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四大名著命名的奥秘（上）
文/李煜晖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不先把名目搞清楚，后面的事情就不好谈了。对四大名著来说，也是这样。
首先，不论古今中外，长篇小说的名字都非常重要，它对全书有一种提纲挈领的作用。要么能概括全书的核心事件和内容，比如《儒林外史》，一看就知道，写的是古代读书人故事；《东周列国志》，一看就知道写的是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的故事。要么能表达小说的主题，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余华的《活着》、路遥的《人生》等等。要么突出主人公，用主人公的名字来命名，比如《简爱》《安娜卡列尼娜》。要么富有象征意义，巧妙地用一个意象，暗示小说的主题和作者的思想，比如矛盾的《子夜》、钱钟书的《围城》等等。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它们的书名中包含着怎样的奥秘呢？
第二，所谓“四大名著”，是一个简称，说全了应该叫做“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这是一个联合称谓，就好像莎士比亚的四大喜剧、四大悲剧一样，不是作者自己加封的，是读者对文学作品进行的归类和评价的结果。那么，为什么是四大名著，而不是三大名著、五大名著呢？为什么“四大名著”是这四本书而不是别的四本书呢？因为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平常，所以大家经常忽略，其实仔细研究起来非常有意思。
1究竟是谁的“西游记”？
在四大名著里面，《西游记》是用核心事件来命名的。唐朝初年，长安城大慈恩寺里有一位年轻的僧人，俗名陈祎，法名“玄奘”。他十三岁就出家，勤奋好学，精通佛法，被人尊称为“三藏法师”，三藏就是佛教经典的总称。由于有些佛经译文不完善，义理混淆，有了疑难也没人解答。于是他发下宏愿，要到佛教的发源地天竺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去求取真经，普渡世人。后面的事情大家都比较熟悉，玄奘法师一个人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途经高昌、碎叶等一百多个城邦和地区，历尽种种磨难，包括强盗打劫、缺水断粮、自然灾害、爬雪山、过沙漠等等，走了几万里路，终于到达天竺。他在那里研习佛法，开坛讲经，名震西域。
在贞观十九年（公园645年），玄奘带着600多部佛经返回长安，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接见，并在政府支持下开展了佛经的翻译和整理工作，还受命写了一本书来记叙他往来路上的经历和见闻，书名就叫做《大唐西域记》。因为玄奘取经这件事影响太大了，后来人们据此编出了很多传说，把克服行程中的困难演化为降妖除魔，以此来表现大德高僧的法力无边。《西游记》就是根据玄奘去天竺取经的历史事实和民间传说加工、整理、创作而来的。因为玄奘是从长安出发的，西域在长安西边，所以书名叫做《西游记》，“西”是状语，“向西”的意思，“游”就是“行”“走”，“西游记”就是“记录西行取经的故事”。这没什么好说的。问题在于，这句话的主语被偷换了，也就是故事的主人公被偷换了。
历史上，立志取经的人是玄奘，克服困难的人是玄奘，扬名立万的是玄奘，载誉归来的还是玄奘。也就是说“西游记”是玄奘的“西游记”。小说“西游记”却写成了孙悟空的“西游记”:前七回压根没玄奘的事儿，反而大写特写美猴王拜师学艺、威震八方、大闹天宫，直到第八回才提到“观音奉旨上长安”，跟“取经”沾上边。第十二回玄奘才露面，结果一出长安，就差点被老虎吃了。第十四立刻在五行山下收悟空为徒，孙悟空从此就把玄奘的“戏”给抢了，从此一路降妖伏魔出尽风头。吴承恩的《西游记》，孙悟空一路露脸，唐玄奘一路现眼。这是为什么呢？
应该说，《西游记》偷换了主人公，把降妖除魔、克服险阻的任务交给了孙悟空，是整本书最成功的地方。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作家把取经的主体、降妖除魔的任务都交给玄奘，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一位大德高僧，白白净净的，还法力无边，领着几个徒弟，谁都没他强，这一路上舞刀弄棒打打杀杀，这像话吗？这不是“西游记”，这是“精武门”啊！
