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镇委书记 作者：mengmeng100001
镇委书记 (1)
第一章
上峰授锦囊一朝获红顶
下属晋香火数日灌黄汤
按照县里的惯例，任命干部时，安排到乡镇或各单位的正职必须由县委书记亲自谈话。副职呢，由抓组织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或组织部长谈一下就行了。这多多少少体现一种重视程度，体现一种用人的格次。同时，只有一把手给你谈话才交的是实底儿，那二位只不过是打打官腔，提提要求，勉励几句罢了。所以，正月初八上午组织部办公室通知我去见老吴（我们私下里喜欢这样叫县委吴国栋书记），是一件必然的顺理成章的过程。
一般说来，一年一度，县里都要在春节前后调整一次干部，千万别以为这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事实上，“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凡是涉及到的人员，从谈话后的表情就可以看出合不合自己的心意。又跑又送的，达到了理想的结果，一定是喜迷迷的，难以掩饰写在脸上的笑意，见人就撒烟，“托福，托福”不绝口；拂袖而去的，一定是不很满意，脸阴沉得像水碗，又像是讨狗肉账没有要过来，见人带理不理的；还有一些降职或削权的，除非自己已经心中有数，否则，本人也许会在谈话时当即大吵大闹，或者耿耿于怀，或者轻弹眼泪，有的甚至派老婆到领导处哭闹。要是在毛泽东时代，这种情况一般是不会出现的。但是，现在世风日下，怪事迭出，已经不足为怪了。前几年闹闹也就罢了，这几年有的闹闹还真管用，也不知是因为安排的本身有误，还是主要领导心虚，那些闹得厉害的，不愿就范的就先挂起来，等事态平静之后还真的又进行了第二次安排，使这些牢骚满腹的人终于达到了比较理想的位置。当然，谁都明白，那些交易都是在幕后进行的。
老吴这人的思路清，口才好，讲起话来，逻辑严谨。我是老办公室人员，算是他的直接下属。本来风传我下到灌河镇当党委书记的消息已经非止一日，但从吴书记嘴里说出来才能算数。所以，他对我并没有寒喧什么，一坐下来，就开了腔，话里透着亲切、实在、交底儿，推心置腹又语重心长：“伙计啊，你在机关里呆了八、九年，业务熟，人缘好，出了大力，应该给你安排一个好位置。本来不想让你下去，想让你到组织部去当常务副部长，可是，困难不小。你想，你要是去了，现任的两个副部长怎么办？他们两个都是组织部的老干员了，安排你至少要动他们两个，这就复杂了。想来想去，你还是下去吧，我这个人没有当过乡镇党委书记，说起来，就有点欠缺。你呢，下去干上几年有好处，一辈子都不会后悔的。从你当治理混乱村的驻村工作队长那一段看，你完全具有驾驭全局的能力。叫你去的地方也不是什么好地方，灌河镇从外边听起来还可以，但内部也存在不少问题。我只嘱托你一件事，就是不要评价前任的功过是非，只要按照县委的工作思路，结合自己的实际干就行了。”给吴书记这么贴近，说这么一些不能与外人道的心腹话，我只觉得眼里潮潮的，心里很有些激动，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于是哽哽地说，谢谢吴书记栽培，一定好好干，决不能辜负您的重托，给您脸上抺黑云云。告辞时，吴书记特意从办公桌后边出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摇了又摇，仿佛交给了一个重担，那个劲头，就跟电影上毛主席派大员去前方打仗一个样子。
出了这个全县的中枢处，天就有点高，有点发蓝。从后院走到前楼，一路上碰到的机关的熟人们，那种恭维程度的确让人有点始料不及，大家众口一词：“祝贺，祝贺！”特别是回到县委办公室，同志们说：“咦，贺书记回来了！”男的、女的同事们，全都过来祝贺，一派闹哄哄的，要“书记请客，请客！”正在闹着，临近的单位，宣传部的、团县委的，纪检委的……一拨一拨地拥了过来。大家说起了大约连神仙都愿意听的话，羡慕、祝贺之情溢于言表。有些人动情地说，“当了书记了，可不要把咱们这些老弟兄们忘了，县委大院是‘娘家’，常回来看看！”有的说，“贺书记，到了你那里，一定得叫吃饱！”……
闹来闹去，也就是吃饭，办公室主任叫几个副主任一块，到宾馆去，安排上一桌大菜，这算是饯行的正式开始。此后，无论在家，还是在外，几乎所有的追踪电话都与吃请有关，午、晚两顿基本上不在家里吃饭。一些重要的县直单位好像是排了班次，轮流请客。到这时，我才觉得，原来一个乡镇的党委书记确实是举足轻重的。有一个晚上，酒正酣时，一个大个子警察来到桌前：“贺书记，我得敬你一杯，我是你的派出所长，田金虎，大家都叫我老田虎。听说你要去灌河当一把手了，我就是你的亲兵，请你放心，你指哪儿我们打哪儿，叫往东决不往西！”对这样慷慨激昂的效忠，少不得，喝！就这样，从正月初八一直喝到正月十七，要不是第二天上任，恐怕这酒还得一如既往地喝下去。
紧接着，家里也开始有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不速之客，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拜门子”。老婆说，谁谁谁今天来了。我也不知道那是谁谁谁，反正大包小包的，无非是一些烟酒之类的东西。有人为了见到“真神”，也不惜花时间，天天都有一两个人在那么冷的天里蹲在我对门向阳公司的大门口，直等到我带着浓烈的酒意，三摇两晃地回到家里，赶紧扑过来亲热。进到客厅，先是自我介绍一番，然后说已经听说贺书记调到俺那里当书记，真是太好了，某某人、某某人都给我们说了，贺书记人好得很哪，我们有了好领导，您以后可得多关照哇。其中不乏有些是过去在教育上工作时的老学生介绍的。也有一些是拐弯抹角、驴尾巴吊棒槌的所谓亲戚，这些人都是和我第一次见面，他们倒也没有提什么要求，只是想先入为主，图个及早巴结，先增荣耀，日后帮忙而已。对于这些从来没有谋面的或者在酒后谋面的人，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到底有多少，他们到底是哪些人，只是后来找我的人自己提起，我才含含糊糊地应酬，表现出一些亲热的样子，免得让人感到失望。由此可见，在这个状态下，做这样的下作事情，实在是白费心机。也有一些真正有事儿的，他们的战术是，早晨起来堵门子，那时，毕竟你的酒劲稍退，头脑清醒，免得日后不认账。反正每天早上都有人上门，记得最清的，有一个新密县人，叫秦子松的，带的礼品都是高档次的，名烟、名酒再加上据他说是自己引进法国技术，在新密县开的香水厂做出的高档香水。他自报家门说他是开金矿的，已经在灌河的山山岭岭间考察了几个月了，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采矿点，自己的资金雄厚，设备先进，省、市都有铁关系，可以办来开矿的许可手续，因此想在灌河投资干一番事业。以后要和当地领导打不少交道，所以提前来熟悉熟悉，交个朋友，今后请贺书记多多关照。还有一个叫胡小本的年轻人，他也是趁早上找上门来的。带的东西很寒酸，穿的衣服也很寒酸，冻得上牙打下牙，浑身发抖。他自己说他已经在向阳公司的大门口等了好几个大清早，总因为人太多而不敢上门。更为可笑的是，他把他的引荐人说得与我非常亲厚，我却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弄了半天才知道，原来我有个远房亲戚叫孙林的，与他所说的那个引荐人曾在一起喝过一次酒。在酒场上，孙林吹牛说，灌河的贺书记是他的亲表弟，那人也就因为孙林的关系与我有了某种联系，胡小本就拿这种联系当做“名片”递给了我。这小子是灌河镇本地人，家住的地方临近金矿区，从小就做着发财梦，十七、八岁就开始一头钻进矿山里，小打小闹瞎折腾，把老本赔光了，“屡败屡战”，变成了一个“开金矿迷”。他找我的目的很明确：今后还要开矿，希望贺书记给予照顾，尽量压减企业办的费用。并且说，有人给他算了一卦，今年有贵人相助，鸿运当头，正好就来了新的党委书记，又通过引荐人认识了，岂不是找到了救星？说着两眼放光，就好像真的抱着了大金娃娃一样。他信誓旦旦地说，一旦发了财，不会忘记贺书记的好处，不会独吞云云，言外之意，是要给一大笔丰厚的酬金。我一笑置之，但也为他这种精神所感动，答应以后帮助他，他就千恩万谢地走了。
农历正月十二，也就是1996年的三月一日，县委召开了集体谈话会议，被调整的干部和涉及到的迎、送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县直各一级单位的一把手参加会议。这号会议，看起来似乎很重要，倒是县委书记并不参加。大约是因为该谈话的都谈过话了，大局已定。会议由县委抓组织的副书记主持并讲话，讲了县委这次人事安排的原则和意图，以及县委对这次调整干部的要求，一套一套的，成块，并且严肃。而后，县委组织部长开始宣读这次调整的132名干部名单，整整念了一个多钟头。那时，在座的大多数人已经?A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镇委书记 (2)
第二章
小车内走马忆旧时情结
大院中上任望前程酬志
常言道，有福不在忙。在1996年那时候，范城县各乡镇的党委书记的“坐骑”顶多是个吉普车。当我坐上豫Y16160，这个才跑了五千多公里的普通桑塔纳去到灌河镇上任时，沈小勇——我的司机对我说，曲广远书记操心挂意买的这辆车，机关人都知道，但谁也不敢说。因为，曲书记是个细心人，他让暂时保密，主要是怕造成负面影响。这话虽然只是对班子成员和司机等少数几个人叮嘱的，全体机关干部却立刻都知道了。于是，大家都装聋作哑充瞎子，谁也不说，谁也没有听到、见到过这台新轿车。因此，除了给市、县领导送礼需要出车外，这车从来不敢在县城停留，回政府机关也都是赶在夜里，悄悄地放在车库里。几个月下来，只跑了五千多公里，等于基本上没有动用过。他现在已经当上了副县长，啥也不用怕了，当然又有了新的更好的车坐。我是新去的一把手，车又不是我买的，当然不用怕什么负面影响，毫无忌惮地、从从容容地坐它就是了。
我们一行三辆轿车一辆面包车，一大早在县委聚齐后，就出发了。从县城到灌河镇有三十多公里的路程，出了县城往南走去，不到十几公里就进入了山区。首先在红庙乡的地界上沿着一溜山沟走十几公里，然后爬上分水岭——山峦间的一个豁口。这个豁口往南是长江流域，往北则是淮河流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分水岭。同时，它也是红庙与灌河两个乡镇的交界处。这一天，春寒乍暖，天气晴朗。不仅我这个新官上任，心中自然惬意，就连送我上任的县纪委书记吕士敬、县委办公室的几个同志以及其他几位新调入灌河的弟兄们也都显得特别愉快。上了分水岭，由于没有女同志，我们就都站在路边上，人人掏出家伙痛痛快快的洒了一泡尿，县委办副主任贾同喜说：“老弟啊，大家这一尿，可都是肥了你的领地，你得扎扎实实地感谢我们。”我也打着哈哈说，“你们尿了，我自然承情，但我自己这一泡可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哪。”司机细心，把书记的这句话记了下来，果然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是从县里回来，除非内急得不得了，一般总要到了这里才方便方便。
站在分水岭上，朝东南一望，山峦起伏，重重叠叠，那一百九十八平方公里的山区土地，就是灌河镇了。到这里当一把手，好像有点命中注定一样。算起来，我已经两进灌河了。想当年，我在高中读书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学生们根本没把上课当成一回事，整天学工学农学人民解放军，还要经常性持久性地批判资产阶级。有一种学军活动叫“拉练”，大家背着背包，扛着红缨枪，有时腰里还别着两个木头手榴弹，当时的自我感觉是挺威武雄壮的样子，多年以后，想一想有点不伦不类滑稽可笑。每次拉练大家都按照营、连、排、班的军队建制，在学校革委会主任的带领下，呼着口号，踩着鼓点，出了学校，跑上两天，借此锻炼革命小将们的革命意志。正是因为有这种形势，我才有缘第一次到了灌河。当时是秋天，学校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野营拉练，全校师生雄纠纠、气昂昂地从学校所在地发集镇出发，一路向东南，沿山摸岭到了灌河。跑到那里以后，我们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青年学生们，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山的后边还是山。从那以后，学校再也没有带领学生去过其他乡镇（公社）。第二次进灌河是我刚调入县委办公室没几天，县委书记为了搞到第一手资料，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要求有关部门组织一次大型的调研活动，由县委办公室牵头，抽了政研室、农经委等几组笔杆子，在全县选山、岗、平三种乡镇，搞“关于农村服务体系的现状和对策”的调查，我和政研室主任张立、县委办老同志孙成志三个人到灌河调查，一住下就搞了九天。后来也曾经下乡过，至多住一个晚上，从来都没有突破过这个纪录。由此可见，我与这个灌河确实有缘：从全体同学“背着枪”占领这里，又到我们“掂着笔”评说这里，最终由我来统治这方水土，运用高等数学进行概率分析，就是一件既偶然又寓于必然之中的事件。我站在分水岭上，心里竟然有了这么一些莫名其妙的感慨。
小车进到政府院，有人放了一挂相当长的鞭炮。在清脆的响声和剌鼻的硝烟中，弥漫着一种迎娶新媳妇的味道。院子里和前楼的二楼上站满了人，显见是欢迎，也许是新鲜。党政办公室主任王世贵、通讯员小马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忙不迭地接住东西，一直到了后边大楼的一楼东头——我的卧室。据说，这是一般机关里不成文的规矩，一把手总是安排在左边上首位置。事实上，真正懂得风水的人说，要是一个四合院的话，单位的正头头应该位于西北角，因为这里是所谓“八卦”的“乾”位，乾为阳，为天，为大，为主事的当家人。西安武则天墓叫乾陵，就是因为位于西京城的西北方向。所以范城县的历任县委书记习惯上都是住在县委大院的西北角，到了镇里，竟是这么个讲究，叫我觉得可笑。不过前任都是这样的，并且副县长都当上了，显然没有什么妨碍。好在后边这个院子也就这么一栋通体三层楼，也许是不能按“周易”、“八卦”上讲的那样去分析问题，按农村酒席上的坐法，左边真的为上了。说起这些，且不要以为当官的这么心细，这么琐碎。其实，在各级办公室里干过的人都知道，自上而下，凡是当官的都犯这种毛病，大家在文件名单排列上、大会座次安排上、出行车辆顺序上以及酒席编排坐位上等等没有一个不像女人们那样心细，有一股大家心照不宣的官场规矩和迷信，有时神经兮兮的，并且小肚鸡肠。
住室内一切已经准备停当，连炭火都已经燃好。在乡镇，寝办当然是合一的。副职们一人一间房子，只有书记、镇长是每人两间锁式，一明一暗。我的房间，因为是在一楼，前边大树遮荫，后边有高墙挡风，结果风没有了，光也跟着没有了，办公室里大白天也得开着电棒才能够看清东西。好在乡镇的一把手没有几个是能够整天趴在屋子里看材料的，看清看不清没有大碍。暗间卧室里，床铺已经铺好，而且他们想得非常周道，连单、棉拖鞋，红黑两种皮鞋油及刷子等等都准备得十分妥当。外边办公室里，崭新的办公桌很大，是所谓的老板桌，还配了大约是人造革质料的老板椅。这一次从计生办主任提拔成的党委委员赵飞鸿笑着说：“贺书记，这桌子是我们计生办给你买的，我为这事请示过刘镇长，刘镇长说，嗯，这回算你学能了！得到他这句话，我们马上就跑到鸭阳买了这一套桌椅，也不知你喜不喜欢？”大家都笑道，“行，飞鸿，新书记一到，鸟枪换炮！”
稍事休息，已经安排好的全体机关干部、镇直负责人会议就开始了。我让县委办贾主任一干人等，留在我的屋里吸烟、喝茶、烤火、说笑话，就和吕士敬书记在刘镇长的引导下去了机关大会议室。我请吕书记居中坐，吕书记说什么也不干，并且说，我今天就是代表县委来给你扶到正位上的。我们在台上叽叽喳喳的时候，底下也是叽叽喳喳的。我往下面一看，好家伙！一百多号人，黑压压的一片。前两排是副乡级以上干部，有一、二十个，后边的便是镇中层以上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人们都比较精神，也许是对新上任的一把手有一种强烈的新鲜感吧。会议由刘春亭镇长主持，吕书记郑重地把县委任命我任灌河镇党委书记、县武装部任命我为灌河镇民兵营教导员的两个短文很快念完后，又对我做了一番政治思想、工作能力、为人处事等方面的突出评价，要求大家配合我干好灌河镇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接下来，该我发言，当着县里领导，我以为不宜多说，就简短地表了个态，交待刘镇长，由他召集，晚上开一个党委扩大会，会议就散了。
从会议室出来，还没有走到住室，突然，从一棵树下窜出来一个五短身材的小老汉，“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书记呀，你可得给我做主哇！”大家急忙把他拉了起来。我仔细一看，原来这人我认识，是个上访老户。他经常往县里跑，有时还去县委办公室找我的同僚、他的老乡宋秘书诉苦。因为经常见到他，我就认得了这个老头。不过，虽然那么多次见过他，因为他不是找我的，我就从来没有了解过他上访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我当然不知道他究竟要叫我给他做什么主，同时也不想让他给缠住，心想先稳住他再说。我就叫他：“方结实啊，我们是老熟人了，我今天才调到这里，时间还长着哩。你看，现在我还陪着县里的领导，你改天再来找我行不行？”谁知能一下叫上来名字的这一招还真管用，他抬起头仔细一看，“原来新来的书记是你呀，好好好，我改天再来找你！”说着，显出一副见到熟人的样子心满意足地走了。王世贵对我说，“不光是这老头，这几天，石盘沟的孙国禄、苏国华，果子峪的老吴太这几个上访钉子户都天天来‘上班’，等着见新来的书记解决问题哩，你不要理他们，再来了我们挡着！”我问世贵，“还有没有其他集体访的苖头？”世贵说：“怎么没有？长胜寺、石楼、兰家河等几个村都在闹着哩。”我说，“哦，看起来，咱镇的水土怪硬嘛。”大家都笑了起来。
政府招待所离机关较远，出了机关大院顺着大街往西差不多有里把子地，我们边走边看，一街两行，店铺林立，比较繁华。满街的门面上春联醒目，说明年味还没有过去。对于干部们从大街上大摇大摆地去招待所，群众们习以为常，没有人盯着看，流露出什么异样的眼光。对于我这个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老百姓也许并不关心，“城头变幻大王旗”，是小镇上常有的事情。反正一时我也看不透群众有什么心态，对自己能否干好这个书记多少欠缺点把握，只是在心里充盈着一点近乎神圣的使命感，那种从小就经常出现的“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所谓英雄气慨，在这时候不知怎么就从丹田里向外发散，向上直冲百会、上星，向下周游足三里、涌泉，好像气功大师打开了大、小周天，整个身子都发生了人们看不到的膨胀。忽然觉得自己原来空怀壮志，至止到了不惑之年，才算真正有了用武之地，真是人生无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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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3)
第三章
扳指头点将细查新班底
按肥瘦分工粗用老办法
小山镇比不得县城，天擦黑后，立刻有了明显的感觉。十七十八，当时摸瞎，到处都是黑咕隆咚的。白天电压很低的电灯“油”没有了，进屋里就得点燃蜡烛。通讯员拿走我的茶杯和笔记本上了三楼小会议室，一溜串茶几上点了十几支蜡烛，射出去的亮光给院子勾出了立体轮廓。我和党委委员赵飞鸿一起上楼。飞鸿说，“贺书记，这里可比不得县城，天一黑一准停电，咱们群众给大电起了个名儿，叫‘尿泡电’。”我说，“咋叫个‘尿泡电’？”飞鸿说，“这电一直要停到后半夜，等人们刚好起来尿泡时，这电才能来。”想一想，也真是那么回事，老百姓在黑夜里还真能想出点黑色幽默来。
可能是刚过罢年，也可能是第一次党委扩大会，所以，班子成员到得也快也齐。退二线的有两个老镇长，周礼让和孔祥顺，都是本镇###级的人物。周礼让面临退休，没有分配具体工作；孔祥顺是个“戏补丁”，哪里有一些纠纷需要排解就临时安排他挡上一阵子。这跟县以上的政府部门不一样。县里流传一句顺口溜：称“退了二线再去上班儿，上舞厅不要包间儿，打麻将不知道吃张儿，回家晚不会编弯儿”为“四大傻蛋”，可见，退了二线再去上班确实惹人讨嫌。在乡镇就不同，一是在职干部人人都有活干，忙得不可开交，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二是有一些要去捏热铁的烧手事情，叫本地人出面，特别是请德高望重的人出面解决，往往事半功倍；三是老一点的同志，恋位不恋窝，越是快退越不愿意退下来。虽然没有实权，但只要给点工作干，不仅不觉得辛苦，反而觉得领导器重，很有面子，再张扬一下自己。这种人性深处的满足感、成就感、优越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小的意义。因此，如果对这些老同志用得得法，确实能够做一些本来不好做的事情。另两个年纪较大的一个是镇人大主席孔祥明，曾经当过镇长，到了当上人大主席时，算是不退二线的退二线，加上患有肺气肿，常年请病假，要不是年龄不到，早就应该退下来了。另一个是镇政协联络组组长曹思德，正乡级干部，干的却是可有可无的活儿。再就是两个副书记左平奇和井春跃，平奇是前几年在县委办公室下来的，从当副镇长开始，一直熬到当上了三把手，成为管组织的副书记；春跃是从临近的孟坪乡副乡长调到这里任副书记的，大家习惯上称他为宣传书记；还有一个县委统战部下派挂职的副书记，很快就要返回原单位，当然，不离开之前仍然要参加党委扩大会议；还有一个纪检书记叫牛振山，过去叫纪检组长，现在升格了，副书记格次，排序也往前边移了几位。以下就是几个副镇长：郑东方、华秋实、何付德、赵豫、鲁新慧，还有一个年轻的镇长助理李立进。这郑、赵、李是新来的，华、鲁、何是本地人。鲁新慧是班子中唯一的一个女干部，三十五、六岁，人长得不丑不俊，不黑不白，不老不少，算是个“六不女干部”。她的男人叫姜保兴，也在镇机关上班，是一般人员，人很好，有文采，但机遇不济，出力不少，却一直没有得到重用。鲁新慧是从村妇女主任熬出来的，据说工作泼辣大胆，才成为不可多得的女中将才。早些年刚分田到户，公社干部仍然只会抓农业时，她作为公社的妇女主任，下到大队去检查麦场防火，一看谁家麦场里没有水缸，背起人家的桑杈就跑。老百姓没有桑杈怎么打麦？没办法只得认罚，然后立即弄水缸并装满水；华秋实家住灌河却一直在邻近的红庙乡工作，当了十来年乡党委秘书，才熬成了副乡长，后调回灌河任副镇长。到这个份上，上进心几乎没有了，就演变成了一个“酒马虎”，据说，他在喝酒方面，有“四个不论”，即“不论时间，不论场合，不论和谁，不论啥酒”，于是天天喝酒。逢酒必喝，喝酒必醉，一场酩酊，万事皆休。这个人也有一定工作能力，高兴了干活，不高兴喝酒，喝醉了，不是睡觉，就是回家，经常几天不见踪影，叫人又好气又好笑，恨铁不成钢。我的前任曲书记根本用不了他，多次交锋，终因烂泥糊不上墙而作罢，放任自流。可是，由于我和他的关系一直挺好，第一个麦天亲自带人到他家帮忙，让他很感动，就收敛了不少老毛病。这个同志后来真的在处理信访方面给我出了几次大力，有人就说我能叫鬼都推磨了，此是后话。何付德是个老实人，部队转业干部，人长得有点像小品演员赵本山，大家戏称他赵镇长，他也不生气，只是嘿嘿笑笑。工作是叫干啥就干啥，坐下来很容易扯呼噜，一座楼都会震动。他女人在老家村上当教师，也不知是感情不好，或是其他原因，反正一年到头从不进家。有一次，一个干瘦的女人找到我，说自己是一个教师，要求领导给教办室下指示，解决她多年悬而未决的职称问题。缠了半天，叫何镇长过来把她喝走了，走了以后人们才告诉我，原来这就是付德嫂子。没有女人照料的人，生活就一准懒散，付德的衣服就经常脏兮兮的，他的狐臭、脚臭也是出了名的，一到夏天，没有人愿意挨住他坐。余下的是武装部部长郑春发，党委委员赵飞鸿、马国朝、孔祥贝，组织员刘子世。乡镇企业是乡镇的重要工作，办公室主任升格了，当副镇级使用，所以就地不容易提拔的县直干部，通过这个渠道下来变成副科级，马万通主任就是从农经委选拔出来出任这个实职的，人很是精明能干，干得得法时，管人管钱管物，往往比一个副镇长的权利都大，出力也最多。算起来，包括退二线的大大小小二十几个正副乡级干部，就是我的班底。
党委扩大会是乡镇党政班子里一种极其平常的会议形式。有了事情安排，一道党委扩大会就可以解决了。乡镇的事情，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抓一把，一把抓，全靠一把手说了算。我跟过四任县委书记，为官的套路见得多了，对这些操作方式很清楚。当一把手的，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抓两头带中间，就连开会，也要这样做。要么先发言，给人下套子，下命令，或者给会议定调子；要么就最后总结，你举板，我来拍。做决策时让下属感到出其不意，说出去的话才力重千钧，头头是道，无懈可击，既有奇思妙想而又易于操作；既体现民主，又体现集中；既综合民意，又统揽全局；既见微知著，又高屋见瓴；既虚怀若谷，又高人一筹。这就是领导的本领，否则没有人能够信服你，又怎么能够死心蹋地跟着你干？所以，这个第一次党委扩大会，我有意听一听大家对我这个新任书记是什么态度，最后来个高妙的总结，盘算着在开始不讲什么，而是先听后总结，让大家说足说够。
周礼让发言时最不讲礼让，多年当镇长的经历，练就了开第一炮的本领，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坏习惯。这个人本身就是大炮手，虽然文化水不深，又好吊书袋子，在哪里工作都是雷动风响，说话大腔大调，给一个人说话也像做报告。在职时，前呼后拥的，退了二线，就没有多少人恭维了，容易上火，经常闹脾气，好像对谁都有意见，尤其是对我的前任曲广远书记很可能有气。因此，就把对我的拥护提高了八度。孔祥顺这个人本来就比较玲珑，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接着周礼让的话茬，说得更加贴心，“只要跟住贺书记干，我孔祥顺把这一把老骨头交出去了！”后来，我分析，这些老同志可能面临退休，留点口德。这种一贬一褒，击前鼓后，竟成了会议的主旋律。在这样的会上，大家听到那么硬性的人竟然说起了奉迎话，自然都会顺水推舟，众口一词，纷纷向我这个新任党委书记发出了致敬电，发誓团结在以我为首的灌河镇党委周围。一时间，差点把我推到了云彩眼里。凡是当领导的没有人不喜欢听这样的话，有了这么一个局面，我心中开始有点踏实。轮到春亭讲话时，他却没有直奔这一主题，而是东扯葫芦西扯瓢地给自己摆了一阵子功。后来同志们告诉我，他来灌河后，开会时经常这样，反复说他复员前在部队时“过五关斩六将”的往事，临了还要感慨地说，“日他妈，要是还在部队里，至少也干到个正团级了!”仿佛回到地方吃了老大不小的亏。这个会上，又唱起这些老调子时，我看到一些同志暗中撇嘴，心想他可能是对没有能够直接升任书记多少有点心理不平衡。说着说着，他也许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话锋一转，表示县委派我来当党委书记，作为镇长，一定要积极配合贺书记工作，书记、镇长要团结得像一个人等等，说了一些我喜欢听的话。
我作了总结。我说，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我也不说什么大话、空话、套话，就说点实在话。今后我们在一块工作了，是一场缘分，老话说得好，“一百年修行成同场喝酒，三百年修行成同窗学友，五百年修行能枕一个枕头睡觉。”（这是杜撰的老话），我们在一起共事，那可是千年等一回。我经常揣摸一个道理：在人与人的交往上，好朋友不一定能够成为好伙计，好伙计不一定能够成为好夫妻。说白了，两个人本来是患难至交的朋友，到了一处工作，变得生分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说明搁伙计比处朋友难得多！一男一女在一块工作，好到能够结婚生孩子，肯定是最好的伙计。可是，一起过生活，就有可能打打闹闹，永无宁日。组织上把我放到班长这个位置上，既是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的考验，既不说明我工作能力强，也不说明当上了书记马上水平就提高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没有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将一事无成。因此，希望像大家表的态那样，咱们一定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遇，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共同带领全镇人民把灌河的事情办好。
接着，按照我和春亭商量好的意见，对班子成员进行了分工。乡镇干部分工并不是一件小事，牵扯着每个人的心。因为乡镇干部既清苦，又辛苦，对于山区穷乡镇来说，更为突出。在县城边上的乡镇干部，主要领导有轿车，多数干部有摩托，白天在农村转上一圈后，压黑儿屁股后边冒着烟就进城回家，晚上少不得还有酒场，县里通称为“走读干部”。在边远的山区乡镇工作、家居县城的干部就没有了这个方便，有时十天半月都回不了一趟家。在过去连自行车都没有的年代里，一些离家一百多里的同志，半年才能回家一次，徒步走完全程，瘦人脚上打泡，胖子不但脚上打泡，连大腿根子都磨出了血。由于长时间不进家，到了家自己的孩子都不认得。有一个叫赵全振的教师，在灌河街小学教书，放暑假回到了百里外的家里，经过几天后，孩子才正式确认他是爸爸。然后专门拉住他的手，在村里转来转去炫耀，逢人就说，“这是俺的伯！”那份骄傲和自豪只叫赵老师出眼汗。现在条件虽然改善了，但是，离县城三、四十公里远的路程，想“走读”显然是不可能的。有的干部就说，在山区工作，白天山里转，夜里没事干；不是没毬事儿，就是毬没事儿。更有的同志总结得臊腾腾的，说在山区工作，到了夜里，有“四个没地方”：“手没地方抓，腿没地方压，身没地方爬，毬没地方插。”这些口头文学，足以反映山区乡镇干部的苦与乐。因此，对班子里的同志分工就有了些讲究：乡镇是个小社会，除了没有军队外，国家有的大块事，乡镇一样都不缺，班子成员要分管机关工作，协管镇直部门，还要包管理区，包村，在分工时，既要按照职务、按照排序、按照需要、按照能力、按照惯例，还要肥瘦搭配，综合平衡。用同志们的通俗解释说，让每个人至少能管着一碗烩面钱。由于这些因素都已经考虑进去了，所以，宣布了分工以后，班子成员基本上皆大欢喜。几个副书记都挂了线，连最没有油水的纪委书记牛振山，我们也让他挂上了乡镇企业办公室，不至于连个车票都没有地方报销。违背惯例的只有赵飞鸿，他由计生办主任提拔成党委委员，按说不用再抓计划生育工作了，计划生育一般都是由一名副书记分管、一名副镇长专抓，但因为飞鸿的业务熟，工作能力棒，向来不怕得罪人，计划生育工作又特别重要，没有能力抓可不行，同时他也不想丢开那个活儿，就让他继续分管计划生育。
镇委书记 (4)
第四章
走访旧山河小识风情镇
解读新岗位大叹不易经
“走，跟我到某某处去看看”，是我上任后的前一个时期，经常说的话。
新官上任，首先是要熟悉情况，党委办公室秘书王世贵、政府办公室秘书郑富贵，给我提供了不少文字资料。可这看文字材料确实是件非常枯燥的差事，写这些文字材料又是我干剩下的活儿，“画匠不给神磕头——知道它是哪坑儿的泥。”所以，那些材料我不过是草草地翻了一下，从来没有认真读过，我要用我的眼睛和心灵去感知和解读我所认识的灌河。
于是，我就今天拉住这个，明天拉住那个，一个一个单位、一个一个村地跑。反正，没有人不乐意陪我，因为陪过我就是一次荣耀，就是一种资本。
到村里去，我一般不在那里吃饭，不是觉得饭菜不好，而是因为一件事情深深地触动了我。
那是大约上任十几天的时候，我们一行去了郑家湾村，这个村离镇里大约有十四、五公里，是从陈家村、胡桃洼村这一道沟穿过去的，走到了山沟的最深处，也是从镇上向大东南方向的最远处。到了那里，已近中午，因为事先没有给他们打过招呼，郑家湾村支部书记一见到我，惊喜非常，大呼小叫，召集村干部全部到场，我看到他向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使了个眼色，那两个人马上就出去了，一直没有进来。我们在一块说话时，我觉得反常，到这时候了，也不见支部书记安排人做饭，我的随行人员并不过问，只是帮助支部书记开脱，一个劲地说，条件不好，慢待慢待。好在我也没有觉得太饿，等了两个多钟头，忽然一阵摩托声传来，支部书记一脸歉意地说：“让书记饿坏了。”原来，那两个干部骑着摩托去了镇招待所，提回了一桌子饭菜和酒，装上盘子就吃，吃是吃了，倒吃得我一肚子疑问。为什么村里不做饭，反而派人到镇里买？回去的路上，政府秘书郑富贵给我讲了其中的奥妙：原来村里都有规定，一把手是什么规格，副职们是什么规格，一般干部是什么规格，不是胡来的，贺书记你是第一次去，又是一把手，不吓坏他们就算不错了，谁还敢给你做饭吃？没办法，只好去镇里置办了。这件事叫我非常感慨，跑这么远，给村里添这么大麻烦，最后还是吃的招待所做的饭，这又何苦呢？由此可见，除非素质极差不受村里欢迎的机关干部外，其他干部下到村里，说是光吃了捞面条，显然都是瞎话。因为每一次安排干部下村后，大家回来嘴里都向外喷着酒气，说明吃喝招待确实是村里的一大负担。尽管如此，我这个当书记的若下去一次，差不多会抵上一个一般干部十次的费用。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还是从我做起吧。打那以后，我一般都不会在村里吃饭。并通过农经站做了一些规定，给村里松绑，尤其是在压缩下村人员上下了一番功夫。
