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十、胡适
胡适
父亲胡传，字铁花
母亲
配偶 江冬秀
旧爱 曹诚英，别字佩声
旧爱 韦莲司，美国人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自由主义领袖，现代着名学者、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关键词：自恃、自明、温煦、真挚、交游、支助、提携、旧儒、新风、向学、传道、教诲、詈讽、攻伐、政见、议政、际会、诤臣、伤憾、逸事、风趣、月老、癖怪、惧内、婚恋、溘逝、誉说】
【自恃】
少年时代，胡适受梁启超的影响尤深。他最爱读梁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但报纸上连续刊载几章后，却再不见有后文出现。胡适眼巴巴地盼了几年后，暗下决心：“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多年以后，胡适说：“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赵元任回忆在美国留学时的胡适说：“他给人的印象是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当时大家都留着辫子，胡适讲话时喜欢把辫子用力一甩；生气的时候就说要把辫子拿掉。他的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
留学归国途经横滨时，胡适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大为感慨，认为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于是他表示“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但数年之间，他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劝阻其，提醒他不要做“梁任公之续”，但胡适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着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新文化运动提倡之初，守旧学者虽将之视为洪水猛兽，但并没有人出来主动攻讦。为了扩大影响力，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唱起了双簧，先由钱化名“王敬轩”写反对白话文的文章，再由刘写文章加以驳斥。胡适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对此种做法很是反感，提出不再让刘编《新青年》，而由他来编。同为《新青年》编委的沈尹默对他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鲁迅、周作人兄弟也表示反对，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适这才作罢（按：许多学者对沈尹默此回忆存疑）。
1919年6月，应少年中国学会之邀，52岁的章太炎在北京作题为“今日青年之弱点”的演讲。他以长者的身份针对青年人的短处做了几点语重心长的告诫。章演讲完毕后，28岁的胡适登上了演讲台，开口就说，太炎先生所说的“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在讲完他的积极观念后，胡适以一句荷马史中的诗句为演讲做结：“You shall see te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曾偷看胡适的日记，并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罗笑言：“得附骥尾，亦可以不朽矣！”刚偷看几页，胡适便发觉了，他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又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表。”
胡适写日记用的是美国产的最名贵的日记簿，唐德刚见后大惊，胡适解释道：“别的钱可以省，这个钱不能省。”此后，唐亦效仿胡，用最好的日记本写日记。
胡适最初对新文化运动的前景并不乐观，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但多年之后，面对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他当仁不让地说：“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之流的话，运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
对《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颇为自负：“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1932年，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时，经常说：“我在27岁时就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顾颉刚事后对人说：“我真为班中30岁以上的听讲者捏上一把冷汗。”
朱穆之回忆：“胡适是很自负的，他讲的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关于华北大局，有蒋校长（梦麟）、梅贻琦……和胡适在顶着。’他说自己当时是不说‘我’，而是以第三人称谓‘胡适’。以前，我曾听说过，他在上课时说：‘近几年来，称得上学术着作的是胡适的《说儒》。’我原来只是听听而已，这一次，我亲耳听到他这样讲自己，真是‘如雷贯耳’。”
一次，唐德刚告诉胡适，美国一位反战史学家查理·毕尔在他的着作《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中，将日军偷袭珍珠港归咎于胡适，说美日之战本可避免，但因罗氏为了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上了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故惹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胡适听后很是高兴，让唐借来这本书，并在毕尔对他的评论下画了一道道的红线。但是当唐问及他究竟用了什么圈套使罗斯福上当时，胡却怎么也答不上来。
胡适是新红学的开山鼻祖。1921年，他与学生顾颉刚、俞平伯研究了曹雪芹的身世，出版了《〈红楼梦〉考证》一书，认为《红楼梦》为曹雪芹自传，后四十回为高鹗续写，而非曹所作，创立了以“自传说”为中心的“新红学”，有别于以往的索隐派、附会派等。对此，他颇为自信地说：“我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胡适的小说考证引来许多学者竞相追随，他曾颇为自得地说：“我考《红楼梦》，得顾颉刚与俞平伯；考《西游记》，得董作宾；考《水浒传》，得李玄伯；考《镜花缘》，得孙佳讯。”
1962年2月24日，即胡适去世的当天，他在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高兴地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的时候，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你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自明】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但他却说，由于他的历史癖太深，不配做革命的事业。他客观评价，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并不是自己，而应归功于陈独秀。
1916年，胡适在与人进行新文学论战时，曾作《沁园春·誓诗》，其下半阙云：“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它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后来，胡适觉得此词口气狂妄，心中不安，将其改为：“定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意寻常当告谁？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
胡适的堂叔胡近仁在上海经商，出售茶叶，为扩大销量，他便借胡适的名号，推出一种新茶品种，取名“博士茶”，并做广告称：“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学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胡适知后不胜惶恐，告之：“请勿用我的名字做广告。”并指出，广告中“沉病遂得痊愈”之说有骗人之嫌。最终“博士茶”不了了之。
胡适在《尝试集》序中说：“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到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清华国学研究院设立时，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出任院长。胡适当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并建议曹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请胡担任导师，胡适谦虚地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胡适曾在日记中谈及自身：“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
有人推举胡适领导某政治运动，他忙谦逊地回答：“我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
有一年，胡适、马君武、丁文江、罗隆基到桂林旅游，所到之处，动辄被人包围。胡适说：“他们是来看猴子！”
胡适的治学以“整理国故”为主，他曾说，离开古籍，“胡适之就‘缴械’了”。
抗战胜利后，胡适曾特别澄清自己与五四运动的爆发没有关系：“五四运动不是我提出来的。‘五四’是星期日，陈独秀在北京写了一天文章。我在上海欢迎杜威，5月5日才惊讶各报没有北京专电。……以上并非谦虚，因怕将来有人写错了，变成了假历史。”
一次在美国哈佛大学，有人对胡适说：“在先生这一辈人中，先生恐怕是最聪明、天赋最高的吧？”胡适答道：“不然，赵元任先生就比我聪明。”
美国《展望》杂志将胡适推举为一百位当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伟人之一，理由是胡适“发明简体语文”。胡适对此不能接受，笑问唐德刚道：“世界上哪有什么人能‘发明’一种文字呢？”唐答：“仓颉。”胡大笑。唐问：“既然他们对你的贡献并不太清楚，为什么偏把你选进去呢？”胡答：“他们知道我的名字。”
晚年，胡适严肃地对何炳棣说：“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胡颂平回忆，一次，胡适戏喊胡颂平“秘书先生”，胡颂平觉得这个称呼突兀，于是赶紧说：“先生，一般人都这样说，真正够得上可以当先生秘书的只有两个人，可惜这两个人都已过世了。”胡适问道：“他们指的是那两位？”胡颂平说：“一位是丁在君，还有一位是傅孟真。”胡适说：“这都是瞎说，他们两位的学问比我好，都可以当我的老师。”
【温煦】
胡适15岁时，一个同学偷了他的书，他在日记里记下此事，认为“以学生之资格而作此等下流之事，可哀可笑”，转念想到该同学年仅11岁，他又觉得：“知识未定，似尚在可原之例。”并在日记中隐去该同学的名字。
何炳棣回忆：“某日上午9时左右，我刚要进城，厨子向胡先生递上一张名片。胡先生相当生气地流露出对此人品格及动机的不满，但想了一想，还是决定接见。当我走出门时正听见胡先生大声地招呼他：‘这好几个月都没听到你的动静，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戏？’紧随着就是双方带说带笑的声音。可以想见，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处之一：对人怀疑要留余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这正是我所做不到的。”
在美国留学时，胡适与亦在美留学的植物学家胡先骕因文结缘，胡先骕尊称胡适为“宗兄”。后胡适提倡白话文，胡先骕连续发表文章，反对白话文，批评胡适的《尝试集》，但胡适并不气恼，反而在1922年《尝试集》出第四次增订版时，将胡先骕的评论放入再版的序言中。不仅如此，胡适还邀请胡先骕为《独立评论》写文章，并称自己和胡先骕是“两个反对的朋友”，而胡先骕也曾对吴宓说：“胡适对我颇好。”
胡适对于妓女并不歧视鄙夷，反而对她们颇为尊重和同情。他听说好友高一涵娶了个妓女做老婆，马上写信给妻子江冬秀，叫她不要歧视人家。他请江冬秀千万不要看不起高一涵的妻子，劝江善待此女，并说：“她也是一个女同胞，也是一个人。她不幸堕落做妓女，我们应该可怜她，决不可因此就看不起她。”另外他致书高一涵，劝他新娶之后，戒绝赌博，多读书，继续学问的事业。高一涵感激涕零，回信道：“谁知你竟能超脱一切俗见，竟于宽恕之外，来勉励我前进，真使我感愧无地！”
胡适在文学史课上，颇为遗憾地说：“《封神演义》的作者是谁，我至今仍不知道，如果哪位同学知道，盼能相告。”学生张政烺未去听课，他从同学李光璧那里听说此事后，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信中考证，《封神演义》的作者为明朝道士陆西星。胡适看后，大为赞叹，在征得张政烺的同意后，将二人的通信发表在了《独立评论》上。事后胡适曾对人慨叹：“北大真不愧为北大啊！”
1921年，梁启超请胡适为其新书《墨经校释》作序，胡认真拜读后，写了一篇3000字的序言，对梁文充分肯定，但同时也指出书中的一些问题。梁看后认为胡的观点有误，于是挥毫写下一篇针对胡适文章的序言，而将胡文放在了书后，成为唯一放在书后的序言。胡适不以为忤，依旧对梁尊敬有加，说梁“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1922年秋，梁启超进行系列讲演，主题是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会议由梁漱溟主持，梁漱溟开始颇有顾虑，怕胡有意见，胡却并不介意，也去参会，一同坐在主席台上。会上，梁启超先一一指出书中什么地方不对，措词犀利，极不客气。胡适只是微笑，轮到他发言时，他态度平和地批驳梁启超何处说得正确，何处梁讲得不对。最后，梁漱溟总结发言，指出梁启超、胡适讲话中各自的正确和错误，这场辩论就此落幕。当时听讲的陈雪屏50多年后回忆此次讲演，如用“如醉如狂”来形容当时听众的情绪。
20年代初，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曾写文章“挑衅”胡适，胡还击，引发一场笔墨官司。事后，胡适主动偃旗息鼓，向二人“求和”，并去亚东书店看望郭、郁等人。郭沫若回忆说：“我看他真有点像梁山泊的宋公明，不打不成相识，骂人的官司就像是从来没有的一样！”
林纾（字琴南）反对白话文，曾写小说讽刺胡适、蔡元培等人。1924年，林纾去世，胡适于报端发表纪念文章说：“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
老友梅光迪反对胡适的白话文，甚至在《学衡》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不指名地骂胡适“非思想家乃诡辩家，非创造家乃模仿家，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胡并不介怀，梅在南开大学任教时，生活困难，胡适慷慨解囊。后梅到美国任教，胡适在美时，常聚会聊天，一如当年在美留学时。
胡适常与单不庵意见相左，但却敬重其人品；他与李大钊之间有过一场着名的辩论——“问题与主义”之争，但并不影响二人交谊。1930年，胡适在《胡适文存》第三集的扉页上题到：“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
北大学生因校方派遣代表去南京聆听蒋介石的训话，罢课以示抗议，于是校长蒋梦麟召集全体学生开会，劝学生复课。胡适继蒋之后发言。当时的学生朱海涛记载：“当时他（胡适）继孟邻先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这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地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地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地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朱海涛感慨地说：“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
杨杏佛是胡适的学生，一次大会上，杨大骂胡的新文化改革。后来蔡元培带杨来胡适家道歉。胡适只是说：“《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我觉得原文写得太寒伧了，我想把它改写过。”蔡问：“怎么改法？”胡说：“唐僧取经回来，还要遭一难，因为这时在取经路上被他的三个弟子打死的许多冤魂冤鬼，都来报仇了。唐僧情愿舍身，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喂给一班冤魂冤鬼，他们每吃一块唐僧肉，可以增长一千岁。唐僧说：‘我来舍身，使他们可以超生，可以报账。’”杨羞得面红耳赤。
1930年4月，胡适致杨杏佛说：“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50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后他又对王志维说：“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
北大文科研究所举行的一次研究报告会上，研究生韩某提交了一篇有关隋唐时期佛学的研究报告。研究所主任胡适首先对该文进行评点。胡的发言较长，正当他滔滔不绝之际，韩某突然打断他的话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并不生气，只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纷纷表示，当然要讲完，胡这才接着讲了下去。
1934年1月，申寿生在《独立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明确驳斥了胡适的观点，大有向胡挑战之意。而签发这篇文章的编辑，正是胡适本人。胡适不仅不介意申的观点，还称他为“可爱的纯洁的青年”。1935年，申寿生发表文章，对胡适关于学生运动的观点直接进行批评，说胡的文章是“为奸人作前驱的‘理论’”。此文再一次由胡适签发，胡在“后记”中这样说道：“寿生先生是北大一个偷听生，他两次投考北大，都不曾被取，但他从不怨北大的不公道。他爱护北大，也爱护学生运动……”
1934年，罗尔纲北上，因火车在山东兖州遇匪，车停了半天，误了钟点。罗到胡家后，才知道胡适已经两次到车站去迎接，临睡前还打电话到车站问是否通车。
胡适从香港到北平，罗尔纲请胡从家乡广西将其妻女接来。罗的女儿刚两岁，罗妻陈婉芬抱着孩子，无法拿给孩子装吃食的盒子，胡适便一直帮她提着。他们途径上海时，孙科来接，胡适也一样提着食盒。
陈婉芬从广西家乡带来野狸腊干送给胡适。胡适以此宴请贵客，因野狸做法特殊，陈便到胡家帮忙烹饪。胡适觉得低亏了陈的身份，便亲自拿起久不使用的照相机，为陈和江冬秀同摄一照。
1935年冬，一位北大学生打电话给胡适，说想上门拜访，胡让他明天上午7点到，学生误听为下午。次日下午7点，学生到胡家，门房告知胡适已出门。学生正要回去，胡适却回来了。胡问：“上午在侯，为何不来？”学生答：“误听以为下午。”胡笑道：“我亦疑你误听，故特趋回。”
梁实秋回忆说：“胡先生从来不在人背后说人的坏话，而且也不喜欢听人在他面前说别人的坏话。有一次他听了许多不相干的闲话之后喟然而叹曰：‘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1937年，因《鲁迅全集》出版遇到困难，许广平写信向胡适求助。胡适马上联系商务印书馆，但此后因抗战爆发，全集终未能出版。
苏雪林曾写信给胡适，让胡和他一起攻击鲁迅，胡适回信拒绝，并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张凤举……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季羡林回忆：“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邓嗣禹回忆，胡适任北大校长时，全校教授，皆可随时去找校长，不必预先约定时间。一次，邓去胡办公室，“一进室内，工友照例倒茶，其中已有数人在坐，彼此随便谈天，开玩笑，胡适亦参加闲谈，并略言及徐志摩跟陆小曼的恋爱故事”。邓觉得校长办公室就好像“香港广东饮茶的地方”。
唐德刚常到胡适家中吃饭，唐年轻，一顿饭的饭量相当于胡适夫妇一天的饭量，胡适出门买米买菜总要多买一些，有时他不在家吃饭，也要吩咐江冬秀多做些饭菜，准备出唐的分量。这份忘年交的情谊，唐铭记终生。2005年，他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无限深情地说：“胡先生很厉害，对我像家长一样！”
李敖曾发表文章《从读〈胡适文存〉说起》，后来胡适见到李，对他说：“啊！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着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张爱玲的姑姑对胡适异常崇拜，常常对着胡的照片喃喃自语：“胡适之这样年轻！”受了姑姑的影响，张对胡适敬若神明，但凡胡适说什么小说好，张立刻买来阅读。她写完小说《秧歌》后，写信给胡适，请胡适读罢指点。几个月后，原本不对胡适回信抱希望的张爱玲意外收到了胡适的回信，胡适在信中告诉张爱玲，《秧歌》他读了两遍，并指出了小说的亮点和不足，张深为感动。夏志清记载，1955年，张到纽约后，两次去拜访胡适，胡适夫妇热情接待，但张不善辞令，为人木讷，二人谈话并不投机。翌年感恩节，胡适请张到中国饺子馆吃饭。张爱玲回忆这次分别：“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
叶君健回忆，50年代他住在地安门附近的小胡同中，邻居是个洋车夫，新中国成立前他几乎每天都要拉胡适去北大或访友。洋车夫告诉叶，在他当洋车夫的生涯中，所拉过的顾客，只有胡适要算最没有架子和最平易近人。
晚年，胡适认识了一个卖芝麻饼的小贩袁瓞，常在一起闲聊。一次，胡适心脏病发作住院。梅夫人来探望时，拿着一个芝麻饼对胡适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我相信你一定没吃过。”“我早就吃过了，”胡适笑着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天真的胡适以为，整个台北市的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做的。
胡颂平回忆胡适：“先生平时交给我的工作，无论是写一封简单的信稿，或是摘录一些参考资料，或是出去接洽一件事情，总是说：‘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你有空时去办，不忙，不忙。’等我办好复命时，也总是说：‘谢谢你’，或是说：‘太麻烦你了，多谢多谢。’去年12月里，他在台大医院特一号病房里养病，有一天夜里，他的被头不曾盖好，夜班的护士看见了，轻轻地过去帮他盖好。这时他已经睡着了，但他在睡梦中对这位特别护士说：‘谢谢你。’第二天，这位护士告诉他时，他自己一点也记不起了。我8点半到了医院之后他对我说：‘刚才护士小姐说的话。如果我睡着真的会说’谢谢你‘三个字，我相信这是我的好习惯。’”
胡适因心脏病住院，医生不让他读书看报，他觉得无聊，便请求医生让他看些轻松的东西。医生说，读书看报需要用手拿着书，会影响身体，建议让护士为他拿着或读给他听。胡适一听要麻烦别人，便勉强同意停看几天书报。
胡适在台大医院住院，三名护士前来请教，她们对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句，有两个人读“回头”，有一个人读“回眸”，因为她们打赌，输的人要请看电影，所以特来请教。胡适让胡颂平查询后，对她们说，两种读法是应为版本不同，谁都没有错，谁都不用请客看电影。
一日，中研院数学所的某研究员穿戴西服革履，但没有系领带，胡适问为什么他打扮得这么齐整，他回答说要去参加喜宴。胡适说：“人家的喜事，要么不参加；你要去参加，就应该对主人表示敬意，应该戴上领带。如果你没有，我可以送你一条。”
台湾《自立晚报》曾刊登一篇关于胡适谈话的报道，撰写该文的记者全凭他的主观臆测，超出谈话的范围去报道。一日，某大报的主持人来访，问胡适该报道中的谈话是不是真是胡适所说，胡适怕写那篇报道的记者受处分，回答说：“全是真的。”
