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2-09-13
当今中国教育可谓是百弊丛生，且不说变味的教育行政化、教育市场化、教育功利化；且不说教育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公，贫穷地区、寒门子弟教育低下的残酷现实；且不说一连串的教授学者学术腐败，教师整体道德水平大幅下滑；且不说扩招后的大学生诸多毕业即失业，中国在当今全球学术和科研地位聊胜于无。单说当今的国内高等教育，实已到病入膏肓的地步。现实中，多数寒门子弟接受高等教育越来越成妄想，而权贵富人子弟又大都倾向或干脆国外就读，形成某种程度上的“用脚投票”。民间早已流传，北大、清华早已是国外名校的“幼儿园”、“最大的中国人才输送地”。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周刊新近公布的2011至2012年度全球大学排行榜， 相较去年，中国内地高校表现大幅下滑，除数量由去年6所降至3所，上榜的北大、清华和中科大排名均下跌。北大排名第49位，清华排名第71位，中科大排名第192位。中国内地虽拥有全球最多的近14亿人口，且不说与欧美等教育强国相比，就仅在亚洲，按照国家或地区划分，以所有上榜大学总分计算，中国内地在亚洲排名第4，排在日本、香港和韩国之后。其中，日本总共有5所大学在全球200强以内，在亚洲排名第一；亚洲排名前两位的高校分别为东京大学（第30位）和香港大学（第34位），这两所高校规模均远低于北大、清华。行文至此，笔者作为全国亿万家长的普通一员，忍不住单从家长的角度发问：为什么全中国所有家长都期望自己的子女成就“龙种”，可为什么偏偏就中国的高等教育让我们收获更多的是“跳蚤”？中国人还能办好自己的高等教育吗？
都说教育是国家民族的未来，而高等教育更是教育这座“金字塔”的塔尖。高等教育让人看不到希望，又何谈教育的未来？何谈国家民族的未来？！这一系列现实的发问，让笔者百般纠结、心痛不已，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会与笔者一样感同身受。
中国人还能办好自己的高等教育吗？笔者反复思索找寻，或许只有上溯至上世纪的民国初年，仔细梳理借鉴第一次国共合作下的黄埔军校、蔡元培治理下的北京大学，才能真正找到答案。甚至可毫不客气的说，这也是中国在全球高等教育史上的“两大奇迹”。真有那么神吗？且听笔者一一道来。
先说第一次国共合作下的黄埔军校。1924 年，在国共两党首度携手合作、国民革命风起云涌之际，世纪伟人孙中山先生高瞻远瞩，视“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大本”， 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黄埔军校，其中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至六期。黄埔军校建立以来，以孙中山的“创造革命军队，挽救中国危亡”为宗旨；以“亲爱精诚”为校训；以培养军事与政治人才，组成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实行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国民大革命为目的。一方面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一方面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在军校里，不分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能登台向学生作政治演讲，除军校领导人和政治教官如蒋介石、廖仲恺、胡汉民、周恩来、恽代英等担任演讲外，当时的社会名人如毛泽东、刘少奇、何香凝、鲁迅、苏兆征、邓中夏、吴玉章等也应邀来校演讲。军校一直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针，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
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入校，其中正取生350人，备取生120人，6月16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出席典礼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最初分为4个队，后来军校又合并了大本营军政部讲武堂的学生编为6个队，由于革命的需要学习时间仅为半年，于1924年11月毕业，一期毕业生共计639人。许多黄埔一期生后来在国共两党中都担任了重要职务，徐向前、陈赓、周士第、阎揆要、彭明治、袁仲贤、曾希圣以及蒋先云、胡焕文、曹渊、左权、刘云、陈启科、黄锦辉、冯达飞、李谦、孙一中、傅维钰、杨其纲、李之龙、赵自选、黄鳖、王尔琢、王泰吉、唐震、彭干臣、刘畴西、许继慎、蔡申熙、吴展、何章杰、粱锡古、魏孟贤、肖方、董朗、贺声洋、冷相佑、张伯黄、伍文生、张继春（湖南醴陵人，非湖南宜章人第二野战军副政委张继春）等后来都成为了我党我军历史上著名领导人；此外陈明仁、侯镜如、廖运泽、李奇中、郑洞国等著名起义将领也是黄埔1期生；而胡宗南、冷欣、曾扩晴、杜聿明、王敬久、王叔铭、桂永清、李仙洲等黄埔1期生则成为国民党阵营的高级将领。
1924年8月1日，黄埔军校第2期生499人入校学习，至1925年9月共有450人毕业。卢德铭、周逸群、吴兆生、张堂坤、陈奇、唐克、宛旦平、古宜权、李劳工、覃异之、聂绀弩、吴振民以及郑介民、余洒度、姚中英等都是黄埔军校第2期学生。此外从第2期开始，黄埔军校开始实行分科授课，由单一的步兵科扩编为步兵、工兵、炮兵、宪兵等五种。1924年11月20日由黄埔军校师生组成的教导一团正式成立，何应钦任团长，王登云任党代表，下辖沈应时、刘峙、王俊3个营；12月26日又成立了教导二团，王柏龄任团长，下辖顾祝同、刘尧宸、金佛庄3个营，黄埔1期生陈赓、陈明仁、刘畴西、侯镜如、关麟征等均在教导团担任连级军官。黄埔教导团的成立为国民党党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后来这支部队参加过东征以及讨伐杨刘叛乱，1925年8月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担任军长，周恩来任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4年12月12日黄埔军校第3期生1233人进校学习，至1926年1月共毕业1224人。朱云卿、吴光浩、姜镜堂、常乾坤、高文华、黄文杰、符节、段炎华、肖人鹄等我军著名将领都是这一期毕业的。曾泽生担任3期学生区队长，杨林（毕士梯）担任3期学生教官，张治中任第3期学生队总队长；此外康泽、刘安琪、王耀武、戴安澜、方先觉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也是黄埔3期毕业生。