经过一段奔波，一个立体的灌河在我的心中初步形成。站在全镇的地图前，我看灌河镇像一个胃，自北向南，南边是胃嘴，北边是胃口。一条灌河穿镇而过，平时像一个娴淑的少女，静静地流淌着，到了夏天，山洪暴发，又像一条怒不可遏的黄龙，咆哮奔腾。临街的河北岸经过前三任党委书记操办，已经加固成防洪堤，基本上消除了洪水对街道的威胁。同时，山之北，河之南，为阴，反之为阳，灌河镇古称灌阴镇。灌河流到下游，离灌河镇十几公里的孤石滩修了一座省级的二类水库，就叫孤石滩水库，这座大水库从地图上看，像个胆囊。水库里有水，就意味着胆囊里有了胆汁，可以助胃消化。这么形象地一看，整个灌河就活了起来。
灌河街位于灌河全境的地理中心，地势相对较低。从镇里到各村去，共有八条沟，全部呈辐射状，蜿蜿蜒蜒都是一、二十公里深，所以，到各村去查看，没有回旋的道路。一条大山沟可能会再发叉，每一条小叉上可能就是一个行政村。这样看来，全镇的行政机构又好像是一棵瓜，根子在镇里，扯出八条藤，每一条藤上结几个瓜。一共结了二十五个瓜，也就是二十五个行政村了。
范城县境内的比较高的山峰都集中在灌河镇的周边上，北有九朵峰，海拔780多米，是范城的极巅；西南有水晶山，上半截直通通的突兀而立，既险又奇，异常峻美。传说水晶山原来一直向上长，顶着了玉皇大帝的屁股，玉皇大帝打了它一巴掌，这才遏止住了长势，成为现在这么一个又直又尖的样子。在它上边，盖有道观，香火不断，住着几个老道姑，用的洗脚水就是城里人爱喝的矿泉水；东南有座老青山，传说，唐代诗人高枫的家就在这里。比高枫年轻的大诗人李白，还专程跑来拜访过他，写过一首访高枫的诗，收在李白的诗集里。传说高枫为了写诗，在屋里冥思苦想，外边下了大雨也不知道，把晒在场里的小麦都给忘了，小麦被雨水冲进了河里，所以，老青山下千年流淌不息的河流就叫漂麦河；正南边还有一个奇山叫嶂子山，据说道教祖师张三丰曾在这里修行过，于是就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说是原来这里的山太小，载不动张三丰，于是就有各路神仙把周围的山往这里移，但还没有全部到位时，有一个给张神仙捣蛋的魔鬼，学了一声鸡叫，周边村落上的鸡以为天亮了，全叫起来，结果只能在夜晚进行的赶山活动就突然中止了。张三丰没有办法，就离开嶂子山，去了北小顶黄石山修行，最终又到了南大顶武当山成仙。若在嶂子山上看，周围稍矮一点的群山都朝向这里，嶂子庙下，巨石成阵，人们想象出来的什么赶山鞭、鸡叫石等奇石，还真是有点惟妙惟肖，非常逼真；东南望，郑家湾村一带的山上，还有原始森林，景色优美。到了夏天，山谷幽深，清凉避暑，林茂花香，叫人流连忘返，走了以后也会念念不忘这个地方。后来，我把灌河周边的奇山美景讲给市电视台专题部的一个同志，引起了他对灌河的向往和浓厚的兴趣，终于在这年的春节，他以一种高度的敬业精神，来到原始森林下的一个山村，住在一个农户家里过年，整天背着个摄影机，跟着人家的大人小孩屁股后边，赶年集，磨豆腐，放鞭炮，拍了一个“百姓故事”的专题片，题目就叫《转山沟》，曾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过。后来，他对我说，虽然没有拍到我说的美不胜收的山景，却觉得那个年过得最开心。
二月初九一大早，通讯员小马像往常一样，陪着我到街外的河边散步，谁知一出机关大门，街上人山人海，好像忽然从地上冒出来一样。我非常惊奇，一问才知道，这是灌河街的贸易大会。此外，还有“三月十五、小满、九月十五、十月十五”四道贸易会，于是我才感到灌河这地方确有神奇之处。我总结出它有三个特点：“东西关、天天集、十道会。”即这个镇与别的镇不一样，别的镇区都是东村、西村，这里却称东、西关，完全是县城架子；别的镇是或逢单日集，或逢双日集，这里却是常市；加上全镇四个管理区，一年分别还有五个贸易大会，一年共起十个贸易大会。到了起会期间，全县各乡镇的商贩云集到这里做生意，都能在三、两天里赚上一笔，因为这里是所谓的“母猪集”，特别下货，带多少东西都能卖光。
有一天，县委副书记库长满专程来到灌河看我。席间，带点戏谑地说，“你小子已经来灌河半个多月了，我考考你，到底对灌河有多少感性认识。”我也开玩笑地说：“库书记，到了这里我觉得比你的官大得多。”库书记说，“说说看。”我说，“说灌河大，它就大，说灌河小，它就小。比国家，我说它是中华人民‘灌河’国，你看，共和国与‘灌河’国不就是只差共与灌两个字的韵母嘛；比城市，这里是盛产柞蚕，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历史上一度非常繁华，号称过‘日进斗金的小上海’；解放后，这里成立过鄂北县，和你一般大了吧？也成立过灌河区，后来是公社，再变成过乡，1992年第一批改成建制镇。你说说，这灌河到底多大？多小？”库书记啧啧称赞道：“不得了，不得了，这小子不愧秘书出身，就是会总结，那你再说说，到了这里这么一段时间，都有啥感想？”我若有所思地说，“库书记，我在县委办公室一气儿干了九年，来这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也算是吃透了一个道理，这个乡镇党委书记，有‘四个不容易’：一是当上不容易，不是谁想干就让谁干的；二是当着不容易，组织上把几百平方公里土地，五、六万口人交给了你，这肩上的担子能轻吗？三是当好更不容易，谁不想把工作干好？但动机不等于效果，这几年为什么两办的副主任下去时都是先干乡镇长？大家都有意见，感到用得不到位，可领导们总是认为‘秀才当不得帅才’，非要把人放下去锻练一阵子才放在书记的位置上，有的至今也没有扶正。对于我，你们算是破例了，我很感激，这是对我的极大信任，我只怕没有能力干好这个工作，上愧对领导，下愧对百姓啊！四是要告倒一个乡镇党委书记也不容易，我们在工作中失误总是难免的，现在到处告状成风，明枪暗箭少不了，你们不保护，我们还敢工作吗？”库书记边听边点头，听到最后，哈哈大笑，“好家伙，你真会绕哇，绕来绕去，绕到我们头上来了！不过，这四个不容易也算是经典之说，来，干上一杯！”
镇委书记 (5)
第五章
按党章宪法搞选举换届
施计策权术播春风细雨
这一天，方结实找上门来，不明不白地说了一大堆话，弄了半天，我才稍微有点明白。原来，他是个孤寡老头，五保户。早几年，他有一间土房子，在镇区扩街时给冲掉了，一直住村里的一个破旧小房子里，村干部就是不给他盖房子。他外甥是远乡人，多少年才抽空来这里看一下老舅，一看他居无定所，很生气，就帮他老舅上村里、镇里闹了几次，话说得中肯、得理，村里只得另寻地皮给他盖了新房。从此他算是学了个乖，感到无论什么事，闹一闹就比不闹强。于是逢事必闹，一个劲儿闹了几年。其实后来的要求并不高，就是怕死后村里把他软埋了，一定要现在给他做个“老屋”，心里才感到踏实。就这么个要求，村里一是烦他长期告状，二是还有几个五保户，怕引起连锁反应，没有答应他。于是，他有空没空就上镇政府，甚至跑到县城去闹。我问他，“结实啊，你现在能吃多少饭？”他不解其意，说：“我现在很能吃哩。”我说，“这就对了，你很‘结实’嘛，干嘛现在就要老屋咧，这不是自己咒自己，嫌自己死得慢嘛。”方结实说，“不是哩，贺书记，俺大队干部坏得很，我信不过他们，他们必须给我一个答复，要不我死了谁管呀？”我说，“结实啊，你信不信我？”“信，咋会不信哩？”我说，“咱俩也是老熟人了，我来当书记，就是给老百姓作主的，不要逼村干部表态了，我叫民政所所长来一下，记住你的要求，镇里给你出个保证，一定让你老了有棺材行不行？”他一听，眉开眼笑：“贺书记呀，群众都说你是好书记哩。”我又问他，“你还种地不种？”他说：“不种地，就在街上卖‘气死猫篮儿’，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我就夸他能够自食其力，“不错不错。”他很高兴，说有了老熟人当书记，啥也不怕了，以后一定会好好干，叫贺书记好好看看。我让通讯员小马把镇民政所长胡贵田叫来，安排他给方结实出个手续。开始，老胡不解其意，直说：“贺书记呀，这个证明不好出，村里如果不认帐，恐怕将来要烧镇里的手。”我向他挤挤眼，老胡马上会意，回去拿了公章，煞有介事地写了一张保证：
在方结实百年以后一定由民政所安排一个七寸的柏木锭子，并且用柏油把外边浇上一遍。
盖上民政所的红印章后，方结实像得着了圣旨，叠好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裹了个里三层外三层，说：“书记呀，有事我还来找你！”我说，“行！”
方结实走后，我让通讯员小马把刘镇长、平奇、春跃、振山这三个专职副书记叫来开一个书记办公会。重点研究一下党委、政府换届工作。
要说这党委、政府换届，县级以上五年一次，乡镇和村里却是三年一次。乡镇换届的模式跟县里相仿，也要开党代会、人代会，要按党章办，要按宪法办，非常严肃，非常严格，非常严谨。村里就相对简化，村支部换届是召开个全体党员会，选出支部委员，再从其中产生支部书记，支部书记对委员再进行分工；村委会换届就很复杂，已经定出候选人的，选票要过村民的半数，才算当选；近几年又要老百姓进行“海选”，就是说，允许自报竞选，老百姓愿意选谁就选谁。这样一来，选举就很难保证一次成功。因为我们国家的国民素质实在不高，并且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村级政权成了空壳，还有许多村债务缠身，群众的怨气很大。因此，在选举时，群众对选举对象是“你整我三年，我整你一天，就是不选你，给你个难堪”；乡镇党委干这项工作也很头疼，因为“三年一换届，一次得半年。”即使是换了以后，也长时间稳定不下来。
村级复杂归复杂，也必须在乡镇换届以后再说。所以，我这个书记办公会只研究镇两委班子换届。这本来是个程式化的事情，首先是选出党代表、人大代表，只要把名额按《选举法》的要求分下去，由组织书记监控，党委及时把关就行了。其次是开好党代会和人代会两个大会，贯彻一下一次管三年的工作思路，把班子选好，就算完成了换届工作。可是，对于灌河，我却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上一次的换届工作，全县就出了不少问题，灌河还出了大乱子。
先说镇长刘春亭，实际上就是选举工作的惊弓之鸟。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先被安排在县商业局工作，当一个股级干部，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好单位，况且“人都想往高处走”那个老话起作用，又因为新调来的县委书记与春亭是远门亲戚，他就找到书记，一心想转到行政上干。于是，在换届改选前两三个月，他从一个一般的股长一下子当上了瓦房店乡的副乡长。由于转到地方上没经验，初次当上副乡长，对农村工作不熟悉，又不知道自己有多轻多重，在说话上还习惯于部队的那种“日亲骂娘”训人的军阀作风，一句话就想冲倒人，所以，提前到瓦房店乡上任的适应期内就不够适应，自己浑然不觉地得罪了一些村支部书记。且不要小看这些村支部书记，他们在乡里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换届改选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到了选举的关键时刻，有几个支部书记一串通，一起哄，就给了老刘一下子，让他落了选。这个结果不论对谁，都是很丢面子的事情。因为现在提倡依法办事，你落了选，就不能继续留在那个地方工作了，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家里等待组织另行安排。其实，这还不仅仅本人丢了面子，也给县委的组织人事安排丢了面子，给乡镇的党委书记丢了面子。但组织的面子总是虚的，个人的面子才是实的。于是，只要有人落选，县委就觉得对不起这个同志，就要进行新的安排。春亭就是先在家里休息了一阵子，不成想因祸得福，不久被派到灌河当上了副书记，党内安排职务在特殊情况下，不需要选举，这样一来，他不降反升，由一个一般的副乡长变成了抓组织的副书记，成了灌河镇的名副其实的三把手。
当春亭在瓦房店乡落选成为全县街谈巷议的新闻之时，灌河镇随之出现了更大的新闻：这里的换届也搞砸了。由于当时的党委书记毛丰山同镇长钱西川长期不合，底下的人也就内乱不止。当地的一些人想把一个本地的干部选进班子，他们四下串通，换届前就已经形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事情发生的前兆已经非常明显，各种信息都收集到了乡镇党委书记毛丰山那里，让他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党委书记是选举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又是当然的选举委员会主任，一切必须在这一个人的控制之下。一旦失控，就没法给县委交待。因此，这项工作搞不好，首当其冲是党委书记丢人打家伙的事情。毛书记得到这些底下不稳的信息以后，和钱西川镇长的长期不和就退居次要地位，他们二人在这个关键时刻，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毛书记亲自出马，开始试图做一些人的工作，能打就打，能拉就拉。叫了这个叫那个，机关找了再找村干部，每天都熬夜，真是十分焦虑。“是疮就要流脓”，到了这个时候，工作的成效已经微乎其微，地火奔突，杯水车薪，救不下来的火转移到毛书记的脑门子上，讲话就不再讲策略，在批评一些人时出口就说，“日他妈，这灌河人有强烈的排外情绪”，这种说法，更加激怒了那些兴风作浪的人，“排外”的评价一传出去，犹如火上浇油，局面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到选举的这一天，钱西川镇长拿着手提包，放在自己的座位下，时刻准备一旦落选，立马走人。幸好他以超过半数两票当选，另一个副镇长刘成甫却中箭落马，灌河从此成了他一生的伤心之地。事后，县委派出纪检、监察、公安、检察几家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兴师动众地调查了很长时间，最终不了了之。却把书记、镇长的矛盾表面化了，随后不到几个月，县委相继把毛丰山、钱西川都调出去，矛盾双方，两败俱伤。
由此可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其说换届选举是选一个党政班子，不如说是对一个党委书记政治成熟度的考验。有鉴于此，县委对灌河这一次的换届工作非常关注，组织部长夜里三次打电话问我情况，唯恐出问题。我对这个工作也不敢掉以轻心，召开书记办公会，就是要认真地对这项工作做出专题部署。组织书记左平奇详细汇报了县委对这次换届工作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目的要求，汇报了党代表、人大代表的选举情况，对人员的构成逐人进行了分析，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一加以说明。春亭以其曾经做过组织书记而卖老资格，动不动就说应当如何如何。只有我是第一次处理这种问题，人事情况又不太熟悉，只好认真听，认真思索。我们通过分析，大家清楚地认识到，党委的换届不是什么大问题，党内选举，毕竟容易控制，但政府班子选举，就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一定要扭转上次换届灌河出现的被动局面。最后，我定了这样一个调子，一定要做到“三个确保”：即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确保选举工作在程序上万无一失，确保被选举人满票当选，确保实现县委人事安排的意图。虽然有点牵强，但体现了一种信心和决心。对第二个确保，他们几个的信心都不足。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一个“满”字，这个字绝不能少，因为不管能不能“满票”，提法上必须这样提，要求上也一定这样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把过去搞乱了的思想集中到县委人事安排的意图上来。
三月十七日，召开了党代会。我代表镇五届党委向大会做了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九名党委委员，五名纪委委员。每一组中间都要找一名差额，实际上是找两个配角，一个是马兴民，一个是周礼中，他俩都表演得非常成功。会议一宣布候选人名单，他们首先站起来恳请代表们不要选他们，全场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于是，在欢乐的气氛和《喜洋洋》的乐曲声中投票，在大家早已知道结果中唱票及宣布结果，所有候选人差不多都是满票当选。接着，我又主持党委和纪委两套人马，分别召开六届一次全会，选举党委书记、副书记和纪委书记、副书记。这些都不过是走走过场。从党代会成功召开上，我看到事情并不像他们分析的那样复杂。因此，对开好人代会就有了几分把握。
按照法定程序，乡镇人代会必须开够三天时间才算合法。但没有一个乡镇会那么傻，一般都是一天就收场，好在县人大也都默许了这种切合实际、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当时，春亭建议，一定要严密组织，到开会这一天，派出四部车辆起个大早，到四个管理区去，把代表集中上来；会场外安排派出所的干警站岗，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会场内每个管理区坐在一起，管理区书记（都是代表）坐在他们中间，再派上镇直代表（一般是与党委、政府领导们关系密切的人员）夹在村代表中间，双管齐下，监视着代表们的言行和画写选票的过程。春亭讲这些时，平奇、春跃也是赞成的，并且给我说，其他乡镇都是这么做的，好像这就是成功的、成熟的经验。我除了肯定严密组织这一点外，其他的一概予以否决。我给他们讲，做什么事情都是“方法大死气力，四两能拨千斤”。鉴于上次换届的局面，灌河人不会不汲取经验教训，这一次大家心态已经趋于平和，转入正常，这项工作只能是内紧外松，不要故意制造什么紧张气氛。要让代表们感到十分宽松，尽力创造一种民主和谐的气氛；二是不能让派出所人员在场外站岗，有两个同志值勤就行，其职责主要是劝说可能出现的上访人员，切不可把人大代表当成专政对象；三是坚持正面教育，没有必要监视人大代表。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有人策划另选他人和贿选的情况。我这么拍板，他们几个也就不再说什么，只有春亭的表情有点怪怪的，估计一是不相信这样做能够奏效；二是担心他会在选票上吃亏，因为他这个镇长目前也是个代镇长，不经人大代表选举不算数，他对自己能不能当选还没有多少把握。我知道他肯定不赞成我的这些要求，可是你不提出来，我就不说什么。为了防止一些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在大会前我专门组织召开一次党委扩大会。会上，我强调指出，这次人代会我负总责，负全责，人代会上的一切程序都必须按我的要求办，所有不明白、不理解的问题必须向我请示后方能开展工作。任何一个同志如果不按这个要求办事，不管出不出问题，我都将毫不客气地追究他的责任。这个要求，凛然地控制了全体班子成员的言行。
三月二十二日，人代会如期召开。我作为第一责任人、选举委员会主任，首先组织与会党员代表开了一次党内吹风会，很简短地讲了几点：一是我镇召开八届人代会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党委决心召开好这次会议，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凡有任何非组织活动的，坚决一查到底，决不心慈手软。二是要通过这次人代会，做到“两个体现”，实现“两个确保”，对本届人大代表实施“两个教育”：即体现灌河镇党委、政府一班人的坚强团结、正直无私，体现灌河镇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号召力和凝聚力；确保镇党委对本次人代会周密安排和工作意图的实现，确保县委人事安排意图的满票当选；要通过这次人代会，对我镇人大代表进行一次民主法制的教育，进行一次参政议政意识的教育。三是考虑到工作实际，整个会议坚持的原则是：于法周严，于事简便。我要求四个管理区书记把这三点意见记下来，按照管理区分组，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每一个代表。
会议异乎寻常地顺利。春亭满票当选，从而对我初次表现出佩服的神情。县人大的巡视员也非常满意。组织书记左平奇喝晕以后说，好哇，贺书记，你真的比我们高嘛，我们以前都是捧住这些代表，生怕他们翻套，候选人还要携几条烟到各个代表团慰问拉票。你呢，一上来说成了通过会议来对他们进行“两个教育”，从各方面都压了他们一头，高明，实在是高明！
人代会结束后，我让机关干部休整一下，放了几天假。自己也想松口气，准备回城跑跑，拜拜几个金融部门的门子，以利于今后筹措资金。午休后还没有离开灌河，周礼让、林恒昌等几个当地的长老找上门来，说是要当面给书记提出一些建议。他们还没有开腔，我这里就一连接了两个电话。看到书记这么忙，几个老汉知趣地说，改天再来，改天再来。两个电话的内容，一个是县委办通知：明天八点，在县一宾馆召开乡镇党委书记会议。一个是从虹川地区彰阳县打来的长途，说是我们这里的滑石粉厂的一个叫冯根的会计因为卖血晕倒在他们医院里，正在抢救！他们辗转找到镇党委书记办公室的电话，要我们马上派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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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6)
第六章
一将能成名政绩占先机
小镇大发展机遇最重要
企业办主任马万通带着醉得像病鸭子一样的滑石粉厂厂长宋振州来到我的办公室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宋振州进到屋内，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嘴里呜啦着，什么也说不清楚，没有多大一会儿，就扯起了呼噜。马主任搓着手说：“真拿这家伙没办法，要不是说是你找他，他还不起来哩。”我问万通知不知道他们厂的情况，万通说，“他们厂早已停产，外边可能还欠他们一点老陈账，我们估计冯根是要帐去了。”我说，“要帐也不至于卖血呀？”万通分析说，“据说冯根这个人挺老实，这样办说不定是没有要到钱，带的钱也花光了。”听了这话，我感到很寒心，也很心急，就安排马主任亲自去，先从企业办拿上两三千块钱，马上出发，开着企业办的破吉普车去接冯根，同时拉上这个醉鬼宋振州。万通说，“他醉成这个样子，咋能去？”我说，“反正是在虹川的彰阳县医院，现在出发也得跑五六个钟头，到不了地方这家伙的酒就醒了。他不去怎么行？你也是刚来这里，认不得冯根，必须拉上他才行。”万通说，“可不是哩，我咋没有想到这儿？”就急急忙忙地准备去了。
我的前任曲广远在灌河镇的时间总共不到三年，他能够一下子当上了副县长，沾的就是发展乡镇企业的光。灌河这个地方能够如此快的发展乡镇企业，是有一定内在原因的。
首先是这里的群众并不保守，从他们的衣着、打扮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放羊的小妮，大冬天在山上跑，也有人穿着裙子，抹着口红的。所以，人们常说，灌河人要比临近的孟坪乡、红庙乡人的观念提前二十年以上。这里山青水秀，养育出了一批批、一茬茬水灵灵的姑娘，一个个都飞出了大山以外。无论到北京、卞州、广州等大城市，在一些宾馆、大酒店里，你会经常不期而遇地碰上灌河小老乡，人长得都很秀气，打扮得也很洋气，有的做服务工作，有的还当上了领班。当然，据说也有一些当坐台小姐的。这些人除了往家里大把大把寄钞票以外，还不断地向大山里传递新的信息、新的理念。改革开放以后，灌河人确实率先火了一把。外边流行了什么，这里很快就能够流行起来。譬如这卡拉OK，在范城县县城里刚刚出现，灌河街就有了五六家。一到入夜时分，大街里、河边上，有几处电视、VCD机和音响就开始营业。在若明若暗的小电珠棚下，有人整夜地嗷嗷着，什么“明天要当别人新娘，今天还在想你”啦，什么拿一张“旧船票想要坐你的破船”啦，什么“潮湿的、粘糊糊的心”啦等等，仔细听听，唱得捏腔拿调，有模有样，与当红歌星们一般无二。镇里有一个礼堂，被本镇文化站站长、“土艺术家”齐学艺承包着，居然养活了五六个小工。镇武装部部长郑春发的老婆就安排在那里卖票。这位大嫂的文化水浅，一回家就对春发说：“他爹，深川（深圳）又来歌舞团啦。”这些歌舞团经常来灌河演出，一张票七、八块钱，虽说不便宜也照样有人买，并且场场爆满。齐站长非常尊重领导，每次都留上好坐位，送票给镇领导看。一次，我晚上正好没事，去看了一回。从掌声的情况不仅看出观众很有秩序，也很有水平。唱得好的，掌声热烈；唱得不好的，要也不给，叫我着实感到惊奇。报幕的漂亮女孩走上前台，她的本意是报下一个节目，让演员唱“女人不是月亮”这支当时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里的插曲，仪态万方地问观众：“灌河镇的父老乡亲们哪，我向大家提一个问题，女人是什么呢？”她可能是想叫底下回答“不是月亮”吧，谁知台下一齐喊到：“是老虎！”搞得这个小妞当场笑得弯腰叉气。由此可见，灌河人相当地超前、开放。
其次，这里也出了一批经营人才。这些人中，三教九流、五花八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开矿的，有做生意的，也有开工厂的。他们都是抱着发财致富的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闯荡江湖，在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混成了主角。由于历史的原因，灌河镇的工商业历来比较发达，在人民公社时期，就走在全县前列。老百姓编了一个顺口溜：“干部好去处，厂矿和店铺，不吃商品粮，照样是富户”，说的是改革开放前后，一些比较精明的生产大队干部，如果不愿在生产大队里干了，就上公社革委会要求给调调工作，革委会领导如果认为他是个经营人才，就有可能反他调整进社办厂矿当头头。这些泥腿子当上了厂（矿）长，免不了要向市场交不少的“学费”，几年下来，虽然把金融部门坑苦了、坑怕了，但这支能够穿西装、打领带的队伍却巩固了下来。后来，这些人感到给公家干不过瘾的时候，就依靠自己在集体企业时形成的原始积累，另起炉灶，干起了个体私营经济，灌河镇的个体私营经济就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其三，山区的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是萤石矿、白云岩、滑石、银矿和铅锌矿，还有一道岭上出煤。
萤石矿主要集中在鲤鱼岭、马冲、青石沟这几个村，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开始开采了。开采的时间和效益与地下的资源成反比，时间越长，地下的矿藏越来越贫乏，两个村的群众就越来越富裕，当然最富的还是少数人。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几个矿口已经向地下挖了好几公里深，开采越来越困难，成本越来越大，基本上成了贫矿。
滑石矿与黄金矿大约有伴生的特点：从地表可以看到整个灌河有两大滑石矿脉，这种矿藏属于低价位品种，从开采到加工的利润都不很大。所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东北的滑石矿资源枯竭时，我们范城县的发集镇和灌河镇才开始开发这一资源。本镇滑石粉加工厂一下子发展了六个，其中属镇政府所有的三个，分别是滑石粉一厂、二厂和农修厂，西关村一个、马冲村一个和卧牛坡村一个。灌河千好万好，就是交通条件不好，运输距离远，比不得临近公路的发集镇，生产出的滑石粉与人家卖同样的价格就赔钱，即使不赔钱效益也不高。因此，这几个厂子都是时开时停。凡是公家的厂，在保证厂长喝酒吃肉的前提下，全部处于亏赔状态。
黄金矿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滑石矿周围，属于鸡窝矿。有些小矿洞，从古代就已经开采，不过仅限于小打小闹，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有人开始大打黄金的主意。镇里把这些矿发包出去，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虽然国家的黄金政策规定不允许私营开采。但这些鸡窝矿没有大工业开采的价值。所以上边不让开采就偷采，镇里也就变通着让他们以探矿的名义开采。县矿产管理部门也插手这里，同样不少收管理费，睁只眼闭只眼，瞞上不瞞下，默认镇里的发包行为。市黄金局里不断派人到镇里三令五申，扬言要查封这些小矿口，并且处理镇领导。但是，只要书记、镇长陪着喝上一场，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世上本来法无定法，非法法也，十几年里经常是了犹未了，到最后不了了之。不过，开金矿毕竟是“暴利＋风险”的项目，搞不好，竹篮打水一场空，亏赔的人不在少数。尽管这样，受着暴利的诱惑，人们仍然甘愿冒风险：一听说开金矿就耳朵发直，一看见金矿砂就眼睛发红，一挖出矿线就不要命。在这样的环境下，灌河人倒是学到了一门实用性很强的技术，很多人都会用“红汞碾”、炼金炉提取黄金，这些土办法用的药物主要是氰化物，毒性很强，污染了好几条小河流，所幸没有听说毒死过人。
银矿和铅锌矿规模太小，在选矿技术不具备的条件下，没有开采价值，所以一直没有人开采。
煤矿虽然从地表上看就有裸露的矿脉，都是些颜色发黑的煤矸石，质量太次。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趁着大跃进的革命形势，曾有人为了解决能源问题，到这道黑岭上乱扒了一气，终因点不着火没有进行大型开采。近几年，锡都市有人来投入几十万元，找了一个富集区向地下挖了几十米，也打出了含硫很高的煤泥，就是矿线太窄，挖出的矿藏不够给矿工发饷，投资打了水漂。
白云岩是生产金属镁的主要原料，在灌河储量很大，品质优良，露天开采，唾手可得。平时谁也不懂得这些满山遍野的石头还是矿产，兴办金属镁厂时，一下子成了宝贝。镇里出现的四个金属镁厂也就成于斯，败于斯。
广远兄来灌河上任以后，脑子要比他的前任好用得多。那时，正是邓小平南巡以后不久，“东方风来满眼春”，各地发展经济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各级领导都知道，对于农村来说，老百姓在几亩地上已经抠不出四两油来。通过对广东、江浙一带的发展经验进行浓缩，总结出“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半壁河山。”于是，也不管乡情如何，只管压下指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广远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乘风破浪，抢抓机遇，真的干了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他这个人，很有福气，步入灌河不久，就走上了经济发展政绩和个人进步业绩同步迅速提升的轨道，一举跃到了副县级的领导岗位上，由一名基层干部变成了地方官员。正因为如此，给我这个下任留下了很高的“茬子”。在审定镇人代会的报告时，我专门把镇长的工作报告上关于成绩部分的数字抹去，因为上面赫然写到：截止1995年年底，乡镇企业产值达到六亿四千多万元。灌河镇总共才不到六万二千人，这个产值意味着，仅乡镇企业一项，灌河的人均产值一万多元！除非不懂，谁要是信这个数字，那他肯定是个白痴。
