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请求法庭花一点时间，关注若干证据……辩方律师说，中国和日本之间没有战争，因为日本从来没有向中国宣战，当然这是一个关于战争的正确定义的问题。但是，自从1931年9月18日起，日本就在中国采取了军事行动，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我认为，这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1946年5月14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发表如上辩论讲话。
这段录像资料是向哲濬的儿子向隆万远赴美国录制的。黑白影像资料中，向哲濬一身西服，英文流利，从容淡定。对于现年73岁的向隆万来说，他是在“打捞”东京审判的史料的十年间才逐渐了解父亲当时的所思所想的。
沉默的父亲
有着4排形按键的“雷明顿”牌的古董机械式英文打字机，装在一个小箱子中，机身黑色，微微泛黄。
在向隆万的记忆里，在他5岁左右，父亲向哲濬常常在这架“雷明顿”牌打字机前一坐就是半天，敲出一页又一页的英文资料。
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在儿时的向隆万的印象中，那段时间，父亲向哲濬总是行程忙碌，有时父亲晚上会通宵打字赶文件，有时次日一早就赶往南京或东京，极少在上海的家中停留。
他记得的是，在东京审判期间，有一次父亲回国取证后，启程前往东京时，母亲带着他和姐姐去龙华机场送行。另外就是1946年，那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约瑟夫·季南来上海，14岁的哥哥坐在季南的膝盖上吃饭，那是多年后哥哥跟他提及的片段。
这些遗珠，散落于向隆万的记忆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并不清楚父亲与东京审判之间的关联。
而今，这位神情和悦的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退休教授随身携带的包包里，有各种各样与东京审判有关的资料，一些文字、影像和图片资料已经被处理成电子版。十年间，向隆万数次远赴美国或托友人从台湾、日本等地去“打捞”有关东京审判的史料，他不仅对这段历史信手拈来，也在史料中重新认识了父亲向哲濬。
向哲濬(曾用简化字向哲浚，字明思)，湖南省宁乡县双江口人，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归国后曾任北京、法政、北京交大等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结束后，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2006年，电影《东京审判》上映，向哲濬一角由香港演员曾江饰演。但令向隆万和其他东京审判的亲历者及后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史料不足，拍摄匆忙，片中不乏情节与实情不符之处。
当时的一个境况是，随着时间推移，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 11 位盟国法官都已辞世：1973年，曾担任东京审判法官的梅汝璈辞世;1987年，向隆万的父亲向哲濬也因病去世;2003年，曾任中国检察官顾问组组长的倪征日奥亦离世……向隆万隐隐有个担心，“再不抢救，这段历史就这样断掉了。”
向隆万那时才发现，父亲向哲濬在生前也极少提及这段经历。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曾两度萌生撰写东京审判回忆录的念头，第一次是在1956年，次年“反右”开始;第二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不久后“文革”开始，两次均受限于时局，“他选择了基本不说”，向隆万回忆。
而在父亲向哲濬病逝后，年届八十的母亲周芳在旧日历纸的背面写下了对父亲的回忆录，即《良师爱侣忆明思》，母亲周芳系出名门，其父周震鳞为老同盟会会员，是孙中山、黄兴“辛亥革命”的战友。向哲濬和周芳结婚时的证婚人是程潜先生，介绍人为章士钊先生。“在母亲好几十页的回忆录里，关于东京审判的只有几页。可能他那时候觉得跟夫人讲了也没什么用，而跟子女讲，他们就更不懂了。到后来，他就更不讲了。”2014年8月，上海入秋的一天，向隆万教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起，每逢抗战胜利纪念日，向隆万都会面临有关东京审判这段历史的问询，但当时的他无法交出答卷。在2005年9月，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重要讲话中对东京审判高度评价。通过这次讲话，向隆万意识到，一些细微的变化已经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