1925年10月，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2654人入校，至1926年1月共2314人毕业。林彪、唐天际、郭化若、倪志亮、曹广化、李逸民、方之中、李运昌、王世英、吴溉之、潘朔端、刘志丹、伍中豪、曾中生、段德昌、何昆、邹琦、徐百川、陆更夫、李鸣珂、陈毅安、李天柱、唐赤英、袁国平、叶墉等我军著名将领都是黄埔4期生。从这一期开始，肖楚女、许德珩、恽代英、阳翰笙、于树德等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在黄埔4期毕业生中还有许多外籍学生，朝鲜籍学生有24人，越南籍学生中著名的要数洪水将军，此外还有一些来自琉球、南洋的学生。1926年3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改组黄埔军校并且合并广州一带其他军事学校，正式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蒋介石担任校长，李济深任副校长，邓演达任教育长，邵力子任政治部主任。此后军校分入伍生班、军官预备班、军官班，校址仍然设在黄埔岛。
1926年3月至8月1日，黄埔军校第5期学生入校共2620人，陶铸、许光达、赵尚志、张宗逊、宋时轮、杨至诚、谭希林、廖运周、王良、徐彦刚、郭汝瑰、陈克非等就是这一期的学生。8月1日以后入校的规定列为第6期生。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军北伐，此时黄埔军校的校务工作由教育长方鼎英主持。黄埔军校1、2、3期毕业生人多编入北伐军各个部队随军北伐，第4期政治大队，第5期炮兵团、工兵营，军校宪兵营、无线电通讯大队等也随军参加北伐。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不久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也由广州迁移到武汉，并且决定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由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负责筹备。11月1日，武汉分校招生委员会正式成立，邓演达为主席，郭沫若、李一氓、董必武、李汉俊、包惠僧等14人为委员；12月8日，武汉分校录取全国各地男生986人，女生195人，统一编整为武汉分校第6期入伍生总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招收女生参加军事政治训练的军校，赵一曼、曾宪植、张瑞华、黄杰、谢冰莹（冰心）、胡筠、黄静汶等都是武汉分校6期学生；我军高级将领罗瑞卿、陈伯钧、郭天民、程子华、周文在、刘型、邓萍、周维炯、段玉林、张赤男等都是武汉分校6期学生：著名诗人臧克家也是武汉分校6期学生。
仅稍稍阅览此中的人名，就已知晓第一次国共合作下的黄埔军校到底有多神！上述人中包括与黄埔军校有关联的每一个人，无一不是当时国内精英，甚至可说这些人主导了其后几十年的中国也不为过。孟子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其时，黄埔军校的办学条件无比艰难，但成才率之高，其影响之深远，作用之巨大，名声之显赫，放眼全球，谁与争锋？就连美国的王牌军校——西点军校，与此时的黄埔相比，亦相去甚远。这算不算是全球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相信已无须多言，大家均无异议。
勿庸讳言，军事院校在高等教育领域是有其特殊性的。若从这个角度看，蔡元培治理下的北京大学更值得一说。
蔡元培作为中国伟大的教育家，或许可由胡适、陶行知的老师，美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实用主义学派创始人约翰？杜威说过的话可见一斑：“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根据专制时代和共和时代对教育的不同要求，从“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观点出发，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实施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推行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极力倡导教育独立思想。其时由于军阀混战，经济凋敝，北洋政府又不重视教育，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比例极低，如1920年前后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仅占1.2％左右。仅此有限的预算内经费还常被侵占挪用，也不能如数到位，导致教育经费奇绌，教育事业陷于难以为继的程度。蔡元培一贯视教育为救国的基本途径，推崇思想、学术自由，加之身为北京大学校长，对政府官僚掣肘、摧残教育有深切的感受，因此是教育独立的积极倡导和支持者，并从理论上加以引导。1922年3月，他在《新教育》上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阐明教育独立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成为教育独立思潮中的重要篇章。 