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驻印军，最初驻印军仅下辖新38师、新22师两个师，后来扩编为新1军、新6军两个军，它是唯一能一对一击败日军的中国军队。
1945年1月，击破缅北日军的驻印军与远征军在畹町附近的九谷会师。（中间穿棉衣的为收复滇西的远征军士兵。其他的为驻印军士兵）。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支在国外组建，全部美式训练、美式装备的中国军队。这支部队在异国作战中屡次重创日军精锐，就连日军的"丛林之王"——第18师团都对这支部队称赞有加，盛赞它是中国军队中无可比拟的佼佼者。它，就是中国驻印军。
第一次入缅失败
说起驻印军，就不得不提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可以说是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失败后的产物。早在1941年中英军事同盟酝酿期间，中国方面就在云南陆续集结准备了一批入缅作战部队。
1942年1月，席卷中南半岛的日军将矛头指向缅甸，计划以四个师团的兵力切断滇缅公路这条为中国输送军事物资的大动脉。在日军的进攻下，英缅军节节败退，印度告急。英国不想失去印度这个最大的殖民地，中国则要保护唯一的出海口，这使此前矛盾重重的两个同盟国终于在美国的协调下，达成了中国出兵缅甸的共识。这次出征，蒋介石甚至还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唯一的一支机械化军——第5军。
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后，战局极为不利。远征军原本打算在平满纳迎击日军，但缅西的英缅军却不断后撤，使让南下迎战的远征军右翼部队失去掩护。远征军的左翼、缅东部分也因兵力不足而无法抵御日军的攻势，第5军因此一度遭到日军的三面包抄。
4月14日，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急电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请求解救被包围在仁安羌的英军。19日，在新38师师长孙立人的指挥下，中国军队成功击退日军，并解救了陷入包围圈的英缅军，史称"仁安羌大捷"。这次"大捷"虽然击退了日军第33师团一部，但对战局却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其他各条战线的英缅军和远征军都节节败退。尤其是日军第56师团快速穿插到腊戍，使中国军队的退路岌岌可危。鉴于远征军已无力阻止日军进攻，且有可能陷入日军包围，蒋介石命令远征军撤回国内。在最后的时刻，史迪威拒绝飞机送他去印度或者昆明，他选择了与部队一起步行前往印度。
日军占领腊戌后，第5军被迫销毁全部重装备撤退。
史迪威虽然顺利跑到印度，但远征军的撤退过程就没有那么顺利了。第5军军部和所属新22师、第96师主力于26日由皎克西乘汽车、火车向曼德勒转移。5月1日撤至伊洛瓦底江以西以北地区，此后第5军直属部队、第200师、第96师、第66军新38师徒步轮流掩护撤退。5月8日，日军攻占密支那，杜聿明按照蒋介石7日的命令率部向国内撤退。9日，日军在卡萨出现，当时新38师先到卡萨掩护的只有一个团，而新38师、新22师主力至少需要一天半才能抵达。在这个时候，新38师师长孙立人没有听从杜聿明的命令，他独断专行的率领新38师撤向印度，把卡萨丢给了日军。
卡萨失守后，杜聿明认为日军有可能从南北包围远征军，被迫下令第93师在右翼掩护，并且在孟拱附近占领掩护阵地，同时杜聿明命令远征军分散突围回国。他率领第5军直属部队和新22师，离开密瓦公路改道向西北方向撤退，从打洛到新平阳，迷路的远征军在森林里转来转去，很多人因为饥饿、疾病死去，还有一些人因为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由于预定回国路线所经的中缅国境已有大量日军把守，新22师最终也改道去了印度。
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撤退回国时在丛林中损失巨大。