陈雪屏请胡适到家中吃午饭，胡说：“事前没有通知太太，临时带客人到家里吃饭，这是美国妇女提出离婚的四十八个理由之一，怎么可以？”陈说：“今天是我的小姐做菜，不是太太做的。”胡适这才和查良钊一道前往。
八十多岁的季羡林到台湾访问，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讲话，说胡适晚年在中研院，下午饮茶时，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一次，胡适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听罢，百感交集。他想到胡适晚年还关注着他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真挚】
1914年，胡适痛感留学生的沉迷生活，写下《非留学篇》一文，开头便道：“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1915年，胡适的英文老师亚丹问他道：“中国有大学吗？”胡适无言以对，他在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万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胡适痛感：“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由是，1916年，胡适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胡适曾告诫人们：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对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踩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陈源与鲁迅、周作人兄弟曾有笔墨官司，胡适写信给他们劝说道：“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他们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千家驹回忆，胡适认为，青年思想左倾是应当的，他说：“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青年骂他，他从不生气。千家驹感慨：“胡适先生学识之渊博与其‘容忍’之雅量，并世亦无第二人。”
胡适曾致力于传记文学，他曾力劝人写自传。蔡元培、毛彦文等人都听从胡适的劝告，晚年写了自传。1934年，胡适在一次宴席中遇到章士钊，他问章近况，章说：“现在吃‘流氓饭’。”胡适听罢无限伤感，劝章有时间一定写写自传，章一直记在心中，但最终还是没有动笔。
胡适终生关注教育，他于1934年说：“今日中国教育的一切毛病，都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真正有教育。”
胡适曾写一封1600字的长信，力劝任鸿隽不要辞去四川大学校长一职。写完后，他亲自将信送到任鸿隽处，并和任长谈两个小时。
胡适是无神论者。一次，梁实秋写了“无关门”的一偈，胡适看后大惊，与其谈起禅宗，梁提到日本的铃木大拙所写的一部书。胡适马上正色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
抗战间，胡适在伦敦听说周作人有附逆之心，曾寄诗一首加以规劝。诗云：“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臧晖先生指胡适自己，老僧指周作人，诗中暗示周应南下。但周作人最终还是下水。
晚年，胡适在美国遇到一位侨居多年且没有回国打算的教授，胡对他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50年代，胡适在为一本书所写的导言中，引用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写的检讨。他为金的命运深深担心，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胡适看了一个朋友的诗集后对他说：“因为你的地位，人家不批评你。你的诗全是不通的。”后来，胡适对胡颂平说：“一个人到了某一种阶段，没有人肯和他说实话，那是最危险的！”
【交游】
《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后，胡适由此“暴得大名”，天下人以认识胡适为荣，当时竟有个口头禅：“我的朋友胡适之。”王星拱曾写诗赞颂胡适道：“珍重文坛开国史，当年四海说陈胡。”郁达夫也径直给胡适写信，担心胡适不理他，姓名用英文写就，信中特意强调：“你要不理我，和我的尊严很有关系。”
胡适成名后，每日访客络绎不绝，胡适便定下“胡适之礼拜”制度：“每星期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为公开见客时间，无论什么客来都见。”但因每周日访客不断，上午时间不够用，又延长至下午，通常一天有五十多位客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礼拜日”。此种景况一致持续到抗战爆发，胡适离开北平为止。
温源宁记载，胡适在米粮库的住宅，一到星期日，“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余孽，同乡商客，强盗乞丐都进得去，也都可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向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话。”
胡适自身也极重友情，他曾作白话诗道：“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胡适交游广，应酬多，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徐志摩曾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
1913年，胡适在《神州丛报》发表《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章士钊看到后，大为欣赏。两年后，他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说：“足下论字学一文，比傅中西，得未曾有，倾慕之意，始于是时。”
章士钊反对白话文运动，曾发表《评新文化运动》，批判胡适及其《尝试集》。一次，他们在一宴会相遇，因晤谈颇洽，乃合摄一影，各题诗词留念。章诗用白话，胡则用文言，颇为有趣：
章诗云：“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字，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座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常相亲不相鄙。”
胡适去考试院参加会议，院长戴季陶特地宴请胡适，并赠联云：“天下文章，莫大胡适；一时贤士，皆出其门。”
溥仪听闻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之名，也读过其《尝试集》和《胡适文存》。皇宫装了电话后，溥仪便给胡适打电话，约其见面。见面时，他对胡适说，他对民国的优待条件并不在乎，只想多读点书，做一个“有为的青年”。胡适恭维道：“皇上真是开明！前途有望！”见面后，胡适对寂寞的溥仪心生怜悯，在6月6日的日记里写了一首题为《有感》的小诗（注：也有研究者说此诗是胡适为恋人曹佩声所写）：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
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胡适与齐白石交好，曾与黎锦熙、邓广铭合编《齐白石年谱》；与梅兰芳亦友善，梅出国演出前，印了一本特刊，胡适亲自为之校阅，梅的英文演讲词、宣传品，也都由胡适进行修改。
齐如山回忆说：“我与适之先生相交五十多年。在民国初年，他常到舍下，且偶与梅兰芳同吃便饭，畅谈一切。一次，梅在中和园演戏，我正在后台，适之先生同梅月涵、周寄梅两位先生忽然降临。我问他，你向来不十分爱看戏，何以今晚兴趣这样高？他已微有醉意，说：‘我们不是来看戏，是来看你。’后来他还在医院中给我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一封是讨论《四进士》一戏的意义，他说：‘所有旧的中国戏剧中，以《四进士》的台词最精彩，因为有大部分的念白接近白话文。’”
唐德刚曾问及胡适“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的出处，胡适得意地笑道：“实在不知道！实在不知道！考据不出来！考据不出来！”但胡适交游遍及海内外倒是真的，上至总统，下至小贩、走卒，都是胡适的朋友。胡适在纽约常带唐德刚去吃小馆子，唐看到厨师从厨房跑出来，油腻腻的两手在围裙上随便擦过之后，便来和胡握手，谈笑风生，如遇老友。一次吃完饭，唐从洗手间出来便不见了胡，他到马路旁的店铺乱找一气，发现胡正在厨房内和工友们聊得不亦乐乎。
温梓川回忆，“我的朋友胡适之”语出章衣萍，他与邵洵美曾创办《论语》半月刊，邵在创刊号中列有戒条十则，其中第六条为：“不互相标榜，反对肉麻主义（避免一切如“学者”、“诗人”、“我的朋友胡适之”等口调）。”此戒条实为针对章衣萍，因为章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炫耀“我的朋友胡适之”。此后，“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口调，成了最流行的名句。
抗战前夕，日本政论家伏室高信特地到中国拜访胡适，他说：“日本民间只知道中国有三个名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梅兰芳，另一个就是胡适。”
胡适的“朋友”遍天下，连美国人也不能“幸免”。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胡适此前与此君有一饭之缘，得知消息后，便请他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用晚餐。史密斯并不知道主人的名字，于是晚宴中也只是用“大使”、“阁下”称呼。宴会后，胡适送客时，客套地说：“欢迎到敝国旅游。”史密斯说：“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博士，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啊？”胡适哈哈大笑道：“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啊。”宾主相拥大笑，尽欢而散。
20世纪上半叶，胡适是一个交通枢纽般的人物。1948年离开北平时，胡适留在东厂胡同寓所的物品中共有500多封信件。往来的对象，几乎涵盖了国共两党的主要领袖、军政要人、社会名流、文化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耿云志是国内胡适研究的权威，也是胡适档案的主要整理者。他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细心阅读这些书信，广泛查阅有关资料，在《胡适与×××》的题目下，可以写成数十本有价值的传记着作。”
【支助】
顾颉刚从北大毕业时，生活较为困难，胡适时常接济顾。1922年，顾的祖母病重，他赶回苏州老家侍奉祖母，生活愈加困难，无奈之下，只能向老师求助。胡适接到信后，马上给顾寄去钱，并将顾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工作。
林语堂在美国留学时，生活极为窘迫。他想起出国时胡适邀他留学归国后到北大任教，便写信给胡适，问能否预支工资。胡适立即给他寄去1000美元。后来，林又一次陷入困境，胡再一次寄给他1000美元。林语堂留学归国，到北大英文系担任教授，他到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胡适当面致谢。胡此时正在杭州养病，林便找到了教务长蒋梦麟致谢。蒋莫名其妙：“什么两千美元？”林语堂这才明白，北大根本没有资助留学生的计划，当时胡适为招揽人才，私下和他做了口头协定。林向他求救时，胡为了遵守约定，就自掏腰包给林寄去巨款。
胡适曾答应资助一位学生100元，并交待夫人江冬秀办理此事，江却未办理，胡适知道后，勃然大怒，要与江离婚。江慌忙请族中长辈前来说和。经人劝说，胡适不再提离婚二字，但他对江说：“今后我要给哪个学生30元，你就付30元，要给50元，你不准付49元。我要将全部家当给谁，你也不准说‘不’字！”江冬秀答道：“钱的事我统统依你。但我们是结发夫妻，有我在世，你不许讨小老婆。”胡适爽快地答应了。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老师王云五介绍他到华童公学任教。后胡适考官费留学，王云五特意为他补习了三个月的大代数和解析几何。胡适深为感激，日后投桃报李，将王云五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工作，王遂成为出版界大鳄。
陈独秀一生四次被捕，每一次都有胡适积极奔走营救的身影。第一次为“五四”期间，陈因散发传单被捕，胡适发动安徽同乡积极营救，陈出狱后，一度住在胡家。1921年，陈因出版被查禁的《新青年》被上海法租界逮捕，胡适与蔡元培尽力营救，甚至一反往常的温煦，在日记中大骂“法国人不要脸”。次年，陈再度被法租界逮捕，胡适写长信给外交总长顾维钧，顾派人到法国使馆交涉，陈很快出狱。1932年，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胡适四处奔走，甚至致函蒋介石，要求对陈进行特赦。
陈独秀在南京狱中时，胡适路过南京，去信说：“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道：“吾知适之是大忙人，此际正与达官贵人拜会饮酒，宁有暇访我哉。不过一旧朋友而已，失之可也。”其实，陈入狱期间，胡适多次前去探望，带去吃食、用品和书籍。陈曾托胡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也照办，并去信报告进展情况，让他放心。陈独秀出狱后，在美国的胡适得知陈贫病交加，便安排陈去美国，但被陈婉拒。
王映霞回忆，因郁达夫非常喜欢买书，因此经济并不宽裕，时常向二人举债，一是内山完造，另一为胡适。胡适时任中国公学的校长，与郁关系并不亲密，但他依然经常一百二百地借给郁达夫。
罗尔纲到胡适家工作，胡家常贵客盈门，名流满座，胡适怕罗会有自卑感，每次客人到访，都要夸奖罗一番。有时家中有特别的宴会，他便让堂弟胡成之将罗请去做客，让罗也高兴一天。一年后，罗回乡探亲，临行前，因面对胡适时感激之言实在难以启齿，便写了封信表示感谢。第二天，胡适回函，用“命令”的口气说：“我不能不向你提出几个条件：（一）你不可再向你家中取钱来供你费用。（二）我每月送你四十元零用，你不可再辞。（三）你何时能来，我寄一百元给你作旅费，你不可辞。如此数不敷，望你实告我。”
邓广铭回忆，北大图书馆为文学院长、(www.hushui.net)法学院长和各系的系主任设有专用的阅览室，然而院长和系主任们甚少使用。文学院长胡适家中藏书甚多，自然更不去使用分配给他的那一间专用阅览室。一天，邓广铭鼓足勇气去问胡适，他在图书馆的那间阅览室可否借用，胡适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当即打电话给图书馆的负责人，嘱咐他把阅览室钥匙交给邓。此后，邓除了上午要到文科研究所去整理拓片，下午和晚上全都呆在那间阅览室里。邓广铭自此真正体会到从事学术研究的乐趣。
新中国成立前，北平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常进行示威游行，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大肆抓捕学生。无论学生是何政治倾向，胡适都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释放学生。当代清史专家戴逸，在北大时因为成绩优秀颇受胡适赏识。后戴逸参加中共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法庭逮捕，胡适马上写信救援。戴逸只在法院待了三小时就安全获释。很多年后，戴逸回忆时说：“那是因为胡适还把我看做小孩子！”
1948年夏，乐黛云进入北大求学。乐黛云日后回忆：“其实，我真正的‘大学生活’，精确说来，也只有这五个月（按：“五个月”指乐黛云进入北大求学到胡适离开北大的这段时间）！这的确是我一生中少有的一段美好时光。现在回想起来，说不定正是这五个月注定了我一辈子喜欢学校生活，热爱现代文学，崇尚学术生涯。这五个月中，可以说没有什么政治运动，1949年1月以前，我们都还能安安静静地念书，只搞过一次‘争温饱，要活命’的小规模请愿。那次请愿非常温和，我跟着大家，拿着小旗，从四院步行到沙滩校本部去向胡适校长请愿。那时，校本部设在一个被称为‘孑民堂’的四合院中。我们秩序很好地在院里排好队，胡适校长穿着一件黑色的大长棉袍，站在台阶上接见我们。他很和气，面带忧伤。我已忘记他讲了什么，只记得他无可奈何的神情。这次请愿的结果是：凡没有公费的学生都有了公费，凡申请冬衣的人都得到了一件黑色棉大衣。这件棉大衣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
胡适晚年客居美国时，因心脏病住院。一天，他不顾医生反对，坚持要起床写信。原来他在日记中发现自己在生病前，答应帮一位素不相识的学生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去借一本中文善本书。
胡适在美国有两个账户，一个是进账，存放他讲演得款，一个是出账，交给他的秘书管理，用于救济经济困难的中国留美学生，通常一笔两三百元，但胡适并不公开提及。50年代，彭明敏在加拿大念书，胡适陆续给他的学校寄去了一两千元，彭明敏于许多年以后，方得知此事。在提携后进方面，胡适总是不遗余力。
李敖在其困难时也接受过胡适的资助，2005年，李访问北大时，感怀胡先生恩惠，表示要向北大捐款，以树立胡适铜像。
60年代，台湾学生去美国留学办理签证时，需要交纳2000美元存款的保证金。胡适曾准备了一笔款项，专门借给一些青年，助其出国，言明希望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他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你想，以有限的一点点的钱，帮个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进修，一旦所学有成，其贡献无法计量，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
【提携】
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毛子水等20余名学生曾组织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适应邀担任该杂志顾问。在胡适的帮助下，北大每月从经费中拨出400块大洋资助新潮社。
某年的北大招生考试结束后，胡适在招生委员会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能录取这名有文学天才的考生。”校长蔡元培和其他委员都表示同意。这名考生就是罗家伦，其数学成绩是零分，其他各科的成绩都很一般。
北大校刊上登载了一篇署名毛准的文章，从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解释《诗经》当中的某一篇。胡适对此文深为赞赏，到处打听作者何人，后来才知是北大数学系的学生毛子水。胡适十分惊诧：“北京大学的一个数学系学生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北京大学真当得起是藏龙卧虎之地！”
小学都未曾毕业的沈从文应胡适之请，到中国公学任教授，第一次走上讲台，看着教室里黑压压的人头，紧张得十分钟没有说出话来，接着仅用了十分钟把原本准备讲一个小时的内容全部讲完了。沈窘迫无比，在黑板上写下：“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学生们哄堂大笑。有学生向胡适反映，胡适问：“有没有学生赶沈先生走？”学生答无，胡适哈哈一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赵捷民回忆，北大中文系讲师缪金源，面孔削瘦，人很怪。据说他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同班只二人。到四年级时，另一学生认为中国前途无望，一天抱电杆触电而死。缪到毕业时，不参加毕业考试，自言不要毕业文凭。但胡适认为他学识甚佳，留他在北大担任讲师，教大一国文。缪金源第一节课给学生介绍参考书说：“第一，《胡适文存一集》；第二，《胡适文存二集》；第三，《胡适文存三集》；第四，《胡适文存四集》”虽然缪讲课不错，但学生们对他开列的参考书极为不满，找到胡适说：“缪先生教的不行，思想太落后了，还留在‘五四’时代。”胡适闻言大怒，拍着桌子说：“什么是‘五四’时代？你们懂什么？太狂妄了！缪先生是好老师，不能换！”
柳存仁回忆，胡适上课时，常常提起丁声树、陶元珍、吴晓铃等昔日学生，特别是在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面前。胡适从来不说丁声树是我的学生，他只是说：“丁先生也是北京大学的同学。”
罗尔纲在胡家工作长达五年。1935年，蒋廷黻看过罗的文章后，推荐其代替自己到清华教中国近代史，胡适却替其回绝。罗尔纲的朋友们知道后，极为气愤。每到星期日，罗须上胡家，他们便不让罗去，而是拉着他逛公园，如是两月之久，直到有其他地方聘请罗。罗上胡家辞行，胡适说：“尔纲你生气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让你到清华去，为的是替你着想，中国近代史包括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况蒋廷黻先生是个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他的手？如果你在清华站不住，你还回得北大来吗？”罗听罢，热泪夺眶而出，最后他听从胡适建议，留在了北大。
吴晗在中国公学就读时，将胡适讲课的内容一一记录下来，编辑成一篇论文，卖得稿费几十元，来到北京。他请胡适让他免试入北大二年级就读，胡适说：“入学考试，是国家抡取人才的大典，不得徇私。你考入北大后，费用我可以帮助。”于是吴晗去考北大，因数学得了0分，未被录取，他便改考清华，清华不考数学，所以考取了。胡适知道后，特让罗尔纲送给他80元交了学膳费，并写信向翁文灏、张子高推荐吴，吴得以入清华史学系半工半读。此后，胡适还去信对吴的学业加以指导。
徐悲鸿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后，大胆提出国画革新，并聘用齐白石为教授，引起顽固守旧者的反对。胡适倾力支持徐，才使得徐的改革得以继续，他对胡适甚为感激。胡适四十大寿时，徐悲鸿画了一匹骏马，亲往贺寿。胡适将此画挂在进门的大照壁上。
30年代，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报考北大，国文试卷得了100分，英文、史地的分数也都及格，但数学试卷却是0分。注册科的工作人员在统计了分数之后，把这一情况向胡汇报，胡对于张充和的才华素有所知，便想出了一种变通办法，即把她录取为试读生。到读完一年之后，张的各科考试成绩都较好，就转为正式生了。
胡适看到即将毕业的千家驹的文章后，对其颇为赏识，知其尚未找到工作，便推荐千到陶孟和的社会调查所工作。陶打听得知千是学生会领袖，属于“捣乱分子”，可能还是共产党，颇觉为难。胡适便对陶说：“捣乱与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一个研究机构，你怕他捣什么乱呢？”千家驹这才得以进入社会调查所。之后，为了缓解千的经济困难，胡适又主动提出让他到北大任教，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赵乃搏也因千思想“左”倾拒绝，胡适一再坚持，千最终得以到北大任教。
1947年，胡适看到燕京大学西语系大三学生周汝昌发表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后，写信给周，对其大加称赞。此后，二人经常书信往来，讨论红学问题。周汝昌提出要借阅胡适收藏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慷慨出借。多年后，周在《我与胡适先生》中感慨道：“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陈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唯有胡适之先生能够称得上一个‘大’字。”胡适晚年说：“他（周汝昌）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他的书绝不是‘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的。”