广远其他政绩不再多说，仅在发展乡镇企业方面就干了几件大事是：一是把公主岭金矿的储藏量加上一个零，于是，98千克的储量成了980千克，加上驻在廊房市的国家武警黄金部队又在这里勘察过，人们就信以为真。带着这份资料，这份诱惑，他到山东省烟台地区的招远县去招商引资，那是个全国著名的黄金大县，开采的历史悠久，公司多，设备好，资金雄厚，真是找对了地方，很快就叼来了一个国营大企业，总投入700多万元，在公主岭上盖起了选矿厂。说来也怪，这个大企业竟然没有经过周密论证，就根据广远提供的资料上说的，矿脉浅、储量大，可以露天开采，搞了个大揭顶。这个办法，不仅没有找出大矿脉，反而造成现有的矿产贫化，不好选取。就这样，轰轰烈烈干了几个月，挖成了一个二十多亩地那么大、十来米深的大坑，引来省、市、县领导一拨一拨地视察，招待费花了不少，名头也搞得空前响亮。最后据说招远有色金属公司只弄走了二百多千克黄金泥，欠了当地百姓一屁股债，所有人员自上而下分期分批悄悄地开溜了。留下了明的暗的好几年都处理不完的后遗症。二是1989年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受到重创，在此后几年的恢复期内，雄居全世界产量第一位的金属镁产业恢复得较慢，而全世界金属镁的需求量由于海湾战争却不降反升，中国乡镇企业乘机钻了一个时间差的空子，一下子发展了一大批土炼金属镁企业。刚开始，这些炼镁厂确实因镁的价格高昂赚了大钱。马冲村的支书齐长德就是因为了解信息早，利用灌河区域内白云岩储量大、品质好这一资源优势，率先办起了金属镁冶炼厂，让马冲村发了一笔横财。这个厂的成功，使广远看到了希望和潜力所在，他动员全镇干部走向全国，四处奔走游说，吸引外资办金属镁厂。不久，卧牛坡村与鸭阳市客运公司陈鹏万老总谈成投资意向：村里出地皮，鸭阳市、范城县上下两家客运公司共同出资，几个月就点了火。几乎与此同时，灌河镇供销社与上级主管部门也建成一个厂，冒上三天烟，就生产出了镁锭。这两个新厂开业几个月内都是赚钱的。那段时间，灌河镇一下子涌来了众多的买金属镁的客户，古老的丝绸之路成了新兴的金属镁之路。由于是卖方市场，各厂的条件扳得很硬，不带现金来就免谈业务。后来“牛泶”到外地的客商拿着现金也不行，谁知你是不是假票子？自己去吧，交到营业所或信用社，拿到存折交给我们会计，住在旅社里去排队吧，等有货时再发给你。西关村的支部书记方明伟也拉来了鸭阳市废旧物资回收公司这么一个濒临倒闭的商业企业。这个企业正在作垂死挣扎，因此，孤注一掷，以全部资产做抵押，筹资300多万，又请来看地先生看了好地皮、选了好时辰，建成了西关镁厂，生产了大约十几吨镁。
一业兴，百业旺。上千万资金的注入和流动，给灌河带来了空前的泡沫般的繁荣。灌河人民永远怀念那些大发展的日子，各行各业无一例外地形势看好。大街上整天闹哄哄的，连小旅社里都来了三陪小姐，以至于机关干部中、镇直部门中和企业中一些人，喝酒玩乐，夜不归宿，他们的老婆恨死了这些外来妹，弄得老公不回家睡！派出所趁机发了一笔小财：有一天晚上，他们采取突然行动，把几个小姐和嫖客逮了个正着，每人认罚五千元；又从小姐嘴中掏出了一批大大小小干部的名单。于是，一张二寸长条的罚款通知，比红头文件厉害。大家心照不宣地悄悄地乖乖地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只要不让领导知道，不让老婆知道，只要保全面子，只要保着饭碗，只要不予追究，“派出所所长就不是所长，是亲爷爷！”
好景不长。美国总统克林顿一上台，首先挑中国的毛病，找理由制裁中国；同时，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复苏，人家炼镁的技术水平与先进设备，让我们的乡镇企业望尘莫及。产量高，成本低，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中肯定占上风；此时，东南亚金融风暴严重打击了泰国、香港、马来西亚、韩国、小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形势大变，镁价应声下跌，四家金属镁厂全部停产倒闭。这几个厂，占了老百姓的耕地，向群众许了不少口愿无法兑现，发不了工资，结果是苦了那些烧火炉的职工，只肥了极个别人，一个个留下了一屁股难以擦净的青菜屎。
也就是在这个关头，市委组织部开始考核曲广远书记。为了配合这一关乎领导升迁的大事，各个镁厂都在那几天里重新点火，一颗政治新星从灌河镇升起在范城县天空。
镇委书记 (7)
第七章
企业办公室主任救冯根
县委工作会“诸侯”呈才情
企业办马主任他们一行走后，我一直放心不下。按说这个冯根就是卖血，也不至于晕倒啊？带着一肚子疑虑，进城开会。路上，已经没有了开始赴任时的好心情，忽然觉得尘土飞扬，颠颠簸簸，汽车和我都感到难以忍受。我对司机沈小勇说，“桑塔纳轿车托生到咱灌河的这号路上，简直是害性命！”小勇说，“贺书记，这路是得好好修一修了，三十多公里，经常得跑上两个半钟头。”在这一时刻，我暗下决心，为了这辆桑塔纳，这条道路也得想办法修成沥青路。由此可见，各级主要官员的许多决策，能够成立的道理都是冠冕堂皇，一但出台，就好像是雨后看见的佛光一样。其实，如果真正查找一下最初动机，不一定都是从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的。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认为，真正为人民的利益办的事情，一定对自己没有坏处。
各乡镇换届工作结束后，县委就开始对全县工作进行安排。这一年，已经接任干了一年的县委书记吴国栋通过深入思考，就把前任书记以工业作为工作重点，转变到以农业为重点。这也是人们常说的，“一个将军一个令”，好听一点的说法是，新的领导上任以后，“战略重点必然转移。”就好比高明的厨师是不会重复先前的菜式一样，“杀猪杀屁股，一人一制度。”吴书记决定在全县实施“爱民富民工程”。先是带各乡镇党委书记、县直部门一把手到西边的永固县去参观，两天下来，把人家的绿色庄院、兔舍、猪圈和香菇棚，看了个眼热心跳，回到县里就开展了一天讨论，最后做出了实施“爱民富民工程”的决策。这年头，会当官，就要把“爱民”啦，“富民”啦，挂在嘴上，也要搞一些这工程那工程的，说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响亮有力。有了题目好做文章，广义上可以一套一套地安排批发给基层，让底下有活干；狭义地能叫秘书们总结经验时有东西可写，规整、鲜活的经验材料写出来了，政绩也就突出出来了。
吴书记真有两把刷子，深谙为官之道，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他的前任是一个“当县长不要书记，当书记不要县长”的会掌权的角色，给这种领导当助手，真的要高水平。这就实在难为了时任县长的吴国栋，有这么一个强权的书记，许多事情表态不算数或不好表态，上级、同级和下级来找怎么办？下级请示、汇报怎么办？谁说没有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喝酒。反正县里天天有客，反正县长不愁没有好酒喝。所以老吴在那两三年内，每天都是晕乎乎的，“眼呲瞪，舌头硬，走路拐弯，尿泡画圈”，这是一种超然物外的至高境界。我多次见到他的司机小郭在厕所里给他束腰，但也从来没有听说老吴说错过什么话，办错过什么事，出过什么样的洋相。我们县委、政府两办的圈内人都知道，明哲保身不如名酒保身，老吴这是一计。果其不然，老吴一当上书记，眼上就不再有眼屎，走路就成了直线，整天神采奕奕，英姿雄发，讲话一套一套，非常流利，妙语连珠，口才难得，人才难得。
吴书记已经上任一年多了，一直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主张。但这次会议说明他有了成熟的思路，他要改弦更张了。原来，前任书记小出身是一个化肥厂厂长，后来一直在工业上干，从政以后，又是一直在工业系统干，这些经历说明他懂工业。范城是个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这位书记就大刀阔斧，抓工业，抓交通，抓城建，把有限的精力集中在县城，很少到乡镇去。作为他的随行秘书，我是很佩服这个领导的，有胆略，有能力，有水平，抓起工作雷厉风行，底下人一点也不敢怠慢。工业化的要求，促使范城的工作节奏和效率大大提高。他在范城干了两年多，范城的变化就很大。曲广远之所以能够成功，也正是暗合了老书记的节拍，两人的政绩是共通的。老书记走后，我又在一小段时间内跟随吴书记。在我看来，吴书记对工业生产实在不怎么上心，我们县委办的一班人，就以我们的政治敏感性，一边不断揣摸吴书记思路，一边向吴书记建议，工业还要抓，更要做好农业这篇大文章。1995年，省里开始推广永固县富民工程经验，我们去实地参观以后，吴书记就把他修订为“爱民富民工程”。多了“爱民”两个字何等了得，就如同语言学上讲的修辞，把虚物实化，其意义就更加丰富而深远了。要求我们各乡镇党委、政府，炒热群众思想，激发底层细胞活力，组织带领群众人人有活干，天天有钱赚，千家万户上项目，大步流星奔小康。据说，只有已经成市政府领导的老书记听到这个消息，哼了一声说，“毬，花架子工程。”
在这个会议上，我忽然悟出了一个道理：官场中的厮杀，跟武打小说上的“太极拳”一样，绵绵软软，刚柔相济，外行人看不出门道，内行人深知其奥妙无穷。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将军一个令，是为官的千古不变的套路。我也在思索：广远兄大抓乡镇企业，走上了坦荡的仕途，我到底该怎么办？眼下，还是先看看再说。吴书记对我这个新手，大约是不太放心，专门找到我谈话，没有问我去以后的情况，只是问我有什么打算。我总不能按照镇党代会、人代会的官样文章回答，又没有明确的思路，就模棱两可又信誓旦旦的说，我想好了，四句话：“跟紧拍子，带好班子，想出点子，干出样子！”老吴对我的这四句成套的空话感到非常满意，以后在各种场合多次引用过。
会议期间，乡镇党委书记们的才情得到充分的展示。不但在正式会议上，表情庄重，发言时字斟句酌，激昂而且精彩。而且到了酒场上，大家又有说不完的段子。从永固县回来当天晚上，乡镇企业局局长潘得印请客。我们都知道乡镇企业不是这次会议的重点，但乡镇企业局也想有所作为，为了怕我们放慢发展速度，先犒赏一下各路“诸侯”。你请客很好，我们反正没有工作压力，又不是“鸿门宴”，乐得喝上他一场。入了席，我们几个赖货又和他的两个女副局长在一起喝，大家就更加来劲儿，有点疯。副局长楚秀敏就是个“官嫂子”，在她的嘴里，“天上日月星，人间毬泶肏”，没有什么遮拦，随时随地，脱口而出。自己喜好说还不算，还逼着人人说笑话，谁不说就要罚酒。孟坪乡的党委书记齐立志说，“嫂子，我给你说一个：说是一个老板招聘会计小姐，就问帐目如何处理让老板满意，一个小姐说，认真理财，对老板绝对忠诚，老板认为不行；一个小姐说，一切按老板的意思办，帐目叫咋建就咋建，老板仍然摇头；第三个说，难道要我们白天按老板意思做帐，晚上陪老板睡觉不成？老板说，你能够做到不？小姐扭捏着说，也不是什么难事。老板说，那就是你了。”大家说，“老段子，不可笑，不可笑。重说一个！”齐立志就说，“我再说个四大忙吧：大哥大，BP机，老板的###小姐的泶。”大家才笑了，免了罚他的一杯酒。轮到红庙乡的党委书记吉书代，他说，“我也说个考小姐吧。一个公司招聘小姐，出的题目是：说一说女人和自行车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楚秀敏说，“没意思，没意思，不就是都能骑，只是自行车是先打气后骑，女人是先骑上后打气嘛。重说一个！”齐立志说，“你真能，那我考考你，你说说，李白的老婆姓啥叫啥？他的女儿又叫啥？”楚秀敏想，大家都想，猜了半天，也没有猜出来。齐立志说，“连这都猜不着？真是个傻泶妮子。他老婆姓赵叫香炉，他闺女叫紫烟。”大家一时不解其意，他说，“一首《望庐山瀑布》说得多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嘛。”大家笑做一团。吃到散场时，潘得印局长才从另一桌站起来对大家讲：“今年的爱民富民工程，乡镇企业仍然是重头戏，请大家更要努力。市里的任务指标已经下达，城郊、灌河还要保持全市‘三十强乡镇’的称号，其他弟兄们也要在今年加快发展步伐！”大家纷纷说，“潘局长放心吧，不仓糊。”楚秀敏说，“你们干得好，年底给你们庆功——”吉书代说，“叫肏一下不？”楚秀敏拧了这小子一把，厉声说：“谁要是把乡镇企业的报表数字拉下来了，老娘叫俺潘局长用小驴毬肏死你们！”
除了县里职能部门以外，一些服务部门也趁机展示一下自己，与我们这些“封疆大员”套套近乎。邮电局的高局长来乡镇党委书记中间推广手机，那办法也不过是请我们吃饭。那时的无线通讯模拟信号是“900”的，手机也刚从大砖块变成“一把攥”，非常昂贵，一个就是一万两千多块。看到其他乡镇的书记、乡镇长都有，并且非常方便，我就有些眼热，心里也想搞它一个。高局长敬酒时，我说啥也不喝，高局长说，“咋，看不起你哥？”我说，“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哥，而是，买不起你的手机。喝你这酒不就糟蹋了你的美意！”高局长说，“看老弟说到哪里去了，喝，老兄我送你手机！”我说，“此话当真？”高局长说，“驷马难追！”果然吃饭后就派人请我去他屋里，送给我一套手机。我说，“不行，我有了这玩意儿，镇长怎么办？再送一个吧。”高局长就不干了，想了想说，“那样办，另一部你就打个欠条吧！”我就当场打了欠条。我的号码是“900××××”，给春亭的是“900××××”。回到镇里，春亭爱不释手，出门手里提着，进屋摆在桌上。实际上，在当时一进灌河就没有信号，根本用不上。到了后来，中央要“根治耳朵腐败”，县纪检委就开始收缴科级干部的手机。因为当时已经有了“139”移动通讯，加上邮政、电讯分家，我们就愉快地毫不犹豫地交了手机，同时，借机向高局长赖了手机帐和话费帐。接着，抓住机遇，与时俱进，更新换代，又配上了更新颖更好看又相对便宜的手机。
在会议中间，企业办主任马万通打来电话说，他们当晚就找到了冯根。原来这冯根为了要帐，没了饭钱，已经卖了一次血，又到那个厂去蹲守，人家避而不见，没有几天钱又一次花光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可以再顶一气，又去卖第二次血，针一拔就晕倒了。万通他们赶到后，宋振州这小子也醒了酒，知道了事件的全过程以后，很有点害怕，反复要马主任替他说情，叫贺书记甭跟他一般见识，千万别整他。冯根不过是一时虚脱，经过输液，已经没有了大碍，他们就交了医院的费用，又去找到当地县里的有关部门和领导，说明了事件的过程。人家还算不错，专门派人责成欠债的企业还钱。那个企业不死难活的，也确实饥荒。看到有上级领导出面，特别是听说差点死了讨债人，吓了一跳，当即凑钱，给了一万多块，并答应下余两万多块一年内还清，他们就回来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镇委书记 (8)
第八章
搞财政收入抓现放首位
查乡镇企业敛钱靠门道
“爱民富民工程”会议以后，组织、宣传、纪检、统战、乡镇企业、烟叶、畜牧、财税等部门都在这个总的会议统领下，相继召开了战线上的会议。县里的规矩常常是，哪个部门的会议能请动县委书记、县长，或者哪个会议县委书记、县长愿意参加，哪个会议就受到重视，哪个会议的规格就高，各乡镇的书记、乡镇长就得相对应地参加。若是乡镇一、二把手不参加的会议，等参加会议的副职回去再给乡镇党委书记汇报时，要么没功夫听，要么跑冒滴漏，所剩无几了。所以，当上了一把手才知道，尽管上边部门的会议内容都是说得雷动风响，其实下边有下边的具体情况，差不多都是当成耳旁风的。这也难怪，要是把县里的每次会议内容都当成一回事儿，忙死也干不出什么名堂。所以，书记只能按照自己的节拍办事，对口的工作由副职们各行其是，整体工作他们当然还得围绕书记这个轴心转。
到灌河上任以后，因为要先搞换届工作，只是抽空儿插花着跑了一些单位、村里和企业，情况远远没有吃准，更不要说吃透。究竟干什么、怎么干，心里一时形不成个准稿子。周礼让、林恒昌等几个当地的老同志，或者找不到我，或者找到后总看我太忙，也就没有一次能够说成事情。于是，他们就写了一个书面的建议书，上面列举了初中建设、街道规划、道路整修等一些想法，足见其爱党爱镇爱人民的赤子之心。在县委干秘书工作久了，看的这一号“条陈”性质的东西太多了，有点麻木。所以，看了他们的一些建议以后，感受不到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和启发。春亭、平奇和春跃他们，也拿不出什么定见，“一切听你的炮响！”成了班子同志们的口头禅。乡镇干部的副职们之所以习惯听命于一把手，就是明知道自己的意见并不见得有用，大家没有必要操心，因此犯不着在大政方针上动脑筋。
县里要搞“爱民富民工程”，乡镇就要富乡（镇）富民工程。真正做到富镇富民，谈何容易！财政早已切块到乡镇，干部、教师的工资都是由乡镇自筹。时下流传着一个顺口溜：“中央领导坐防弹，管他底下乱不乱；省里领导坐皇冠，管他底下干不干；市里领导坐奥迪，管他底下急不急；县里领导桑塔纳，管他工资发不发；乡镇干部坐吉普，不吃皇粮净吃苦；大队干部‘砰砰砰’，叫他往西偏往东。”这个顺口溜实际上给乡镇工作的定位十分准确。富民是个虚的，富镇才是第一要务。说一千道一万，一切都是为了钱，没有钱，什么都是扯淡！所以，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当家后，才知道过日子说不得空话，唱不得高调。
我和刘镇长把财政、国税、地税三个所的所长叫来，召集班子全体成员认真开了一次党委扩大会。会上，认真听取了镇财政的大盘子汇报。国税、地税、财税三家，年收入预计222万元，而实际需求至少是360万元，缺口近140万元。这缺口从何处弥补？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是倾向种烟。有一句口号说：“党政军民一齐抓，一切为了三十八！”三十八是指烟叶税率为38%，即老百姓卖上100块钱，乡镇就可以从烟草公司拿回38元的税款。要说这收益真是不小。不过也有反对的，指出不能种烟的理由。他们说，其他平原、丘岭乡镇，土地面积宽，可以组织老百姓种烟，咱们山区地土窄，要群众种烟，群众不好接受。同时，种烟、炕烟、整理烟，都是在伏天，老百姓非常辛苦。可是一到收烟季节，如果收购环节不挑剔，价格高，种烟还是合算的。但是，这些年烟草公司为了自身利益，不停地给老百姓和乡镇操蛋，到收烟叶的旺季，群众们排了一天队，他们千刁难万刁难，给群众对急。乡镇的干部们到了这时候，如同打仗，四路发兵，围追堵截，逮着烟贩子，不仅没收，还要重罚，一切手段使尽，唯恐烟税流出辖区之外。因此，老百姓伤心透了，对乡镇安排种烟任务的抵触情绪很大。乡镇没有别的门路，不管你群众愿意不愿意，也得逼着他们种植。我们山区群众没有这个习惯，许多年来，历任党委书记都做过尝试，均以失败告终。曲书记在的时候，大力发展的乡镇企业，草创江山之初，除了能给面子上增光外，并没有给财政增收多少，资金缺口还得想办法弥补。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各村按人口把烟叶的种植面积摊派下去，种也得种，不种也得种。老百姓当然不想种，你不种，有门，你就把你该种的面积折算成能够得到的烟税交上来！高压之下，必有收益，弄了一笔收入。事后，果子峪的老吴太、石盘沟的孙国禄、苏国华等人串通起来上访告状。当时正值快要考核广远的期间，广远当然不能任其泛滥，就采取尧舜治水的办法，以“堵”为主。对于卧牛坡村的吴庄组部分群众聚集镇政府闹事，几个副乡级干部说破嘴皮子，也没有把他们劝回去，过了中午，人还不散，广远书记爱民心切，叫给每个上访群众发两个蒸馍，谁知他们吃了馍，不知宽而感，反而闹得更欢，好不容易才弹压下去。对吴太、孙国禄、苏国华等人，他主要是采取怀柔政策，也不知许了什么口愿，平息了事态，总算没有影响到他的升迁。不过，事情到现在还没有降温，孙国禄说，曲广远说话不算数，承诺给他本人的2000块钱没有兑现，现任班子如果不给兑现，他就要背上锅盖上县政府找他算帐去。大家议论纷纷，我忽然想到吴国栋书记有言在先，赶忙制止了这种毫无意义的讨论，不让大家继续说下去。但是，说到这里，我也对组织种烟没有了多大兴趣，主张种烟的一派也就偃旗息鼓了。
看大家趋于沉闷，我就引用那时已经退下来的地委书记经常在各种会议上说的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来鼓励大家。可是分析来分析去，困难还是比办法多。不过，也分析出，从税收的情况看，营运税、屠宰税、印花税和耕地占用税等税种还有潜力可挖。然后，就是要开好全镇乡镇企业厂长、经理的工作会，给大家鼓劲加油，加压升温，还是要把生产搞上去。最后，我讲了几条带有大话、空话性质的几点要求：财政收入是一个地区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综合反映，为了完成财政收入的目标，一是要明确任务，负重奋进，先保吃饭，再保建设。镇党委、政府要齐抓共管，责无旁贷；三个所责任重大，要当好排头兵，对工作人员，要做到人人头上压目标，依法征税，年底视完成任务情况，奖惩兑现。二是要正视困难，不畏困难，看到光明，看到希望，提高完成任务的信心和勇气。三是要对现有的企业，摆正“导与依靠疏的关系、大与小的关系、养与创的关系”，转变观念，调整姿态，寻找新的突破口，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
最后，说到具体办法，我说，“大家不要着急，‘活人总不能叫尿憋死’，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就是发不下来工资也不能总发愁，先拣好整的办。”我对大家说，看得见的，也就是发包金矿口，同时从几个萤石矿口多拿点承包费。在议论发包金矿口时，春亭建议，必须首先弄清金矿的资料，才对发包有利。他这个建议，我心里很清楚，那就是想去廊坊。我说，“行，安排停当后，我、你和聚宝（财所所长）我们三个一起去廊坊！”春亭欣然同意。对于萤石矿增加承包费问题，春亭说，这事你得出马。在鲤鱼岭大矿承包矿山的有两家公司，为主的一个是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本地一个叫杨洪恩的人是他们的职工，派驻在家里当了矿长。另一个是长治市矿业公司，是山西省长治市一个个体私营老板开的。镇里派到两个大矿上一个总支书记叫朱群才，是鲤鱼岭村的老支部书记，专门去协调两个矿的关系。有朱群才、杨洪恩这两个本村人当家，没有人敢上矿上找事儿，矿上的生产一直很稳定，可就是一说交承包费，就得缠嘴磨牙，一把手不去办不成事。我表态，咱马上就去会会他们。班子成员们对这次会议感到挺过瘾，说贺书记抓住了全镇经济工作的“牛鼻子”。
第二天一早，我就带上春亭、企业办主任马万通、财所所长范聚宝去鲤鱼岭萤石矿。灌河的工矿业基本上集中在镇区和镇东南部，所以我们顺路到沿途的各个企业转一转。
先看了位于东关地盘上的供销社镁厂。供销社主任曹长年兼厂长在厂里恭候。在那里无非听听厂里情况，看看炉子、还原罐等等，问了问是否已经收回投资。也许是第一次，曹长年没有说实话，硬说“收回了，收回了。”我们离开的时候，他拉住我们说什么也不让走，一定要请新来的贺书记吃顿便饭。我说，老曹请放心，以后的机会多着哩。于是，他要我给他约定以后“恶拼一回”才放行。
随后又看了镇办水泥厂。这个厂每年只有5000吨产量，按行业标准最低产量是万吨，它这个产量远远达不到标准。要不是山高皇帝远，这号厂早就让环保部门给关闭了。现在老百姓毕竟看价格低、路途近，所以能与外边进来的水泥抗衡，在本镇还有相当份额的市场，能维持着生产。厂长屈家和，小桐河村人，原来是厂里的会计，前任厂长走了，他就接了这个厂长。广远在时，镇里向这里投资最多，花了八十多万元。结果，由于瓶颈效应，整体不配套，生产规模一点也没有扩大，欠银行的债务倒增大了，造成厂里包袱沉重。屈家和说，日他妈现在都是给银行干的。
水泥厂后边就是镇办的萤石浮选厂。这个厂尽管经常受县环保部门的气，办得还相当景气。厂长叫高向华，是一个稳稳当当的中年汉子。这个人从建立浮选厂的第一天就在那里当厂长，由于经营得法，在宁夏、兰州等地建立的销售基地很稳固，所以这个厂的效益一直很好。同时，高厂长为人厚道，思路清，德性好，所用的人都很给他卖命。当别的厂的领导都在损公肥私之时，这个厂一直是镇里的台柱子企业，所以他深得历任领导器重，前年被命名为市级乡镇企业家。于是，我也对这位老兄颇有好感，就坐下来多谈了一阵子，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高向华厂长人也活泛，不管我讲的有无道理，都表现出一副很感动的样子，表示决不辜负书记的期望，争取今年再上一个新台阶。
一到马冲村的镁厂，刘镇长就大呼小叫地喊：“老齐德！”这时候，从马冲村的支部书记兼金属镁厂厂长的齐长德办公的屋子里出来了一个水灵灵的女人，低着头，脸蛋红扑扑地迈着小碎子步，一溜烟跑了个无影无踪。原来党委办公室事先没有通知到齐长德，所以这家伙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他压根没有想到###委书记会来，很有些不好意思，张罗着敬烟上茶时，脸上一直是讪讪的。财所所长范聚宝说，“日你妈老齐德，这女人你肯定又给人家摁上了，恁庄里大闺女小媳妇算是叫你给肏完了！”齐长德嗔怪他，“守着书记甭胡毬说！”就招呼我们在厂里边转悠边汇报。
由于建厂最早，这个厂曾经挣过高额利润，所以直到现在的形势依然不错。近来，金属镁的价格虽然下跌得厉害，但齐长德算着仍然有利润，只要能卖，就以销定产，照常开炉子。我对这一点，表示赞许，并鼓励他，好好干，把其他三个镁厂给带起来。齐长德很高兴，也向我表示了信心和决心。出来后，我问范聚宝：“这个齐长德真有那么腰骚？”聚宝说，“一点也不屈说他！谁都知道，他真的快把马冲大队的女人肏完了。这家伙有时在厂里没有事儿，骑上摩托就走，保不准是又肏哪个女人去啦。有一次，我跟他一块儿去收他村群众的农林特产税，走到他庄北头，他也不背我，说聚宝你到俺家等我一会儿，我得上谁谁家，肏他女人去！说完，把摩托往路边一扔就去了。”司机小勇补充说，“马冲村能成为全镇的首富，这家伙功劳不小，所以他掌着全村的生杀大权，村里没有人肯得罪他。他也很仗义，肏了谁家的女人，就能把谁家的男人安排到厂里。女人长得漂亮的，他男人分的活肯定好。”我问，“他家里就不管他？”“管毬不着，早些年，他女人喝过假农药、上过吊，后来也想开啦，就不再管他。有一回，他妈说，德呀，就算恁妹子你肏不成，你就真的不管管你妹夫啦？”说得大家忍不住“哧哧”地笑。我心里很感慨，就这号素质的人，正经没有办法能治他，扔不掉，还得重用他。
到了十二点多，才赶到鲤鱼岭，先不到矿上，直接去杨洪恩家里，朱群才们已经备好酒席，在那里等着。一进院子，一个女人就喊：“洪恩，我娘家兄弟们到了！”大家蜂拥而上，先是和嫂子乱作一团。
镇委书记 (9)
第九章
矿产是资产不要白不要
酒场如战场活法靠活耍
“我日他姐，这几天我这梧桐树上喜鹊光叫，想着就该来贵人了，原来是娃们的舅来了！”杨洪恩乍乍呼呼地握着我的手，与他女人相呼应，用这种方式欢迎我。这家伙半褒半谑的见面礼，我如果接了过来，从此我们算开上了“户头”。“开户头”说的是两个人之间存在“打扎子”（调笑的）的关系。我本来也是极好开玩笑的，限于身份和第一次见面，只是矜持地笑笑，暂时没有给他开这个“户头”。可我也知道，这个户头早晚要开。因为在农村工作，光靠一本正经反而做不好工作。平级之间开了户头，彼此就有些随便，有了担戴，说话时深入浅出都不会见外。上级与下级开了户头，他就认为你这个领导平易近人，上级可以随便地戏谑下级，下级毕竟不能给上级平起平坐，笑闹之间自然保留一定的分寸，尽管如此，两人毕竟相对融洽一些。
杨洪恩这个人小五十岁，个子不高，大背头，皮衣毛领，衣着光鲜，一看就知道不是乡下人。人不像乡下的，院子内的景象也不像是乡下的样子。这处院子傍山而建，有半亩地大小。按照地势，东屋作主，南北屋倒是配房。院子里，栓着一支大狼狗，伸着舌头，“呜呜”叫着，有点吓人。宽大的院子里，梧桐树，家槐树，桃杏李梅，柿子苹果，葡萄梨枣，好像种的都有。其他的花草种的也不少，整理得很有条理，给人以既不像农舍，又不像花房，却仍然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我已经了解，早年就他一个人从部队转业到锡都市工作。后来，由他牵线，他们公司在这里开矿，公司派了几任矿长都不行，不是本地人，周边的关系就不好处理，于是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就选派他回老家来当了矿长，一干就是数年，生产稳定，效益很好，他算是对公司做出了突出贡献。公司给他的激励措施是，把他的两个孩子安排到锡都市经济开发公司上班，一家人全部办成了商品粮户口。
参观了他的院子，朱群才、鲤鱼岭村的支部书记、村主任，长治矿的魏矿长，以及大大小小工头，搞了两桌。企业花钱历来大手大脚，何况是招待地方长官？所以，安排有专门厨师做菜，花样不少，非常丰盛。他们已经打听得出新书记爱喝高度酒，于是，专程从县城买回52°的全兴大曲。等一上菜，大家便大吃大喝、大吹大擂起来。敬酒不喝不行，“喝死去个毬，只当老丈人家死头牛！”有了高度酒的作用，说话就开始放肆。朱群才与杨洪恩本来是邻居表叔侄关系，相互之间也骂得极其生动。不过，骂来骂去，总离不开男女肚脐以下的毛绒绒的家俬。席间，我出来方便，朱群才陪着我上茅厕。这老小子亲热地攀着我的脖子，一时兴起，用手在我的脑后瓜拨拉两下，我也回过手拨拉他两下：“你小子连佛爷的顶子也敢动！”于是，我俩倒是顺理成章地比杨洪恩还要早一点开上了户头。
农村工作就是这样，来不得温文尔雅。记得一次回到卞州母校，同学们搞聚会。多年不见，大家已经成了鱼龙混杂的局面。这个时候，男女同学间已经没有了上学时期的那种暗亲近明隔膜的状态，说话都比较随便。在卞州市文化部门工作的张大军说起有的同学在乡下工作，已经变得没有了文化品味，粗得厉害，颇含有贬意。那时，已经在乡里干上乡长的刘志海听得不耐烦，就说，“大军，你说的是个毬。你没有到过乡里，总以为我们粗糙。不是我们要粗糙，不信，你到乡里一干就知道了，在许多情况下，不粗还真的办不成事情。比如我们乡一次搞计划生育大突击，乡里派出的小分队在一个村子遇上了一个‘钉子户’。到了他家里，劝他采取节育措施，怎么做他的工作都不听，说话又很粗野。一个新进到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女孩劝他说，老乡你别这么倔，计划生育政策硬着哩！他直冲冲地说，计划生育政策硬？再硬也没有我的毬硬！小女孩又羞又气，哭了一场。谁知这女孩是我们书记的外甥女，书记就叫派出所所长去处理这件事情。派出所所长有办法，到了他家，用手枪指着那个群众的头问，是你的毬硬，还是我的枪杆硬？吓得那家伙乖乖的认罚。你说，碰到这种情况，不粗行不行？”这番话，给大军弄了个脸红脖子粗。
闲话少说。吃过酒席以后，我们的头都很晕，就睡了一个时辰，然后起来上了矿山。说是矿山，其实也就在杨洪恩家屋后的岗坡上。相距四百多米有两个矿口，东南边的叫做“长治矿”，是一个叫石林强的长治市广爱县人承包的。据说这个人太梗直，从来不巴结镇里的领导，可就是上交承包费利索。他们一年给镇里拿六十五万；另一个叫做“锡都市矿”，一年只给镇里上交五十二万。实际上，锡都市矿的生产形势比长治矿好。为此，石林强很不服气，总认为镇里有偏向，常给镇里提意见。由于整个矿山已经进入枯竭时期，井下打得矿洞套矿洞，两个矿上的工人在下边吃到肥矿时，常常会一向东一向西地打到一块。穿帮以后，矿工们各为其主，偷偷地把地下水往对方的巷道里灌；磨擦逐步升级，闹得最凶时，双方矿工常常大打出手。因此，镇里给朱群才的任务之一，就是经常处理两边的矛盾。正是因为两边存在有这些基本矛盾，才给我提供了一个增加锡都市矿承包费的契机。同时，两边的承包合同都快要到期，卞州、嵩山市已经有人打招呼想接这两个矿口，他们已经有了风闻，这两块肥肉谁也舍不得丢。在这个时候，利用矛盾，各个击破，镇里多增加他们一点承包费，话就好说得多。
站在山上，朱群才、杨洪恩、长治矿的矿长老魏以及企业办的管矿山这一块的专干，比比划划、指指戳戳地说了下边的大概形势，我们在心里就有了下边生产情况的大概认识，然后大家戴上头盔，坐着卷扬机下了矿井。好家伙！这矿井实在太深，出了罐笼，已经下到一百八十多米深。在好远一盏昏黃的矿灯指引下，我们又向下走了半天，巷道并不规则，左右拐弯或者上上下下的，又湿又滑，不一会儿，我们就累得气喘吁吁。杨洪恩说才走了不到三分之一。这种矿井，平巷道并不需要用原木顶，一个个巨大的矿柱支撑着各个巷道，照毛主席的诗词，可谓是“天欲坠，赖以柱其间！”看着这矿柱，叫我感到非常危险。有人说，坐飞机是死了没有埋；在矿井里干活，是埋了没有死。这话说得虽然玄乎，仔细想想，也有一定道理。因为这里离阴曹地府太近，矿工们在井下，阎王爷朱笔一勾，矿工们随时随地都可能有生命危险。矿主们都给矿工订有生死合同，什么“出了事情自负，矿上概不负责”等等，要矿工们认命。矿工们为了挣钱，也不相信只要下去就一定会死，于是，这种丝毫没有法律意义的合同照签不误。一旦真正死了人，矿主们还是要赔不少钱的。因为矿工都是附近的百姓，不赔闹得他们不得安宁。几十年下来，矿上四临的村里出了不少人命，缺胳膊少腿的就更多了。所以，我在矿井里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安全生产问题。对两个矿的安全生产反复叮嘱，他们唯唯称是。我知道这都是些废话，但也觉得该讲，尽一尽领导者的责任。就这样，边说边下，差不多又下了两三公里，也没有走到尽头。再往下去，他们说啥也不让去了，我也不想下了，原路折回。杨洪恩说，“我说贺书记，这里边冬暖夏凉，到了夏天，你领个小妞到这里边避暑，再日泶也不会出汗，比你那书记窝里要美得多！”我说，“只有你小子才能享这个福！”说了这话，杨洪恩说，“我只领你姐下来！”从此，我俩也开了户头。
