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黄道炫、陈铁健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 （南方周末资料图）
蒋介石是中华民国历史上除孙中山之外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从时间上计算，在从民国建立至国民党政府退出大陆统治的38年中，南京国民政府的22年，可称蒋介石时期，占了约3/5的时间；如果从1924年蒋氏创办黄埔军校崭露头角算起，他在民国历史舞台上有声有色的活动达26年，占到2/3的岁月。诸如国民革命军北伐，国家大致实现统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蒋氏在史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之后，蒋氏在台湾统治四分之一个世纪，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大陆对蒋介石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关注。蒋介石档案和日记的开放，为研究真实的蒋介石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不仅在史学界，而且在普通读者中，都出现了“蒋介石热”，这绝不是偶然的。杨天石等许多民国史学者探索历史的谜底，追寻真实的蒋介石，蒋氏已经开始走出“反动派”的脸谱形象，而显露出其真实面目。《环球时报》英文版（Global Time）在报道一本大陆出版的蒋介石著述选编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Humanizing Chiang Kai-shek（《人性化蒋介石》）。这些情况说明，客观地真实地研究蒋介石，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并且受到读者的欢迎。
无疑，蒋介石主要是一个政治军事人物。已有的研究成绩，主要是揭示蒋介石生平事迹的真相，作出评价。最近出版的陈铁健、黄道炫所撰《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一书，则是对蒋介石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性格进行研讨。
“思想资源”一书，对蒋介石的哲学思想作了比较完整的论述，从文化性格、思想心理层面，对蒋介石的政治军事主张和活动作了许多分析，对蒋介石进行的社会文化改造运动（19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大陆失败后的“革命实践运动”）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作了论述，对蒋氏本人的基督教信仰和爱情生活等也作了叙述。特别是对蒋氏的哲学思想所作的系统研究，花费了很大的工夫，颇见功力。
作者黄道炫说：“你用最大的想象力去推测蒋介石的复杂，仍然会发现，他的复杂还是超过你的想象。”尤其是，研究蒋氏的学术观点、思想感情、心理性格，须要透过人物活动的外在表面，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比叙述人物的生平活动难度更大。作者除了利用公开出版的史料外，利用蒋介石的日记档案和蒋氏与别人的私密通信等丰富详细的资料，对蒋氏的思想文化心理进行了细致的解剖和周密的论证。读者从书中可以了解到一个过去人们不大了解的蒋介石。
对中国哲学作过研究
通常人们只知道蒋介石是一个政治人物、军事人物，现在读者从这本书中可以了解到，蒋介石还是一个对中国哲学有相当深入研究并颇有创获的学者。书中叙述：蒋介石是个既想当豪杰又想当圣贤的人。他对孔孟和先秦诸子的思想有深入的思考，认为孔孟“奠定中国三千年来一脉相承的正统思想之基础”。蒋介石推崇体现儒家道统的《大学》、《中庸》思想（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著成《科学的学庸》一书，加以阐发。蒋以“儒学的继承者自命”，受宋明儒学（朱熹理学和王阳明心学）的熏陶，尤其对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衷心服膺和极力推崇”。他对朱熹（“穷天理”）、王阳明（“理在心中”）的差异进行调和。
出于事功的需要，蒋介石也接受法家的思想，对历代改革者多所赞誉。他对明末清初的经世派有浓厚兴趣，赞赏其“性理与经济兼通，思想与实行并重”。他对曾国藩、胡林翼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推崇备至。蒋介石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也极为服膺和推崇，并调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之间的矛盾。蒋著有《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革命军人哲学提要》、《中国的立国精神》等书，并创立力行哲学学说。显然是因为在哲学方面显露出才华，1946年8月21日，蒋介石接受了比利时列日大学所颁哲学文学博士学位。蒋介石自称，哲学“是平生最爱的学术也”。我想，如果说蒋介石是民国时期新儒家之一员，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的认知可与哲学学者比肩，大概并不为过。
研读过马克思主义