抵达印度的新22师和新38师虽元气大伤，但建制仍在。受到战败的影响，这两个师的官兵们都为能够脱险而感到庆幸，但对于前途则十分迷茫。他们没有想到，正是这两个师，构成了之后在缅北大败日军的驻印军。
兰姆伽整训
史迪威（1883.3.19-1946.10.12）可以说是驻印军的缔造者，也是驻印军第一任总指挥。早在缅甸战局初开的时候，他就认为英缅军缺乏守卫缅甸的信心和士气，便向蒋介石提出在印度训练一到两个军的中国士兵的意见，作为收复缅甸的主力。
1942年4月16日，史迪威向蒋介石递交了"在印度组织训练中国军队计划书"，提出精选10万中国士兵到印度，利用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的装备，在美国军官的训练下组成两个军，每军下辖三个师，另加一个师和六个伞兵营为后备，并训练若干炮兵和战车部队。团长以下的指挥官由中国军官担任，团长以上指挥官和参谋长先由美国军官担任，到中国军官有能力指挥时再换成中国军官。但是这一计划还没有实施，缅甸战局就迅速恶化了。
史迪威在士兵的心目中威信极高，人称"老乔"，但他并不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官。他不信任中国军官，在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时，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却多次越级指挥下属，甚至在指挥中直接跳开军、师长，直接对新38师的团长发号施令。这种错误的指挥方式和对中国军官的不信任对远征军来说是致命的。第一次远征军入缅失败有很大一部分责任在于史迪威。
史迪威须对第一次远征军入缅失利负上很大责任，但他也缔造了最精锐的中国部队——驻印军。
由于这种不信任，史迪威多次要求得到中国军队的实际控制权，甚至全面撤换所有中国军官为美国军官。为此史迪威和很多中国将领都发生了激烈冲突，甚至与蒋介石也发生了不少摩擦，最终在1944年被罗斯福召回。
从缅甸撤到印度有第5军军部、新22师和新38师。史迪威打算以这些部队为基础重建一支反攻缅北的精锐，这支部队的番号定为——中国驻印军。
蓝姆伽是印度比哈尔省蓝溪县的一个小镇，位于加尔各答以西约322公里，在普通地图上难以找到这个地名。这里有座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修建的战俘营，曾关押过2万名意大利战俘。营区面积约有50多平方公里，有200多栋大小房屋，整个营区纵横都有良好的沥青石子公路连接。经过改造之后，新建了几个宽阔的训练场和打靶场，各种训练和生活设施都很齐全，成为可以容纳数万部队的理想练兵场所。
1942年7月15日，新38师由英帕尔开往蓝姆伽。8月初，由野人山脱险入印的新22师和第5军直属队一部也相继送到蓝姆伽整训。基本训练时间定为六个星期，期满后由中国军官根据美军要求的标准继续教练，美国军官在场督导，计划于1943年2月完成训练。同年7月，中国驻印军正式宣告成立，史迪威作为总指挥负责驻印军训练和管理工作，罗卓英担任副总指挥，主管行政和军纪。
驻印军成立后，新22师和新38师得到了从国内空运过来的兵员补充，这使两个师的总兵力达到24000余人。在建制上，每个师下辖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后来又增加一个），工兵营、通讯营和辎重营各一个，一个卫生队和一个特务连。每团有步兵三个营，迫击炮、平射炮各一个连，一个通讯连，一个卫生队，一个特务排，兵员约3000人。每营有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每连三个排。每排三个步兵班，一个轻迫击炮班。总指挥部的直属部队有：三个炮兵团，每团重炮36门；六个战车营；汽车兵团，有载重汽车400辆；两个工兵团，两个化学兵团（后改为重迫击炮团），每团有重迫击炮48门；一个骡马辎重兵团；一个特务营，一个通讯营。蓝姆伽训练部队的装备全部由美国提供，每个士兵都发给新军装、头盔、靴子、背包、步枪、刺刀。火炮、卡车等大型装备按编制配发到部队各级。部队的供应由英方提供，食品均发实物，主要是罐头和面包，营养较国内的部队好得多。
在蓝姆伽整训的驻印军坦克部队