1958年，原中国公学的学生马逢瑞让胡适替他介绍工作，胡适对胡颂平说：“我现在的地位不能随便写信介绍工作。我写一封信给人家，等于压人家，将使人家感到不方便。”他让胡颂平出面写介绍信，并说：“你可以这样写：他从前在中国公学时曾经打破全国运动会长距离赛跑的记录。你可以提起我关心他的工作的话。”
台湾中研院数学研究助理员刘登胜的父亲被台湾当局治罪，刘亦受到牵连，台湾当局不许其出国留学。胡适知道后，写信给“副总统”陈诚说：“不可因为一个父亲犯了罪而剥夺他的儿子出国进修的难得机会。”并表示如必要，愿意为刘担保。
【旧儒】
胡适自幼丧父，母亲教子甚严。少时，一个初秋的晚饭后，胡适在门口玩耍，姨母怕他着凉，让他添衣，说：“穿上吧，凉了。”胡适随口说：“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了！”这时胡母正好走出来，胡适赶紧将衣服穿上。夜深人静后，母亲让胡适罚跪，并责备道：“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
母亲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打骂、责罚胡适。如果胡适犯了小错，母亲便等第二天他睡醒了再责罚他，如果犯的错误大，便等到晚上临睡前再责罚，或罚跪，或拧他的肉。但是，无论怎样的重罚，她都不许胡适哭出声来。
胡适的父亲胡传受程朱理学影响，是无神论者，胡家和胡适四叔家的大门上都贴着“僧道无缘”的条子。父亲去世后，胡适受家中女眷影响，一度曾读《玉历宝钞》等书，但他11岁时，读到司马光家训中的一段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舂磨，亦无所施！”后又读《资治通鉴》中引用的一段范缜的《神灭论》，成为无神论者，从此再不拜神佛。
胡传早逝，日后胡适不仅将父亲的遗作整理并出版，还在台湾为父亲立了一座纪念碑，以至于李敖说，胡传“虽已墓草久宿，但却为‘父以子贵’的传统，做了一番新说明”。胡适对母亲也极为孝顺，他在回忆文章中一再提到母亲对他的慈爱，对母亲不敢有半分违抗之意。
胡适的婚姻是由母亲一手安排，他从小与江冬秀订婚。程天放说：“他的立身处世，却完全符合中国的伦理之道。他对母亲非常孝顺，他和夫人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完全是家长做主订定的，在结婚以前，两人没有见过面，可是他对夫人终身敬爱，到老不变。总统挽适之先生说：‘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真是非常允当。”
胡适膝下有二子，长子胡思祖，后改名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寓意“思念杜威”，表达了他对老师杜威的敬重之情。
胡适反对吸鸦片，他曾写信劝二哥胡绍之戒烟，胡绍之见后大怒：“舍不得多费一二百元，劝我戒烟了。倘若不是我把他带到上海读书，不是我陪他到北京考清华官费，他哪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忘本了！岂有此理！”胡适对于二哥无可奈何，只好照样供给大烟费，直到二哥去世。
胡适少年老成，说话总是文绉绉地，被乡人戏称为“穈先生”。一次，胡适在家门口和小伙伴们掷铜钱玩，一位路过的老辈见了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胡适一听，羞愧得面红耳热，顿觉失了“先生”的身份。
1906年，不满15周岁的胡适在二哥胡绍之的教导下，对自己进行反省，坦言其有好名、卤莽、责人厚三大病根，决心痛改。
出国留学前，胡适受德国人何德梅影响，与唐才常的儿子唐桂梁等人终日厮混一处，有时整夜打牌，有时连日大醉。一日，胡适大醉后醒来发现自己在巡捕房，原来昨夜大雨，胡适醉后被拉车的车夫抢去了马褂，又在路上与巡捕打了起来。回家后，他看着镜子中自己颓唐的样子，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中懊悔万分。此后，他便决定发奋读书，准备赴美留学的考试了。
在康奈尔大学就读时，胡适曾应万国学生会之请演讲中国婚姻制度，当时西方人讽刺中国人的婚姻为“盲婚”，胡适却说：“贵国人结婚，男女事先恋爱，恋爱热度达至极点乃共缔姻缘。敝国人结婚，从前多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素未谋面，结为夫妻后，始乃恋爱，热度逐渐增加。是故贵国人之婚姻是爱情之终也，敝国人之婚姻则爱情之始也。”胡的演讲引来台下阵阵掌声。
田炯锦在北大上学时，虽旧闻胡适大名，却不识其人。1918年的某晚，同宿舍的狄君武约田同往理科餐厅听音乐演奏。离他们不远处，坐着一位身着黑布长袍马褂，面容憔悴，头发甚长，胡须未剃之人。田甚觉奇怪，询问狄此为何人，狄回答说：“他就是胡适之先生，因胡适母丧未久，乃穿孝服，不剃须发。”
杜威来华讲演时，胡适担任老师的翻译。复旦大学三年级学生慕名前去听杜威的演讲，他们以为，胡适一定是个西服革履的洋派学者，谁知，随杜威走上讲台的胡适一袭长衫，态度谦恭和蔼，完全不像一般留学生，而像中国传统的学者，大出他们意料之外。
胡思猷从复旦大学毕业时，去请叔叔胡适为自己找一份工作。胡适问道：“你有什么着作没有？”胡思猷答：“没有。”胡适又问：“你有什么专门研究没有？”胡思猷有些生气地答：“没有！大学刚毕业的人哪里谈得到什么专门研究。”胡适说：“既然没有，那么我不能替你找事。假如你有着作，或有什么专门学问的话，我可以向人介绍说：这里有一个人才，他有着作，有专门学问，你们那边需要这类人吗？现在你既没有这些成绩，我不能对人家说：他是我侄子，你们必须要给他安插一个位置。”
抗战期间，胡适的两个儿子先后到美国读书，仅一年学费就需要两千多美元。胡适只能靠写稿演讲“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孔祥熙知道后，立即汇了3000美元给胡适，胡适悉数退回。
1946年12月，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国水兵皮尔逊强奸，胡适闻讯异常愤怒，他第一次对学生游行抗议表示了明确的支持，记者采访他时，他说：“抗议、游行，有何不可！”记者问：“适之先生，您这个态度可以捅出去吗？”胡适答：“可以。”他为沈崇聘请律师，并以沈监护人的名义前往法院旁听庭审。出庭做证时，他怒道：“谁没有女儿！”
1948年底，胡适携夫人离开北平，小儿子胡思杜没有同行，有说法称当时没有找到人，也有说法认为胡思杜不愿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的秘书胡颂平则回忆，胡适夫妇上飞机后，人们问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人，胡适回答：“通知上只写接我，却没有说可带孩子。”
1960年，胡适在西雅图举行的“中美文化合作会议”发表讲演，大声疾呼，为中国文化传统作狮子吼，他说：“我相信人道主义及理性主义的中国传统，并未被毁灭，且在所有情形下不能被毁灭！”在座的中美听众一致起立欢呼鼓掌，经久不息。事后有一位美国学者称，胡的演讲具有“丘吉尔作风”。
王志维给胡适买了个咖啡壶，可以保温，胡颂平说：“这样一壶煮起来放在此地，先生深夜时也可以随时饮用，倒很方便。”胡适说：“不，有客人时可吃。平常不用它，要避免咖啡的引诱力。”
胡颂平回忆：“先生当了四年的院长，从不希望人家称他‘院长’的。有时人家给我的电话问起他的事情，人家当然称‘胡院长’，我的回答也称‘胡院长’。他听见了，他说：‘我们中央研究院，不是衙门，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胡先生？或是称我胡博士也可以，但千万不要再喊院长。我们是一个学术机关，称官衔，让做官的人去称吧。’”
唐德刚说胡适是个极其通达的人，与他谈话常使唐想起幼年所读的《论语》。后来在胡适身边工作的胡颂平亦有同感，他能体会到胡适做人的道理，一次不觉脱口而出说：“我读《论语》，我在先生的身上得到了印证。”胡适听罢先是愕然，然后慢慢说道：“这大概是我多读《论语》的影响。”
唐德刚评价胡适：“胡适之先生的可爱，就是他没有那副卫道的死样子。但是他的为人处世，真是内圣外王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丢开了‘开来’不谈，专就‘继往’来说，胡先生倒真是个归真返璞、文艺复兴、‘为往圣继绝学’的‘孔孟之徒’！”
蒋介石挽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晚年回忆，蔡元培看到他19岁时所作《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后，决定聘其到北大任教，当时他还在美国留学。
胡适的《尝试集》是第一部白话诗集，但他的诗作往往拘泥于旧体诗的格律，大多遵循律诗的韵部。诗集中的第一首诗《孔丘》：“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至”和“废”在词韵里是通用的，在现代汉语里完全不押韵。
胡适是第一个考证出《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的作者并非曹雪芹的研究者。他的依据之一就是书中“咱们”和“我们”用词上的区别。在北京方言中，“咱们”是指与说话人在一起的所有的人，“我们”是指与说话人在一起的一部分人。前八十回，这两个词用法极为严格，因为曹在北京长大；而后四十回高鹗的用法就不严格了，因为他是杭州人。
胡适原本提倡疑古，1929年，他对顾颉刚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顾闻言，“除了一身冷汗，想不出他的思想为什么会突然改变的原因”。
抗战爆发后，北平图书馆将数百部善本运往美国，委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美国方面为慎重起见，请大使胡适同往书库查看。谁知胡一进书库，便如获至宝，径自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一看便是一个多小时，将同行的外交人员与图书馆馆长晾在一边。爱看书的胡大使此举虽有失外交礼仪，却一时传为佳话。
季羡林回忆：“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早把那个‘重要会议’忘到爪哇国去了。”
胡适曾对傅斯年说：“有一次到行政院去看翁咏霓（文灏），秦景阳也来了，他们坚留我坐，这是他们聊天的聚会，无一事可办。我坐了一点钟，听他们聊天，心里想：‘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闷天？’”
李济回忆：“有一次我研究殷墟出土的一个石头人像，是跪坐的姿态，就像现在日本人在家跪坐的姿态一样。我看了吃了一惊，商朝时代的人跪坐的姿态怎么会跟现在日本人在榻榻米上跪坐的姿态一样呢？我们到现在还无法知道商朝时代的‘日本人’是个什么样子？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胡先生那时正做院长，他对殷墟的古物向来很有兴趣，时常去看。他就对我说，你最好去看看《朱文公集》。朱子集内曾说，在南宋朱子的时代，成都尚保有汉时的文翁像仍是席地跪坐的。我去查确是如此。”
胡适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水经注》，梁实秋曾问道：“先生青年写《庐山游记》，考证一个和尚的墓碑，写了八千多字，登在《新月》上，还另印成一个小册，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评，他说先生近于玩物丧志，如今这样的研究《水经注》，是否值得？”胡适说：“不然。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前人着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辨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做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
胡适对庐山的耶舍塔做了几千字的考证，有人认为他小题大做，他说：“学问是平等的……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
胡适对王安石极为推崇，认为“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为’来替代‘无为’”。胡适常将王安石的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题赠他人。
国外汉学家的成就如大山般挡在中国学人的面前，陈垣曾对胡适说：“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
1960年，胡适发表英文演讲“ChineseTradition and Future”（“中国传统及其未来”），其中不但强调中国文化在与西方充分接触融合后，它原有的根柢（bedrock）不致丧失，而且还断言：“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传统”绝不会为外来的极权体制所摧毁。
【新风】
儿时，胡适也拜孔子，是孔孟儒家的一个虔诚小信徒。他还在家里用纸盒做了一个“孔庙”每天拜祭。留美以后，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启迪，对孔圣人不再盲目崇敬，并且嘲笑袁世凯尊孔祭圣的丑剧。但胡适对于一切着作中的孔子、孟子、朱熹仍十分崇敬，他甚至说他心中有三个偶像，第一位就是孔子。但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最终一战就是要把孔家店的招牌摘下，砸碎了烧掉。不把孔家店砸个稀巴烂，新的思想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再造文明”终究就是一句空话。
胡适打倒孔家店的本意，并非打倒孔子，而是打掉垄断人们思想的孔子，破掉的是儒家的宗教外衣。唐德刚讲道：“孔二先生孔家老店，搞垄断贸易，已搞了两千多年，把我们消费者压惨了。所以胡适要率领红卫兵‘打倒孔家店’。”
李济回忆，1948年胡适私下对朋友说：“今年是孔夫子两千五百岁的生日，我们应该给他过过寿，他对中国的贡献太大了。”但日后到台湾，胡适拒绝出任孔孟学会的会长，他认为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体认孔子的伟大之处。但孔子既不是耶稣，也不是穆罕默德，我们不必像宗教的信仰去崇拜。
少年时代，胡适在梅溪学堂读书时，从二哥为他挑选的书中，读到梁启超等人的着作，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毕业前夕，同学王言借来一本邹容的《革命书》，与胡适等人轮流传看，大受鼓舞。晚上他们更是躲过舍监，挑灯夜读，轮流抄写。
日俄战争爆发后，上海黄浦滩上有一个宁波木匠周生被俄国水兵无故砍杀，但判决结果令民众大失所望。案件判决后，胡适与同学王言、郑璋一起写匿名长信，痛斥上海道袁海观。因对政府极为失望，胡适等人极不情愿到上海官厅去参加毕业考试，提前离开了梅溪学堂。
胡适在给朱经农的信中列举了新文学的八条原则：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陈套语；
三、不讲对仗；
四、不避俗字俗语；
五、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以上为形式的方面）
六、不作无病呻吟；
七、不模仿古人；
八、须言之有物；
（以上为精神的方面）
1916年10月，他写信给陈独秀，再次列出此八条（八条次序有变化）作为“文学革命”的条件。
1917年，时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引起巨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为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新青年》，不想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胡适留学归国后，发现离开中国的七年间，国内竟没有出版一本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他在上海找了一整天，只找到一本《中国哲学史》，作者的见解也不过是：“孔子既受天之名”和“与天地合德”。胡适说：“（过去七年来）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
胡适的考证方法对顾颉刚后来治学影响极大，顾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胡适用西方文学研究方法评价《红楼梦》：“《红楼梦》不是一部好的小说，因为书里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他认为《水浒传》像英国的《罗宾汉》，“水浒传”应解作“湖畔强人”或“水边盗贼”。
胡适自称其思想在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赫氏的思想教人怎样怀疑，教人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教人把一切思想都看成是待证的假设。
对于历史，胡适有名言云：“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胡适最爱写对联：“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胡适说：“‘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
胡适就改造社会与改造人孰先孰后的问题与周作人发生争论，他说：“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等等，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为了配合蒋介石政府的“新生活运动”，上海大学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一文，既反对复古，也反对模仿英美及苏俄，主张建设中国的本位文化。此文发表后，引发“五四”以来的文化大论战。胡适发表评论文章，认为他们的主张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而“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得可怕”，所以不必为“中国本位”担忧。他说：“政府无论如何声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
胡适坦言：“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例如中国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久而久之，自然和欧洲的基督教不同，他自成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又如陈独秀先生接受共产主义，我总觉得他只是一个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莫斯科的共产党不同。现在的人说折中，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缺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胡适曾赞成全盘西化，但很快又撰文否认“全盘西化”，他说自己的主张是“充分世界化”。
胡适提出的诸多理论，至今被世人引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等等。
江冬秀带儿子胡祖望出门，碰上蒙古王公出殡，造成拥堵。胡祖望见此情形，对江冬秀说：“妈，你死了就埋掉，绝不摆仪仗阻碍交通。”江听罢极为气愤，回家将此事告诉了胡适。胡适听罢，认为儿子言之有理，但又不好直接说明，只是说道：“我要写个遗嘱，到我死后，把身体送给协和医院做解剖用。”江听罢，大为生气。
罗尔纲回忆，胡适在中国公学时，兼容并包，有蔡元培的作风。当时中国文学系，有王闿运的学生马宗霍教先秦古文，有左派作家白薇教戏剧，有只有小学毕业的青年作家沈从文教小说试作，陆侃如和冯沅君教古典诗词考证，郑振铎教西洋文学史。陆、冯、沈的年龄比一些学生还小。当时还有一位60岁左右的学生，因仰慕胡适而来求学。
50年代初期，唐德刚问胡适：“胡先生，汉字要不要改革？”胡答：“一定要简化！一定要简化！”当时大陆正在大肆批胡，但胡却对大陆的汉字简化颇为关注，“简字表”一出，胡立即让唐给他送去，每张都细细阅读，称赞不止，心平气和，言出由衷，令唐万般心折。后来，唐再问：“汉字要不要拉丁化？”胡答：“兹事体大！兹事体大！”
【向学】
儿时，胡适几乎不知嬉戏，而只知看书，与小伙伴玩耍时，也总是扮演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他常用竹纸蒙在小说的石印绘像上，临摹书上的英雄美人。一次，先生发现他的临摹后，将其大骂一顿，并撕毁了他抽屉里所有的图画，从此胡适再不绘画。
当时儿童的发蒙教育就是教念书，先生不做讲解。母亲为了让胡适好好读书，就多给先生交学金，别人只交两元，母亲交六元，以后逐年增加。先生在教学时，也特别为胡适逐字逐句讲解。一次，胡适的一个同学家请先生给父亲写一封家书，这位已经读了四年书的同学将写好的家书偷偷拿出来看，忽然问胡道：“穈，这信上第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胡适这才明白母亲多交学金的好处。
胡适能成为学者，得益于父亲留下的遗嘱。其父曾给胡母和四个儿子各留一份遗嘱，给胡母的遗嘱说胡适天资聪明，令他读书，给胡适的也是让他努力上进。正因了父亲留下的这几份遗嘱，掌握胡家财政大权的胡适二哥才将14岁的胡适带到上海求学。
到上海后，胡适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及中国公学就读。他说：“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时期内，我经历过三个学校，一个都没有毕业。”
初到梅溪学堂，胡适在最低的班级第五班读书。一日，上国文课的沈先生说“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的“传”是“左传”。课后，胡适低声纠正沈先生说：“这个‘传’不是‘左传’，应该是《周易》的《系辞上》。”沈尴尬之余问胡适读过何书，胡回答后，沈便出了一个《孝弟说》的题目，让他作文章。胡之前从未“开笔”作过文章，这次便努力写出一篇。沈看后很满意，将胡适带到第二班。于是一天中，胡适连跳四班，成了第二班的学生。后到澄衷学堂学习时，巧合的是，他也是进了第五班，一年中，他再次跳了四班，进了第二班。
胡适刚到第二班，作文课便布置了两个题目：一、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二、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胡适根本不知“日本”在何地，也不知“经义”如何做。正在发愁之际，家中来人通知其速回，因其三哥病情严重，先生便让他将作文带回家作，下星期补交，这才解救了胡适。回家后，他让二哥找了一书篮参考书，才勉强完成了作文。
在澄衷学堂时，胡适一度对算学很感兴趣，他常在宿舍熄灯后演习算学问题。宿舍里没有桌子，他便将蜡烛放在帐子外的床架上，他趴在床上，将石板放在枕头上做算学题。因为太用功，一段时间，他的耳朵几乎聋掉，幸得他时常锻炼身体，后才渐渐康复。此后，因学校开除一名学生，胡适向校长抗议，被记大过。正好此时上海中国公学招生，他便到中国公学读书了。
胡适在梅溪学堂的同学汪金銮回忆，胡适到学堂后，监学张先生对胡另眼相看，让他坐到自己的八仙桌旁。一天晚上，胡适读《史记》，读到项羽自刎于乌江时写的绝命诗，不禁潸然泪下。张先生问道：“读书为何流泣？”胡适回答：“我不知道是什么原故，肚子里非常感触。”
中国公学的师生几乎都是革命党人，他们对于16岁的胡适极为爱护。当时胡还拖着小辫子，但没人让他剪辫子，也没人让他革命。多年后，但懋辛告诉胡适，当时学校中同盟会的会员们商量过，认为他将来可以做学问，所以不劝他参加革命。
杨亮功回忆，1929年，马君武到中国公学讲演，指着胡适对学生说：“那时候用红头绳子所扎的小辫子，翘翘的，就是现在你们的校长小时候的象征。”大家听了，哄堂大笑。
进入中国公学前，胡适只会说徽州话和上海话，到中国公学后，大家开始学说普通话。同学中四川人最多，胡适便学会了说四川话。他到四川客栈去看朋友，四川人将他认作同乡，问道：“贵府是川东，是川南？”
叶德真回忆，胡适办《竞业旬报》时，常到附近的旧书店买书回来读，他平日常抽强盗牌香烟，烟盒中附赠有画片，他在画片上标明书名、何日购买、限几日读完，放在书桌上，时常提醒自己。到周末他也出去与朋友吃饭、听戏，但回来必定在煤油灯下挑灯夜读。
胡适因办《竞业旬报》，与南社诗人傅君剑结交。傅要回湖南，胡写赠别诗云：“我以何因缘，得交傅君剑。”而傅回赠15周岁的胡诗云：“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诗。”有了这两句诗的激励，胡适从此发奋读诗，立志做个诗人，就连上数学课时，他也在底下作诗稿。他在澄衷学堂时培养的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也消失殆尽，“从此走上了文学、史学的路”。
1907年，胡适与同学一起游西湖，作有纪游诗，他不懂诗韵，全凭念起来顺口。杨千里看了他的诗后，替他改了两句，结果意思大变。胡适这才知道，写诗要“牺牲诗的意思来迁就诗的韵脚”。他开始痛恨律诗，以至于日后在师大讲演中国文学的变迁时，提到律诗及平剧，竟斥为“下流”，令听众极为费解。这也是他日后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因缘。
