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说和谐人生 季羡林说和谐人生全文阅读 作者: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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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人生最完美:季羡林说和谐人生 作者:季羡林


“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精髓(1)
*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是我的学生蔡德贵从我的旧作里辑录的,部分是新的。
2003年我住院以来,许多人包括国家领导人纷纷前来探望。###总理在5年的时间里来看望我4次,真让我感到诚惶诚恐。除了感激,还是感激。在和总理的谈话中,我非常突出和谐的内容。和其他朋友谈话的内容,也往往涉及这个话题,比如2007年6月我与金庸先生也谈到这个主题。
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什么?据我的看法,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和谐”。自古以来,中国就主张“和谐”。时至今天,我们又提出“和谐”这一概念,这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
和谐涉及哲学、宗教、美学和文化交流诸方面。
我现在就讲讲自己的看法,我想这里面起码应包括这么几部分内容。人类自从成为人类以来,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二,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三,个人内心思想、感情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鉴于此,我把人文关怀的层次分析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自身的思想情感处理等三种关系,如果这三种关系处理得当,人就幸福愉快,否则就痛苦。
我们中华文化在哲学上表现为“天人合一”,具体讲就是人和大自然不是敌人而是朋友。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话最能涵盖:“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物,包括植物动物都是我的伙伴。这就是中国的思想。你如果把大自然当成敌人,大自然就会惩罚你。
有一次我讲话说,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你要那样征服自然界,征服下去,人类就没法活下去。
东方和西方最大的区别,基础在于思维方式:西方分析,东方综合,就是西方把事物越分越细,东方则是综合的,东方就是“天人合一”。天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合一”的精神就是天人浑然一体,人天相爱。你要生存下去,人和自然要做朋友,不能做敌人。
东方文化的基础是综合的思维模式,西方则是分析的思维模式。所谓“综合”,其核心是强调普遍联系,注重整体概念。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与自然为一整体,人与其他动物都包括在这个整体之中。
东方的“天人合一”是带有普遍性的一种思想,中国、印度都有。以中国儒家为例,《易经》中有“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中庸》有“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有“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更是典型的“天人合一”思想。这些都是综合思维方式的典型例子。印度的“梵我一如”,也是其表现。
现在欧洲也有人感觉到了这一点。这个东方不限于中国,还包括印度,以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韩国、日本等。我们不是说西方文明都不好,西方文明也为人类创造了福利,电灯、电话等就是西方创造的。但是,西方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英文词典查“征服”,举例就是“征服自然”。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以分析的方法对待自然。到了近代产业革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结果是人所共睹的。他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上天入地,腾空泛海,声光电化,无所不及。一直发展到核能开发、宇宙卫星等等,全世界人民无不蒙受其利。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这是他们“征服自然”的结果。然而自然虽无人格或神格,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然而它却是能报复的,能惩罚的。西方滥用科技产生的弊端至今已日益显著,比如大气污染,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破坏,新疾病丛生,人口曝炸,淡水资源匮乏,自然资源匮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弊端,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得不到控制,则人类前途实处危境。


“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精髓(2)
这些弊端已经引起了全世界有识之士的深切关注。怎么办呢?我的看法是:人类必须悬崖勒马,正视弊端,痛改“征服自然”的思想,采用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样一来,庶几乎可以改变这种危险局面。我们人类是有理智有感情的,让脑筋清醒一下,是有好处的,何况我们回顾与前瞻的问题是关系到人类前途的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这样做不单是一般人的任务,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们更应如此。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真不愧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在一百多年以前,当时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还不太显著或者只能说是初露端倪。可是伟大的恩格斯已经注意到了,而且给世人敲响了警钟。对这样天才的预见和警告,我们能不五体投地地赞佩吗?
眼前世界的形势已经充分地证明了恩格斯预见之伟大与睿智。许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已经充分证明了自然界正在日益强烈地对我们人类进行着报复。稍有头脑的人都能看到,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为了保护环境决不能抑制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这个大前提是绝对正确的。不这样做是笨伯,是傻瓜。但是处理这个问题,脑筋里必须先有一根弦,先有一个必不可缺的指导思想,而这个指导思想只能是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否则就会像是被剪掉了触角的蚂蚁,不知道往哪里走。从发展的最初一刻起,就应当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念念不忘过去的惨痛教训,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尽最大的努力,对弊害加以抑制,决不允许空喊:“发展!发展!发展!”更不能高枕无忧,掉以轻心,梦想有朝一日科学会自己找出办法,挫败弊害。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了那时,魔已经无法控制,而人类前途危矣。中国旧小说中常讲到龙虎山张天师打开魔罐,放出群魔,到了后来,群魔乱舞,张天师也束手无策了。最聪明最有远见的办法是向观音菩萨学习,放手让本领通天的孙悟空去帮助唐僧取经,但是同时又把一个箍套在猴子头上,把紧箍咒教给唐僧。这样可以两全其美,真不愧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
然而我们的反应怎样呢?除了少数有识之士外,大多数人,包括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内,还懵懵懂懂,驰骋于蜗角,搏斗于蚁冢。美国在演着总统选举的闹剧,中东在演着巴以冲突的悲剧,全球狼烟四起,动荡混乱,如果真有一个造物主的话——我不相信真有——他站在宇宙某一个地方,俯视地球村里的几台大戏正在演得红红火火。难道他会像我们人类一样,看到地上的蚁群厮杀,积尸满地,流血——蚂蚁不知有血没有——成河,不禁莞尔而笑吗?
我虔诚希望,我们人类要同大自然成为朋友,不要再视它为敌人,成了朋友以后,再伸手向它要衣,要食,要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
和谐还有社会的方面。我的老师陈寅恪教授曾经说过《白虎通》当中的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什么叫三纲呢?就是君臣、父子、夫妇。他讲的当然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里边有糟粕,如夫妻应该是平等的,怎么男人成了女人的纲了呢?这个我们先不讲它。六纪,一是诸父,就是父亲的兄弟姊妹;二是兄弟;三是族人;四是诸舅,就是母亲家的人;五是师长;六是朋友。他说,这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我看他的话很有道理。因为人类自有社会以来,必然要有一种规则来维系,不然的话社会就会乱七八糟。现在马路上为什么要有交通警?为什么要有红绿灯?这就是一种规则,一种规章制度,要求大家都来遵守,这样社会生活才能进行。要是没有这些规则,社会生活就不能进行。《白虎通》的三纲六纪,把当时社会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规定了。
建设和谐社会,首先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内心的和谐。因此内心的和谐显得更为重要。我们的文化还有一个提法,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格、致、正、诚、修、齐、治、平”。意思就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先从自己开始格物,就是了解事物,了解以后致知,把规律找出来,正心、诚意就不用讲了,修身就是修自己,然后齐家,把家治好,然后再治国,治国以后是平天下。就是从个人内心一直到天下。那么,什么叫国,什么叫天下呢?在周代来讲,像齐国、燕国、郑国等国是国,天下则指整个周代的中国。现在像中国、日本叫国,天下就是世界。个人要从内心出发,正心、诚意,一直推到治国、平天下。这套系统的步骤,属于伦理道德范畴,也属于政治范畴,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就是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除了这个提法外,古人还提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说法,意思都差不多。


“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精髓(3)
1998年3月我为泰国朋友郑彝元《道统论》作序说过:
我平生为不中不西而又亦中亦西之学,偏考据而轻义理,此盖天性使然,不敢强求也。迨至耄耋之年,忽发少年之狂,对义理问题,妄有所论列;但局促门外,有若野狐,心情介于信疑之间,执着则逾意料之限。数年前曾写一长文《“天人合一”新解》,意在唤起有志之士正确处理人与大自然之关系。盖谓西方科技文明,彪炳辉煌,为时已久。造福人类,至深且巨。然时至今日,际此上世纪之末,新世纪之初,其弊害渐趋明显,举其荦荦大者,如环境污染,臭氧出洞,人口曝炸,疾病丛生,淡水匮乏,生态失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此皆大自然对人类征服之报复,而芸芸者众,尚懵懵懂懂,使人不禁有“错把杭州作汴州”之慨叹。此诸弊害,若其中任何一方阻止无方,则人类生存前途必处于极大危害之中,事实如此,非敢危言耸听也。
这可以看作对我哲学方面的总结。
从宗教方面来说,我自己虽然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但我对世界上所有正大光明的宗教都十分尊重,因为各大宗教都劝人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正是正直的人类所需要的。但任何宗教都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宗教教义只是相对真理,绝对真理只有“最高神灵”才能掌握。所以不同宗教的信徒要互相尊重,互不相妨,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以各自喜爱的方式来满足宗教的需要。同样,应该承认,世界上有有宗教需要的人,也有没有宗教需要的人。应该是敲锣吹号,各有一套,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有宗教需要的人和没有宗教需要的人,有宗教需要的人中信这种教的和信那种教的,都应该共同携手,齐心协力,为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而努力奋斗。(《漫谈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9—50页)
从世界范围来说,有有国教的国家,也有没有国教的国家。有宗教和民族一致的国家,也有宗教和民族不一致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没有国教的国家。在中华民族中,汉族不能算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民族。汉族历史上信仰的宗教最大最古的有两个,一个是土生土长的道教,一个是从外面传来的佛教。但是对于道教和佛教,除了道士和尼姑、和尚之外,老百姓对这两种宗教,都信得马马虎虎,佛教庙里有时有道教的神,而且佛道两种庙里,有时竟会出现孔子和关圣帝君文武两圣人。有钱人家办丧事,既请道士,也请和尚,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一团和气,处之泰然。因此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一次宗教战争。如果不同宗教的信徒都能互相尊重,则中国社会必能安定团结,世界人民也必能安定团结。(《漫谈人生》,第49—50页)
从中国文化的传统来说,我们是不讲弱肉强食的。现在我们提出“和谐”这个概念,有助于全世界人民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不要斗争。中华文化渊远流长,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解释。唐朝时讲儒释道三教,那个时候儒家也算一种宗教。中国文化要从宗教来讲,就是儒释道,这三个思想体系加起来就是中国文化。
儒家的精神上面已经说过。
道家和道教的精神是什么呢?我很喜欢陶渊明《神释》中的四句诗,实际上这也是我人生的座右铭,即: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我觉得这首诗中就充分展现了道家和道教的精神,这就是顺其自然的思想。依我的看法,陶渊明骨子里更像是道家的。我觉得“顺其自然”最有道理,不能去征服自然,自然不能征服,只能“天人合一”。要跟自然讲交情、讲平等,讲互相尊重;不要讲征服,谁征服谁,都是不对的。
佛教的精神呢?中国佛教可以用禅宗来代表。人们都说,佛教教义中的核心理论是非暴力论,和平是佛教实践的主体。佛教继承了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非暴力和不杀生思想,把这一思想变成自己的基本戒律。佛教认为人的行为是由欲望引起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膨胀的结果,就有了贪的行为,掠夺和战争正是贪的表现。所以佛教提倡灭欲,不杀害生灵,众生平等,不允许种姓压迫的存在,这样,社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才有保障。这些平等慈悲的思想成为佛教和平思想的基石。重视人的生命,正视人的存在,重视人的价值,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和睦、和谐的关系。美国总统罗斯福问太虚大师如何实现和平,太虚大师回答“慈悲无我”。“我”是纷争的根源,和平必需实现“无我”,“无我”才能无私,无私才能大公,大公才能实现和平。(见宏度:《佛教与和平》,载《宗教:关切世界和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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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精髓(4)
佛教教义归纳成三句话,称之为“三相”或者“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释迦牟尼首转###,这三个法印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了。其中的“诸法无我”,是佛教重要教义,是佛教与婆罗门教斗争的重要武器。“无我”,意思是所谓“我”(atman)是并不存在的,它是由初转###中讲到的五盛蕴(色、受、想、行、识)组成的,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没有实体。这是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到的真理。佛教僧侣以及居士,如果想悟到什么东西,他们首先必须悟到“无我”。事实上中国人确已悟到“无我”了,比如徐增《唐诗解读》卷五说:“行到水穷处,去不得处。我亦便止,倘有云起,我便坐而看云起,坐久当远。偶值林叟。便与谈论山间水边之事。相与留连,则不能以定还期矣。于佛法看来,总是无我,行无所事。行到是大死,坐起是得活,偶然是任运,此真好道人行履,谓之好道不虚也。”这是徐增对王维《终南别业》那一首著名的诗的解释。我认为是抓住要领的。总之,我认为,要讲“悟”到什么,首先要悟到“无我”。
佛禅的“身、口、意”(“身”,行动;“口”,语言;“意”,思想)三方面是解决人的心身关系。佛教分析恶业,从身、口、意出发,列出十恶业。身有三恶业:杀生、偷盗、邪淫。口有四恶业:妄言、绮语、两舌、恶口。妄言,是虚妄不实的骗话。绮语,是巧言令色的漂亮话,无益无义的污秽话,巴结奉迎的谄媚话。两舌,是“两边嘴”。恶口,就是破口骂人,恶意咒人。意有三恶业,心对于外境起贪,起嗔,起痴。佛教戒条中这身、口、意三恶业,意业最重要。内心意欲思想不正,会形诸于外从口业和身业表现出来,成为犯罪的行为,所以佛教先注重治心,治心是治本,治口、治身是治标。佛教的戒律,就是在三业中要先治意业。
我于美学,即使不是一个完全的门外汉,反正至少也是一个“槛外人”。读周来祥教授《美学文选》之后,我有些感想。周先生的文章我读过一些,但不算太多,对周先生博大精深的著作,只能望洋兴叹。美学属于广义的哲学范畴。哲学,同自然科学不同,不能重复实验。一个哲学家,只要能做到自圆其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是好的哲学家。倘能别出新义,独辟蹊径,就是一个更好的哲学家了。我想,美学恐亦如此,美学坛坫,未雷登上,下风逖听,据说有不同的派别。周来祥教授独树和谐美学的大旗,既能自圆其说,又是独辟蹊径,不落窠臼,巍然挺立于美学之林,为中国美学界增光添彩。只是这一点就值得我们真诚地赞赏。
中国美学讲和谐有悠久的历史,《尚书·尧典》有“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之说。《论语·学而》有“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董仲舒有“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乐记》有:“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媛之以岁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中庸》把和谐提到哲学的高度:“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运用这种和谐原则,描写倾国倾城的美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
我在《我的美人观》文中提出,我想在太岁头上动一下土,探讨一下“美人”这个“美”字的含义。我没有研究过美学,只记得在很多年以前,中国美学论坛上忽然爆发了一场论战。我以一个外行人的身份,从窗外向论坛上瞥了一眼,只见专家们意气风发,舌剑唇枪争得极为激烈。有的学者主张,美是主观的。有的学者主张美是客观的。有的学者主张,美是主客观相结合的。像美这样扑朔迷离、玄之又玄的现象或者问题,一向难以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结论或者解释的。美人之所以被称为美人,必然有其异于非美人者。但是,她们也只具有五官四肢,造物主并没有给她们多添上一官一肢,也没有挪动官肢的位置,只在原有的排列上卖弄了一点手法,使这个排列显得更匀称,更和谐,更能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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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精髓(5)
美学这个词儿是舶来品,美学这个词英文是aesthetics,是从希腊文来的,是讲感官,与外界接触得到的美感。感官有眼、耳、鼻、舌、身等五官。西方美学在五官里边只讲两官:一官指眼睛,看雕塑,看绘画,讲美学是用眼睛看的。另一官指耳朵,听的是音乐。五官只讲两官,光讲眼睛和耳朵,光讲美术和音乐,中国人的美,跟西方人不一样。有的当然一样,如这个姑娘很漂亮,中国人眼中看着漂亮,西方人眼中看着也漂亮,有共同的地方。但也有很大的区别,是“美”这个字,一查《说文》在羊部,“羊大为美”。羊长大了,肉很好吃,是讲舌头的。我们不是说美味佳肴吗?美跟味联在一起,是讲舌头的。西方美学不讲舌头,是讲别的。中国人讲美学,要讲中国人的美。中国的美首先不是从眼睛出发,不从耳朵出发,而是从舌头出发。善,善良的善,也是羊部;仁、义、礼、智、信的义,繁体字也是羊部,都是羊。美和善是统一的,这突出表现在儒家美学思想中。孔子主张“里仁为美”,强调人与“仁”相融,能体现出美。所以他提出“尽善尽美”的美学标准,把艺术标准与道德标准统一起来。荀子主张“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荀子·乐论》)。我们中国人喜欢吃,这个事情也很简单。我的想法是中国在游牧社会,羊大了,吃羊肉,就觉得美得不得了。从这开始,从味觉开始,然后是美人啊,就到了眼睛了。很美的音乐,就到了耳朵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中国美和西方美不一样。根据我们中国人的美,我们认为什么是美,我们认为是五官,不光是眼睛和耳朵,一官或两官。讲美学的话,应该讲眼、耳、鼻、舌、身,不能光讲眼睛和耳朵。其感觉之美,虽性质微有不同,其为美则一也。在中国当代汉语中,“美”字的涵盖面非常广阔。眼、耳、鼻、舌、身五官,几乎都可以使用“美”字。比如眼:这幅画美,人美,自然风光美;耳:乐声美。鼻:香味美。舌:味道美。只有身稍微困难一点,但是从人们口中常说“美滋滋的”,也可以表示“舒服”,这样使用到“身”上,也就没有困难了。要把眼、耳、鼻、舌、身所感受到的美都纳入美学框架,把心理和生理所感受的美冶于一炉,建构成一个新体系。
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世界要和谐,国与国之间就要互相尊重,进行文化交流。我认为文化一旦产生,其交流就是必然的。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文化发展。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谁都挡不住。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到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交流也有坏的,但坏的对人类没有益处,不能叫文化。对人类有好处的、有用的、物质、精神两方面的东西交流,才叫“文化交流”。一种文化既有其民族性,又有其时代性。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是文化的民族性。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化,要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有矛盾,但又统一,缺一不可。继承传统文化,就是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吸收外国文化,进行文化交流,就是保持文化的时代性。所以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这个问题是会贯彻始终的。
中国自先秦时代起,就不断地与周围对内对外进行交流。对内是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对外是与周边国家进行交流。世界上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构成的东方文化,和希腊罗马乃至欧美文化构成的西方文化之间不断地进行交流,形成了今天世界上灿烂辉煌,千姿百态,各具特长而又互相联系的文化,给全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幸福和繁荣。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国文化在汉唐时代如日中天,既吸收外来文化,又把自己的优秀文化毫无保留地送给东西方的其他国家,罗盘、火药、造纸、印刷传遍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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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精髓(6)
对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我的基本观点是“拿来”与“送去”兼顾。就目前来说,要更重视“拿来”,就是把外国的好东西“拿来”。这里涉及到上述有关文化的三个方面,都要拿。“物”的部分,当然要拿,咖啡、沙发、啤酒、牛仔裤、喇叭裤,这一系列东西,只要是好的,都拿。心、物结合的部分比方说制度,也可以学习。最重要的还是心的部分,要拿价值观念、民族性格。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不能马马虎虎,得把弱点克服,要不克服的话,我们的生产力就发展不了。
2007年9月1日
2007年1月季羡林翻阅新书《真情季羡林》
季羡林与爱猫在湖边嬉戏


哲学的用处
我曾在很多文章中说到过自己的一个偏见:我最害怕哲学和哲学家,有一千个哲学家,就有一千种哲学,有的哲学家竟沦为修辞学家。我怀疑,这样的哲学究竟有什么用处。
高明的人士教导说:哲学的用处大着哩,上可以阐释宇宙,下能够指导人生;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靠哲学来总结,世界人民前进的道路靠哲学来指明;人文素质用哲学来提高,个人修养用哲学来加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话都说得很高,也可能很正确。但是,我总觉得有些地方对不上号。我也曾读过西洋哲学史,看过一些中国哲学史。无奈自己禀性庸劣,缺少慧根,读起来总感到有点格格难入。这就好像夏虫不足与语冬,河鳅不足与语海,天资所限,实在是无可奈何。
今天看《参考消息》,读了一篇“英国大学生缘何喜爱古典哲学”,喜其文简意深,不妨抄上几段,公诸同好。文章说:“尽管现代哲学有着迷人的外表,但是那些深一步研究它的人却往往感到失望。”现在英国大学生报名参加古典哲学的人远远超过现代哲学,原因就在这里。文章接着说:“古代哲学远比现代哲学更符合多数人对哲学的概念。古代哲学家很单纯地认为,哲学就应当在某种方式上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好——这个美丽的理想在现代哲学中几乎根本找不到。”作者引用了公元前341年出生的伊壁鸠鲁的话说:“如果不关怀人类的痛苦,无论哪一位哲学家的论点都毫无价值。因为,就像医学不能祛除身体的疾病就没有益处一样,哲学不祛除精神上的痛苦也毫无益处。”在这里,文章的作者指出,这些话恰好反映出准备在大学里学习哲学的学生们的愿望。但可惜的是,多数授课者却没有这种愿望。
文章作者指出的这种现象,是非常有意义的,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我不知道,这种现象在英国,在其他欧美国家,涵盖面有多大。我也不知道,在中国是否也有同样的现象。这里表现出来的新老哲学家或哲学爱好者对哲学本身要求的矛盾,是颇为值得研究的。我个人的想法是,伊壁鸠鲁属于西方哲学发展的早期,哲学家都比较淳朴,讲出来的道德也比较明白易懂。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变化越来越复杂,人们,特别是哲学家们的分析概念的能力也越来越细致,分析越来越艰深,玄之又玄,众妙无门,最后达到了让平常人望而却步的程度。但因此也就越来越脱离平常人的要求,哲学家们躲入象牙塔中,孤芳自赏。但是物极必反,世界通例。英国年轻学子对哲学的要求,正反映了这个规律。
我自己对哲学的要求或者期望,有点像英国的大学生。但我决不敢高攀。我的哲学水平大概只有小学水平,因此才对最早期的西方哲学感兴趣。然而,我并不愧疚,我还是要求哲学要有用处。
1998年12月23日