好景不长，由于史迪威一直瞧不起中国军官，所以很快就爆发了很多争执。史迪威先由美国调来300多名军官，准备接替中国军官的职务，他在同军政部谈判时还坚决要求至少有权处理少校以下不服从命令的军官，解除少校以上军官的职务。对于史迪威企图掌握中国驻印军兵权的要求，不但蒋介石不肯答应，就连驻印军全体军官也坚决反对。
这样一来，史迪威准备用来接替团以上中高级职务的美国军官，也对他不能兑现诺言表示不满。史迪威将这些军官一部分分派到蓝姆伽和昆明两个训练基地任教官和管理人员，一部分派到中国驻印军中担任各级联络官。这些联络官权力很大，往往凌驾于中国军事主官之上颐指气使。中国军官对从来没有上过火线的美国人对他们指手划脚表示不满。他们认为既然在战场上由他们指挥作战，那就不能在训练中损害他们的权威。美国联络官则带着对中国军官的偏见，往往绕过中国军官而自行其是，经常不通知中国军事主官直接调部队到训练场。中国军官不愿被人随便摆布，便与美国联络官发生争执，双方闹得很僵。
双方的矛盾最后集中到正、副总指挥史迪威与罗卓英身上。史迪威拒绝由罗卓英按"中国的老办法"来支配驻印军的军饷。罗卓英作为主管行政的副总指挥，自然对此十分不满，便向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去措辞强烈的电文："设我果将经理实权授予外人，其事受缚．委实无法办理，且必影响国军在外尊严。同时美方经理人员对我军经理业务完全不明，处处解释，极为困难，故职已决定不向美请领(经费)，以待钧座之复可。"罗卓英认为美方的做法侵犯了他的行政权力，史迪威则认为罗卓英企图从每月45万卢比的军饷里面中饱10万卢比，迫使罗卓英愤而离开指挥部，随后向蒋介石控告罗卓英的"十大无能"，其中有"罗长官终日绕室彷徨，对于军队之教育训练毫无办法"等语。1942年10月，蒋介石被迫调罗卓英回国，并撤销副总指挥部，把驻印部队改编为一个军，即中国驻印军新编第1军，军长由国内选派。经军政部反复考虑，决定调第8军军长郑洞国入印担任新1军军长。
罗卓英被逼走后，郑洞国担任新一军军长
郑洞国（1903.1.13-1991.1.27），湖南石门人，字桂庭，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毕业。他带兵打仗非常有一套，在到新1军后发现当时中国军队与盟国之间关系甚为紧张，美国人傲慢的做法和对中国的无礼令中国军队很是不满。郑洞国到任后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方面安抚军心，积极增进中美官兵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另一方面则注意维护国家尊严，对于盟方某些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过分要求和做法，进行坚决而有策略的抵制。
在盟方有识之士和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共同努力下，不仅使驻印官兵与美军人员的紧张的关系得到缓和，还使双方的合作氛围日益融洽。军委会对于郑洞国在驻印军期间发挥的良好作用深表满意，一再给予褒奖，史迪威也多次称赞郑洞国温文尔雅的道德修养。
反攻缅北
1943年秋，驻印军已经整训完成，反攻缅北的时机也已经成熟。在雨季过后，也就是10月10日，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下达第6号命令："本军仍继续担任保护雷多基地及掩护筑路之任务，着派步兵一团，于11月1日前，占领太洛至大龙河及大奈河之交点，以迄下老卡之线，以掩护新平洋飞机场之构筑"。新38师奉令以在唐卡家、卡拉卡担任掩护的第112团，开始南向大龙河之线攻击前进，胡康河谷的争夺战由此展开。
第112团以团部及第1营为中央纵队，由唐卡家迳取新平洋；第2营为左纵队，由唐卡家攻击下老村、宁边，另以1个连钻隙迂回，侧击于邦；第3营为右纵队，由卡拉卡向太洛攻击。10月29日，第112团中央纵队一举攻克新平洋，其左、右纵队亦分别进占瓦南关、盐泉。11月2日，第114团由雷多进至唐卡家、新平洋一带担任警戒，使担任攻击的第112团得以全力突进，进占于邦日军前进阵地。日军被迫退守核心阵地顽抗，战斗陷于胶着状态。