提升承包费的事情，春亭、万通、群才都认为可行。朱群才还专门把我叫到一边说，“锡都市矿等于养着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二百多口人。”因为那时候，企业改制正处于攻坚阶段。全国上下，国营企业纷纷垮台，这个经济开发总公司只是开而不发，他们在锡都市的生意一直赔钱，连职工工资都保不住，“堤外损失堤内补，商业损失矿业补”，全靠矿山赚钱弥补公司的债务负担，给职工发工资。“书记，我给你说，长治矿形势确实不如锡都市矿，可是，石林强那小子在全省范围内往锡都市火车站调萤石，会经营，也很赚钱，这里是他的根据地，赔一点他也舍不得丢。”群才又说，“我再给你说贺书记，咱镇已经进入困难时期，我知道你很作难，叫两个矿放放血是对的。”我觉得朱群才到底是老支部书记，眼光还是敏锐的，也有着难得的忠诚。这些情况了解以后，心里也就有了底。因为真正的老板都在锡都市，杨洪恩、老魏仅仅是驻矿山的矿长，他们不当家，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去一趟锡都市。
第二天，杨洪恩提前去锡都市打前站，我和春亭、万通、群才随后就到。进入锡都市市郊，我们顺路先到长治矿业公司，因为这家公司就在进市区的一个学校内部设着。由于一直联系不上石林强，到了他们的巢穴一看，只有他的姘头秀荣在他的公司守摊子。这秀荣是灌河镇鲤鱼岭村的媳妇，两口子都跟着石林强干。男人在外跑业务，女人给石林强当会计，石林强常年不回广爱，要不是必须给家里寄钱，早把结发女人扔到了爪哇国去了，倒也广爱了许多女人。秀荣属于中上一点人品，五短身材，眼睛却很媚，白净、齐整、丰腴，再加上聪明、会事儿、会嗲、会浪，一来二去，石林强他俩就睡到了一个被窝里。石林强已经五十多岁了，秀荣不过三十岁，从此，石林强由广爱变成专爱。秀荣也并没有离婚，她男人戴着一顶绿帽子整天在全国各地疯跑，因为没少捞好处，所以从来不管他女人，女人基本上是石林强的。石老板把财政大权都交给了秀荣，秀荣对他很忠心，他们就形成了这种奇妙的组合。秀荣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敬烟、倒茶，给石林强老板打电话，忙了个不亦乐乎，张罗着给我们安排生活，我们留下话，从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回来，再专程访问。
杨洪恩所在的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的经理叫崔玉甫，三十六七岁，方面大耳，豪爽热情，我们素昧平生却一见如故。初次相见，差点就拥抱了。他和杨洪恩已经把我们安排到了香山宾馆，这是锡都市一流的宾馆，设施豪华，装备考究，环境美观，服务周道。我们洗涮后，就去二楼餐厅入席。喝酒以前，大家就成了莫逆至交的老朋友；喝过酒以后，更加比兄弟还亲。既然亲了，说其他问题，比如承包期了、承包费了、要新增加承包款了等等，都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机会、更不好意思说出口来。于是，你搞一茶泡，我搞一茶泡，也不知搞了多少小茶泡下来，时间空间都成为虚无，我们口吐莲花，脚踩棉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癔癔症症，疯疯癫癫，不知怎么竟然回到了十二层楼上的房间。云山雾罩，吹了一阵子牛后，倒头便睡。一觉醒来，日影斜依栏杆。于是，“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继续喝酒。晚上这一场子，本来敌我双方，势均力敌，可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的攻势明显减弱。我们虽然有所节制，可万通他们是有备而来，不愿有辱使命，伸出拳头，浴血奋战，于是我方逐渐占有优势，敌方节节败退。谁知道人家这样做，不过是缓兵之计。在前晕未退，后晕又至的状态下，我们乘车到了一个不知多远，也不知是什么地方的洗头洗脚城。每人都先干洗了头。叫小姐们打头捏肩，啪啪有声，热风吹干，别有嗞味；然后，每个人又安排洗脚，在很热的中药水中泡上两只臭脚丫子，任小姐揉来搓去，膝盖以下，弄了个遍。两样下来，人开始清醒起来。我心里想，这真是个温柔的陷井，再往下去，不可自拔。忽然明白，毛主席说的“我们的干部被糖衣炮弹击中”的论断实在深刻，他老人家咋这么能呢，离开人世这么久了，仍然依靠我们来证明他的理论的不朽。也忽然明白为什么锡都市矿的承包费低于效益不好的长治矿了。真的，要不是吃下了这个糖衣炮弹后，头脑开始清醒，说不定仍然在晕着，更不一定会去想这个道理。崔玉甫经理说，“大哥，两头都解决了，应该再解决一下中间的问题，再叫小姐们给来个全身按摩。”我说，“好哇，你们按吧，我这个人生平就怕胳肢，别说小姐，就是瞎子医生也不叫按。”崔经理说，“大哥你真是个白脖子，不让小姐给你按，你不会给小姐按？”我说，“头疼得很，今天不行了，改天再说吧。”他们大约以为我是头一次，没有敢再坚持，就送我们回到香山宾馆休息，一夜无话。
次日大约四点多钟，一觉醒来，只觉得头像锯齿锯着一样疼，边疼边想，这是在什么地方，依稀想起，我们已经来到锡都市一天了。也许灌河镇人民觉得他们的党委书记为了全镇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正在昼夜操劳的时候，原来是喝了一整天的酒。再想想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的崔玉甫老总的热情，就觉得这热情特有名堂。我的既定目标是再长他二十万元的承包费，他们接待得这么热情，叫人怎么能说得出口？想到这里，这头就更加不争气，又是一阵子猛疼。大脑一疼，计上心来。六点整，我打床头电话，把一行人全部喊起来，“开拔，挤他热被窝，找石林强去！”路上，同志们不知道我这葫芦里卖啥药，我就对他们明说了：要增加承包费是目的，我们不能只盯着锡都市矿一家，如果只一家长了承包费，我们算笨死了。天塌砸大家，我们是天，不砸两家会行？你们想，崔经理这么热情，叫我们怎么先开这个口？先找石林强去，看他松多大口。
石林强果然在家，一见面就不停地说“失礼，失礼”，低声下气地陪不是。这人猛一看，没有出众之处，也就是个农民模样。他说话依然是浓重的山西口音，不容易听懂，由于我曾在山西出差搞外调，住过一个多月，对他们的口音已经熟悉，所以完全可以明白石林强的意思。我说，“石经理，我们是多年交道，新结朋友，第一次见面。老弟我是无事不登你这三宝殿，同志们都反映，过去你对灌河的贡献不小。我一上任，就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还需要你的支持。我和崔经理也没有打过交道，昨天人家很爽快，答应给增加承包费，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两个矿在一起，要增大家都增，只一家增了，显得没有面子。我想这个要求也不算过分，老兄，请你看着办！”石林强沉吟一下说，“实不瞞你，书记老弟，我在你灌河属于亏赔阶段，实在增不了多少。贺书记你来了，我一定给这个面子，只要他经济开发总公司给，我一定给，你说吧，他准备给你多少？”我一听有门，他不问我要多少，反问人家给多少，显见是在斗气了。我就说，“虽然没有定下来，不会低于三十万吧。”林强一听，急了，“他给三十万，我给十万！”我说，“那就这样定了！”
这时，崔经理打来电话，“书记大哥，咋得罪你啦，找你吃饭你跑了？”我拿着手机跑出去对他说，“兄弟，实在对不起你，我这次来山上是打饥荒的，你那个热情劲儿叫老兄实在没法开口。所以，大清早来挤石经理的被窝了。”谁知崔玉甫说，“大哥，我知道你这次的来意，你刚上任，小弟我就得有所表示。他长治矿就是不出，我也出，他出十万，我出二十万！”我说，“不行，林强说，你以前太沾光了，你这次出三十万，他才肯出十万！”崔经理说，“我的哥呀，你这不是要杀我吗？行，只要下轮承包你多关照，我认了。现在去接你，回市里吃饭！”
剩下就简单了，这事情本来就是囊中取物，没有想到，多了一倍的收获。马万通把已经起草好的协议书填上数字，两家老总和刘镇长签上字就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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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10)
第十章
县长看香菇问人民苦乐
书记拉硬屎朝金矿开刀
天气逐渐暖和起来，人头逐渐熟悉起来，工作的头绪也逐渐乱了起来。
可能凡是当领导的，主要业务就是开会、会客。在这一段时间内，除了经常接待与灌河有关的县直各部门的人员外，还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一个中心议题，就是为了搞钱。因为思想上早就有很明确的概念：“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搞现钱来得快的当然还是乡镇企业，所以，就首先开了乡镇企业的工作会。灌河的企业底子还真不薄，大大小小十五、六个厂，细算一下，就是各厂不盈利，只要满负荷生产，仅纳税这一条，就能够上交国库、填满镇库。因此，大家都知道，新任党委书记肯定会把乡镇企业工作当做重头戏来唱，这会就开得有劲儿了。这一道工作会，各企业经理、厂长参加，一口气开了数天，开成了一个马拉松会议。在开法上也非常灵活，用一句流行的行话说：现场办公。就是带着镇长、抓企业的副职、企业办、金融、财税等部门的有关人员，深入到镇办和村办的滑石粉厂、几个金属镁厂、地毯厂、缫丝厂等，一个一个的听汇报，一个一个的作决策，一个一个的抓落实。开会时做出了不少决策，捏着人家营业所、信用社的头皮往企业注入流资，一时间，厂长经理们信心大增，各个厂都想方设法开工，生产一度红火了起来。
会议开得虽然成功，却根本没有多大成效。此时，经济怪物索罗斯已经席卷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风暴搞得亚洲“四小龙”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国家从长远战略考虑，为了香港、澳门的利益，也为了台湾及东南亚各国长远的经济复苏，宣布人民币不贬值，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出口大幅度下滑，加工业迅速箫条，乡镇企业急剧萎缩。“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作为一个小小的山区乡镇党委书记，虽然从《新华社内部参考》机密材料中，已经捕捉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却还远远没有预料到金融风暴会那么快就对全镇的乡镇企业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更不可能通过国际形势透视和预测本镇乡镇企业的近况和将来。胜利地召开了本镇的乡镇企业工作会后，没想到两三个月的光景就面临着惨痛的失败，全镇的企业全部垮塌下来。
这一天，县长徐泽厚专程来到灌河，一见面就说：“我今天是来看看你这一路诸侯干得到底咋样。”我拉开架势准备汇报，他说，“算了，还是出去看看吧。”我问他看什么，他说，“听说你这里群众的香菇生产不错，就去看看吧。”于是，我们就决定去卧牛坡村看看香菇生产。由于他的奥迪车底盘低，就坐我的普通桑塔纳。路上，他说，“在研究你下乡当书记的时候，曾经有过一番争议，一些常委有所担心，怕秀才难当帅才。大家说，两办的副主任多年都是先干乡镇长，是不是先放在乡镇长的位置上试试？我是力排众议的，我相信你能干好。这一段已经听到反映说你点子稠，干的还可以。”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在我当上这个乡镇党委书记之后，其他常委们从语言间或多或少向我表功时，我表示感谢，反而有点不相信，天知道他们为了我当这个书记是不是都用了那么大劲儿？但我对徐泽厚县长对我的帮助和支持从来没有低估过，所以就一直对这位年轻的有才有德的县长心存感激。
过了卧牛坡村民小组再往前走了一里多路出了点小事儿。由于前几天下了一场春雨，这一小段山路特别泥泞，正巧前边有一台收花生的三轮车迎面驶来，为了躲路，我们的车就靠右边走，一晃一晃，车就歪出了辙子，出溜在路边的斜坡上，轮胎打滑，机器干哼哼，使不上劲儿，再也没有办法上来。司机小勇急了一头汗，一边骂车的娘，一边骂路的娘，边骂边马上去卧牛坡村里找人。没有多大一会儿，一大群老百姓背镐拿锨的涌来，有的修路，有的抬车，把路边群众的玉米桔用了几大梱垫在车底下防滑。到底人多力量大，车很快就解救出险。在抬车的过程中，一个村干部模样的去喊那一台不知从哪个村来的收花生车，要他赶紧走，那人却说，我得给书记的车抬上来再走。徐县长听了十分感慨：“山里的群众真是好哇，又实在，又厚道。这要在平原，别说喊不来人给你抬车，就是有人，也肯定站在一旁看笑话！”
到了郑付安家，看了他的两间香菇棚，让我感到很惊奇，没有想到他种的这么多，长的这么好，收益这么高。郑付安是一个老复员退伍军人，曾经担任过卧牛坡村的支部书记。由于村里的事情越来越不好管，他就干脆辞了职，到这山沟里边劈一面小山坡盖了房子。这一年秋天，正好有一个叫苗乐华的昆阳县人来这里推销香菇菌种，当时，灌河还没有人敢干这种冒险事情。因为灌河的群众都知道，东边的孟坪乡党委、政府前年急于出政绩，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强逼着老百姓种香菇，千军万马齐上阵。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家家户户落下了一垛劈柴，基本上没有收入，反而欠人家昆阳县香菇菌种厂一百多万元的菌种钱。老百姓死活不还这些菌种钱，还整天日亲道娘地抱怨乡干部：“要想哭，种香菇，一年赔了俩大猪！”于是，孟坪乡人就传染给了灌河人“种香菇恐惧症”。这个昆阳人苗乐华跑了几道沟，一瓶菌种也没有卖出去。这一天连饭都没有混到嘴里，正在没有办法之时，郑付安热情地接待了他，两人谈到了一块儿，那人就住下来，教他技术。他一次种植成功，当年收回投资并赚了一笔。有了钱，扒了瓦房盖起楼，引得卧牛坡村的群众眼热，有人就起来仿效，但效益一直不如他，郑付安从此远近出了名。看着郑付安春季的最后一茬香菇，个大、匀实，成的花菇多，长相特别好，估计能够卖上好价钱。徐县长就此谈兴大发，习惯性地立刻发表高谈阔论，滔滔不绝，从“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讲到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讲到农业产业化，讲到食用菌生产对于富县富民的伟大意义。最后对我强调指出，你们灌河镇一定要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食用菌生产。其实，原来我只把心操在乡镇企业上，没有腾出功夫来看食用菌生产，这一看，心里还真有所触动，不由得点头称是。
再往里走，就是看山景了。徐县长兴致勃勃，非常高兴，说你到这儿当个书记比在平原乡镇干要好得多。你想，那些平原乡镇，一片农田林网，有啥看头！这山里却是七步一景，一坡一画。暮春时节，山上的树木、青草都处在返青期，一片带着黄梢的嫩绿，在阳光的照耀下，被缕缕春风吹得婆婆娑娑。环顾四周，山青水秀，如诗如画，叫人心旷神怡。我们都兴致勃勃地边走边看。到了几个散落的农户旁边，徐县长要进去看看，正兴奋的脸上马上准备了一套访贫问苦的表情。这些农户屋里陈设简陋，烟薰火燎，男男女女衣着相对破烂，不成样子。对于县长和镇党委书记的到来，表现出足够的惊异和好奇。我们说上几句好听话，他们就千恩万谢，可也说不出个啥道道。出来后，徐县长说，“都说灌河的群众富，看来不尽然嘛。”我也很有同感。
他的随行秘书姚小辉说，“人家说，一个大领导到四川农村考察，看到山村没有电，当然谈不上有电视看，就问群众，老乡，你们平时都开展些什么娱乐活动？群众说，就是吃饭种地，有毬啥子娱乐活动么！大领导问，那你们晚上都干啥？群众说，肏泶呗。大领导想想，也对，却总不甘心这个答案，想问出一点新名堂，就又问，肏了泶干啥？那群众就说，还能干啥，吸一阵子烟歇一会儿还肏。”说得大家都笑起来。我说，“灌河这地方贫富悬殊，深山里的群众还没有摆脱贫困，有些因为天灾人祸，脱贫的又见返贫。现在还有五、六个村没有实现完全通电。就像姚秘书说的笑话，这里的老百姓眼下还是‘六靠’。”徐县长问，“哪‘六靠’？”“看门靠狗，出门靠走，开会靠吼；点灯靠油，耕地靠牛，娱乐靠毬。”徐县长说，“小辉，你把这‘六靠’记住，也算是当今贫困山区的真实写照。”
送走徐县长，我安排党委办公室的人员到卧牛坡种香菇的农户家里搞一个详细的调查研究，提供一些比较翔实的一手材料给我看，为决策提供依据。然后就去忙别的事情。
萤石矿的40万元搞定了，乡镇企业也基本稳着了，我就开始在金矿上打主意。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必须深入矿山去了解第一手资料，没有想到，我带上马万通主任一开始到山里转，就有人劝我：“贺书记呀，这可是麻蜂窝，捅不得，前几任书记都没门儿整好这事情。你不如小气好生，每个矿点收点承包费算了。”我有点不信，坚持看下去。没想到夜里就收到了一封恐吓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贺书记，你要是断了我们的财路，你就会在这一任上当上烈士！”我就不信这个邪，一笑置之。在开党委扩大会时，我把这个情况讲给全体班子成员，有人分析，说不定这封信还是机关院里边的人干的。我给大家讲，不管是谁干的，都说明这里边问题不少。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这点遗产，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要开发它，不能让它长期闲置；还要保护它，不能让它浪费。国家政策虽然不允许集体和个人开采，但我们这里还没有发现大的矿床，大工业开采没有价值。我们就是要通过一定方式，有组织、有系统地干，决不能像以前和现在这样盲目乱挖，掠夺性开采。同时，在这一块上，镇里必须得到最大效益，这一点坚定不移。请大家挺起腰杆，就说我说了，谁要是有本事就给我站出来，明刀真枪地干，我和他奉陪到底。后来，虽然听到下面还有一些风言风语，由于我这么一硬，竟然没有发现谁敢出头拿性命开玩笑的。
如果说，金矿是一潭深水，一个猛子扎下去，才发现了许多问题。先是区域分布，尽管都是些星星点点的“鸡窝矿”，并不是没有规律，只分布在镇南部产滑石的几条山沟里。郑家湾、陈家村的两处古采洞，从地表到地下开了二、三十丈深，矿脉断了线，多少年来，有人不断尝试掘进，挖来挖去，发现已经没有油水可捞。当地群众农闲时在这些古采洞附近，扒遍了所有可能出现矿苗的地方，有福气的，也能搞上几袋矿石当成一种副业收入。其中有三大区域，第一个区域是夏庄村地界上的公主岭金矿，在山东省招远县的人走后，有人顺着矿脉已经在那个大坑下开挖了四个洞口；第二个区域是在青石沟和胡桃洼两个村地界上的华严寺金矿，在十几平方公里的山峁上和山沟沟里，有小坑、银洞口、吴家洼、大坑、凉水沟、阳坡六个矿点；第三个区域是在二岗沟村后山上的菊花寨金矿，有两个探口。这三处的开采情况颇为混乱，谁想开就开上一气，连企业办的招呼都不打。在一些大大小小的、零零星星的小矿点上，到处都有人乱采乱挖，党委、政府的一些主要干部以及派出所、法庭的干警本人或者亲属跟这些采矿游击大队都有或多或少的牵连。开采秩序已经混乱不堪，出了矿石更加混乱不堪，有的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刚刚采出矿石，当地群众就上去疯抢。周边环境如此恶劣，让真正被镇里认可的采矿人常常欲哭无泪。按照国家政策，严禁个人和集体开采金矿。但人们都喜欢“尿呛风尿，上屹缭树”，你越是严禁，就说明利益越大，越有人甘冒风险。查一查世界和中国的金矿开采史，就会非常明白。哥伦布发现美洲、非洲的新大陆以后，有多少华工到南非、到美国的旧金山去淘金，漂洋过海，尸骨未还。中国西部人迹罕至的地方，金矿矿床分布面积很大，跑到青藏高原开金矿的，全是男人，这些人无论冬夏，寒冷酷暑，都是赤身祼体，不要命地干。仅供科级干部以上看的小《内部参考》上登过一篇调查研究文章，上面说河南省××县的金矿开采，完全被当地的黑社会把持着，这些人有土制的枪支弹药，结成了一张大网，形成了采、炼、走私黄金一条龙体系，甚嚣尘上。当地政府奈何不了他们，申请国家派武警部队上去清剿数次，结果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至今，也没有完全收归国有……由此可见，金矿的事情确实是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要解决它，不啻于是在虎口夺食，不采取一定的强硬措施看来是行不通的。
底子搞清以后，我感到要想整顿好金矿，不能硬来，只能智取。我们开了几个书记办公会，吸了也不知多少包香烟，在烟雾腾腾中，思路也渐渐地清晰起来。大家充分分析情况后，觉得当前的主要毛病是涉及干部队伍内部的人太多，虽然谁也不敢公开承认，但都在暗地里呼风唤雨使神通。原来靠企业办的人管，力度根本不够，只不过是走走过场，一旦发包，各种怪现象就会发生。必须把发包的权力收回来，小范围控制，一把手决策。
接着，先开了党委扩大会，再开了乡镇直部门负责人会等等一系列会议。把党委、政府关于整顿金矿开采秩序的决定贯彻下去。我和刘镇长在各个会议上用几乎咬牙切齿的声调表示整顿的决心：“全镇上下，无论谁给这次整顿工作过不去，我们就和他过不去。”
随后，就着手开展整顿工作，策略上采取先堵后放的办法。正所谓“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来就不难。”首先调兵遣将，让企业办在机关抽调了几个年轻的有火力的干部，组成金矿整顿专业队，把破吉普车扎成宣传车，一台扩音机带动四个40W的大喇叭，叫广播站的播音员录制好宣传材料，然后到金矿周边的各村，整天哇哇个不停，强化政策宣传，攻心为上，那情形不过是像扎个稻草人一样，起个恫吓小鸟的作用；同时，在电视台和大街上发布公告，要求所有开矿人员到镇里登记，不登记就没有参加竞标的资格。企业办主任马万通说，“贺书记，报名的我每一户都收他三百块报名费，根据所要竞包的矿口不同，收他们一千到一万元以上的押金，你看行不行？”我想了想说，“行，那报名费归你企业办，押金都交到财政所统一管理。”
热热闹闹地搞了十几天，让马主任他们碰了一下情况，他们诉了一肚子苦水，从而听得出效果并不明显。金矿开采的无政府状态已经养成了习惯，很少有人理睬你政府的公告，来企业办报名竞标的廖廖无几。正在开矿的那些矿口，一看见宣传车去了就停，车一走马上开工。由此看来，不上力度是不可能扭转这个局面的。
于是，我们几个书记商议一下，决定动用武力开战。不刹住这股歪风，机关干部队伍里就有人看我们的笑话，这件事如果干不好，今后许多事情就更不好办。
打个电话，派出所所长田金虎就开着他那辆破吉普车跑来了。我从床底下掂出一瓶“五粮液”，先赏他一小泡下肚，然后说：“老弟，我叫你来，是出力的。你必须给老哥我立一功，把全镇正在开采的金矿全部搞停。在三个月以内，不准任何人动一寸矿山。干得好，你那辆破吉普车就扔了，我给你换一部‘黎明’行不行？干不好，你这所长就不要当了，回家抱孩子还是很称职的！”老田虎颇为激动，一拍胸脯说：“请书记大哥放心，我们坚决不折不扣落实你的指示，如果干不好，我把田字倒着写！”我说，“你老弟说的算毬，你那田字轱轮着写也就是那个劲儿！”这家伙皮皮的一笑说，“这不是个心情嘛。”
下去后，这小子果然动了真劲儿，雇了二十多个临时用警，发了袖章，死守着各个矿口，一有情况，就鸣着警笛，毫不客气地上去抓人，很快就把金矿开采全部停了下来。大气候形成后，虽然损伤了一些人的利益，他们也不过是敢怒而不敢言，机关里纷纷议论，说多年没有治住的毛病这次叫贺书记给治住了。
“堵”法出现的第一个积极效应，就是要开矿的人都到企业办报名了。想开矿的人确实不少，到企业办报名挂号的不下四十人，这才初步澄出了底子。这些想开矿的人私下活动很频繁，想了不少门道试图争得开矿许可：有托上级、同学、朋友给我打电话的，有专门在机关找书记、镇长和企业办主任的，有在县城请吃饭的，还有人半夜里敲门，好比是情人相约，不见不散的。一天晚上，还是那个叫胡小本的小伙子，来到我的办公室，“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再怎么拉，说啥也不起来，说出的话更加瘆人：“贺书记，我也没有给你拿什么礼物，你不答应我，我不会站起来，因为我是一个死了的人！”我说，“哪里话呀，你不是好好地在我这屋里吗？”他哭了起来，说他现在已经两个月没有进家，说着伸出左手让我看，少了一根小拇指头。他说，为了开矿，他请人看了一片阴宅，看地先生说埋在这里可以发家。于是，就做了一个小棺材，一刀把自己的指头给剁了，当做自己的替身，偷偷地埋在了那个地方，同时发誓开不出金子不进家门。还说，“贺书记啊，这个秘密父母、老婆、孩子都不知道，只让贺书记你一个人知道，千万不要给我传出去。”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足以看出那些开矿人为了发财的痴迷程度。这些人一般出手都很大方，送钱的、送首饰的成了家常便饭。我对于所有送钱的一概拒绝，戒指、项链就不容易推掉，因为他们都说是自己开的矿，自己炼出来的，算是土特产。想一想，反正是为了开金矿，这种说法也在情理之中。只要觉得这个人有开矿的实力，实在推不掉就收了下来。最后集中在一块儿，悄悄地交给财所所长范聚宝，对他说，“你把这个给我处理了，变成钱，我们上廊坊时用！可要保密哟。”范聚宝知道这是为了防止其他领导难堪，一笑就点头去办理。
出现了这种好势头，我更加存气了，不管春亭、万通再催，只是不松口开始发包。我觉得，这是在导演一场“黄金开采大战”。我给他们两个讲，不与这些利令智昏的人接触，你就很难了解真实情况和这些开矿人实力的大小；不吊一吊他们的胃口，你就很难让他们出血。他们在理解我的意图之后，配合得确实不错。这些望眼欲穿的开矿人，整天在希望和忧虑中度过。我的意思是，一旦将全镇金矿情况摸准后，我让企业办写出通告，开始发包。
镇委书记 (11)
第十一章
受形势迫使抓灌中重建
被环境驱动唱重教高调
县委吴书记放弃抓工业，设计出“爱民富民工程”，确实引发了我一些大政方针方面的思考。我们大家常常看到，一些报纸上经常深恶痛绝地报道，说有的地方只要换了领导，新上来的人为了快出政绩，上了任就要另搞一套，干了不少“张书记修李书记扒”的劳民伤财的蠢事。往往言之凿凿，激起一些知识分子的义愤，接着口诛笔伐，严厉声讨。现在考虑到，这种说法要么是前任领导对记者的授意，要么是一些书生的迂腐之见。不能否认确实有“张书记修得好李书记扒得错”的，但不能以偏概全，把“张书记办的错事”，也不让“李书记纠正”，一律说成是太岁头上的土，谁也动不得。因为，说这种话的人不在台上，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地方的最高长官，不考虑自己怎么干，干什么，那肯定不是一个清醒的领导。历史和现实的局限，不可能每个人做出的决策都是正确的。上一任的领导修的东西，如果下一任感到影响了发展大计，那么即使扒了又有什么不可？大的如毛泽东主席，解放以后，一直判断要打世界大战，在文革后期，做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决策，全民皆兵，长期备战，把兵工企业全都搬到了山沟沟里。几十年折腾下来，国家不知损失了多少个亿！邓小平上台后，根本不去深山沟，跑到深圳画了一个圈，那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准备打仗的前沿阵地，现在倒成了改革开放的热土。中的如七十年代鸭阳油田开发后，国家决定就地建一个炼油厂。当时鸭阳地委书记是个农民出身的人，对土地一往情深，省领导向这位地委书记安排建设炼油厂时，他坚决顶了回去，说建油田就已经做出最大牺牲了，再建炼油厂，又要占不少耕地，老百姓没有地种，哪有饭吃？结果这个项目被邻近省轻而易举地拿走，滚滚油流流向了那个水乡小县，这边出油，那边挣钱，一业兴，百业旺，经济发展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没过多少年，那个县变成了一个地级市。后来历届地委、行署领导一提起这件事，无不认为那个老地委书记干了一件大蠢事；小的如一个县在一个乡镇推广湖桑，种了几百亩。结果桑蚕业当年就不景气，老百姓气得拔掉桑苗，几百万桑苗贷款没有人还，下一任领导上任，没有办法只得成立了“治桑”委员会，治来治去因为没有钱一直解决不了这一难题。再如灌河镇东边的孟坪乡，也是一个贫困乡镇，人均土地少，有几年，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比较侧重农业，当时的党委书记，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大兴实干之风，亲自搭窝棚住在山上，带领群众治山整地，轰轰烈烈搞了几年，全乡耕地面积大增。创造出了一整套“沿着等高线，里劈外边垫”造梯田的新鲜经验，报纸上有文、广播里有声之后，颇得市委领导的赏识，两年下来，就提拔到另一个需要治山整地的山区县当上了副县长，还没有能够发挥他的技术优势，从中央到地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论占了上风，再也不允许治山整地了。但他在孟坪乡书记位置上却留下了后遗症，几年以后，由于治山整地破坏了植被，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孟坪乡的所有河流都溢满了白沙，长年不见流水，成为沙下暗河。灌河地处下游，同样深受其害，原来清澈的石河变成了沙河。一到夏天，洪水泛滥，泥沙淤积日益严重，河床不断升高，眼看成为悬河，与黄河无疑。现在各级政府又开始号召退耕还林时，连群众自己都认为这是条造福子孙后代的好政策。不言而喻，这个好心的、出过大力、流过大汗的副县长也许不会因此而汗颜，不会因在他主持下开垦出的土地上不种庄稼重新植树而愤懑，但他回忆起曾经从中得到好处的这些政绩，说给别人听时的自我感觉也一定不会十分良好。这些案例，都给当主要领导的以宝贵的启示：在克服盲目的前提下，每一个领导人都应当有自己的主见，理直气壮地抓出自己的工作特色。
有了这种认识，以我为代表的灌河镇新的党政班子究竟干些什么，从我上任的第一天起开始縈怀。一开始的思路是，为了抓现钱，也为了上下届党政班子的工作连续性，必须沿着前任划好的道道继续走下去，抓好乡镇企业。即使想另有作为也不能操之过急，边干边修正，干上一年半载调整思路不迟。可是，刚刚红火了不到两个月的乡镇企业，由于大气候突变，东南亚金融风暴很快波及到国内，波及到我这个小小的山镇，迫使十几个厂几乎全部停产。工厂停产后，原来潜在的各种矛盾一下子涌了出来：内外债务、银行贷款、工人工资、耕地占用等等，每天都有人上政府来闹，我从中看到明显的危机，若不及早拔手，就难以自拔。我清醒地认识到，新一届班子已经不能沿着老路再走下去，必须干出自己的特色。经过一段观察与思考，又与我的副手们一个一个的找机会彻夜畅谈，逐步统一了认识。我决定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是稳住乡镇企业这一块，逐步降温，压减数字，再不能背那么沉重的数字包袱，慢慢地从广远的“乡镇企业书记”称号中退出来；其次是着眼于全镇人民，选准一个或几个好的项目，循序渐进，逐步推广，让千家万户都有一个非农项目。当前，首选的应当是吴书记、徐县长反复强调的食用菌这一具有潜力的产业；其三，办学、修路、治山、治水，尽力而为办实事，量力而行办好事，造福群众，改善经济发展的软硬环境，为灌河经济和社会发展蓄足后劲；其四，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灌河矿产业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作财源建设的重头戏，“瞎子打娃子——抓住不丢”，尽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填实财政收入，确保吃饭与办公。
有了上述思路，工作运转就开始有了头绪。我安排抓农业的副镇长华秋实牵头，成立了食用菌办公室，作为全镇发展这一产业的行政指挥系统。我看企业办有一个副主任叫周礼中的，在换届时当过差额，人比较能干，就把他抽出来，给他配了两三个人，让他们当了食用菌办公室的专干。然后，又开始考虑建设镇初中的问题。
刚到灌河的头几天里，到各部门去看看，起到熟悉和安抚的作用。转着转着，我们就来到了教办室。教办室主任田万春是我教书时的学生，我不过是担过他一段课，也算是有点师生之谊。到任后，镇直部门谁请吃饭都没有吃，在他那里破了例。吃饭前，我先给他说，我和刘镇长、左书记和井书记只是来吃饭，不谈工作，所谓“科技兴镇，教育为本”啦，“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啦，这些高调我都会唱，今天不唱，教育的事情要放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大盘子里统一考虑。田万春说，“哎呀，老师书记，只要你们能够来吃顿饭就是对教育的重视了，我一定什么要求也不提。”我心里说，吃饭就是重视，好像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其实也正是重视，不管如何，别的地方不肯吃，在你这里吃顿饭就是把面子给了你田万春。