他认为政党与教育的对立表现为：①教育要平衡发展人的个性和群性，政党则不然，它要造成一种特殊的群性，为本党服务，抹杀受教育者的个性。②教育是求远效的，着眼于未来，其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表现出来，所以讲“百年树人”。而政党是求近功的，往往只考虑眼前的利益。③在政党政治背景下，政权在各党派之间更迭，由政党掌管教育，必然会影响教育方针政策的稳定，影响教育的成效。所以他认为教育要超脱各派政党之外。为实现教育的真正独立，蔡元培设计了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教育独立于宗教的具体措施，其中关于教育行政独立的方案是：分全国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立大学一所，区内的高等专门教育，中、小学教育，社会教育，文化学术事宜均由该大学校组织办理。大学的事务，由大学教授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校长由教育委员会选举产生。各大学区大学的校长组成高等教育会议，处理各大学区间的事务。教育部只负责处理经高等教育会议议决而与中央政府发生关系的事务，及教育统计报告等，不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认可。这一设想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实施“大学区制”的框架基础。蔡元培的教育独立思想，以今日看仍极具时代意义。
1916年12日26日，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次年1月4日到校就任校长一职。在蔡元培接任校长之前，北大已有18年历史，可并没有培养出什么值得一说的人才。1898年戊戌变法残留的唯一果实就是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可是它培养的并不是革新的新士子，因其仍沿袭培养封建官僚的路子。那时官场习气在学生和教师中漫衍，学堂如衙门。即使到了民国初年，还是衙门气十足，几无学术气氛。不论是教师抑或学生脑子所想都是当官发财，不思学术，学风学纪一派颓废。世人说北大已成“官吏的养成所”。至于教学内容虽已不是科举时代的东西，然而也不是符合科学的课程，基本上沿习的还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封建正规学术，这在文科中反映尤为突出。冯友兰先生对此曾说，在1916年蔡元培先生来之前的北大是半封建社会在学术教育方面的反映。蔡元培主持北大，终使北大打破了半封建性质，走上了现代大学之路。对蔡元培的接受任命，其时不少人并不支持。他们认为北大声名狼藉，是个是非窝，进去了若整顿不了，反坏了自己名声。先后辞职的就有当时教育界名流如严复、马相伯、何锡侯、胡次珊等人。然蔡元培正是抱定整顿和改革北大的宗旨和决心，知难而进，正像他所表白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始终思考就是要把北大办成一个真正的大学，如自己在游历欧洲所见到的那样的大学——“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以学术研究为中心，上大学不是升官发财的阶梯：“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就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的方针。北大当时的文科乃守旧派最为集中之处，是北大革新的首道障碍，因此，整顿北大，首先是要整顿北大文科，“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1917年1月13日，在蔡元培出任校长的第九天，他就以“三顾茅庐”的精神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领袖人物陈独秀请至北大任文科学长。陈独秀来到北大，对北大革新的意义重大。其上任文科学长，不仅是催动了北大革新的锐气，而且带来了一份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刊物《新青年》。正是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后，以北大为依托，以《新青年》为阵地，鼓吹新思潮，聚集了北大的革新力量，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随后，在蔡元培的网罗下，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李大钊、鲁迅、高一涵、沈尹默、吴虞等新派人物云集北大，北大的师资阵容蔚为壮观。这批人不仅思想新，而且各有所专，学有所攻，均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弄潮儿。蔡元培引进具有新思想的人并不意味着排斥旧人，用他的话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因此，虽思想守旧，却旧学功底深厚的如黄侃、刘师培、辜鸿铭、黄节、崔适、陈汉章、屠寄等人也受到蔡的重视。文科中更多的是一大批学术建树颇丰的新老学者，如马叙伦、马裕藻、朱希祖、陈大齐、陈介石、陈垣、孟森、杜国庠、马衡、吴梅、章士钊、刘文典、陈寅恪、徐悲鸿、杨昌济、沈兼士、梁漱溟、马寅初、陶孟和、王宠惠；理科也是人才济济：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任鸿隽、李书华、温宗禹、王尚济、孙云铸、陈世璋、俞同奎、秦汾、王仁辅……这批人几乎无一不是国内学术界的顶尖人物。
