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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爱情：盘点近代文人们的
“北京爱情故事”
2013年03月10日 07:30:00 | 责任编辑: 刘丹 | 来源：发展论坛 |
(转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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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幸福的“包办爱情”：胡适和江冬秀
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竟娶了个乡村小脚夫人，不能说不是一件奇闻。因此，“胡适的小脚夫人”，成了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江冬秀（1890—1975）安徽省旌德县人，著名现代学者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是安徽旌德县江村名门之后。江家与胡适家原有亲戚关系，1904年，胡适随母到中屯外婆家，刚好江冬秀之母吕贤英也在那里作客，暗中相中眉清目秀的胡适，便托江冬秀的塾师胡祥鉴做红娘，经胡母排“八字”认定二人命中无冲后，一对13、14岁少男少女便算完成了订婚手续。
作为包办婚姻中的新娘，江冬秀，一个裹着小脚的女人，与胡适想象中的婚姻相差甚远。他也抗拒过，不过胡适与鲁迅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抗争到底，而是很快妥协了，接受了母亲的安排。
既然胡适是为了讨母亲的欢心勉强接纳了江冬秀，那江冬秀怎么能在家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胡适不是没有自己的爱情追求，他爱的第一个女人叫曹诚英，至今胡适旧居里还有他们的照片和书信。曹诚英当时在某女子师范大学就读，后来也成为文化精英式的人物。胡适结婚的时候，她给江冬秀做伴娘，一见钟情地爱上初为人夫的胡适。在后来多次的文化探讨中，他们的感情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这让江冬秀逮到了风声，她一把剪刀摔向胡适，又拉开门，让街坊邻居们都进来评理。胡适很爱面子，哪经得住丑事外扬，赶紧连连告饶息事宁人。
胡适是一代学术领袖，经常有崇拜他的知识女性登门拜访，这惹得江氏醋意大发。胡适的弱点被聪明的江冬秀摸得一清二楚：胡适爱名，爱面子，爱保持他那作为国人导师的圣人形象。所以，一发现胡适的婚外恋情，江氏就要拉着胡适到大街上找街坊邻居们评理，这招屡试不爽，吓得胡适噤若寒蝉。
蒋介石曾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其实这不过是对胡适惧内的调侃。胡适每次和太太照相时，总是让太太坐着他站着，还颇为得意。胡适有个癖好就是收集全世界怕老婆的故事。当他发现当时只有德国、日本和苏联没有怕老婆的故事时，就下推断说有怕老婆故事的是民主国家，没有的是专制独裁国家。
胡适经常讲一个怕老婆的玩笑，他说：“太太年轻时是活菩萨，怎好不怕！中年时是九子魔母，怎能不怕；老了是母夜叉，怎敢不怕！”胡适当年任北大校长时，曾对学生说：“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德国文学极少有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将来必能民主。”他还提出了著名的“新三从四德”，即：新三从：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新四得：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最志同道合的爱情：林徽因与梁思成
林徽因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作家，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同时也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她原名徽音，1904年6月10日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官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林长民早年留学日本，是新派人物 。1916年入北京培华女子中学，1920年4－9月随父林长民赴欧洲游历伦敦、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柏林、布鲁塞尔等地，同年人伦敦圣玛利女校学习。1921年回国复人培华女中读书。1923年参加新月社活动。1924年留学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课程，1927年毕业，获美术学士学位。同年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G．P．帕克教授工作室学习舞台美术设计。1928，在加拿大渥太华与梁思成结婚，婚后去欧洲考察建筑，同年8月回国。
林徽因在美术方面曾做过三件大事：第一是参与国徽设计，第二是改造传统景泰蓝，第三是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 在文学方面，她一生著述甚多，主要有《你是人间四月天》、《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笑》、《清原》、《一天》等诗篇几十首；小说《九十九度中》、散文《窗子以外》、《一片阳光》等。