所以小说里的唐僧必须是“无能”的，这种无能是武力上的无能，斗争上的无能，但是要保留他精神领袖的地位，用他的虔诚信仰、百死不悔的决心，带领这个团队往前走。这样既保护了大德高僧那种儒雅斯文的形象，又给他的徒弟们，尤其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孙悟空发挥本领的空间大了，作者的写作空间也就大了。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可以十万八千里，但是唐僧不行啊，所以他必须跟着师父走路，这一走就要跟想吃唐僧肉的各路妖魔做斗争，一斗争，外部矛盾就有了。
孙悟空火眼金睛，嫉恶如仇，唐僧肉眼凡胎，还心慈面软，孙悟空认出妖怪了不能痛快淋漓地打，一打就挨骂，猪八戒没事还煽风点火，这一下内部矛盾就出来了。唐僧冤枉孙悟空，站在唐僧的立场上没错，那是僧人的慈悲心啊。孙悟空打妖怪更没错，那是他保驾护航的分内事啊！这下子矛盾的复杂性就出来了。小说为什么好看啊，就是因为有矛盾，矛盾为什么吸引人呢？就是因为它复杂，考验了主人公，拷问了人性。
结果倒霉的孙悟空，前面打妖怪，后面受责怪，脑袋上带着紧箍咒，天庭上一堆关系网，加上天生一副急脾气，这不是把人往死里整吗？可就是在这样一种外忧内困、“外焦里嫩”的处境下，孙悟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打！去你的婆婆妈妈，去你的来头大，只要你敢害人，老子就要打，打你个元神出窍，打你个屁滚尿流，打你个心服口服。于是，一个真正勇敢无畏、令人同情、更令人敬佩的英雄就这样在读者心目中树立起来了。
所以说，吴承恩真正的用意，不是要依据历史写一本“高僧传”，而是借高僧取经的故事，塑造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神通广大、敢于斗争、乐于斗争、斗而必胜的神话英雄。用今天的话来形容，这叫借壳上市，借鸡生蛋。这鸡借的好，生出一个金蛋来，给一贯善于隐忍、善于协调、淡化斗争、排斥进取的传统文化，增添了一抹鲜活的亮色，增加了一个另类的英雄。
2“三国”从哪里开始“演义”？
和《西游记》一样，《三国演义》也是用核心内容来命名的，而且没偷换主语。三国就是魏、蜀、吴，到哪儿也变不了。不同的是，《三国演义》是有全称的，叫做《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是西晋史学家陈寿写的一本史书，这个书名告诉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三国演义》是从陈寿的史书里面“演义”而来的。
什么叫“演义”呢？《辞海》的解释是：敷陈义理而加以引申。翻译过来就是：依据正史，结合野史和民间故事，加工创作出来的小说。《封神演义》《隋唐演义》，都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不等于说《三国演义》这个书名就没有可推敲的地方。我们翻开历史可以发现，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称帝，建立魏国；公元221年，在成都称帝建立了蜀汉。吴国的国力弱一点，再加上杀了关羽、夺了荆州，害怕刘备报复，一直憋着不敢称帝。直到公元229年，孙权才正式称帝，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这时候三个国家的皇帝分别是谁呢？孙权、刘禅，还有曹丕的长子曹叡。曹操死了、刘备死了，甚至连曹操的儿子曹丕都死了。大家熟悉的人物里面就剩一个孙权了，三国才正式出现。
照理说，三国演义，应该是三个国家都出现，再开始演义。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当三个国家都出现的时候，总共一百二十回的书已经写到一百多回，接近尾声了。《三国演义》硬是把故事往前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从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写起，而且把重点也放在这半个世纪的诸侯兼并、群雄并起上，这种写法合理吗？
答案是非常合理。有两个理由，第一是合乎事实。称不称帝，这只是个名义，实际上谁说了算更加重要。拿曹操来说，因为他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东征西讨，在名义上大战上风，但是他自己就不能称帝了，不然那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但是话又说回来，曹操当不当皇帝有区别吗？官渡之战后，北方的实际统治者不就是他曹孟德吗？没有曹操哪来的曹魏？没有曹操，哪来的三国？所以就算曹操到死都没当过一天皇帝，他还是历史上和小说里的主人公，因为实力摆在那。
