦中有乐。
1988年7月4日我到北师大历史系报到，从那时起，浪迹师大十五载。第一次见刘先生，是王新老师陪我去的（王老师当时是教研室副主任），因为下一学期就要讲“世界近代史”（前半学期由王老师讲，我讲后半学期，头半学期我带教育实习），王老师带我礼节性地去拜访刘先生（刘先生也是王老师“文革”前读研究生班时的导师之一）。一个炎热的下午，在那局促的朝北的被树阴遮了光线的书房里，见到高大魁梧的刘先生（接近一米九的个子，是北师大名副其实的第一高人，刘先生说高有高的麻烦，一个人得穿一个半人的衣服；因为人高马大，胃口好，一个人得吃一个半人的饭，因此在凭粮票、布票过日子的年代，这都是很大的麻烦。但高也有高的好处，比如拍合影时往往很抢眼，因为他动辄高人一头。当初“深挖洞、广积粮”、在学校中心地带到处挖防空洞时，因为个子太高，刘先生钻不进去，就免了劳役之苦），这一强烈的反差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我当时还是一个言谈举止小心翼翼的后生，这一席幽默妙语立刻拉近了我与刘先生的距离。当得知我山东师大毕业后又在北大念研究生时，他很自然而然地谈起我的老师们、
也是他的好友（包括刘祚昌先生以及齐文颖教授、罗荣渠教授、潘润涵教授），在爽朗的笑声中，诙谐自如，滔滔不绝，王老师和我只有听的份儿。谈到做老师、讲课的经验时，刘先生说：大学教学千万不要照本宣科，也不要面面俱到；贵在有个性，突出重点；既要深入浅出，还要循循善诱。刘先生打比方说，梅兰芳是京剧大师，但让他唱刘欢的流行歌曲，那就未必灵光。术业有专攻，一学期的课能有几堂课是“拿手”的、“出彩”的，就相当不错了。这是第一次见面，至今记忆犹新。那一年，刘先生55岁，正当壮年，如日中天。
这之后，因为同在一个教研室，来往越来越多。刘先生不仅在业务上提携，而且在生活上也大力关照。1989年我结婚后没有地方住（结婚前，我与历史系的一位同事合住某筒子楼的一间房子，那时北师大的住房条件极差，这位同事属于“一地分居”——妻子与儿子、女儿住在学校所谓的“鸳鸯楼”的一室一厅，他只得和我将就。奢谈什么“人权”？连“人道”也扯不上），就与刘先生商量能否借住教研室，刘先生痛快地答应下来，并专门在门上亲笔写了一个“告示”，通知相关老师和研究生止步勿入（世界近代史教研室当时只有这么一间办公室；研究生也常常把这里当作自习室）。我住了下来，一住就是3年。
那真是一段特殊岁月，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当时，历史系所在的文史楼四楼上住了6家青年教师（四楼是资料室和教研室所在地，三楼是办公区和教学区），因此，每到午饭、晚饭时，锅碗瓢盆交响乐声声入耳，柴米油盐酱醋茶味味通鼻，在饭香四溢的同时，还夹杂着煤气味儿、煤油味儿（那时北京的煤气罐属于紧俏货，只供应有房子的固定住户，我们这些集体户口编外居民大多只能烧煤油炉）。可能是人性使然，再无奈也总能找到活路。当时靠近四楼西侧的男厕所，里面被历史系资料室占为书库，我和现今在央视高就的孙平兄就把它的外面（大约有3平米）打扫干净，用作“厨房”。这够惨的了吧？不！这还不是最惨的，因为就是在北师大历史系，有一位青年教师（现在已贵为一方诸侯）也想住办公室，但他所在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就始终没有同意，因此他只能圈占其中的一个角落。同样还是在历史系，有一位搞魏晋史的女教师，因丈夫出国而搬出原来单位的房子后，学校临时借给她一间筒子楼的住房，供她儿子以及她的父亲母亲住，而这位女老师只好与我们的“厨房”为邻——把隔壁的女厕所封起来当闺房，愣是住了将近一学期！当这位女教师远赴澳大利亚与丈夫团圆的时候，眼中分明含着委屈的泪水。
就是在这个教研室搭建的“家”，我编纂了《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并写就了我迄今唯一的专著——《中国人的美国观》（汪熙教授主编《中美关系研究丛书》之一，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1997年重印）。在这里，我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