梁思成，梁启超之子，建筑大师，中国古建筑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 是解放后致力于保护古建筑的旗帜性人物。他和林徽因一起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是新中国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顾问。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建筑师。
上个世纪20年代，梁思成和林徽因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系和美术系。面对西方世界完备的建筑史体系，他们萌生了从无到有创建中国建筑史体系的梦想。之后，在兵荒马乱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开始踏上漫漫的寻找分散在中国各地的古代建筑的征程。寻找、拍摄、测量、绘制……。第一次对中国古建筑做出系统研究，向世界撩开中国古建的神秘面纱。
他们在文学、美术、教育等领域的才华，吸引着一大批各领域的杰出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周围……这些"中西合璧"的知识分子在各自研究领域耀眼地绽放光芒，在２０世纪30年代初期尽情地享受着他们短暂的生命欢歌……
这段爱情婚姻，因林徽因这个才华横溢的美貌女人而被人铭记，更因为这个婚姻外有着痴迷的等待者而被人言说不断。其实林长民把林徽因嫁给梁思成就是看中了他的踏踏实实，浪漫的人更渴望一个安稳的家。
林徽因一生中遇到的男人各个都不是凡夫俗子，而且都和这位大才女有着某种程度的志同道合。她和徐志摩分享的是诗意，和金岳霖交流的是学术，和梁思成一生的话题，是谈不完的建筑艺术。纵使外界对于林徽因有多少种解读，她临终前交待刻在她墓碑上的，是建筑学家林徽因。当梁思成问林徽因“为什么是我”时，林徽因俏皮地回答：“我会用一生来回答，你准备好了吗？”
最具浪漫色彩的爱情：冰心和吴文藻
冰心与吴文藻，一位是蜚声文坛的才女，以她优美而温馨的《寄小读者》滋养了几代小读者的心灵；一位是享誉学界的巨子，以他渊博的学识和毕生执著建构了中国化社会学体系。这对学者爱侣，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们携手扶掖，互慰互勉，相濡以沫，无论是花好月圆，抑或是荆棘遍地，他们生死相依，两颗心充分地享受着琴瑟和鸣之音，共同守望着忠贞而精诚的爱情。
从初识于茫茫大海，到相知于求学之旅：从未名湖畔的波光塔影，到默庐的丽水蓝天；从国破山河碎的心疮，到风雨如磐的黯然，他始终默默地陪伴着她，而她也用她的爱温暖着他，抚慰着他。
五十六年，鸾凤和鸣，风雨同舟，共谱出一曲华美优雅的爱情欢歌；
五十六年，不离不弃，患难与共，成就了他们的一世情缘。
一、无限之中的偶遇
1923年8月17日，随著一声汽笛的长鸣， 从上海启程开往美国西岸西雅图的"约克逊号"邮轮，徐徐驶出了黄浦江。邮轮上的头等舱位都被中国留学生占满了，其中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有一百多名，其余的为燕京大学的留学生。恰为同学少年，看着滔滔江水西去，每一张年轻的脸上都写着兴奋，这其中就有23岁的冰心，因为怀有一颗善感的心，又因为第一次背井离乡，她的脸上写着淡淡的清愁。不由让人想起她的一首新诗《纸船——寄母亲》，诗中写道：我从不肯妄弃了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迭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有的被海浪打湿，沾在船头上。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叠着， 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母亲， 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 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万水千山， 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这时的冰心已相继出版了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在文坛上小有名字，自视清高。但是缘分的事儿从来都是无限之中的偶遇。
1923年8月18日，第一天上邮轮的新鲜劲已经过了，冰心突然想起一件同学吴搂梅所托之事来。“她写信让我在这次船上找她的弟弟、清华学生——吴卓。我到船上的第二天，就请我的同学许地山去找吴卓，结果他把吴文藻带来了。问起名字才知道找错了人！那时我们几个燕大的同学正在丢沙袋的游戏，就也请他加入。以后就倚在船栏上看海闲谈。我问他到美国想学什么？他说想学社会学。他也问我，我说我自然想学文学，想选修一些英国十九世纪诗人的功课。他就列举几本著名的英美评论家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问我看过没有？我却都没有看过。他说：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他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这次在船上，经过介绍而认识的朋友，一般都是客气地说：久仰、久仰，像他这样首次见面，就肯这样坦率地进言，使我悚然地把他作为我的第一个诤友、畏友！”
冰心听了这些话，觉得心里七上八下的，极其不平静。可能真的是忠言逆耳，当时，她就深刻地记住了“？?吴文藻”这个名字。只是这个名字带“文”的男生，对文艺并没有多大兴趣。吴文藻十六岁时考入清华大学，这次留学美国，是要到新罕布希尔州的达特默思学院攻读社会学。跟其他清华的留学生比，他话不多，更显沉稳。