由于史迪威错误判断了于邦日军的兵力，所以进攻的只有第112团一团兵力，没有重炮，就连团属迫炮连也没有被允可前往。日军发现中国军队兵力不足后，集中步兵第55联队主力反攻于邦，反在22日将第112团包围。第112团靠砍巴蕉树藤取水和美国运输机的空中补给，和整整1个联队的日军对峙50日。日军第55联队伤亡近千人，占尽兵力火力优势竟始终未能攻克2个营的中国军阵地。112团发现当面日军兵力后，即报孙立人。在史迪威的同意下，孙立人亲率师主力急行军20多日穿过野人山赶到胡康河谷，将第114团第1、2营用于于邦方向。12月24日，新38师向于邦发起全线进攻，经过6天的激战，新38师全部夺占于邦的日军阵地。
于邦战斗虽然不大，双方投入的兵力也不是很多，却是驻印军反攻缅北的第一场胜仗。日军18师团惊讶于驻印军优良的火力和顽强的战斗意志，日军战史承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敌人，将驻印军称为"支那军中佼佼者"。
胡康河谷地区，中国远征军炮兵的美制75MM榴弹炮向日军开火，左侧是美军联络官。
1944年1月，日军步兵第55、第56联队退守胡康河谷内的达罗至太白加一线。新编第1军兵分两路向南进击。左路为孙立人指挥的新38师，从于邦出发，向太白加攻击；右路为廖耀湘指挥的新22师，从新平洋出发，向达罗攻击。到1月中旬，左路的新38师已夺占日军各外围阵地，开始攻击太白加前沿。右路的新22师也渡过塔奈河，进至达罗北面附近的百贼河。
1月28日拂晓，从新平洋起飞的美军飞机开始对达罗日军阵地实施猛烈轰炸。8时左右，配属新22师的战车营冲开日军防线，然后掩护步兵占领日军工事和阵地。左路新38师也于31日向太白加发起总攻，美军第10航空队出动30余架飞机，轮番实施空中打击，日军不得不突围后撤。2月1日，新38师占领太白加。达罗--太白加战斗的胜利，使中国驻印军在缅甸境内站稳了脚跟，开辟了向纵深地区进攻的道路。
4月初，驻印军向孟拱河谷推进，史迪威命新编入驻印军不久的新30师88团、第50师150团和美军梅利尔特种团偷袭密支那。5月17日，第150团突袭并攻占密支那机场，盟军立刻从空中运补重武器、粮弹和增援部队——新30师第89团。19日，盟军向密支那发起攻击。由于盟军过于谨慎，投入过多兵力执行警戒掩护任务，致使攻击部队仅第150团一个团，无力攻克密支那。此后日军援兵赶到，盟军亦以空运增兵，但战机已失，突袭变成了强攻。密支那奇袭未能达成作战目标，对战局影响甚大，因5月底即将开始连绵数月的雨季，其间空运甚为困难，而密支那10000多盟军补给全靠空运，非常危险，急需正面我军攻取加迈和孟拱，以打通到密支那的地面路线。
驻印军战车部队攻向密支那。
与此同时，梅里尔令刚刚到达战场的新30师89团第2、第3营在西机场西南至跑马地一带构筑工事，以该团第1营守备机场，令第150团以1营从新卡坡向东攻夺八角亭，以第2、第3营向火车修理厂方向进攻。19日夜，该团击溃火车修理厂的日军后，一举攻占了火车站；但因地形不熟、疏于戒备，又未乘胜追歼残敌、扩张战果，在遭日军约100多人反击时形成混战，第3营营长郭文干在率部增援途中遭遇10多名日军伏击阵亡，第3营被打散，伤亡500余人，火车站得而复失，官兵被困在车站附近，激战两日，补给中断，弹尽粮绝。
梅里尔未及时派兵增援，以致该部功败垂成，只得冲出重围退回跑马地、河套一带收容整顿。梅里尔对此竟推卸责任，指摘该团团长指挥无能、作战不力，建议史迪威予以撤职遣送回国。这使中国官兵大为不满，群起抵制。梅里尔一气之下旧病复发，被送往后方救治。麦克姆准将暂代其指挥职务。这时，第14师副师长许颖率第42团来到密支那。
1944年5月23日，史迪威偕新1军军长郑洞国、新30师师长胡素、第50师师长潘裕昆来到密支那调整指挥系统。在密支那的中国军队分别由胡素和潘裕昆统率，原中美联合突击支队的临时编组予以撤销。
在此期间，正是由于柏特诺未能接受中国军官关于切断日军与孟拱、八莫的通道的建议，使日军得以从八莫和孟拱两地得到增援，从而引起了史迪威的不满，以后的作战实际由郑洞国指挥。郑洞国以对壕作业向前推进，并注意步、炮、空的协同，于是伤亡大减，激战至8月4日，完全占领密支那。
1944年8月4日黎明，密支那守备队长水上源藏派副官送交丸山一份亲笔命令："与搜索第53联队配合突破敌封锁线转移。"同时，向第33军司令官和方面军司令官拍发了如下电报：一、因下官指挥不力，终未能确保密支那，致使陷入最后阶段，深感歉疚；二、伤员排除万难已乘木筏顺伊洛瓦底江而下，祈求在八莫给与救助。在安排完一切后，水上源藏决心以断送自己的生命，使逃脱死亡的官兵免受追究。遂于农他隆东岸的一棵树下，用手枪自尽。