1908年，中国公学开除了学生朱经（朱经农）、朱绂华（芾煌），引发了一场风潮，最后导致中国公学分裂，一部分师生自筹资金，组建了中国新公学。胡适也退学加入了中国新公学，并教授学校低级各班的英文。他的学生中有饶毓泰（树人）、杨铨（杏佛）、严庄（敬斋），另外，他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学生，其中一个便是张奚若。
参加留学考试时，胡适怕落第被朋友取笑，便以“胡适”为名报考。考试结束后，他到史家胡同去看榜。时天已渐黑，他觉得自己考的不好，所以从下至上倒着看，看完了没有他的名字，正失望至极之际，发现原来是“备取”的榜。于是他再去看“正取”榜，仍是从下至上看，终于看见了他的名字，仔细一看，却是“胡达”。再往上看，便看到了他的名字，他高兴地坐回车里，心里想：“那个胡达不知是谁，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
1910年，胡适讲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该学院的课程胡适还算可以应付，但唯独对果树学，他实在觉得苦不堪言。果树学每周要上实习课，给每个学生分30或35个苹果，让学生在实验室进行试验，然后对苹果加以分类（一共有400多种苹果）。美国学生花上二三十分钟就可以完成，而胡适在实验室内忙上半天，却还是错误百出。被苹果难倒的胡适自知没有学农的天分，只好于1912年转入文学院学习了。
1912年，胡适选修了一门训练演讲的课程。当他第一次被老师叫上讲台演讲时，时值盛夏，他却浑身发冷、颤抖，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有过多次演讲经历。他必须扶着讲台才能讲下去。上课的艾里沃特教授发现他只有扶着讲台才能讲话，等第二次胡上台演讲，便让人将讲台搬走了。而没有了讲台依靠的胡适，只能拼命想讲稿，也忘了发抖了。从此，胡适便不停地公开演讲，乐此不疲。而演讲太多，在此处尽人皆知，也是他离开康奈尔大学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的原因。
【传道】
胡适留学归国，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北大此课程之前由陈汉章讲授，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胡适甫一讲课，便将学生吓了一跳，顾颉刚回忆：“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讲义，开头第一章是‘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用《诗经》做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做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称赞胡适道：“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
当时在北大的旁听生和偷听生很多。一次，胡适上课时让学生把姓名留下来，说：“你们哪位是偷听生？没关系，能来偷听便是好学之士。听我的课，就是我的学生。我希望你们给我留个名字，是我班上的学生。”
胡适演讲式的教学极受学生欢迎，因为听课学生太多，他的课只能安排在二院大讲堂，许多学生事先还用书去占座。他讲课从不发讲义，也不准备讲稿。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他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时，他向学生们介绍曹寅写给康熙的奏折。但学生们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演讲。柳存仁在《记北京大学的教授》一文中写道：“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
张中行回忆胡适讲课：“30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因为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
谢兴尧回忆：“有一年我在北大第三院（在北河沿骑河楼，靠近东华门）听胡先生做报告，两个钟头下来，他穿的羽纱大褂，背全湿透，比之现在有电扇空调等现代化设备，艰苦多了。”
苏雪林回忆胡适讲课：“我们国文系的教室本与我们的图书馆毗连，中间有可以自由开阖的扇槅门隔开为两下。每逢胡先生来上课，不但本班同学从不缺席，别班学生师长也都来听。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图书室槅门打开使两室合并为一。甚至两间大教室都容纳不下，走廊里也挤满了人，黑压压地都是人头，大家屏声静气，鸦雀无声，倾听这位大师的讲解。这个印象留在我脑子里，永远不能漶灭。”
胡适讲课时谈到白话文的优点，一位学生站起来抗议道：“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学生反驳道：“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说：“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学生所拟拒聘电报中，最简者为：“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而胡的白话电文稿为：“干不了，谢谢。”胡适于是说：“文之优劣，原不在文白，在于修辞得当也。”
胡适曾对台大某学生说，不要奢望轻易找到难题的答案。他论及作文时说：“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大题小做。”
元好问《遗山集》有诗云：“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这常被拿来比作中国古人对于治学方法所持的传统态度。胡适反对这种态度，他说：“这是很错的态度，我们提倡学术的人应该把这金针送给大家，然后让他们大家来绣一些更好更巧妙的鸳鸯。”
【教诲】
胡适曾对青年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五四运动中，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告诫学生，他们在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胡适曾告诫学生：“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
胡适曾写有一条幅：“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1929年，胡适在中国公学毕业典礼上送给毕业生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他说，“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10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3600多页，20年可读7万页书。7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为一个学者了。”
一二·九运动发生后，胡适明确表示反对学生运动，他认为学生应注重学习，先“把自己铸造成器”。有学生写信质问他道：“胡先生，我们深切地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痛快吗？即使你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于你有什么好处？于你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吗？现在警告你：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勿谓言之不预也！”之后，胡适去上课，发现教室中只有周祖谟一个学生。多年过去了，这些学生中只有周祖谟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其他学生早就被自己的愤怒的火焰吞没了。
讲课时，胡适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有古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胡适说：“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吴健雄11岁时听了胡适的演讲后，一直期望成为胡先生的学生。她听说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消息后，决定入中国公学读书，成为胡适的学生。吴出国留学后，为了申请奖学金，还写信请胡适为她出具证明。她成为知名的物理学家后，无限深情地说：“是胡院长‘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教育和鼓舞了我！”
中国公学学生周楠成绩优秀，没有毕业时便准备出国留学，但当时他还没有取得毕业证。胡适很欣赏周，便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说介绍信在国外的证明效力不比文凭差。后来大使馆要求周楠提供经济担保人，周求胡适帮忙，胡适立即答应。他对周说：“许多外国人歧视我们中国人，索取保证书就是一例。所以你出国后一定要注意一言一行，日后为振兴中华做出应有的贡献。”
陈存仁与胡适见面，胡再三再四地告诉陈：“写文章一定要用白话文，并且要少引用成语，应该‘越白越好’。……做文字工作的人最忌写深奥的古文，因为文章写得越古，越是令人看不懂，失掉了写作的意义。”这些话对陈存仁的影响很大。胡适还建议他写的字，要“越清楚越好”。陈从此遵从他的意见，开药方也从不写一个草字。
胡适鼓励梁实秋完成“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工作，梁对此十分感激，他回忆道：“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断断续续三十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三个人：胡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妻子。”
【詈讽】
胡适回国时已暴得大名，故意气风发，春风得意。辜鸿铭却颇为瞧不起他，他说胡适所持为美国中下层英语，而且不懂希腊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窥见西方古今哲学的堂奥。
胡适到北大任教时，他的讲义就是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哲学史大纲》（当时还未成书），一天上课，陈汉章拿着胡的讲义，笑不可仰，说：“只看这个讲义的名称，我们就可以知道胡某人不通。哲学史已经是哲学的大纲了，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
胡适将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送给章太炎，依新式标点符号，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线。章太炎看后大怒：“胡适是什么东西，敢在我名字旁边打黑线。”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适”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线，才消了气道：“罢了罢了，这就算抵消！”即便如此，章对胡适的书还是有所肯定，并很罕见地用白话文给胡适回信，破天荒地使用了标点（全部为句号），指出了书中的不足之处。
胡适以“胡适之”为题在某大学演讲。他说：“鄙人于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文，国学大师章太炎大骂：‘适之小子，你之名字，何不改为往哪里去？’”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于是，胡适被人戏称为“半卷博士”。
邓之诚反对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的地方，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西南官话对学生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有人甚至戏言，说邓印行汪梅村的日记，正是因为日记里不止一处骂了安徽绩溪人。
一次，胡适在某宴会中偶然谈起墨学，黄侃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王八。”胡没有应声。黄又说：“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大笑道：“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受，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欢笑。
“五四”以后，蔡元培经常离校，校务多委托胡适代理。对外时，蔡也常请胡作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这让反对胡的守旧者们大为不满。林纾称胡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黄侃更讥胡为绕蔡上下翻飞的“黄蝴蝶”。
黄节对胡适的态度则是视而不见，迎面走过，昂首阔步，懒得搭理。有次课堂上，黄节谈起诗歌，不禁大发感慨，认为胡适《尝试集》尽为劣诗，其价值为负，仅证明新诗写得如何差，做反面教材而已。黄侃听了，忙赶来鞠躬敬礼，引为同道。
老派学者张尔田痛恨胡适。张与陈垣是老友，一次，他对陈垣说：“你那本书（《元典章校补》）为什么让胡适作序？我买来了书，先就把序撕掉了。”
林损常在课堂上挞骂胡适以发泄不满。一次，林照例喝完酒，红着脸走上讲台，开口便说胡适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林说胡适提倡的标点何其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他生气地说：“这成什么话！”
一次教授聚餐，林损向胡适敬酒，胡谢绝不喝，并出示手上的戒指，说这是太太让他戒酒的信物。林当即讽刺道：“胡夫人让你戒酒，你就不敢喝，如果令堂让你戒酒，你又该怎样呢？”胡适十分尴尬。
胡适第一次坐飞机，颇觉惊奇，写了一首《飞行小赞》的小诗，云：“看尽柳州山，看适桂林山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守百千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胡的同乡、同学陶行知见后大怒，作《另一看法》云：“流尽工农汗，还流泪不息。天上不须半日，地上千万滴！辛辛苦苦造飞机，无法上天嬉。让你看山看水，这事倒稀奇。”1962年2月，台湾报纸登载《老乡诗战》一文重提此事。胡适看后十分平静，笑着对胡颂平说：“你看陶知行（陶留美期间名为陶知行）的诗，可见他这个人一点幽默都没有。”
胡适曾论中国深受“五鬼”之害，即贫、病、愚、乱、贪。但对为患最甚的帝国列强，却只字未提。陶行知写诗讽刺道：“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小鬼，放却大魔。”
华罗庚翻看胡适《尝试集》，只看了序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言未必是；我今为之转一语，自古成功在尝试。”便马上掩卷。他说，这首诗中的两个“尝试”概念根本不同，第一个尝试是“只试一次”，第二个则是无数次尝试，胡适对“尝试”的概念尚且混淆，他的《尝试集》还值得我读吗？
章士钊曾撰文批判胡适，称当时的一般少年人“以适之为人帝，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
何鲁卸任中国公学校长后，继任者为胡适，何对此大为不满，他说：“适之的文章，我全看得懂；但我的论文，适之便看不懂了。”
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曾说，当初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来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便改由陈独秀去接洽。所以后来陈变成了共产党，如果那天他去，说不定他也会成为共产党。此话传开后，学生贴出壁报批驳他道：“若当初找到你，你也变不了共产党。”学校当局要撕去壁报，胡适不让，说他提倡言论自由，要以身作则。
梁漱溟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表面上好像是有一点儿价值的哲学书”。梁还忆及一事：胡适写过一篇文章，他在文中说：“哲学是什么？哲学在我看来，就是坏的科学，或者说不是好的科学。”一次，胡问金岳霖有没有看过此文，金答：“看过，很好很好。”胡很高兴，等着他的下文。金接着说：“文章很好，可惜你少说一句话。”胡赶紧问：“一句什么话？”金说：“你少说一句‘我是哲学的外行’。”
胡适曾发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丁文江与胡适。此后，鲁迅（署名佩韦）发表《知难行难》一文，嘲讽胡适道：“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此语为鲁迅讥讽胡适，1922年，胡适去见溥仪是写到：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
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到庐山开谈话会。会上，胡适慷慨陈词，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赋(www.tenluo.com)诗一首戏谑道：“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胡适也回敬一首白话打油诗：“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1948年，《华商报》上刊登一幅漫画《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适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介石的无头僵尸。旁边还附有打油诗一首，云：“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攻伐】
胡适在美留学时，即提倡白话文，引起哈佛中国留学生们的愤怒。张鑫海愤慨地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与之关系交好的同乡梅光迪也对胡适进行批判，二人关系越来越僵。1922年，梅光迪等人创办《学衡》，势与胡适等人战斗到底。梅甚至引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自况：“子能覆楚，我必复之。”
1917年，胡适通过论文答辩后，尚未将论文出版便回北大任教。按照哥伦比亚大学的规定，论文必须刊印出版，交一百本，才能拿到学位，胡适当时匆忙回国，未将论文刊印，并未即时获取博士学位。胡适回国后，因暴得大名，到处人称“胡博士”，于是有传闻说胡适根本没有获得博士学位，是骗子。1920年左右，时在美国的朱经农写信劝胡适赶紧把论文出版，“否则一天到晚大家都跟着吵，老梅（梅光迪）说你是骗人的”。
胡适和梁漱溟曾在北大打“哲学对台”，二人同时在红楼开课，胡适在红楼四楼开讲“中国哲学史”课，梁漱溟则在三楼讲“印度哲学”。二人各执己见，胡主张全盘西化；梁则认为应当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胡适说梁：“他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岂不同‘持管’、‘扪烛’的笑话故事一样？”梁漱溟则对学生说：“胡先生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老圣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这出对台戏很是叫座，足足唱了一年。
胡适曾在上海中西女塾发表题为“争取大奶子”的演讲，他说：“中国女子是不配做母亲的，因为她们的奶子被压制太久，减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争取做母亲的权利，第一就应解放奶子。”性学博士张竞生认为胡的说法没有理论根据，有欺辱女生、哗众取宠之嫌，于是撰文在报纸上对胡大加批驳。
胡适曾对时局发表一系列评论，结果引来各方不满，国民党员张难先、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出言警告胡适，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长汤尔和也劝胡莫谈政治，说胡等人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
丁文江在孙传芳手下任上海商埠总办，曾一下查封了15个国民党的机关，国民党对其恨之入骨，结果连带记恨了在欧洲游历的胡适。胡到巴黎时，“中国旅欧巴黎国民党支部”发放传单，警告欧洲华侨同胞，说胡适是北洋军阀孙传芳的走狗，要大家提高警惕，探查胡来欧干何勾当，并称将宣布国内同胞群起而攻之。
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学生会贴出罢课的布告，组织了纠察队，理学院学生在红楼的文法学院站岗，文法学院学生在理学院站岗，阻止学生到校上课。学校当局也布置各院院长站岗，怕有学生来上课，被纠察队挡住。一大早，校长蒋梦麟来到理学院二门的大门口，一下汽车就和纠察队站在一起，气呼呼地说：“你们站岗，我也站岗。”站了一会儿，没有人来上课。纠察队的学生有意奚落蒋，让工友搬张椅子给校长坐。蒋梦麟看一直站下去也没有意思，怒冲冲地跑了进去。在红楼的文法学院门口，十二名理学院学生在进门的楼梯下站岗。文学院院长胡适夹着皮包走来，斥责学生道：“这是爱国？简直是胡闹！”学生毫不示弱地说：“这就是爱国，你才是胡闹呢！”胡适回头就上楼去了，一面走，一面说：“真是对牛弹琴。”学生们大声回应道：“你才是牛。”过了很久，好不容易有一个学生夹着一个包走过来，站岗的法学院院长周炳琳连忙迎上去，招呼他快来上课。那名学生笑嘻嘻地回答道：“我是来洗澡的。”大家哈哈大笑，周炳琳十分尴尬。
抗战前夕，胡适发表文章阐述其对日外交的主张，王世杰写信对他说，日本人对他极其注意，要他小心，注意安全。胡适复函道：“万一为自由牺牲，那是最光荣的事，我绝不走开。”
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垣致胡适的公开信，陈在信中说：“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地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地研究着……”，并劝胡适“回到新社会”。但胡适看后只是笑笑，认为此信是“伪作”，因为“陈垣不会写白话文”。6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得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得太过分了！”他认定陈垣的公开信是“作伪”。为此，他征询蒋廷黻的意见，“廷黻与我均疑陈垣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部分做‘幌子’”。
1952年11月30日，江冬秀的堂弟江泽涵写信给胡适说：“我们开始觉得你们如果在北京，必定不会感觉不舒服的……我们的生活是很快乐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这大概是有意说‘反话’。”
50年代，大陆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判胡适运动，对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哲学史观点、文学史观点、考据学、红学研究等逐一进行批判，称胡适是学术界的今之孔子。对此，胡适认为大陆列出这九大罪状，是承认他“做了一些工作”，即这九大罪状是他从20年代到50年代学术上的成就。
胡适门生罗尔纲颇为难，他看到胡思杜写的批判父亲的文章后，豁然开朗，因为胡思杜作为儿子可以与父亲划清界线，那么他作为学生，更可以和老师划清界线了。他说：“20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
在一座谈会上，沈尹默说有一次去看胡适，胡正在写文章，案头满是打开的书，边看边写，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