公德(1)
(一)
什么叫“公德”?查一查字典,解释是“公共道德”。这等于没有解释。继而一想,也只能这样。字典毕竟不是哲学教科书,也不是法律大全。要求它做详尽的解释,是不切实际的。
先谈事实。
我住在燕园最北部,北墙外,只隔一条马路,就是圆明园。门前有清塘一片,面积仅次于未名湖。时值初夏,湖水潋滟,波平如镜。周围垂杨环绕。柳色已由鹅黄转为嫩绿,衬上后面杨树的浓绿,浓淡分明,景色十分宜人。北大人口中称之为后湖。因为僻远,学生来者不多,所以平时显得十分清净。为了有利于居住者纳凉,学校特安上了木制长椅十几个,环湖半周。现在每天清晨和黄昏,椅子上总是坐满了人。据知情人的情报,坐者多非北大人,多来自附近的学校,甚至是外地来的游人。
这样一个人间仙境,能吸引外边的人来,我们这里的居民,谁也不会反对,有时还会窃喜。我们家住垂杨深处,却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有外来人来共同分享,焉得而不知喜呢?
然而且慢。这里不都是芝兰,还有鲍鱼。每天十点,玉洁来我家上班时,我们有时候也到湖边木椅上小坐。几乎每次都看到椅前地上,铺满了瓜子皮、烟头,还有不同颜色的垃圾。有时候竟有饭盒的残骸,里面吐满了鸡骨头和鱼刺。还有各种的水果皮,狼藉满地,看了令人头痛生厌,屁股再也坐不下去。有一次我竟看到,附近外国专家招待所的一对外国夫妇,手持塑料袋和竹夹,在椅子前面,弯腰曲背,捡地上的垃圾。我们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起来。看了这种情况,一个稍有公德心的中国人,谁还能无动于衷呢?我于是同玉洁约好:明天我们也带塑料袋和竹夹子来捡垃圾,企图给中国人挽回一点面子。捡这些垃圾并不容易。大件的好办,连小件的烟头也并不困难。最难捡的是瓜子皮,体积小而薄,数量多而广,吐在地上,脚一踩,就与泥土合二而一,一个个地从泥土中抠出来,真是煞费苦心。捡不多久,就腰酸腿痛,气喘吁吁了。本来是想出来纳凉的,却带一身臭汗回家。但我们心里却是高兴的,我们为我们国家做了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此外,我们也有“同志”。一位邻居是新华社退休老干部。他同我们一样,对这种现象看不下去。有一次,我们看到他赤手空拳搜捡垃圾。吾道不孤,我们更高兴了。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这一点,全世界谁也不敢否认。可是,到了今天,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人竟然沦落到不知什么是公德,实在是给我们脸上抹黑。现在许多有识之士高呼提高人民素质,其中当然也包括道德素质。这实在是当务之急。
2002年5月28日
(二)
标题似乎应作“风化”,但是,因为第一,它与《公德(一)》所谈到的湖边木椅有关;第二,在这里,“有伤风化”与“有损公德”实在难解难分,因此仍作《公德》,加上一个(二)字。
话题当然要从木椅谈起。木椅既是制造垃圾的场所,又是谈情说爱的胜地。是否是同一批人同时并举,没有证明,不敢乱说。
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亲人们,特别是夫妇们由于某种原因接一个吻,在任何文明国家中都允许的,不以为怪的。在中国古代,是不行的,这大概属于“非礼”的范围。
可是,到了今天,中国“现代化”了。洋玩意儿不停地涌入,上述情况也流行起来。这我并不反对。不过,我们中国有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年人,一学习外国,就不但是“弟子不必不如师”,而且有出蓝之誉。要证明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燕园后湖边木椅子上。
经常能够看到,在大白天,一对或多对青年男女,坐在椅子上。最初还能规规矩矩,不久就动手动脚,互抱接吻,不是一个,而是一串。然后,一个人躺在另外一个的怀里,仍然是照吻不已。最后则干脆一个人压在另一个的身上。此时,路人侧目,行者咋舌,而当事人则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岿然不动,旁若无人。招待所里住的外国专家们大概也会从窗后外窥,自愧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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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2)
汉代张敞对宣帝说:“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但那是夫妇之间暗室里的事情。现在移于光天化日之下,岂能不令人吃惊!我不是说,在白天椅子上竟做起了闺房之内的事情来。但我们在捡垃圾时确实捡到过避孕套。那可能是夜间留下的,我现在不去考证了。
燕园后湖这一片地方,比较僻静。有小山蜿蜒数百米,前傍湖水,有茂林修竹,绿草如茵。有些地方,罕见人迹。真正是幽会的好地方。傍晚时见一对对男女青年,携手搂腰,迤逦走过,倩影最终消失在绿树丛中。至于以后干些什么,那只能意会,而不必言传了。
一天晚上,一位原图书馆学系退休的老教授来看我,他住在西校门外。如果从我家走回家,应该出门向右转,走过我上面讲的那一条倚山傍湖的小径。但他却向左转,要经过未名湖,走出西门,这要多走好多路。我怪而问之。他说,之所以不走那一条小路,怕惊动了对对的野鸳鸯。对对者,不止一对也。我听了恍然大悟,立即想起了我们捡垃圾时捡到的避孕套。
故事讲完了,读者诸君以为这是“有伤风化”呢?还是“有损公德”?恐怕是二者都有吧。
2002年5月29日
(三)
已经写了两篇《公德》,但言犹未尽,再添上一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钱包鼓起来了。于是就要花钱。花钱花样繁多,旅游即其中之一。于是空前未有的旅游热兴起来了。国内的泰山、长城、黄山、张家界、九寨沟、桂林等逛厌了,于是出国,先是新、马、泰,后又扩大到欧美。大队人马出国旅游,浩浩荡荡,猗与休哉!
我是赞成出国旅游的。这可以开阔人们的眼界,增长人们的见识,有百利而无一弊。而且,我多年来就有一个想法:西方人对中国很不了解。他们不懂“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道理,至今仍顽固抱住“欧洲中心主义”不放。这大大地不利于国际的相互了解,不利于人民之间友谊的增长。所以我就主张“送去主义”,你不来拿,我就送去。然而送去也并不容易。现在中国人出国旅游,不正是送去的好机会吗?
然而,一部分中国游客送出去的不是中国文化,不是精华,而是糟粕。例子繁多,不胜枚举。我干脆做一次文抄公,从《参考消息》上转载的香港《亚洲周刊》上摘抄一点,以概其余。首先我必须声明一下,我不同意该刊“七宗罪”的提法。这只是不顾国格,不讲公德,还不能上纲到“罪”。这七宗是:
第一宗:脏。不讲公德,乱扔垃圾。拙文《公德(一)》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第二宗:吵。在飞机上,在火车上,在餐厅中,在饭店里,大声喧哗。
第三宗:抢。不守规则,不讲秩序,干什么都要抢先。
第四宗:粗。不懂起码的礼貌,不会说:“谢谢!”、“对不起。”
第五宗:俗。在大饭店吃饭时,把鞋脱掉,赤脚坐在椅子上,或盘腿而坐。
第六宗:窘。穿戴不齐,令人尴尬。穿着睡衣,在大饭店里东奔西逛。
第七宗:泼。遇到不顺心的事,不但动口骂人,而且动手打人。
以上七宗,都是极其概括的。因为,细说要占极多的篇幅。不过,我仍然要突出一“宗”,这就是随地吐痰,我戏称之为“国吐”,与“国骂”成双成对。这是中国相当大一部分人的痼疾,屡罚不改。现在也被输出国外,为中国脸上抹黑。
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想改变以上几种弊端,是长期的工作。国内尚且如此,何况国外。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停止出国旅游。出国旅游还是要继续的。能否采取一个应急的办法:在出国前,由旅游局或旅行社组织一次短期学习,把外国习惯讲清,把应注意的事项讲清。或许能起点作用。
2002年5月30日
(四)
已经写了三篇《公德》,但仍然觉得不够。现在再写上一篇,专门谈“国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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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3)
随地吐痰这个痼疾,过去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了。记得鲁迅在一篇杂文中,谈到旧时代中国照相,常常是一对老年夫妇,分坐茶几左右,几前置一痰桶,说明这一对夫妇胸腔里痰多。据说,美国前总统访华时,特别买了一个痰桶,带回了美国。
中国官方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很多年以前,北京市公布了一项罚款的规定:凡在大街上随地吐痰者,处以五毛钱的罚款。有一次,一个人在大街上吐痰,被检查人员发现,立刻走过来,向吐痰人索要罚款。那个人处变不惊,立刻又吐一口痰在地上,嘴里说:“五毛钱找钱麻烦,我索性再吐上一口,凑足一元钱,公私两利。”这个故事真实性如何,我不是亲身经历,不敢确说,但是流传得纷纷扬扬,我宁信其有,而不信其无。
也是在很多年以前,北大动员群众,反击随地吐痰的恶习。没有听说有什么罚款。仅在学校内几条大马路上,派人检查吐痰的痕迹,查出来后,用红粉笔圈一个圆圈,以痰迹为中心。这种检查简直易如反掌,隔不远,就能画一个大红圈。结果是满地斑斓,像是一幅未来派的图画。
结果怎样呢?在北京大街上照样能够看到和听到,左右不远,有人“吭——咔”一声,一团浓痰飞落在人行道上,熟练得有如大匠运斤成风,北大校园内也仍然是痰迹斑驳陆离。
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英勇善战的民族,我们能够以弱胜强,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外敌和国内反动派,对像“国吐”这样的还达不到癣疥之疾的弊端竟至于束手无策吗?
更为严重的是,最近几年来,国际旅游之风兴。“国吐”也随之传到国外。据说,我们近邻的一个国家,为外国游人制定了注意事项,都用英文写成,独有一条是用汉文:“请勿随地吐痰!”针对性极其鲜明。但却决非诬蔑。我们这一张脸往哪里摆呀!
治这样的顽症有办法没有呢?我认为,有的。新加坡的办法就值得我们参考。他们用的是严惩重罚。你要是敢在大街上吐一口痰,甚至只是丢一点垃圾。罚款之重让你多年难忘。如果在北京有人在大街上吐痰,不是罚五毛,而是罚五百元,他就决不敢再吐第二口了。但这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耐心的教育,不厌其烦地说明利害,苦口婆心。二是要有国家机关、法院和公安局等的有力支持。决不允许任何人耍赖。实行这个办法,必须持之以恒,而且推向全国。用不了几年的时间,“国吐”这种恶习就可以根除。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信念。
2002年6月4日


禅趣人生(1)
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杨女士给我来信,说要编辑一套“禅趣人生”丛书,“内容可包括佛禅与人生的方方面面”。“我们希望通过当代学者对于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给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给被大众文化淹溺着的当今读书界、文化界留一小块净土,也为今天人文精神的重建尽一份努力。”无疑,这些都是极其美妙的想法,有意义,有价值,我毫无保留地赞成和拥护。
但是,我却没有立即回信。原因决不是我倨傲不恭,妄自尊大,而是因为我感到这任务过分重大,我惶恐觳觫,不敢贸然应命。其中还搀杂着一点自知之明和偏见。我生无慧根,对于哲学和义理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特别是禅学,我更感到头痛。少一半是因为我看不懂。我总觉得这一套东西恍兮惚兮,杳冥无迹。禅学家常用“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来作比喻,比喻是生动恰当的。然而困难也即在其中。既然无迹可寻,我们还寻什么呢?庄子所说得鱼忘筌,得意忘言。我在这里实在是不知道何所得,又何所忘,古今中外,关于禅学的论著可谓多矣。我也确实读了不少。但是,说一句老实话,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书、任何人能把“禅”说清楚的。
也许妙就妙在说不清楚。一说清楚,即落言筌。一落言筌,则情趣尽失。这种审美境界和思想境界,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对任何东西都要求分析、分析,再分析。而据我个人的看法,分析只是人的思维方式之一,此外还有综合的思维方式,这是我们东方人所特有,至少是所擅长的。我现在正在读苗东升和刘华杰的《浑沌学纵横谈》。“浑沌学”是一个新兴的但有无限前途的学科。我曾多次劝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注意“模糊学”和“浑沌学”,现在有了这样一本书,我说话也有了根据,而且理直气壮了。我先从这本书里引一段话:“以精确的观察、实验和逻辑论证为基本方法的传统科学研究,在进入人的感觉远远无法达到的现象领域之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在这些现象领域中,仅仅靠实验、抽象、逻辑推理来探索自然奥秘的做法行不通了,需要将理性与直觉结合起来。对于认识尺度过小或过大的对象,直觉的顿悟、整体的把握十分重要。”这些想法,我曾有过。我看了这一本书以后,实如空谷足音。对于中国的“禅”,是否也可以从这里“切入”(我也学着使用一个新名词),去理解,去掌握?目前我还说不清楚。
话扯得远了,我还是“书归正传”吧!我在上面基本上谈的是“自知之明”。现在再来谈一谈“偏见”。我的“偏见”主要是针对哲学的,针对“义理”的。我上面已经说过,我对此不感兴趣。我的脑袋呆板,我喜欢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哲学这东西太玄乎,太圆融无碍,宛如天马行空。而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今天这样说,有理;明天那样说,又有理。有的哲学家观察宇宙、人生和社会,时有非常深刻、机敏的意见,令我叹服。但是,据说真正的大哲学家必须自成体系。体系不成,必须追求。一旦体系形成,则既不圆融,也不无碍,而是捉襟见肘,削足适履。这一套东西我玩不了。因此,在旧时代三大学科体系:义理、辞章、考据中,我偏爱后二者,而不敢碰前者。这全是天分所限,并不是对义理有什么微辞。
以上就是我的基本心理状态。
现在杨女士却对我垂青,要我作“哲学思考”,侈谈“禅趣”,我焉得不诚惶诚恐呢?这就是我把来信搁置不答的真正原因。我的如意算盘是,我稍搁置,杨女士担当编辑重任,时间一久,就会把此事忘掉,我就可以逍遥自在了。
然而事实却大出我意料,她不但没有忘掉,而且打来长途电话,直捣黄龙,令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有点惭愧,又有惶恐。但是,心里想的却是:按既定方针办。我连忙解释,说我写惯了考据文章。关于禅,我只写过一篇东西,而且是被赶上了架才写的,当然属于“野狐”一类。我对她说了许多话,实际上却是“居心不良”,想推掉了事,还我一个逍遥自在身。


禅趣人生(2)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正当我颇为得意的时候,杨女士的长途电话又来了,而且还是两次。昔者刘先主三顾茅庐,躬请卧龙先生出山,共图霸业。藐予小子,焉敢望卧龙先生项背!三请而仍拒,岂不是太不识相了吗?我痛自谴责,要下决心认真对待此事了。我拟了一个初步选目。过后自己一看,觉得好笑,选的仍然多是考据的东西。我大概已经病入膏肓,脑袋瓜变成了花岗岩,已经快到不可救药的程度了。于是决心改弦更张,又得我多年的助手李铮先生之助,终于选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里面不能说没有涉及禅趣,也不能说没有涉及人生。但是,把这些文章综合起来看,我自己的印象是一碗京海杂烩。可这种东西为什么竟然敢拿出来给人看呢?自己“藏拙”不是更好吗?我的回答是:我在任何文章中讲的都是真话,我不讲半句谎话。而且我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一生并不是老走阳光大道,独木小桥我也走过不少。因此,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我都尝了个够。发为文章,也许对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不无帮助。这就是我斗胆拿出来的原因。倘若读者——不管是老中青年——真正能从我在长达八十多年对生活的感悟中学到一点有益的东西,那我就十分满意了。至于杨女士来信中提到的那一些想法或者要求,我能否满足或者满足到什么程度,那就只好请杨女士自己来下判断了。是为序。
199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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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地度过这一生(1)
此篇是《走向成熟丛书》序言,题目为编者加。
周晓燕同志编好了一套《走向成熟丛书》,索序于我。我本来是不敢也不应该答应的。原因很简单。我现在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我把自己的青春时期抛在身后已经有六七十年了,怎敢再来指手画脚地谈论青年问题呢?
继而一想,又觉得应该写的。我虽不敢说“识途”,但毕竟是一匹“老马”,走过的桥比青年人走过的路还要长,路总会认一点的。在这样漫长的年代里,经验和教训总会有一点的。说我能完全了解今天的青年,那是不可能的。但自己毕竟是在大学中教书,有接触青年的机会。对青年还是多少有点了解的。我承认“代沟”,而且还写文章赞美过“代沟”。我同今天青年间的“代沟’”,不知有多少代了。但是,我是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句话的,我们之间总会有点共同语言的。既然有共同语言,又何妨讲一讲呢?除非有个别青年承认自己是“新人类”。“新人类”同我们旧人类之间应该有质的不同,这一条沟是无法逾越的,对其余的人我们总可以谈一谈的。我要谈的可能也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卑之无甚高论。但其中也有一些我个人独特的看法。总而言之,我不想对青年们提出一些高而又高,玄而又玄的说教,谁也做不到的说教。过去我们已经有过足够的教训了。那样做,结果只能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对于人生,我曾有过一些考虑。我认为,每个人的诞生都是被动的,没有哪一个人,除了佛祖释迦牟尼以外,能够预先制订计划,然后选人、选地、选时,再诞生。至于死,绝大部分也是被动的,在这方面,人们可能有点主动性,那就是自杀。可谁愿意无缘无故地自杀呢?这一点主动权最好还是别用。我们大概都不大可能相信转回转生的。因此,在千百亿万年中,我们仅有这一次生命,其可贵概可以想见了。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坐失良机。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十分严肃而又慎重地度过这一生。
但是,什么叫“好好地”、“严肃而又慎重地”呢?我的意思就是不要虚度此生。我不大相信人性本善,我也不相信什么积累功德。但是,古人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类在生活实践中能逐渐培养成理智和良心,理智和良心就是“几希”之一。现在年轻人喜欢说:“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是一句好话,一句含义深远的话,一句有出息的话。比那些浑浑噩噩,糊里糊涂生又糊里糊涂死,要高明得多。
但是,实现人生的价值,必须走正道。做坏事,伤天害理,损人而不利己,这是地地道道地破坏人生的价值。正确的人生价值在能利人、能推动社会前进,而又不损害自己。个人的利益,如果想完全否定,是非常难的,只要无损于别人,无损于社会,也是无可厚非、可以容许的。每个人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时,千万不要忘记,不能损害别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曹操那一种“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是绝对要不得的。
此外,还有一个自由问题。有人说:“不自由,毋宁死!”可见自由之重要。大家都想争自由,这本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发现,争自由的人们忘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宇宙中,天底下,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宇宙中的星球,不管是恒星,还是行星,都各按其位,运行也有规律。只有彗星有时闹点自由化。但也无伤大雅。否则,如果星球都绝对自由了,必然会互相撞击,宇宙必然大乱,我们的地球也难以单独存在下去的。在人类社会中,情况相同。如果每个人都要求有绝对的自由,人与人必然会互相冲撞,结果会使社会不成其为社会,天下大乱,谁也难以生存。因此,自由必有所限制,社会必须定出法律,以约束限制人的行为。这样社会才可以存在,人人都可以生存。简单一句话:有点限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是难以想象的。
上面讲的都是些空话,可又都是实话。具体的意见都见于周晓燕等同志的著作中,我不再啰嗦了。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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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地度过这一生(2)
1997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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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漫谈》自序(1)
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我在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这一版上陆续发表的“人生漫谈”。这当然是极令我欣慰的事。出版这样一个小册子,本来是用不着写什么“自序”的,写了反而像俗话的那样“六指子划拳,多此一指”。但是,我想来想去,似乎还有一些话要说,这一指是必须多的。
约摸在三年前,我接到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版的编辑贺小钢(我不加“同志”、“女士”、“小姐”、“先生”等敬语,原因下面会说到的)的来信,约我给“夜光杯”写点文章。这实获我心。专就发行量来说,《新民晚报》在全国是状元,而且已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在全国有口皆碑,谁写文章不愿意让多多益善的读者读到呢?我立即回信应允,约定每篇文章一千字,每月发两篇。主题思想是小钢建议的。我已经是一个耄耋老人,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写点“人生漫谈”(原名“絮语”,因为同另一本书同名,改)之类的千字文,会对读者有些用处的。我认为,这话颇有道理。我确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古代文人(我非武人,只能滥竽文人之列)活到这个年龄的并不多。而且我还经历了中国几个朝代,甚至有幸当了两个多月的宣统皇帝的臣民。我走遍了世界三十个国家,应该说是识多见广,识透了芸芸众生相。如果我倚老卖老的话,我也有资格对青年们说:“我吃过的盐比你们吃的面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们走过的路还长。”因此,写什么“人生漫谈”,是颇有条件的。
这种千字文属于杂文之列。据有学问的学者说,杂文必有所讽刺,应当锋利如匕首,行文似击剑,在这个行当里,鲁迅是公认的大家。但是,鲁迅所处的时代是阴霾蔽天、黑云压城的时代,讽刺确有对象,而且俯拾即是。今天已经换了人间,杂文这种形式还用得着吗?若干年前,中国文坛上确实讨论过这个问题。事不干己,高高挂起。我并没有怎样认真注意讨论的进程和结果。现在忽然有了这样一个意外的机会,对这个问题我就不能不加以考虑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年内,原先那一种什么事情都要搞群众运动,一次搞七八年,七八年搞一次的十分令人费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变化。人民的生活有了提高,人们的心情感到了舒畅。这个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但是,天底下闪光的不都是金子。上面提到的那一些方面,阴暗面还是随处可见的。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平还有待于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还有待于改善。丑恶的行为比比皆是。总之一句话,杂文时代并没有过去,匕首式的杂文,投枪式的抨击,还是十分必要的。
谈到匕首和投枪,我必须做一点自我剖析。我舞笔弄墨,七十年于兹类,但始终认为,这是自己的副业。我从未敢以作家自居。在我眼目中,作家是一个十分光荣的称号,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作家的。我写文章,只限于散文、随笔之类的东西,无论是抒情还是叙事,都带有感情的色彩或者韵味。在这方面,自己颇有一点心得和自信。至于匕首或投枪式的杂文,则决非自己之所长。像鲁迅的杂文,只能是我崇拜的对象,自己决不敢染指的。
还有一种文体,比如随感录之类的东西,这里要的不是匕首和投枪,而是哲学的分析,思想的深邃与精辟。这又非我之所长。我对哲学家颇有点不敬。我总觉得,哲学家们的分析细如毫毛,深如古井,玄之又玄,众妙无门,在没有办法时,则乞灵于修辞学。这非我之所能,亦非我之所愿。
悲剧就出在这里。小钢交给我的任务,不属于前者,就属于后者。俗话说:扬长避短。我在这里却偏偏扬短避长。这是我自投罗网,奈之何哉!
小钢当然并没有规定我怎样怎样写,这一出悲剧的产生,不由于环境,而由于性格。就算是谈人生经历吧,我本来也可以写“今天天气,哈,哈,哈”一类的文章的。这样谁也不得罪,读者读了晚报上的文章,可以消遣,可以催眠。我这个作者可以拿到稿费。双方彼此彼此,各有所获,心照不宣,各得其乐。这样岂不是天下太平,宇宙和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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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漫谈》自序(2)
然而不行。我有一股牛劲,有一个缺点:总爱讲话,而且讲真话。谎话我也是说的,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更多的还是讲真话。稍有社会经历的人都能知道,讲真话是容易得罪人的,何况好多人养成了“对号入座”的习惯,完全像阿Q一样,忌讳极多。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当前的社会还是有阴暗面的,我见到了,如果闷在心里不说,便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我的文字虽然不是匕首,不像投枪。但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到某一些人物的疮疤。在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树了敌,结了怨。这是我咎由自取,怪不得他人。
至于另一种文体,那种接近哲学思辨的随感录,本非我之所长,因而写得不多。这些东西会受到受过西方训练的中国哲学家们的指责。但他们的指责我不但不以为耻,而且引以为荣。如果受到他们的赞扬,我将斋戒沐浴,痛自忏悔,搜寻我的“活思想”,以及“灵魂深处的一闪念”,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痛改前非,以便不同这些人同流合污。讲到哲学,如果非让我加以选择不行的话,我宁愿选择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表达方式,不是分析,分析,再分析,而是以生动的意象,凡人的语言,综合的思维模式,貌似模糊而实颇豁亮,能给人以总体的概念或者印象。不管怎么说,写这类的千字文,我也决非内行里手。
把上面讲的归纳起来看一看,写以上说的两类文章,都非我之所长。幸而其中有一些文章不属于以上两类,比如谈学习外语等的那一些篇,可能对读者还有一些用处。但是,总起来看,在最初阶段,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信心是不大的,有时甚至想中止写作,另辟途径。常言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我意料,社会上对这些千字文反应不错。我时常接到一些来信,赞成我的看法,或者提出一些问题。从报刊杂志上来看,有的短文——数目还不是太小——被转载,连一些僻远地区也不例外。这主要应该归功于《新民晚报》的威信。但是,自己的文章也不能说一点作用都没有起。这情况当然会使我高兴。于是坚定了信心,继续写了下去,一写就是三年,文章的篇数已经达到了七十篇了。
对于促成这一件不无意义的工作的《新民晚报》“夜光杯”栏的编辑贺小钢,我从来没有对于性别产生疑问,我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想钢是很硬的金属,即使是“小钢”吧,仍然是钢。贺小钢一定是一位身高丈二的赳赳武夫。我的助手李玉洁想的也完全同我一样,没有产生过任何怀疑。通信三年,没有见过面。今年春天,有一天,上海来了两位客人。一见面当然是先请教尊姓大名,其中有一位年轻女士,身材苗条,自报名姓:“贺小钢。”我同玉洁同时一愣,认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连忙再问,回答仍然是:“贺小钢”,为了避免误会,还说明了身份: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的编辑。我们原来认为是男子汉大丈夫的却是一位妙龄靓女。我同玉洁不禁哈哈大笑。小钢有点莫明其妙。我们连忙解释,她也不禁陪我们大笑起来。古诗《木兰辞》中说:“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这是古代的事,无可疑怪。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上海和北京又都是通都大邑,竟然还闹出了这样的笑话,我们难道还能不哈哈大笑吗?这也可能算是文坛——如果我们可能都算是在文坛上的话——一点花絮吧。
就这样,我同《新民晚报》“夜光杯”的文字缘算是结定了,我同小钢的文字缘算是结定了。只要我还能拿得起笔,只要脑筋还患不了痴呆症,我将会一如既往写下去的。既然写,就难免不带点刺儿。万望普天下文人贤士千万勿“对号入座”,我的刺儿是针对某一个现象的,决不针对某一个人。特此昭告天下,免伤和气。
1999年8月31日