密支那一战是驻印军反攻缅北的最大一次攻坚战，其中暴露出驻印军很多问题，比如攻坚能力欠缺，缺乏夜战能力。很多部队长官不懂步炮协同等问题。但是密支那之战的战果又是最大的。自此之后，驻印军控制了整个缅北地区。
攻占密支那后，驼峰航线南移并降低高度，飞机运载量翻番，运量迅猛增加。
日军承认密支那"一旦失守，八莫就难以保持，第33军的后方也将陷于危殆。"从而导致日军在滇西缅北防御体系的全面崩溃。驻印军攻克密支那，意味着中印公路最艰巨的雷多——密支那一段已经打通，全线沟通指日可待。夺取密支那最为立竿见影的效果是，驼峰航空运输队可以在更靠南面的航线上飞行，而不用担心日军战斗机的攻击，从而大大缩短了航程，降低了飞行高度，增加了安全系数，提高了效率，更多更快地将大量物资运往中国。
扩编与受降
中国驻印军自1943年3月上旬掩护修筑中印公路，至1944年8月5日收复密支那，连续作战17个月，中间没有进行过大的休整。其中驻印军主力新38师和新22师，在胡康河谷与孟拱河谷之战中作战时间最长。随后相继开赴缅北前线的新30师、第14师和第50师各部，也已在密支那鏖战了两、三个月。
全军各部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征战十分疲劳，加之雨季不便作战，遂在孟拱、密支那地区进行休整，并重新编组。其所属五个师分编为两个军，即新编第l军（军长孙立人），辖新编第38师、新编第30师，集结于密支那；新编第6军（军长廖耀湘），辖新编第22师，第14师、第50师，集结于孟拱。驻印军的炮兵、工兵等战斗支援部队亦分别配属于两军。总指挥仍由史迪威担任，并成立驻印军副总指挥部，原新1军军长郑洞国任副总指挥。同年10月，史迪威因与蒋介石矛盾激化而奉调回国，其原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一职由魏德迈接替，驻印军总指挥则由索尔登继任。
孙立人（1900.12.8-1990.11.19），安徽庐江人，字抚民，号仲能，他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但因美国军校留学生在民国军队中地位低下，而大都被闲置一旁，许多人因此退出军界另谋生路。孙立人回国后坚持了下来，在坐了两年的冷板凳后，于1931年6月被调到财政部税警总团担任团长。税警总团有很多美国军校的留学生，孙立人"入伙"后如鱼得水，为了带好部队，他将理工知识和工程师的思维方式应用到治军上面，又将传统军事教育和美国军校的西方教育模式相结合，制订出适合自己部队的训练制度和方法，从而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友军的训练方式，这在当时被称为"孙氏操典"，此后孙立人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升任税警总团第2支队司令。
税警总团改编为新38师，孙立人就任师长并率部入缅作战。作为一名完全非黄埔的军人，孙立人在军中颇受排挤，他指挥作战很有美国将领风范，一直借助空地一体和后勤优势快速出击，但是因为在第一次入缅时擅自率部撤向印度，导致第5军主力只能翻越野人山回国，从而与杜聿明等人结怨。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
廖耀湘（1906.5.17-1968.12.2），湖南邵阳（今新邵）人，字建楚。廖耀湘出身书香门第，为家中长子，他从小聪慧，有过目不望之能。廖耀湘无不良嗜好，他不吸烟喝酒，且生活俭朴。有人发现他的行囊中除了书、笔和一件外套外，就只有身上穿的一套衣裤，就问他怎么没有换洗的裤子。廖耀湘回答说："我只有一条裤子，睡前洗澡洗裤子，光身子钻被子里，第二天一早，不管裤子干没干，往身上穿了就去跑步，内烘外吹，不一会儿裤子就干了！"廖耀湘喜裸睡之名就这样被传开了。
1926年10月，廖耀湘成功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1929年5月毕业后，他并没有和大部分同学一样进入军事机关或野战部队服务，而是选择报考留欧预备班。廖耀湘认为，中国军队要想摆脱落后的建军理念，就必须前往相对发达的欧洲取经。1930年5月，廖耀湘被公费送往法国，成为为数不多的几名毕业于圣西尔军校的中国学生。