胡适几乎所有的门生旧谊都写文章清算胡适的思想，与胡适划清界限，都说过一些在日后让他们后悔的话。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形容说：“一犬吠影，十犬吠声。”
1956年，周鲠生动员陈源再次劝胡适回国。陈源致书胡适：“……‘胡适批判’……已经过去了。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胡适收到信后，在“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句话的下面画了线，并批注道：“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胡适极耐心地看完这8本书。严秀猜测，当时大陆也无人读完这些书，包括这8本书的作者们。一次，唐德刚戏问胡适：“这几十万字的巨着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答：“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的到学问？！”
1957年春，曹聚仁写信给胡适，劝他回大陆看看。曹在信中用了激将法：“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胡适在曹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他日记中写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胡适到台湾不久，便有人匿名写《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批驳他，但他夷然处之，不予理会。他说，大陆上印出了三百万字清算胡适思想，言外之意《胡适与国运》与大陆的批驳相比太不成比例了。
胡适一直从道义上支持蒋介石，并自称国民党政权的“诤臣”，但是他出殡之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却禁止“国防部中央电影制片厂”去拍摄台湾人民沿途燃香路祭、送胡适上路的盛况。
【政见】
胡适认为，“宽容”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
胡适常说：“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
在《独立评论》引言中，胡适说：“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人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国民党政府规定，机关、学校一律要挂国民党党旗，每周一要举行总理孙中山的纪念周活动。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后，反对党化教育，不挂党旗，也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罗尔纲称，进入中国公学后，首先让他感到痛快的，是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
胡适认为，中国自古便存在自由主义。1948年10月，他应邀到浙大演讲《自由主义》。据竺可桢日记记载：胡适“述自由主义为中国之固有产物，以《吕氏春秋》为证，并引王安石白话诗。述浙江余姚明代三位大师阳明、梨洲、舜水均为提倡自由主义。述东汉王充（仲任）之自由主义。但以为中国之自由主义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终不达到，而人民亦无由解放云云。”
1949年3月，胡适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时说，自由不是舶来品，孔子、老子、孟子都是自由主义者，范缜、韩愈、王阳明身上都有自由主义精神。他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为“教育的平等”。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胡适认为：“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识政治，而开明的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
1926年，胡适到苏联考察后，在给张慰慈的信中说：“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见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的新实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胡适曾写信给徐志摩解释自己为何“亲苏”：“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我们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如果换汤不换药，如其不肯认真做去，议会制度只足以养猪仔，总统制只足以拥戴冯国璋、曹锟，学校只可以造饭桶，政党只可以卖身。你看，哪一样好东西到了咱们手里不变了样子了？”
20年代，胡适曾对友人路易丝·甘尼特说：“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
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皇宫，胡适表示反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胡适与友人游景山，俯视故宫时，他忽然沉痛地说：“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平不知怎样了，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我错了！”
胡适与陈独秀私交甚笃，但有着明显的政治分歧。汪原放回忆，1925年，胡适到上海时，常与陈独秀畅谈。一次，二人争论起来，陈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生气地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说完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转身便走。
胡陈争论的第二天，汪孟邹对胡适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胡适脸沉下来，一把扯着汪的袖子，连扯几下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说完穿上马褂走了。
胡、适平生反对暴力，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他因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为共产党所不容。他对陈独秀说：“此次暴徒火烧《晨报》，难道也是争取自由之举吗？”陈独秀说：“《晨报》为新月派把持，这样的阶级立场，如何不能烧？”胡非常生气：“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丝毫异己思想了？如果社会是这样的，那是何等的阴森残酷？”陈独秀说：“正因为社会阴森残酷，我们才无法容忍。他们捕杀共产党的时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惨案，可曾有容忍？我几次入狱，他们又何曾容忍过？”胡适说：“但是你在狱中的时候，马通伯、姚叔节这些旧学究都曾署名营救你，你出狱后，大家还谈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难道忘了吗？”陈独秀为之语塞，但马上又质问道：“但你为何参加善后会议？”胡适说：“以和平方式解决南北纷争而已。”陈独秀又言：“段祺瑞是帝国主义之走狗，难道你不知道？”胡适反问：“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安在？”陈独秀笑着说：“所以你我为不同阶级。”
1949年2月15日，胡适在上海与竺可桢见面，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
【议政】
在美国留学时，胡适曾对美国政治进行过研究，他曾经历过两次美国总统大选，这些经历使他一生虽然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对政治始终有着“不感兴趣的兴趣”。他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总统黎元洪曾颁发勋章给胡适，胡适在报刊上登启事道：“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颁发的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禾章’一项，如果这个胡适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1922年，胡适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陶孟和、梁漱溟等十六名学者联名发表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要建立“好政府”。此文引发了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次年，吴佩孚支持王宠惠组阁，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入阁，这届政府被称作“好人政府”。但是，这个“好人政府”只维持了七十三天就下台了。而胡适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初认为“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后又认为王宠惠太吝啬，实在算不得“好人”！
胡适主编《独立评论》时，每周一总是工作到深夜，三年来均如是。江冬秀总是责怪他不注意身体，胡适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
胡适始终支持汪精卫。1944年，汪精卫去世后，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回忆，胡适曾对他说，“应该拨给共产主义者一个省去实验他们的主张，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他各省可以效仿。”罗尔纲也记得，胡适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把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让他们去试验共产主义，试验好后，再进行推广。但此文没有刊发。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适居留美国未归时，曾致电毛泽东，劝毛放弃武力斗争，改用和平奋斗方式，学取英美在野党的榜样，耐心等候将来取得政权。毛泽东未予置复。不久进入到解放战争阶段，胡适回国任北大校长，此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把他对国是的意见向共产党提出。胡适回答：“我给毛泽东的电报，他到今天还没给我回电，我怎么能再向他提出意见呢？”但胡适从来不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对于国民党的报纸把共产党称作“共匪”，他一直表示反对，他说，人家是一个政党，怎么能称之为“匪”呢？
有人问胡适，如果他真被提名当选总统怎么办，胡适答：“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晚年，胡适公开对美国媒体说，他对“自由中国”的期待当然也包含大陆在内，他反对“两个中国”，也反对“一中一台”。
【际会】
毛泽东在北大担任图书馆助理管理员期间，在听胡适演讲时，斗胆向胡适提过一个问题，但当胡适得知他是未注册的学生时，拒绝回答他的问题。
此后，毛泽东与萧三等人经北大教授杨昌济（杨开慧之父）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与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邀请胡适讲演，解答问题。
在是否出国留学的问题上，毛泽东曾经征求过胡适的意见。1920年，毛泽东在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五四”时期，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毛泽东支持胡适。当时毛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拟定了一批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等等。
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与胡适的交往仍相当密切，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恭敬地对这位只比自己大两岁的学者谦称“你的学生毛泽东”。
《西行漫记》记载，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前夕，曾专程去拜访胡适，“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欣然接受，表示尽力给予支持。毛回到湖南后，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胡在《每周评论》中发表文章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就准备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一事，前去拜访胡适。他计划“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自修大学的名字是胡适起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日后，胡适在日记中追忆此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20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胜利后，他马上致函胡适报告“驱张”后的形势：“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38年，毛泽东在鲁艺讲话时说：“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得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
抗战刚胜利时，胡适从美国发电报给毛泽东，希望他“爱惜中国前途……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但毛没有回应。
一天，季羡林到校长办公室找胡适，一名学生走进来对胡说：昨夜解放区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听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只是微笑着对那个学生说：“他们要我吗？”北平被围困后，毛泽东曾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只是说：“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
陈存仁回忆，抗战结束后，胡适到陈家吃饭，“无论饮酒或讲笑话时，对时局问题，常避而不谈。那个时期，他的家乡安徽，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已变色，他只谈到他的家乡绩溪龙井乡上村改为适之村，共有五百多个户口，他家门口被写了八个大字‘胡适之家，不可乱动’，他家祠堂已改为五四运动展览会永久会场云云。胡适谈到这点，认为那位北大图书馆馆员，看来还不会难为他”。
1949年后，中共中央多次对胡适进行了统战工作，但胡适不为所动。1956年2月，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
1957年，毛泽东又谈及胡适：“……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1959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生日，中午，胡适在胡颂平家中吃饭，谈起了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胡颂平问道：“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丈人带进去的吗？”胡适回答：“不是。”胡颂平又问道：“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胡适回答道：“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不过，据毛泽东说，他是由杨昌济介绍进北大图书馆的。
何炳棣曾将毛泽东的两首《沁园春》译成英文发表，胡适看到后略带责备道：“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更接着说，毛的那两首词里有些句子还不配称为薛蟠体。何炳棣却坚持不让，指出毛词修辞、气魄、意境（例如1925年那首前半写景之中渗进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等等）实不无可取之处。胡适仍坚持原见，何炳棣不客气地指出：“胡先生，你和黎锦熙、邓广铭合写的《齐白石年谱》，说齐诗好就好在它的薛蟠体，为什么对毛用双重标准来挑剔指摘呢？”胡适忽然用英文说道：“But I have to admit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但是，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何炳棣也用英语回答：“Now，since the father of the20th-century Chinese Renais sance says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how can he be too lousy a poet？！”（既然中国20世纪文艺复兴之父都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怎么会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诗（词）人呢？！）二人同时哈哈大笑，握手结束了这场小小的争执。
胡适也对唐德刚坦承：“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胡适去世后，周恩来说：“胡适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
【诤臣】
1929年，胡适发表《知难行亦不易》等文章，惹怒国民党当局，当时有人提议胡适为清华校长，蒋介石指示：“胡适反党，不能派。”
1932年11月28日，胡适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他在给罗隆基的信中说，蒋“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过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第二次见面时，胡送给蒋一本《淮南王书》，希望蒋能够从中悟到治国之道。第三次见面时，蒋故意搪塞敷衍，令胡颇为失望，对蒋的好感尽失。
1933年，行政院长汪精卫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胡婉言谢绝：“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更多。……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请胡适到欧美争取支援，胡适与钱端升飞行9日后到达美国旧金山，钱端升呕吐不止，宣称今后再不坐飞机了，胡适则牙疼得不能嚼东西。抵美后，胡适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各地演讲，争取美国各界支援。据后到达的张忠绂回忆，为了给国家省钱，胡适仅住10美元一天的房间，出门时，不敢让旅馆门口的侍者为他们叫车，因为叫车要给侍者两角五分的小费，而是走到街口或转过弯去叫车。此次赴美，胡适拒绝领取政府发放的薪水，钱、张二人也主动谢绝了。
1938年2月，三人使命完成后，胡适仍在美国逗留了一段时间，有四五家大学曾邀请他到校任教，胡适考虑再三，均婉谢。他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说：“这个决定是不错的。我不愿在海外过太舒服的日子，良心上过不去。”
蒋介石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胡适认真考虑一周后，终于同意，他复函蒋说：“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胡适出任大使也得到了美国高层的重视，胡可以直接找罗斯福交涉。罗氏对胡适印象极好，他连名带姓称呼胡适，以示亲近，并常邀请胡出席一些宴会，与胡比邻而坐，亲切交谈。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罗斯福第一个打电话告诉胡适这一消息。当时一位美国官员说：“近代各国派驻美国大使得到美国朝野之敬重的大概只有英国Lord Bryce可以和胡适博士媲美。”
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时，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称，没有人比胡适更有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的情况，同时向中国说明美国的情况。胡适因国民党内部斗争卸任后，该报发表评论表示遗憾，称：“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选了。”
1938年，胡适成功拉得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蒋介石致电：“借款成功，全国兴奋。”胡适赋诗一首云：“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任驻美大使期间，胡适到各地做了几百次讲演。大使有一笔特支费，但胡适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不动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
一位名为阿拉耶的美国人听了胡适的演讲后，深为感动，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听到的最动人的演讲，更让他激动的是，这位中国大使和他是同一天生日——12月17日。回家后，他对夫人讲起了这位中国大使，并商量去拜访胡适。这时，胡适突发心脏病住院，阿拉耶得知后，请美国华侨首领李国钦给胡适送去100美元，说是捐赠给美国医药助华会（ABMAC），并请胡适安心养病。胡适拿到钱后，当即也向医药助华会捐赠100美元，李国钦见状跟着捐赠100美元。次年，阿拉耶不幸去世，12月17日，阿拉耶夫人再次到中国大使馆，交给胡适100美元，请胡代捐给医药助华会。以后，在胡适的大使任期内，阿拉耶夫人每年都会拿出100美元，与胡适、李国钦各捐赠的100美元一起，送往医药助华会。
出任驻美大使4年间，胡适做政治和学术演讲400多场，他坚持自己起草讲稿，为了节省开支，外出演讲从不带随从。他曾写信给王世杰说：“我在此3年，不曾有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让胡适出仕，胡适先以北大校长不能兼任政府官职为由婉拒。蒋又让他担任国府委员，说这不是官，胡适再次拒绝道：“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要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
1948年，蒋介石利用胡适为自己的总统当选铺路。蒋先在国民党的临时中全会上，表示自己坚决不当总统，要推举胡适为总统候选人，当时会议中除了吴稚晖和罗家伦同意外，其他人均表示反对，他们罗列了反对胡适的原因后，一致表示还是“蒋主席”最为合适。蒋在日记中说，利用胡适是他“一生中对人最抱歉之一事也”，并于事后请胡吃饭表示歉意。