这只是刘先生关照我的一个例子。我虽然不是刘先生的学生，但他在业务上始终对我关心备至。除了言传身教外，在评职称等问题上，不止一次主持正义，保我过关。我资质愚顿，但“笨鸟先飞”“笨鸟多飞”，始终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竭尽努力。尽管如此，评职称（讲师、副教授）时，总是磕磕绊绊——做足了两年助教、五年讲师后分别于1990年、1995年才评上讲师和副教授的。专家评审意见都是刘先生写的（另一份专家意见是由黄安年教授写的）。而且，评副教授时的专家意见是刘先生自己主动提出要给我写的，因为当时竞争惨烈，他生怕有人为我设置绊脚石而节外生枝，所以他要
作为第一推荐人为我出具专家意见。这是我特别感动的，因为就世界近代史而言，刘先生表态，一言九鼎，最具说服力和学术权威性。当时我之所以能在山重水复的困境中终于胜出，是与刘、黄两位前辈的保举密不可分的。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
刘先生也有好心帮“倒忙”的时候。有一次，我申请了一个学校的青年教师科研项目，报的题目是“美国与拉丁美洲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是刘先生主持的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课题（“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研究”）的子课题（“?合众为一?与?巴尔干化?——近代美国和拉丁美洲的不同发展取向”）的深化和拓展。历史系评审委员会评议时，刘先生特别强调这是以他主持的重点课题中的一个子课题为基础的，意在说明我申报的题目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有研究基础，而这两者应当是大大有助于新课题的申报和批准的。可是，令刘先生万万想不到的是，当时担任历史系总支书记的某人居然以此为借口，不同意我的课题申请，理由是：既然是子课题的一部分，也就没有必要再给予资助了。这位书记大人当然是开口念歪经。会议一结束，刘先生就告诉我此一结果，并为他的发言阴差阳错成为我的课题被毙掉的借口而深感抱歉。随后，我一怒之下，到该书记家里与他理论，他依然是笑嘻嘻地重复着他那似是而非的套话，他甚至说：国家社科基金的总课题费是5万元，你们10个人参加，每个人就是5千元，云云。我针锋相对，不客气地质疑说：您也曾经不止一次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教委的课题，比如那个“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的课题，假如总额3万元、有10个成员的话，难道是每个人3千元吗？他呐呐地嘟囔：那倒不是。当然，尽管他理屈词穷，但木已成舟。从那以后，凡是需要经过历史系先行评审的项目、评奖之类，我本人概不参加。我决心自我放逐，流浪学坛。
三
刘先生正好大我30岁，是我的父辈、师辈，但他不摆架子，一老一少，只要开了话匣子，往往是无拘无束，无所顾忌，无话不谈。他跟我讲：读大学时，到了周末，他常常约上一帮同学步行到颐和园，背着一大包馒头，从辅仁大学旧址（北师大北校区）走二十多里地，一路走，一路侃，一路吃。那时候，没有什么副食和水果，肚子里的油水少，全靠主食，又是大小伙子，他一路能干掉十几个馒头。
刘先生的幽默风趣是出了名的。大为教授说他“说、学、逗的功夫堪与马三立、侯宝林两位大师比肩”（《向真理投降》第101页），这一点也不夸张。有一次，刘先生在中央党校作学术报告，他作自我介绍时，开门见山即说：“刘是刘少奇的刘，宗是宗派主义的宗，绪是闹情绪的绪”，一下子就把气氛活跃起来了。只要是刘先生在场，无论是会场还是饭局，都是欢声笑语，其乐无穷。刘先生教过的学生孙燕京教授说：刘先生仙逝后，“天国里的笑声一定多了起来！”（《向真理投降》第67页）可惜，我们再也听不到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了。
刘先生也有“笑里藏刀”的时候。大概是在“春天里的故事”唱响后没多久，大江南北再度掀起下海的狂潮，象牙塔内也商潮澎湃，“创收”一度成为大学的主旋律。记得在一次全系教师大会上，主任正在做如何创收之类的动员报告，有一位不苟言笑者突然幽了一默：“让大个儿开个?幽默专业?”（系里老师对刘先生的呢称），刘先生当即回敬说：“你可以办个?愚蠢专业?”（此公的外号叫“愚蠢的帝国主义”，这个外号也是刘先生起的，系里和刘先生同辈的人的外号，差不多都是刘先生“量体裁衣、定身而做”的）。
对于他的长辈，刘先生也是取“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立场的。聊天时，刘先生不止一次谈到某位泰斗在“文革”中对其落难的恩师侯外庐先生有求而不应的做法时，常常义愤填膺、唏嘘再三。