我们面对的现实(1)
我们面对的现实,多种多样,很难一一列举。现在我只谈两个:第一,生活的现实;第二,学术研究的现实。
生活的现实
生活,人人都有生活,它几乎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概念。在家中,天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人人都必须有的。这且不表。要处理好家庭成员的关系,不在话下。在社会上,就有了很大的区别。当官的,要为人民服务,当然也盼指日高升。大款们另有一番风光,炒股票、玩期货,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腰缠十万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当然,一旦破了产,跳楼自杀,有时也在所难免。我辈书生,青灯黄卷,兀兀穷年,有时还得爬点格子,以济工资之穷。至于引车卖浆者流,只有拼命干活,才得糊口。
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生活。我们必须黾勉从事,过好这个日子(生活),自不待言。
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把思虑再深化一点,想一想全人类的生活,你感觉到危险性了没有?也许有人感到,我们这个小小寰球并不安全。有时会有地震,有时会有天灾,刀兵水火,疾病灾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驾临你的头上,躲不胜躲,防不胜防。对策只有一个:顺其自然,尽上人事。
如果再把眼光放得更远,让思虑钻得更深,则眼前到处是看不见的陷阱。我自己也曾幼稚过一阵。我读东坡《(前)赤壁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我与子之所共适。”我深信苏子讲的句句是真理。然而,到了今天,江上之风还清吗?山间之月还明吗?谁都知道,由于大气的污染,风早已不清,月早已不明了。与此有联系的还有生态平衡的破坏,动植物品种的灭绝,新疾病的不断出现,人口的爆炸,臭氧层出了洞,自然资源——其中包括水——的枯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人类实际上已经到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地步。令人吃惊的是,虽然有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并没有提高到与人类生存前途挂钩的水平,仍然只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还有人幻想用西方的“科学”来解救这一场危机。我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这一场灾难主要就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科学”造成的,西方科学优秀之处,必须继承。但是必须从根本上、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以东方的“民胞物与”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济西方“科学”之穷。人类前途,庶几有望。
学术研究的现实
对我辈知识分子来说,除了生活的现实之外,还有一个学术研究的现实。我在这里重点讲人文社会科学,因为我自己是搞这一行的。
文史之学,中国和欧洲都已有很长的历史。因两处具体历史情况不同,所以发展过程不尽相同。但是总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多有相通之处,对象大都是古典文献。就中国而论,由于字体屡变,先秦典籍的传抄工作,不能不受到影响。但是,读书必先识字,此《说文解字》之所以必作也。新材料的出现,多属偶然。地下材料,最初是“地不爱宝”,它自己把材料贡献出来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发掘工作是后来兴起的。盗墓者当然是例外。至于社会调查,古代不能说没有。采风就是调查形式之一。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社会调查工作,也是晚起的,恐怕还是多少受了点西方的影响。
古代文史工作者用力最勤的是记诵之学。在科举时代,一个举子必须能背四书五经,这是起码的条件。否则连秀才也当不上,遑论进士!扩而大之,要背诵十三经,有时还要连上注疏。至于传说有人能倒背十三经,对于我至今还是个谜,一本书能倒背吗?背了有什么用处呢?
社会不断前进,先出了一些类似后来索引的东西,系统的科学的索引,出现最晚,恐怕也是受西方的影响,有人称之为“引得”(index),显然是舶来品。


我们面对的现实(2)
但是,不管有没有索引,索引详细不详细,我们研究一个题目,总要先积累资料。而积累资料,靠记诵也好,靠索引也好,都是十分麻烦,十分困难的。有时候穷年累月,滴水穿石,才能勉强凑足够写一篇论文的资料,有一些资料可能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写文章之难真是难于上青天。
然而,石破天惊,电脑出现了,许多古代典籍逐渐输入电脑了,不用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只需发一命令,则所需的资料立即呈现在你的眼前,一无遗漏。岂不痛快也哉!
这就是眼前我们面对的学术现实。最重要最困难的搜集资料工作解决了,岂不是人人皆可以为大学者了吗?难道我们还不能把枕头垫得高高地“高枕无忧”了吗?
我说:“且慢!且慢!我们的任务还并不轻松!”我们面临这一场大的转折,先要调整心态。对电脑赐给我们的资料,要加倍细致地予以分析使用。还有没有输入电脑的书,仍然需要我们去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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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压 力
《参考消息》今年7月3日以半版的篇幅介绍了外国学者关于压力的说法。我也正考虑这个问题,因缘和合,不免唠叨上几句。
什么叫“压力”?上述文章中说:“压力是精神与身体对内在与外在事件的生理与心理反应。”下面还列了几种特性,今略。我一向认为,定义这玩意儿,除在自然科学上可能确切外,在人文社会科学上则是办不到的。上述定义我看也就行了。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压力呢?我认为,是的。我们常说,人生就是一场拼搏,没有压力,哪来的拼搏?佛家说,生、老、病、死、苦,苦也就是压力。过去的国王、皇帝,近代外国的独裁者,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看上去似乎一点压力都没有。然而他们却战战兢兢,时时如临大敌,担心边患,担心宫廷政变,担心被毒害被刺杀。他们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压力比任何人都大。大资本家钱太多了,担心股市升降,房地产价波动,等等。至于吾辈平民老百姓,“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些都是压力,谁能躲得开呢?
压力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认为是好事。从大处来看,现在全球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出洞,人口曝炸,新疾病丛生等等,人们感觉到了,这当然就是压力。然而压出来却是增强忧患意识,增强防范措施,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对一般人来说,法律和其他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都是压力。然而这些压力何等好啊!没有它,社会将会陷入混乱,人类将无法生存。这个道理极其简单明了,一说就懂。我举自己做一个例子。我不是一个没有名利思想的人——我怀疑真有这种人,过去由于一些我曾经说过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我似乎是淡泊名利,其实那多半是假象。但是,到了今天,我已至望九之年,名利对我已经没有什么用,用不着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方面的压力没有了。但是却来了另一方面的压力,主要来自电台采访和报刊以及友人约写文章。这对我形成颇大的压力。以写文章而论,有的我实在不愿意写,可是碍于面子,不得不应。应就是压力。于是“拨冗”苦思,往往能写出有点新意的文章。对我来说,这就是压力的好处。
压力如何排除呢?粗略来分类,压力来源可能有两类:一被动,一主动。天灾人祸,意外事件,属于被动,这种压力,无法预测,只有泰然处之,切不可杞人忧天。主动的来源于自身,自己能有所作为。我的“三不主义”的第三条是“不嘀咕”,我认为,能做到遇事不嘀咕,就能排除自己造成的压力。
1998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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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1)
记得曾在什么地方听过一个笑话:一个人善忘。一天,他到野外去出恭。任务完成后,却找不到自己的腰带了。出了一身汗,好歹找到了,大喜过望,说道:“今天运气真不错,平白无故地捡了一条腰带!”一转身,不小心,脚踩到了自己刚才拉出来的屎堆上。于是勃然大怒:“这是哪一条混账狗在这里拉了一泡屎?”
这本来是一个笑话,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未必会有的。但是,人一老,就容易忘事糊涂,却是经常见到的事。
我认识一位著名的画家,本来是并不糊涂的。但是,年过八旬以后,却慢慢地忘事糊涂起来。我们将近半个世纪以前就认识了,颇能谈得来,而且平常也还是有些接触的。然而,最近几年来,每次见面,他把我的尊姓大名完全忘了。从眼镜后面流出来的淳朴宽厚的目光,落到我的脸上,其中饱含着疑惑的神气。我连忙说:“我是季羡林,是北京大学的。”他点头称是。但是,过了没有五分钟,他又问我:“你是谁呀!”我敬谨回答如上。在每一次会面中,尽管时间不长,这样尴尬的局面总会出现几次。我心里想:老友确是老了!
有一年,我们邂逅在香港。一位有名的企业家设盛筵,宴嘉宾。香港著名的人物参加者为数颇多,比如饶宗颐、邵逸夫、杨振宇等先生都在其中。宽敞典雅,雍容华贵的宴会厅里,一时珠光宝气,璀璨生辉,可谓极一时之盛。至于菜肴之精美,服务之周到,自然更不在话下了。我同这一位画家老友都是主宾,被安排在主人座旁。但是正当觥筹交错,逸兴湍飞之际,他忽然站了起来,转身要走,他大概认为宴会已经结束,到了拜拜的时候了。众人愕然,他夫人深知内情,赶快起身,把他拦住,又拉回到座位上,避免了一场尴尬的局面。
前几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富丽堂皇的北京图书馆的大报告厅里举行年会。我这位画家老友是敦煌学界的###之一,获得了普遍的尊敬。按照中国现行的礼节,必须请他上主席台并且讲话。但是,这却带来了困难。像许多老年人一样,他脑袋里煞车的部件似乎老化失灵。一说话,往往像开汽车一样,煞不住车,说个不停,没完没了。会议是有时间限制的,听众的忍耐也决非无限。在此之前,我同他的夫人商议,由她写一个简短的发言稿,往他口袋里一塞,叮嘱他念完就算完事,不悖行礼如仪的常规。然而他一开口讲话,稿子之事早已忘入九霄云外。看样子是打算从盘古开天辟地讲起。照这样下去,讲上几千年,也讲不到今天的会。到了听众都变成了化石的时候,他也许才讲到春秋战国!我心里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忽然想到:按既定方针办。我请他的夫人上台,从他的口袋掏出了讲稿,耳语了几句。他恍然大悟,点头称是,把讲稿念完,回到原来的座位。于是一场惊险才化险为夷,皆大欢喜。
我比这位老友小六七岁。有人赞我耳聪目明,实际上是耳欠聪,目欠明。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是,我脑袋里的煞车部件,虽然老化,尚可使用。再加上我有点自知之明,我的新座右铭是:老年之人,煞车失灵,戒之在说。一向奉行不违,还没有碰到下不了台的窘境。在潜意识中颇有点沾沾自喜了。
然而我的记忆机构也逐渐出现了问题。虽然还没有达到画家老友那样“神品”的水平,也已颇有可观。在这方面,我是独辟蹊径,创立了有季羡林特色的“忘”的学派。
我一向对自己的记忆力,特别是形象的记忆,是颇有一点自信的。四五十年前,甚至六七十年前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至今记忆犹新,召之即来,显现在眼前,耳旁,如见其形,如闻其声,移到纸上,即成文章。可是,最近几年以来,古旧的记忆尚能保存,对眼前非常熟的人,见面时往往忘记了他的姓名。在第一瞥中,他的名字似乎就在嘴边,舌上。然而一转瞬间,不到十分之一秒,这个呼之欲出的姓名,就蓦地隐藏了起来,再也说不出了。说不出,也就算了,这无关宇宙大事,国家大事,甚至个人大事,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的。而且脑袋里像电灯断了保险丝似的,还会接上的。些许小事,何必介意?然而不行,它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我像着了魔似的,走路,看书,吃饭,睡觉,只要思路一转,立即想起此事。好像是,如果想不出来,自己就无法活下去,地球就停止了转动。我从字形上追忆,没有结果;我从发音上追忆,结果杳然。最怕半夜里醒来,本来睡得香香甜甜,如果没有干扰,保证一夜幸福。然而,像电光石火一闪,名字问题又浮现出来。古人常说的平旦之气,是非常美妙的,然而此时却美妙不起来了。我辗转反侧,瞪着眼一直瞪到天亮。其苦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是,不知道是哪一位神灵保佑,脑袋又像电光石火似地忽然一闪,他的姓名一下子出现了。古人形容快乐常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差可同我此时的心情相比。


忘(2)
这样小小的悲喜剧,一出刚完,又会来第二出,有时候对于同一个人的姓名,竟会上演两出这样的戏。而且出现的频率还是越来越多。自己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是老了。郑板桥说:“难得糊涂。”对我来说,并不难得,我于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
然而忘事糊涂就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我认为,有的,而且很大。自己年纪越来越老,对于“忘”的评价却越来越高,高到了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的水平。苏东坡的词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他是把悲和欢,离和合并提。然而古人说:不如意事常###。这是深有体会之言。悲总是多于欢,离总是多于合,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如果造物主——如果真有的话——不赋予人类以“忘”的本领——我宁愿称之为本能——那么,我们人类在这么多的悲和离的重压下,能够活下去吗?我常常暗自胡思乱想:造物主这玩意儿(用《水浒》的词儿,应该说是“那话儿”)真是非常有意思。他(她?它?)既严肃,又油滑;既慈悲,又残忍。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话真说到了点子上。人生下来,既能得到一点乐趣,又必须忍受大量的痛苦,后者所占的比重要多得多。如果不能“忘”,或者没有“忘”这个本能,那么痛苦就会时时刻刻都新鲜生动,时时刻刻像初产生时那样剧烈残酷地折磨着你。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忍受下去的。然而,人能“忘”,渐渐地从剧烈到淡漠,再淡漠,再淡漠,终于只剩下一点残痕;有人,特别是诗人,甚至爱抚这一点残痕,写出了动人心魄的诗篇,这样的例子,文学史上还少吗?
因此,我必须给赋予我们人类“忘”的本能的造化小儿大唱赞歌。试问,世界上哪一个圣人、贤人、哲人、诗人、阔人、猛人、这人、那人,能有这样的本领呢?
我还必须给“忘”大唱赞歌。试问:如果人人一点都不忘,我们的世界会成什么样子呢?
遗憾的是,我现在尽管在“忘”的方面已经建立了有季羡林特色的学派,可是自谓在这方面仍是钝根。真要想达到我那位画家朋友的水平,仍须努力。如果想达到我在上面说的那个笑话中人的境界,仍是可望而不可即。但是,我并不气馁,我并没有失掉信心,有朝一日,我总会达到的。勉之哉!勉之哉!
1993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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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分与命运
缘分与命运本来是两个词儿,都是我们口中常说,文中常写的。但是,仔细琢磨起来,这两个词儿涵义极为接近,有时达到了难解难分的程度。
缘分和命运可信不可信呢?
我认为,不能全信,又不可不信。
我绝不是为算卦相面的“张铁嘴”、“王半仙”之流的骗子来张目。算八字算命那一套骗人的鬼话,只要一个异常简单的事实就能揭穿。试问普天之下——番邦暂且不算,因为老外那里没有这套玩意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孩子有几万,几十万,他们一生的经历难道都能够绝对一样吗?绝对地不一样,倒近于事实。
可你为什么又说,缘分和命运不可不信呢?
我也举一个异常简单的事实。只要你把你最亲密的人,你的老伴或者“小伴”,这是我创造的一个名词儿,年轻的夫妻之谓也,同你自己相遇,一直到“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的经过回想一下,便立即会同意我的意见。你们可能是一个生在天南,一个生在海北,中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偶然的机遇,有的机遇简直是间不容发,稍纵即逝,可终究没有错过,你们到底走到一起来了。即使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也同样有个“机遇”问题。这种“机遇”是报纸上的词儿,哲学上的术语是“偶然性”,老百姓嘴里就叫做“缘分”或“命运”。这种情况,谁能否认,又谁能解释呢?没有办法,只好称之为缘分或命运。
北京西山深处有一座辽代古庙名叫“大觉寺”。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流泉,有300年的玉兰树,200年的藤萝花,是一个绝妙的地方。将近20年前,我骑自行车去过一次。当时古寺虽已破败,但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忆念难忘。去年春末,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欧阳旭邀我们到大觉寺去剪彩,原来他下海成了颇有基础的企业家。他毕竟是书生出身,念念不忘为文化做贡献。他在大觉寺里创办了一个###茶院,以弘扬中国的茶文化。我大喜过望,准时到了大觉寺。此时的大觉寺已完全焕然一新,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玉兰已开过而紫藤尚开,品茗观茶道表演,心旷神怡,浑然欲忘我矣。
将近一年以来,我脑海中始终有一个疑团:这个英年岐嶷的小伙子怎么会到深山里来搞这么一个茶院呢?前几天,欧阳旭又邀我们到大觉寺去吃饭。坐在汽车上,我不禁向他提出了我的问题。他莞尔一笑,轻声说:“缘分!”原来在这之前他携伙伴郊游,黄昏迷路,撞到大觉寺里来。爱此地之清幽,便租了下来,加以装修,创办了###茶院。
此事虽小,可以见大。信缘分与不信缘分,对人的心情影响是不一样的。信者胜可以做到不骄,败可以做到不馁,决不至胜则忘乎所以,败则怨天尤人。中国古话说:“尽人事而听天命。”首先必须“尽人事”,否则馅儿饼决不会自己从天上落到你嘴里来。但又必须“听天命”。人世间,波诡云谲,因果错综。只有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的平衡。
1998年1月16日