为了陪好我们，田万春把职业高中的秦校长叫来，作为划拳的主攻选手。镇里的这所高中，是县里直属的，人财物都不属镇里管辖。早年这所高中曾经红火过，改成职业高中以后，败落下来，老师比学生还多，没有办法，只好就地招一些初中学生填饱肚皮。就因为这个学校连年没有一个学生能够考上大学，广远在一次全镇三级干部大会上，狠狠批评了他们，说：“看看你给这学校办成什么样子，群众打麻将出张时都说，‘出一张高中！’一看是张白板！”这句话伤重了坐在下面开会的秦校长，会议一散就找到曲书记算帐，说他不懂教育，胡说八道。这人既是教育界权威人士，又是当地知名人士，广远兄不敢过多得罪，只得安抚了事，从此不再喜欢掺和教育上的事情。为此，秦校长常常耿耿于怀，至今仍然对曲广远不感冒。
后来，老镇长周礼让、老教师林恒昌等人上了建议书，我看到上边有一条内容是：作为一个中原名镇，连一所完整的初级中学都没有，弄得长年“高中穿靴，小学戴帽”，实在是一件“咄咄怪事”，灌河人没有文化不行！灌河人没有初中不行！下一代人不能毁在我们手里！强烈呼吁新上任的党委书记着手解决建设初中的问题，不然，党心不答应，民心不答应！谁不重视这个问题，他就将沦为对不起灌河人民的千古罪人！言辞之激烈，好像不办一所初中，我这江山都难以坐稳似的，叫人难以承受。我越发觉得不以为然，感到这几个老同志真是文革遗风，一笑就把这一建议书置于脑后。
三月中旬的一天，镇小学的齐校长急急火火地跑来，一定要见到我。还说，这事情不越级不行了，因为学校的房子塌了。我一听，事情比较严重，就马上带几个人到学校去察看。幸亏是在夜里，一个教室的后墙倒了，没有砸着学生，看了以后，这脊背嗖嗖直冒汗。这就是所谓“戴初中帽子”的小学。齐校长反映，现在的体制是，村里负责小学的修缮建设，镇里负责初中的修缮建设。由于我这里有初中班，东关、西关两个村支部、村委会就比着不管。让我这个不伦不类的小学不小学、中学不中学的校长作难。于是，我们把两个村的支书、主任叫来，狠狠地熊了他们一通。高压之下，两个村很快行动，把房子修理好了。从此，才引起了我对办镇初级中学的高度重视。
在老同志和###门参加的座谈会上，大家慷慨陈词，把建设镇中说成是灌河镇的头等大事。抓教育的副镇长鲁新慧激动地说，“贺书记，你总算是第一个重视教育的书记。你就是不解决问题，光开一个这样的座谈会，就叫我这个抓教育的副镇长知足了。过去，我反映学校的问题，从来都是排不上号。有时候，我要是强说上几句，领导就要批评，弄得我哭了好几场——”说着说着，又掏出手帕擦泪——副书记井春跃说，“小慧呀小慧，过去是不是挨了书记的批评后，在机关不敢吭声，回去拿姜保兴出气，夜里没有心情办事，不让保兴挨你身子？”大家哄堂大笑，女鲁镇长哭笑着说，“看看井书记的死样哩，人家说的是正事。”也就打住。
大家谈到，抗日战争时期，卞州的大学教授们纷纷跑到了灌河这个深山区避难，一时间，山沟里群贤云集。当时地方有名的绅士、后来当了伪县长、解放后被镇压的郑再兴先生，收留了这些国宝级的知识分子，办了一所“灌河中学”，虽然没有办上几届就解放了，却培养和感染了一代人，树立了良好的学风。那一批莘莘学子，在校时候已经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控制，还闹过几回###，声援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毕业后，即将解放，这些人年纪尚幼，并没有为国民党政府出过力，却为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干部。现在，全国到处都有原“灌河中学”的学生，像北京的大画家梵清、云南省政协的副主席康廉、范城县第一任县长、现鸭阳市政府退下来的副专员章世龙等等，这些人经常给林恒昌等老校友来信，询问老灌河中学其他校友的近况。说到这里，周礼让激奋地说，“过去国民党官员能办成的事情，现在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办成？”我听了觉得好笑，这犯得着和国民党比吗？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就问几个老同志，这灌河中学在群众中影响怎样？大家纷纷表示，咱灌河的老百姓，谁人不知道灌河中学？都很怀念“灌中”啊。我说，“为了使这件事情办得有吸引力、号召力，我们不再提办镇中，只说是恢复重建‘灌河中学’行不行？”大家一致叫好，只有教办室主任田万春说，“贺书记，只怕这学校的名字在县教委通不过。”林恒昌老师说，“田主任，不要紧，香港都能一国两制嘛，我们就不能一个学校两块牌子？”我说，“这好办，我去教委交涉。”
议来议去，我开始拍板，我说，恢复重建这个“灌河中学”，上符国策，下合民意，必须横下一条心，必办，快办。不仅要办，还要一步到位，建设得符合国家标准。现在镇里很难拿出这一笔巨款，没有钱怎么办？基本的办法是，强力组织集资，大力倡导捐资，严格使用筹资。捐资这个方法，过去从来没有搞过，是到了老同志们立功的时候了。我们成立一个捐资助学领导小组，我任组长，刘镇长任副组长，几个老同志为成员。到动员大会上，我们大家以及各部门领导带头捐资，要搞出声势。同时，办公室要把凡是在灌河干过的老领导和灌河籍的在外人员一网打尽，全部澄清底子，远的发信，近的就让老同志们分组上门相邀。你们要把文革中批判过的“武训精神”发扬光大，“打我一拳给两个钱，揣我一脚给五个钱！”为了灌河人民的长远利益，吃苦受罪，也要多多筹措到捐资！说到这时，林老师激动地建议，“贺书记，我建议将捐资人刻在石碑上，青史留名！”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我表态说，“行！就这么办！”然后，安排开一个集资办学的动员大会。我说：“大会就由刘镇长主持。田主任，你为主讲，必须准备一个好的发言，要求你必须做到两条，一是能把听众讲得掉泪；二是代表全镇教育战线对全镇人民赌咒发誓，一定要把教育、教学的质量搞上去。不然，没有人动心，就不会有人出钱。你讲以后，我再做动员报告。必须对大家强调指出，这个工作，是全镇党员干部的一场攻坚战，‘火大不怕柴禾湿’，一定要把问题讲透，困难讲够，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形成全镇的大气候。”最后，又根据测算，定了集资任务标准、开大会时间、分包办法等等一系列的细节，由政府秘书郑富贵去准备会议的所有文件材料。其他同志按照分工，把这一件大事办好。会开得成功的标志就是大家情绪高涨，十分激动，就好像一个新的中学真的盖好了一样。
四月八号的大会开得当然很成功。会后，我问几个支部书记，会上我讲的东西，你们记住没有？大家说，“记住了，记住了。”我说，“都记住些啥？”青石沟村支部书记钱春来说，“你说了嘛，‘就这，我动员，你动劲’呗。”好家伙，开了一大响大会，他就记了这么一句，不过也确实是最关键的一句。好在是，全镇上下确实动了真劲，第一天就集了四十多万，我也基本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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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12)
第十二章
走卞州结友一路充风流
去廊坊探宝千里近扑空
安排灌河中学捐资、集资后，我看是个工作的间隙，就决定和春亭一起去廊坊跑一跑黄金方面的事情。
一听说我们俩个一齐出去，副书记左平奇和井春跃就有了异议，他们说，现在全镇正在热火朝天地搞教育集资，你们书记、镇长两个人不留一个在家，这工作恐怕不好办。按说，贺书记你必须去，你不去人家可能认为规格不够。可是刘镇长就应该留在家里，有事情我们也好有个依靠。春亭脸憋得通红，瞪着两眼就是不说话。我知道他的心事，就安慰两位副书记说，这怕啥？我俩走后，你俩就是书记、镇长。这样办，咱们开一个机关干部、包村干部和支部书记会，我给你们授权，全镇整个工作，你们可以先斩后奏，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这样一说，他们没有办法，就是觉得两个副书记权威肯定不够，难以服众。我看他们心里还不通，就专门在私下里给他们二人交了底话，但也没法说出春亭早就坚持要去，而且还不想让我去的前因，只转个圈儿说，这廊坊的黄金武警部队，我来之前只有刘镇长接触过，我还没有见过，叫春亭去是合适的，有了一个熟面孔，信任度才会高一些；我是一把手，如果不亲临，人家说的是邀请书记的，你叫镇长来，人家肯定不会给他交实底。只有我去了，才能够真正弄清情况，好回来组织发包，这不去实在不妥当。再说，就春亭那脾气，不善于讲道理，就会吹胡子瞪眼地训人，让他在家主持，只有你们受的罪。他跟我走了，实际上，你们更可以放开胆子、甩开膀子大干，有啥不好？两人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心里反而没有了负担，觉得也许他不在家工作可能更好一些。平奇专门叮嘱我，“贺书记，你的手机要一直开着，有了情况好向你及时汇报！”我说，行！就这样定了。
我和春亭、范聚宝择日启程。这是上任以后，第一次出远门，又是去搞关系灌河镇经济工作大局的大事，同时，又因为不用再考虑具体工作，所以一路上，在心理上既有一种庄严的使命感，也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司机小勇既有眼色，也很会来事；聚宝向来没有出过远门，这次受到如此重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一路上兴高采烈，快乐的像要过年的孩子。两个人殷勤周道，伺候起人来无微不至，叫我觉得非常舒服。开始，还不习惯享受住牙膏挤好，热水放好，床铺迭好，热茶泡好的待遇，慢慢地也就习以为常了。
先是到了卞州，住在卞南饭店，这是灌河镇的老乡齐万德给安排的。这个老乡原在省政府接待办工作，后来就任了卞南饭店的党委书记。这是小勇事先联系好的。父母官出行，到了一个地方，在此干事的乡亲们一定会高接远迎；我们也应当会会他们，从中既联络感情，也了解信息。这里有一个小老乡叫袁可方，是镇畜牧站站长孔祥玉的内弟，小勇交待给孔祥玉，孔祥玉就通知了袁可方，可方就在卞州恭候准备其他的接待工作。这小伙子长得非常帅气，谁见谁爱。才二十一、二岁年纪，已经在卞州闯荡了五年了。他开着一辆崭新的进口轿车，一手掂着个精致的皮包，一手拿着大哥大，请我们吃海鲜，喝茅台酒，结帐时，拉开皮包，从满包子钱中随意抽出十几张，颐指气使地交给小姐，那大款派头不是一般人能够装得出来的，真让我们开眼。事实上，这小伙子上学不多，初中都没有毕业，人长得漂亮，女孩子们就要缠他，小小年纪就给搞得整天意马心猿，眼看在家里学不出个好来，父母就打发他来卞州投奔他舅舅。他舅舅让他继续上学，他说啥也不干了，没办法让他学开车。然后先给他安排给一个在尧州开煤矿、又在卞州投资房地产的老板开车，后来又给一个台商开车。小可方是个很聪明的孩子，许多事情，一见就会，连说话、行事也福至心灵，一点就通，不到两年就造就出了一个活脱脱的都市小开。谈吐文雅，声音温润，一颦一笑，透出上等的类似欧洲贵族一般的气质。台商在卞州东郊开了一个“海滨浴场”，也就是桑拿、冲浪、按摩中心。老板看可方是个可造之材，就不再让他开车，安排在这个充满暧昧气味的地方当了二手老板。那时节，金融风暴尚未吃紧，人们满怀豪情地去高档消费，拿着公款大大方方地消费，用着银行的贷款毫不吝啬地消费，大款们客客气气地请政府官员们、银行职员们心安理得的消费。内需的强力拉动，使这种改革开放后才从港台引进的“洗澡行业”突飞猛进、兴旺发达。于是，在可方这个天生的管理人才手里，财源如潮水，滚滚而来。这钞票对于可方来说，不过是一些能顶请客、游乐费用的花纸头罢了。一年下来，经他手里过的资金成几千万，让我这个为了360万元而努力的小小芝麻官自惭形秽。在这种场合下，一个小小的乡镇党委书记尽管在面子上俨然大器，谈笑风生，可是在心底里，实在缺乏过去曾经有过的那种伟大的感觉。
晚上的这场酒席是齐万德、袁可方带我们到碧波岗公园内一处叫作帝都花园里进行的。这是卞州最高档次的酒店。到了门前，司机下车，侍者递给一个铜牌，你就可以走了，专门有人把车开走清洗安放，不劳司机操心。内部设施极尽豪华，灯火辉煌，的确具有皇家气魄。坐在餐桌前，听着叮叮咚咚的钢琴在浅唱低吟，高贵、典雅的气氛沁人心脾。伺候人的并不是青春靓丽的小姐，却是一些五十出头的温文尔雅的老先生，头发斑白，彬彬有礼，叫这种人恭身伺候真是于心不忍。也不知是可方的第几任女朋友，人出落得非常漂亮，身段袅婷，气质淡雅，好像稍微有点病态，但一点也不妨碍她一笑能让人倾倒，再笑可能倾城、倾国。据可方说，这个女孩子是正二八经的卞大艺术系学习器乐的学生，家就在卞州，父母都是中高级知识分子。大城市里，往往品味高的家庭，对子女的异xing茭往并不约束，这女孩的父母就从来不干涉两个年轻人的热恋。也许是傍了大款，并且可方人品出众的缘故。两人一看就是金童玉女，非常般配。于是，关于可方的外秀内糠的实质也就成了小数点以后的末位数字，生生地给忽略不计了。有了美女相伴，美酒添香，大家就在他们的亲热劝说下，越喝越多，慢慢地我们已经魂不守舍，两眼就有些发直，舌头也就不那么灵活了。
出得帝都花园，在这不夜城市内穿行，一路上什么景色也只在眼中一过，脑子里了无痕迹。只听齐万德说，大家都喝高了，去泡泡澡，蒸蒸桑拿，醒醒酒。于是迤逦来到可方的“海滨浴场”。因为是第一次来到这装修得美仑美奂的洗澡地方，我们知道了什么才算是人间真正的物质享受。泡了、洗了、蒸了，酒劲有所减退，但是成效并不十分明显。于是，齐万德带我们领了浴衣，那是一种又宽松又舒适的毛巾衣服。一个个清洁、崭新的自我，在漂亮的女服务生导引下，先到休息室喝些水、吸几只香烟、吃几片瓜果，然后一个一个地被安排到三层去按摩。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阵势，实在是有点想去，但又不敢去。可方说，“书记大哥，这里没有涩情服务，敬请放心。小姐们都很敬业，给你按按摩，放松一下，对身体有好处。再说，你是老板，你不上去，别人咋好意思上去？”劝说间，我们心里都已经有些跃跃欲试，表面上却仍然装作扭扭捏捏、期期艾艾地上楼。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屋内，放有两张按摩床，屋内的灯光有些暗，墙上是祼女出浴图。由于安排我和春亭同时进行，就有两个穿着小背心、短皮裙的性感小姐被派到了这个房间。春亭不吭一声，顺势躺在了床上，任那个小姐揉来踩去。人就是贱，一会儿，春亭就哼哼哧哧，美得不像。我一看这阵势，心里就发怯，推说自己怕胳肢，给小姐说说话吧。这小姐可能最欢迎这类客人，一时显得非常高兴，说“怕胳肢的人疼老婆”，顺着话茬，我们就有一庹没一搭地说些混话，明知小姐们是“假名假姓假户口，假情假意假温柔”，还是问了人家姓啥叫啥，家在哪里。小姐也问先生贵姓，在哪里高就，做什么生意之类，自己脑子虽然麻木，也记得顺嘴说些瞎话，不敢暴露真实身份。说着说着，这小姐不经意地把一只脚伸在了按摩床上，也许她并不觉得自己的小皮裙敞开，缕空的内裤，透出一团黑黑的荫毛。一瞥之下，眼睛赶紧离开，浑身却一阵燥热，底下止不住地有些坚挺，羞得一下子跳下按摩床，对小姐说，“实在对不起，我要出去方便一下。”就一溜烟地跑回到二楼大休息室，心里头还不住地让小兔子“扑通扑通”地乱跳一气。
看我出来，春亭没有多久也出来了。可方说，“看来大哥们没有尽兴。”我们说，“行了行了，明天还要赶路。”回宾馆休息无话。
因为那时候卞州到北京还没有高速公路，并且到处都在修路，直到第二天晚上，我们才赶到北京。一打听，京津高速公路已经通车，离廊坊不到一百公里，我们就没有停顿，直朝着廊坊奔去。
廊坊是一个夹在京津正中间的一个中型城市。北方城市不如南方城市发展快。所以，这个北京、天津的门户也不过有小县城那么大小。到达以后，廊坊部队的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终于看到了只有黄金管理部门才具有的绝密的矿产分布图。部队首长说，这些地图只准我们在屋里看看，不准复印和带出去。在这几张专业地图上，只是有金矿的地方才在地图上有所表示，因此范城这样的县城都没有标示出来，灌河反倒用大字排出，矿带分布、重力异常的分布等等都清楚的在地图上勾勒出红红的颜色。那个姓王的指导员说，你们灌河确实有大的富矿生成的可能，航测结果，发生重力异常的部位在中原省范围内你们灌河是最明显的，前景十分乐观，只是现在说不准具体的位置。我们在勘测中发现，你们当地群众们偷采的地方都不是主要矿带。辛辛苦苦跑了几个月，对大矿床也没有能够准确定位，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给你们提供不出更有价值的信息。今年上级还没有下达勘测任务，也不知还去不去你们那里。这些情况给你们通报后，其他的就无可奉告了。
从廊坊回来，我们似乎得到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有得到。只觉得若有所失，早知这样，一个电话不就得了，何必让我们跑这么远空腿？仔细想想，要不来也不可能看到专业性这么强的地图，尤其是关于大矿床的说法，更让我们激动不己，就这一点，回去对全镇人民就有了的交待。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了，心情就有些放松。我们拐到北京，在同学、朋友们的热情招待下玩了两三天，八达岭长城、十三陵、故宫、颐和园逛了个遍。有两个表妹在北京矿业大学研究生部工作，因为我的到来，姐妹俩专门请假陪着我们逛了王府井大街。她俩说，“咱哥当了党委书记，是大官了，穿的衣服还是那么差，咱给他买一身。”挑来拣去，一套九百多块的西服比较中意，她俩正要开钱，范聚宝飞快地就把手续给办了，我也知道这是哪一块的钱。但是，没有给春亭置办，也不知道他高兴不高兴。两个妹妹没有花出去钱，实在过意不去，就给我配了一条比较名贵的领带，又给她们嫂子买了一些化妆品，让我带回来。
到了在国家水电部工作的老同学王勤学家里，他老婆表现出了足够的热情。来之前，多次听一些老同学说，在勤学家里，只要有中原老家人来访，嫂子这个人从来就是带理不理的，尽管你拿去多少礼品也不行。我并没有带什么礼品，她却非常热情。一时间，我竟然觉得过去同学们的传言可能并不确切。她在国家体改委上班，是一个处级干部，每天从五棵松骑自行车跑二十几里路，在新华门内的国务院办公处有一桌之地。她对我这个小老弟来访很感兴趣。在一块吃饭时，竟有点神往地说，“老弟，我实在想不出你们在乡镇究竟干些什么，真想到你们那里去看看。”我给她说，“嫂子，正如同我们也不知道你整天干些什么一样，给你讲一下，你也不一定能想得出来。我们也是整天忙忙碌碌的，催粮催款，刮宫引产，什么都干。”她说，“你们抓计划生育那么大的力度，老百姓骂不骂你们？”“怎么不骂？只是不敢当面骂就是了。现在，计划生育小分队下到村里，狗混熟了，人反而混生了。深山里的老百姓听见小分队下乡就躲起来，坚壁清野，饭都混不来。”她说，“我经常看一些乡镇干部作风粗暴的报道和内参，以为你们乡镇干部都是青面獠牙的，原来你们勤学哥的同学也是乡镇党委书记，还挺有思想的嘛。”我做出呲牙咧嘴状说，“嫂子，看我这山里的老虎咬不咬你！”嫂子又说，“真应该下到你们乡下去看看。”我说，“时刻欢迎你。嫂子，你们这国家大机关的领导干部，确实不知道我们在农村作的啥难。你能到我们那里视察一下，我们真是求之不得的。我经常想，上级有一些指示，都是你们这些中央和国务院的大师爷们瞎编的，脱离实际，根本无法执行。就连咱们国务院的领导们，对于农业、农村和农民，也可能有点不太了解，听了底下一瞎汇报就做一些不一定切合实际的决策。说句玩笑话，要是让他们下乡挂职锻炼，那么高的水平，我敢保证他当不上半年乡镇党委书记，就会知道我们基层干部的苦衷了。所以，希望嫂子在国家机关多替我们基层干部说说好话！”勤学哥接着说，“我老弟真会做工作，把基层干部的苦衷诉到我的家里来了。老婆，你这个大处长可要替我老弟好好地鼓吹鼓吹。”
就在回到卞州那天晚上，我和春亭初步定出了十几个金矿口的承包方案。第一步，先把几个零星矿点发包出去，大体可以获得承包费四十多万。第二步，经过反复考察后，再发包公主岭、菊花寨、华严寺三个大矿口。我们商量着定第一批小矿口开采的承包人时，我忽然想起了胡小本，就动了侧隐之心，说这银洞口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把这个矿口，留给那个胡小本吧。刘镇长表示同意，但他裂着嘴角不很明显地笑了一下。因为给范聚宝戒指、项链的事情他并不知道，这笑的含意就不言自明。我也不可能做出更多解释，心说，让历史去说明问题吧。
这一次出行，手机这玩意儿真是发挥了它的威力。几乎每天，左平奇、井春跃二人就要把当天的工作情况汇报一下。主要是汇报教育集资的进度情况。实践证明，我们不在家真的比在家好得多，有山靠山，没山独担，两个人競競业业地把工作抓得非常扎实，每天报的基本上都是好消息。我们一路上兴高采烈，庆幸教育集资很快完成。谁知乐极生悲，泰去否来。就在我们回头路走到河北省保定市时，平奇打电话来说，青石沟村的滑石矿出现了塌方事故，砸着了三个人，两个死了一个重伤。并说，出这事时，我们可能处在手机的盲区，一直联系不上。对这样一个重大事故县里有规定，必须马上上报，他们不敢瞒报，只得报告给了县人事劳动局的安全科。我一听，心里油煎火燎，恨不能一步到家。知道他们太不冷静，像这样的伤亡事故，各地一般都是采取瞒报的办法的，因为你报了劳动局，他们不但不会给你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添乱，找你的茬子，罚你的款，甚至搞到你书记、镇长头上，叫你吃不完兜着走。再想一想，两个年轻人在家里忙中无计，有情可原，就没有怪他们。果然，不久他们又来电话说，市、县劳动局、县检察院已经派人来了灌河。这一来我们更加着急。平奇又打电话来说，他们和企业办主任马万通商量后，万通认为，你们干脆不要急于进家，回来了反而有些话更难说，有了事情我们就推说你们跑项目不在家，由我们先顶住，实在顶不住再叫你们回来。我想，是这个道理，跟下象棋一样，老将先“歪”出来，免得被“将”死了。于是，就听他们的话，不再急于进家。所以，在那几天里，可忙坏了他们几个。而我们使用拖刀之计，逍逍遥遥到了卞州，真的又停了一天，开着房间，反复推敲，就把金矿发包的办法给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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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13)
第十三章
不安全生产必焦头烂额
要多管齐下应长袖善舞
开青石沟滑石矿的人叫齐国斗，是镇政府的一名退休干部，退下来之后，身体还很强健，就在本村开了一个滑石矿。因为他的女婿就是本村的支部书记，外部环境就自然优越，经营状态一直很好，赚钱自不必提。开采滑石矿比不得开采萤石矿，这一种矿体结构松软，一般都是露天开采，尽管这样，仍然容易塌方。一有不慎，就可能酿成大祸。人命关天，这一次出了事后，齐国斗知道事情不小，运用所有手段处理这场横祸，对死伤者的家属，百般抚慰，万般赔情，一个字也不提他给矿工订的什么生死合同，只是大把大把地花钱。有了这种态度，镇里处理起这个问题就容易得多。死者中一个是老光棍汉，没有家人追究；另一个也上了年纪，家里比较穷，给了三万多块钱，又负责埋殡，这一家人还很感激齐国斗。那个伤者，正在医院抢救，虽然没有出危险期，估计生命没有大碍。所以平奇和春跃，只是派企业办主任马万通到现场监督处理。平奇们更多地是因为自己失误，报了案，惹来了上边检查。于是乎，应酬上边来人成为他们那几天焦头烂额的任务。上边来人了，他们推说书记、镇长跑项目去了，然后把情况说小了一些，再猛喝上一场，走时让人家带走一些土特产。这几种办法，对于消除事态，非常有效。这场大事就这样很快得到平息。平奇、春跃他们安排以企业办名义写了一份检查报告递了上去，上边就没有继续穷追猛打。
多天没有进家了，其乐融融。小女儿非常高兴，抱着爸爸亲了又亲。还说，“老爸，我给你唱支歌吧？”我说，“好！”女儿就奶声奶气地唱起来，曲调来自《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灌河去了个贺振宗，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为人民上北京。贺书记，爱人民，他是灌河的带路人…..”我一边笑，一边制止她再唱下去，“这都是你编的？”女儿头一歪，骄傲地说，“当然了，不好吗？”我说，“不好，以后再不许这么瞎编了！”老婆嗔怪说，“你看你，孩子不是高兴嘛，你打她的兴头！”
久别胜新婚。把女儿打发睡觉，两口子就急不可待地钻进了被窝子里。忽然想起了卞州“海滨浴场”那个按摩小姐，下边腾地抖了威。老婆一摸，很是惊奇：“咦，今天是怎么啦，慢性子变成了急性子？”其实老婆的下面也已经泛滥成灾。于是，一员大将挺枪跃马，直捣黄龙。在加紧练习腹卧撑的时候，看着老婆眉眼不睁，娇喘微微，若痴若醉，欲仙欲死的模样，越是觉得兴奋，更加开拓奋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于是就很快从巅峰上跌落下来。困得要死之时，闭上眼竟是那个小姐的模模糊糊的影子。
回到镇上，先把办学的事情安排妥当。班子会上，我安排成立了“恢复重建灌河中学委员会”，我任主任，春亭、平奇、春跃任副主任。下设办公室，鲁新慧当办公室主任。大家都没有意见。当我宣布，鲁新慧当建设灌河中学的总指挥时，鲁新慧说啥也不干，她说，叫我跑死都中，这指挥长应当是贺书记或者刘镇长的。我说，咱办事，不要图虚名，我和刘镇长比较忙，都不可能整天守在灌中重建的工地上，你鲁新慧则必须经常在工地上严把死守。我就不相信，封你当了个指挥长，你就不听我们的了。大家都要学会独挡一面，这次我和刘镇长去廊坊，左书记、井书记不是干的很好吗？就这样定了。其实，当领导的放权，不过是魔术师放飞刀，看似脱手，实际上仍然掌握在手中。女鲁镇长当上指挥长后，立即披挂上阵，工作没明没夜地干。到底是女人家，也不知是没有长主心骨，还是从来没有正经当过家，所以屁大的事情都要请示汇报，叫人不胜其烦。比如与建筑商们谈判，你必须连原则、方法、底线等等，都得给她面授机宜，否则，就不知如何办才好。很快，通过招标方式，两座大楼的承包人选由女鲁镇长提出来，交到我这里定夺。我权衡利弊后拍了板，定的一个是县城安庆巳的建筑公司，一个是镇西关安双辰的建筑公司，两个姓安的工头，每家盖一栋大楼。
学校的校址在西关村的地界上，是曲广远在任时确定的。据说征用这块地皮，曲书记费了不少周折，使出了十二分的气力。新校址依山面河，应当说是一块风水宝地。人们传说，有一个朝霞满天的早晨，西关村一个老人，忽然看见了一群穿红衣服的孩儿在这里嬉闹，正想细看，一眨眼又不见了。这事情传得神奇，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就比较容易，可就在具体操作时，西关村一些群众出来闹事，说本来山区的老百姓就欠缺土地，街上就更加缺地，一个组为全镇人民做出牺牲，总得加倍补偿，“小秃头长络腮胡子——亏中有补。”曲书记反复对他们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不得已才答应由西关村的建筑队承建学校作为交换条件，当成补偿以外的补偿。其实，这正是西关姓安的建筑队耍的把戏。广远考虑到，如果让安双辰建筑队承包建设大楼，至少西关村那些不会做小生意的群众可以出点力，挣几个辛苦钱。一开始决定恢复重建灌河中学时，这股风就吹进了我的耳朵内。我让刘春亭镇长仔细考察了安双辰建筑公司，发现建筑质量还算行，于是我考虑，两座大楼，分出一个给安双辰，也算是给前任领导的决策一个肯定。同时，巧合的是，分给两个姓安的建筑公司承建，又能够“安”全地展开竞赛，党委、政府可以对两个建筑公司分而治之。实践证明，这个安排非常正确。首先是在没有定下承包人之前，引入了竞争机制。当时，两家建筑公司都想独吞这块瘦肉，互相压价，最后以每平方米只要285元定价，而县城里的建筑实价在每平方米400元左右。当然，作为集资办学，镇里有关部门也要做出相应的牺牲，工商税务、村建土地一切收费统统免掉。就这样统算，这也是当时到哪里也找不来的最低价。后来，两家分而食之，二安都有些后悔。安双辰说，还是贺书记的手段高明啊！把我们都套进去了，很想反悔。我拍拍他的肩头说，“双辰，这可是咱灌河的千秋大业，你是咱们灌河镇的精英，让你白干也是应该的！”精英叹口气说，“弄得没有饭吃，精毬的英！”虽然工头牢骚满腹，签了合同就由不得他们，还是如期开工了。开工剪彩前，我又决定派政协联络组长曹思德去当总监工，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老曹感到十分高兴，小行李卷搬到工地上，对盖学校比谁都操心。当时，这监工，县城建局也想插手，一插手就收费，被我们婉言谢绝了。六月九日，正式破土动工。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免不了有空就去查看。因为有了资金保障，两家进度都比较快，83天就交工了，实现了当年筹建，当年招生，灌河中学开始正式运转起来。
四月初，各乡镇换届工作已经结束，全县大局甫定。县委作出决定，要在乡镇一级开展一场集中建设活动。所谓集中建设活动，实际上就是一次整顿。这与后来的“###”教育、“学教活动”是一样的意思。有人说，这就是我们党治理天下的法宝、手段和特色。为了搞好这一活动，县里专门组织了派驻各乡镇5－7人的工作队。
现在全党的中心都是经济工作。这并不意味着，基层的党委书记只抓经济就行了。书记就是负责全面工作的，既要务实，又要务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委书记责无旁贷。因为这毕竟是共产党的天下。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共产党员，才以一个地区的党代表的身份，来坐这个天下，治理这一方百姓的。做为一名党的书记，对这一点必须清醒、清楚。所以，县委召开各乡镇党委书记参加的集中建设活动动员会议时，我这心里是想借这一股东风，对灌河镇的干部队伍进行一次整顿的。因为我已经了解到，在灌河的机关干部中，百十号人良莠不齐，出的怪事不少。班子中你整我，我整你的现象有，干部队伍中酗酒、赌博、打架、下乡摸人家女人的有。虽然我的本意是不想整人，但是整顿一下思想确实是十分必要的。
集中建设活动，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下派工作队直属乡镇党委书记领导。工作队长要把活动的进展情况、发现什么问题、何时转移步骤，向党委书记及时汇报。于是，我就定了一个调子：要通过这一次活动，让灌河镇机关干部，自上而下，人人受到教育，个个洗上一个温水澡。在开始的阶段，我亲自动员，认真抓了一气，使大家对这一活动真的不敢怠慢，机关风气空前好转。后来就不行了，由于工作太忙，这些细吹细打的事情，实在没有工夫顾及，我就交给组织书记左平奇，让他整天陪着工作队，一边工作，一边吃喝，上下通和，都比较如意。此后，我只是每隔一个阶段，听一听较大点的情况汇报。工作队长葛平是县直党委副书记，我们在县委是老伙计，彼此相交很深，相互理解。他看到乡镇工作每天就跟打仗一样，就不过多地攀扯我，向上汇报又总是说我高度重视，亲自参加云云。他和平奇一起，把集中建设活动做得如同“光屁股骑扁担，有板有眼”，既扎实，又没有让我们感到麻烦。所以，整个集中建设活动，我这个乡镇基本上做到了上边满意，班子满意，下边满意。到了自我剖析阶段，我们也开了党委生活会，我自己带头做自我剖析，并要求大家只说“‘但是’以后的问题，不说‘但是’以前的成绩。”机关上下，虽然没有弄得人人自危，由于抓得声势大，雨点也不小，就起到了一定作用。工作队摸到了很多情况，其中关于春亭的一些情况，老葛亲自给我交换意见，无非是一些男男女女方面的事情，听了以后，我交待老葛，无论如何给我按着，不能扩散。就这样，集中建设活动轰轰烈烈地搞了两三个月，临收尾时，只处理了一个长期不上班，只知道赌博的接班职工郑小山。这孩子害怕极了，半夜里到我的屋里哭哭啼啼，“啪啪啪”地直打自己的脸，检查也请人写得十分深刻，我就决定给他留了一碗饭吃，没有开除他。对于其他一些人，一律以批评教育为主，凡是涉及男女关系之类的事情，我都让工作队给当事人见见话，给予警告，但必须保密，并未给予追究。所以，整顿下来，没有造成不必要的矛盾，人们的心情很顺，大家都感到满意。
一天，老葛对我说，“老弟，政法委韩书记给城郊镇总结成‘三个大镇’”，我说，“哪三个大镇？”老葛讲了那个让人喷饭的笑话。
原来，去年政法委韩书记从一线退了下来时，休息了一段时间，这次搞“乡镇集中建设活动”，县委把他抽调到“集中建设活动”办公室，由他带了一支工作队到城郊镇搞这项活动。
工作开展到最后阶段，需要人人讲清楚。韩书记叫镇党委书记安排一个房间，放一桌、一椅、一件酒、一个大茶杯，然后分别叫来男的副乡级领导开展谈话。
进来一个后，韩书记让每个人都站在桌边，开腔就问：“这几天不咋喝酒吧？”
这些同志无不诚惶诚恐地说：“整顿期间，要求这么严，谁还敢喝酒哇？”