蒋介石如愿当选总统后，据说，有人提出让胡适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脸色一变，道：“书生不能办事。”
1948年12月17日，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宴请胡适夫妇。蒋平日请客从不备酒，此次特备酒为胡适贺寿，胡适甚为感动。但当助手胡颂平奉蒋之命劝他“替政府再做些外援的工作”时，胡却极不高兴地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
1949年1月，国民党内要求胡适任驻美大使、外长的呼声很高。蒋介石请胡适吃晚餐，劝他去美国，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这月，胡适又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来信及“总统府资政”的聘书。但胡适致函吴，婉拒总统府资政一职。6月30日，胡适连发三封电报，分别给阎锡山、杭立武、蒋介石，坚辞外长一职。他在给杭立武的电报中说：“弟决不愿就外长，亦不愿就任何官职。弟昨始得见新布之千页白皮书，更觉得我前所谓辩冤白谤，实有需要。若政府不许我向外声明未就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乎？此意千乞代陈介、麟、百、骝诸公为感。”
同年4月6日，胡适再次赴美，为蒋介石尽最后努力，希望挽救国民党的命运。4月21日，胡适抵达三藩市时，得到共军已渡长江的消息，胡适强振精神地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此后，他发现运用私人关系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时，便闭门谢客，声明从此不问政治。
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留在了大陆，1950年，他公开表示与胡适划清界限，称胡适为“人民的敌人、反动分子，罪行早和美帝有关”。报纸刊登此事后，蒋介石亲自把胡适叫到家里予以安慰，胡适却搬出当年蒋经国在苏联时大骂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与蒋介石划清界限的往事，弄得蒋无话可说。
国民党在大陆的颓势一发而不可收，胡适、雷震等人准备办一份杂志，希望借文字鼓舞军民。按照胡适提议，仿照戴高乐在国难中办《自由法国》，为此杂志起名“自由中国”。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自由中国》成为攻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利器，最终被封禁。
《自由中国》创刊时，胡适说：“我们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平易而正确的见解，仔仔细细的告诉我们的同胞。”
1952年，胡适应蒋介石邀请回台讲学。台湾一时万人空巷，争睹其风采，蒋经国亲率代表前往接机。胡适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他在《自由中国》三周年茶会上说：“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
蒋介石七十寿辰时，胡适在为其所写的文章中讲了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奉劝蒋以艾氏为榜样，做到《吕氏春秋》中说的“无智、无能、无为”，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地保证言论自由。
1958年，胡适应蒋介石的邀请答应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大为高兴，不仅从自己的稿费中拨款为胡适盖房子，更是亲自到中研院参加胡适的就职典礼，称赞胡适的道德与品格高尚足膺院长重任。但胡适却发言反驳说，学术与道德无关，中研院的责任还是在提倡学术，并一再说“总统错了”，气得蒋脸色大变，从此再未踏足中研院。
1960年3月“总统”选举时，已连任两届“总统”的蒋介石违反宪法，准备继续执政。胡适对此极为不满。选举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希望他不做第三任“总统”，并奉劝国民党不要再玩弄“劝进”的花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直到陈诚将结果告诉他，他还是说：“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
同年，雷震被捕入狱。在美国参加学术会议的胡适，立即致电行政院长陈诚说：“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派运动，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恐将贻笑世界。”他公开对外籍记者说，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国家”。他强调，雷震绝对是个“反共爱国”的人，因此他“不是营救雷震，营救的是国家”。
是年11月18日，胡适对蒋介石说，雷震一案使他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蒋却刻意问胡适，有人说胡适这几年来“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忙说蒋的话太重，说“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里去！”
雷震被宣判那天，胡适一个人在家中用天九牌玩“过五关”，记者来采访，他说：“你老远地赶来，关于雷震案我只有六个字的感想：‘大失望，大失望。’你这样辛苦一趟，恐怕也是大失望吧！”
雷震入狱后，胡适没有去探监，以至于被殷海光、聂华苓等人痛批严挞。记者曾问胡适为什么不去探监，胡适并不正面回答，只说：“雷震会知道我很想念他。”
【伤憾】
1929年，胡适因发表《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文章，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他不愿因个人行为影响中国公学的立案问题（因为中国公学是私立学校，不立案得不到政府认可，所发文凭如同废纸一张），影响学生前途，便提出辞职。学生们不愿让他辞职，召开大会决议：“宁可不立案，不能让胡校长走。”胡适于是召集学生开会，对学生进行劝说。学生深受感动，泪流不止。吴晗日后回忆说：“胡适之被迫离校，在那时候他是反对蒋××（介石）的。”
1930年，罗尔纲随胡适一家从上海赴北京时，胡的侄儿和外甥要送行，被胡适拒绝了。到了站台，竟没有一个亲友送行。一个中国公学的学生代表前来请胡适照相留念，照完便失魂落魄地跑了。在车上，两个军人向胡适一行挑衅，胡适忍下了。到了站，也无人迎接。罗这才明白，那是有人要对胡适不利，幸亏一路总算有惊无险。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改变了对胡适的策略。4年后，胡适南游归来，车站外停满汽车，站台上站满了迎接的人群，回想到四年前，罗心中的感受，绝对不仅仅是“世态炎凉”4个字所能概括的。
1931年9月，重返北大的胡适准备大干一番，聘请了丁文江、李四光、徐志摩、钱穆、孟森、陶希圣、汤用彤等30多位教员。然而刚开学不久，便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学生们罢课抗议日本侵略东北。胡适在日记中叹道：“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功夫，造成了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
丁文江是胡适最尊敬的朋友，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丁文江在湖南煤气中毒，后不幸逝世。丁临终前想见见胡适，但胡适忙于处理学生运动，无法离开北大，没有与他最亲密的朋友见上最后一面。
1948年，石原皋被捕，他的家人请胡适帮助营救。罗尔纲也为保护吴晗之事找到胡适，胡适听后火冒三丈：“你不看见吗！石头（石原皋的绰号）家人把我缠死了！今天还同营救罗隆基、冯友兰的时候那样吗？赶快叫他走，有事我是没有办法的！”后来，程仰之对罗说：“适之先生不回国就好了，现在陷在泥坑里，他要营救石头，碰得焦头烂额。竟连这一点点儿小面子也不给他，多惨啊！”
1946年，胡适就任北大校长，他雄心勃勃：“既已做了北大校长，就希望做他十年八年，以求能做出一些成绩来，否则对不起北大，对不起自己。”他希望实现自己青年时代的梦想，“一心一意把北大办成具有国际地位的大学”。胡适在装电话时，特地要了“5400”这个号码，以纪念五四运动。他规定，每年5月4日为北大校友返校节。
1947年，胡适给教育部长朱家骅、行政院长张群和蒋介石分别致函要求增拨经费。朱家骅复信道：“如此情形，弟实在无能为力，只有一去了之，想兄亦能谅我也。”胡适一共要求学校修缴费、设备费192亿元，张群只给25亿元；胡适要外汇10万美元，张群只能给1.5万美元。北大新成立的工学院、农学院没钱购买设备仪器，胡适只能勉励学生：“虽无仪器设备，而应仍能照常做研究工作。”学校发展举步维艰，教授和学生的生计更成问题。5月底，在北平行辕新闻处召开的记者会上，胡适忍不住发了一通感慨：“约我谈学生运动，我觉得很惭愧。过去的时间大部分都用在油盐柴米上，弄房子，修房子，替先生找宿舍，替学生解决生活问题，对学生没有负起指导的责任来。”《申报》曾经有一篇《北大经济危机教授透支达4亿元》的报道，说北大有180余名教授透支4亿元，其中最多的有600余万元，总共每月付利息5000万元。记者又问及胡适本人的生活状况，胡适给记者算账说：“去年（1946）7月校长薪津可得28万元，折合美金100多块钱。现在虽已调整近百万元，但折合美金，每月仅得35美元。”他的秘书郑天挺补充说：“胡校长每天薪水合1块2角美元。”此时胡适也还要靠一些银行的朋友们拆借维持生活。几个月后，《申报》的记者再次采访他谈教育改革的计划，胡适直截了当地说：“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
邓嗣禹回忆，向达当着众人之面责问胡适：“胡先生，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无新材料做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吗？”胡适无言以对。
1947年9月23日，胡适主持北大教授会，商讨北大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回家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做了两个半钟头的主席。回家来心里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10年20年的计划？10年20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1948年底，解放军大兵压境。12月15日，胡适携夫人乘坐国民党的专机匆匆南下，随身只带着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和视若生命的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已经收拾好的一百多箱书籍无法带走。临行前，胡留下一便笺：“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建校50周年，也是胡适57岁生日，但胡适已于两天前离开北平。他在南京中研院内举办的北大校庆纪念会上痛哭失声：“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会场一片凄然。
胡适到南京后，胡寿民前去拜访，胡适凄然地自言自语道：“我对不起我的同事，我一个人出来了，把他们丢掉了。”又望着窗外大雪，喃喃道：“前方战士打仗好苦啊！”
季羡林写道：“听说，他（胡适）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按：名单中有汤用彤、徐炳昌、马衡等人），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按：有名单中没有的毛子水）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1948年底，离开北平后的胡适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他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自私地埋头于学术活动。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胡适离开北平时，没有带上小儿子胡思杜，谁知这一别便是永别。1958年，胡适从香港得知儿子自缢的消息，但他将信将疑，在遗嘱中，还为这个小儿子留下了一份小小的遗产。1962年，在胡适的葬礼上，江冬秀向大儿子胡祖望问起胡思杜，胡祖望才将弟弟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而胡适直到去世，仍不知道这个小儿子已经先他离开人世。
1949年以后，胡适在美国的生活颇为窘迫，没有秘书，出外挤公车，所有家务都只能自己做。他本准备赴英任教，但因为英国政府承认中共政权，他便拒绝前往；美国某前财政部长准备请他到匹兹堡大学讲座一年，年薪万余元，并为他建房，被他拒绝；许多学校曾请他任教，也被他拒绝；他最困难的时期，台湾当局曾送给他6万美元宣传费，他亦悉数退回。在美国8年多，他几乎没有固定收入，只能靠稿费、版税、储蓄勉强度日。但即便如此，胡适拒绝申请美国绿卡。唐德刚回忆：“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他看见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
1956年秋，胡适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客座教授一学期。张充和回忆：“我在图书馆做事，图书馆里的人不知道什么胡适不胡适啦，叫他填表，他从来不会填表，以前他要什么书，都是学生送到他家里去的。他填不好表，我看见了，就请他坐在一个桌子旁，问他要什么书。他要什么，我给他拿。”
胡适晚年在美国，常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看中文报纸，看得极为仔细，连副刊都不放过，夏志清说，胡此举“比他太太靠打牌消磨岁月，实在好不了多少”。唐德刚亦曾感慨：“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
在美国，胡适的住处治安不好，常有小偷光顾。江冬秀日以继夜地打麻将，胡适并不制止，因为家中客人来来往往可以让小偷止步。他也乐于和唐德刚等年轻的留学生来往，他们的来访不仅可以防盗，而且也为雇不起用人的胡氏夫妇充当免费司机和搬运工。在美国时，胡适曾不止一次声调凄凉地告诫唐德刚：“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
1957年春天，胡适在纽约因胃溃疡大手术之后，立下了英文遗嘱，幻想“光复大陆后，北大成为自由大学时”，他留在北平的102箱书捐给北大。他此刻已感觉到，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回祖国大陆了。
是年11月初，赵元任听说“中央研究院”欲聘胡适为院长，便打电话劝胡适应允。因为此前胡适曾对他说：“我老了，已到了退休年纪，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
胡适在美国收入日绌。他坚持着述有论必有据的原则，他对唐德刚说：“人家都以为我胡适写文章，总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其实我写起文章来是极慢极慢的。”吴国祯一次对唐说，胡适之一定要回台湾。唐问何以见得，吴答：“他告诉我他一篇讲演稿子要写两三个礼拜，他如何能在美国谋生？”而彼时吴在美国正以讲演谋生。
记者常君胜在《三十年前“夜访胡适谈三事”追记》一文中写道，雷震案发生后，他去采访胡适，他问道：“如果军法复判局传胡先生出庭，你愿不愿意去作雷震的‘品格证人’？”胡适两眼瞪着常，没有立即回答，半分钟后，一拍桌子，严肃地说：“我愿意出庭做证！”接着，胡适又激动起来：“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成为言论自由的象征，现在不料换来的是十年的坐监，这……”说到这里，又重重一拍桌子：“是很不公平的！”常君胜的报道很快刊发，他听小道消息说，蒋介石看到这篇特稿后，气得拍桌子说：“胡适之竟要出庭给雷震做证！”
报道见报后，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陈雪屏对报社的发行人余纪忠说，雷震案发生后，胡适启程回台湾，他们“怕胡先生回国时心情激动，会说出些不中听的话，才特别推毛子水先往东京等候，和胡先生同机返台，途中将最新情况恳切说明，最重要一点是无论如何不要接见记者，发表任何谈话”。他们这样做，是“想让事情冷一冷，等老先生（指蒋介石）气平下来，再相机进言，雷儆寰也许可以早点出狱”。胡适本已答应，“都是你们那个常某某，一再用各种问题刺激胡先生发了脾气，我们在一旁听得很清楚，话既出口，着急也没有用”。“现情形弄得很僵，胡先生请见总统久无下文，辞公（陈诚）、岳公（张群）都不敢进言，营救雷震的事恐怕更难了！”
董桥曾撰文说明胡适为什么不去狱中探望雷震：“事过四十多年，郭际冈信上说，胡适太了解蒋介石的个性了，他知道只要他到监狱去探望雷震，蒋介石肯定会对雷先生采取更严厉的报复，连家人可能都遭殃。”
1959年，胡适在日本东京接受记者司马桑敦采访时，曾有一段分析大陆学者吴虞的话：“在五四运动前后，他被指为左派，后来变为中间偏左，而逐渐地中间偏右，现在则成了右派，左右挨打，站在夹击的中间了。”他对吴虞这段评说，更像其夫子自道。
在台湾，胡适度过了人生的最后4年，也是他被四面夹击的4年。他与时代的摩擦达到了高峰。他为自由而去，但在台湾他依旧没有得到“自由”。他甚至对朋友叹息说：“宁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逸事】
一次，少年胡适和外甥章砚香途经中屯的三门亭，他指着神像怂恿外甥道：“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把这几个烂泥菩萨拆下来抛到茅厕里去，好吗？”胡适的一席话吓坏了比他大几岁的外甥，随行护送他们的章家长工也慌忙阻拦，胡这才作罢。晚上，胡适吃饭喝多了酒，大喊大叫起来，章家长工便将路上之事告诉胡母，说可能是神道怪罪，胡母便惊慌起来。而胡听了长工的话，怕因醉酒被母亲责罚，灵机一动，真如鬼神附体一般，愈加闹得厉害了。母亲慌忙焚香祷告许愿，后来胡疲倦了，才不知不觉睡着了。一个月后，母亲让舅舅带着胡适到庙里谢神还愿，胡适只好老实跟着去了。这件事，胡适直到1917年留学归国回家时，才向母亲坦白。
清末民初，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开始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等。原名胡洪骍的胡适，由其二哥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取“适”字做了表字，并用“胡适”做笔名。
孙中山号称“孙大炮”，胡适以为，孙只是一个能说会道，肚中空空的家伙。一次，胡去孙处拜访，见其书架、床上、桌上都是书，便怀疑其有没有看过，随手抽出一本来，发现上面每页都圈圈点点。他又连续翻了好几本，每本都如是。胡适这才对孙十分佩服，说：“孙文可是一门不能轻视的实炮。”
1919年10月，胡适到山西大学演讲，对山西军阀的愚民政策和专横进行了批评。山西大学学生听罢大为兴奋，向胡提出要转学到北大。时国立大学可以相互转学，胡适同意了他们的请求，结果山大有一半学生转入北大。阎锡山因此对胡适意见颇大，20年后还念念不忘，屡屡对胡适提及。
太原有两座碑，一座碑上刻有一千字，人人都须认识，另一座刻有八百字，山西人必须认识。胡适不认识上面的一个“崞”（音郭，山西的一个县名），于是胡适不认识“崞”字的消息便就此传开了。
30年代在北平，胡适的书大概有20架，他记性很好，能记住每本书的摆放位置。他不用卡片，看过的书中凡有用的地方，用红、黄、蓝三色纸条夹在里面，需要用时，一翻就得。1934年，罗尔纲写《水浒传与天地会》一文，送去请胡适看，胡抽出《大清律例》中的一册，翻开蓝纸条夹的地方，指着一条史料让罗加上。胡适从未研究过天地会，翻阅《大清律例》是为研究《红楼梦》，且已经过了十几年，还能清楚地记得，罗尔纲只能慨叹胡的天赋卓绝。
胡适主张“无后”，有了儿子祖望后，最初他对儿子并不太在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祖望父爱日浓。其侄胡思永曾写信给江冬秀道：“四叔现在很爱祖弟了，这很好。以前呢？不许思祖上床睡。现在呢？回家不管什么事忙，先要抱儿子起，究竟还是儿子好。”
李石曾爱吃大蒜，身边时常携带大蒜。一天，李到胡适家中拜访，不一会儿，江冬秀便对胡适说：“适之，你不是有约会吗？”胡适不明所以，继续和李聊天。结果，江一会儿又催道：“你的约会时间快到了。”李这才告辞。李走后，江冬秀说：“他的大蒜气味这么重，你怎么忍得住？”接着打开门窗通风，又用香把屋子熏了一遍。
温源宁这样描写胡适：“四十出头了，胡博士还显得很年轻。脸刮得挺像样，衣服穿得挺像样，他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漆黑，不见二毛；前额突出，跟奥古斯都大帝相似；一双坦率的大眼；两片灵活的嘴唇，显得能言善辩；面色红润，却不是由学者的‘生活朴素，思想高超’而来，也不是由俗人的‘饮食丰美，生活放荡’而来。中等身材，十分匀称，一举一动，轻快自如。从外表看来，胡博士是由俗人变为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为俗人。”
黄伯易在暑期学校的欢迎大会上见到了梁启超、胡适等人。会后，同学们在食堂对大师们的仪表品头论足。有人说想不到杜威不过是一个瘦老头，并给江亢虎的高和胡适的矬起了外号，说胡适不像一个学者，倒像花牌楼的商人。
郭沫若回忆：“我那时候也在吸香烟，在电风扇之下擦了几根火柴都不能擦燃。博士把火柴匣接过去，顺手又取了一个酒杯来打横，把左手的拇指和无名指挟着酒杯边，食指和中指挟着火柴匣，那样酒杯便成了一个玻璃罩，火柴也就擦燃了。他向我笑了一下，我也着实地佩服着他：毕竟不愧是我们的博士！”
1933年，胡适应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邀请到武大演讲，同行的还有杨振声（字金甫）、唐钺等人。此行王还为几人安排了一场特殊的“考试”，请他们到幼儿园和孩子们进行交流。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胡适说的故事，但却不大明白故事的含义，胡适大为感慨：“只有杨金甫说的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的。这方面，我实在不如金甫。”
胡适曾与樊弘因“在历史上民变从未成功”的论题发生激烈争辩，最后胡词穷，说道：“我比你书读得多，你是学经济的，你知道什么政(www.hushui.net)治？”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引用了威廉·莫瑞森的话，大家都不知道莫氏为何许人也。后来，胡适发现莫氏为加州的一位不知名的牙医，他对一位美国朋友谈及此事。这位朋友正好认识莫瑞森，便将此事告诉了莫氏，莫氏听后，找到国民党纽约支部，加入了国民党。
胡适有个口头禅是“我们安徽”，对于家乡的一切，总是无比自豪。他常说徽州人常聚族而居，姓胡的、姓汪的、姓程的、姓吴的、姓叶的，大概都是徽州，或是源出于徽州。他问过汪精卫、叶恭绰，二人都承认祖上是在徽州。罗隆基调侃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说罢，相与拊掌大笑。
梁实秋的妻子程季淑祖籍绩溪，如果胡适宴客，梁实秋在座，而座中恰巧有徽州客人，胡必这样向客人介绍梁：“这是梁某某，我们绩溪的女婿，半个徽州人。”
赵元任和杨步伟去安徽旅游，顺便去了胡适的家乡。事后，杨步伟和赵元任写信给胡适说：“你们有这种好风水的地方，所以才出了你这个人。”胡适回信说：“韵卿（杨步伟字韵卿），我要接吻你一百次，谢谢你。”
胡适酒量不大，但好饮。一次，朋友结婚，请胡为其证婚。宴席每桌只备了一壶酒，不到一巡即告罄。胡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节酒会的会员。胡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说：“不干新郎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高兴，要再喝几杯。赶快拿酒来。”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
丁文江曾从胡适的《尝试集》中挑出胡的戒酒诗：“少年恨污俗，反与污俗偶。自视六尺躯，不值一杯酒。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请梁启超题在扇面上送与胡适，劝其戒酒。胡大为感动。