温乐群先生以《永远难忘的微笑》为题缅怀刘先生，因为他“发现几乎在所有的照片中，刘先生都是面带微笑。”（《向真理投降》第110页）的确如此，刘先生不仅在照片中面带微笑，而且在生活中也是笑傲人生。正如他的魁梧的身材一样，刘先生是一个洒脱、大气的人，他的生活质量、生活品位都远远高出同辈。
自古英雄多磨难。刘先生也并不例外。尽管他一向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但算计他、跟他过不去的人也不是没有。刘先生不到而立之年即在《历史研究》发表《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28岁）、在《新建设》发表《论世界近代史的分期问题》（29岁）等成名作，其德、才、识有口皆碑，但终其一生也没有当上“博士生导师”，他坦然相对。可是，换一个角度看，某些缺德少才之人靠权力或关系而滥竽充数或者“黑袍加身”“方帽盖顶”，那么以刘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地位而居然当不上“博士生导师”，难道仅仅是他个人的名份问题吗？这对于北师大世界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学科的影响难道可以低估吗？[5]
还在1989年春夏之交过后不久，刘先生即向许多朋友表示要“挂笔”了。那时他才刚刚56岁。但是，心灰意冷，失望之至。然而，接下来，他并没有“挂笔”，“除了主编全国最大的世界史项目、20卷本的《世界大通史》之外，还承担多项国家任务和出版社约稿，并且担任高考命题历史组组长，还要应邀赴全国许多省市为中学教师培训班讲课”，刘先生情同手足的好友楼均信教授说，“宗绪兄是被累垮的。他的工作实在太多太忙，让他处于超负荷状态”（《向真理投降》第40页）。超负荷运转加速了刘先生的衰老。我也有同感，大约是在1996年以后，刘先生已两鬓染霜、日显老态了，尽管依然风度翩翩，尽管依然谈笑风生，尽管依然喜怒笑骂，但与1988年7月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相比已经无法同日而语了。
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刘先生不仅没有“挂笔”，反而快马加鞭，退而不休。他不是一个不懂得生活、享受生活的人，但他觉得自己为中学历史教师和提高中学教学质量服务，“本是义不容辞的职责”，这也就是他何以撰写《世界近代现代历史30讲》（与黄安年合著）、主编《历史学科专题讲座》的原因。此外，我个人还认为，刘先生尽管一腔热血、满腹经纶，但他事实上一直怀才不遇、未尽其才，直到晚年才有所弥补。教育部考试中心为先生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回报社会的平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刘先生的心血并没有白费，在他的主导下，沿袭几十年的陈旧落后的中学历史教材体系已基本上土崩瓦解，新的历史素质教育体系正在试验和建设中。饮水思源，刘先生当拔头功。
2003年1月，在医院里与刘先生商量他的学术文集的书名时，他说应该叫《入门集》，又说：当初白寿彝先生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叫《学步集》，像我们这些搞外国史的人出集子，应该叫《爬步集》。他说从进入北师大历史系读历史专业算起，自己在史学领域滚打摸爬五十多年，搞教学，做研究，深知历史学科包罗万象，深不可测，要想真正掌握，实在是太难了，因此一直处在不断的思考和摸索之中。现在，总算找到入门的感觉
了。“入门”之说，当然是刘先生的谦辞，倒不如说，历经半个世纪的摔打、磨练与苦苦求索，刘先生已经在史学领域达致炉火纯青的境界了。可惜，历史老人没有给这位已入佳境的历史学家提供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机会和舞台。
“热月宏论文明史观引领学界潮流，道德文章春风化雨无愧良师益友”，这是当初为英年早逝的刘先生写的挽联，现在依然可以表达我对先生的敬意和哀思。
不过，在遗憾之余，也应当不无欣慰，因为我们现在依然拥有刘先生用心血铸就的《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等名篇佳作，我们依然有《人的理性和法的精神》《历史学科专题讲座》《世界近代史》伴随左右。现在，又有了散发着墨香和刘先生人格魅力的《向真理投降》。
