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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钱钟书的《管锥编》因为一个不正经的理由而“被”火热起来，一如之前陈寅恪的火热。
虽然现在有很多人是陈寅恪忠实的粉丝，但他们除了整天絮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有几个人读过陈寅恪的原著呢？老实说，陈寅恪并不容易读懂——陈寅恪写文章，喜用文言，还不是如韩柳那般通畅的文言，而是自出机杼的生硬的文言。陈寅恪的讲座很生动，为了说明唐代的婚俗制度，开题时可以讲杨贵妃入宫时是不是处女。但陈寅恪的文章不易读，可见语、文虽然相关，却并不完全是一回事。钱钟书的《管锥编》也不易读懂。金庸于文史颇为自负，连钱钟书的老子钱基博都不放在眼里，说老钱功底深厚，但没有多少自己的见解；但他对小钱的《管锥编》却不敢不屑，承认“当中有些我还看不懂”。《管锥编》之难读，就连很多资深学者都不敢说全都读懂，现在却有人说他在高中阶段就彻夜阅读《管锥编》，自然有人不信了。或许他把《管锥编》当成钱钟书的有一部小说，或者小说集吧。不过这件事，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就好比，你去问一个英国人：“你读过莎士比亚吗？”他多半会说读过，哪怕他只记得一句“To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question.”又好比，你去问一个主攻西方文学的大学生：“你读过《尤利西斯》吗？”他多半会说当然，哪怕他刚才还大骂乔伊斯无赖。所以，读不读得懂是一回事，有没有兴趣读是另一回事，最后读不读又是一回事。我读钱钟书，始于高中时代，但那时仅限于《围城》、《人·兽·鬼》、《七缀集》、《写在人生的边上》等小说、散文类著作。至于《石语》、《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著作，则都在升入大学之后。窃以为，读书不能以是否读懂作为标准。读书又不是数学，1+1=2，要么懂，要么不懂。比如《石语》一书，是钱钟书与陈衍（号石遗）对谈话录，虽然从头到尾，一概不懂，但我还是通读了一遍，并且自我感觉良好。说实话，要真正读懂《石语》必须与陈衍、钱钟书两位先生等量齐观的学问，另加相似的交谊方可——若非如此，纵然你千般解读，万般求索，都只能是隔靴搔痒。但是，读不懂并不妨碍我的阅读。阅读是与书中之人穿越时空的谈心，而不是如户籍警那般查问家底。购买《管锥编》的冲动源自苏州古旧书店的一次打折活动，或许是在某个国庆前后，或许是七折优惠。反正我一咬牙、一跺脚，就买下了全套五本的中华书局版《管锥编》。拿回去就翻阅起来。老实说，《管锥编》不易读，但我还是翻阅了许多章节，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篇《论易之三名》。去年，有人谈及钱穆。说钱穆在49年离开大陆，这才有了如此辉煌的学术成果，云云。我就反驳说，同样是无锡钱家，钱钟书的水平与贡献丝毫不逊于钱穆【#兹按#钱钟书与钱穆同出一钱，都是五代十国时著名的吴越王钱镠的第三十四世孙，同宗而不同支】。并且一时贪玩，搜到了钱钟书为钱穆《国学概论》作序的典故。话说，当年钱穆一念之差，请钱基博作序，书序虽然署名钱基博，但真正操刀之人却是钱钟书。此时，钱钟书尚年轻，锋芒毕露，毫不留情；但是剑锋所向，确实直指痛处，钱穆也无话可说。钱基博名高位尊，又是钱穆自己请他写的，所以钱穆只得默认忍受——初版之时，全文刊载；再版之时，悄悄抽去。当然，钱钟书在给钱穆写信时还是很恭敬的，尊称钱穆为“宾四宗老大师道座”，自称“宗末钟书上”。但这是场面工夫。场面上，大家客客气气；论学问，该说啥就说啥。之所以在这里长篇累牍的比较钱钟书和钱穆，到不是为了说长道短，而是为了反驳一个论调。现在很多人有一个观点，49年以后，尤其是文革十年间，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颇为不堪，真正传承了中国文化的是台湾、香港以及海外地区。当然，他们可以举牟钟三、余英时、钱穆、南怀瑾等人的例子。之前，我也有这样的错觉，以佛教为例：台湾有星云大师、圣严法师、证严法师等，美国有宣化上人等，但在大陆却似乎找不到出名的和尚。然而，这些年来，大陆的佛教渐呈兴盛之势，老、中、青三代都不乏高僧。港台与海外的和尚也纷纷赶回大陆，到各大祖庭礼祖。鼎鼎大名的星云大师，现在一大半的时间都待在大陆。因为，中国佛教的跟在大陆。后来，我忽然“顿悟”了。港台是显山露水的地方，一个人有真本事，很容易就被发掘出来了；大陆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平时都隐藏得好好的，时机一旦成熟，就一个个出世了。这些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升温，我越来越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力量。古琴热了，突然发现诸多的古琴流派都有完整的传承……古诗词热了，又突然发现，古诗词的传承不曾中断……中医热了，又突然发现，中医的传承不曾中断……三教九流，各门各派，都有其传承人，有些人还很年轻，但个个“根正苗红”！很多人借港台一时的兴盛来否认大陆的发展是不公平的，大陆在这六十多年里，同样也有非常辉煌的成绩。即使是被视为“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间，也有不菲的成果。“两弹一星”、南京长江大桥、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些骄人的成绩都产生于文革时期。在文化领域，也并非只有阶级斗争的文章，同样有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比如章士钊洋洋百万言的《柳文指要》由文汇出版社在1971年9月出版第一版,到1972年1月又第二次印刷；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由人民出版社在1973年出版；邓广铭的《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也由人民出版社在1975年出版……钱钟书的《管锥编》，虽然是在文革以后出版的，但其创作年代正是文革期间。根据艾朗诺的《钱种书写〈管锥编〉的动机与心情》一文记载，《管锥编》的创作始于1971年。而其出版则在1979年。应该说，《管锥编》的创作正在文革期间。我之所以这么说，并非为了美化文革，而是要说，即使在文革期间，中国大陆也产生了《管锥编》这般伟大的著作，其中体现的是中华文脉的力量。当然，这一伟大著作的创造者正是钱钟书先生。当然，这也证明了另一个说法，即：真正的学者，并不需要被捧着才能做学问，他们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出大学问。钱钟书为《管锥编》写的序言非常短，原文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