韩书记就把酒瓶打开，“咕咚咕咚”倒上一茶杯，“那好，今天老哥我给你补补屈儿，你把这一杯酒给我喝下去！”
“嘿嘿，韩书记啊，有啥话你就直说吧，谁能一下子喝这么多酒啊！”
韩书记扳起脸：“喝！”本来韩书记在县里就是老资格，又是工作队队长，没有人敢违背他，只得分作几口喝下去，一下子就脸红脖子粗了。
这时，韩书记开始工作了，他说，“咱们今天不讲你的成绩，也不讲你有什
么政治经济问题，就说说，除你的女人外，你和其他女人睡过没有？”
来人一脸尴尬：“哪会有这事啊！”
“真的没有？我不信。”
“真没有！”
“那好，说明你不承认。”韩书记在地上铺了一张报纸，严肃地说，“你就跪在这上边赌个咒，你说如果还和另一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那就算你妈！”
这个咒显然是太毒了，没有人敢赌咒。
“哪你就老实坦白吧，你也知道，咱们弟兄也不是一天半天了，谁的底细我都清楚，你就老实地说出来，我也不记录，另外给你严格保密。”
由于心虚再加上喝了酒，这人就呑呑吐吐地说了出来，之后，再盘问细节，说一个还不行，必须有几个说几个。就这样，挤上一两个钟头，就把所有的行为，包括婚外情、嫖娼等全部盘问了出来。二十几个副乡级干部问下来，差不多都存在有婚外性关系的。
后来，韩书记把城郊镇的班子总结成三个大镇：“党建强镇、工业重镇、肏泶大镇。”
我们知道，这老韩的玩笑开得未免太大了一些。从那以后，我们一看见城郊镇的正副乡级干部就觉得好笑，他们扎扎实实地让韩书记耍了一把。
金矿这一块，我们进展得也比较顺利。华严寺这一块最大，就给了那个新密县人秦子松，让他给镇里出40万元，他最后开到35万元，也就作罢。范城县城的一个大毬皮胡老三因为只给交承包费7万元，就给了他较次一点的公主岭金矿1、3标段。此外，还有四个有实力的开矿大户也都给了矿口。由于国家明令禁止私人开采，所以我叫企业办责成他们这些开矿的人都想法挂靠某个国营单位。对于与上边矿管部门、黄金部门和人民银行打交道的事情，一律通过企业办，上交给这些单位一定的费用。再由企业办给他们提供探采的证明，不能承认是开采。就这样，瞒天过海，欲盖弥彰，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大家都有利可图，该怎么干就怎么干。镇里总算搞了百十万，基本上解渴。以下的事宜就由企业办负责运行，要求他们经常随机抽查安全生产，杜绝人员伤亡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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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14)
第十四章
国民党老兵造桥搞剪彩
共产党书记筑路结怨愤
马冲村的支部书记齐长德的点子就是多一些，他这个村里有一个台湾的老兵回来了，他硬是动员这个老汉拿出八万元，给村里修了一座便民桥。为了庆祝这座小桥的落成，他写了大红请贴，请我去给这个小桥剪彩。一般说来，建一座便民小桥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是，在乡镇也算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是一个台湾老兵捐建？从统战角度讲，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作为乡镇党委书记，除了一些娶妇嫁女的私事可以择人而参加以外，应当参加一些公益的庆典活动。如东关回族群众过开斋节，就要到场，与远在甘肃省请来的阿訇拉拉话，吃一顿斋饭，体现民族的融合，体现民族间的友谊与团结。到了以后，年轻的阿訇非常盛情，村干部和回族群众也十分盛情，筵席就因书记参加而搞得比较丰盛。谁知到吃开斋饭时，他们才发现我不吃羊肉，也真难为了那些回族老表们，想方设法让党委书记能吃东西，结果没有一种食品不膻，坐在首席上受第一等的罪。说没有吃的也不准确，终于发现他们用香油炸的焦叶子不膻，于是，一个中午下来，吃了一嘴血泡。
齐长德的小桥落成典礼搞得有模有样，把镇里第一小学的鼓号队、腰鼓队也请去了，就那么“咚咚”地敲着，“笛啊笛啊”地吹着，我们在和煦的春风里春风满面地剪了彩。这台湾老汉与他的哥哥，虽然没有奉行独身主义，也都没有讨到老婆，拿出这多钱修一座便民小桥，真是难能可贵，他们不愧为马冲村的英雄。两个老汉见到镇里最大的官来给他们剪彩，自是十分荣光，只可惜口才木纳，说不出什么道道，只是连连道谢。据说，这个姓刘的国民党老兵第一次回来，下了火车，由于人不出众，接他的人不认得他；他呢，也因为“刘”字已经简化，不认得接他的人老远就举起来的牌子。于是，见到一个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拉着人家点头哈腰地连声问：“###先生，请问你见没有见到一个接姓刘的牌子？”那个小“###先生”觉得可笑，把他带到马冲村接他的人身边。他见到亲人后，放声大哭，说四十八年了，想死人了！一圈子人围住他掉泪。出来车站，他要请来接他的哥哥、乡亲们吃饭。到了一个炸油条的跟前，一张口就让人家“炸八十块钱的油条”，炸油条的说，炸不及呀，老先生。原来，这些钱在台湾只够买一、二十根油条，在大陆，却能够买百十斤。他一看，大陆的物价这么低，于是打定主意，要回来定居。在家里住了一段，亲戚们原以为他衣锦还乡，肯定美元大大地有，钞票大大地给，谁知他在台湾依然是“君子固穷”，就慢慢地不恭敬他了。只有齐长德对他一直很好，使他非常感激。齐长德说，“二表伯呀，你回来定居吧，给你找个老伴。”老汉说，“不行了，我在战场上让枪子打飞了一个蛋子，剩下的这个也不管用了。要不是一直想家，这把老骨头早就成灰了。”他第一次回台湾时，给他老哥留了七、八千块钱，他哥有了这笔巨款，倒是张罗着给自己娶了个老伴，上了年纪身上的本钱肯定不济，那个较他年轻的老婆整天和他生气，只知道向他伸手要钱，就是不给他一点疼热，于是，一生中才有的春光很快消散，没有多久，劳燕分飞。等他弟弟第二次回来探家时，兄弟们还是“一双筷子，光棍两条”。再后来，国民党给老兵们发了一笔可观的养老金，老刘思乡情结更浓，每年回一次就不想再走。可是，尽管他的腰包鼓了起来，心里却对那些亲戚已经凉了。所以，在齐长德的动员下，他情愿把钱拿出来修桥补路积阴功，也不给那些虎狼亲戚。
齐长德在村部开了几桌酒席，我们说话间就要入席了，刘春亭镇长派人骑摩托来叫我，说县交通局屈应先局长带一班子人来了，有要事相商。这屈局长是我的老同学，我心里已经把修路放上了位置，正好比“瞌睡时送上来枕头”，我非常高兴这么一个客人来访，自己必须回去热情接待。于是，弄得齐长德好没面子，只好由我走了。
回到镇里，已经将近下午两点。坐在酒桌上，这老兄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先喝酒，坚持要把事情说完再吃饭。他的来意是，县城南边的三个乡镇的县乡道路，还没有一处是硬化路面，县委、县政府责成交通局研究一下，拿出办法，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他们首先想到了灌河。应先说，从县城到红庙乡7公里，这应当由红庙乡修，他们没有疑义；出红庙的17公里山沟，虽然属于红庙乡的地界，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多少村庄，路实际上是你们三个乡镇的公共道路，到时候你们三个乡镇共同修。到了分水岭向东南方向这9公里是你们灌河的。过分水岭后，再从小桐河村叉出的道路是通向孟坪乡的，虽然在你们境内也有两公里，实际上应该由孟坪乡来修，你们应当承担点民工建勤任务。咱们是老同学，我知道你干事情干脆，这路迟早要修，早修早主动，也是你到灌河为人民办的一件大好事。老哥我就是想让你早出政绩嘛。我打算给你最大幅度的优惠政策，让你开这头一炮，你这里一行动，一下子就能把他们轰起来。至于资金，按现在的最低造价，每公里需要投入15万元，交通局给灌河拿4万元，其余由镇里自己筹备。我边听边算，也就是说，镇里需要筹资99万元，这怎么行？应当向他多要一点。于是，就开腔说，应先哥，多谢你对兄弟工作的支持。可惜，我干不了。因为，我们刚刚搞了教育集资，再拿这么多钱说什么也办不到了。他原以为我会很爽快地答应的，谁知我这么一说，一下子显出着急相来，我猜他的本意是要我带头，好去将红庙乡和孟坪乡的军。春亭也知道我心里有修路的打算，见我竟然这么表态，也摸不着头脑，只盯着我看。屈局长说，你不要卖关子，我知道你想修这路，你要是嫌给你的钱少，还可以再商量。不过，按国家规定标准，一公里只给补贴3万元，我可是已经大大破例了。我说，你要是真想让我干，咱们对半出资。就这样搞来搞去，最后，应先说，交通局每公里只能出6万，镇上投入9万，再不干可别说我对老同学不够意思，算我们今天没有来，你这酒我也不喝毬它啦。我说，事办不办，酒得喝！于是，我和春亭相视一笑，我说，“刘镇长，这押你得画，你说吧，干，还是不干？”春亭说，“听书记的。”就这样，算是拍了板。
我从党政办公室调来全镇的经济报表，上面写着社会存款余额8千多万元。这一个数字表明，在这一百九十八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这六万多口人中，存在着这样的资金规模，拿出一小部分，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应该不成问题。在办学集资时，全镇群众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我感到，修一条致富路，仍然是一件群众满意、高兴的大好事，也许这份热情不低于那份热情。至于如何运作，我想开一个党委扩大会，让大家认真酝酿一番。
党委扩大会上，我讲，我们修这条黑色路面，意义非常重大而深远。这是灌河镇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灌河镇应该从我们这一届党委、政府开始，彻底结束没有硬化路面的历史。县委、县政府关注我们，主管部门支援我们，灌河镇的群众看着我们。只要我们打响了这头一炮，不要说孟坪乡会起来仿效，至少把北边紧挨县城的红庙乡能够轰起来。从灌河到县城这33公里，我们9公里，红庙乡7公里，一下子就可以解决16公里，我们进城的交通条件就会大大改善，请大家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一开始，同志们的情绪十分活跃，大家本来就正在为办学集资成功而兴奋着，说起修路，更显得特别高兴。人都是想多干点事情的，过去曲广远书记只抓乡镇企业，只有主要领导整天奔忙，许多机关干部却没有用武之地。大家有时就闲得发慌。今年赶上这集资办学和修路两项大动作，都需要全体动员，全体动作，人人都使得上劲儿，所以大家就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感。可是，到了研究集资的办法时，大家就有些沉闷，发言不再热烈。副镇长华秋实说，“你猜，贺书记，我不是打摆这件事情，实在是老百姓太穷，一年集一次资还差不多，一口气整两回，叫大母你也受不了哇！”大家哄地笑了——因为他说的是个小典故：解放前当地有一个小财主娶了两个老婆，一开始一轮一个月睡觉，两个女人都嫌时间长，于是改成半个月，仍然嫌时间长，后来改来改去，怎么都不如意，一直改到与一个女人睡了前半夜，与另一个女人就在后半夜睡。一天晚上，这小财主与小老婆睡到三更天，被大老婆从这个热被窝叫到另一个热被窝，没有多久，就大哭大闹起来，直吵得左邻右舍都睡不成觉，邻居大娘来劝他们，这大老婆哭诉说：“他和那个小妖精干了半夜，也不留点劲给我，那玩意儿成了小软虫，干抿也抿不里边，叫人都快急死了，大母啊，叫你你也不愿意呀！”那大娘扭头就走，再也不来劝架。——我哪里有心情听什么笑话的，有点不高兴地说，“不要闹了，你说说集资的困难在哪里？”华秋实有点尴尬地说，“贺书记，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咱灌河镇是山区，群众的底子很薄，集一次资时，大家还能承受，不出一个春上，摊派两次钱，恐怕群众不会接受。”几个老同志纷纷表示赞同。我说，我已经查了社会存款余额，全镇八千多万元，拿出七八十万元，只不过是其中的1%，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几个当地的同志说，“贺书记，那个数字不能反映问题，灌河镇的人贫富差距很大，你看这些钱其实都是在少数人手里，广大群众手里真的没有那么多的闲钱。”我想想，大家说的确实有道理，又让春亭说说用些什么办法，春亭说，“我和郑富贵秘书商量了一下，我们这里矿山多，全镇大车就有八十多辆，你看，是不是可以从这上面做一些文章？”我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当场估算了全镇大小车辆数目，做出决定：每辆大车出2000元，每辆小车出1000元，每辆拖拉机出500元，每辆自行车出20元。也就是说，凡是带轱轮的都拿钱来，只有走路的不用拿钱，因为从用脚走路的人看来，修不修油路面没有关系，两只脚不仅可以走路，还能够上树呢。大家对这种方法没有特大的异意，我就让两个办公室以党委、政府的文件起草下来，准备动员会议的材料。
事后，心情总觉得有些郁闷，原来心里想的办实事、办好事，一定会得到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谁知道真正干起来，并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局面。既然党委会上已经定下了调子，不再向全体群众摊派集资，也就没有必要开“八个全体”的动员大会，然而毕竟还有不小的集资任务。于是，我决定会议只开到村干部这一级，由他们下去动员集资对象。在会上，我讲了这么几个意思：一是“要致富，先修路”，举了林州人民战太行的例子，举了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前期主要是靠修路的例子，举了本镇因为道路不好，有限的资源潜力不能得到发挥的例子。镇党委、政府下决心打开山门，为加速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环境。二是讲了这条路不是修不修的问题，而是如何修的问题，县里对我们支援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三是讲了这一次的集资办法，谁受益，谁出钱，不能向群众摊派，要求各村下去务必动员好群众，把能够收的资金抓紧收上来。
会议下来，黄九成、方明伟等几个支部书记就到我屋里，说这钱不好敛，特别是有车的主儿，玩车差不多都玩穷了，各自欠了一屁股的债，再让他们拿出这么多的钱，恐怕很难办到。我感到这些同志实在右倾。就非常气愤地说，咱们镇这么多的车辆，这么多的车主，谁不知道他们有钱？买台车，一天就能挣一、二百元。说句不好听话，我经常听说，司机们吃饭时，在路边店摸一回“鸡子妮”，也要四、五十元，这千把块钱，少他妈的嫖几回窑子就赶出来了。修好了路，走得最多、走得最快的，还不是这些车辆？叫他们出点血，就跟杀他们一样，叫我如何也想不通。就这样，软里硬里批评了他们一顿，他们见我的这么粗的话都说出来了，显见决心大，定了的事情决不会再更改，也就没有敢硬顶，只虚虚地表示，贺书记，请你放心，我们回村里加倍努力，力争完成任务。
紧接着，镇里加强了包村干部队伍，把机关的全部人员定了任务，赶了下去，帮助村里做工作。几天下来，收效甚微，全镇集中起来，不到十来万块钱。我心中不免有些着急。县交通局催着要开工，我们就研究出一个办法，不管集资如何，先开工再说。五月九日，县委、政府两办主任、县交通局一干人等，和我们在分水岭下来的第一个村小桐河，举行了盛大的开工典礼。副镇长郑东方当上了主持工作的副指挥长，由老镇长孔祥顺配合，天天在工地上组织突击，分到各村的民工建勤任务，也就是拉土、拉沙。任务一下达，全线立刻上马，很快掀起了高潮。十几里地的路面上，人欢马叫，彩旗飘飘，热闹非凡。从群众的积极性来看，形势大好，至少可以看出群众是真心拥护修路这一件大好事情的，出力的热情远远超过以往的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感到十分欣慰。
就在这喜忧参半的情况下，有一帮司机到机关上访，无论怎样劝说，他们都是一口咬定，修路是件好事，但镇里叫交那么钱实在出不起。对于这些人，抓信访的副书记井春跃和信访办牛主任反复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可就是有人破口大骂书记、镇长，说这些当官的为了政绩不顾老百姓死活。我们反正没有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个老百姓不怕你###书记、镇长撤我们的职！闹着非找书记不可。当然，同志们以书记繁忙为由，终于把他们都劝走了。大家向我汇报以后，我这脑门子上就想往外窜火。我马上召开班子的紧急会议，共同分析对策。我说，你民心似铁，我官法如炉，我就不信我这炉子克不动你们这些生铁块子！最后决定，村里实在收不上来这块钱，镇里组织力量，成立集资队伍，无论如何也要把这钱给敛上来。各村收拖拉机和自行车的集资，其余的大小车辆由镇里在交通要道口处设立路障，统一收缴。一车一本帐，一次五十元，不交不能走，何时交齐了，发光荣证。
设立路障以后，有十来天光景，收费工作就有了明显的进展。一天下来，多少也要见几千块钱。后来就不行了，几十个守候在镇里四个路障口的同志，挨的骂受的气就不用提了，天天都有挨打的，大家的意见很大，动不动就给副镇长郑东方和老镇长孔祥顺撂挑子，说这简直不是人干的活儿！同时，一些同志私下向我反映，其实收费阻力最大的就是一些支部书记，他们不是自己有车，就是近亲有车，普遍经营情况不好也是真的，有大车的老板只有少数可以赚钱。这是明面上的事情，暗地里还有两条关键因素：一是“有头脸的人不出眼子钱。”这一次集资办法不是平摊，有点“吃大户、打富济贫”的性质，逮的都是有头脸的人，革命动力成了革命对象，他们感到吃亏，咽不下这口气。大家平时沾光沾惯了，用这种办法自然难以接受；二是“水深人不过。”普遍反映收费标准定得太高。现在正值春天，青黄不接，收入实在上不去，一下子拿那么多的钱都感到承受不了。所以这些本镇有头脸的人就不停地在底下煽风点火，抗拒交费。后台是他们，前台是司机。支部书记们阳奉阴违的态度，是这次集资的最大障碍。我想想也是这个道理，总之从心里已经感到这个举动有点操之过急，办实事没有硬指标，一年办一件实事也就可以了，四月八日刚办了学，五月九日又要修路，一个月的时间就办两件大事，过于急功近利，不知不觉地吃了夹生饭。但我也清楚地意识到，不干则已，既然已经干上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定要干下去。这也是对我的意志的锻炼和考验。于是，召集同志们开会，反复统一思想，要求大家无论千难万险，也要把路修好，给人民做一件大好事，我相信，只要把路修好了，事成怨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又把几个有车辆的村干部找来，分别和他们谈话，教育他们做出牺牲，顾全大局，配合党委政府作好群众工作，要用实际行动支持我这个党委书记的决策。这些人都把胸脯拍得山响：请贺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要作好工作，带头交费！可就是一统计进度，进展仍然不大。
这天中午，陪交通局来的张副局长喝了点酒，心里有事儿，就容易醉，送走他们，回到办公室就睡了。忽然，电话骤响，拿起来一听，是春亭向我报告说，有近二十辆东风拖挂车，冲过路障，到县城上访告状去了。我一急，酒醒了大半。真他妈的操蛋，有这个必要吗？因为一、二十辆大车统一行动，规模太大，影响恶劣。要知道，“人怕输理，狗怕夹尾”，设路障收费，不是“朝庭老子封过的”事情，本身就是乱集资、乱摊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反映上去我肯定不占理。看来我这“官法”真是克不动这些“生铁”了。于是，我一边交待春亭向县公安局联系，请他们出动防暴队迎头拦截，千万不能让这些车辆进城到县委、县政府去闹。一边叫通讯员喊司机沈小勇马上备车，我们火急出发，从后边追上去，伺机再做化解工作。
这真是一场许多年来在山区少见的汽车“一级方程式”拉力赛。我们出得门去，司机小勇用了最高超的开车技术，向前猛冲。因为我们已经听报告说，那些车辆已经翻过了分水岭。幸亏民工建勤拉的土、沙几乎把路道塞满，大车跑得不快，我们追到分水岭上时，由于天气干燥，只看见远处一条黄龙滚滚向前，小勇就把车开得更快，到底是桑塔纳，轻便灵活，穿行在迷迷茫茫的土雾之中，一直追到离县城不到四公里的地方，才赶上最后一辆车。追赶中，小勇每拉一把方向就超过一辆，这些大车司机毕竟是老百姓，他们看到书记的车不要命地追他们，就纷纷让道，十八辆大车很快超过，小勇把车一横，就堵死了他们勇往直前的上访道路。恰在这时，老田虎（他已经调回县局，做了防暴队队长）带一行三辆警车，也鸣着警笛，呼啸而来。小勇叫我们不要下车，他去和老田虎说了一些什么，老田虎就带了几个警察走过去，把大车司机们叫下来，和他们进行交涉。我也要下去，春亭拦住说，“不能下，贺书记，看这些人的样子能把人撕吃了！”我不信这个邪，就拉开车门，下去直接到人群中去。在路上小勇已经告诉我，挑头的是鲤鱼岭村的一个叫黄建成的，我想，擒贼先擒王，就先从你黄建成头上开刀。我不认识他，到了人群中，吵闹声一下子小了许多。我向人群冒喊：“建成，建成，你出来一下！”人群中，一个穿短袖汗衫的三十多岁的人应声而出，小踮脚跑到我跟前，搓着手很尴尬地说，“贺书记，你看，你看……”那时，太阳正好压山，天有点冷，或许是他有点害怕，我看他有点哆嗦，就不等他往下说，关切地问他，“你穿的冷不？”他说不冷。我说：“跑毬啥咧，丢我的人，还是丢咱灌河的人哩？”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反正大伙一轰就都来了。”我说，“你去调头吧，回去再说，明天咱们再商量！”他有些为难地说，“贺书记，我不是第一号车。”我说，“是不是没有关系，你先调回去，明天你去我办公室，咱俩好好谈谈。”他不敢犟嘴，连声说，“好，好。”顺从地去了他的第二号车上，发动车调头开着回去。别的司机一见，领头的撤退了，也都离开干警们，纷纷上车调头，黄龙又滚了回去。
春亭这时才走下车来，脸还有点煞白，显见受惊不小。我们握住田虎老弟的手，非常感谢他的支援。田金虎说，为领导保驾护航，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到底还是贺书记厉害，几句话就把这些人给说回去了。我说，“田老弟，司机们都怕警察，没有你们到来，我这力度绝对不大。刘镇长，这样办，反正事情已经结束，我们回城里请我们田大队长和弟兄们撮一顿。事大事小，告状的回去就行了，大家休息一下明天再说。”
这些车辆，回去的时候仍然余威未减，余怒未消，司机们把我们设在沿途的路障都扔到了沟里。面对这种情况，我只好报以苦笑。但是，领导人的意志也不是随便可以摧垮的，我必须想尽千方百计，也要把路修好。我最担心的是设立路障这个举动，确实是一种毛病，经不起告状。于是只好与上访人妥协，决定降低集资标准，原来的集资任务全部减半，同时规定，一时拿不出来的，镇里就登记造册，何时有钱何时交。灌河的群众还是听话的，他们接受了这一方案，这场风波基本得以平息。我就到县城找到农村信用联社的老朋友皮主任，请他给予支持，贷出50万元资金，直接拨给公路段，镇里的花销我们自己解决，这就保证了正常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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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15)
第十五章
选能人任职配齐村班子
派要员尿泡浇灭乱上访
镇两委班子换届以后，村班子的调整也正式开始。按照县里的统一部署，村级换届村村必搞。我根据在县委当整顿后进村办公室主任时，对全县46个落后行政村进行整顿监控的实践经验，觉得这样办实在不妥。在基层工作，什么事情都不能一刀切，必须按照实际情况，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切不可盲从上级机关的一切指示。党委会上，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听情况汇报，我感到，灌河镇各村的班子整体上不错，大可不必全部揭盖子，动班子，那样势必造成混乱局面。于是，经过认真研究，决定采取“大稳定、小调整”的方针，不搞集中突击，而是经常不断地开展班子建设。
农村干部和党员队伍，特别是山区的干部和党员队伍，跟理论上讲的绝对不一样。不能完全说是什么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家族势力往往占主导地位。一个小行政村开个会，差不多就是一大家子人在议事。有的村一个支部书记一干就是几十年，关系盘根错节，想拿他就拿不掉。有人说一个山区村的老干部为了怕年轻人当干部，常年连个党员都不发展，出现了“七个党员八个牙”的现象，应该认为这并不夸张，确有其事。就比如灌河北区的戴岗村，支部书记叫戴保聚，在他们村一直当了二十几年支部书记。老戴家是大户，全村一千多口人中戴姓就占七百多口。另一个大姓是老木家，占三百多口人。以前老戴家一直当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发展党员从来就是姓戴的一姓人。后来，姓木的一个年轻人考上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渐渐地做了大官，姓木的就有些扬眉吐气，终于姓木的年轻人的大哥进了班子，这个村算是有了一个能人当上了村主任。这个村主任工作有能力，与支部书记两人一直配合得还不错。但是，一旦到了村主任要求入党时，家族势力就占了上风，镇里派出工作组坐阵指挥也通不过。恰恰相反，上级越是要求解决这个主任入党的问题，他受到的抵触情绪就越大，就越是难以通过，因为村民们唯恐姓木的夺走了他们的江山。党内又有党内的规矩，党员会议通不过时，想发展一个党员只能干瞪眼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村主任的组织问题久拖不决。对此，木主任的弟弟对镇党委很有意见，从北京传来话说，老家的党委书记是软蛋一个，连个党员都解决不了。只有木主任知道党委书记和党委为了他用了不少心力，倒也没有公开抱怨。最后一次，党委以拿掉戴保聚支部书记相压，要求他在底下作好党员工作，他表示一定要努力，可到了开党员会时仍然没有通过。我这个“软蛋”书记非常生气，一度想把戴保聚拿掉，但这个支部书记各项任务都落实得很好，党委也实在不忍心损兵折将，对于木主任的入党问题只得作罢。木主任一怒之下，撂下挑子，外出打工去了，虽然后来发了财，但对这件事情始终耿耿于怀。
灌河镇西南角，紧挨着孤石滩水库的一个行政村是草场坡村。这个村的支部书记姓严，原来是个民办教师。前几年村里没人干支部书记时，由于不容易选人，党委看他有点文化，是块材料，就动员他暂时离开学校，当上了村支部书记，并且许愿说，只要有转正指标优先予以考虑。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温和，好在村里的群众不很吊蛋，各项工作虽然不在前边，也不算落后。他一家四口人，老婆、儿子和媳妇，因为老婆不会生育，他的儿子是抱养长大的，这个儿子娶了媳妇不久，受同学的影响，一心要出去打工，就剩他们三口人在家，没有多久，他就给儿媳妇安排了一个生育指标，并且亲自努力播种，媳妇的肚子慢慢地盖不着了，又据说跑到开鲁县偷偷地做了B超，是个男娃，就舍不得做掉，急忙把孩子叫回来，试图加以掩饰。谁知儿子回来后说什么也不认帐，要么离婚，要么出走，闹得四邻皆知。支部书记的脸上无光，觉得没法再干下去，就到党委交差，说是现在民师转正必须考试，自己好歹干了多年，这个机会丢下实在可惜，这个理由说起来冠冕堂皇，党委又不能搞一个指标解决人家的转正问题，只得同意，后来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个托辞。不管如何说，草场坡村缺了大员，就需要抓紧物色一个支部书记。老镇长孔祥顺建议，该村有一个人选，叫严加喜，是个退伍军人出身，回村后曾任过几年支部书记。在任时，性子梗直，公家的光一分也不占。有一次，在高中读书的女儿与在镇里开会的村干部们一起吃了一碗烩面，回去后，严加喜把钱交给村会计。会计说，就这么两块钱，算毬了。严加喜说什么也不同意，硬是把钱交了。组织书记左平奇也说，村里的党员们都反映，除了严加喜，其他人谁也拿不下来这个支部书记。又听听镇长刘春亭他们几个主要领导的意见都比较一致，倾向于用这个人。问题是这个人已经干够了村干部，发誓赌咒说啥也不会再当村干部了。他在部队里学了点医术，不当支部书记以后，在村里开了个药舖，当上了赤脚医生。因为勤学好问，医术不断见长，在那个小山湾里已经小有名气，家里也比较殷实，让他当干部肯定不会接受。我越发对此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觉得，这样的人不用，用什么人？你越是不愿干，我就非让你干！我分析，有“老别子”脾气的人最怕激，清廉的干部最怕党的规矩，于是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把组织书记左平奇、组织委员马国朝、组织员刘子世三个人叫来，安排他们一起去草场坡村，做“李渊劝将”工作，但也不必“三顾茅芦”。我说，“有了你们三个大员去做工作，我想他大约不会不听安排的。”三人都很憷一头，觉得这人不好说话，恐怕难以完成任务。我说，“也不知你们这是怎么啦，难道安排一个干部比罢免一个干部还困难？”平奇说，“贺书记，你是不知道，现在农村就是怪，有人挤破头要当干部，而有的人就是打烂头也不愿当村干部哩。”我说，“好吧，你们先劝他，如果不听，他总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就把我这个党委书记要说的四句话记下来，找他传达。”平奇他们三个赶紧掏出本子，我一字一句一顿地说，“第一句话是：这个村非要他干不可，不是他干不行！第二句话是：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第三句话是：如果还不答应干，就按照组织原则，召集全体党员，硬宣布他是本村的支部书记！第四句话是：如果还是坚持不干，就让他上镇里找我来！有了这四句话，我不信他不干！”平奇他们晚上回来时，都喝得晕忽忽的，我已经睡下，他们硬是把我的门敲开。三个人兴奋得脸上放光，说，“贺书记你真是把他算透了。刚开始，一说让他当支部书记，连茶都不想叫喝。后来，一传达你的‘圣旨’，没有说完，他问，这真是贺书记说的？我们说，你按第四句去落实吧。他竟然非常感动，说贺书记这么看得起他，没有屁放，干！就这样，乖乖地认帐了！”我一边夸他们会做工作，一边在心里说，这才是一块好钢，从此这个村就可以不费那么大心思了。
另一个是小桐河村，村支书叫王文海，长相非常英俊，穿戴干净整洁，一脸络腮胡子天天刮得铁青，一看准以为是一个城里的脱产干部。这个皮囊给了他很大便利，像齐长德一样，据说他在小桐河村里的相好很多。这些与他相好的妇女们，甚至互相争风吃醋，为了他的“爱情”，到地里干活时相骂不绝。但他干起工作来，却比不得齐长德，是个典型的“面条”干部，掂起一绺，放下一沓。小桐河村以姓王的为主，剩下的乱姓同居，本来就复杂一些，他没有能力管，于是就常年上糊弄领导，下糊弄群众。教育集资他完不成任务，公路建勤他仍然完不成任务，包片领导、包村干部，说起来就痛恨这样的人，抱怨党委为什么不把这号败类换掉。说良心话，我一是对支部书记视为各路诸侯，当成“心尖子、眼珠子、宝贝豆子”，轻易舍不得走马换将；二是刚到镇上几个月，不可棒杀干部，乱得罪人不说，主要是怕村干部寒心。因此，迟迟没有表态。后来了解到他在支部书记中间也没有什么市场，随即决定，用公路建勤名义考验他，我说，“同是一个阳光照，同是一个党领导”，为啥别人能够完成任务，他就不能完成任务？如果仍然完不成任务就拿他开刀！开始，他以为党委不会这样做，依然如故，黑睡大明起，根本不去用心工作，包片领导找不到他。到了第三次严重警告时，他想发发热，无奈群众长期缺乏组织，再也率动不起来。于是我要求包片领导开了一个党员会，宣布对他就地免职。同时，通过了解，任命当时在水泥厂当厂长的本村党员屈家和出任新支部书记。这个屈家和的老婆是镇里退休的一个副镇长的女儿，在屈家和家一直主政，也有权利欲望，所以动员屈家和出任支部书记时，屈家和说，我得回家给孩子他妈商量一下，一商量，他女人自己就满票通过，我们也觉得找对了一个人，稳住了一个村。他早就对王文海的作为看不惯，在自己女人的支持和教导下，一开始也信心百倍，有心大干一场。谁知好景不长，他总算是把民工建勤任务勉强组织完成后，由于王文海也在下面操纵，王家的势力一时甚嚣尘上，搞得村里乌烟瘴气，一些人找茬子打了屈家和一顿。派出所虽然派人把打他的人抓了几个，包了他的汤药钱，他女人从此看透了，说什么也不让他再干这村干部了。他就找到我交差，坚决不再干这“受累受气的###支部书记了”，村里一时群龙无首。