注释：
[1]刘先生生前，我曾为他主编的《世界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写过书评（《高校世界近代史教材建设的新收获——评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6期），还为刘先生的学术文集《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写过《编后记》（见刘宗绪著《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史学研究与历史教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曾以《一部别具一格的史学研究与历史教育论稿》为题，发表于《学术界》2003年第2期）。在刘先生于2003年6月4日不幸去世后，除了及时在学术批评网发布《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教育家刘宗绪教授在北京逝世》（学术批评网2003年6月4日，署名“英堂”）、《刘宗绪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举行》（学术批评网2003年6月8日）外，还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8期发表了《永远的心痛——怀念刘宗绪先生和顾诚先生》，并整理了《深切怀念刘宗绪先生（唁电、唁函）》（2003年7月14日）。此外，还请年轻学友周立红、胡群英为刘先生《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撰写评论，她们都出色地完成了写作任务。
[2]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比如当时正忙于《学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主编事宜，顾此失彼，焦头烂额（这是我自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最为忙乱的一段时日）。再如，自己也有不想与某些人在同一本集子中为伍的心理障碍。
[3]这个座谈会，宾客盈门，但也有一些该通知的人没有事先通知到，结果连一些与刘先生共事几十年的世界近代史教研室的老同事都因不知道这个座谈会而错过了向刘先生表达哀思的机会，还有的同事和朋友甚至参加了去年“杀死”瘟疫时期的刘先生遗体告别仪式而因没有接到开会通知也未能与会，还有一些更年轻的学子（刘先生实际上是他们的师爷）也错过了亲临其境、感受大师精神魅力的机会。
[4]这本书的书名《向真理投降》，画龙点睛，来自刘先生为其文集《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自序中的这样一段话：“在学术研究中，一旦发现真理，就应当也必须向真理投降，以重新审定自己的基本指导思想，审定自己的历史观”。北师大历史系研究生胡群英为刘先生《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所作的书评的标题即为《“向真理投降”》。《向真理投降》的书名，生动、恰切而形象地概括了刘先生一生治史的学问人生，可谓传神之笔。不过，说句题外话，该书的副标题“刘宗绪学术思想道德风范论集”，则显得有些累赘，而且“道德”“风范”也有重叠，若改作“刘宗绪道德文章论集”或“刘宗绪先生追思集”，在视觉效果上可能会更好一些。
[5]这种怪现象也不仅此一家。中国近代史权威、华东师范大学的陈旭麓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和文献学家、南开大学的来新夏教授、美国史元老、社会学前辈、武汉大学的
刘绪贻教授，文学史名家、北京师范大学的郭豫衡教授，也因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都没有获得所谓的“博士生导师”资格。
（作者说明：承武汉大学李世洞教授对本篇文字提出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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