廖耀湘是一个职业军人，秉性骨梗，不谙世故，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酒食征逐，更是外行，既不逢迎上级，朋友之间，更少周旋，家中宴客六菜一汤，入席时每人斟酒一坏，不斟第二杯，惟一嗜好，就是训练，每逢军队驻定，即亲率连、排、班长，从事实战演习，亲身示范，乐此不疲。而且因为他既是黄埔毕业，又有外国军校履历，所以他在处理黄埔军人和美国英国军人的关系上又显得游刃有余，他指挥作战一向敢打敢拼，新6军能在成立短短几个月间就成为首屈一指的精锐，廖耀湘功不可没。
新6军军长廖耀湘
1944年10月，盟军分为东路和中路由加迈、密支那向南挺进，西路由英印军第36师组成向卡萨进军。21日，东路军由新1军为前导，向南攻击前进；主力分两个纵队。右纵队于29日将太平江北岸的日军全部肃清；左纵队于11月1日在太平江上游渡江，进抵不兰丹，又于3日分兵两路进占柏杭与新龙卡巴。右纵队因江势险阻，日军工事坚固，仍停留在北岸。据此，新38师以右纵队一部实施佯攻，牵制日军，利用左纵队之战果，以右纵队的一部移向左翼方面，自新龙卡巴向八莫以南的曼西进攻，切断八莫日军后方交通线。同时以主力向莫马克及八莫正面攻击，在空军的支援下经过10天战斗，于14日攻占莫马克，17日攻占曼西。日军残部1500余人，困守八莫。
12月14日，新1军所属新38师将八莫城区南北主要据点相继攻克，南北两路合围的铁钳开始向敌核心阵地合击，将城内南北主要据点及陆军监狱、宪兵营房、老炮台等坚固堡垒相继攻克，各攻击部队又乘胜向敌核心阵地突击。混战中，敌酋原好三大佐被我军击毙。日军感到解围无望，把所有重伤兵近千人，生沉于西南的伊落瓦底江中，而以残部于夜间沿江滩向南突围。突围日军大部被击毙在江滩上，仅有百余人散窜到八莫以南山地。
八莫战役时，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右），美军将领、驻印军司令官索尔登（左），新38师师长李鸿（左三）视察战场。死者为被打死的日军士兵。
12月3日，新1军所属新编第30师沿中印公路向南坎急进，与自南坎向八莫增援的日军第18师团、第49师团各一部展开激战，一度呈胶着状态，后新38师一部从八莫增援，向日军后方截击，掩护新30师击破日军防线，攻占卡提克。
此时日军大部由滇西转移至南坎，统由第56师团司令部指挥。在此之前，新6军新22师已于11月先后攻克南坎以西曼大、西口、东瓜、芒卡、拉西一线。15日，各部在空军支援下，发动猛烈攻击。据守南坎外围据点及城内日军，虽拼死抵抗，终未阻止驻印军之攻击。新30师第90团一个连首先攻入南坎城，其余部队陆续突入市区，经过激烈巷战，完全攻占南坎，日军残部被迫向南坎东北及东南溃退。
1945年1月21日，新1军和远征军在芒市会师。至此，滇缅公路完全打通。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历时两年有余。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中国驻印军先后有12万官兵投入反攻。取得的战果是：击毙日军33082人，击伤75499人，俘虏323人；缴获步枪7938支、轻重机枪643挺、大炮186门、汽车552辆、火车机车及车厢453节、坦克车67辆、飞机5架、仓库108所、金属器材2万余吨；打通公路1040公里。
驻印军的耀眼战绩不但令日军震惊，也令英美友军钦佩不已，围绕着新1军的使用，英美甚至还发生过争执。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打算让中国驻印军在缅甸继续作战，协同英军收复曼德勒，乃至南下仰光，收复全缅。但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于1945年1月5日向蒋介石建议，将中国驻印军调回国内作战比南下仰光更有战略价值。他准备以驻印军进攻广州和香港。最后蒋介石决定驻印军全部回国，新1军空运广东准备反攻广州、香港。这都证明缅北反击，驻印军表现无可挑剔。
驻印军士兵（左）与远征军士兵（右）