做人与处世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人本来也是属于大自然范畴的。但是,人自从变成了“万物之灵”以后,就同大自然闹起独立来,有时竟成了大自然的对立面。人类的衣食住行所有的资料都取自大自然,我们向大自然索取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怎样去索取?索取手段不出两种:一用和平手段,一用强制手段。我个人认为,东西文化之分野,就在这里。西方对待大自然的基本态度或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用一句现成的套话来说,就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结果呢,从表面上看上去,西方人是胜利了,大自然真的被他们征服了。自从西方产业革命以后,西方人屡创奇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大至宇宙飞船,小至原子,无一不出自西方“征服者”之手。
然而,大自然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它是能报复的,它是能惩罚的。报复或惩罚的结果,人皆见之,比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臭氧层出洞,物种灭绝,人口曝炸,淡水资源匮乏,新疾病产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弊端中哪一项不解决都能影响人类生存的前途。我并非危言耸听,现在全世界人民和政府都高呼环保,并采取措施。古人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犹未为晚。
中国或者东方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或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宋人张载说得最简明扼要:“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与”的意思是伙伴。我们把大自然看作伙伴。可惜我们的行为没能跟上。在某种程度上,也采取了“征服自然”的办法,结果也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前不久南北的大洪水不是很能发人深省吗?
至于人与人的关系,我的想法是: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日子久了,难免有点磕磕碰碰。在这时候,头脑清醒的一方应该能够容忍。如果双方都不冷静,必致因小失大,后果不堪设想。唐朝张公艺的“百忍”是历史上有名的例子。
至于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则多半起于私心杂念。解之之方,唯有消灭私心,学习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庶几近之。
1998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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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有不为
“为”,就是“做”。应该做的事,必须去做,这就是“有为”。不应该做的事必不能做,这就是“有不为”。
在这里,关键是“应该”二字。什么叫“应该”呢?这有点像仁义的“义”字。韩愈给“义”字下的定义是“行而宜之之谓义”。“义”就是“宜”,而“宜”就是“合适”,也就是“应该”,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要想从哲学上,从伦理学上,说清楚这个问题,恐怕要写上一篇长篇论文,甚至一部大书。我没有这个能力,也认为根本无此必要。我觉得,只要诉诸一般人都能够有的良知良能,就能分辨清是非善恶了,就能知道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了。
中国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可见善恶是有大小之别的,应该不应该也是有大小之别的,并不是都在一个水平上。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呢?这里也用不着繁琐的论证,只需动一动脑筋,睁开眼睛看一看社会,也就够了。
小恶、小善,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见,比如,在公共汽车上给老人和病人让座,能让,算是小善;不能让,也只能算是小恶,够不上大逆不道。然而,从那些一看到有老人或病人上车就立即装出闭目养神的样子的人身上,不也能由小见大看出了社会道德的水平吗?
至于大善大恶,目前社会中也可以看到,但在历史上却看得更清楚。比如宋代的文天祥。他为元军所虏。如果他想活下去,屈膝投敌就行了,不但能活,而且还能有大官做,最多是在身后被列入“贰臣传”,“身后是非谁管得”,管那么多干嘛呀。然而他却高赋《正气歌》,从容就义,留下英名万古传,至今还在激励着我们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通过上面举的一个小恶的例子和一个大善的例子,我们大概对大小善和大小恶能够得到一个笼统的概念了。凡是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类发展前途有利的事情就是大善,反之就是大恶。凡是对处理人际关系有利,对保持社会安定团结有利的事情可以称之为小善,反之就是小恶。大小之间有时难以区别,这只不过是一个大体的轮廓而已。
大小善和大小恶有时候是有联系的。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拿眼前常常提到的贪污行为而论,往往是先贪污少量的财物,心里还有点打鼓。但是,一旦得逞,尝到甜头,又没被人发现,于是胆子越来越大,贪污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终至于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受到法律的制裁,悔之晚矣。也有个别的识时务者,迷途知返,就是所谓浪子回头者,然而难矣哉!
我的希望很简单,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有为有不为。一旦“为”错了,就毅然回头。
2001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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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隔膜(1)
中国现在的大学教育有许多要改善的地方,这一点,与大学有关的人们差不多都知道,而且专家们也都指出来过了。我在这里不能,而且也不敢来讨论这问题。我只想找出一点来谈一谈,就是同学与教员间的关系。我是一个外行人,说的当然也就是外行人的话;但这些话都是由我亲身观察得来的,刍荛之议,也许可以供专家们参考。
我觉得,现在在大学里,同学与教员很多只是职业上的关系。“职业关系”这个名词是我杜撰的,恐怕不大容易了解。我的意思是,教员的“职业”是教书,同学的“职业”是念书(我在这里把“职业”两个字用到同学身上,与报纸上常见到的那个不通又含混的名词“职业学生”无关),因了“职业”的关系,同学与教员才聚在一起,也就藉了“职业”,他们的关系才能维持下去。换句话说,倘若一方面这“职业”终止了,关系也就随着断绝。仿佛是一个大百货商店的店伙和主顾,店伙卖的是货,主顾买的也是货;只有在交易的时候,他们才有关系,一旦交易完毕,各走各的路。
但实际上知识却同货物绝不相同,它并不像西红柿土豆之类的东西,只要主顾付了钱,就可以从店伙手里拿到,用袋子装走,回家炒着吃煮着吃。知识是人类心灵经过了学习而获得的东西,其中含了无数的甘苦。学者不但要知道学习获得的结果,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得到这样结果的过程。其中有很多的曲折,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所以,只有授者与受者能常常接触,要把彼此间的隔膜完全打破,要破除一切的官样形式,要彼此都能坦白地说出自己的真正意见,知识才能传授,彼此才能都得到好处。有时候在无意间从心里说出来的极简单的话比在讲堂上的长篇大论还要能给学者以启示;但这样简单而富有启示性的话只有在打破一切形式的束缚的时候才能说得出来。
但在现在的大学里除了很少数的例外以外,同学与教员间的隔膜能说已经都打破了么?我们敢坦白地彼此说出想要说的话么?我只觉得,现在同学与教员间的隔膜愈来愈大,彼此都没了信任。有些事情,因了年龄的差别,同学与教员的看法不能一样,这是不能勉强的事情。但也有些事情,看法本来可以一样;不过中间让一座墙隔起来,两方面不但不想把这座墙推倒,反而努力加高它,结果就演变成现在这情形。在这样的情形下,知识成了石头一般的死东西。教员怎样说,学生怎样记,心里同意的时候,不能再进一步多得到一点;心里不同意的时候,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教员,让教员知道自己不同意的地方究竟是在哪里。这些不同意抑压在心里,愈积愈多,有时候也难免要发泄一下,于是又便宜了民主墙。
我并没有责备同学的意思,我知道,一位同学是否敢向教员说他心里想说的话主要关键还在教员手里。我在大学里念书的时候,一位现在“发达”了,成为南京二等要人的先生教我们英文。有一次,一位同班问了他一个问题,他大声做狮子吼:“回去查字典去!”全班在大惊之余,面面相觑,以后再没有人问他问题。他的宝座于是大稳,但同学同他之间的墙也随着高了起来。
我一直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位先生是什么心理。我想他大概觉得同学根本不配问他问题,不配同他讨论,所以他就用禅宗大师的办法断喝一声,把这“乱”“戡”了下去,以杜后患。于是天下太平,皆大欢喜,他也得以从容地从教授爬到要人。
我不否认,大体上说起来,教员比同学知道的总多一点,因为他们对一门学问最少也用过很多年的功了。但学问之道无穷,愈是有学问的才愈觉得自己的学问不足,只有疯狂荒谬的人总会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一切,具备了一切学问。即便研究一个极窄狭的问题,而且已经费了多年的时间,我们也不敢说已经知道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有时候也难免有疏漏的地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有时候反而能看到一位老学者看不到的地方,因为他对这门学问还没有那样许多成见,那样许多“蔽”。说到观点,我们更不能证明旧的一定就比新的好;换句话说,同学们的观点也可以给教员们许多参考和反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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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隔膜(2)
那么我们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我们非要打破这隔膜不行。要想打破这隔膜当然两方面都要努力:教员应该把同学看成朋友,同学也应该把教员看成朋友,我们要忘掉自己的年纪;我们不说,一个是在“教”,一个是在“学”。我们说,大家在共同“学”,大家共同努力探寻真理。彼此心里有什么话,要立刻当面说出来。说对了,对方可以改;说不对,自己也可以反省一下。这样的话,教员才可以在自然流露中说出他的给同学很多启示的心得。同学也可以把他用年轻灵动的眼光看到的东西告诉教员。只有这样,学习才是一种快乐,年长的和年幼的在一团和谐的空气里共同学习。
希腊哲人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我希望现在中国为人“师”的有接受同学的批评和意见的雅量,同学有向教员坦白说话的勇气。
1948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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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就与适应
牵就,也作“迁就”和“适应”,是我们说话和行文时常用的两个词儿,含义颇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一仔细琢磨,二者间实有差别,而且是原则性的差别。
根据词典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注“牵就”为“迁就”和“牵强附会”。注“迁就”为“将就别人”,举的例是“坚持原则,不能迁就。”注“将就”为“勉强适应不很满意的事物或环境”。举的例是“衣服稍微小一点,你将就着穿吧!”注“适应”为“适合(客观条件或需要)”。举的例子是“适应环境”。“迁就”这个词儿,古书上也有,《辞源》注为“舍此取彼,委曲求合”。
我说,二者含义有类似之处,《现代汉语词典》注“将就”一词时就使用了“适应”一词。
词典的解释,虽然头绪颇有点乱,但是,归纳起来,“牵就(迁就)”和“适应”这两个词儿的含义还是清楚的。“牵就”的宾语往往是不很令人愉快、令人满意的事情。在平常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本来是不能或者不想去做的。极而言之,有些事情甚至是违反原则的,违反做人的道德的,当然完全是不能去做的。但是,迫于自己无法掌握的形势,或者出于利己的私心,或者由于其他的什么原因,非做不行,有时候甚至昧着自己的良心,自己也会感到痛苦的。
根据我个人的语感,我觉得,“牵就”的根本含义就是这样,词典上并没有说清楚。
但是,又是根据我个人的语感,我觉得,“适应”同“牵就”是不相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常使用“适应”这个词儿的。不过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都是习而不察。我手边有一本沈从文先生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汪曾祺先生的“代序:沈从文转业之谜”中有一段话说:“一切终得变,沈先生是竭力想适应这种‘变’的。”这种“变”,指的是解放。沈先生写信给人说:“对于过去种种,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这个新的起始,并不一定即能配合当前需要,惟必能把握住一个进步原则来肯定,来完成,来促进。”沈从文先生这个“适应”,是以“进步原则”来适应新社会的。这个“适应”是困难的,但是正确的。我们很多人在解放初期都有类似的经验。
再拿来同“牵就”一比较,两个词儿的不同之处立即可见。“适应”的宾语,同“牵就”不一样,它是好的事物,进步的事物;即使开始时有点困难,也必能心悦诚服地予以克服。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会经常不断地遇到必须“适应”的事务,“适应”成功,我们就有了“进步”。
简截说:我们须“适应”,但不能“牵就”。


谦虚与虚伪
在伦理道德的范畴中,谦虚一向被认为是美德,应该扬;而虚伪则一向被认为是恶习,应该抑。
然而,究其实际,二者间有时并非泾渭分明,其区别间不容发。谦虚稍一过头,就会成为虚伪。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种体会的。
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提倡谦虚最早的国家。在中国最古的经典之一的《尚书·大禹谟》中就已经有了“满招损,谦受益,时(是)乃天道”这样的教导,把自满与谦虚提高到“天道”的水平,可谓高矣。从那以后,历代的圣贤无不张皇谦虚,贬抑自满。一直到今天,我们常用的词汇中仍然有一大批与“谦”字有联系的词儿,比如“谦卑”、“谦恭”、“谦和”、“谦谦君子”、“谦让”、“谦顺”、“谦虚”、“谦逊”等等,可见“谦”字之深入人心,久而愈彰。
我认为,我们应当提倡真诚的谦虚,而避免虚伪的谦虚,后者与虚伪间不容发矣。
可是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拦路虎:什么叫“真诚的谦虚”?什么又叫“虚伪的谦虚”?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简直可以说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掌握一个正确的分寸难于上青天。
最突出的是因地而异,“地”指的首先是东方和西方。在东方,比如说中国和日本,提到自己的文章或著作,必须说是“拙作”或“拙文”。在西方各国语言中是找不到相当的词儿的。尤有甚者,甚至可能产生误会。中国人请客,发请柬必须说“洁治菲酌”,不了解东方习惯的西方人就会满腹疑团:为什么单单用“不丰盛的宴席”来请客呢?日本人送人礼品,往往写上“粗品”二字,西方人又会问:为什么不用“精品”来送人呢?在西方,对老师,对朋友,必须说真话,会多少,就说多少。如果你说,这个只会一点点儿,那个只会一星星儿,他们就会信以为真,在东方则不会。这有时会很危险的。至于吹牛之流,则为东西方同样所不齿,不在话下。
可是怎样掌握这个分寸呢?我认为,在这里,真诚是第一标准。虚怀若谷,如果是真诚的话,它会促你永远学习,永远进步。有的人永远“自我感觉良好”,这种人往往不能进步。康有为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自称,年届而立,天下学问无不掌握。但事实上,说康有为是一个革新家则可,说他是一个学问家则不可。较之乾嘉诸大师,甚至清末民初诸大师,包括他的弟子梁启超在内,他在学术上是没有建树的。
总之,谦虚是美德,但必须掌握分寸,注意东西。在东方谦虚涵盖的范围广,不能施之于西方,此不可不注意者。然而,不管东方或西方,必须出之以真诚。有意的过分的谦虚就等于虚伪。
1998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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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朋 友
人类是社会动物。一个人在社会中不可能没有朋友。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搏斗。在这一场搏斗中,如果没有朋友,则形单影只,鲜有不失败者。如果有了朋友,则众志成城,鲜有不胜利者。
因此,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没有不重视交友之道的,而中国尤甚。在宗法伦理色彩极强的中国社会中,朋友被尊为五伦之一,曰“朋友有信”。我又记得什么书中说:“朋友,以义合者也。”“信”、“义”涵义大概有相通之处。后世多以“义”字来要求朋友关系,比如《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之类就是。
《说文》对“朋”字的解释是“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凤”和“朋”大概只有轻唇音重唇音之别。对“友”的解释是“同志为友”。意思非常清楚。中国古代,肯定也有“朋友”二字连用的,比如《孟子》。《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却只用一个“朋”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朋友”才经常连用起来。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重视友谊的故事不可胜数。最著名的是管鲍之交、钟子期和伯牙的故事等等。刘、关、张三结义更是有口皆碑。一直到今天,我们还讲究“哥儿们义气”,发展到最高程度,就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只要不是结党营私,我们是非常重视交朋友的。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把朋友归入五伦是有道理的。
我们现在看一看欧洲人对友谊的看法。欧洲典籍数量虽然远远比不上中国,但是,称之为汗牛充栋也是当之无愧的。我没有能力来旁征博引,只能根据我比较熟悉的一部书来引证一些材料,这就是法国著名的《蒙田随笔》。
《蒙田随笔》上卷,第28章,是一篇叫做《论友谊》的随笔。其中有几句话:
我们喜欢交友胜过其他一切,这可能是我们本性所使然。亚里士多德说,好的立法者对友谊比对公正更关心。
寥寥几句,充分说明西方对友谊之重视。蒙田接着说:
自古就有四种友谊:血缘的、社交的、待客的和男女情爱的。
这使我立即想到,中西对友谊涵义的理解是不相同的。根据中国的标准,“血缘的”不属于友谊,而属于亲情。“男女情爱的”也不属于友谊,而属于爱情。对此,蒙田有长篇累牍的解释,我无法一一征引。我只举他对爱情的几句话:
爱情一旦进入友谊阶段,也就是说,进入意愿相投的阶段,它就会衰落和消逝。爱情是以身体的快感为目的,一旦享有了,就不复存在。相反,友谊越被人向往,就越被人享有,友谊只是在获得以后才会升华、增长和发展,因为它是精神上的,心灵会随之净化。
这一段话,很值得我们仔细推敲、品味。
1999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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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1)

人们常说,爱情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不同意这个意见的人,恐怕是不多的。爱情同时也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东西。即使后来出家当了和尚,与爱情完全“拜拜”,在这之前也曾蹚过爱河,受过爱情的洗礼,有名的例子不必向古代去搜求,近代的苏曼殊和弘一法师就摆在眼前。
可是为什么我写《人生漫谈》已经写了三十多篇还没有碰爱情这个题目呢?难道爱情在人生中不重要吗?非也。只因它太重要,太普遍,但却又太神秘,太玄乎,我因而不敢去碰它。
中国俗话说:“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的。”我迟早也必须写关于爱情的漫谈的。现在,适逢有一个机会:我正读法国大散文家蒙田的随笔《论友谊》这一篇,里面谈到了爱情。我干脆抄上几段,加以引申发挥,借他人的杯,装自己的酒,以了此一段公案。以后倘有更高更深刻的领悟,还会再写的。
蒙田说:我们不可能将爱情放在友谊的位置上。“我承认,爱情之火更活跃,更激烈,更灼热……但爱情是一种朝三暮四、变化无常的感情,它狂热冲动,时高时低,忽冷忽热,把我们系于一发之上。而友谊是一种普遍和通用的热情……再者,爱情不过是一种疯狂的欲望,越是躲避的东西越要追求……爱情一旦进入友谊阶段,也就是说,进入意愿相投的阶段,它就会衰弱和消逝。爱情是以身体的快感为目的,一旦享有了,就不复存在。”
总之,在蒙田眼中,爱情比不上友谊,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个人觉得,蒙田的话虽然说得太激烈,太偏颇,太极端,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它有合理的实事求是的一方面。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世人对爱情的态度可以笼统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是现实主义,一派是理想主义。蒙田显然属于现实主义,他没有把爱情神秘化、理想化。如果他是一个诗人的话,他也决不会像一大群理想主义的诗人那样,写出些卿卿我我,鸳鸯蝴蝶,有时候甚至拿肉麻当有趣的诗篇,令普天下的才子佳人们击节赞赏。他干净利落地直言不讳,把爱情说成是“朝三暮四,变化无常的感情。”对某一些高人雅士来说,这实在有点大煞风景,仿佛在佛头上着粪一样。
我不才,窃自附于现实主义一派。我与蒙田也有不同之处:我认为,在爱情的某一个阶段上,可能有纯真之处,否则就无法解释日本青年恋人在相爱达到最高潮时有的就双双跳入火山口中,让他们的爱情永垂不朽。

像这样的情况,在日本恐怕也是极少极少的。在别的国家,则未闻之也。
当然,在别的国家也并不缺少歌颂纯真爱情的诗篇、戏剧、小说以及民间传说。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世所周知的。谁能怀疑这种爱情的纯真呢?专就中国来说,民间类似梁祝爱情的传说,还能够举出不少来。至于“誓死不嫁”和“誓死不娶”的真实的故事,则所在多有。这样一来,爱情似乎真同蒙田的说法完全相违,纯真圣洁得不得了啦。
我在这里想分析一个有名的爱情的案例。这就是杨贵妃和唐玄宗的爱情故事,这是一个古今艳称的故事。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歌颂的就是这一件事。你看,唐玄宗失掉了杨贵妃以后,他是多么想念,多么情深:“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这一首歌最后两句诗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写得多么动人心魄,多么令人同情,好像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真正纯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常识告诉我们,爱情是有排他性的,真正的爱情不容有一个第三者。可是唐玄宗怎样呢?“后宫佳丽三千人”,小老婆真够多的。即使是“三千宠爱在一身”,这“在一身”能可靠吗?白居易以唐代臣子,竟敢乱谈天子宫闱中事,这在明清是绝对办不到的。这先不去说它,白居易真正头脑简单到相信这爱情是纯真的才加以歌颂吗?抑或另有别的原因?


爱情(2)
这些封建的爱情“俱往矣”。今天我们怎样对待爱情呢?我明人不说暗话,我是颇有点同意蒙田的意见的。中国古人说:“食、色,性也。”爱情,特别是结婚,总是同“色”相联系的。家喻户晓的《西厢记》歌颂张生和莺莺的爱情,高潮竟是一幕“酬简”,也就是“以身相许”。个中消息,很值得我们参悟。
我们今天的青年怎样对待爱情呢?这我有点不大清楚,也没有什么青年人来同我这望九之年的老古董谈这类事情。据我所见所闻,那一套封建的东西早为今天的青年所扬弃。如果真有人想向我这爱情的盲人问道的话,我也可以把我的看法告诉他们的。如果一个人不想终生独身的话,他必须谈恋爱以至结婚。这是“人间正道”。但是千万别浪费过多的时间,终日卿卿我我,闹得神魂颠倒,处心积虑,不时闹点小别扭,学习不好,工作难成,最终还可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这真是何苦来!我并不提倡二人“一见倾心”,立即办理结婚手续。我觉得,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这过程不必过长,短则半年,多则一年;余出来的时间应当用到刀刃上,搞点事业,为了个人,为了家庭,为了国家,为了世界。