夫人江冬秀为使胡适戒酒，在其四十岁生日时，送上一枚刻有“止酉”二字的金戒指，其实江的本意是“止酒”，这让前来贺寿的朋友们大笑不止。一次，路过青岛，梁实秋等人呼朋豪饮，胡适赶紧取出戒指戴在手上，表示免战。
一次，胡适、胡政之、胡建中、胡次威同在庐山会前闲谈，蒋百里见后大叫道：“幸只四胡，否则我国就危险了。”大家不解，他笑指四人道：“若多一胡，岂不成了‘五胡乱华’，那还得了！”
胡适喜欢吃肥猪肉，每次《独立评论》同人开会前聚餐，与会者都会把肥肉留给他，让他吃个痛快。
民国时期，官员、文人搓麻成风，胡适在《麻将》一文中痛斥麻将的祸害，他说：“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他把麻将与鸦片、八股、小脚列为“四大害”。
但胡适偶尔也打麻将，梁实秋回忆：“有一年在上海，胡适、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几位在一品香饭店开了房间，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价响。”胡适那次手气不佳，最后输个精光，因为带的现金不够，只好开出一张三十多元的支票（当时不算小数目）。
在麻将桌上，胡适胜少败多，但江冬秀却屡战屡捷，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于是从中考证出“麻将里头有鬼”。
胡适从不晕船，有一位船长对他开玩笑说：“如果船上的乘客都不晕船，都像你照常一日三餐，我们的轮船要亏本了。”
胡适是炎黄子孙中获得博士学位最多之人，一生共有32个博士学位，其中有31个为名誉博士学位。他曾对唐德刚说，他的名誉学位有34个，多为一流学府所颁赠。
胡适回国时，虽被人称为胡博士，但他并没有获得博士学位。饶是如此，也令刘半农大受刺激，拖家带口出国留学。数年后，他终于获得国立巴黎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据杨步伟回忆，刘博士口试结束后，几乎晕倒，只能由人架着回家。从此，他在人前自称“国家博士”，以示高其他博士一等。
胡适不吃西洋参，他总说那是美国人用来喂猪的。一次胡颂平劝他吃一些，对心脏好，他便直接放在嘴里嚼，不成想把假牙咬断了。
晚年，胡适谈及北方人早婚时，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北方民谣：“新娘年纪二十一，新郎还只一十一。两人一道去抬水，一头高来一头低。要不是公婆待我好，一脚踢他井里去。”
北平的餐馆中，许多菜以名人名字命名，如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胡博士鱼等等。中山公园长美轩的马先生汤为马叙伦首创，味极鲜美。王府井承华园的胡博士鱼则为胡适所创，其法为鲤鱼切丁，加三鲜细料熬成鱼羹。
【风趣】
胡适少时持“无后主义”的主张，他的三哥过继给了伯父，很是痛苦，他见后，觉得“不但反对承继儿子，并且根本疑问‘为什么一定要儿子’？”婚后不久，得知妻子有孕后，他禁不住自我揶揄道：“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天挂不起来了……”
北伐成功后，高中以上学校的学生都要接受军事训练，组织学生军。胡适在学生军成立典礼说：“大家都知道当兵的丘八最狠，因为他们有武器；同时学生更狠，因为他们有头脑，有学问，所以人称丘九。今天学生组织了学生军，就变成了丘十七，将来救国救民的责任，全在你们这批丘十七身上……”
钱玄同年轻时偏激，曾大话曰：“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1927年，钱四十岁生日时，胡适、刘半农等人想起钱当年的激愤之语，于是写就讣告、挽联、挽诗以及悼念文章，并发出预告，计划在《语丝》出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结果钱恼羞成怒，专号没有按计划刊行。但有外地友人信以为真，打电话到北平慰问钱的家属。
丁文江对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里看过去，眼里白珠多，黑珠少。胡适对他说：“史书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从来没有懂得，自从认识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待人’是个什么样子。”丁听了大笑。
一日，胡适去造访杨杏佛，不巧杨不在家。胡适独坐无聊，便以杨杏佛的大鼻子为题，写下一首打油诗：“大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直悬一宝塔，倒挂两烟筒。亲嘴全无份，闻香大有功。江南一喷嚏，江北雨蒙蒙。”杨杏佛回来见到此诗，连呼：“好诗！好诗！”
胡适和汤用彤闲谈。汤说：“我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笑道：“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两人相视大笑。
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时，曾邀胡适来校讲演。不料轮船抵达后，因风浪太大，无法靠岸，胡只好给杨发了一封电报：“宛在水中央。”杨回电：“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一次，胡适在某大学，讲演中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等人的话。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在黑板上写下“胡说”二字，引来哄堂大笑。
胡适曾在讲演中提到禅宗，说在学禅的人眼中，“如花美眷”并不可爱，因为到头来都会成为枯骨。这时，坐在前排的女同学们颇为不安，胡适便笑道：“这几位漂亮的小姐，请你们不要担心，没有男士们会相信那些和尚们的混话的。不信！下课后，就会照旧收到你的男朋友寄来的粉红色的求爱信笺。放心吧，小姐们。”全场听众大笑不止。
一次，朋友们在胡家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抱着一本厚厚的精装大书，是德文版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适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余，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马君武继任。胡濒行之日，特集全体学生，做最后讲演，作谐词曰：“诸君如‘新郎’，余如‘新娘’，‘新娘’伴‘新郎’，则诸君不寂寞矣。今余与诸君中道仳离，殊属一憾！但为诸君介绍一‘新新娘’来，诸君惧寂寞者，亦可不更寂寞，则此一憾，幸而获弥！‘新新娘’为谁，则马君武博士也！”语毕，马于学生鼓掌欢迎声中，继之登台，略谓：“适胡博士之妙喻，隽永得未曾有！惟拟予以‘新新娘’，殊弗敢承。予意胡之去中公，并非爻占脱辐，而致大归；要不过为‘新娘’之归宁耳。若然，则予今之地位，只可拟为‘伴娘’，仅能于此洞房寂寂时，聊伴‘新郎’谈笑，一日‘新娘’更来，自当奉身而退，俾新郎新娘之好梦重圆。”有人批评道：“在此旧礼教须重新估价之际，师生分位，虽不当如前悬绝（从前谓师生如父子），然拟学生为新郎，以新娘自居，殊觉不伦不类。”
1932年，胡适和李四光应邀到湖北省立中学演讲，胡适先讲，他讲完后，指着李说：“我当着李四光先生这位科学家讲科学，有点像在孔夫子门前卖四书一样。好了，现在就请孔夫子来给诸位讲讲科学吧。”全场哄笑。
季羡林回忆：“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1947年，胡适应邀到南京政治大学讲演，他上台后，会场上有人在窃窃私语道：“胡先生胖了。”胡适听见后，开头便说：“我最近到南京开会，住了些时日，南方的大米饭是比北方的麦面好吃，营养又好，所以不觉胖了点。”幽默的开场白把大家都逗笑了。
蒋介石曾提议让胡适当总统，自己任行政院长。胡听说后，笑道：“蒋介石如一定让我做总统的话，我就去做好了，反正国家大事有他蒋介石管，与我有什么关系。到那时，我到南京，把总统府大门一关，还做我的《水经注》考证，总统府门禁森严，我便可以安心搞学问。”
胡适和梅贻琦同在台大医院住院，初时两人都只能卧床，胡想对梅说话，便让胡颂平用录音机录下来，然后拿到梅的病房，播放给梅听。后来两个人可以坐轮椅走动，便互相看望，梅于青年节看望了胡，胡于儿童节回访，笑着说：“我们的年纪越弄越轻了。”后来，胡适又到医院住院，正逢梅担任清华校长30年的纪念日，他给梅写了贺信，让胡颂平转交住在对门病房的梅，并戏称是“情书”。
胡适生性幽默，因为秘书胡颂平在家什么都不用做，他戏呼胡颂平为“老太爷”，称呼胡颂平的大儿子为“大少爷”。一次，胡颂平默写诗句“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写成“妻孥惊我在，坐定还拭泪”，胡适发现错误后，随手用红笔改正，并在纸条的左上角批了95分。
【月老】
胡适一向乐于成人之美，他有一本“鸳鸯谱”，在上签名的有赵元任夫妇、沈从文夫妇、徐志摩夫妇……
1920年，陈独秀与高君曼结婚，证婚人为胡适。胡适在婚礼上发表演说，并作联云：“未团圆先离别，出监狱入洞房。”请章士钊书写后，送给陈氏夫妇。
沈从文爱恋他的学生张兆和，天天给张写情书，张从来不看，后来烦了，便去向校长胡适告状。胡适笑了，让张先看看情书再说。张兆和读完情书后，被沈从文打动，成就了一段姻缘。
陆小曼拟与其夫王庚离婚，她送徐志摩返回苏州时，送给徐一盒糕点，要他车启动后才尝，并说：“有事时，请教于胡适之先生，先生将有助于君。”车开后，徐在糕盒里见有一信，内称离婚事。但陆小曼的母亲反对徐与陆的婚事。徐志摩请胡适前去劝说，陆母向胡适提出两个要求：一、请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证婚；二、在北海公园图书馆的礼堂里举行婚礼。当时梁同样反对徐、陆的婚事，胡适与梁父出面相请，最终答应证婚。在胡适的努力下，徐、陆最终结为连理。徐志摩遇难后，胡适从中协调，北大每月支付给陆小曼250元作为生活费。
胡适为徐志摩、陆小曼做媒，曾触怒江冬秀。1926年，胡适出国前，江冬秀当着朋友的面厉声对胡适说：“你要做这个媒，你到了结婚的台上，我拖都要把你拖下来。”出国后，胡适写信劝慰江冬秀，让江不要管，江这才作罢。
蒋梦麟爱上好友高仁山的遗孀陶曾谷，便休弃结发妻子，与陶结婚，并请胡适当证婚人。江冬秀恨蒋抛弃原配另结新欢，骂蒋不道德，死活不让胡适出门。胡适为成全好友，只能翻窗“潜逃”，赶赴婚礼现场。
1928年冬，吴文藻与冰心在冰心父母的家中举办了简单的订婚仪式，女方的介绍人为张君劢，男方介绍人为胡适。
胡适曾为冯沅君（淑兰）和陆侃如从中调解说和，促成二人的姻缘。冯与陆都曾由家中做主在家乡订婚，后二人都解除了原来的婚约。冯解除婚约后，其兄冯友兰曾打算将其介绍给陈寅恪，为解除婚约及拒绝冯友兰介绍一事，冯沅君曾多次向胡适求援。接着胡适又协调陆侃如解除婚约一事，并拉蔡元培一起为二人做媒。后冯友兰特地写信给胡适，对胡执柯伐柯表示感谢。
1936年元旦，千家驹与杨梨音结婚，证婚人为胡适。胡适拿出一本“鸳鸯谱”，让他们在上面签名。婚礼中，胡适致辞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是着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一席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胡适任驻美大使时，因心脏病住院，每天只能由工作人员游建文到医院记下胡口授的需要处理的事务，再去使馆传达。游每天到医院半个小时，办好事情后，剩下的时间便去追一位姓张的女子，最后喜结连理。结婚时，胡适为他们证婚。大家都说：“胡适之的心脏病，医好了游建文的心病。”
胡适本家胡武周的儿子胡鹤龄与邵力子的内侄女傅小姐准备结婚，胡武周托人请胡适夫妇做介绍人，出面给邵力子傅学文夫妇写信求婚，以示隆重。胡适考虑到与邵力子的交谊还不够深厚，且对这对热恋的青年知之甚少又未曾谋面，有些犹疑不决，面露难色。江冬秀连忙劝道：“这是积德行善助人为乐的大好事。只需写封信就行，又不要我们登门拜访，何乐而不为？！你如感为难，就由我一人出面写信好了。”随即嘱人代她写信交她签字。胡适见江冬秀同意，也不再犹豫，立即修书一封，成人之美。
胡适任中研院院长后，马之骕正准备与沙昌佩结婚，便与同事金承艺一起去请胡适为其证婚。胡适当时身体不佳，又正筹办六十八岁生日，颇觉为难，“打了个‘盹儿’说：‘证婚？这……我回来之后，还没有做过这样事，我给你们证婚倒没有关系，不过就是怕此例一开，以后朋友们都来找我证婚，那就麻烦了……’”马之骕连忙说宁可结婚时不登报，也还是要请先生出面的。金承艺也忙帮腔说：“之骕本来决定今年春天结婚的，后来听说您要回来当院长，所以才把婚期延到现在了，就是等着请您证婚的呀……”胡适听罢，便答应了马的请求。婚礼上，胡适高兴地说：“我这次回来是第一次给人证婚，而且是为‘自由中国社’同人马之骕先生证婚，我觉得非常高兴……”他还赠送新人亲笔题词：“花好，月圆，人寿。”马之骕的好友刘孚坤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先生说希望新郎尽快参加‘PTT（怕太太）俱乐部’做会员，于是大家鼓掌大笑。而且在这以后的那段时期，我们这些单身汉，碰到结婚的朋友就开玩笑，问他‘你有没有参加PTT俱乐部哇’！”
【癖怪】
胡适9岁时，在四叔家发现一本残本的《水浒传》，他站在房间里一口气读完，还觉得意犹未尽，便去问五叔有没有全本的书，五叔拿给他一本《三国演义》，并答应帮他借一部《水浒传》。从此，他对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日后做了许多中国古代小说方面的考据。
1923年，胡适应清华大学学生所请，开列了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遭来非议。梁启超对胡适说：“我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但说连国学最低限度也没有，我不服。”徐志摩看后说：“惭愧！十本书里有九本是我不认识它的……我是顶佩服胡先生的，关于别的事，我很听他的，但如其他要我照他定的书目用功，那就好比要我生吞铁弹了。”
胡适自小有考据癖。他去报考官费留美，第一场考国文英文，国文题目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他便作了一篇谈考据的短文，深得阅卷先生的欣赏，给了100分。英文得了60。至于第二场的西洋史、动物学、物理学，平均成绩都没有及格。他能出国留学，实得益于国文的这100分。
蔡元培为中华书局的《红楼梦索隐》作注释，考证后认为《红楼梦》是记纳兰明珠家的隐事。不久，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认为作者曹雪芹是在写自己的身世，推翻了蔡的《索隐》。当时上海亚东图书馆，首先用新式标点出版了《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书的前面必附胡适的考证文章。
在美国求学时，一天胡适曾问50个中国朋友，是否相信《天演论》，结果个个回答相信。胡再问《天演论》是根据什么成立，却只有两三个人回答得出。
胡适是无神论者，他曾经对禅宗六祖慧能的正统地位以考据方法进行怀疑，晚年更是对虚云和尚的年龄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并说“禅宗的和尚爱说谎”。他反对“印度化”，认为这是开倒车。他对唐德刚说：“佛家八戒里很重要的一‘戒’便是戒谎，但是个个和尚都说谎！”唐反问道：“胡先生，你认为基督教的《圣经》就不是一部说谎书吗？”胡答：“他们的谎没有佛教里的和尚撒得那么大！”
留学时代，胡适曾一度准备皈依基督教，但中年之后就开始反对基督教。朋友的女儿结婚，请他到教堂代表女方家长，主持她的“出嫁”，但胡适严词拒绝，说：“这件事违反我的原则，我决然不做！”看着一旁眼泪汪汪的准新娘，唐德刚觉得：这个老头子说那句话的神情，简直就不像“胡适”。
胡适曾收集各种中文方言版本的《圣经》，用以研究中国方言。后“中国圣经学会”成立五十周年时，曾请胡适将其收藏的圣经送来参加展览。在此次展览中，胡适的收藏数量竟高居第二，仅次于“中国圣经学会”的收藏数量。
胡适生活规律，每天6点下班，到晚上11点回家，这5个小时是他的娱乐时间，也是他一天中最快乐的时间。他不打麻将不跳舞，不看电影不听戏，他的娱乐，就是谈天。
抗战期间，有记者写了一篇关于胡适的报道，说胡适是个收藏家，喜欢收藏洋火盒和荣誉学位。见报后，许多人给胡适寄来各种各样的洋火盒，胡适一一写信道谢。后胡适又将自己收藏的洋火盒回赠给他寄洋火盒的人，谁知其中一人将胡适送的洋火盒刊登在报纸上，于是又引来无数人写信找他要洋火盒。
胡适说，他真正的收藏是全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他从1942年开始收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他发现，只有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德国、日本和俄国。因为当时俄国是中国的同盟国，胡适便没有提及。而意大利有许多怕老婆的故事，他便预料意在轴心国不会感到愉快，果然，意大利于四个月后投降。于是他得出结论：“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
胡适曾考据“旧瓶新酒”一词，他说：“现在的人爱引用西洋古谚‘旧瓶新酒’，一定是被翻译错了。其出处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犹太人用羊皮装新酒，而不是用什么瓷玻璃瓶的。”有人曾特为此写了一首打油诗：“先生考据擅专场，马可福音第二章。原是旧皮囊一个，难将新酒此中装。”
吃木瓜时，胡适不知此木瓜是否为《诗经》里“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的木瓜，就抽出《诗经》来读，但仍不确定。后来胡颂平帮他查找了《植物大辞典》的资料，他看后说：“这种木瓜是很小的，所以说‘投’，不一定是很大的了。”
胡适为齐白石编年谱时发现，齐白石七十四岁之后便直接是七十六岁，原来齐白石曾找舒贻上算命，舒说他七十五岁时有难，他便刻意将七十五岁“跳”了过去。
【惧内】
胡适惧内，其肖兔，夫人江冬秀属虎，胡适常开玩笑说：“兔子怕老虎。”
胡适常说：“太太年轻时是活菩萨，怎好不怕；中年时是九子魔母，怎能不怕；老了是母夜叉，怎敢不怕！”
胡适曾编“新三从四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胡家的财政大权由江冬秀掌握，胡适爱买书，江冬秀却常拖着不给书店结账，付款时还常常牢骚埋怨不断。书商虽佩服胡适，但每次与江冬秀打交道都感到很头疼。
陈存仁回忆，胡适到书铺，常只看书不买书。他买书也只买价值银元一元以下的书，超过了这个价值，他便不买。在北大时，他见到任何好书，便开出书单，交由北大图书馆去购买。
一次，巴黎的朋友寄给胡适十几个法国的古铜币，因币上有“PTT”三个字母，正好是怕太太的谐音，胡适便与几个怕太太的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
1961年5月6日，报纸曾发表《胡适之伪装惧内》一文，称“留着冬秀做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胡适见后哈哈大笑，对胡颂平说：“这个人好像知道我过去的事情，大体都不错，但有些地方是胡闹了。像他引的第一首诗‘先生几日魂颠倒’，明明是我给朱经农写的诗，这个人说是我给冬秀的，这不是胡闹吗？或者这个人记错了，或者故意这样写吧。”
【婚恋】
胡适13岁时，母亲冯顺弟为他定下一门亲事，未婚妻叫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是徽州望族之女。
胡适并不满意母亲选的未婚妻，在上海求学时，母亲让他回家完婚，他以“求学要紧”一口回绝。1910年，胡适出国留学，他和江冬秀的婚事便耽搁下了。
1916年1月，胡适偶患小恙，躺在床上，颇为清冷凄苦，忽然邮差送来了江冬秀的信，尽管全部“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胡适却感动莫名。
胡适回国后，提出要在婚前见江冬秀一面。江家勉强答应了，胡适到江家后，由江冬秀的哥哥陪同前往闺房。胡适刚跨进绣阁，江冬秀便掩进床帐内，张目望去，隐隐约约。舅母上前要去撩床帐，胡适感到歉疚，忙拦住，然后就退了出来。胡适虽未见到未婚妻，但是江冬秀却见到了未婚夫，心中煞是欢喜。回到家里，大家问胡适见到新人没有，胡适笑着说：“见了，很好。”
1917年冬，二十七岁的胡适终于奉母命完婚。婚礼那天，江冬秀穿花袄、花裙，胡适穿西装礼服、戴礼帽、穿黑皮鞋，两人相对，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胡适为自己的婚礼写过一首诗：
记得那年，
你家办了嫁妆，
我家办了新房，
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
换了几朝帝王，
看了多少世态炎凉，
锈了你嫁妆剪刀，
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的陈爆竹，
越陈便越响。
胡适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
江冬秀性格泼辣，赵元任和杨步伟结婚，江冬秀说看不惯这种孟浪习气；梁实秋想和老婆离婚，江径直把梁夫人接到家中，为她出谋划策，到法院里打官司。结果梁实秋败诉，一时传闻沸沸扬扬，颜面尽失。
有传言说最初是胡适看上陆小曼，无法跟太太离婚，陆小曼才转投徐志摩怀抱的。后来胡适又尽力促成徐、陆婚事，江冬秀对此极为恼怒，少不了责骂胡适。一天，叶公超等人在胡家，江冬秀当面用粗话大骂新月众人，又道：“你们都会写文章，我要是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刚好胡适从楼上走下来，对夫人说：“你又在乱说了。”江说：“有人听我乱说我就说。你还不是一天到晚乱说。大家看胡适之怎么样，我是看你一文不值。”后来胡适对叶公超解释道：“这几个月之内我们没办法，像我太太这种人，我只能跟她同桌子吃饭，别的话我不能讲，她这个脑筋跟我们都不同。”
许多人都认为在这桩婚姻中，江冬秀占了大便宜。李敖曾说：“你看到了江冬秀女士以后，你才知道胡适的伟大”，“像鲁迅，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把原来那个乡下婆子，那个老婆丢掉了，像傅斯年把原来老婆都丢掉了，可是胡适没有把他这个缠小脚的乡下老婆丢掉，乡下老婆就反客为主，就欺负起胡适来，欺负到什么程度啊？胡适跟朋友们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老婆可以进来，当众骂街，讲脏话，讲粗话，讲撒泼的话。”
夏志清在为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作序时，也为胡适扼腕叹息，他认为江冬秀“不能算是我们一代宗师最理想的太太，二人的知识水准相差太远了”，江热衷于打麻将，夏总是认为，江对不起胡适。
然而，在更多人看来，江冬秀虽没有文化，却是个称职的妻子。虽然她曾因胡适的婚外情大闹过，但更多的时候是忍耐。一次胡适住院，江冬秀推门进去，看见曹诚英躺在胡适身旁，她也只是“拉下脸来没理你们”。她懂得如何与出版社交涉，催要稿费。她支持胡适的事业，理解胡适的宽容和慷慨。她包办了家中大小事务，知道如何照顾胡适，不让胡适太过拼命工作。1918年，江冬秀到北京照顾胡适的生活起居，胡适的生活从此规律了，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自冬秀来后，不曾有一夜在半夜后就寝。冬秀说，他奉了母命，不许我晚睡。我要坐迟了，她就像一个蚊虫来缠着我，讨厌得很！”胡适的父兄子侄寿数都不长，胡适却享年71岁，不能不说是江冬秀的功劳。
江冬秀从不逼迫丈夫做官，甚至不愿意丈夫做官，胡适曾在家书中说：“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的路上去，这是你的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江冬秀写信“痛责”胡适。胡适复函安慰说：“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她在报纸上看到胡适在美国心脏病发的消息后，不征得胡适同意，直接托张慰慈拍电报给翁文灏，请张向国民党政府汇报，准许胡适辞去大使职务。此后，对于胡适任北大校长，江冬秀虽未阻拦，但亦表示不赞成。
罗尔纲则说：“我处胡家五年，……假如适之夫人是个留学美国的女博士，我断不能在胡家处五年。……我在上海多年都是穿一条卫生裤。随适之师到了北平，这条卫生裤怎能抵得住北方冬寒。她立刻给我缝了一条厚棉裤。我到北平只穿在上海多年穿的外衣，他把适之师穿的皮袄给我穿。”罗还回忆，吴晗去云南大学任教前，曾向江冬秀借300元，100元自用，200元留给在北平的妻子。江冬秀听后二话不说便取出300元交给吴说：“我送给你。”
抗战时期，胡适赴美后，江冬秀依旧给胡适家乡的学堂捐款，救济家乡生活困难的人。胡适写信给妻子表示“十分感激”。
唐德刚亦说：“胡老太太向来未叫过我什么‘密斯特’或‘先生’。第一次见面，她对我‘直呼其名’。几次访问之后，我在她的厨房内烧咖啡、找饼干……就自由行动起来。”他认为，江冬秀是“千万个苦难少女中，一个最幸运、最不可寻常的例外”，而胡适则是“‘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的一位‘福人’”。