在我未到灌河上任之时，我就从同僚处认识一个叫张明乾的人，此人思路清，口才好，为人豪爽仗义，乐善好施，在群众中很有威信。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当了村里的造反派，突击入了党，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员给罢免了，从此，一门心思做生意，倒也发了点小财。在一起喝酒时，我觉得此人是个帅才，只不过是怀才不遇，从政的心并没有泯灭。目前正当用人之际，我不由得想起了这个人才。我打电话问了县委办的老兄，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这个人完全可以用，治理小桐河绰绰有余。又征求了县委组织部的意见，组织部副部长说，这样的人可以重新入党。于是心里就有了底，又不好太明显地告诉左平奇他们，让他们太懒省事。同时，由于没有深入了解，也不知道此人究竟在群众中有多高威信，就让平奇他们认真去考核。平奇他们已经尝到跟着我工作的甜头，于是又向我要“锦囊妙计”。我说，“有啥锦囊妙计？这个村原来的干部一直太软，才下了台，新任支部书记又一度造成混乱，没有强有力的人出现不行，你们只要在村里给我找一个‘一鸟入林，百鸟不语’的人就是最大的成绩。”平奇说，“看来你心中已经有人选了，干脆给我们说说，一安排不就妥了。”我说，“先不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摸吧，看看我们是不是想的同一个人，最终以你们摸出来的为准！”平奇说，“反正贺书记你的思路清，方法活，按你说的没有错。其实‘一鸟入林，百鸟不语’就是真经啊，我们就循着这个原则找吧。”果然，几天后，他们找我汇报，我说，“你们先不说是谁，我在纸上写一个人的名字先翻过来扣在桌上，等你们说后，咱们对一对是不是同一人。”他们就把如何工作、如何发现人才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甚至连张明乾的历史遗留问题也说得清清楚楚，怎么解决这个人的问题也拿出了方案。并且强调说，这个张明乾不管与你想的是不是同一个人，也都符合你说的标准，建议一定得用这个人，不然小桐河仍然有好戏看。我把那张纸翻过来让大家一看，春亭首先惊呼：“我操，这不是不谋而合嘛。”平奇他们几个说，“贺书记，你是怎么发现这个人才的？给我们讲一讲嘛。”我卖个关子说，“军事机密，无可奉告。”平奇说，“你这么有把握，早不如直接给我们说说不就省劲了。”我才说了我怎么知道这个人的过程，不过是没有来之前在一块喝过一次酒，就这么一点点带有传奇色彩的来历，大家听了大笑。组织委员马国朝说：“这叫做：贺书记注定灌河当书记，才能够早年慧眼识英才！”
青石沟村支书史敬先，在村里作风比较“开渣”（有魄力），几任领导都给予了充分肯定。我来之前，他才劈了一个山包盖了一处新宅子。后来有人说，他开辟的这个新宅子风水不好，因为房子盖起以后，他女人就开始有病住院；刚出院回家，他的孩子又掉进了红薯窖里，差点没命；大年下的，他买了一挂长鞭炮放放，崩崩秽气，结果把柴垛点燃，着了半个灶火；救火时又烧伤了脚，过罢年两个多月，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到镇上开会村里专门派三轮车接送，大家玩笑说他成了专车书记。这还不够，因为他的村东边果子峪村有几个人常年告状，也传染给了他这个村，于是几个群众就跟他捣蛋。灌河人奇怪，也许是去省城的路比去县城的路好的缘故，只要上访，既不上镇里，又不去县城，也不到市里，一头就往省会里钻。告不大的小事也跑到省里。山里人一到大都市就成了“大傻蛋”，家里穷，出门时带的钱就肯定少，到了卞州那样大的都市，这些山里人晕头转向，吃不好、没地方住，有人连信访部门的大门朝那里开都没有找到就回来了，又冻又饿，心里发誓不会再去第二回。山里人又自有他们自己的狡狤之处，对自己吃的苦、受的罪守口如瓶，反而吹嘘“省里领导如何如何的好，管吃管住，给好烟卷子抽，好茶叶水喝，回来还给送二十块钱的盘缠。”老百姓好糊弄，于是大家对能够去省里上访很神往。接着，又有人上当去上访，回来照此办理，再骗其他人继续上当。青石沟村的上访人就是听了果子峪村的上访人说得心里发痒，也抱着找到大官，一炮告倒史敬先的必胜信念，满怀革命的战斗豪情去了卞州。结果连省委在哪里也没有找到，一个识字较多的人说，我们不能白跑一趟，死马当成活马医，不如找个邮局把告状材料寄给省委书记吧。他们就买了一个信封，写上“省委书记亲收、您的一群老乡寄”，可能是秘书真的把他们当成了省委书记的老乡，竟然天真的把信交给了省委书记，估计省委书记也不过看了两眼就顺手批转给信访局阅处。这一批不打紧，层层跟着下达批示，最后由县纪委批到镇纪委查处，并报结果。镇纪委书记牛振山把层层批件交给我看后说，“贺书记，看来这里的问题相当严重，怎么查，由你来定夺！”我在县委办公室多年，这号事情见得多了，又看了看批得密密麻麻的信封上，写的歪歪扭扭的字，是“您的一群老乡”，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如果反馈给省委书记，他一定觉得非常可笑。又看看内容，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就说，“振山，你现在不用调查就可以向上写汇报，‘经查证，没有实据’就行了。”我又给振山讲了我对这封信的看法分析，振山明白了，“对，就是这么回事！”他又问，“那村里的老百姓咋办？”我说，“好办，抽空你带纪检委员去一趟，不要说省委有批件，只说党委见到了你们的材料，来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了。”振山说，“是深了解，还是浅了解？”我说，“据我所知，史敬先没有多大问题，这些人实际上是看着史敬先近段倒霉事情多，想落井下石罢了。你知道山沟里烤败的小火堆咋个弄灭不？”振山仰着脸不解地看着我，我笑笑说，“掏出你的###来，一泡尿不就浇灭了？！”振山明白过来，哈哈大笑：“这是贺书记教给我的最好方法！”结果，当振山找到那几个上访群众的时候，他们连去卞州上访的事情都不敢承认。后来，振山把这个过程讲给史敬先听，史敬先感动得掉泪。连声说，“谢谢贺书记、牛书记你们几个领导，我要是不跟着领导们好好干，就不是人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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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16)
第十六章
接匿名电话夫人吃干醋
借张扬亲情老公煞阴风
记得离开家上任头一天晚上，在外边喝过酒，晕晕腾腾地到家，女儿已经睡熟了，老婆还在看臭长的电视连续剧消磨时间等我。一见我回来，赶紧关掉电视，帮我向下扒拉衣服，含情脉脉地看着我，一腔缠绵就好像我不是出去当官，倒有点生离死的味道。在这种情调下，她说，我给你放一首歌听听吧，说着打开了录音机，邓丽君那种嗲声嗲气的歌声就在屋里轻柔地飘荡起来：
“送君送到大门外，有句话儿要交待，虽然已是百花开，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我一听心里就有点发烦，女人们就是如此德性，若说“男人护秃护瞎”的话，女人就是“护秃护瞎护###”！老夫老妻了，哪里有必要春心不改，酿造这少年郎的情调！放这样的歌曲，无非是告诫我到了灌河要洁身自好，不要去招惹别的女人。好像我不是去当党委书记，而是下乡当采花大盗一样，这种小心眼子真叫人受不了。心里一起火，就不等这台湾的傻泶女人唱完，顺手把录音机给关了。一下子，老婆就坐在床边上“嘤嘤”地哭了起来。我躺在被窝里，也不管她，任她在一旁抽咽，自寻烦恼。
约莫过了好长时间，在我将睡着未睡着之际，她看我一直不理她，无可奈何地关了灯，悉悉索索地脱光了衣服，与我背靠背地躺了下来。我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两口子之间，不就是那份亲情嘛。在县城里一气儿工作了这么多年，很少有分开过的时候，这一次毕竟是要分开了，十天半月见一次面也未可知，牵挂、担心都是可以理解的。想一想老婆这些年来，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也为了我没明没夜的工作，付出了那么多，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一肚子气恼就不知不觉地消散得无影无踪。于是，就扳她过来，她顺从地翻过身来说，“他爸，我知道放这样的歌曲你不高兴，可是还是要嘱咐你几句，早就听说灌河那个地方繁华，年轻漂亮的女人多的是，你又是去当一把手，你不招惹别的女人，那些坏女人也不会放过你，我实在有点不放心，我今天给你交待清楚，你可不要做对不起我的事儿。”听了这些话，忍住满肚子不高兴，没有理她。心里想，男子汉志在四方，哪能整天拴在女人的裤腰带上？！本来，县委领导总算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施展宏图的平台，当老婆的应该庆幸才是，却不料还没有出门，就先给予这些无聊的儿女情长的困扰和羁绊。老话说，“嫁个庄稼汉，一天三遍都得见；嫁个读书郎，一年四季守空房。”可女人们又总爱嫁给读书郎，却不甘心守空房，实在矛盾得无聊。男人不可太窝囊，窝囊了老婆就瞧不起，保不准红杏出墙；男人又不可太优秀，优秀了老婆提心吊胆，唯恐地位不巩固。老婆到底是老婆，比不得母亲，她根本不去考虑你的雄心壮志的抱负和鹏程万里的事业，一味地祈求婚姻、情爱的健全无缺。要是岳飞在世，他老婆肯定也怕他大鹏展翅，当上宋朝的领兵大元帅后就妻妾成群，说什么也不肯在他背上刺上“精忠报国”的大字，真是出发点不同啊。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让她就是自己的老婆呢。于是，就对她说，“放心吧，你没有想一想咱是什么出身，几辈子都是农民，现在可出了一个小官，不好好干行吗？别担心，没有女人能够缠上我的，我绝对不会做那对不起你的事儿！”她又要我发誓，少不得发一个毒誓，她才放心地睡了。
上任之后才知道，因为有车坐，回一趟家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老婆的担心也就随着时光逐渐淡化了。那种刚上任时的担心也就不再提起。
大约过了五、六个月的光景，司机小勇拉春亭回县城参加会议，回来时提着一大兜子东西，拉开我的门说，“贺书记，嫂子来了！”我心里止不住一阵狂喜，也有点惊奇：这女人怎么啦，不宣而战，说来就来了。小勇伺候老婆洗涮了一下，倒上茶水，知趣地带上门走了，我就忍不住上前要拥抱老婆一下，一直笑盈盈的老婆原来是装出来的。她一甩手，丧着脸就进了里间，打开电棒，在床铺上翻拣起来，被褥、枕头一会儿就弄了个乱七八糟。我心里明白，这女人八成是受了什么影响，查我的细来了。翻的目的无非是看一看有没有长头发、发夹子之类的女性用品。心里莫名气恼，就不再理她，随她的便翻去。心里说，女人就是这种怪东西，总是吃不相干的干醋，自己反正没有毛病，抓不到啥把柄，兴师问罪也得找到借口。无怪乎一个笑话说，一个好吃醋的女人，从来对自己男人不放心，只要男人从外边进家，就要翻个遍到，找到了一根长头发肯定要大闹，一次找不到长头发了，仍然哭着骂道：“你龟孙真不要脸，连尼姑你也搞！”
等了好大一会儿，老婆从里屋出来了，脸上的天气正在由阴转晴，我恼怒地说，“你这是干毬啥哩，到这里是找我的事儿来了？”
老婆说，“不是我要找你的事儿，你给我说说，在这机关里，你给哪个妮儿好上了？”
我有点丈二金刚——摸不住头脑，这是从何说起呢？就很不高兴地说，“你说吧，到底听到什么啦？”
老婆说，“我今天早上接了一个电话，是一个女人要的，她说她是你男人情妇的妈，她的闺女是你们单位的一个女孩，她闺女回家哭着说，要嫁给你男人，你赶紧离婚吧，反正俺闺女不再找婆家了，就等着他！”
我问：“就这些话，你也相信？”
“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反正我气得不得了，正好小勇给我送东西，我就趁车赶来了。如果没有这事儿也就罢了，如果真有这事儿，我饶不了你！”
我说，“你就是糊涂，你不想一想，能有几个母亲用‘情妇’这个词说自己女儿的？我当这个书记，在灌河镇，是这六万多人之上的第一人，有多少眼睛在盯着我，别说不会出这号事，就是有，还不早闹得满城风雨了！我每天都在避嫌，来个女人就敝开着门儿，也从来不在招待所那里休息，真他妈的怕处有鬼，痒处有虱！肯定是在村干部、村委会换届中得罪了哪路神仙了。你千万不要上当，千万不要往心里去，这一定是有人在想方设法糟蹋我们。反正当这个书记，明枪暗箭少不了，当我的老婆，时刻都得有这个心理准备。”到底是自己的老婆，一会儿心中的疙瘩就冰化雪消了，少不得到床上进行一番慰问演出，也算是不虚此行。
一场风暴过后，老婆柔情似水，软软地躺在身边，或许正在回味受到激烈撞击的甜蜜滋味。我却在仔细地分析，这股阴风的由来。想来想去，想得脑子发涨，到底也想不出这个阴暗的小人是谁，反正一定是在处理人的问题上得罪了他，才出此毒招，叫我腹背受敌。有什么办法呢，只要干上了这个党委书记，无论是谁，这种情况都是免不了的。
我问老婆，“能不能在这里住上几天？”
老婆说，“怕不行，孩子在家里，我让他姨看着，还好说一些，就是没能给单位请假。”
我说，“出了这个匿名电话事件，你得在这里住上几天，帮我树立树立形象。”
我这个要求，尽管老婆仍然对家里的生活和单位的工作放心不下，看来还是挺高兴的。于是，我亲自给她单位的领导打电话，说有事情，需要请一周的假。她的领导焉有不答应的道理？老婆又往家里给孩子们的姨妈打了电话，千叮咛万嘱咐把孩子照看好，才放下心来。
夫妻之间的亲情，是不需要伪装和演戏的，更何况我的意图就是要借机专门地张扬一下。在这几天里，我抽空就陪她，在街上走，去山上玩，到村里转，下河里洗，除了没有拉手勾胳膊，仅仅是不断地肩并肩的行走坐卧，就让人挺自然地看到了两口子的亲密无间。见了人我就把她介绍给人家是你的“嫂子、弟妹、大姐、阿姨”一系列复杂的称谓，人们依然知道这是一个尊贵的不可惹的女人，表情上总带有敬慕之意。老婆是个很有姿色的人，虽是半老徐娘，风韵的确精致，一点也不辱没我这个小镇首领。其间，机关里男女同志们都要来坐上一坐，有一些两口子一齐来了，我和男的在外边抽烟瞎吹，她们女人家到里屋嘀咕个不停，认识的、不认识的结交了不少人。有些女同志专门趁我不在屋里时来坐，还时不时地给她捎一些衣料、衬衫、花裙子、化妆品之类的礼物，老婆喜气洋洋，收受人家的小礼品满不在乎，有人甚至还送上礼金，我老婆坚决不收，给我挣足了面子。几天下来，她对我交往的男同事印象并不深刻，却对每个女同志记得很准，人走后，躺在我的身边，总要给那些比较漂亮一点的、独自一人来的女人身上喷一身黑，尿一身臊，说得人家一钱不值。我也不能辩解，心想，这些女同志的礼品都算是她妈的白送了。在这几天里，老婆风光极了，快乐得像回到了青春浪漫恋爱甜蜜幸福美满的时光，人人都来宠她、捧她，当她过足了当“第一夫人”的瘾后，心满意足地回了县城。这一个过程虽然仍有不少弊端，总归是利大于弊。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好事的人往家里打这一号匿名电话了。
谁知道，老婆心中的阴影是不容易散去的。我老婆是个醋味极浓的人，爱自己的男人爱得要死，恨别的女人恨得发疯。现在不时兴用夜壶了，要不，她有可能把这个有洞洞的东西砸烂，免得自己男人对着这些器物胡思乱想。但她也是深明大义的女人，说归说，不至于走向极端。有时候，在半夜里，会突然来个电话查岗，接通后总要静场十几秒钟，我估计一定是在听一听身旁有没有别的女人鼻息的声音，对这一号小心眼的人，实在是毫无办法。直到一年以后，确实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的事情，老婆心中的结才慢慢放松。
除了这种情况，这些年来，乡镇干部被妖魔化的情况并不鲜见。尤其是党委书记，更是首当其冲。有人编排我们这些乡镇头头，是“四想干部”——“想去哪去哪，想吃啥吃啥，想干啥干啥，想跟谁睡就跟谁睡。”生活糜烂得“一天一只鸡，三天一只羊，夜夜当新郎，村村都有丈母娘。”说说笑笑是当不得真的，要真是那样的话，有多少党委书记早都得给炮敲了。
一天，锡都市的王村乡党委书记张振中突然来访，着实令人高兴。我们这两个弟兄，虽然不属于同一个地市，却是邻邦，没有谋面之前，就已经在电话里联系上了。我曾经多次打算去他那里进行交流，人家却主动地先行一步了。我说，“张老弟，你来之前也不给我通报一声，要不我得铺上红地毯，准备二十一响礼炮迎接你！”张书记哈哈大笑说，“对不起呀，贺大哥，我只是在我的周边村转转看看，没有打算来搅骚你。听我们的群众说，你底下的几个村发展香菇搞得不错，就来偷袭了，到底是人生地不熟，找了几处，也没有找到，你得带我去看看。”
于是，我就带他去了卧牛坡村，看了徐县长来看的地方，他也很受启发。看到他这么感兴趣，更让我觉得，这食用菌的项目非搞不可。
回到招待所，我们把酒台当擂台，开展了一场恶战。不愧是当家人，喝酒中间，仍然想着、讨论着经济发展的大计。他鼓励我，一定要想办法把食用菌推广成支柱产业，这是你这里的优势，只要认真操作，一定能够成功。他说，他也准备搞这个东西，可惜王村乡的原料不足，要真搞这个项目，还得靠老兄多多给予支持。我说，“没有问题，我这里资源十分丰富，只要你需要，我就会大力支援你！”他的酒量很大，用醋水碟子一气儿搞了十几下也面不改色，气不发喘，但终因寡不敌众，喝着喝着，就喝高了，跌跌撞撞地回到他的吉普车上，拉住我的手，坐在后座上，有说不完的心里话。说他迷吧，也不尽然，忽然给我说，“老兄，我还得让你支持一下。”我慷慨地说，“我这里就像神仙庙——有求必应！”他说，“我办了一个小水泥厂，没有懂行的管理人才，想把你的水泥厂厂长挖过去，请老兄务必答应。”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讲了半天，才知道原来那个厂长已经在他那里上班好久了，比我到灌河的时间还长，我还不认识这个经营人才。但也意识到，肯定是这个人才说给了张书记，让张书记给我通报一声，一是出于礼节，二是留条后路。于是，顺水推舟说，“我们这个镇的人才能够给你做贡献，是我们的光荣和骄傲，就让他在那里毫无顾虑地干吧，回头我专门去慰问他！”
打那以后，我们两家来往不断。一次为了计划生育方面的一些事情，我派副镇长郑东方带一班人去他那里友好访问，人家倾全体班子成员出动，盛情接待，不到十二点就入了席。酒桌上，东方说起了大话：“张书记，贺书记在我们来时有交待，多吃菜，少喝酒，六点以前叫俺走！”好家伙，能够喝上一大晌，不得了，不得了，结果遭来了群起而攻之。我们东方不辱使命，到了西方把人家几个副乡级干部打得爬倒在了桌底下。真的到了晚上十来点才班师回朝，醉得一塌糊涂还胆敢向我表功，真叫人哭笑不得。
除了与王村乡友好来往，我们还与孟坪乡、红庙乡、瓦房店乡之间不停地相互走动，相互交流工作情况，交流工作信息，常常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在明争暗赛中，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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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17)
第十七章
建支柱产业就地取典型
为群众谋利南巡找出路
说话之间，麦收季节到了。这一年小麦虽然遇上了大旱天气，却又出奇地长得好，秸杆爽直，穗大穗多，籽粒饱满，色泽鲜净。这正是###总理刚上任时说了“三年不收成，老百姓有饭吃”的话以后。在这年的春天，一直没有下过透墒雨，天这么旱，群众都抱怨说，“当总理的不该说过天话”，人人担心麦季的收成不会好。谁知这麦子竟然这么好，老百姓都说，还是老天爷叫吃饭了劲大。其实收成好的原因，前人已经总结出来。老话说：“麦收八十三场雨”，这一年正好应了这个经验之谈。种麦前的农历八月份，下了一场透墒，给小麦播种垫了好底子；播种以后的农历十月份，又下了一场好雨，给小麦的盘根、分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后一直没有下雨，直到过罢年的农历三月份，才又下了一场比较大的如油春雨，对小麦的拔节、灌浆都十分有利。小麦是铁杆庄稼，“没有哭活的伯，没有瞎枯的麦。”三场雨下到了点子上，大旱之年小麦竟然获得大丰收，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我自己开车到全镇各村看看，心里很满意。说来奇怪，在学校、在县委办公室多年，从来没有关心过收成，当上了这个党委书记，天气呀，收成呀，每天都是揪心扯肝的。正所谓，是“父母官效应”吧。
乡镇工作虽然忙乱，其实也是有规律的。一般说来，一冬一春，才是干部们给老百姓找事的最忙时节。进入麦收以后，农活日渐忙碌，乡镇抓农业不过是瞎咋呼，没有几个群众会听你那一套。“老百姓扎镰，乡干部变闲。”越是老百姓忙的时候，你主要领导可以躲得远一点，也无碍大局。等群众一直忙到种罢麦，干部们才像过阴后还阳一般地露面，开始组织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工作，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显得特别有所作为。
办学、修路的间歇内，食用菌这个支柱产业我一刻也没有忘记。除了那次陪徐县长走走看看外，一有空就带上副镇长华秋实、食用菌办公室主任周礼中们到卧牛坡村去查看进展情况。这是一个技术性强、很不容易发展的项目，必须像郑付安那样，让群众真正看到实惠，他们才肯出来仿效。因此，我要求食用菌办公室把郑付安这个典型一定抓好，抓出成效。为此，县里分给的16万元多种经营农贷指标，我在党委会上，强调要求不能撒胡椒面，要集中使用，全部让分给了卧牛坡村，把他们这个村作为发展食用菌的试点。之所以选这个村做试点，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郑爱民，工作特别棒，是全县有名气的支部书记之一，就差给一个正式干部指标转干了。二是这个村有基础，郑付安、肖兴亮等十几户农民已经率先起步，并且收入颇高。三是这个村的资源丰富，郑爱民当支部书记有眼光，有事业心，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没有群众再上山砍柴烧了，他组织群众把山上的栗树毛毛都拢成了小树，转眼成了两把粗细的栗树。这是生产袋料香菇的上好原料。除了卧牛坡村以外，我们又在果子峪村发现了樊定金、草场坡村发现了娄明代、火神庙村发现了刘国玺，这几个人在发展香菇方面都已经走在了群众前头。特别是果子峪村的樊定金，大家说他是一个土专家，其实不然，他女人姚梅才是真正的土专家，这女人颇有几分姿色，娘家是石盘沟村的，因为家里穷，勉强上到初中毕业，没有能够继续上高中，也正因为家里穷，才嫁给了外憨内秀的樊定金。樊定金这个人没多少话，他女人的话却多，也很得体。据她自己说，这食用菌还是她最先从农村科普杂志上看到的，她就和樊定金摸索着干了起来，结果成功了。她说这些话时，一点也不像是吹嘘的，樊定金只是憨憨的笑笑。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不仅发展香菇，还试种了一种黄背木耳，原料只是一些花生糠、玉米芯，每袋成本用不了五毛钱，同时技术操作没有香菇那么严格。黄背木耳是一种大路贷，质量不抵黑木耳，因为造价低，却在饭铺里大兴其道。灌河镇的南边开鲁县城内有人大量收购，每市斤七八块，这样算来，一棚五百袋，毛收入可以达到五千多元，最易于推广。他们第一年试种，菌丝发得很好，到了伏天，才能见到分晓。一通百通，他们的地窖里，还试种有金针菇、平菇，都长得很好。看到这些，我心里萌生出一个支柱产业的大体轮廓，一个宏伟计划不断地丰富完善。但我已经汲取了修路的经验，告诫自己，不能操之过急，从点滴抓起，从典型抓起，逐步推广，相信一定能够抓出成效。
我对春亭说，“麦天了，没有多少事情，想不想出外跑跑？”春亭哪有不同意的道理？我说，“看来，食用菌这个支柱产业大有潜力可挖，千家万户都可以干，最适合咱灌河这山区。但是，目前还有两大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技术推广问题，第一年的投入最大，因为要建灭菌灶、建发菌室、建生产棚，一间投入不下五百元，群众要是没有技术，大动员、大上马的风险太大，号召了群众肯定不干，强压任务只会适得其反，孟坪乡的教训我们应该汲取；二是有一个与市场对接的问题，食用菌的市场形势究竟如何，我们应当出去考察一下，发动群众时心中才有底数。所以，我想，我们去广州考察一下，那里是面向全球的，尤其是面向香港和东南亚各国的商品集散地，信息量肯定足。”凡是当领导的想干什么事情，都能够找来道理，甚至是理论根据，不仅为了说服别人，也不知不觉地说服了自己。我也不脱这个套套，反正正好有朋友多次邀请上广州去开心，这广州就去得安鼻子带眼，有理有据了。不信，如果想去新疆乌鲁木齐或云南西双版纳，我也能够说得不去不行，非去不可。我俩商量了一下，因为财所所长范聚宝已经跟着我们到过北京了，这次就不再带他。带上新上任的派出所长去，这显然有点慰劳的性质。因为派出所平时给党委、政府配合得很好，对工作很有帮助。带他去的理由也能够自然而然地找出来：有了公安干警参与，办个边防证的手续容易一些，多少有点牵强，也是大家心照不宣、互相理解的事情。虽然不带车，司机小勇也想跟着跑跑，理由是在广州的几个灌河老乡他比较熟悉，便于联络，我们四人成行就顺理成章了。
安排好工作，择日启程。早己派司机小勇到鸭阳订好了直飞广州的机票。我们在鸭阳坐上飞机时，地面上的温度并不太高，在飞机上，一直处于恒温状态，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变化。在空中，我看到春亭的脸有点腊白，咬着嘴唇，以为他有点晕机，看着他一动不动难受之极的表情，真替他担心，后来他脸上的颜色才慢慢地转了过来。我们看着窗外，下面一片白云涌动，宛如大海茫茫，心里想着农民一到了麦收季节，何等繁忙！我们却在天上奔波，为今天的游乐开心，为今后经济发展操心。这种工作，比起农民来说，还是好过得多，无怪乎写《观刈麦》的白居易老先生说，“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宴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了。
一到白云机场，出了舱门，突然成为酷暑天气，只觉得一股热浪袭来，好像进入了蒸笼里，浑身流汗。老乡木春奎兄弟二人已经开车在外边等候多时。进了小汽车，凉风习习，看着周围的高楼大厦林立，人流车流在南国独有的绿树林荫下穿行，景色与北方截然不同，叫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徜徉在这花花世界里，倒也十分惬意。春亭的话依然不多，这时才惊魂未定地开了腔：“我日他个妈呀，这坐飞机真是快，就是有点后怕！”事实上，凡是初次坐飞机的人大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
灌河在广州的老乡不少，很有一点成就的就有好几个，木春奎在北京的一所建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广东南粤基础发展公司。这是一个国家一级建筑企业，具有修建地铁的资质，在广东省建筑行业属于老大。春奎工作几年后，深得老总器重，先是在工程指挥部干，后来就下到一个分公司去当小老总。当时刚刚开始实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正时兴承包责任制，春奎就成为这个小公司人财物全盘掌门人，每年只需给总公司上交可观的利润就行了。“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就是一场飓风，给广东刮去了满天飞舞的人民币。于是，正赶上大发展的机遇，春奎这个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农家孩子，乘势而上，跟着有了长足发展。老话说，“财不露白”，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他的手里究竟积累了多少资本。反正当晚就带我们去吃海鲜，一顿下来，报价一千多元，只见人家春奎眼皮也不眨一下，把我们当时很少见的银行卡递给小姐，去刷了回来，开据的发票，不动声色地撕掉扔在了纸篓里。然后再带我们去桑拿、按摩、唱歌，胜利地开展了一系列醒酒活动，没法弄清楚这一个激动人心的不眠之夜究竟消费了多少钱，有钱没钱，即此可见一般。不仅他自己发了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在家行三，本来属于小弟，却成了实际上的老大。几年间，分期分批把他哥哥、弟弟以及侄儿、侄女、外甥等一大群亲眷都带来了，分别自立门户，买了几台桩机、喷粉机等机械设备，专门做他的公司附属的活儿，收入相当可观。此外，还有省安全厅的一个处长、公安厅的一个处长等一批部队转业干部，都留在了那里，这几个老乡都是很有办法、行得动风的角色。所以一连几天，少不得宴请来宴请去，舌头喝成了木的，两腿喝成了拐的，脑子喝成了呆的。
当然，我们也并非一味贪玩，乐不思蜀，忘记了此行的主要目的，而是见缝插针，去了德化街、太平镇等几个大型的农贸市场，考察食用菌的行市。在灌河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自吹为“中原名镇”，其实所有的“中原名镇”，没有一个真正出名的，只有一个县某个镇的乡镇企业做假电料，全国曝光，那才成了“中原名镇”。坐在灌河看世界，正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到了广州，一下子渺小得近乎于无。广州历史上就是贸易繁华之地，一年两度的春交会、秋交会期间，全世界客商云集。我们考察的大市场，发往世界各地的农副产品应有尽有，光是那食用菌，就有着数不清的名目。而且不论商品属性，还是包装装潢，都叫人惊羡称奇。我们就把能够了解到的、凡是能够人工栽培种植的食用菌的品名、产地、销路、价格、包装、货运方式等能记的都记了下来，有一些干脆买了样品带回来。收获颇丰，感慨颇多，信心也有了，决心也有了，办法也有了。
真正出外转转，除了有一定目的外，更重要的是感受一下外边的气氛。整个广东省，都是一片经济发展的热土，“岭南春早”，这里自古属于蛮夷之地。在过去交通、通讯都不便捷的久远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原省可资骄傲的地方不少，卞州和朝天州都是古都，离中央最近，所以，形成了上边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下边就会刮风下雨。中原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动荡得最厉害的地方。人家广东则不然，山高皇帝远，等中央的指示传到那里，黄瓜菜早就放凉了，所以，那里形成了我行我素的好传统，并不怎么听上边的那一套，群众的自发性、主动性、创造性也就多一点。再加上与世界沟通较易，出洋淘金的华侨数以万计，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观念，经济历来比较活跃。这地方又毗邻香港、澳门，一旦开放，势如猛虎下山，很快就形成了锐不可挡的商品经济大潮。每去一次广东，就会感到有一次重大变化，没有一次不感到惊奇。别的不说，就交通条件的变化之快，是那地图印刷所不能赶上的。
其间，我们由于有在广东省公安厅当处长的老乡，所以去深圳、珠海观光当然不再成为问题。于是，就到中英街转了转。这个地方，我因为已经去过多次，并没有多少兴味，只不过为了陪着春亭他们几个，不忍拂他们的兴头。他们也是满怀兴趣，但是，香港早已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看景不如听景，才那么三、两年的光景，这个地方却好像尘封了多少年的历史，大家波澜不惊，连购买一点纪念品的兴趣也不复存在了。
镇委书记 (18)
第十八章
缴皇粮国税群众太踊跃
征统筹提留干部真费劲
“三夏”大忙，其实是群众的大忙季节，而机关干部忙的真正是夏粮征购。“皇粮国税”是祖先定制，几千年换汤不换药，是维系政权生存的必要条件，到了新中国也不例外。在大集体的年代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社会的最小单元，谷上垛，麦上场，收打种，上下忙，公社一道动员会，调子很高昂，意义非寻常，生产队里出劳力，扬鞭催马送公粮。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永远对那种红红火火的场面久违了。
夏征开始以后，我们党委、政府做出部署，把四个管理区分成四个时间段，让群众分期分批进粮站交公粮。这个期间，我们又把机关干部分成几套人马，到粮管所去维持秩序。我和镇长在高潮期间，亲自到站上视察。粮所所长华秋明出来迎接我们这两个地方上的最高长官，领进临时搭建的交粮指挥部里，敬烟泡茶，生怕我们感到招待得不够周道。我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对交公粮的知识实在是少得可怜，更不要说统帅这么庞大的队伍为国家做贡献了，对于这些芸芸众生，在花花绿绿的标语口号中，把忙忙碌碌一季子的成果，晒干扬净，轰轰烈烈地交售爱国公粮，他们没有任何怨言，体现出来的对国家、民族的高度敬畏、负责和奉献精神，心里浮生出诸多感慨和敬意。我对秋明说，你就别瞎忙活了，我们还是到群众中去。