已经写了两篇关于爱情的短文,但觉得仍然是言犹未尽,现在再补写一篇。像爱情这样平凡而又神秘的东西,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或心理活动,即使再将篇幅扩大10倍,20倍,100倍,也是写不完的。补写此篇,不过聊补前两篇的一点疏漏而已。
在旧社会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办法,男女青年不必伤任何脑筋,就入了洞房。我们可以说,结婚是爱情的开始。但是,不要忘记,也有“绿叶成荫子满枝”而终于不知爱情为何物的例子,而且数目还不算太少。到了现代,实行自由恋爱了,有的时候竟成了结婚是爱情的结束。西方和当前的中国,离婚率颇为可观,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据说,有的天主教国家教会禁止离婚。但是,不离婚并不等于爱情能继续,只不过是外表上合而不离,实际上则各寻所欢而已。
爱情既然这样神秘,相爱和结婚的机遇——用一个哲学的术语就是偶然性——又极其奇怪,极其突然,决非我们个人所能掌握的。在困惑之余,东西方的哲人俊士束手无策,还是老百姓有办法,他们乞灵于神话。
一讲到神话,据我个人的思考,就有中外之分。西方人创造了一个爱神,叫做Jupiter或Cupid,是一个手持弓箭的童子。他的箭射中了谁,谁就坠入爱河,印度古代文化毕竟与欧洲古希腊、罗马有缘。他们也创造了一个叫做Kāmaolliva的爱神,也是手持弓箭,被射中者立即相爱,决不敢有违。这个神话当然是同一来源,此不见论。
在中国,我们没有“爱神”的信仰,我们另有办法。我们创造了一个月老,他手中拿着一条红线,谁被红线拴住,不管是相距多么远,天涯海角,恍若比邻,二人必然走到一起,相爱结婚。从前西湖有一座月老祠,有一副对联是天下闻名的:“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多么质朴,多么有人情味!只有对某些人来说,“前生”和“姻缘”显得有点渺茫和神秘。可是,如果每一对夫妇都回想一下你们当初相爱和结婚的过程的话,你能否定月老祠的这一副对联吗?
我自己对这副对联是无法否认的,但又找不到“科学根据”。我倒是想忠告今天的年轻人,不妨相信一下。我对现在西方和中国青年人的相爱和结婚的方式,无权说三道四,只是觉得不大能接受。我自知年已望九,早已属于博物馆中的人物,我力避发九斤老太之牢骚,但有时又如骨鲠在喉,不得不一吐为快耳。
1997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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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除了看破红尘出家当和尚的以外,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家。一提到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漾起一点温暖之意、一丝幸福之感。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单职工还是双职工,白天在政府机构、学校、公司、工厂、商店等等五花八门的场所工作劳动。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都会付出巨大的力量,应付错综复杂的局面,会见性格各异的人物,有时会弄得筋疲力尽。有道是:“不如意事常###”。哪里事事都会让你称心如意呢?到了下班以后,有如倦鸟还巢一般,带着一身疲惫,满怀喜悦,回到自己家里。这是一个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处。在这里人们主要祈求的就是温馨。有父母的,向老人问寒问暖,老少都感到温馨;有子女的,同孩子谈上几句,亲子都感到温馨;夫妻说上几句悄悄话,男女都感到温馨。当是时也,白天一天操劳,身心两方面的倦意,间或有心中的愤懑、工作中或竞争中偶尔的挫折、在处理事务中或人际关系中碰的一点小钉子等等,都会烟消云散,代之而兴的是融融的愉悦。总之,感到的是不能用任何语言表达的温馨。
你还可以便装野服,落拓形迹。白天在外面有时不得不戴着的假面具,完全可以甩掉。有时不得不装腔作势,以求得能适应应对进退的所谓礼貌,也统统可以丢开,还你一个本来面目,圆通无碍,纯然真我。天下之乐,宁有过于此者乎?所有这一切都来自家庭中真正的温馨。
但是,是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温馨天成、唾手可得呢?不,不,绝不是的。家庭中虽有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血缘关系,但是,所有这一些关系,都不能保证温馨气氛必然出现。俗话说:锅碗瓢盆都会相撞。每个人的脾气不一样,爱好不一样,习惯不一样,信念不一样,而且人是活人,喜怒哀乐,时有突变的情况,情绪也有不稳定的时候,特别是在自己的亲人面前,更容易表露出来。有时候为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也会意见相左,处理不得法,也能产生龃龉。天天耳鬓厮磨,谁也不敢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办呢?就我个人来看,处理这样清官难断的家务事,说难极难,说不难也颇易。只要能做到“真”、“忍”二字,虽不中,不远矣。“真”者,真情也。“忍”者,容忍也。我归纳成了几句顺口溜:相互恩爱,相互诚恳,相互理解,相互容忍,出以真情,不杂私心,家庭和睦,其乐无垠。
有人可能不理解,我为什么把容忍强调到这样的高度。要知道,容忍是中华美德之一。我们的往圣先贤,大都教导我们要容忍。民间谚语中,也有不少容忍的内容,教人忍让。有的说法,看似消极,实有积极意义,比如“忍辱负重”,韩信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唐书》记载,张公艺九世同居,唐高宗问他睦族之道。公艺提笔写了一百多个“忍”字递给皇帝。从那以后,姓张的多自命为“百忍家声”。佛家也十分强调忍辱之要义,经中有很多忍辱仙人的故事。常言道:“小不忍则乱大谋。”在家庭中则是“小不忍则乱家庭”。夫妻、父母、子女之间,有时难免有不同的意见,如果一方发点小脾气,你让他(她)一下,风暴便可平息。等到他(她)心态平衡以后,自己会认错的。此时,如果你也不冷静,火冒三丈,轻则动嘴,重则动手,最终可能告到法庭,宣判离婚,岂不大可哀哉!父母兄弟姊妹之间,也有同样的情况。结果,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会弄得分崩离析。这轻则会影响你暂时的情绪,重则影响你的生命前途。难道我这是危言耸听吗?
总之,温馨是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而温馨则是需要培养的。培养之道,不出两端,一真一忍而已。
1998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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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1)
一、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形势
谈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这几乎成了一个常识。谈人的素质又何能例外?
在这方面,我们,包括大陆和台湾,甚至全世界,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怎样呢?我觉得,法鼓人文社会学院的“通告”中说得简洁而又中肯:
识者每以今日的社会潜伏下列诸问题为忧:即功利气息弥漫,只知夺取而缺乏奉献和服务的精神;大家对社会关怀不够,环境日益恶化;一般人虽受相当教育,但缺乏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未能整合,阻碍教育整体发展,亦且影响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
这些话都切中时弊。
在这里,我想补充上几句。
我们眼前正处在20世纪的世纪末和千纪末中。“世纪”和“千纪”都是人为地创造出来的;但是,一旦创造出来,它似乎就对人类活动产生了影响。19世纪的世纪末可以为鉴,当前的这一个世纪末,也不例外。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我特别想指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情况。这些都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联。
西方自产业革命以后,科技飞速发展。生产力解放之后,远迈前古。结果给全体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意想不到的福利。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否认不掉的。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同样是想不到的弊端或者危害,比如空气污染、海河污染、生态平衡破坏、一些动植物灭种、环境污染、臭氧层出洞、人口曝炸、淡水资源匮乏、新疾病产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灾害中任何一项如果避免不了,祛除不掉,则人类生存前途就会受到威胁。所以,现在全世界有识之士以及一些政府,都大声疾呼,注意环保工作。这实在值得我们钦佩。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Shelley)以诗人的惊人的敏感,在19世纪初叶,正当西方工业发展如火如荼地上升的时候,在他所著的于1821年出版的《诗辨》中,就预见到它能产生的恶果,他不幸而言中,他还为这种恶果开出了解救的药方:诗与想像力,再加上一个爱。这也实在值得我们佩服。
眼前的这一个世纪末,实在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动荡大转轨的时代。在这样的时机中,我们平常所说的“代沟”空前地既深且广。老少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十分严峻。有人把现在年轻的一代人称为“新人类”,据说日本也有这个词儿,这个词儿意味深长。
二、人的天性或本能
我们就处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来探讨人的天性的一些想法。
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哲学史上始终有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性善与性恶。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两说各有拥护者和反对者,中立派就主张性无善无恶说。我个人的看法接近此说,但又不完全相同。如果让我摆脱骑墙派的立场,说出真心话的话,我赞成性恶说,然则根据何在呢?
由于行当不对头——我重点摘的是古代佛教历史、中亚古代语文、佛教史、中印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我对生理学和心理学所知甚微。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造物主或天或大自然,一方面赋予人和一切生物(动植物都在内)以极强烈的生存欲,另一方面又赋予它们极强烈的发展扩张欲。一棵小草能在砖石重压之下,以惊人的毅力,钻出头来,真令我惊叹不置。一尾鱼能产上百上千的卵,如果每一个卵都能长成鱼,则湖海有朝一日会被鱼填满。植物无灵,但有能,它想尽办法,让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但是,与此同时,造物主又制造某些动植物的天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猫吃老鼠,等等,等等,总之是,一方面让你生存发展,一方面又遏止你生存发展,以此来保持物种平衡、人和动植物的平衡。这是造物主给生物开玩笑。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思与此差为相近。如此说来,荀子的性恶说能说没有根据吗?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字在这里有“人为”的意思,不全是“假”。总之,这说法比孟子性善说更能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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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2)
三、道德问题
写到这里,我认为可以谈道德问题了。道德讲善恶,讲好坏,讲是非,等等。那么,什么是善,是好,是是呢?根据我上面的说法,我们可以说:自己生存,也让别的人或动植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三国演义》中说曹操有言:“只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典型的恶。要一个人不为自己的生存考虑,是不可能的,是违反人性的。只要能做到既考虑自己也考虑别人,这一个人就算及格了,考虑别人的百分比愈高,则这个人的道德水平也就愈高。百分之百考虑别人,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做不到的。那极少数为国家、为别人牺牲自己性命的,用一个哲学家的现成的话来说是出于“正义行动”。
只有人类这个“万物之灵”才能做到既为自己考虑,也能考虑到别人的利益。一切动植物是绝对做不到的,它们根本没有思维能力。它们没有自律,只有他律,而这他律就来自大自然或者造物主。人类能够自律,但也必须辅之以他律。康德所谓“消极义务”,多来自他律。他讲的“积极义务”,则多来自自律。他律的内容很多,比如社会舆论、道德教条等等都是。而最明显的则是公安局、检察机构、法院。
写到这里,我想把话题扯远一点,才能把我想说的问题说明白。
人生于世,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那也称之为“天人关系”;二、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三、人自己的关系,也就是个人思想感情矛盾与平衡的问题。这三个关系处理好,人就幸福愉快;否则就痛苦。
在处理第一个关系时,也就是天人关系时,东西方,至少在指导思想方向上截然不同。西方主“征服自然”(to conquer the nature),《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由此而出。但是天或大自然是能够报复的,能够惩罚的。你“征服”得过了头,它就报复。比如砍伐森林,砍光了森林,气候就受影响,洪水就泛滥。世界各地都有例可证。今年大陆的水灾,根本原因也在这里。这只是一个小例子,其余可依此类推。学术大师钱穆先生一生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讲的就是“天人合一”的问题,我冒昧地在钱老文章的基础上写了两篇补充的文章,我复印了几份,呈献给大家,以求得教正。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命题,解释纷纭,莫衷一是。钱老说:“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我的补充明确地说,“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要合一,要和平共处,不要讲征服与被征服。西方近二百年以来,对大自然征服不已,西方人以“天之骄子”自居,骄横不可一世,结果就产生了我在上文第一章里补充的那一些弊端或灾害。钱宾四先生文章中讲的“天”似乎重点是“天命”,我的“新解”,“天”是指的大自然。这种人与大自然要和谐相处的思想,不仅仅是中国思想的特征,也是东方各国思想的特征。这是东西文化思想分道扬镳的地方。在中国,表现这种思想最明确的无过于宋代大儒张载,他在《西铭》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物”指的是天地万物。佛教思想中也有“天人合一”的因素,韩国吴亨根教授曾明确地指出这一点来。佛教基本教规之一的“五戒”中就有戒杀生一条,同中国“物与”思想一脉相通。
四、修养与实践问题
我体会,圣严法师之所以不惜人力和物力召开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会议,大陆暨香港地区以及台湾的许多著名的学者专家之所以不远千里来此###,决不会是让我们坐而论道的。道不能不论,不论则意见不一致,指导不明确,因此不论是不行的。但是,如果只限于论,则空谈无补于实际,没有多大意义。况且,圣严法师为法鼓人文社会学院明定宗旨是“提升人品质,建设人间净土”。这次会议的宗旨恐怕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议论之际,也必须想出一些具体的办法。这样会议才能算是成功的。


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3)
我在本文第一章中已经讲到过,我们中国和全世界所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钱穆先生也说:“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说,最近乃人类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将何所向往?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可谓慨乎言之矣。
我就是在面临这样严峻的情况下提出了修养和实践问题的,也可以称之为思想与行动的关系,二者并不完全一样。
所谓修养,主要是指思想问题、认识问题、自律问题,他律有时候也是难以避免的。在大陆,帮助别人认识问题,叫做“做思想工作”。一个人遇到疑难,主要靠自己来解决,首先在思想上解决了,然后才能见诸行动,别人的点醒有时候也起作用。佛教禅宗主张“顿悟”。觉悟当然主要靠自己,但是别人的帮助有时也起作用。禅师的一声断喝,一记猛掌,一句狗屎撅,也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宋代理学家有一个克制私欲的办法。清尹铭绶《学见举隅》中引朱子的话说:
前辈有俗澄治思虑者,于坐处置两器,每起一善念,则投白豆一粒于器中;每起一恶念,则投黑豆一粒于器中。初时黑豆多,白豆少,后来随不复有黑豆,最后则验白豆亦无之矣。然此只是个死法,若更加以读书穷理的工夫,那去那般不正作当底思虑,何难之有?
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受了佛经的影响。《贤愚经》卷十三,(六七)优波提品第六十讲到一个“係念”的办法:
以白黑石子,用当等于筹算。善念下白,恶念下黑。优波提奉受其教,善恶之念,辄投石子。初黑偶多,白者甚少。渐渐修习,白黑正等。係念不止。更无黑石,纯有白者。善念已盛,逮得初果。”(《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卷,页四四二下)
这与朱子说法几乎完全一样,区别只在豆与石耳。
这个做法究竟有多大用处?我们且不去谈。两个地方都讲善念、恶念。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中印两国的理解恐怕很不一样。中国的宋儒不外孔孟那些教导,印度则是佛教教义。我自己对善恶的看法,上面已经谈过。要係念,我认为,不外是放纵本性与遏制本性的斗争而已。为什么要遏制本性?目的是既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则社会必然乱了套,就像现代大城市里必然有红绿灯一样,车往马来,必然要有法律和伦理教条。宇宙间,任何东西,包括人与动植物,都不允许有“绝对自由”。为了宇宙正常运转,为了人类社会正常活动,不得不尔也。对动植物来讲,它们不会思考,不能自律,只能他律。人为万物之灵,是能思考、能明辨是非的动物,能自律,但也必济之以他律。朱子说,这个係念的办法是个“死法”,光靠它是不行的,还必须读书穷理,才能去掉那些不正当的思虑。读书当然是有益的,但却不能只限于孔孟之书;穷理也是好的,但标准不能只限于孔孟之道。特别是在今天,在一个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眼光更要放远。
眼光怎样放远呢?首先要看到当前西方科技所造成的弊端,人类生存前途已处在危机中。世人昏昏,我必昭昭。我们必须力矫西方“征服自然”之弊,大力宣扬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年轻人更应如此。
以上主要讲的是修养。光修养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实践,也就是行动,最好能有一个信仰,宗教也好,什么主义也好;但必须虔诚、真挚。这里存不得半点虚假成分。我们不妨先从康德的“消极义务”做起:不污染环境、不污染空气、不污染河湖、不胡乱杀生、不破坏生态平衡、不砍伐森林,还有很多“不”。这些“消极义务”能产生积极影响。这样一来,个人的修养与实践、他人的教导与劝说,再加上公、检、法的制约,本文第一章所讲的那一些弊害庶几可以避免或减少,圣严法师所提出的希望庶几能够实现,我们同处于“人间净土”中。“挽狂澜于既倒”,事在人为。


人间自有真情在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短文《园花寂寞红》,讲的是楼右前方住着的一对老夫妇,男的是中国人,女的是德国人。他们在德国结婚后,移居中国,到现在已将近半个世纪了。哪里想到,一夜之间,男的突然死去。他天天侍弄的小花园,失去了主人。几朵仅存的月季花,在秋风中颤抖,挣扎,苟延残喘,浑身凄凉、寂寞。
我每天走过那个小花园,也感到凄凉、寂寞。我心里总在想:到了明年春天,小花园将日益颓败,月季花不会再开。连那些在北京只有梅兰芳家才有的大朵的牵牛花,在这里也将永远永远地消逝了。我的心情很沉重。
昨天中午,我又走过这个小花园,看到那位接近米寿的德国老太太在篱笆旁忙活着。我走近一看,她正在采集大牵牛花的种子。这可真是件新鲜事儿。我在这里住了三十年,从来没有见到过她侍弄过花。我曾满腹疑团:德国人一般都是爱花的,这老太太真有点个别。可今天她为什么也忙着采集牵牛花的种子呢?她老态龙钟,罗锅着腰,穿一身黑衣裳,瘦得像一只螳螂。虽然采集花种不是累活,她干起来也是够呛的。我问她,采集这个干什么?她的回答极简单:“我的丈夫死了,但是他爱的牵牛花不能死!”
我心里一亮,一下子顿悟出来了一个道理。她男人死了,一儿一女都在德国。老太太在中国可以说是举目无亲。虽然说是入了中国籍,但是在中国将近半个世纪,中国话说不了十句,中国饭吃不惯。她好像是中国社会水面上的一滴油,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平常只同几个外国人和中国留德学生来往,显得很孤单。我常开玩笑说:她是组织上入了籍,思想上并没有入。到了此时,老头已去,儿女在外,返回德国,正其时矣。然而她却偏偏不走。道理何在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让我看到她采集大牵牛花的种子。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死去的丈夫。
丈夫虽然走了,但是小花园还在,十分简陋的小房子还在。这小花园和小房子拴住了她那古老的回忆,长达半个世纪的甜蜜的回忆。这是他俩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为了忠诚于对丈夫的回忆,她不肯离开,不忍离开。我能够想象,她在夜深人静时,独对孤灯。窗外小竹林的窸窣声,穿窗而入。屋后土山上草丛中秋虫哀鸣。此外就是一片寂静。丈夫在时,她知道对面小屋里还睡着一个亲人,使自己不会感到孤独。然而现在呢,那个人突然离开自己,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茫茫天地,好像只剩下自己孤零一人。人生至此,将何以堪!设身处地,如果我处在她的位置上,我一定会马上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祖国,同儿女在一起,度过余年。
然而,这一位瘦得像螳螂似的老太太却偏偏不走,偏偏死守空房,死守这一个小花园。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死去的丈夫。
这一位看似柔弱实极坚强的老太太,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一点恐怕她比谁都明白。然而她并未绝望,并未消沉。她还是浑身洋溢着生命力,在心中对未来还充满了希望。她还想到明年春天,她还想到牵牛花,她眼前一定不时闪过春天小花园杂花竞芳的景象。谁看到这种情况会不受到感动呢?我想,牵牛花儿有知,到了明年春天,虽然男主人已经不在了,但它一定会精神抖擞,花朵一定会开得更大,更大,颜色一定会更鲜,更艳。
199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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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之道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可谓长寿矣。因此经常有人向我询问长寿之道,养生之术。
我敬谨答曰:“养生无术是有术。”
这话看似深奥,其实极为简单明了。我有两个朋友,十分重视养生之道。每天锻炼身体,至少要练上两个钟头。曹操诗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不过百年,每天费上两个钟头,统计起来,要有多少钟头啊!利用这些钟头,能做多少事情呀!如果真有用,也还罢了。他们二人,一个先我而走,一个卧病在家,不能出门。
因此,我首创了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名闻全国。
我这个三不主义,容易招误会,我现在利用这个机会解释一下。我并不绝对反对适当的体育锻炼,但不要过头。一个人如果天天望长寿如大旱之望云霓,而又绝对相信体育锻炼,则此人心态恐怕有点失常,反不如顺其自然为佳。
至于不挑食,其心态与上面相似。常见有人年才逾不惑,就开始挑食,蛋黄不吃,动物内脏不吃,每到吃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窘态可掬,看了令人失笑。以这种心态而欲求长寿,岂非南辕而北辙!
我个人认为,第三点最为重要。对什么事情都不嘀嘀咕咕,心胸开朗,乐观愉快,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有问题则设法解决之,有困难则努力克服之,决不视芝麻绿豆大的窘境如苏迷庐山般大,也决不毫无原则随遇而安,决不玩世不恭。“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有这样的心境,焉能不健康长寿?
我现在还想补充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根据我个人七八十年的经验,一个人决不能让自己的脑筋投闲置散,要经常让脑筋活动着。根据外国一些科学家实验结果,“用脑伤神”的旧说法已经不能成立,应改为“用脑长寿”。人的衰老主要是脑细胞的死亡。中老年人的脑细胞虽然天天死亡,但人一生中所启用的脑细胞只占细胞总量的四分之一,而且在活动的情况下,每天还有新的脑细胞产生。只要脑筋的活动不停止,新生细胞比死亡细胞数目还要多。勤于动脑筋,则能经常保持脑中血液的流通状态,而且能通过脑筋协调控制全身的功能。
我过去经常说:“不要让脑筋闲着。”我就是这样做的。结果是有人说我“身轻如燕,健步如飞”。这话有点过了头,反正我比同年龄人要好些,这却是真的。原来我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只能算是一种朴素的直觉。现在读报纸,得到了上面认识。在沾沾自喜之余,谨做补充如上。
这就是我的“长寿之道”。
1997年10月29日


老年谈老(1)
老年谈老,就在眼前;然而谈何容易!
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自己有时候承认老,有时候又不承认,真不知道从何处谈起。
记得很多年以前,自己还不到六十岁的时候,有人称我为“季老”,心中颇有反感,应之逆耳,不应又不礼貌,左右两难,极为尴尬。然而曾几何时,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听得入耳了,有时甚至还有点甜蜜感。自己吃了一惊:原来自己真是老了,而且也承认老了。至于这个大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自己有点茫然懵然,我正在推敲而且研究。
不管怎样,一个人承认老是并不容易的。我的一位九十岁出头的老师有一天对我说,他还不觉得老,其他可知了。我认为,在这里关键是一个“渐”字。若干年前,我读过丰子恺先生一篇含有浓厚哲理的散文,讲的就是这个“渐”字。这个字有大神通力,它在人生中的作用决不能低估。人们有了忧愁痛苦,如果不渐渐地淡化,则一定会活不下去的。人们逢到极大的喜事,如果不渐渐地恢复平静,则必然会忘乎所以,高兴得发狂。人们进入老境,也是逐渐感觉到的。能够感觉到老,其妙无穷。人们渐渐地觉得老了,从积极方面来讲,它能够提醒你:一个人的岁月决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应该抓紧时间,把想做的事情做完、做好,免得无常一到,后悔不及。从消极方面来讲,一想到自己的年龄,那些血气方刚时干的勾当就不应该再去硬干。个别喜欢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人,或许也能收敛一点。老之为用大矣哉!
我自己是怎样对待老年的呢?说来也颇为简单。我虽年届耄耋,内部零件也并不都非常健全;但是我处之泰然。我认为,人上了年纪,有点这样那样的病,是合乎自然规律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如果年老了,硬是一点病都没有,人人活上二三百岁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今年狂呼“老龄社会”者,恐怕连嗓子也会喊哑,而且吓得浑身发抖,连地球也会被压塌的。我不想做长生的梦。我对老年,甚至对人生的态度是道家的。我信奉陶渊明的两句诗: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这就是我对待老年的态度。
看到我已经有了一把子年纪,好多人都问我:有没有什么长寿秘诀。我的答复是:我的秘诀就是没有秘诀,或者不要秘诀。我常常看到有一些相信秘诀的人,禁忌多如牛毛。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尝,比如,吃鸡蛋只吃蛋清,不吃蛋黄,因为据说蛋黄胆固醇高;动物内脏决不入口,同样因为胆固醇高。有的人吃一个苹果要消三次毒,然后削皮;削皮用的刀子还要消毒,不在话下;削了皮以后,还要消一次毒,此时苹果已经毫无苹果味道,只剩下消毒药水味了。从前有一位化学系的教授,吃饭要仔细计算卡路里的数量,再计算维生素的数量,吃一顿饭用的数学公式之多等于一次实验。结果怎样呢?结果每月饭费超过别人十倍,而人却瘦成一只干巴鸡。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人生之乐呢?如果再戴上放大百倍的显微镜眼镜,则所见者无非细菌,试问他还能活下去吗?
至于我自己呢,我决不这样做,我一无时间,二无兴趣。凡是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我就吃,不好吃的我就不吃,或者少吃,卡路里维生素统统见鬼去吧!心里没有负担,胃口自然就好,吃进去的东西都能很好地消化。再辅之以腿勤、手勤、脑勤,自然百病不生了。脑勤我认为尤其重要。如果非要让我讲出一个秘诀不行的话,那么我的秘诀就是:千万不要让脑筋懒惰,脑筋要永远不停地思考问题。
我已年届耄耋,但是,专就北京大学而论,倚老卖老,我还没有资格。在教授中,按年龄排队,我恐怕还要排到二十多位以后。我幻想眼前有一个按年龄顺序排列的向八宝山进军的北大教授队伍,我后面的人当然很多。但是向前看,我还算不上排头,心里颇得安慰,并不着急。可是偏有一些排在我后面的比我年轻的人,风风火火,抢在我前面,越过排头,登上山去。我心里实在非常惋惜,又有点怪他们。今天我国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七十岁,比解放前增加了一倍,你们正在精力旺盛时期,为国效力,正是好时机,为什么非要抢先登山不行呢?这我无法阻拦,恐怕也非本人所愿。不过我已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夹塞。