至于新6军，则在1944年12月因日军进犯独山、贵阳告急时，奉调回国保卫大西南。12月1日，新6军奉命结束在缅北的作战任务，军部及所属新22师和第14师被空运至云南沾益，留下第50师编归新1军作战。新6军回国时正值日军发动湘西会战，可惜该军只是作为预备队，失去了实际参战的机会。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新6军恰好驻防芷江，作为受降会场的警戒部队见证了日军投降。当时的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认为，日本虽然投降，但是面对中国人还是很嚣张，并不认为他们失败了，如果国民政府到去南京受降，派去的部队应该有一种威慑力量。当时中国部队有威慑力量当属新1军和新6军，新1军还没回国，新6军在芷江空军基地，到南京只需几个小时的航程。于是廖耀湘率领着新6军被空运到南京，成为了唯一见证日军两次投降的中国军队。至于新1军，则作为第2方面军的部队开赴广州接受日军的投降。
日军投降后，驻印军的抗战使命也随即宣告结束，所属新1军和新6军奉调东北与解放军作战，于1948年10月在辽宁黑山覆灭。（文/吴京昴）
附录
驻印军主要人物抗战履历
郑洞国（1903—1991）
湖南石门人，字桂庭。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陆军大学将官讲习班第一期毕业。
1931年9月时任第2师第6旅第10团上校团长。12月调升第2师独立旅少将旅长。
1932年3月独立旅改编为第2师第5旅，仍任少将旅长。10月第5旅改称第4旅，仍任少将旅长。
1936年3月26日代理第2师师长。
1937年5月12日正式任第2师师长。
1938年7月4日调升第31集团军中将高级参谋兼第98军副军长。
1939年2月19日调任第5军中将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
1940年4月2日调升新编第11军中将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9月辞去师长兼职。
1941年8月25日升任第20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新编第11军军长。9月9日新11军改称第8军，仍兼第8军军长。
1943年1月29日调任新编第1军中将军长。3月升任中国驻印军中将副总指挥兼新编第1军军长。
1944年5月1日辞去军长兼职。
1945年6月11日调升第3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中将副司令官（至抗战胜利）。
孙立人（1900—1990）
安徽庐江人，字抚民，号仲能。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1927届毕业。
1931年9月时任税警总团特种兵团上校团长。
1933年2月所部改称税警总团第4团，仍任上校团长。
1937年10月16日升任税警总团第2支队少将支队长。11月因伤离职治疗。
1938年3月1日出任盐务缉私总队少将总队长。
1940年11月所部改编为税警总团，升任中将总团长。
1941年12月所部改编为新编第38师，改任中将师长。
1944年5月1日升任新编第1军中将军长（至抗战胜利）。
廖耀湘（1906—1968）
湖南邵阳（今新邵）人，字建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骑兵科、法国圣西尔陆军军官学校骑兵和机械化科毕业。
1931年9月时在法国圣西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1936年10月回国。11月23日派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骑兵队第2连少校连长。
1937年4月调任军士营学兵连少校连长。11月升任第2旅中校参谋主任。
1938年1月调升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军官训练总队上校大队长。2月调任第200师上校参谋长。10月调升新编第22师少将副师长。
1940年5月升任新编第22师少将师长。
1944年5月1日升任新编第6军中将军长（至抗战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