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到1959年夏，就陆续传来国内供应紧张的消息。听闻国内情况急剧恶化，特别是基本食品供应发生问题，开始削减每月粮食定量。我们对“自然灾害”之说当然毫不怀疑，只感到国内物资匮乏，而我们还在国外“养尊处优”，都于心不安，十分内疚。于是我和陈乐民以及另一位年轻同事一再向领导提出申请，要求调回国内“与全民共甘苦”，并经受艰苦的“考验”。对于我们这种和平年代才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没有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是经常被敲打的弱点，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所以有了“艰苦”的机会，不问情由都不肯放过。
1959年8月我和陈乐民果然奉调回国，倒不是领导同意我们与人民“同甘苦”的要求。而是中苏关系恶化，国内对这个和平机构的方针有所改变，准备逐步撤出。
我们回国后，马上感到物资匮乏的现实，首先是每人登记粮食定量，按月领粮票。我们都自觉把粮食定量按低标准上报。我一向饭量较小，以为一个月二十多斤粮食足够了，还没有意识到在一切其它“油水”都没有的情况下，饭量会大得自己都吃惊。机关食堂每人限买半个菜。用不了多久就明显感到食堂的肉菜稀少，日益清汤寡水。早餐偶然有鸡蛋卖，每人限一个，稍晚就轮不到了，再后来鸡蛋都绝迹了。
我的女儿是1960年5月出生的，那正是全民挨饿的高潮期。孩子的名字也与当时的背景有关。人们以为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总会起一个有点书香气的名字。至今还有人间，女儿“陈丰”的名字有何出处。实际上就和饥荒有关。当时陈乐民在农村与贫下中农同劳动、同挨饿(口粮每天只有不到半斤的没有去皮的“毛粮”)，热情的老乡听说他添了孩子，纷纷给起名出主意，提到最多的是“满仓”或“满屯”，这代表了最朴素的向往。他就真的写信回来建议以“满仓”为参考取名。父母和我商量，用了一个“丰”字，取盼丰收之意。所以后来我们常常和女儿开玩笑，说她差点叫“陈满仓”。
由于我从事的是“涉外”工作，供应再差，对外总还要撑面子，所以外宾的伙食标准，特别是招待会，还是颇为丰盛的。于是就发生有趣的现象：过去我们为接待的外宾举行招待会，邀请中方高级人士作陪，往往发出请柬到不了几个，因为他们都很忙。而在“困难”期间，只要有酒会、宴会，那些忙人、要人有请必到，十分踊跃。在那种冷餐会上，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大家一拥而上，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
按规定，临时出国的人员在国外期间可领取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那时不用美元)，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大家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日用品回国。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回国，也有买维生素和其它补品的。渐渐的，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领导于是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
还有一次与面子有关的趣事，大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争论已经公开化，此类国际会议早已成为中苏代表吵架的场所，其他国家代表一部分追随苏联，一部分追随中国，多数中立、看热闹。无论是工(会)、青、妇、和平会议，内容都大同小异，争吵的议题在同一个时间也基本相同，其激烈的程度视当时中苏两党谈判的情况而定。那一次照例在出国前召开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
事实上，那时我和不少同事已经得了浮肿。有一段时期，每天早晨醒来感到睁不开眼睛，总觉得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而是勉强起床。后来就越来越明显，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陈乐民下放一年后回来更加严重，他本来很瘦，回来却变成了大肚子。
总之，关于“大跃进”，不想则已，回忆起来贯穿始终的是“吃”的问题，其余“大事”都隐退为背景。“民以食为天”，信然。
平心而论，相对说来我的处境还是比较优越的，可以说间接地享受了某种特权。在极端困难时期，城市居民处境比农村居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更遑论按级别分配的特权了。大批饿死的人都在农村。所以与“反右”以知识分子为重点不同，“反右倾”时机关中批判的对象多为家在农村的干部，因了解家乡情况在机关中发牢骚而获罪。我就曾亲历一次上级机关召开的批斗“右倾机会主义”重点对象的大会，那是一位中层干部(其级别足以看到内部文件)，其罪状就是回乡一趟后，在办公室“散布”家乡饥荒的情况，表示对“大跃进”不满，还泄露他看到的内部通报中的某些实情。多年后，我家先后请过两名安徽保姆，她们都讲述过家里饿死人的情况。令人心寒的是，她们讲述时非常平静，没有眼泪，没有叹息，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她们说，过去可以逃荒要饭，那时连要饭都没处去，因为千村万户都一样，没有一户是有存粮的。由于虚报浮夸，上面催交的粮食数量极大，谁家藏一点粮食，村干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她家中最后一罐偷埋地下的粮食就是这样被挖走的。
比起当年农村的万户萧瑟，我的“记饿”真好像有点无病呻吟了。
(责任编辑 陈素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