第二条，我想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说。《三国演义》重点写三国“形成期”的演义，而没有重点写三国“既成期”的演义，这样更符合美学的原则。什么是美？美在于欣赏过程，而不在于获得结果。我曾经跟一个小朋友一起听袁阔成老师讲的三国演义，正好讲到“智激周瑜”。小朋友特入迷，急不可待地问我，周瑜后来怎么啦？我说“死了”！又问，那诸葛亮呢？我说“死了”！那曹操呢？我说“也死了”。小孩不高兴了，就问我：怎么都死啦？我说，不管是英雄也好，老百姓也好，结果都是一样的，你说对不对？所以你别问后来怎样，后来都一样！他们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他们活着的时候经历过这么多的故事，故事就在评书里，你还不赶紧听？小孩从此就不问我了。
你欣赏一朵花，一定要从含苞待放时起，盛开了，也就离凋谢不远。你谈个恋爱，最动人的是那种“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过程。要是上来就直奔主题，跑到大庭广众去相亲，说年龄、摆财产、比收入、看长相，跟买萝卜白菜似的，过程之美就没了，至少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标准。
《老子》有一句话：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急于求成、注重结果的事物，生命力都长不了。所以思想低幼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样，特别关心结果；审美品味高的人，特别在意过程，在意那白手起家的经历，在意那披荆斩棘的奋斗，在意那殚精竭虑的坚持。您不觉得桃园三结义时踌躇满志的刘备、三英战吕布时意气风发的刘备，还有那三国茅庐时礼贤下士的刘备，比当了皇帝一意孤行、摔了诸葛亮表章、非伐吴不可的、刚愎自用的刘备更可爱吗？如果您这么觉得，说明罗贯中这么写就对了。
3“水浒”到底是什么意思？
《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应该晚于《三国演义》，早于《西游记》。但是因为《水浒传》的书名比前两本都复杂，所以我们放在后面讲。放眼四大名著的书名，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只有一个生僻字，那就是水浒的“浒”字。“浒”是个多音字，念hǔ的时候，是“水边”的意思。念xǔ的时候，多用在地名，比如今天的江苏，还有“浒墅”（吴县附近）“浒浦”（常熟附近）这些地名，这时候你念成hǔ，反而念错了。
照这个意思来看，《水浒传》的字面意思就应该是“水边的故事”。这么解释行不行？当然行。因为梁山好汉的根据地就是水泊梁山。《水浒传》里有五十八回叫做《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讲的就是各路英雄最终聚义到水泊梁上的故事。“水泊”在哪儿呢？在今天的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梁山县有一座名山叫做梁山，梁山在黄河下游，汶水、济水这两条河都流经此处，形成了一个庞大水系，在宋朝的时候水面纵横八百里，人称“水泊”“小洞庭”。
当然，今天都没有了，只剩下东平湖，也叫“蓼儿洼”，算是“水泊梁山”的遗址。所以说，如果仅仅把“水浒”解释成“水泊的故事”或者“水边的故事”，就意味着这本书是拿英雄好汉的活动地点来命名的，有点道理，但是很不令人满意。要按照这个逻辑，《西游记》讲的是路上的故事，是不是应该叫“路边传”呢？再说，跟《三国演义》一样，《水浒传》里面许多精彩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上梁山以前，好多英雄好汉主要活动的地点也不在水泊梁山，说它是“水泊的故事”，是不是有点以偏概全呢？
因为不满意，所以很多人开始对“水浒”这个词进行考证，有没有什么来历？有没有什么象征意味呢？这一考证，麻烦就来了，因为中国人实在是太有文化了。《诗经·大雅·緜》里面有这么几句诗歌：“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这里的“古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名叫姬亶。当年为了躲避戎狄的侵袭，他带领部落从邠（bīn）地（今陕西省旬邑县）出发，向西迁居，来到了岐山脚下的“周原”定居。这十六个字，讲的就是这段历史。