通常人们只知道蒋介石是一个强烈的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人物，而读者从这本书中可以了解到，蒋介石曾一度向往俄国，他是对马克思主义作过一番研究的人。此书引用蒋之日记和书信、著作及档案资料叙述：俄国十月革命后，蒋介石“同情共产党革命”，向往俄国，曾想赴俄考察，并尝试学俄文。当孙中山实行联俄方针后，1923年蒋介石终于赴俄成行。在苏俄时，蒋介石研读马克思主义学说，曾“倦不掩卷”，“乐而不能息卷”。他还阅读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他考察苏联各方面的情况，虽然对俄国革命后的苏联有一定好感，尤其对红军的政治工作和共产党组织的严密和纪律严格等，印象深刻，但他也对苏俄产生疑忌：一是苏联与中共“有直接关系”，国民党只被“视为一定阶段的同盟军，是统一战线的盟友”；一是“蒋介石对俄国侵略也表现出相当强烈的民族情绪”，蒋“访俄期间感受到俄方沙文主义态度”。苏俄与国民党政治理念的差异，也影响蒋对苏俄的态度。蒋认为：“苏俄的共产革命是阶级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全民革命。”
蒋介石对辩证法研究有兴趣，有心得。他还阅读黑格尔辩证法哲学著作。但他坚持三民主义理论原则，反对共产党的唯物辩证法：以分工合作协同一致的道理，不承认唯物论对立矛盾律，以新陈代谢生生不息的道理，不承认质变律，以“集义养气，浩然长存”的道理，不承认否定的否定律。但他承认黑格尔辩证哲学对于思维方法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有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蒋介石也作过思考和批评，他反对只有劳动是生产要素观，说生产以人力（包括智力和体力各种条件）和土地为基本要素。工业利润不专是工人劳动的结果，管理、设计等也都是工业利润的源泉。有关社会革命思想，蒋介石更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他尊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认为：其目的在拯救全体人民，整个民族，革命是出于爱，革命过程中不许肆行屠杀，革命成功后可以实现和平。而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共产党的革命，是“鼓动所谓无产阶级为本身的利益，打倒其余各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是由于恨。”“以恨为动机的而实行的革命，不仅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发挥残狠的行为，就是在革命成功后，社会也不能消灭仇视嫉恶的现象。”可见，蒋介石不是存心站在敌对态度，不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无知而盲目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有所研讨思考后产生的思想立场。
有优柔寡断的一面
通常人们只知道蒋介石是一个意志力坚强、脾气倔强的人，读过这本书后，可以了解到蒋介石的性格还有“阴柔”、优柔寡断的一方面。
书中叙述：宋美龄曾批评蒋介石“性质（格？）多消极，多懊悔为耻”。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其戒我嫌我以懊悔非丈夫气概，亦有理也。”（1928年6月8日、19日）北伐成功后，各方面批评蒋对旧势力太软弱，太不彻底，消极。后来蒋氏自省：“余一生多少黄金时代与特别机势，皆为余临时不决或处无囗（当？），以及待至下一时机之意念所误。……以致造成今日之窘境也。”（1948年3月24日）“往日大好机会，肃奸建国，廿年来屡得屡失……所谓政治宽大与民族仁爱之精神，今皆成为自取灭亡之祸根矣。今日政治果真大残杀与横霸不可乎？”（1949年年1月26日）他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因循寡断，取巧自败。”
蒋氏在日记中说：“政治胜利至七八分为止，必须让敌人一条出路，此围攻必缺之道乎？”（1937年6月3日）此书认为：“这段话，相当程度上传达出蒋介石的内在理路和处事方式，对观察蒋的政治行为不无参考意义。”例如，1929年与桂系作战，桂系奄奄一息，李宗仁、白崇禧被迫亡命他国时，蒋介石没有乘胜将中央军开进广西，而为桂系留下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又如，国民党政府军第五次围剿中共闽赣根据地红军，明知红军要向西突围，但蒋介石“有一厢情愿的招安设想”。他对红军突围西走“放水”，书中分析，蒋日记（1934年12月29日）透露，他有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的用心。书中把蒋介石处理两广事变也作为一个例证：蒋介石最终放弃了先前已发出的将李宗仁、白崇禧调出广西的命令，以李、白仍然坐镇广西，只通电表示拥护中央而和平解决。蒋介石虽然赢得了舆论的赞誉，但是“留下了后来令蒋头疼的无穷后患”。
书中还举蒋介石在皖南事变的处置过程中，也存在软弱的情况为例：事变之初，蒋介石实施强硬方针，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但是在国际国内压力下，最终选择了妥协，放弃了反共调门。国民党元老张继就此批评蒋，引起蒋对张继发了脾气，“厉声痛斥其非”。事后，蒋介石又失悔，对张致歉。蒋在日记中屡次提到对此事的懊悔之情，反省延续了一个月。此书就此发论说：“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此喋喋不休，既是蒋介石善于自我反省的证明，但过度的自责，也不免让人觉得优柔有余。遇事冲动，事后懊悔，正是宋美龄当年对他的批评。可见，无论对人对事，蒋介石的这一特质都没有明显的变化。”而蒋介石也自感“全身遍鳞，心神忧伤”。