对于延揽人才，蔡元培是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梁漱溟既没有出国留学镀金的经历，也无国内的大学文凭，但其钻研学问、富有创见的精神，使蔡元培感到是个人才。于是年仅24岁的梁漱溟成了北京大学的一名教师，而且聘的是讲师职称。当梁漱溟成为一代大师——新儒家的著名代表人物时，他总是强调是北京大学培育了他。与他同年的毛泽东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并旁听包括胡适在内的一些教授们的课。梁漱溟每去杨昌济府上访问时，借住在杨昌济老先生家中的毛泽东常为梁漱溟开门。多年后，毛泽东已成中共领袖，对前来延安访问的梁还提及此事，可惜梁竟无丝毫印象。
蔡元培极力倡导践行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这个方针下，北大的思想和学术呈现出缤纷万象、百家齐鸣的气象。史学方面，既有信古派的黄侃、陈汉章，也有疑古派的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陈独秀可以在讲坛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有人在课堂上大讲特讲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倡工读互助主义，有人宣传儒佛道。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提倡白话文，黄侃、刘师培、林损等则极力主张文言文。黄侃讥讽胡适应把名字叫做“往哪儿去”。而正是胡适、陈独秀当年提倡白话文，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从而为中共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那年头，胡适上课时总是西装革履，洋派十足；而辜鸿铭上课时则是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手持旱烟袋，有仆人为之点烟上水……各类学术团体也是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陈独秀、李大钊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1921年改名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胡适、马叙伦等组织哲学研究会，梁漱溟组织行知社，徐志摩组织阅书报社；其他如教育研究会、成美学会、进德学会、雄辩讲演会等竞相出现。当时办的刊物有校方的，如《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国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有教授私人办的，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刊》、《读书杂志》、《语丝周刊》、《现代评论》、《猛进》；也有学生办的，如《新潮》月刊。其中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最有名，影响很大。
那时北大老师开课，任凭学生自由选择，既出现过每逢胡适讲课时需改至大教室或礼堂，还座无虚席的现象，也有一门课仅有一名学生选修的场景。至于课堂教学中不同观点的交锋、指名道姓批评对方观点，也是家常便饭。胡适对钱穆的《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折合今古家法，十分佩服，遂常常在课堂上对学生们做义务宣传。但他对钱穆、冯友兰、顾颉刚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的争论，在课堂上也是不惜剀切陈辞地大肆抨击。可这并不影响学人之间的相互友谊。此种学术探讨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几十年后王昆仑回忆说：“蔡先生长北大时，主张百家争鸣，所以会有两教师唱对台戏的情况，这不仅充分体现了学术民主，而且能启发学生的思想，培养独立思考、探讨真理的兴趣与能力。我那时在文科学习，选修文字学。教文字学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钱玄同；一位是老派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上听钱老师的课，不料对面教室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地骂起钱玄同来了。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既听钱玄同的课，也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它生动地反映当时的北大，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兼容并包、百家争呜、学术民主的气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大终取得了令人骄羡的成绩。例如物理专业，由于一批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教授们殚精竭虑，北大预科的物理水平已与美国哈佛大学一年级水平相当，北大物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水平也处在美国学士与硕士之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此时的北大创办才仅仅20多年。
行文至此，相信已无须笔者多言，蔡元培治理下的北京大学，实无愧为全球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忆古抚今，中国这全球高等教育史上的“两大奇迹”，一文一武，一张一弛，光耀华夏，盛誉寰宇！若时下中国仍有此等大学，相信所有国人无不为之欢呼雀跃，无不心生向往之。诚然，“两大奇迹”的造就有其历史独特性，历史也永远不会简单重复。但斯人已逝，后人犹可追，“两大奇迹”的背后，在给予“中国人能否办好高等教育”以坚定回应的同时，也留给时下今人诸多反思借鉴之处。
