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学良，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西安事变的组织者。字汉卿，号毅庵，生于1901年农历4月17日凌晨（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奉天（今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之长子，“民国四公子”之一。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5日），“民国四公子”之一。1919年3月，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一期炮科，毕业后历任奉军营、团、旅、师、军、军团长、空军司令等职。1928年6月，其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由奉系元老推为首领，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2月，不顾日本和亲日派的阻挠，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等职。1930年10月，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职。1936 年12月12 日，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电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共商救国大计。最终达成联共抗日等六项协议。12月25日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压，此后遭无限期软禁。后移居台北、美国。
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与郭松龄指挥的东路军奉军第三混成旅，张学良任旅长，经过霸县战斗和山海关阻击战，成为了第一次直奉大战当中，奉军唯一取胜的部队。
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率领奉军第三军与姜登选的奉军第二军为东北军入关的主力军，经过张学良部队的猛攻，奉军突破山海关，直捣北平。直系全面溃败，全军覆没，吴佩孚成为张作霖手下，直系从此走入历史。奉系由此一战顺利夺取了中央政权，张作霖由此一战成为了北洋军阀的领导人，奉系的军事实力也在此时达到顶点。战后，张学良升为京榆地区戍卫总司令。
皇姑屯事件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张作霖在返回奉天的火车上被日本间谍放置炸弹杀害，史称皇姑屯事件。张学良临危继承父位，为了交接稳定，他对外密不发丧，造成日方误以为刺杀失败的焦虑。直到整个东北情势稳定，权力顺利交接以后，张学良才对外发丧。
东北易帜
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深怀关东军杀父之仇，一方面奉承父亲遗志，坚守中国领土，尽力摆脱日本的政治军事影响；另一方面贯彻自己一贯反对内战，支持三民主义的政治理想，宣布东北地区“易帜”到中国政权这边来，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升上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红旗，史称东北易帜。此举标志着北伐战争的正式胜利结束，北伐军领袖蒋介石完成了中国大部分汉族地区的形式上的统一。
1929年7月，张学良欲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败给苏军。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
九一八事变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在南满拥有铁路特权的日本和长期处于内战状态的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升高了。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是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没有抵抗。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许抵抗，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日军很快便侵占了东三省全境。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张学良在东北1934年2月张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此时，日本侵华日亟，GM政府一再妥协，中国GCD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5年4月，蒋为削弱张学良军力，命令张学良围剿红军，但却遭到挫折，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反感。
1936年4月，张与周恩来在肤施（今陕西延安）会谈，提出联蒋抗日，为中国GCD中央所采纳，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时，中国GCD的叶剑英又携带双方停战计划及毛、泽、东的约书来西安，张学良拿出巨额私款，赠送红军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GCD也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张学良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蒋面谏，却遭到蒋拒谏。蒋介石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
12月9日，中国GCD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www.aIhUaU.Com)打伤一名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对于“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给予张学良极高评价，早在1937年1月1日，也就是张学良在南京被国民党军事法庭“审判”的第二天，刘少奇发表文章指出：“张学良在南京的行动，是有助于团结全国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之实行的。这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张学良是请罪了，西安事变的一切责任他担负了，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那就是只有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以满足全国人民愿望的抗日救国政策。”
“西安事变”两个月后，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访问陕北苏区，在延安的窑洞里会见了毛泽东。在谈到“西安事变”时，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由此可见，毛泽东也对张学良以个人的极大牺牲避免内战爆发的爱国壮举给予了高度赞赏。“西安事变”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必要的前提（毛泽东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