一直以来，品貌双全的冰心身边从不缺追求者，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冰心就以“静如止水，穆若秋风”而惹人驻足。两个星期的游轮生活也不例外，在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大学，冰心一下子收到很多的来信，信的内容像经过集体商议似的，除了表示好感希望多交往，就是说在船上认识你非常荣幸云云。但这个时候，惟独有一个人没给她写信，这个人就是吴文藻。他只礼貌性地写了张明信片给冰心，冰心面对着一大堆热情的信件和一张简短的明信片，当即觉得？吴文藻这个人真特别。而冰心也是个喜欢反其道而行的人，所以，当时给她写信的人她都用了明信片回复，偏偏只有这个写明信片的人，她写了一封信给他。
接到冰心的第一封信，吴文藻有些意外，但是异国他乡有信读真是亲切。其实，他对冰心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只是严谨求学的态度，让他初相遇就在船上跟冰心说了那些不合时宜的话。吴文藻是个酷爱读书的人，可能为了扭转些什么，他当即给冰心买了几本文学书，然后寄到了波士顿，作为对冰心第一封信的回应。以书传情，冰心欣然接受了。
之后，吴文藻给自己买书的时候，就会有针对性地给冰心买几本。而且，他每次都会在自己认为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划出来，并在给冰心的信中提醒她应该注意这些有标注的地方。而这些用红笔标出来的基本上都是爱情的句子，所以吴文藻实际上是通过寄书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冰心别样的爱。于是，两个看似性格迥异的年轻人有了共同的心灵共鸣。
二、爱在右，同情在左
波士顿与新罕布希尔州相隔很远， 大概要乘七八个小时的火车，两人少有见面的机会，只是常有书信往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冰心肺气枝扩大病复发，住进了沙穰疗养院。异国他乡，病有多痛冰心的情绪就有多低落。虽然期间威尔斯利大学的老师和中美同学以及在波士顿的男同学们都常来看她，冰心还是觉得无以安慰
或许真的该相信冥冥中有心灵感应，那年的圣诞节，吴文藻想趁放年假的机会好好游览一下纽约，当他路过波士顿时停留了下来，本想和冰心有个喜悦的重逢，可是却意外地听到了她生病住院的消息， 不容多想，他与顾一樵等几位朋友专程赶到了疗养院。病床上的冰心看上去花容黯淡，和邮轮上那个俏丽的女子截然不同。病从心生，吴文藻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跟她专门讲了要跟医生配合，要按时吃药什么的话，这样的话换了别人说，冰心大概会觉得平常，但是吴文藻不是在波士顿，而是路过波士顿专程来看她说的这番话，这就有了意味深长的味道。从某种角度说，冰心是从心底开始一点点喜欢并接受这个男人了。
经过半年的疗养， 在吴文藻的安慰和鼓励下，冰心终于在第二年的夏天病愈出院，又回到了令她朝思暮想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爱的力量无疑估量，生病期间，冰心不仅没有耽误学业，还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寄小读者?十九》中，她写道：“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是的，从今以后，她愿意在他的爱里随时如花绽放。
1925年， 以梁实秋为首的中国的留学生决定在波士顿公演一部中国戏剧《琵琶记》，并邀请冰心出演一个角色。冰心在激动之余，最想把这个消息和吴文藻一起分享，所以随信寄了张演出入场券。此时，他们已经书来信往了一年多，吴文藻欣赏冰心的清雅，冰心喜欢他的博学，但是谁也没有明确捅破这进一步的关系。冰心是出于女儿家的羞涩不能主动挑明，吴文藻则担心自己的清贫不能给对方以幸福保障。所以，接到冰心这样的信函，吴文藻先是迟疑了一番，最后才决定以学业忙为由推辞了。
3月28日，《琵琶记》在波士顿美术剧院公演了，尽管吴文藻已经明确表示不能前来观看，但冰心还是希望有奇迹发生，希望吴文藻能像自己生病的时候那样，突然意外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舞台之上，她数次向台下张望寻找，当绝望要逼出眼泪之时，冰心在看台里发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说不来还是来了，说到底是不忍伤她的心，冰心的惊喜无言以喻。
三、死生契阔，与子成悦
“爱情，这不是一颗心去敲打另一颗心，而是两颗心共同撞击的火花。” 冰心与吴文藻有相遇相知的缘，却不懂得怎样去把握，延续这段缘，他们缺少的是相守。机会是为有情人而准备的，这一年的暑假，一次意外的相遇，让他们的爱之繁花瞬间如火如荼。
当时，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规定，学生除了掌握本国的语言外，还必须掌握两门外语才能毕业，冰心选修了法语。于是1925年的夏天，在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暑假学校法语补习班上，冰心看见了同样在选修法语的吴文藻。四目相对，会心微笑，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是你的躲也躲不过”吧。
夏天的绮色佳是一个桃红柳绿的世界，最适合生长蓬蓬勃勃的爱情。这一次，吴文藻和冰心再也不想错过了。在风景如画的刻尤佳湖上，一天，他们又像往常一样荡开了双桨，静静地漂在水中，但吴文藻再也无心流连这湖光山色，他欲言又止，反覆数次，最终鼓起勇气，郑重地对冰心说："我们可不可以最亲密生活在一起。做你的终身伴侣，是我最大的心愿，当然，你不一定立即回答，请你考虑一下"。
这就是想象中的求爱吗？冰心只觉得自己的心从未有过的快，脸成了一朵红烧云。但是这个男人真的是好，人品好，才学好，放弃了，还到哪里去托付终生？这样思来想去一整晚，第二天，冰心坦诚跟吴文藻说："我自己没有意见，但我不能最后决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才能最后定下来"。面对冰心认真谨慎的态度，吴文藻表示理解。
如期收获了爱情的红玫瑰，冰心写下了她生平难得一见的爱情诗：躲开相思/披上裘儿/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小径里明月相窥/枯枝/在雪地上/又纵横地写遍了相思。