大学者，国魂之所。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大学乃教育国本之终端，理应为国魂彰扬之所。第一次国共合作下的黄埔军校，秉承孙中山 “创造革命军队，挽救中国危亡”的宗旨，以“亲爱精诚”为校训，时时处处无不彰显弘扬“团结、卫国、爱民、牺牲、奉献”的黄埔精神。蔡元培治理下的北京大学，以“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为己任，全面提倡科学、民主和爱国思想，使北大成为名实相符的全国最高学府，更是成为新文化的策源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而这些，无一不是大学其跨越时代彰显国魂的应有之义。一座时处彰扬宏博深邃之国魂的大学，才能真正承载国家民族的希望。时下的中国大学，大都“躲进小楼成一统”，教授学者沽名钓誉，谄媚高唱所谓盛世欢歌，学术道德沉沦，职称评定“潜规则”盛行，学术造假频频，意淫般地炮制全世界最多的论文垃圾，科研成果少之又少，更是致使国家极其宝贵的科研经费被大肆浪费。时下谈老一辈专家学者那种“自强不息，志在报国”的国魂精神，无疑痴人说梦，多少人自己的灵魂已无处依归。
大学者，人本之所。人为万物灵长，无论在何时何地，人都应是最为重要的资源。以人为本，大学更应如此。第一次国共合作下的黄埔军校和蔡元培治理下的北京大学，办学条件皆极其艰难，却能在师资上囊括当时国内各界精英，其学生更是英才辈出，办学成就举世罕有。若按人才投入产出比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著名教育家陈鹤琴提出要教育学生“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的教育理念，“做世界人”要“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此乃大学人本理念和人文情怀的应有之义。今日国内大学均高楼林立、系科满目、师生众多，表面看恢宏不已，似乎桃李满天下。其表里呢？有多少大师？有多少拿得出手的学术和科研成就？又真正培养了多少国家栋梁之才？今日的中国大学，大家都在喊响亮口号，都在快速地奔跑，但都已偏离目标太远，甚至已忘了为何而出发。
大学者，自由之所。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造就“自由之意志，独立之人格”的民主社会建设者，崇尚有尊严的多样性、有理想的包容性和健康心态的批判性。第一次国共合作下的黄埔军校，虽然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办学宗旨，但在其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学生均可涉猎，由此才造就了大批横跨国共两党的优秀将才。蔡元培治理下的北京大学，更是倡导践行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造就了北大思想和学术缤纷万象、百家齐鸣的气象。而今日中国大学与学术界，教授变成叫兽，专家成了砖家，雷人已成常态，左右名派人等先后粉墨登场，彼此缺少基本的人格尊重，势不两立，势成死敌，谩骂、掐斗不已，方舟子与肖传国之流更是横刀相向，上演一出又一出的活闹剧。蔡元培先生倡导推行的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教育独立于宗教的教育独立思想，更是令今日“一潭死水”的大学为之兴叹，引无数人不胜唏嘘。
大学者，革新之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实为蛇蜕旧皮般，革故鼎新，才能重获新生，焕发生机。大学尤应如此。第一次国共合作下的黄埔军校，时有革新，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针，造就了黄埔的巅峰时期。蔡元培治理下的北京大学，不断革新，“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无畏追求真理”三项治校准则，造就了北大的巅峰时期。时下之中国大学，体制僵化，行政化、功利化、官僚化大行其道，一个政工干部都能为难死教授，革新之愿少有，革新之实质举措更是奢谈。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个革新探路者朱清时。100多年前的中日甲午海战前夕，日本明治维新功臣、“佐贺七贤”之一的副岛种臣说：“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其言精准锐利、一语中的，时隔100多年依然如是。时下中国，国内分配不公、腐败丛生、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贫富分化，发展走入困境；国外备受压制，美帝分化肢解中国之心切切，周遭敌人环伺，叫嚣挑衅不断，战争阴云时隐时现，实已危机四伏。中国已成一艘高速跑偏的航船，全体国人要么同舟共济，齐力纠偏，方可平稳续航，如“诺亚方舟”；要么同根相煎，麻木不仁，最终一同沉沦，如“泰坦尼克”。黑格尔说：一个民族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然窥一斑知全豹，大学本是一国思想最为活跃、最有前途的机构，若大学对此仍是昏庸不仁、未能警醒，那国家、民族、国人又何从警醒？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民族，这从30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已得到生动体现。笔者真心希冀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会有“病树前头万木春，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一天，而这唯望全体国人认真反思借鉴中国这全球高等教育史上的“两大奇迹”，审慎之，笃行之，真正将大学打造成国魂之所、人本之所、自由之所、革新之所，重塑国家民族的希望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