1950年，江冬秀到美国与胡适同住，两人请不起用人，只能自己做家务，一位拜访过胡适的客人回忆：“夫人打扫厨房，先生便净桌放筷，饭后把饭菜撤回厨房，随手带来抹布，拭几擦桌，事必躬亲。夫人送茶给客人，带来一杯给先生，他便连声道谢‘磕头磕头’，而且不是虚谎，真的欠起身来。在同客人的谈话中间，偶有触发便告个罪，走进厨房把客人的来由和有趣的谈话相告细君。”
何炳棣回忆，50年代，他在胡适的领带下端发现一个小拉链，拉开是个暗袋，内藏5美元。胡适解释说，这是江冬秀为他藏的，因为即使出门被人抢劫了，旧领带也不会丢失，他可以用5美元搭车回家。
对于质疑的声音，胡适的回答是：“只有自己的脚才知道鞋子合不合适。”晚年胡适曾对秘书胡颂平说：“久而敬之这句话，也可以作夫妇相处的格言。所谓敬，就是尊重。尊重对方的人格，才有永久的幸福。”
高梦旦曾邀胡适到消闲别墅聚餐。席间二人谈及胡适的婚事，高赞扬道：“许多旧人都称赞你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我敬重你，这也是一个原因。”胡适反问：“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高回答：“这是一件大牺牲。”胡适坦诚：“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
无论如何，江冬秀伴随胡适走完了他的一生，胡适亦对她不离不弃，有人曾戏言：“胡适大名重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
1914年，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认识了韦莲司，康奈尔大学一位地质学教授的女儿，比胡适大六岁。胡适被韦氏洒脱性格所打动，据胡适日记记载，她“最洒落不羁，不屑事服饰之细。……女士所服，数年不易。其草冠敝损，戴之如故。又以发长，修饰不易，尽剪去之，蓬首一二年矣。行道中，每为行人指目，其母屡以为言。女士曰：‘彼道上之妇女日易其冠服，穷极怪异，不自以为怪异，人亦不之怪异，而独怪异我之不易，何哉？彼诚不自知其多变，而徒怪吾之不变耳。’”
与韦氏的交往，也让胡适受益匪浅，他曾致函韦莲司说：“在我们的交往之中，我一直是一个受益者。你的谈话总是刺激我认真的思考。‘刺激’这个字不恰当，在此应该说‘启发’。”而胡适也在日记中说：“吾自识吾友韦女士一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
1927年，分别10年的胡适和韦莲司再见面时，他们已人到中年。虽然这十年间，他们一直有书信来往，但依旧感慨万分。胡适于这年韦莲司生日前写信给她说：“我是十三年以前知道你的生日的，从此，一直不曾忘记过。”
韦莲司写给胡适的情书中，满是火一样的炽热：“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胡适……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想念你的身体，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你中有我……”
韦莲司在得知胡适和曹诚英的恋情的情况下，还答应胡适照顾去康奈尔大学深造的曹诚英。1962年，胡适去世后，韦莲司竟和江冬秀成了朋友，整理胡适给她的书信，忙着为他成立出版基金。9年之后，一生未嫁的韦莲司在一个小岛上孤独地死去，遗物里竟然完好无缺地保存了胡适的书信和稿件。
陈衡哲是庚子赔款的第一批女留学生，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女作家，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胡适与陈相识于留学美国期间。
早在1915年梅光迪等人与胡适的“文学韦莲司革命”笔战中，陈衡哲便支持胡适的主张。胡适说：“莎菲……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一方面。……她不曾积极参加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
任鸿隽早就暗恋陈衡哲，但陈一直没有答应。直到1919年，她才同意与任订婚。1920年，陈衡哲学成归国，到北大任教，与任鸿隽举行了婚礼。胡适做赞礼，并戏赠贺联云：“无后为大，着书最佳。”而这年8月，即陈衡哲结婚前，胡适的女儿出生，他为女儿取名“素斐”，并不避讳纪念陈衡哲（素斐即Sophia，也即“莎菲”，是陈衡哲的英文名和笔名）之意。素斐不幸夭折后，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将他们的女儿送给胡适做干女儿。
1927年，素斐夭折后一年半，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江冬秀写信说：“冬秀，我今天哭了女儿一场！梦中忽然看见素斐，脸上都是病容，一会儿就醒了。醒来时，我很难过，眼泪流了一枕头，起来写了一首诗，一面写，一面哭。忍了一年半，今天才哭她一场……”并在信后附上诗《素斐》一首，有研究者认为，哭女儿是真情迸发，诗素斐，到底是为哪个Sophia？
1934年《十日谈》发表了“象恭”的《陈衡哲与胡适》一文，称陈女士留学美国时，想与胡适“结为永久伴侣”，被胡适拒绝。胡将“陈女士‘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故陈、任婚后感情一直很平淡。此文引起了轩然大波。胡适写信给《十日谈》编辑部，批驳此事，而该杂志也公开道歉。
唐德刚说：“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为念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他认为，胡适的《素斐》一诗是“缠绵悱恻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之诗”。
而夏志清则认为，胡适对陈衡哲“不存一丝罗曼蒂克的幻想”，他只是“艳羡他们的幸福”，他给女儿取名素斐，“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莎学院优秀生莎菲一样聪明好学，而一点也不像她生母那样的庸俗。德刚道破胡适为爱女取名用心良苦这一点，实在令人心折”。
胡适留学归国，声名远播，温厚机敏，更兼风度翩翩，对女士温柔体贴，绅士风度十足。讲课时，看到女生坐在窗边，寒风吹进来，他会很细心地走过去替她把窗户关上。于是，他免不了收到许多神魂颠倒的情书。1926年，汤尔和曾赠胡适一诗，描写其周旋于红袖之间的情形：“蔷花绿柳竞欢迎，一例倾心仰大名。若与随园生并世，不知多少女门生。缠头拼掷卖书钱，偶向人间作散仙。不料飞笺成铁证，两廓猪肉定无缘。”
胡明回忆，北大那些年，爱慕者写给胡适的信足有两大箱，搬家时胡适要扔，江冬秀都保留下来。有一天，江冬秀整理信件时发现了北大女诗人徐芳写给胡适的“情书”。江冬秀写信给胡适责道：“我算算有一个半月没有写信给你了。我有一件很不高兴的事。我这两个月来，拿不起笔来，不过你是知道我的脾气，放不下话的。我这次理信件，里面有几封信，上面写的人名是美的先生（Mr.Charming），此人是哪位妖怪？”胡适回信说：“谢谢你劝我的话。我可以对你说，那位徐小姐，我两年多只写过一封规劝她的信。你可以放心，我自问不做十分对不住你的事。”
胡适曾到欧洲游历，留英学生叶元在回忆：“他（胡适）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我每天上完了课以后总要去看他。我还陪他常常去吃中国饭。那时候他的客很多，英国的在朝和在野的名流都以一见他为荣。经过伦敦的日本学者也都去看他。后旅馆里一位女侍者知道他的身份了。有一次他告诉我，这位女侍者竟要他‘刻思’（Kiss，亲吻）她。”
胡适好友的妹妹、学生饶毓泰的妻子朱毅农单恋胡适多年，最后发疯，染病身亡。她曾写下一篇6000多字的自传，但因精神病发作，将稿子烧毁。
曹诚英（字佩声）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她比胡适大约小11岁，在胡适去世11年后去世，享年同为71岁。她是胡适唯一公开承认爱过的女人。二人第一次见面是在胡适与江冬秀的婚礼上。当时婚礼上的“小伴娘”曹诚英就已经吸引了胡适的目光。曹诚英喜欢种花草，胡适夫妇到北京后，常写信给胡适，请胡寄些花籽给她，或作些小诗请胡评阅。
1918年，曹诚英遵父母之命嫁给同乡胡冠英，由于曹诚英自1920年开始一直在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直到婚后第四年都未能生育，婆婆便做主为胡冠英在家乡娶了一房小妾。接受了新思想的曹诚英无法忍受，于1922年底，与胡冠英离婚。
王映霞回忆：“我在杭州女子师范读书时就知道胡适，原因之一固然是因为他是中国新文化的早期传播者；原因之二是他的表妹曹诚英与我同校，但比我高一班。曹诚英长得不好看，而且是小脚，但同学都对她另眼看待，因为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胡适的表妹。胡适待这个表妹很好，关心她的学业。”
1923年，胡适到南方养病，在杭州重遇曹诚英。据曹诚英的亲戚、诗人汪静之说：“胡适来杭州的目的是为探视独居的‘小伴娘’。”
再见时，曹诚英已不是胡适印象中当年的小伴娘，汪静之曾这样形容曹：“她不算漂亮，但很迷人。先是令我着迷，后又使胡适着迷，她就是属于那不很漂亮，但有迷人魅力的女人！”
胡适和曹诚英一起在杭州游玩了4天，临别时，胡适为曹作小诗《西湖》：“十七年梦想的西湖，不能医我的病，反使我病的更厉害了……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舍不得匆匆就离别了。”20多天后，胡适在5月25日的日记上粘贴了曹诚英随信寄来的8张在西湖拍的照片，其中一张是曹诚英的单身像。
5月底，胡适再一次南下杭州，这次，他们在杭州南山的烟霞洞边开始了同居生活。两人过着“神仙生活”，“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树盛开，香气迎人。我们过葛洪井，翻山下去，到龙井寺。我们在一个亭子上坐着喝茶，借了一副棋盘棋子，下了一局象棋，讲了一个莫泊三的故事”。胡适称，在烟霞洞与曹诚英一起生活的时光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1923年10月3日日记）。
是年的中秋节，徐志摩应胡适之邀到杭州游玩，徐一眼就看出胡、曹关系非同一般。他问胡适：“尚有匿而不宣者否？”胡适直言：“有。”徐鼓励胡适忠于爱情，他在日记中写道：“适之是转老回童了，可喜。”
1923年底，胡适离开杭州回到北京，他住到西山秘魔崖，并写下这样的诗句：“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上的人影。”这段时间的胡适日记中，频现“烦闷”二字。
1925年，曹诚英怀孕，胡适终于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先是拿着剪刀要刺胡适，被人拦下后又进厨房拿出菜刀，威胁胡适说：“你要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儿子杀掉！我同你生的儿子不要了！”胡适最后只能作罢。此事最后以曹诚英堕胎告终。
胡适和曹诚英之后一直有书信来往，他们还曾在上海汪孟邹家中幽会。江冬秀对此只能忍受。
1939年，曹诚英与四川大学的曾某谈婚论嫁，江冬秀得知后，对曾某亲戚抖出了当年曹与丈夫的旧情，致使曾单独解除婚约。曹气得要上峨眉山当尼姑，其兄曹诚克力劝，甚至说“不结婚可以独身”之语，终于将其劝下山。此后，曹诚英未再嫁人。
1949年后，胡适去美国前，曾与曹诚英在上海见面，此后二人便天各一方，断了联系，但她仍深爱胡适。1965年6月，胡适家乡安徽绩溪上庄村的村口的杨林桥被山洪冲毁，曹诚英捐出自己的积蓄，重修杨林桥。
1973年，曹诚英病逝于故乡绩溪。临终前她留下遗言，一定要把她安葬在杨林桥边的那条小路旁，因为那是胡适回家的必经之路。她一直珍藏的一大包与胡适来往书信，交汪静之在她死后焚化，带去了天堂。
而1959年，68岁的胡适在为《中国语文——月刊》题字时，写下了三十多年前的旧句：“山风吹散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溘逝】
胡适生前便拟好遗嘱，曾对王志维说：“不要把这件事看得那么严重，我在中年的时候所耗去的精力比一般人多，所以我的写作比一般人发表得多。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的精力都透支啦。人终归要死的，像傅孟真先生那样一倒下去就完了，最痛快。像梅（贻琦）先生住在台大医院那么久，实在太苦。我很羡慕傅孟真先生那样的死。如果我将来病到像梅先生那种情形就自杀，你们千万不要救我。”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第五次院士会议，七名院士当选。下午5点开始的酒会上，胡适很高兴地致辞，大谈十几年来在这个孤岛上，虽是离群索居，在知识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对胡适所言，副院长李济很不以为然，他说，他并不乐观，虽经过50年提倡，科学思想还是在中国生根不成。
于是胡适接过话题，先谈科学未能生根，再谈民主怎样落地，但话到嘴边，却未畅所欲言。当时在场的研究员张朋园后来写道：“那时候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还不容许在公开的场合批评时政，民主话题还是禁忌，不得不以言论自由敷衍一下。”说到此时，胡适有点激动，打住了话头说：“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谢谢大家。”
这时已是6点半，客人开始回去，胡适含着笑容和一些人握手辞别，正要转身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地上。站在旁边的凌鸿勋、钱思亮赶紧伸手去扶，却已经来不及了。胡适就这样因心脏病猝发而与世长辞，终年72岁。
胡适逝世后，台湾政府组织了治丧委员会，由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朱家骅、蒋梦麟、王世杰、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于右任、蒋经国等为委员。台湾当局也趁机做反共宣传，将胡适思想“盖棺定论”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哲学，而岛内的“倒胡派”言论也销声匿迹。
胡适曾留下遗嘱：死后火葬，骨灰由治丧的友人们处理；把留在北平的102箱书全部捐献给北大；家中的文稿和藏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个人如有遗产给祖望和思杜，如他们先自己而去，则给孙子们平分……然而清点胡适在台湾财物时，除了他的书籍、手稿、文件外，所有存款仅为135美元，令人唏嘘不已。
胡适灵堂设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他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脚穿布鞋，遗体上覆盖着北大校旗。蒋介石亲往吊唁，亲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治丧委员会收到各界人士送的挽联挽幛八百余件，而前往灵堂瞻仰遗容的市民更是络绎不绝。3月1日公祭，参加人士多达3万余人，上至国民党最高统帅，下至家庭妇女，都前往致祭。
10月15日，胡适遗体入殓。这天是入秋以来最凉的一天，细雨霏霏，胡适棺木上覆盖的是北大校旗，万余人陪着灵柩出殡。从台北市到南港的马路两旁，无数市民前来送胡适最后一程。灵车开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一路鞭炮声不断。
这一天，台湾有三十万人一起送走了这位在中国现代史上散发着智慧光芒与温煦气息的学者。
胡适长眠于南港“中央研究院”大门对面的山坡上。他的墓门上刻着蒋介石亲书的“智德兼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大校友会建造的纪念亭；左首有中国公学校友会建造的半身铜像。墓志铭由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书写，其内容为：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誉说】
唐德刚说：“胡适之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magneticpersonality），这种性格实非我国文字里什么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形容词所能概括得了的。有这种禀赋的人，他在人类群居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作用，恍如物理界带有磁性物体所发生的磁场。它在社会上所发生引力的幅度之大小，端视其在社会中影响力之高低；影响力愈高，则幅度愈大。”
1928年10月，英国着名翻译家韦利（Arthur Waley）在《北京导报》上发表文章道：“首先，他绝顶聪明，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聪明的六个人之一。同时，他天生异类，他的思考模式完全是欧洲式的。任何人只要跟他做几分钟的交谈，就会心服口服。说他的聪明绝不只是教育和后天的产物，而只能说是天生的禀赋。”
叶公超回忆胡适：“刻薄是与适之的性格距离最远的东西。他有一种很自然的谆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前几年大陆上在‘清算胡适之’的时候，他收集了许多篇文章，拿出来给我看。他说想写一篇总答复。我劝他不必。我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梁实秋说：“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是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人、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遭遇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体体然，其如有容。’”
陶希圣说：“我对胡先生有一个看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场合，一举一动，恰好适应这个场合，无论是说话，或是谈话，总有不失自己立场而又适应这个场合的一番意义。胡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者。”
柳存仁在《记北京大学的教授》一文中写道：“胡适之先生的谈吐是可爱的，听说已被列为世界十大演说家之一。”
鲁迅却说，他对胡适的印象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当代学者耿云志评定：胡适既有中国儒家的忠恕之道，兼具西方文化的绅士修养。
殷海光断言：“胡适是个大乡愿。”但他又抱怨道，无论有没有念过书的人，都期待借批胡适暴得大名，“来自左方的势力，对于胡适思想，清算洗脑，必欲铲除尽净而后快。来自右方的势力，提起胡适思想就消化不良，想尽种种方法把胡适思想从人们的记忆里勾销”。
余英时说，作为被青年当作偶像崇拜的胡适思想以及所谓的胡适崇拜，并非由政治权威造成，而是象征向权威挑战的心理；因此，胡适成了唐德刚口中“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但也因此，无论左右、两岸、激进、保守，都和胡适思想过不去。终其一生，面对来自政治的不信任、压力与封杀，到最后抑郁而终，正是这股革命力量所赋予的原罪。
季羡林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
胡适出席“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演讲中颂扬西方的科技文明，批评东方文明。徐复观得悉后，立刻撰文大骂胡适“是一个作自读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几个月后，胡适去世，徐复观又做公允的评论：“胡先生二十多岁，已负天下大名。尔后四十多年，始终维持他的清望于不坠。今日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死于其位，也算死得其所。可以说，他是这一时代中最幸运的书生。但是从某一方面说，他依然是一个悲剧性的书生。”他特别赞誉，胡适“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刘文典在《怎样叫作中西学术之沟通》中称赞：“我的朋友胡适之，着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价值，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ch Making（划时代）的书，就是西洋人着西洋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文德尔班）和美国的T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着得和他一样好。”
曹聚仁盛赞胡适的小说考证：“从胡适所研究的成就来说，整理国故和小说考证真是划时代的。他将严格的考证方法应用到小说上，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样扩大了，也充实了我们的文学史。他考证了《红楼梦》，把曹雪芹的真面目从旧红学的迷雾中钻出来，他的功绩是不朽的。他是新红学开路的人……我们看胡氏的考证文字，其中创见甚多；但他的功夫在于小心求证，真能严格的做到‘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他在做《红楼梦》考证的过程中，他自己已经改正了无数错误，而且承认将来发见新证据时，再来纠正其他的错误。他经过了七年的时期，考证曹雪芹的生卒年代，方才得到证实，这样的精神与细密的方法，不愧是一代的考证学大师，可与其乡先辈戴东原先后辉映的。”
余光中评价胡适的新诗成就：“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
邵建说：“在我读胡的感觉中，胡适的文字与其说‘深刻’，毋宁更‘高明’。”
沈从文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胡适去世后，有人挽道：“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梁寒操挽胡适：“着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通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桑兵评价胡适：“学术领袖不以学术成名，毕竟令人感到尴尬。”
弟子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书中评价胡适：“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唐德刚认为，胡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相埒。他说：“……这些名儒硕彦之中，有胡先生的资质的，大多没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样用功的人，则多半没有他的天资；先天后天都差与胡适相埒的，又没有他的德性好、人缘好、气味好。这些都是胡适之的过人之处，都不是偶然的。”
朱学勤比较鲁迅与胡适道：“我摆脱不了鲁迅的内心感受，却想追随胡适的目标……我在理智上知道胡适的选择比鲁迅正确……但在切身感受上，我实在去不掉鲁迅的黑暗，鲁迅的‘鬼气’。”他说，胡适是饭，鲁迅是药，意即胡适一天也离不了，鲁迅只有在有问题时才有用。
李慎之甚至断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从1958年起，《自由中国》社第一线的知识分子就对胡适很有意见。他们批评胡适行动力弱，不愿做“带头大哥”，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者，却不愿出来组党。很多人说胡适有懦弱的本质，在“雷震案”中就表露无遗了。
80年代初在美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两岸学者汇集一堂。大陆的领队胡绳与余英时谈起胡适，胡绳笑着说：“我们对胡适，政治上是反对(www.hushui.net)他的，但学术上是尊敬他的。”余回应道：“我的看法跟你正好相反。我认为胡适在学问上早就被人超过了，但政治上还没有被人超过。”
罗素认为，胡适“愿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优点，但是他不是西方文化之盲目的崇拜者”。
殷海光批判胡适，质疑他的学术成就，质疑他好名，质疑他想当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但殷氏又说，总结数十年来中国国运起伏隆替，“中国人多容纳并吸收胡适思想之时，正是中国比较和平、安定、进步、趋向开明之时”；反之，“胡适思想横遭排斥与嫉视之时，也就是国运乖违，祸乱如麻，趋向固蔽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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