“保守的革命者”？
通常人们将蒋介石视为一个顽固的保守者，过去则称蒋为“反动派”。而读者从这本书中可以了解到蒋介石自许革命，美国总统尼克松则称之为“保守的革命者”。
书中说：“大概很少有人会否认蒋介石的保守，同样也不会有太多人认可蒋介石的革命，尽管蒋介石本人终身都以革命自矢。”显然，蒋介石与现在大多数人对革命的理解不同。他反对激进的暴力的革命。书中说：“大多数人的心目中，革命是与激烈、彻底、破坏和浪漫联系在一起的。”蒋介石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的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蒋介石以三民主义作革命的指导，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不过，蒋介石在国内铲除军阀，围剿红军，也是采用了暴力手段。
至于国内社会改革，他说：“盖本党立场，不认阶级，反对斗争，关于土地分配，自应辟特别途径，以渐进于耕者有田。”
过去人们印象中，蒋介石代表了官僚资本主义，他是“四大家族”之首。但这本书中揭示，蒋介石创造了一个“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名词，“试图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寻找平衡”。蒋介石著有《中国经济学说》一书，设计过一个大同世界：“大同世界的人性发展至圆满的极限，没有人可以不劳而食，也没有人得不到工作的机会。……各人所尽之力，是为了全民的生活，不是为了自己，所以说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大同世界的经济为完全的民生本位经济。在完全的民生本位的世界中，无犯罪行为，故无刑罚，更无侵略主义，故无战争。”当然，这种乌托邦式的憧憬，只是给了人们一个画饼，书中认为，它“只是一种空幻的理念”。
因袭传统，但未排拒新思潮
蒋介石具有多重的（有时是互相矛盾对立的）面相，须要精微细致的剖析，方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他的思想特质和文化性格。
比如说，蒋介石持伦理中心的政治观，非常推崇道德教化的政治功能，明显具有人治倾向，并且喜欢个人集权，过分揽权。但早在1930年代初他与胡汉民争辩，主张早颁约法。他也说过，“天下哪有无宪法可以成立之国。”（1932年12月20日日记）对于蒋氏的政治哲学确有作全面系统分析的必要。
又比如，蒋介石是传统文化道德的崇奉者，但他是否对西方思想学说、对新思潮就持排拒态度呢？书中有一处写道：从蒋介石对《明儒学案》的评论（“《明儒学案》，味如胶醇。现代之书，不足论矣。乃知中国古书之精切于人生也。”）中可以看到，“经世致用可以开发的近代精神潜能，在蒋这里，却变成了民族主义的自傲，使其相信中国传统精神足以应对近代世界的难题。……试图以经世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观念活泼性有效性的例证，抵御西方近代政治观念的侵入。”
但在本书中也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蒋氏重视吸收西方政治思想营养的记载。例如：五四运动时，蒋介石阅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读《新村记》、托尔斯泰《人生观》、《经济学原论》、《经济学》、《杜威讲演集》等新书。1927年蒋介石下野，他曾准备出洋一年，考察日、法、英、美、意、土等西方各国的军事、政治、社会、经济、外交情况，包括研究哲学。（1927年9月16日日记）蒋氏日记中留下不少阅读西方政治著作的记载，“看西洋史，思考西洋政治社会各方面的进展原理”。（1928年9月18日）“余亟欲研究法国革命史及德国俾士麦历史（看过俾斯麦传），细察其内容，或可为我中国改进之取法也。”（1928年9月22日）他设想过：“余于政府，则仿美国总统制，于立法则仿德国经济会之三院制，于选举，则地区与职业制并重，于中央与地方权限关系则仿法国制，而司法与审计及预算制，则另加研究也。”（1932年8月4日）
1932年7月27日、28日、29日，蒋介石连续听专家讲英国政治制度（法院、外交、审计、政党等）；美国政府制度（大国定总统独裁制，各邦分立，直接民权制，法院尊严）；法国政治制度（防总统制，防人民幼稚，故议院选举总统，防一院专制故以两院并重，内阁不能解散议会，故被议会牵制）。即如军事方面，蒋介石固然推崇孙子兵法，崇奉曾胡治兵用战、精神修养，但也注重学习国外军事著作，蒋介石曾倾心巴尔克、克劳塞维茨、李德·哈特、马汉等人。他称《巴尔克战术》和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对他影响最大。
可见，因袭传统的蒋介石对于西方思想、制度和新思潮并未一概排拒。就在这本书中有一处论述说：蒋介石对学庸的阐释显示，他“不是没有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是强大的精神传统使之不能不有所坚守”。这是蒋介石“作为一个近代领导者连接传统和近代的尝试和努力”。这庶几接近蒋氏本人的内在心理逻辑。
自然，蒋介石身上过多地背负着传统道德文化的重担，加以过于自信和固执，难以灵活适应社会的前进和时代的步伐。书中述及在军旅中蒋介石一再喋喋不休重复要阅读古籍的说教，遭遇其忠诚部属陈诚的“软性抵抗”，不是偶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