1926年的7月，冰心顺利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并接受了司徒雷登的邀请，决定回国，到燕京大学任教。吴文藻则决定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冰心回国前，吴文藻特地赶到波士顿，交给冰心一封长信这是吴文藻的正式求婚信，但却不是给冰心的，而是请冰心带回中国，呈报给冰心的父母，请求得到谢葆璋夫妇的应允。
在这封求婚信中，吴文藻先是深情写道 ：“爱了一个人，即永久不改变。令爱是一位新思想与旧道德兼备的完人。我自知德薄能鲜，原不该钟情于令爱。可是爱美是人之常情。我心眼的视线，早已被她的人格的美所吸引。我激发的心灵，早已向她的精神的美求寄托……我由佩服而恋慕，由恋慕而挚爱，由挚爱而求婚，这其间却是满蕴着真诚。” 字里行间的真情实意，已让人动容。这还不算，接着，他又向两位老人郑重发愿写道：“我誓愿为她努力向上，牺牲一切，而后始敢将不才的我，贡献于二位长者之前，恳乞您们的垂纳！”怎么看，这都是一封严肃认真措辞严谨的求婚书，两位开明的老人读到了吴文藻的真诚和朴实，欣然同意了两人的婚事。
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吴文藻在燕京大学的临湖轩举行了西式婚礼，主婚人是身着黑色长袍的校长司徒雷登。那一天，柔情荡漾的未名湖畔，新郎吴文藻身着深色西装，戴同色系玳瑁圆眼镜，温文尔雅又不失英挺帅气，被花童和伴娘拥在中间的新娘冰心则是一袭白色的曵地婚纱，头戴花冠，手执娇艳的玫瑰花束，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幸福笑意偎依在吴文藻身边。到场嘉宾无不赞他们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这一年，冰心29岁，吴文藻28岁。
四、今生今世在一起
婚后燕园柴米油盐的生活平淡却幸福，吴文藻执着于学术研究，冰心则全力打理他们的小家养育子女。只是“人生的道路上，不但有家难！而且有国忧”， 1958年4月，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这件意外的灾难，对他和冰心都是严重打击！后来冰心在文章中写：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思就更乱了。也正是冰心的善解人意和临危不惧，1959年12月，吴文藻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1983年，他们搬进民族学院新建的高知楼新居，那是一段散漫的好时光，“终日隔桌相望，他写他的，我写我的，熟人和学生来了，也就坐在我们中间，说说笑笑，享尽了人间'偕老’的乐趣。
天有不测风云，1985年6月27日，吴文藻在最后一次因脑血栓住进北京医院之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他不知道他的莹有多么的心痛和无助，或许他也感应到了只是回天无力，9月24日，吴文藻带着他对冰心的眷与恋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牵了手的手从此再也不能一起走。
比翼鸟最怕孤独，1999年2月28日， 独自孤独地多活了15年的冰心逝世，享年99岁，死后两人骨灰合葬，应了冰心“死同穴”的遗愿。骨灰盒上并行写着：江阴吴文藻，长乐谢婉莹。这大抵就是世间美丽却无可复制的爱情传奇了，就算变成了风中的骨殖，也要今生今世在一起。
最琴瑟和鸣的爱情：钱钟书与杨绛
杨绛，钱钟书夫人，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7月17日，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1932年春天，清华园的丁香、紫藤盛开，幽香袭人。清华才子钱钟书认识了无锡名门才女杨绛，一见钟情。正是“当时年少青衫薄”，一见钟情的他们没有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而是在学业上互相帮助，心灵上沟通理解，文学成了他们爱的桥梁。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1935年，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就读。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又乡愁迭起。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钱钟书、杨绛和他们的女儿钱媛。
钱钟书与杨绛
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钟书坐不住了。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为了节省开支，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劈材生火做饭样样都来，经常被烟火熏得满眼是泪，也会不小心切破手指。可是杨绛并未抱怨过，她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只盼着钟书的大作早日问世。看着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如今修炼成任劳任怨的贤内助，钱钟书心里虽有惭愧，但更多的是对爱妻的感激与珍爱。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其实，《围城》是在沦陷上海的时期写的，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这是多么难得的人间真情啊！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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