有一个民间传说，说施耐庵写完《水浒传》之后，拿给他学生罗贯中看，当时书名叫做《江湖豪客传》。罗贯中看完就说，这个书名不好，咱们不如改为《水浒传》吧！施耐庵有文化啊，一听就心领神会，连连称赞，立马同意改名。
这个故事可信度极低，而且也没交代清楚这么改好处在哪里。但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的思路。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水浒传》是一本很讲究文法的小说，《江湖豪客传》固然准确，但是太直露了，不够含蓄。“水浒”两个字有出处、有文化气息，而且典故用的特别含蓄、准确。第一，古公亶父是为了躲避少数民族的侵犯，说白了是为了避难、求生才搬家的，梁山好汉大多是是因为没出路、没活路才上山的，逼上梁山嘛！从人物的遭遇和动机上，两者有相似的地方。
第二，古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是周武王的曾祖，周武王干了一件大事，牧野鹰扬，武王伐纣，说白了就是造了昏庸无道的商纣王的反。虽然这个反不是亶父亲自造的，但是他搬到富庶的周原地区，为子孙的强大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所以，水浒两个字里隐含一种“造反”的意味，酝酿着一种揭竿而起的先兆。这样一来跟《水浒传》的主题又是暗合的。所以，“水浒”二字，既契合人物的遭遇和动机，还能暗示小说的主题，当然就比什么《江湖豪客传》好多了。
有人说，你解释的有点牵强吧？那您是没听过更牵强的。我最佩服的一位文学鉴赏家，清朝的金圣叹是这么解释的：“水浒”就是“水边”的意思，“王土之滨”（就是国家领土的边缘）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通俗点说就是，“水浒”指的是远得不能再远的地方。施耐庵把宋江这帮人杀人放火、举旗造反的人，放到这样遥远的地方，代表了一种厌恶、一种放逐，是为了教诲天下人共击之、共弃之。
出于这种对正统的“忠君”思想的狂热，金老干了三件事：一是痛骂那些把《水浒传》改名为《忠义水浒传》的人，认为他们缺心眼，“忠义”怎么能在水浒呢？这不是乱了规矩吗？二是竭力贬损宋江，用各种办法把宋江批评地体无完肤，甚至不惜改动原文，来捏造宋江的黑材料。三是大刀阔斧把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删掉五十回，留下七十回，还补写了一回“梁山泊英雄惊恶梦”，卢俊义在梦里看见包括他自己的一百单八将被嵇康一齐斩首。改罢，金老自己夸自己这段：真正是太平文字！您看，跟金圣叹他老人家比，是不是我更靠谱些？
作者介绍：
李煜晖，高级教师，西城区先进教育工作者，语文学科带头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与领导方向博士研究生。现为北京师大二附中教学副主任，文科人才培养项目负责人，文科实验班教师，中国教育学会“十二五”国家重点课题“普通高中文科实验班课程改革”课题组长。
主持说
文/何杰
本期“国学师说”的题目应该是“李小白（小李白？）‘活’说四大名著”。不是戏说，不是别说，不是他说，而是“活”说。
“活”是“活泼”之意。李小白有那么多粉丝，其上课 “活”是重要原因；随口一句就是段子，张口一来就是包袱。就说这篇吧，一会儿和小孩儿说后来人都死了，一会儿让孙悟空借壳上市，话是活泼的话，但理却是深刻的理，你听完以后一下子就明白了作者为什么这么写，这就叫深入浅出。
所以，活泼是表象，浅出是结果，关键要有深入。正如朱子所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深厚底蕴，恐怕也说不出这么活泼的话。《水浒传》和姬亶挂上了钩，还教了你“浒”字的两种读法，更不必说探讨命名之学时需要用的文艺理论知识，各种信息都集中在这篇文章中，会让你大呼过瘾。
这篇文章是“上”，一周之后应该还有“下”。先做个剧透，“红楼梦”和“石头记”，你说李小白会喜欢哪个？
【栏目主持】何杰老师，北京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员。
特别鸣谢： 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敦和基金会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