老年谈老(2)
不抢先夹塞活下去目的何在呢?要干些什么事呢?我一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看法: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却不是为了吃饭。到了晚年,更是如此。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对人民对祖国都还是有利的,不管这个“利”是大是小。我要把这些工作做完,同时还要再给国家培养一些人材。我仍然要老老实实干活,清清白白做人;决不干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要尽量多为别人着想少考虑自己的得失。人过了八十,金钱富贵等同浮云,要多为下一代操心,少考虑个人名利,写文章决不剽窃抄袭,欺世盗名。等到非走不行的时候,就顺其自然,坦然离去,无愧于个人良心,则吾愿足矣。
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但是我还想借这个机会发点牢骚。我在上面提到“老龄社会”这个词儿,这个概念我是懂得的,有一些措施我也是赞成的。什么干部年轻化、教师年轻化,我都举双手赞成。但是我对报纸上天天大声叫嚷“老龄社会”,却有极大的反感。好像人一过六十就成了社会的包袱,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我看有点危言耸听,不知道用意何在。我自己已是老人,我也观察过许多别的老人。他们中游手好闲者有之,躺在医院里不能动的有之,天天提鸟笼持钩竿者有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这只是少数,并不是老人的全部。还有不少老人虽然已经寿登耄耋,年逾期颐,向着百寿甚至茶寿进军,但仍然勤勤恳恳,焚膏继晷,兀兀穷年,难道这样一些人也算是社会的包袱吗?我倒不一定赞成“姜是老的辣”这样一句话。年轻人朝气蓬勃,是我们未来希望之所在,让他们登上要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老年人也不必天天絮絮叨叨,耳提面命:“你们已经老了!你们已经不行了!对老龄社会的形成你们不能辞其咎呀!”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呢?随着生活的日益改善,人们的平均寿命还要提高,将来老年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还要提高。即使你认为这是一件坏事,你也没有法子改变。听说从前钱玄同先生主张,人过四十一律枪毙。这只是愤激之辞,有人作诗讽刺他自己也活过了四十而照样活下去。我们有人老是为社会老龄化担忧,难道能把六十岁以上的人统统赐自尽吗?老龄化同人口多不是一码事。担心人口曝炸,用计划生育的办法就能制止。老龄化是自然趋势,而且无法制止。既然无法制止,就不必瞎嚷,这是徒劳无益的。我总怀疑,“老龄化”这玩意儿也是从外国进口的舶来品。西方人有同我们不同的伦理观念,我们大可以不必东施效颦。质诸高明,以为如何?
牢骚发完,文章告终,过激之处,万望包容。
1991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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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你们身上
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老年人跑第一棒,中年人跑第二棒,青年人跑第三棒。各有各的长度,各有各的任务,互相协调,共同努力,以期获得最后胜利。这里面并没有高低之分,而只有前后之别。老年人不必“倚老卖老”,青年人也不必“倚少卖少”。老年人当然先走,青年人也会变老。如此循环往复,流转不息。这是宇宙和人世间的永恒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一丝一毫。所谓社会的进步,就寓于其中。
中国古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像我这样年届耄耋的老朽,当然已是“旧人”。我们可以说是已经交了棒,看你们年轻人奋勇向前了。但是我们虽无棒在手,也决不会停下不走,“坐以待毙”;我们仍然要焚膏继晷,献上自己的余力,跟中青年人同心协力,把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
我说的这一番道理,几近老生常谈,然而却是真理。人世间的真理都是明白易懂的。可是,芸芸众生,花花世界,浑浑噩噩者居多,而明明白白者实少。你们青年人感觉锐敏,英气蓬勃,首先应该认识这个真理。要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必须从这里开始。换句话说就是,要认清自己在人类社会进化的漫漫的长河中的地位。人类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决定,祖国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创造。这就是你们青年人的责任。千万不要把人生观和价值观当做一个哲学命题来讨论,徒托空谈,无补实际。一切人生观和价值观,离开了这个责任感,都是空谈。
那么,我作为一个老人,要对你们说些什么座右铭呢?你们想要从我这里学些什么经验呢?我没有多少哲理,我也讨厌说些空话、废话、假话、大话。我一无灵丹妙药,二无锦囊妙计。我只有一点明白易懂简单朴素、几近老生常谈、又确实是真理的道理。我引一首宋代大儒朱子的诗:
少年易老学难成
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
阶前梧叶已秋声
明白易懂,用不着解释。这首诗的关键有二:一是要学习,二是要惜寸阴。朱子心目中的“学”,同我们的当然不会完全一样。这个道理也用不着多加解释,只要心里明白就行。至于爱惜光阴,更是易懂。然而真正能实行者,却不多见。
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对你们的肺腑之言。
青年们,好自为之。世界是你们的。
1994年12月4日


“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贺辞
本文为作者2005年北京论坛上的开幕式贺辞。
各位海内外学术界的朋友们:
欣闻北京论坛(2005)隆重开幕,心情十分激动。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主题,这是我所赞同的。
我历来主张,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和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明之间,应该取长补短、互相融合、和谐发展、共同繁荣。今天人类社会遇到了很多难题,就必须东西方文明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经济发展模式和思维方式,把人类文明的发展推上一个更高的阶段。
恩格斯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学习思考:“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大自然的胜利。因为,每一次这样的胜利,大自然都对我们做出了报复。”
学术研究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学者则承担着传承文明、创造新文明的伟大使命。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聚会在北京,开展交流与对话,必将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因为老病,我不能躬逢其盛,实在感到非常遗憾,但我的心,永远和大家在一起!
祝愿北京论坛圆满成功!
季羡林
200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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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少之间
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里,总都会有老年人和青少年人同时并存。从年龄上来说,这是社会的两极,中间是中年。这样一些不同年龄的阶层,共同形成了我们的社会,所谓芸芸众生者就是。
从社会方面来讲,这个模式是不变的,是固定的。但是,从每一个人来说,它却是不固定的,经常变动的。今天你是少年,转瞬就是中年。你如果不中途退席的话,前面还有一个老年阶段在等候着你。老年阶段以后呢?那谁都知道,用不着细说。
想要社会安定,就必须处理好这三个年龄阶段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社会两极的老年与少年的关系。现在人们有时候讲到“代沟”——我看这也是舶来品——有人说有,有人说无,我是承认有的。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是否认不掉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代沟”正标明社会在不断前进。如果不前进,“沟”从何来?
承认有“代沟”,不就万事大吉。真要想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还必须进一步对“沟”两边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中年这一个中间阶段,我先不说,我只分析老少这两极。
一言以蔽之,这两极各有各的优缺点。老年人人生经历多,识多见广,这是优点。缺点往往是自以为是,执拗固执。动不动就是: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面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个别人仕途失意,牢骚满腹:“世人皆醉而我独醒,世人皆浊而我独清。”简直变成了九斤老太,唠唠叨叨,什么都是从前的好。结果惹得大家都不痛快。
我在这里特别提出一个我个人观察到的老年人的缺点,就是喜欢说话,喜欢长篇发言。开一个会两小时,他先包办一半,甚至四分之三。别人不耐烦看表,他老眼昏花,不视不见,结果如何?一想便知。听说某大学有一位老教授。开会他一发言,有经验的人士就回家吃饭。酒足饭饱,回来看,老教授的发言还没有结束,仍然在那里“悬河泻水”哩。
因此,我对老年人有几句箴言:老年之人,血气已衰;煞车失灵,戒之在说。
至于年轻人,他们朝气蓬勃,进取心强。在他们眼前的道路上,仿佛铺满了玫瑰花。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不畏缩,九天揽月,五洋捉鳖,易如反掌,唾手可得。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只能保护,不能挫伤。然而他们的缺点就正隐含在这种优点中。他们只看到玫瑰花的美,只闻到玫瑰花的香;他们却忘记了玫瑰花是带刺的,稍不留心,就会扎手。
那么,怎么办呢?我没有什么高招,我只有几句老生常谈:老年少年都要有自知之明,越多越好。老的不要“倚老卖老”,少的不要“倚少卖少”。后一句话是我杜撰出来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杜撰是正确的。老少之间应当互相了解,理解,谅解。最重要的是谅解。有了这个谅解,我们社会的安定团结就有了保证。
1994年7月3日


谈孝
孝这个概念和行为,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都是有的,而在中国独为突出。中国社会,几千年以来就是一个宗法伦理色彩非常浓的社会,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及。
中国人民一向视孝为最高美德。嘴里常说的,书上常讲的“三纲五常”,又是什么“三纲六纪”,哪里也不缺少父子这一纲。具体地应该说“父慈子孝”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后来不知道是怎么一来,只强调“子孝”,而淡化了“父慈”,甚至变成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古书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个人的身体是父母给的,父母如果愿意收回去,也是可以允许的了。
历代有不少皇帝昭告人民:“以孝治天下”,自己还装模作样,尽量露出一副孝子的形象。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并不缺少为了争夺王位导致儿子弑父的记载。野史中这类记载就更多。但那是天子的事,老百姓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如果发生儿女杀父母的事,皇帝必赫然震怒,处儿女以极刑中的极刑:万剐凌迟。在中国流传时间极长而又极广的所谓“教孝”中,就有一些提倡愚孝的故事,比如王祥卧冰、割股疗疾等等都是迷信色彩极浓的故事,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极富于理性的民族。就在已经被视为经典的《孝经·谏诤章》中,我们可以读到下列的话:
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臣不可以不诤于君;故当不义,则诤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这话说得多么好呀,多么合情合理呀!这与“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一句话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后者只能归入愚孝一类,是不足取的。
到了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孝呢?我们还要不要提倡孝道呢?据我个人的观察,在时代变革的大潮中,孝的概念确实已经淡化了。不赡养老父老母,甚至虐待他们的事情,时有所闻。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是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消极因素。我们当然不能再提倡愚孝;但是,小时候父母抚养子女,没有这种抚养,儿女是活不下来的。父母年老了,子女来赡养,就不说是报恩吧,也是合乎人情的。如果多数子女不这样做,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能负担起这个任务来吗?这对我们迫切要求的安定团结是极为不利的。这一点简单的道理,希望当今为子女者三思。
199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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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代沟”(1)
现在常常听到有人使用“代沟”这个词儿。这个词儿看起来像一个外来语。然而它表达的内容却不限于外国,而是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当然也不能够例外。
青年人怎样议论“代沟”,我不清楚。老年人一谈起来,往往流露出十分不满意的神气,有时候甚至有类似“人心不古,世道浇漓”之类的慨叹。这种神气和慨叹我也有过。我现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年人了。老年人的心理状态,我同样也是有的。我们大概都感觉到,在青年人身上有一些东西,我们看着不顺眼;青年人嘴里讲一些话,我们听上去不大顺耳,特别是那一些新造的名词更是特别刺耳。他们的衣着、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言谈举动以及接物待人的礼节、他们欣赏的对象和趣味,总之,一切的一切,我们无不觉得不那么顺溜。脾气好一点的老头摇一摇头,叹一口气;脾气不太好的就难免发发牢骚,成为九斤老太的同党了。
如果说有一条沟的话,那么,我们就站在沟的这一边,那一边站的是年轻人。但是若干年以前,我们也曾在沟的那一边站过,站在这一边的是我们的父母、老师、长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好像是在一夜之间,我们忽然站到这边来了。原来站在这边的人,由于自然规律不可抗御,一个个地让出了位置,走向涅槃,空出来的位置由我们来递补。有如秋后的树木,落叶渐多,枝头渐空,全身都在秋风里,只有日渐凋零了。这一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微妙的,好像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然而它确实是存在的。
站在沟这一边的老人,往往有一些杞忧。过去老人喜欢说一些世风日下之类的话,其尤甚者甚至缅怀什么羲皇盛世。现在这种人比较少了,但是类似这样的感慨还是有的。我在这一方面似乎更特别敏感。最近几年,我曾数次访问日本。年纪大一点的日本朋友对于中国文化能够理解,能够欣赏,他们感谢中国文化带给日本的好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中国古代的诗词和书画,他们熟悉。他们身上有一股“老”味,让我们觉得很亲切。然而据日本朋友说,现在的年轻人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中国古代的那一套,他们全不懂,全不买账。他们喝咖啡,吃西餐,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同他们交往,他们身上有一股“新”味,这种“新”味使我觉得颇不舒服。我自己反复琢磨,中日交往垂二千年。到了近代,日本虽然进行了改革,成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强国,但是在过去还多少有点共同语言。好像在一夜之间,忽然从地里涌出了一代“新人类”,同过去几乎完全割断了纽带联系。同这一群新人打交道,我简直手足无所措。这样下去,我们两国不是越来越疏远吗?为什么几千年没有变,而今天忽然变了呢?我冥思苦想,不得其解。
在中国,我也有这种杞忧。过去,当我站在沟的那一边的时候,我虽然也感到同沟这一边的老年人有点隔阂,但并不认为十分严重;然而到了今天,世界变化空前加速,真正是一天等于二十年,我来到了沟的这一边,顿时觉得沟那一边的年轻人也颇有“新人类”的味道。他们所作所为,很多我都觉得有点难以理解。男女自由恋爱,在封建时期是不允许的;在解放前允许了,但也多半不敢明目张胆。如果男女恋人之间接一个吻,恐怕也要秘密举行。然而今天呢,青年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间,公然拥抱接吻,坦然,泰然,甚至还有比这更露骨的举动,我看了确实感到吃惊,又觉得难以理解。我原来自认为脑筋还没有僵化,同九斤老太划清了界限。曾几何时,我也竟成了她的“同路人”,岂不大可异哉!又岂不大可哀哉!
不管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从中国范围来看,代沟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根据我个人的感觉,好像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好像任何时候也没有今天这样明显。青年老年之间存在的好像已经不是沟,而是长江大河,其中波涛汹涌,难以逾越,我们两代人有点难以互相理解的势头了。为代沟而杞忧者自古就有,今天也决不乏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而且还可能是“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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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代沟”(2)
说了上面这一些话以后,倘若有人要问:“你对代沟抱什么态度呢?”答曰:“坚决拥护,竭诚赞美!”
试想一想:如果没有代沟,青年人和老年人完全一模一样,人类的进步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再往上回溯一下,如果在猴子中间没有代沟,所有的猴子都只能用四条腿在地上爬行,哪一只也决不允许站立起来,哪一只也决不允许使用工具劳动,某一类猴子如何能转变成人呢?从语言方面来讲,如果不允许青年们创造一些新词,我们的语言如何能进步呢?孔老夫子说的话如果原封不动地保留到今天,这种情况你能想象吗?如果我们今天的报刊杂志孔老夫子这位圣人都完全能读懂,这是可能的吗?人类社会在不停地变化,世界新知识日新月异,如果不允许创造新词儿,那么,语言就不能表达新概念、新事物,语言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这种情况是可取的吗?总之,代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它标志着变化,它标志着进步,它标志着社会演化,它标志着人类前进。不管你是否愿意,它总是要存在的,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还要存在。
因此,我赞美代沟,用满腔热忱来赞美代沟。
1987年4月29日


本能不能过分发展,(1)
人类要和自然做朋友本文为作者在“北大论坛”上的发言,题目为编者加。各位贵宾、同学们、老师们:
我坐着发言是在享受特权,因为我超过90岁了,所以我安然享受这个特权。我在这里想讲两个问题:一是21世纪人类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二是文科和理科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大家已经有各种看法,我在这里只谈我自己的看法。若干年来,在我们这个地球村里,自然界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比如:气候变暖、淡水缺少、生态破坏、人口曝炸、动植物灭绝等等。这些问题里面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人类的发展就会有问题。比如说水,我们大家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水还会成为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它却是这么突出地严峻地摆在我们大家面前。我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写到未来的世界大战不再是争油而是争水。
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我想引用两个人的话,一个是歌德,他说,大自然不会犯错误,出现问题的只有人类自己。另一个是恩格斯,他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之中,我们每一次的胜利,大自然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
为什么大自然要对我们进行报复?中国和欧洲对自然的态度不同。中国人对自然的态度是:人与自然相和谐,人是自然的朋友,用哲学上的术语来说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上很重要,但是解释不一,我的理解是“天”就是自然、“人”就是人类,“合一”就是两者关系和谐。欧洲对待自然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认为自然是人类的敌人,所以人类要征服自然。
近年来世界科学技术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它给人类带来了福利。西方科学技术的确给我们带来了福利,但是也因此产生了很多问题:西方科技把自然当作奴隶,认为自然就应该被人类征服,认为自然就应该给我们带来高福利。但事实上,自然和人类的关系不是统治者和奴隶的关系。人类的衣食住行等等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自然,没有自然,人类就不可能活下去。所以自然是不可以被征服的。那么人类怎样处理和自然的关系?那就是合一。人类要和自然做朋友。人类要在了解自然的基础上,向自然索取。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还有人口的问题,现在全世界已经有60亿人口了,如果达到120亿怎么办?不管是水的问题,还是人口的问题,还是环境的问题,只要有一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我们的发展。我曾经在一个小会上狂论: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拯救人类,因为东方文化是主张天人合一的,不是像西方文化那样主张征服自然的。我们中国过去也有想征服自然的想法,比如荀子,他说:“制天而胜之”,这就是要战胜自然。但是事实证明,制天必定为天所制。现在我们只有用东方的办法(不限于用中国的办法,因为在很多东方文化里都是有“天人合一”的思想的,比如在印度文化里就有这种思想)。总之,自然和人类是统一的、一致的、不是敌对的。
现在我们讲第二个问题:理科和文科的关系。
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1917年蔡元培先生到北大的时候提出一个意见,这个意见在今天看来是很英明的。他说理科的学生必须要学一门文科的课。1917年我才6岁,我不知道当时到底是怎么做的。到了1930年我考北大和清华。北大的国文考题很奇怪:“何为科学方法?试分析并详论之。”我是文科高中毕业的,对理科很隔膜,所以不知道应该从何下手。清华出的国文题是:“梦游清华”。我两个学校都考上了,当时还想出国。出国是想镀金,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出国就是想镀金,所以都要回国的,不像现在出了国就很少愿意回来了。当时学校里规定,理科生要选一门文科的课,文科生要选一门理科的课。要是实在有困难,可以用逻辑来代替。当时金岳霖、冯友兰先生都开了逻辑课。所以我们文科生基本上都选了逻辑课代替理科的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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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不能过分发展,(2)
蔡先生的想法是了不起的,我们做了,但是也许没有达到蔡先生所希望的那种程度。将来怎么办?文理科的关系怎么处理?刚才清华大学的胡校长提到要文理互补。这话讲得好,但我想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就是要文理渗透。具体怎么渗透很难,我理科知识不如在座的,具体的也讲不出来,只能这么笼统地讲。《自然辩证法》这门课,讲的东西来自理科,但结论是文科的。这是不是也算一种文理的互相渗透?我想不出来应该具体如何处理文理渗透,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大家了,现在距22世纪还有99年零2个月,大家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这个问题。
我看文章看到基因的问题,文章里说基因有好有坏,有善有恶。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中国哲学也讲善恶,孟子主张性善、荀子认为性恶。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问题争了几千年。人有一些和动物本能类似的东西,比如都求温饱、发展、传宗接代。动植物都有这种本能。北大有一种草,人走着走着就带上这种草,这就是草为了传宗接代。无论是中国的圣人还是外国的圣人都讲:本能不能过分发展,不能影响别人。自由是有限度的,比如你把北京大马路上的红绿灯都去掉,大家就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吗?我家里有一个亲戚,四代人都长得很漂亮,这是为什么?这是否就是好基因?请大家参考。
最近物理学家李政道、化学家吴光中来北京讲科学与艺术。他们在中央美术馆展览了一些东西,还出了一本书。我看了,但是不太懂。《光明日报》里有一篇书评,讲的就是物理学和艺术关系讨论的结果,我也看了,稍微懂了一点,但还是不太清楚。
现代科学越来越分化了,最早从哲学中分离出自然科学来,自然科学又进一步分化,分出物理、化学等等学科。到21世纪边缘学科还会增加,文科和理科是否真能互相渗透,我想创新就在这些边缘的、渗透的地方。
给我20分钟的时间,讲不完就自动下台,现在我讲完了,纯粹是一派胡言,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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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
先声明一句:对于“文化”的含义的理解五花八门。我在这里所说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一切优秀的东西。
传统文化代表文化的民族性,现代化代表文化的时代性。二者都是客观存在,是否定不掉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统一,既相反,又相成。历史上所谓现代化,是指当时的“现代”,也可以叫做时代化。
所谓现代化或者时代化,必须有一个标准,这就是当时世界上在文化发展方面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既然讲到世界水平,那就不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事情。因此,不管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总是同文化交流分不开的。文化交流是人类历史上以及现在人类最重要的活动之一。现代化或者时代化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进行文化交流,大力吸收外来的文化,加以批判接受。对于传统文化,也要批判继承,二者都不能原封不动。原封不动就失去生命活力,人类和任何动物植物失去了生命活力,就不能继续生存。
在历史上任何时代,任何正常发展的国家都努力去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这一个矛盾解决好了,达到暂时的统一,文化就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国家的社会生产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经济就能繁荣。解决不好,则两败俱伤。只顾前者则流于僵化保守;只顾后者则将成为邯郸学步,旧的忘了,新的不会。
中国历史上的事实可以充分证明上述的看法。试以汉代为例。汉武帝在位期间是汉代国力达到顶峰的时代。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在文化思想方面,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说是保存传统文化的一种办法。但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仅仅对儒家思想抱残守缺,死死抱住不放,而是放眼世界,大量吸收外来的东西。从那时候起,许多外国的动物、植物、矿物,以及其他产品从西域源源传入中华,比如葡萄、胡瓜、胡豆、胡麻、胡桃、胡葱、胡蒜、石榴、胡椒、苜蓿、骆驼、汗血马、璧流离等等都是当时传入的。西域文化,比如音乐、雕刻等也陆续传入。稍晚一点,佛教也传了进来。另一方面,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也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欧洲。总之,汉武帝及其以后的长时间中,一方面发扬传统文化,一方面大搞“时代化”。尽管当时不会有什么时代化或现代化之类的概念,人们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进行这样伟大的事业;但是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文化交流大大地促进了汉代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国际上文化的发展。汉武帝前后的时代遂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代之一。
我再举唐代作一个例子。李唐的家世虽然可能与少数民族有某一些联系,但是几个著名的皇帝,特别是唐太宗,对保护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的传统文化做了大量的工作。文学、艺术、书法、绘画、哲学、宗教等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可喜的发展。中华文化还大量向外国输出,日本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唐太宗本人,武功显赫,文治辉煌。他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书法家和诗人。贞观时代,留居长安的外国人数量极大。他们带来了各自国家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又带回中国文化。盛唐时期遂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之一,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大都会,唐王朝成为经济最发达、力量最雄厚的国家。
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是这两个已经够了。这一些例子透露了一条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时,对外文化交流,也可以叫做时代化,就进行得频繁而有生气。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本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国力更加强盛。凡是国力衰竭时,就闭关自守,不敢进行文化交流。这反过来更加剧了国力的萎缩。打一个也许不太确切的比方:健康的人,只要有营养,什么东西都敢吃,结果他变得更加健康;患了胃病或者自以为有病的人,终日愁眉苦脸,哼哼唧唧,嘀嘀咕咕,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动。结果无病生病,有病加病,陷入困境,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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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现代化(2)
清朝末年,被外国殖民主义者撞开了大门,有识之士意识到,不开放,不交流,则国家必无前途;保守者则大惊失色,决定死抱住国粹不放,决不允许时代化。当时许多有名的争论,什么夷夏之辩,什么体用之争,又是什么本末之分,都与此有关。这是一个国家似醒非醒时的一种反映,其中也包含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斗争。以后经历了民国、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等混乱的时期,终于迎来了解放。
在解放初期,我们的国家是健康的。对于传统文化不一概抹煞,对于外来文化也并不完全拒绝。对于保护传统文化曾有过一点极“左”的干扰,影响不是很大。到了“四人帮”肆虐时期,情况完全变了。“四人帮”一伙既完全不懂传统文化,又患了严重的“胃病”,坚决拒绝一切外来的好东西。谁要是想学习外国的一点好东西,“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等等莫须有的帽子就满天飞舞,弄得人人谈“洋”色变。如果“四人帮”不垮台,“胃病”势将变成“胃癌”,我们国家的前途就岌岌可危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又恢复了健康。我们既提倡保护传统文化,加以分析,批判继承,又提倡对外开放,大搞现代化。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人们不能不承认,这是盛世之一,是最高的盛世,是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对矛盾的典范。从这正确的处理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全盘西化”是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办不到的。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西方以外的国家全盘西化过。
1987年6月6日


