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历史学家范文澜有言：“汉武帝以农民‘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造就军事、文化的极盛。”历史学家顾颉刚则指出：“儒家统一实是中国文化衰老颓废的征验。”文化极盛是表象;“文化衰颓”的开始是其实质。
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恢复，一个大帝国重新崛起，及至汉武帝即位，已足够威武，可以向长期挑衅的匈奴大喝一声“不”。与此同时，文化安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史学家范文澜指出“通过汉武帝，农民付出了‘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
“文化的极盛”，换一种说法，就是文化大繁荣。撇开具体细节，为打造文化大繁荣，汉武帝推出了四项全局性的大举措。
第一项，也是最基本的文化国策，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有鉴于暴秦弊政，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政，对各家一视同仁，故而百家并流，《六经》异传，文化生态一度回归自由宽容。
但这种宽松也给统治带来了麻烦，这就是董仲舒所概括的：各派自有思想，各人自出议论，百家方针不一，意见不同，弄得在上的统治者没法有一个统一的方略，法律制度屡有更变，老百姓不知道听从哪一家的主张。
惟其如此，汉武帝即位以后，“夙夜不遑康宁”，睡不上一个囫囵觉。于是，他向百来个社会贤达与学界精英连下三道策问，“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只有董仲舒的对策让他豁然开朗，欣然有得：“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就汉家统治的文化安全而言，这一对策最对症下药：统治天下，只能有一个思想;统治者才会一劳永逸，彻底省心;而儒家思想就是让统治者一劳永逸的指导思想。董仲舒在对策中向汉武帝展望：只要这样，邪辟的学说就会消灭，统治的纲纪就可统一，从而法度也可以明确，民众便知道遵从了。
丞相卫绾迎风希旨地奏请，在对策者中有以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学来扰乱国政的，一概罢黜不用，汉武帝当即御批同意。自此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文化国策，成为中国专制君权须臾不离的通灵宝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