雅俗文化
雅俗文化作者为《雅俗文化书系》序,题目为编者加。
在中国,在文学艺术,包括音乐、绘画、书法、舞蹈、歌唱等等方面,甚至在衣、食、住、行,园林布置,居室装修,言谈举止,应对进退等方面,都有所谓雅俗之分。
什么叫“雅”?什么叫“俗”?大家一听就明白,但可惜的是,一问就糊涂。用简明扼要的语句,来说明二者间的差别,还真不容易。我想借用当今国际上流行的模糊学的概念,说明雅俗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决非楚河汉界,畛域分明。
说雅说俗,好像隐含着一种评价。雅,好像是高一等的,所谓“阳春白雪”者就是。俗,好像是低一等的,所谓“下里巴人”者就是。然而高一等的“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而低一等的“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究竟是谁高谁低呢?评价用什么来做标准呢?
目前,我国的文学界和艺术界正在起劲地张扬严肃文学和严肃音乐,而对它们的对立面俗文学和流行音乐则不免有点贬意。这种努力是无可厚非的,是有其意义的。俗文学和流行的音乐中确实有一些内容不健康的东西。但是其中也确实有一些能对读者和听者提供美的享受的东西,不能一笔抹煞,一棍子打死。
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严肃的文学和音乐,还是俗文学和流行音乐,所谓雅与俗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只能是:能在美的享受中,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人们的心灵,健全人们的心理素质,促使人们向前看,向上看,向未来看,让人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类,愿意为实现人类的大同之域的理想而尽上自己的力量。
我想,我们这一套书系的目的就是这样,故乐而为之序。
1994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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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佛教研究(1)
我接触佛教研究,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1935年,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算是我研究佛教的滥觞。从那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的年代里,不管我的研究对象“杂”到什么程度,我对佛教研究始终锲而不舍,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始终没有降低。
“你研究佛教是不是想当和尚呀?”有人曾半开玩笑地问过我。我从来没有信过任何宗教,对佛教也不例外。而且我还有一条经验: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佛教当然也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还要研究佛教呢?要想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应该先解决对佛教评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评价是众所周知的,从本质上来看,也是正确的。(参阅赵复三,《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三期,《究竟怎样认识宗教的本质》)佛教这个宗教当然也包括在里面。但是我感觉到,我们过去对佛教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的评价多少有点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个别著名的史学家几乎是用谩骂的口吻来谈论佛教。这不是一个好的学风。谩骂不等于战斗,也不等于革命性强,这个真理早为大家所承认,可惜并不为这位史学家所接受。平心而论,佛教既然是一个宗教,宗教的消极方面必然会有。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如果我们说佛教简直浑身是宝,完美无缺,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是佛教在中国产生的仅仅是消极的影响吗?这就需要我们平心静气仔细分析。从整个世界自古至今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一个文化,不管在某一时期内发展得多么辉煌灿烂,如果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又没有外来的新成分注入,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成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打一个未必很恰当的比方,一种植物,必须随时嫁接,方能永葆青春;若放任不管,时间一久,就会退化。中华民族创造了极其卓越的文化,至今仍然没有失去活力,历时之久,为世界各民族所仅见。原因当然是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认为,就是随时吸收外来的新成分,随时“拿来”,决不僵化。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以后,抛开消极的方面不讲,积极的方面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它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发展,助其成长。这是公认的事实,用不着再细加阐述。
我们过去在评价佛教方面,不是没有问题的。一些史学家、哲学史家等等,除了谩骂者以外,评价也往往失之偏颇,不够全面。他们说,佛教是唯心主义,同唯心主义作斗争的过程,就是中国唯物主义发展的过程。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佛教只是一个“反面教员”。我们过去习惯于这一套貌似辩证的说法,今天我们谁也不再满足于这样的认识了。我们必须对佛教重新估价。一百年以前,恩格斯已经指出来过,佛教有辩证思想。我们过去有一些论者,言必称马恩,其实往往是仅取所需的狭隘的实用主义。任何社会现象都是极其复杂的,佛教这个上层建筑更是如此。优点和缺点有时纠缠在一起,很难立即做出定性分析。我们一定要屏除一切先入之见,细致地、客观地、平心静气地对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然后再做出结论。只有这样的结论才真有说服力,因为它符合客观事实。
现在大家都承认,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公元前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试探、适应、发展、改变、渗透、融合许许多多阶段,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一部分。至于在中国发展起来的禅宗,最终发展到呵佛骂祖的程度,几乎成为佛教的对立面,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深入研究的。佛教在中国产生了许多宗派,有的流布时间长,有的短。几乎要跟佛教“对着干”的禅宗流传的时间反而最长,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我的佛教研究(2)
我还想在这里谈一谈整个宗教发展的问题。冯定同志在世时,我有一次同他谈到宗教前途问题。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宗教先消灭呢,还是国家、阶级先消灭?最终我们两人的意见完全一致:国家、阶级先消灭,宗教后消灭。换句话说,即使人类进入大同之域共产主义社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想法,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这看起来似乎类似怪论,我却至今深信不疑。我记得,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大意是: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们所创造的。“宗教需要”有多种含义: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其性质大相径庭,其为需要则一也。否认这一点,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宣传唯物主义、宣传无神论了呢?不,不,决不。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宣传、坚持唯物主义是我们的天职,这一点决不能动摇。我们决不能宣传有神论,为宗教张目。但是,唯其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就必须承认客观实际,一个是历史的客观实际,一个是眼前的客观实际。在历史上确实有宗教消灭的现象,消灭的原因异常复杂。总起来看,小的宗教,比如会道门一类,是容易消灭的。成为燎原之势的大宗教则几乎无法消灭。即使消灭,也必然有其他替代品。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佛教原产生于印度和尼泊尔,现在在印度它实际上几乎不存在了。现在的一些佛教组织是人为地创办起来的。为什么产生这个现象呢?印度史家、思想史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什么###的侵入呀,什么印度教的复活呀。但是根据马克思的意见,我们只能说,真正原因在于印度人民已经不再需要它,他们已经有了代用品。佛教在印度的消逝决不是由于什么人,什么组织大力宣传,大力打击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消灭宗教,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
再看一看眼前的客观实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国至今快七十年了。对无神论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对宗教的批评也可谓雷厉风行。然而结果怎样呢?我们现在从许多刊物上都可以读到,在苏联,宗教并没有被消灭,而且还有一些抬头之势。“一边倒”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决不认为苏联什么都好,但是苏联的经验和教训,确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总之,我认为,对任何宗教,佛教当然也包括在内,我们一方面决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我们也用不着故意去“消灭”。唯一的原因就是,这样做,毫无用处。如果有什么地方宗教势力抬头了,我们一不张皇失措,二不忧心忡忡。张皇无用,忧心白搭。宗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产生出来的,它也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消灭。操之过急,徒费气力。我们的职责是对人民进行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至于宗教是否因之而逐渐消灭,我们可以不必过分地去考虑。
宗教会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呢?会的,但并非决定性的。研究宗教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随时改造自己,改变自己。在欧洲,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一个例证。在亚洲,佛教小乘改为大乘,大小二乘在个别国家,比如说在日本,改为和尚能结婚,能成家立业,也是一个例证。在日本,佛教不可谓不流行,但是生产力也不可谓不发达,其间的矛盾并不太突出。我刚从日本回来,在日本,佛教寺院和所谓神社,到处可见,只在京都一处,就有一千七百多所。中国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同日本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我参观的几所寺庙占地都非常大。寺里绿树参天,净无纤尘,景色奇秀,幽静宜人,同外面的花花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人一走进去,恍如进入另一世界。日本人口众多,土地面积狭小,竟然留出这样多的土地供寺院使用,其中必有缘故吧。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有意义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佛教在日本,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对宗教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能在社会上仍然保持活力呢!我感觉到,我的这些议论颇有点怪论的味道。但是,我确实是这样想的,我不愿意欺骗别人,所以就如实地写了出来,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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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佛教研究(3)
话说得太远了,我们还是回头谈中国佛教吧。我个人研究佛教是从语言现象出发的。我对佛教教义,一无兴趣,二无认识。我一开始就是以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的。我想通过原始佛典的语言现象来探讨最初佛教的传布与发展,找出其中演变的规律。让我来谈佛教教义,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但是,人类思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真正的内行视而不见的东西,一个外行反而一眼就能够看出。说自己对佛教完全是外行,那不是谦虚,而是虚伪,为我所不取。说自己对佛教教义也是内行,那就是狂妄,同样为我所不取。我懂一些佛教历史,也曾考虑过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问题。我总的感觉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非常落后。同日本比较起来,落后很远。我们现在应该急起直追,对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更要细致、具体、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以期能做出比较正确的论断。这一件工作,不管多么艰巨,是迟早非做不行的,而且早比迟要好,否则我们就无法写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再细分起来,更无法写中国绘画史、中国语言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总之,弄不清印度文化,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们自己的家底。而且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决不仅限于汉族,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藏族和蒙族,都受到深刻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更为落后,这种现象决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
现在《文史知识》——一个非常优秀的刊物——筹组了这样一期类似专号的文章,我认为非常有意义,非常有见地。《文史知识》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不但对一般水平的广大读者有影响,而且对一些专家们也起作用。通过阅读本期的文章,一方面可以获得知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还可以获得灵感,获得启发,使我们在研究佛教的道路上前进一步,以此为契机,中国的佛教研究的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越走越深入,佛教研究的万紫千红的时期指日可待了。
1986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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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高校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和可能(1)
本文为作者于1998年发表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上的文章。
一、对题目的解释
为什么不用“文化素质”,而用“人文素质”?前者比后者范围广,包括物质和精神两种文化。“人文”只限于精神文化。不是物质文化不重要,我是有意纠偏,纠重工科轻理科、重理科轻文科之偏。这种偏见不利于我国学术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
二、必要性
我国高校学生的素质,总起来看,应该说还是好的。我们的高校办得也还是好的。但是,同我们的远大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建设这样的社会,不能没有人才;要有人才,不能没有教育。我们要的人才是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人的素质十分重要:我们要的是有政治理想、有道德水平、有文化水平、业务好、身体壮、心理素质好的人才,成为能在21世纪发挥作用的人才。
我现在专就人文素质方面谈一点意见。
最近看到报纸上的报道,又根据我自己对大学生,特别是北京大学学生的观察,再加上前些时候听了王彦同志的介绍,我感到提高高校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工作简直是迫在眉睫。社会上一股强烈的只重视科技的风气,对学生产生了极大、极为不利的影响。虽然我们经常谈,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实际上都只抓物质方面,而忽视精神方面。只抓物质,只抓科技,而能兴国者,未之有也。所以,我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学生的人文素质,迫在眉睫。
三、一个理论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同生产力的关系如何?
我对马克思主义略有通解,对经济学所知不多。我仅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以求教于通人专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决无疑问。但人文社会科学对生产力的发展难道就不起作用?前一些时候,曲阜师范大学的《齐鲁学刊》上有一篇文章讲,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后《光明日报》连续报道张家港抓精神文明的经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1995年10月22日,该报第一版有一篇文章:《精神文明也出生产力》,用了一个“出”字,绝妙!10月27日,张家港市委书记发表文章:《精神文明建设也能出效益》。用了同一个“出”字,只有宾语改为“效益”,没有用“生产力”。
我认为,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理论界必须予以解答。
四、可能性
常听部队的同志们讲:解放军某一个部队,或团或连,只要有过辉煌的成绩,它就成为这个部门的传家宝。青年士兵一进入这个部门,就充满了自豪感,作战勇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们的大学生何独不然。
给大学生进行提高人文素质教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决非一个方面、一种方法所能胜任,必须各方面通力协作,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方法来进行,才能奏效。利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历史上优秀的传统,是其中最重要的方法。解放军的例子可以为证。
因此,我们要做提高高校学生的人文素质这个艰巨的工作,可能性是极大极大的。
五、中华文化的精髓何在?
这是一个极大的、极重要的问题,看法可能有很大的分歧。我自己的看法有两点: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是讲骨气,讲气节。这两点别的国家不能说没有,但是中国最为突出,历史也最长。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
六、爱国主义
存在决定意识,中国的爱国主义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没有国家,当然谈不到爱国。有了国家,如果没有外敌,也难以出什么爱国主义。我们千万不要一见爱国主义,就认为是好东西。我认为爱国主义有真假之别,有正义与邪恶之别。被侵略、被压迫、被屠杀的国家和人民爱国主义是真的,是正义的爱国主义。侵略者、压迫者、屠杀者的“爱国主义”是假的,是邪恶的“爱国主义”。只要想一想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爱国主义”就一清二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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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高校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和可能(2)
七、骨气、气节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伦理道德占的成分最大。而讲是非,辨善恶,更是核心之一。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大丈夫。”说得最为具体生动。对“非”的东西,对“恶”的东西,一定不能迁就和妥协,虽牺牲性命,也在所不辞,这就叫做气节或者骨气,这在别的国家是几乎不见的,至少是极为罕见的。
综上所述,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有爱国主义和气节,是我们极其珍贵的全民财富。我们今天对高校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这二者就是我们的本钱。我们必须善于利用。
八、几点建议
1在所有的学科中,文、理、法、农、工、医,都普遍开大一国文课。分量不必太多,不及格,不能毕业。
2在所有的学科中设哲学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纲领,讲一点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自古希腊罗马开始的西方哲学。目的在于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
3文理科学生互选对方的一门课。可考虑为文科学生编一部《自然科学概论》。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势是:文理接近或融合。21世纪,这种趋势将日见明显。
4进行美术教育,包括书法、绘画、音乐、戏剧、曲艺等等。不是专门设课,以课外活动形式,由学生自由组合,学校、团委或学生会加以协助与指导。不管什么科的学生,对美术都是有兴趣的,过去许多高校的经验可以为证。


对号入座
对号入座是一句常说的话,一看就明白。
什么会场,什么剧场,里面的座位都分排标号。你一券在手,入门查号;查准了,安然坐下,天下大定。
我现在想讲的却不是这样的“对号入座”,而是它的引申意义。人们嘴里常说的“对号入座”,几乎全部是引申意义。
我把这句话的引申意义分为两类:一是积极的,二是消极的。积极的起积极作用,消极的起消极作用,下文自明。
在文坛或学坛上,有人写文章表扬或批评某一种现象,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你不妨对号入座一下:找一找和自己的情况近似的地方,以之为借鉴,照一下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大有好处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积极的引申意义。
与此相反的是消极的引申意义。这种例子,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胜枚举。远的不必说了,只说清代。清代的几个皇帝,特别是那一位主持纂修《四库全书》的乾隆,因为自己是“胡”,是“虏”,特别怕见这样的字眼儿。于是就学习阿Q(应该说是阿Q学习乾隆),尽量把这样的字眼儿从书中除掉,给后人留下了万劫难复的笑柄。
但是,谁又能想到,到了空前残暴、野蛮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竟以一出“海瑞罢官”开端。这是消极的“对号入座”的例子。十年浩劫中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也多使用这种方法,流毒之剧,亘古未有。
我可万没有想到,这种消极的“对号入座”到了今天,仍时有表现。听说,有的教科书不敢选入岳飞的“满江红”,因为里面有“胡”“虏”等字样,这些字样刺痛了我们一些同胞的神经。他们主张,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都是内战,当年汉族的敌对者今天都已成了我们的同胞。这话有一部分道理,但是经不起推敲。民族融合,举世皆然。中国从先秦经过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北方侵入者,当年确系敌国。我们不能把古代史现代化。今天他们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融入。根据他们的说法,中国历史上只有内战牺牲者,而没有爱国者,著名的岳飞、文天祥都不是爱国者,西湖的岳庙以及普天下的文丞相祠似乎都无存在的必要了。这种想法,这种“对号入座”,是有害的,不利于我们56个民族组成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劝君切莫这样“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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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阅尽话爱国(1)
我1946年回到北大任教,至今有53年是在北大度过的。在北大53年间,我走过的并不是一条阳光大道。有光风霁月,也有阴霾漫天;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在我这仅有的可贵的一生中,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少不更事的青年,一直到“高堂明镜悲白发”的耄耋之年,我从未离开过北大。追忆我的一生,“虽九死其犹未悔”,怡悦之感,油然而生。
前几年,北大曾召开过几次座谈会,探讨的问题是:北大的传统到底是什么?参加者很踊跃,发言也颇热烈。大家的意见不尽一致。我个人始终认为,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
倘若仔细分析起来,世上有两类截然不同的爱国主义。被压迫、被迫害、被屠杀的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而压迫人、迫害人、屠杀人的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则是邪恶的“爱国主义”,其实质是“害国主义”。远的例子就不用举了,只举现代的德国的法西斯和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者,就足够了。当年他们把“爱国主义”喊得震天价响,这不是“害国主义”又是什么呢?
而中国从历史一直到现在的爱国主义则无疑是正义的爱国主义。我们虽是泱泱大国,实际上从先秦时代起,中国的“边患”就连绵未断。一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毫无“边患”了,可以高枕无忧了。
历史事实是,绝大多数时间,我们是处在被侵略的状态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在历史上涌现的伟大的爱国者之多,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及。汉代的苏武,宋代的岳飞和文天祥,明代的戚继光,清代的林则徐等等,至今仍为全国人民所崇拜,至于戴有“爱国诗人”桂冠的则不计其数。唯物主义者主张存在决定意识,我们祖国几千年的历史这个存在决定了我们的爱国主义。
在古代,几乎在所有国家中,传承文化的责任都落在知识分子的肩上。在欧洲中世纪,传承者多半是身着黑色长袍的神父,传承的地方是在教堂中。在印度古代,文化传承者是婆罗门,他们高居四姓之首。东方一些佛教国家,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穿披黄色袈裟的佛教僧侣,传承地点是在僧庙里。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士”。传承的地方是太学、国子监和官办以及私人创办的书院。在世界各国文化传承者中,中国的士有其鲜明的特点。早在先秦,《论语》中就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们俨然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安危系于一身。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传统一直没变,后来发展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来又继续发展,一直到了现在,始终未变。
不管历代注疏家怎样解释“弘毅”,怎样解释“任重道远”,我个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所传承的文化中,其精髓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就是讲骨气、讲气节。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帝王将相的非正义的面前不低头;另一方面,在外敌的斧钺面前不低头,“威武不能屈”。苏武和文天祥等等一大批优秀人物就是例证。这样一来,这两个特点实又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了,其关键还是爱国主义。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地想出国,有的甚至归化为“老外”不归。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久则必变。就连留在外国的人,甚至归化了的人,他们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要寻根,依然爱自己的祖国。何况出去又回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呢?我们对这种人千万不要“另眼相看”,也不要“刮目相看”。只要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了,情况会大大地改变的。至于没有出国也不想出国的知识分子占绝对地多数。如果说他们对眼前的一切都很满意,那不是真话。但是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甚至泰山崩于前,迅雷震于顶,他们会依然热爱我们这伟大的祖国。这一点我完全可以保证。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的话:爱国没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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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阅尽话爱国(2)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我的每一粒灰也还会是爱国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这是一句颇常引用的古语。一般人很难理解透彻的。试想一个国家,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在的,外无敌国外患,边境一片平静,内则人民和睦,政治清明,民康物阜,不思忧患,这难道不是人间乐园吗?
然而,一部人类历史却证明了另外一个真理。人们嘴里常说的一些俗话,也证明了另外一种情况。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一句简单明了的话,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至于一个国家,例子也可以举出一些来。唐明皇时代,经过了开元、天宝之治,天下安康,太仓里的米都多得烂掉。举国上下,忘乎所以。然而“渔阳鼙鼓动地来”,唐明皇仓皇逃蜀,杨贵妃自缢马嵬,几乎亡了国。安禄山是胡人,现在胡人已多半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当时却只能算是敌国。明皇的朝廷上下缺少了敌国外患的忧患意识,结果是皇帝被囚废,人民遭了大殃。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一面明镜,也充分证明了“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个真理。
当前,我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以来,生产有了发展,生活有了提高;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和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忧患意识却大大地衰退,衰退到快要消失的地步。有的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好像是真正天下太平,可以垫高了枕头,酣然大睡了。
从国际上来看,原来的两个超级大国只剩下了一个,它已忘乎所以,以国际警察自命,到处挥舞大棒,干涉别人的内政。但是,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下意识里认为,大棒反正不敢挥舞到我们头上来,我们一点忧患意识也用不着有了,心安理得地大唱卡拉OK,大吃麦当劳。环顾世界,怡然自得。
然而,正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上,宛如石破天惊一般,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导弹轰炸了我们的驻南使馆,造成了人员伤亡,房舍破坏。这本是一件极坏的事情;然而,坏事变成了好事,一声炸弹响,震醒了我们这些酣睡的人们,震清了我们的脑袋瓜。使我们憬然省悟,世界原来并不和平,敌国外患依然存在。这一声炸弹震醒了我们的忧患意识,使我们举国上下奋发图强,同仇敌忾,团结更加强加固,这大大有利于我们国家的进步与建设。
现在回到本文的标题上,我们真不得不从内心深处感激我们的古人。他们充满了辩证思维,显示了无比的智慧。我想,我们全体炎黄子孙都会为此而感到无尚的骄傲的。
1999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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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更要兼听
在中国老百姓嘴里经常能够听到“清官”和“赃官”这样的词儿,这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至少是少见的。
原因何在呢?我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奴隶制政府和封建制政府从皇帝到官僚狼狈为奸、欺压老百姓的缘故。他们对老百姓敲骨吸髓,残酷剥削,老百姓经常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盼到了一个好官,不贪污受贿,比较公正、廉明,能为老百姓办点事,申点冤,老百姓敬重其人,呼之曰“清官”。这种“清官”并不是每一个时代都有的,一二百年才能出上最突出的一个。是官儿里面的稀有品种,像宋朝的包拯,明朝的海瑞,至今仍为广大人民所崇敬。他们一生并不易过,敢于犯颜直谏,惹得皇帝老子龙颜大怒,遭打,遭贬,好不容易保留住一条小命,成为千秋的典范,其余的官则大多数是贪污犯,吃老百姓的肉,喝老百姓的血,眼中只有天子一人,逢迎拍马,献金献宝,图的只是个升官发财,这样的官滔滔者天下皆是矣,老百姓无以名之,名之曰“赃官”。
古往今来,人们当然会褒扬“清官”而贬斥“赃官”,这是人之常情,用不着解释的。独有“四人帮”在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大大地对“赃官”加以表扬,对“清官”加以贬低,说什么“清官”是封建统治者的帮凶。其荒谬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这一段公案,年轻人多已不甚清楚了。
“清官”有没有缺点,甚至危害呢?绝大多数的“清官”是不会有的。但确也有极少数的“清官”,以“清”自命,以“清”自负,绝对相信自己的“清”,下意识里认为,一“清”百清,从而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忠言,不调查,不研究,认准了一个理儿,一头撞到南墙上,断案时,任意而行,受冤者不招认,则施以酷刑。而自己的良心反而则感觉很好,可是老百姓则大大苦矣。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是有过的。记得鲁迅在一篇文章里也讲过“清官杀人”的话。
到了今天,时代是全变了。在国泰民安中,究竟是“清官”多呢?还是“赃官”多?我没有调查研究,不敢瞎说,老百姓自己会去判断的。但是“清官”肯定是有的,这一点也不容怀疑。今天的“清官”同旧日的“清官”有很多不相同之处。今天的“清官”不是官,而是人民的公仆,有的人确也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仍然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想向清官们提个醒儿。古人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请你们千万要警惕,千万不要刚愎自用,固执己见,请你们千万要“兼听”,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
1999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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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北京(1)
我爱北京!
我不是北京生人,但是前后在北京居住了将近五十年,算得上一个老北京了。60年前,当我第一次从山东老家来北京的时候,我是一个不满十九岁的乡下人,没有见过大世面。一下火车,听到那些手里拿着布掸子给旅客掸土藉以讨得几枚铜元的老妇人,那一口抑扬顿挫嘹亮圆润的京片子,仿佛听到仙乐一般,震撼了我内心深处。我觉得北京真是一个奇妙的好地方,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城市。我从此学会了一件事:我爱北京。
在清华园里住了4年,然后回到故乡的一个高级中学里教了一年国文,就到欧洲去了。在那里一住就是将近十一年。1946年深秋,我终于倦鸟归林,又回到了北京。从那时到现在一住又是四十多年,没有迁移到任何别的城市去。今后我大概也不会移家他处,我要终老于斯了。
我爱北京!
在解放前的二十年中,北京基本上没有变,城垣高耸,宫阙连云,红墙黄瓦,相映生辉,驼铃与电车齐鸣,蓝天共碧水一色,一种古老的情味,弥漫一切。这是北京美的一方面。“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这是北京并不怎样美的一方面。不管美与不美,北京在我心中总是美的。在我离开北京远处异域的那十多年中,我不但经常想到北京,而且经常梦到北京,我是多么想赶快回到北京的怀抱里来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北京,同全国人民一样,走上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真正达到了一天等于20年的速度。我记得曾读过老舍先生的一篇文章(也许是亲自听他说的),他说,他这老北京,只要几天不出门,出门就吃一惊:什么地方又起了一座摩天高楼,什么地方街道变了样子,他因此甚至迷路,走不回家来。
变化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可是人们的思想往往跟不上。50年代的前一半,有几年我是北京市人大代表。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拆除天安门前东西两座牌楼引起了风波。在人大全体会议上,代表们争论激烈,各不相让。最后请出了北京市主管交通的一个处长,到大会上来汇报,历数这两座牌楼造成的交通恶性事故,也举出了伤亡人数。在事实面前,大家终于统一了思想,举手通过拆除方案。市府立即下令执行。我是一个保守思想颇浓的人,我原来也属于反对拆除派。到了今天,天安门广场已经完全变了样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如果当年不拆除那两座牌楼,今天摆在那里,最多像两个火柴盒,在车水马龙中,不但影响交通,而且不也显得十分滑稽吗?
我们常说,看问题要有预见性。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往往囿于眼前的情况,不能自拔。及至时过境迁,才豁然开朗,恍然大悟,狠狠地吃上一副后悔药。我自己不知吃了多少后悔药,头脑才比较清醒一点。我深深知道,今之视昔,亦犹后之视今。但前者易而后者难。我们不应该害怕变化,否则将来还要吃后悔药的。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好事呢?也不见得。以北京为例。北京不是没有变,而是有的地方变得过了头,在大变中应该保留一点不变,那就好多了。比如北京城内的核心地区,以故宫为中心,就应该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然而这一点我们并没能做到。新建的一些摩天大楼破坏了这个地区的完整性,实在很可惜。从前人们登上景山最高处或者北海白塔,纵目南望,在红墙中的黄琉璃瓦屋顶,在阳光中闪出金光,仿佛在那里波动,宛如一片黄色的海洋。这种景色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看不到的,然而现在已经遭到一些破坏,回天无术了。
又比如北京的城墙,完全可以像西安那样,有选择地保留几段,修成城垣公园,供国内外的游人登临欣赏,岂非天下乐事!现在却是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拆掉了。同样是回天无术了。
建设首都,可以允许同建设其他大城市有所不同。这种做法世界上不乏先例。比如说联邦德国的首都波恩,是一座相当小的城市。城内不允许建立重工业,连轻工业据说也只有一个小小的玻璃厂大。城内既无污染,也没有噪音,街道洁净,空气新鲜,交通不拥挤,整个城市宛如一座安静的花园。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北京建成一座所谓“生产的”城市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走极端的例子。联邦德国有一个“消费城市”首都波恩,美国有一个“消费城市”首都华盛顿,难道影响了他们生产力的发展吗?


我爱北京(2)
我上面谈到,我初到北京时,觉得北京真是一个有文化的城市,北京人待人接物都彬彬有礼。到了今天,这种风气似乎有点变样了。有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似乎没有为这种风气所感染,有点“异化”了。我只希望,这只是局部的现象。我希望,所有的新老北京人都想到自己所处的地位,努力把那种优良的风气发扬光大,使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首都真正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城市,不但能为全国各族人民的表率,而且能给国际友人以良好的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这一个千年古都。
我始终认为,北京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北京,而且是世界的北京。我曾多次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浮想联翩,上天下地,觉得脚下踏的这一块土地,内联五湖,外达四海,上凌牛斗,下镇大地,呼吸与日月相通,颦笑与十亿共享,真是一块了不起的地方。我国各族人民对北京的爱,就是对祖国的爱。世界各国人民来访中国,必须先访北京。北京,在全国人民心中,在全世界人民心中,就占有这样特殊的位置。
今天,北京似乎返老还童了。北京已经变化了,正在变化着,而且还将继续变化下去。我以垂暮之年,能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真是莫大的幸福。
我爱北京!
1989年2月28日


论 包 装
我先提一个问题:人类是变得越来越精呢?还是越来越蠢?
答案好像是明摆着的:越来越精。
在几千年有文化的历史上,人类对宇宙,对人世,对生命,对社会,总之对人世间所有的一切,越来越了解得透彻、细致,如犀烛隐,无所不明。例子伸手可得。当年中国人对月亮觉得可爱而又神秘,于是就说有一个美女嫦娥奔入月宫。连苏东坡这个宋朝伟大的诗人,也不禁要问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可是到了今天,人类已经登上了月球,连月球上的土块也被带到了地上来。哪里有什么嫦娥?有什么广寒宫?
人类倘不越变越精,能做到这一步吗?
可是我又提出了问题,说明适得其反。例子也是伸手即得,我先举一个包装。
人类活动在社会上,有时候是需要包装的。特别是女士们。在家中穿得朴朴素素;但是一出门,特别是参加什么“派对”(party,借用香港话),则必须打扮得珠光宝气、花枝招展,浑身洒上法国香水,走在大街上,高跟鞋跟敲地作金石声,香气直射十步之外,路人为之“侧目”。这就是包装,而这种包装,我认为是必要的。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包装,就是商品的包装。这种包装有时也是必要的,不能一概而论。我从前到香港,买国产的商品,比内地要便宜得多。一问才知道,原因是中国商品有的质量并不次于洋货,只是由于包装不讲究,因而价钱卖不上去。我当时就满怀疑惑:究竟是使用商品呢?还是使用包装?
我因而想到一件事:我们楼上一位老太太到菜市场上去买鸡,说是一定要黄毛的。卖鸡的小贩问老太太:“你是吃鸡?还是吃鸡毛?”
到了今天,有一些商品的包装更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外面盒子,或木,或纸,或金属,往往极大。装扮得五彩缤纷,璀璨耀目。摆在货架上时,是庞然大物;提在手中或放在车中,更是运转不灵,左提,右提;横摆,竖摆,都煞费周折。及至拿到或运到家中,打开时也是煞费周折。在庞然大物中,左找,右找,找不到商品究在何处。很希望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此处距商品尚有十公里!庶不致使我失去寻找的信心。据我粗略的统计,有的商品在大包装中仅占空间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甚至五十分之一。我想到那个鸡和鸡毛的故事,我不禁要问:我们使用的是商品,还是包装?而负担那些庞大的包装费用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我们这些顾客,而华美绝伦的包装,商品取出后,不过是一堆垃圾。
如果我回答我在开头时提出的问题:人类越变越蠢。你怎样反驳?!
1997年8月18日


论 广 告
论了包装,又论广告。二者实有联系。
在当今社会上,每个人都是消费者,都需要商品。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与商品有联系。而商品又变化极大,日新月异。因此,出了一种新商品,为了让消费者都能及时了解商品的性能,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利用报刊杂志以及电视台等等,实事求是地介绍一下新(甚至旧)产品的情况,是必要的,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消费者千万不要忘记,不管这样的广告是生产者来做,还是流通者来做,广告费用不管大小都会化入商品的价格中,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都落到消费者身上。
可是,根据我个人的感觉,近几年来,广告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广告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花样翻新,构思越来越独出心裁。打开电视,广告之多令人目不暇接。甚至在所谓“黄金时刻”,也往往是广告独占鳌头。知情人说,此时的广告收费特别多。至于内容,则往往并不实事求是,老王卖瓜者实不在少数。设计五彩缤纷,令观者眼花缭乱。间有请出著名的艺术家,特别是一些美若西施的美人,出现在荧屏上,着三不着两地扯上几句淡。于是商品的知名度就会猛增。据说报酬极为“不菲”,为我辈教授们所不敢望其项背。
效果怎样呢?据说极为显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名人和美人一沾边,不少消费者就心甘情愿地掏自己的腰包。俗话说:“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意挨。”这是个人的自由,为法律所保护,谁也无权干涉。
听说某省一个著名的酒厂,所生产的酒销售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有人说,这个厂每天开进广告宣传部门一辆桑塔纳,而开出来一辆奥迪。意思是比较明白的,就是付出的广告费虽极大,但收到的经济效益却更大。我对于汽车完全是外行,只知道桑塔纳车虽然销售价格也不算低;但是奥迪的售价更高。这当然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那一个酒厂并不会真把汽车开进广告部门,也决不会从里面开出什么汽车来。
现在一打开报刊,包括某一些杂志,连篇累牍的大小广告,赫然在目。有的生产者或流通者不惜使用大报纸的整张的篇幅,来宣传一种产品。有的设计图案石破天惊,看了令人瞠目结舌,借此来触动消费者的神经——我想问一个怪问题:是否有专管花钱的神经?——让他们像着了魔似地完全主动地把手伸向自己的腰包,把钱掏出来。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广告费用决不会是生产者或流通者慷慨捐献,它都划入商品的价格中,承担者仍然是消费者。商品的情况很不相同。我不知道,我们日常消费的商品价格中广告费占多大的百分比。不管占多大百分比,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牺牲。
我仍然像在《论包装》中那样问一句:人类是越变越精呢,还是越变越蠢?
1997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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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名牌意识
最近到深圳去参加了诚成企业集团举办的“中国上市公司文化建设与品牌战略研讨会”,学习了很多新东西。
所谓“品牌战略”,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争创名牌”。会议文件中引用了营销专家Larry light的话:“未来的营销是品牌的战争……拥有市场比拥有工厂重要多了。唯一拥有市场的途径是先拥有具市场优势的品牌。”这话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我因而想到了我国前副总理薄一波的话:“名牌,是民族工业的精华和骄傲,是国家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两个人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根据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都一定会同意这种看法的。我们腰包里的那几文钱实在是来之不易,想买东西,必定是左斟右酌,反复思考,期望能得到物美价廉,经久耐用的结果。在这样情况下,倘见名牌,一定会优先录取,钱也出手得容易,心里还溢满了购物的喜悦。专就北京一地而论,真不愧是首善之区,千年古都,名牌林立,驰誉天下,什么同仁堂的国药、六必居的酱菜、月盛斋的酱牛肉、天福号的肘子、内联升的鞋、盛锡福的帽子、全聚德的烤鸭,如此等等,难以细数。这些名牌的历史,大都超过了美国。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名牌,专靠产品质量。在二三百年的长时间内,兢兢业业,子孙相传,专意保持名牌质量,其困难程度真不下于唐僧取经。
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名牌。有这样的先例在前,今天把创名牌提到了战略的高度,真可以说是顺乎人心,应乎潮流睿智之举了。
然而,我却顿时忧心忡忡起来。我亲眼目睹了一些情况,又听到了一些传闻,在目前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情况下,假冒伪劣的商品充斥市场,这种坏风气使许多人迷了心窍。据说一个酒厂每天向广播电台开进一辆桑塔纳,开出一辆奥迪,顿时发了大财。然而泡沫决不会长久存在的,结果是商人已经腾达去,此地空留恶名声。连上述的许多名牌,传闻有个别的已耐不住寂寞,有改弦的动向,搞一点小小的掺假活动。古人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小小的掺假逐渐会变为大大的掺假,则几百年的盛名会毁于一旦,岂不大可惜哉!岂不大可哀哉!
我诚恳奉劝今天的大小企业家们,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中国古代兵法主张“兵不厌诈”,这是未可厚非的。但是,我们却万万不能提倡“商不厌诈”,这样做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决不会有好结果的。我觉得,“诚成企业集团”的“诚、成”二字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唯“诚实”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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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的断想
在我一生中,有七十多年的时间,我认为水,同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一样,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直到七十岁的光景,我才听到北京市的一位老领导说,北京市水的问题如不能很好的解决,北京市将要迁都。这真是闻所未闻,给我击一猛掌。
试问谁能一天离得开水?喝要用水,做饭要用水,洗洗涮涮要用水,浇花也要用水,盈天下者无不用水矣。然而水源却是有限的。地面上的水用光,就索之于地下。连年北京地下水位下降得令人吃惊。原来碧波渲滟、藻荇摇曳的玉泉山宫墙外的小河,早已杂草丛生,成为狐鼠出没之地矣。其他城市的名泉名河,也遭到同样的恶运,长此以往,将何以堪!
北京盛传南水北调之说,黄河空前地断流达一百多天,已不够被调的资格。“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现在已成陈迹,用不着到海,已中流止步,远而求诸长江,据说也有问题。何去何从?真够当局者伤脑筋的了。
今年空前的大水灾,虽曰天灾,岂非人祸哉!从报纸上看到,政府有关当局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真正原因,号召全国,特别是江河源头的居民,不要再胡乱砍伐树木。据报载,长江发源地区的原始森林,已经被砍伐得不成样子了。一有暴雨,则洪水流窜,没有森林和林中的草被加以阻挡,一往无前,势如破竹,洪水细流终于汇成巨流,乘势而下,流入长江,最终酿成了极大的水柱,大自然这玩意儿是能够报复而且惩罚的。当局下令禁止砍伐,然而令不行,禁不止,当地居民只顾眼前细小的微利,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都低到可怜的地步,听说至今仍然照砍不误,言念及此,怎不令人忧心忡忡!
无独有偶。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有一片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原始森林。它的存在能影响世界气候。然而,土人或外来的侵略者无知贪婪,从事砍伐,已有多年。至今虽有有识之士发出了警告,但仍砍伐不止。一旦砍尽,则世界气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很难预料了。
现在,全世界都嚷着缺水,中东沙漠地带,原来就缺水,这还有话可说。原来水源充足的地方,由于人为的污染,也是水难饮,而世界人口的增长尚无止境。看来人类真已经到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地步;然而,无知群众仍然照旧浪费淡水,污染淡水;照旧嬉戏游乐,无动于衷,宛如羲皇上人。有人甚至推想,下一世纪,如果再发生世界战争的话,必然是争水的战争。我虔心祷祝,但愿事情不至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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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出国
当前,在青年中,特别是大学生中,一片出国热颇为流行。已经考过托福或GRE的人比比皆是,准备考试者人数更多。在他们心目中,外国,特别是太平洋对岸的那个大国,简直像佛经中描绘的宝渚一样,到处是黄金珠宝,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宛如人间仙境,地上乐园。
遥想六七十年前,当我们这一辈人还在念大学的时候,也流行着一股强烈的出国热。那时出国的道路还不像现在这样宽阔,可能性很小,竞争性极强,这反而更增强了出国热的热度。古人说:“凡所难求皆绝好,及能如愿便平常。”“难求”是事实,“如愿”则渺茫。如果我们能有“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神通,我们当时真会十分羡慕今天的青年了。
但是,倘若谈到出国的动机,则当时和现在有如天渊之别。我们出国的动机,说得冠冕堂皇一点就是想科学救国;说得坦白直率一点则是出国“镀金”,回国后抢得一只好饭碗而已。我们绝没有幻想使居留证变成绿色,久留不归,异化为外国人。我这话毫无贬意。一个人的国籍并不是不能改变的。说句不好听的话,国籍等于公园的门票,人们在里面玩够了,可以随时走出来的。
但是,请读者注意,我这样说,只有在世界各国的贫富方面都完全等同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其真实意义,直白地说就是,人们不是为了寻求更多的福利才改变国籍的。
可是眼前的情况怎样呢?眼前是全世界国家贫富悬殊有如天壤,一个穷国的人民追求到一个富国去落户,难免有追求福利之嫌。到了那里确实比在家里多享些福;但是也难免被人看作第几流公民,嗟来之食的味道有时会极丑恶的。
但是,我不但不反对出国,而是极端赞成。出国看一看,能扩大人们的视野,大有利于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可是我坚决反对像俗话所说的那样:“牛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我一向主张,作为一个人,必须有点骨气。作为一个穷国的人,骨气就表现在要把自己的国家弄好,别人能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如果连点硬骨头都没有,这样的人生岂不大可哀哉!
专就中国而论,我并不悲观。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是根深蒂固的,这都是几千年来的历史环境造成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现在中国人出国的极多,即使有的已经取得外国国籍;我相信,他们仍然有一颗中国心。
1998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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