于是，我们就开始对交粮的组织情况，为群众服务的情况，仓储情况，安全设施情况，有模有样的进行检查，少不得指手画脚的下达一些莫名其妙的指示，其实这些都是人家粮所工作人员早已安排妥当的。秋明跟住我们，屁颠屁颠地跑，边汇报，边唯唯称是，然后吆五喝六地安排下属人员，要求他们不折不扣地落实书记、镇长的指示。
到了群众中间，刘春亭镇长带的一付大黑墨镜，在骄阳的照射下，熠熠闪光。老百姓一看就知道镇里的主要领导来到了他们中间，一个个面带敬而远之的神情，纷纷空出一条通道，让我们在人流中顺利穿行。由于灌河镇人均土地少得可怜，全镇人均仅有七分耕地，一到交公粮时，就形成了一大景观：不见车水马龙，只见人群熙熙攘攘，大多数群众推着自行车，驮着半口袋粮食排起长龙一般的队伍，很少有装满蛇皮口袋的。更奇怪的是，有一大部分群众提着一个个小学生用的小书包，里边装的也就是应当交给国家的爱国粮了。我们也扒住群众的口袋看一看粮食的质量，随口问一些不咸不淡的收成如何，交了公粮，家里还有多少库存的话，以示对民生的关怀。反正这年头，人们也不缺吃的，他们也乐意回答我们的问题，弄得我的心情十分良好。正在飘飘然的时候，听到一个过磅处一片吵闹之声，我就叫办公室王主任和华所长前去查看处理。
过了一会儿，王世贵主任和华秋明所长跑到指挥部，向我们汇报，原来是二岗沟村一个姓明的群众，在交粮时，验质员在他的蛇皮口袋里插了一个签子，一看这粮食合格，在他的交粮单子上打了一个蓝色戳子，这个群众也不知是慌乱，也不知是不懂，扛起粮食咚咚咚咚地就进了仓库，吭哧吭哧背到上边，呼呼噜噜地倒了下去，急急忙忙出来以后，才发现本村别的交粮人还要罗罗嗦嗦过磅，就急扯白脸地给过磅员说自己的粮食没有称就堆进去了，过磅员白拉着眼表示，这没有办法，谁叫你不称就入库？他就要进仓库里重新装满再出来过磅，过磅员蛮横地说，你想得倒毬美，一入库，就是国家的粮食，“皇粮国库”你也敢动？！这个汉子就难为得哭了起来，一旁群众看不上眼，纷纷替他说话，过磅员说什么也不让他去装粮食，于是，人多势众，就大吵大闹起来。春亭说，“日他妈，真是邪门儿，哪有这‘二毬’不过磅就倒大库的事儿？”我说，“秋明，你把这事处理好，肯定是因为验质员没有给群众交待清楚。”秋明说，“反正百十斤粮食小毬事儿，我已经安排好了，让那个群众先回去，随后另行处理，反正不让他吃亏，这个群众就千恩万谢地走了。”我们对这个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接下来，就是结算。因为麦收以后，一年一度的征收农业税和“乡统筹、村提留”就要开始，不管群众交了多少粮食，要钱才是乡村两级干部的硬道理，这才是一场真正的恶仗。镇农经站早已把数字算好，任务分配了下去。灌河人由于交粮甚少，粮食结算款根本不够完成任务，群众必须自掏腰包，才能把钱给敛上来。这年头，没有几个群众是顺民了，工作量的确很大。老话说“小干大难，大干不难”，反正得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才可以把这一块钱抠出来。
可巧，就是在这一年的结算方法上出了问题。过去一直沿用的是“户交村结”的办法，只要粮食任务完成，一算一扣，其余再去征收就是了，操作简单易行。我们却为今年用不用这个方法犯了不少踌躇。从广东回来以后，县里就通知我和镇长、抓农业的副镇长、农经站长，连续三次开会，安排今年的夏粮征购及结算工作。其中一次是从中央一直开到乡镇的电话会，朱总理要求严禁“户交村结”，必须搞“户交户结”，强调指出，这是“高压电”，谁也碰不得！现在，各种媒体比各级会议还快，这种上级精神，早已通过无线电波，用广播、电视还有报纸、杂志传到了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了，正所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为此，我们的党委扩大会就认真地开了一次，同志们说，“这个老朱，真不了解农村工作实际，哪能够全国上下，千篇一律？看来他老人家根本不懂农村工作，要是能让他老人家下到乡镇挂职几个月，当一当基层党委书记，他就不会下这个死命令了。”说归说，精神总得传达贯彻。我们分析了灌河的实际情况，我就下了话，算是决策。我说，总理的话讲得这么厉害，说明各地确实存在有大量的问题，不然不会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但是，小平同志也说过，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就灌河的情况而言，用“户交户结”的办法，一家一户，几斤几两的去结算，发了钱再收上来，只能是折腾我们的老百姓。咱们权当是中央的高压电线扯不到咱这山沟里，想碰也碰不上。继续实行“户交村结”的办法，出了问题我担起来，真到时候把我拿下来了，咱们刘镇长接任我这个破书记继续干革命！听上去，大有着一股“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这样安排下去以后，并没有发现出了什么问题，各村群众上访，从来没有人拿着报纸找我们算帐，反映这件事情的。
到了收缴统筹提留时，我想起“朝三暮四”的那个成语的来历，和班子里同志们商议后，定下一个调子：要一反以往的做法，要求各村一定要先把村提留收足，首先解决村组干部的工资问题，然后再考虑镇里统筹的这一块。虽然属于“豆腐一碗和一碗豆腐”换换说法，但这个决定竟然对村干部影响很大。大家说，过去几任书记，都要我们先把乡统筹部分收上来，村提留收上来收不上来由村里自己看着办，反正是“镇里情（落）囫囵村情（落）破”，年年都是最后村提留收不齐，大、小队干部发不下来工资，叫我们“只拉磨不吃麸子”，这次贺书记优先考虑我们这一块，我们没有说的，把镇统筹也一分不剩交上来！我说，不能光说大话，出水才看两腿泥，你们得立一个军令状，谁拉全镇的后腿，我就掂你支部书记“这挂弦子”！青石沟支部书记史敬先赌咒说，“要是收不上来，就不是熊做的！”镇里搞了三天一评比，五天一站队，把村干部逼得嗷嗷叫，到第十天头上，各村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只有小桐河、西关两个村仍然拽蛋，落后了一大截。联想我到任后，组织的“教育集资、民工建勤、夏粮征购”这三大战役，西关村没有一次顺利完成任务，我就在心里给这个软蛋支部书记方明伟抺上了一个道子，恨恨地想，遇着机会，非把这小子拿下来不可！
在征收统筹提留的过程中，日积月累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冒了出来。哪个村都出现了一些“难缠户”、“钉子户”，他们以种种借口抵制交款。有的是因为宅基地没有安置好，有的是因为计划生育处理太过份，有的是因为上年结算不清楚，有的是办乡镇企业占了地，有的是开了矿，周边的土地没有复耕……反正理由很多，每天都有几个老大难村的群众到镇上访告状，哭哭啼啼，吵吵嚷嚷，骂骂咧咧。一般的反映干部作风粗暴的，处事不公的，贪污多占集体便宜的，还多少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些纯粹是无理取闹。石盘沟村的苏国华反映的问题极为可笑，他说，还是在生产队那年月，有一次队里少给他分了一箩头红薯，这件事他上访了十来年，也没有一个干部给予解决，早晚不解决，要钱没门儿！老子不要说没有钱，有钱也不交给这些坑害百姓的干部！信访办牛主任给我说，这小子，年年都是以此为理由抵制交款。这家伙是个“养人专业户”，与他的又瘦又小的女人当超生游击队，串了大半个中国，生了五个孩子回到村里，孩子是不生了，就是穷得叮当响，别说交钱，一到冬季，还得吃政府救济。吃归吃，从来不承情，不骂共产党，光骂村干部，是一个典型的“滾刀肉”。
兰家河村一个三十郎当岁的妇女，反映的问题更为奇特，她写了一个顺口溜，既状告村主任马恩义，又告了县人大副主任丁文强，因为文强是马恩义的外甥，因此就上挂下联了。告状信的题目是：“还管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内容是“山高皇帝远，强占耕地没人管；马恩义，占耕地，他的势力在县里；大队不管小队怕，他的势力在县人大；县人大有个丁文强，一家早已是商品粮；不管百姓管他舅，顿顿都吃红烧肉……”她第一次到机关，就往我屋里钻，上头扑面，嘻皮笑脸，描眉抹口红，镶着金皮的两个门牙，一闪一闪的，两只眼睛睃来睃去，让她坐下好好说话，她却把水蛇腰拧成麻花，一点也不安生，一看就知道不是好货，叫人恶心。于是，就叫来通讯员小马，叫他带这个破鞋女人找其他领导。尽管副镇长郑东方没有分管信访工作，因为小马一向和东方要好，有事没事好钻到东方屋里嘻闹，所以一顺腿就把这个女人给领去了。后来，东方给我说，“日他个妈呀，这个女人不得了，粘上我了，几乎天天来找我。开始还规矩一些，这几次一进我屋里，就暢开怀，不管不顾地露出白生生、长着黑呼呼疙瘩的两个大密密，拉着我的毛巾在里边擦汗……”我说，“东方老弟，你看得很清嘛，养眼不？”东方苦笑着说，“毬，咋不惹眼，看得我头皮发炸，所以我就害怕了。”我说，“怕啥，你只要不存心搞她，她也吃不了你。还是反映文强跟她舅的？”“不光是文强跟他舅，后来连支部书记也告上了，说支部书记给她写爱情信，信上说，‘不见你想你，见了你就想肏你……’”我一听这么肉麻，就给东方说，“这可不得了，她是想让你肏她哩。”东方呸了一口说，“脱光了摆到那里，也用脚夹个瓦碴盖着。不说这些恶心人的话，书记老兄，她这样缠我，你说咋办才好？”我说，“看来你不敢再管下去了，你把她交给法庭，用法律手段解决。”于是，她又来了以后，东方叫来法庭庭长李和尚，叫她把人领走，这女人一步一回头地说，“郑镇长啊，法庭解决不了我还找你！”谁知到了法庭，和尚把她交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干警耿兆平调查审理，老耿到兰家河村了解了几次情况后，又闹出了大笑话：过堂后，李庭长判她输理，她当庭大吵大闹，闹得和尚一时火起，说她咆哮公堂，把她铐在了法庭院里的一棵槐树上，这女人抱着树，边哭边骂，“耿兆平啊耿兆平，你肏了俺还判老娘我没理！你的良心叫狗吃了……”可是自此以后，她再也没有上镇里闹过。
上访就像吸毒，容易上瘾，只要一开始向上边“讨要说法”，就煞不住脚步。果子峪村的老吴太和石盘沟的孙国禄，是两个上访老户，也在其间兴风作浪。吴太说，我反映的是老问题，就是曲广远书记当政期间，逼我们种烟，收我们违约金的问题。你们当领导的睁眼看看，这是我搜集的中央政策，交上来的钱不退给我们，一辈子也甭想叫老子交一分钱。这是个实质性的问题，很叫人挠头皮，那时候收上来的钱，早已发了干部、教师工资，吃过饭拉过屎，上哪里去退？再说要退，就要给全镇百姓都退，百十万元，除了开个印票子机器，上哪里也弄不来了，好在老百姓知道窑里倒不出柴来，并没有跟着他们起哄闹事，就一个老吴太已经叫人大伤脑筋了。我们找来他在一个县里当计委副主任、一个在孟坪乡当副乡长的叔叔做他的工作，算是基本平息下来，只是不交粮款，拿他没有一点办法，后来他撇下自己老婆，把村里一个黄花闺女拐跑了，几年没有敢进家，自此不再闹事。另一个孙国禄，已经六十开外，外号叫“狼”，几十年来，从大集体到分田到户，村里只要是当干部的，没有他不啃的，发展到后来，又咬到了镇里的一把手头上。这老东西，几个儿子都烦他，一个人过日子，经常有这顿没那顿的。此时，他并没有反映更多的问题，跟吴太的一样，反映的也是种烟违约金，只不过他说，曲广远书记急着当县长，当初给他了一个承诺，说只要他不闹事儿，镇里包他2000元。曲书记拍拍屁股走了，说话不算数，他就是要找现任领导兑现，如果不给钱，他就要上县里，掂着“锅拍”扛他去，这事情处理起来依然棘手。于是，也把他引向法庭，李和尚叫他拿出证据来，他拿不出来，说是曲广远书记私下给他许的愿，还不让他出去乱说，“干喃一嘴面”就是了。由于有了盼头，他就答应不给曲书记难堪，考核期间不再到政府来闹。谁知等了几天，当他来镇上找曲书记要钱时，曲书记已经变成了曲县长，再也找不到他了。他就此非常愤恨，说当官的都是骗人的家伙，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从此，在村里一边抵制上边安排的所有工作，抵赖“五粮三款”，一边经常到镇里要钱。说来也怪，在法庭叫他拿出曲书记给他的证据的当晚，也不知谁在夜里把他痛打了一顿，很长一个时期，卧床不起。儿子们边管他边骂他，要他收心。派出所去调查情况，找不出打他的那些人，最后不了了之。他自己是否洗心改面，无从考证，只是从此脱离了上访队伍，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从这两个人身上，我多少体会出一点广远兄让我对他那段“历史负责”的意味来。后来，其他事态的新发展，使我更加明白这个要求的意味幽远而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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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19)
第十九章
化上访告状平敛钱茬子
抓防汛抗旱现不吉征兆
征收统筹提留的扫尾工作，由于上访闹事连连发生，所以任务虽小而最艰巨。尽管是老鼠尾巴——没有多少血可放了，我们却丝毫不敢懈怠，仍然采取“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组干部包户”的办法，文武夹攻，就好像《乌龙山剿匪记》那样，不断进行战斗。看似都是一些零打碎敲的小战役，却都带有攻坚性质。所以，各条山沟在后半个多月里，依然枪炮不断，到处弥散着政治经济的火药味。尽管没有多少捷报可言，每天都有多多少少的斩获。一到下午，镇包村干部们就会三人一组、五人一群，带着酒意，带着疲惫，带回千二八百块钱上缴，农经站每天给我们的报表，也就必然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就好像大网已经撒过，大鱼已经逮了出来，我们这些辛勤而贪婪的“渔夫们”，一点也不放过那些泥鳅、蚂虾和鱼娃儿，一遍一遍地下水，在泥沟里摸，在石缝里掏，力求一点不剩搞上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农村工作吃不得夹生饭，任何一项工作一旦留下茬子，就会后患无穷。上访老户苏国华的一笔糊涂“红薯帐”，就能够生动地说明这一点。
“有一旱必有一涝”，这一年汛期来得早，来得猛。也不知是因为我们征收统筹提留的扫尾搞得狠，还是乡镇企业相继垮塌带来的负面效应，群众倒没有怎么抱怨，却得罪了老天爷，大暴雨就劈头盖脸、接二连三地下了起来。接下来的三个多月里，间间歇歇，不住溜儿地下大雨。我们严肃认真地分析到，这个###老天爷不知怎么搞的，一年之内，“下雨指标”分配得如此不合理：反正一年就那么多的降雨量，你不该糊里糊涂地旱了一冬一春，却在这几个月里，毫无责任心地一下子倒下来。
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天气形势，我们并不是毫无防备，而是严阵以待的。在山区，洪涝灾害是最容易发生的。征收统筹提留尾欠款，那是中层以下干部们的事情，安排下去就是了。这期间，我们已经把注意力放在了抗洪抢险上头。
在灌河镇这个小小的“夜郎国”里，有山必有沟，沟多形成河，一条条河流，上下的落差很大。大自然给人们开玩笑，是让你哭笑不得的。平时温柔多情的小河，细流潺潺，清澈见底，小鱼苗苗游来游去，悠然自得，两岸杨柳依依，苍翠欲滴，一派诗情画意，徜徉其中，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遇上一场倾盆大雨，就立刻摇身一变，成为奔腾咆哮的巨龙，洪水又急、又湍、又猛、又浑。主线灌河和其他几个河流的河堤，只要没有经过加固治理，就会自觉地遵从洪水的意愿，想怎么改道就怎么改道，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给。除了河流以外，还有几个必须关注的防汛焦点。一是山沟沟里的300多个贫困户，住房都不怎么坚固，日子本来就过得懒散。这些农户们恨不能生出几个姑娘，长大后只要有一个能够出去，到大城市里当当坐台小姐，就能够大把大把地往家里搂钱，别说盖房子，就是买台拖拉机、彩电什么的，也实在算不得了不起的事情！梦想当然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遥不可及，现实是他们连媳妇也娶不起，夜里连个娱乐的对象都没有，这日子就过得一定更加懒散，哪里有余钱起房盖屋？自古道“救急不救穷”，政府不能够也不可能把他们包揽起来，只能年年救济，年年扶贫，年年输血，就把少数人养成了懒汉，他们种在地里的庄稼没有荒草多，每天干等着天上掉馅饼。所以一到了雨季，他们的房屋就像要开展一场垮塌的友谊比赛，看哪一处倒得早、倒得快。好在这些群众都在洪水的烈火中得到了锻炼，适者生存，积累了丰富老道的应急经验，倒没有听说过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二是在全镇范围内，有大大小小一共18座水库，还有一些没有计数的堰坝，这些用泥土堆起来的水利设施，都是在大集体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开展人民战争，拼死拼活，历经数十年进行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出来的，有的还是速成品。它们当然没有三峡大坝那样坚不可摧，一劳永逸，但它们无疑都是革命事业发展的象征、历任领导智慧的结晶和人民群众流血流汗的成果，来之不易，捍卫更为不易。这就给我们这些接过红旗肩上扛的后任们制造了繁重的工作任务。
时下有一句常用的话叫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以用到各个方面。所以，当汛期到来之前，县里就开了一道党委书记必须参加的“抗旱防汛工作会”，把“防汛”和“抗旱”放在一起，是一个发明，听起来好像有点滑稽，其实必须使用这么个提法才算牢靠。因为，古往今来，除了《三国演义》小说里的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搯会算，能够呼风唤雨，气死造物主以外，现今社会上最精明的领导人，再也没有诸葛之“亮”、关云之“长”了，谁也揣摸不透老天爷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啥药。对于“天有不测风云”，各级领导有的是对策：你旱了，我就抗。有水源的地方，用上所有的抽水设备，再加上车拉人担；没有水源的地方，临渴掘井，只要保着了庄稼苗，就有苗不愁长。总之，只要办法用尽，“不信天公不低头！”——你不低头我低头。你涝了，我就防，效法古人尧舜禹汤，要么“围堵”，加固堤防；要么“疏导”，排除渍水，“活活气死老天爷！”——上下几千年，只见老天爷发怒，跟人过不去，从来没有气死过。
会后，我们进行了研究，明确了责任，分工负责：诸如乡镇企业的防汛，就由纪委书记和一名副镇长牵头，企业办负责清查隐患，及时防范；镇直部门，由组织书记负责，党政办配合，各部门自查自纠；社会上的困难户，由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副镇长牵头，民政所和村两委班子配合，统计出来，早修早补，力争让这些家庭顺利渡过汛期；各级各类学校，当然是抓教育的副镇长牵头，以教办室为主，把各个学校里的危房、险房普查出来，通知各村负责修理；河塘堰坝，就是我和镇长负总责了，全镇人民配合，水利站所有人员严阵以待。
因为历来山区乡镇就是县里防汛工作的重点部位，所以抓农业的孙县长来了，带上水利局长丁雷，以及随从人员一大群，马不停蹄地转了老青山水库、青石沟水库、卧牛坡水库。带“水”字的单位下来视察，不吃鱼怎么行？于是，在招待所吃饭，以鱼为主，兼顾其他。灌河的鱼类产品特别丰富，所以大家就吃得特别畅快。“瓜儿离不开刀，鱼儿离不开酒”，虽然只有十来个人，也能喝他个“万马战犹酣”。一喝得高一点，大家的聪明才智就怎么也掩盖不住，无不得以尽情地发挥，同时起到挥发酒精的作用。孙县长我们本来就是老朋友，人比较随和，我们常常开玩笑。我呷了一口输过的酒，对着丁局长莫测高深地说，“老弟呀，以后我们就有福了哇。”丁局长不解：“有啥福？”“我们才这么大年纪，晚辈都当上县长了，还算没福？”孙县长拍我一巴掌，“你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就继续编排他：“有两个瞎子不知从哪里弄了一个煮熟了的驴毬，二人一替一口地吃，即你吃一口递给我，我吃一口递给你，谁知传来传去不知什么人接走了，一个瞎子等不着，就向另一个瞎子要，这个瞎子说给你了呀，两人说着说着就打了起来，要找人评评理。于是，他们闹到了县里，正好碰上孙县长值班接待信访。孙县长一听是个###大的事也闹到了县里，非常生气，不由分说，把自己的###弄硬，照两个瞎子的头上每人打了一下，边打边说，‘他妈的，这么大的小事也来告状，真他妈的吃饱了撑的！’两个瞎子才知道告的状并不对路。两个人边跑边说，‘我哩妈呀，县长的指头那么粗，就是没有长指甲！’另一个瞎子说，‘你知道个毬！县长打咱的家伙就是咱两个吃的那个驴毬！早知道是县长拿走了，咱还告他妈的泶状哩！’”就这样，你说一个，我说一个，口头文学往往比书面文学更精彩，一时间，黄段子从大家的嘴里喷到整个酒席上，满屋子到处都是骚腾腾的。
吃酒中间，招待所管房间的叫春英的小媳妇，红着个白生生的俊脸蛋儿，探头探脑地到我们这个雅间喊到：“刘镇长，有人找你！”春亭就急忙出去了，许久才回来。送走客人后，我回镇机关休息，忽然发现经常和我一起走的刘春亭镇长进了招待所的一个房间，也就自己回去了。后来，凡是在招待所吃饭时，春英只要叫一回春亭，散场后他就推说喝高了，要留在招待所休息。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下大暴雨也不例外。一次，我从县里回来，走到分水岭上，依照惯例当然是要撒尿。在车上只知道天阴得像水碗一样，一下车，霎时间雷公电母抖起了威风，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放眼望去，整个灌河镇的全境都淹没在茫茫雨海之中。往南边看看，虽然黑风斗暗，浓云密布，但几十米以外并没有落雨，倒见得大风卷起的尘土飞扬。听附近群众说，这种现象是正常的，经常出现的。由此可见，分水岭果然名不虚传，自有其神奇之处。由于雨水过多，山石早已被冲刷干净，地面也早已被浸泡得肿胀而不再吸水了，所以，不大功夫，满山上下，就见巨石上飞瀑横流，哗哗作响，气势雄浑，好一派壮丽景象！真是平时难以看到的奇观。我正要诗兴大发，司机小勇说，“贺书记，不敢停了，再等一会儿，恐怕就过不去河了！”我真舍不得上车，心想，要不是有急事，一定要在这里长时间地大饱眼福，吟出一首什么诗或者词来，不然实在辜负了这难得一见的大好景色。下到山南，果然灌河水已经暴涨，过不去了。我们就来到长胜寺村支部书记程国明家里坐了一会儿，好在这雨下得并不太久，还没有等他摆好酒场，河水变小，就能够过河了。因为有重要工作任务，所以，这一次叫支书程国明一直遗憾了好多年。
大雨造成的洪水，更多的是在作恶。集镇北边就是灌河，河的南岸经过前几任书记努力，已经砌上了700多米长的防浪墙，一度保护了南岸的镇区所在地。这道防浪墙，底下一丈多深，上边高出河岸二尺多，河面也有200多米宽，这年的洪水竟然有两次差一点冲出堤岸。朝下一点的部位，有一次出现了险情，报过来以后，我穿着背心、大裤头，打着雨伞赶到现场抢险。只见洪水卷着上游的大树，还有麦垛什么的，波浪翻卷，其势汹汹，不屈不挠地往岸上冲，眼看就要漫过这一段较低的河堤。干部群众自发地拥来，用蛇皮袋装上泥沙，一个一个地往河堤上垛，很快制服了险情，保着了旁边的几户民房和一个小滑石粉厂。在这期间，镇电视台的小赵也拿上新买的摄像机跟踪录影。我这个瘦身子历来不耐寒冷，在大伏天里竟然冻得嘴唇发青，浑身哆哆嗦嗦，他还拿着机器只管朝我身上晃来晃去，把我晃得心里起火，就把他嗔怪了几句，让他更多地对准干活的干部群众，他也听话，就去录别的图象了。我心里说，小伙子真是不懂事，就我这泥猴猴一般的狼狈模样，又不干活，只在一旁冷眼观看副镇长华秋实和水利站站长现场指挥，真是把这些镜头放给了全镇人民，岂不有损我的“光辉”形象？
到了秋天，雨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但还是说下就下。一个夜晚的后半夜，又下起了小雨。我在后半夜往往睡不着时，好开灯看书，风声、雨声、读书无声，忽然听到前院一声闷响。我急忙起来到前边的楼外查看动静，这座楼上的人也纷纷起来了。原来是机关前边的整个院墙塌了，墙皮煽到了大街上。更巧的是，也不知是因为墙猛然倒塌时带来的风的影响，或是什么其他原因，院东南角墙内的一棵古柏树上，有一个碗口粗细向东南方向伸展的侧枝，一下子折成了两截，掉在了倒塌了的院墙上
镇委书记 (20)
第二十章
机关出怪事传风凉闲话
酒桌擦屁股化矛盾纠葛
翌日大早，我们几个住在机关的书记、镇长们就起来看院墙是怎么塌下来的，很快院内的干部们和一些起得早的群众也都聚了过来，一下子，就站满了人。我想，这院墙幸亏是晚上塌的，要不然，砸伤人可不得了。因为院墙外就是大街，大白天人来人往，这道墙东西长又有七、八十米，人们即使看得见也跑不及。我们分析了垮塌的原因，原来这院墙是从地面上直接垒起来的，根本就没有扎根脚。院内地势高，院外地势低，下了一年雨，竟然坚持到现在才塌，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我很生气，问大家这是谁干的好事，连个根脚都不下？同志们面面相觑，没有人肯说出原委。见大家都不吭声，我就知道肯定是前任们留下来的茬子，大家怎么好意思说出来？也就不再穷追猛问。我缓口气对大家说，这院墙塌了实际是个好事儿，就这号糊弄人的垒法，迟早也是祸害。正好，我们好好设计一下，搞坚固一些，同时把车库也盖起来，大家表示同意。
于是就叫人去把建筑队的头头“精英”安双辰喊来，带他看前边的院墙，尽快拿出重建的方案。私下里，老安给我说明了为什么没有扎根脚的原因。他说，这个地方原来是一溜低矮的门面房，曲广远书记来了以后，觉得随着事业逐步扩大，车辆增多，人员增加，咱们这个机关院本来就小，再留下门面房没有多大意义，也很不雅观，就把我们找来，让我们把门面给扒了，只修一道院墙。这样一来，就伤了包用这几间房子的一些机关干部的感情，他们明里不说什么，暗地里却唆使镇里姓江的几户群众出面干涉。理由是，这个院子解放前叫做“江家大院”，是早年从山西过来做丝绸生意的江家老祖宗置下的产业，一度非常红火。可是，没临到解放，咱们的南下部队路过这里，就给他占了。当时，中原省政府的省长就在这里办过公，以后又当过鄂北县政府。再后来就一直驻扎的是领导机关。五十多年来，领导们一任一任地改造重建，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一处若是农村地主老财的，早就给没收了，可人家属于个体工商企业，政策界限不一样，1954年城镇工商业改造时就确过权，有证据是人家的。由于是政府机关所在地，这一家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一直是敢怒不敢言，没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他家的老人已经谢世，几个儿子还是搬出政策，找来依据，不依不饶，想把房产要回去，说他们的爹爹临死时还念念不忘这件事儿。在任的党委、政府领导没有一个不觉得这样给他们太丢面子，就一直没有答应。因为“迁都”是一件大事，咱这灌河街范围内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好地气的地方，尽管小，也不容易挪走，更何况搬一次要花上大笔的钱？于是产权之争就由不断上访演变成了马拉松官司。眼看政府要败诉，当时的领导不得已就和江家达成了妥协，答应赔人家一部分钱，法院就按时价，给他们判了一万多块钱，可到现在也没有给人家一分钱，就拖了下来。上次，广远书记一有动作，人家就找上门来，也不知是咋协商的，反正安排我们不扎跟脚就垒了院墙。领导定了，我们只得照办。我心里好笑，我们有些干部，动不动就说群众是“刁民”，其实，政府机关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可以跟群众耍赖皮。但我还是安排安双辰，这一次不能再糊弄了，一定要整个一劳永逸的。
仔细测算，大门口连个门卫房都盖不成。如果盖了，小汽车就拐不进来。所以，几易方案，最后我拍板，就修一条院墙。但是，外边一定要涂成像天安门那样的红颜色，我们党就是崇尚红色，因为红色象征着革命，象征着共产党的天下，象征着事业红火。
院墙一倒，冷飕飕的秋风夹裹着风凉话从前院穿过楼道，顺着台阶，向北走又向东拐，一直进了我的办公室，钻进了我的耳朵里。机关里纷纷议论，这院墙倒了就不是一个好兆头了，那棵柏树枝折了，更是不吉祥，机关里恐怕要出事儿。因为这棵柏树是院内唯一的一棵最古老的树，怕是在三百年以上，已经有了仙气。还是曲广远书记在时，朝西北的一个枝子就折过，结果孟镇长就栽了跟头。事件的来龙去脉是，一次孟镇长在招待所喝醉了酒后，走着蛇行步，三摇两晃地回了机关，没有过前楼直接到后楼进宿舍，却上了前边二楼东头一个叫房青坡的屋里。房青坡和他爱人杜红叶都是机关干部。小杜人也长得的确可爱，年轻，脸蛋漂亮，身材属于魔鬼类型的，文凭比房青坡高，业务比房青坡棒，作风也很正派，正是女干部的培养苗子。房青坡历来就对他老婆不放心，终日疑神疑鬼的，干一些跟踪盯梢的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一天，孟镇长进他屋里不过才一、二十分钟，正巧房青坡回来，推开门，撞见孟镇长正和他老婆在沙发前拉扯推搡，顿时火冒三丈，开口就骂：“啥###镇长，大白天调戏妇女！”上前扯住就是一顿暴打。小杜也不去拉一下，只在一旁捂着个脸，“呜呜”地抽泣。打了一气，孟镇长的鼻青了，脸肿了，酒也快醒了，头发乱蓬蓬的，衣服破了好几处，从房青坡屋里跌跌撞撞出来，楼上的人赶紧回到了屋里，楼外的人躲闪不及，都知趣地紧急肃静回避。孟镇长回到自己屋里，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打个电话，叫供销社的车把他送回了城里。
青坡和红叶觉得院内的人似乎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更加盖不着脸了，两口子协同作战，找曲书记告状。广远历来和孟镇长是面和心不和的，说法上就存在了讲究：“不要哭了，不要闹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房青坡说，“曲书记，你得给我做主，一定得处理这个不要脸的家伙！”广远说，“怎么处理？他是镇长，我没有权力处理他！”这一激之下可不打紧，两口子就停止了工作，下午打车去到了县纪委，纪委书记听了情况后，安排两个同志来镇里调查一下，机关里的同志们没有肯落井下石的，都推说不清楚情况，回去给纪委书记汇报后，觉得不好处理。正巧县委书记给纪委书记打来电话，县委书记说，“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也没有形成事实，有什么大不了的？叫广远回去安抚安抚就是了。”纪委书记又给广远打电话，广远立即赶回了县城，对两位书记说，“事情真的不大，老孟是喝醉了，找这两口子无非是一时心血来潮，去谈工作，还不是有点晕，站不稳小杜扶他休息一下，这个房青坡就以为是调戏了他老婆。不过，打了老孟，这事我得回去处理！”
老孟回到家里，老婆一点也不心疼他，又和他美美地生了一场大气。过了几天，心情恢复了一些，给广远打电话，说自己已经没脸在灌河工作了，于是广远顺坡下驴，给县委提出要求，调整一下老孟的活儿。县委就把老孟安排到一个不起眼的局里，任了一个带正科级括号的副局长。但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事情，“好事不出门，赖事行千里”，绯闻很快就传遍了县城，老孟就成了酒桌上一时的笑料。
这件事情，我是早有耳闻的，对于机关传出的闲言碎语的“嘴八卦”，并没有往心里去。反正那棵树的主干挺拔，枝叶繁茂，只因为是上了文化局的册子，没人敢整修罢了，所以依然要求安双辰抓紧修复院墙。
一动工，就出了事儿。四个妇女在大街上吵吵闹闹，说什么也不让动，引得好多群众围观，原来老江家真的要出面干涉了。做活的都是本地人，挡一下，他们就停工，催一催就开始干，一干，就又出来闹，就这样耽耽误误，硬是半个多月没有把院墙拉起来。后来逐步升级，一直闹到刘镇长那里还不罢休，最后闹到了我的屋里。一个叫“九妮”的小媳妇，烟青色，最会撒泼，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骂人话不粘嘴皮子就出来了，硬逼着我表态，赔他们的家产。跟这些胡搅蛮缠的妇女们实在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人家又占理，没法叫派出所干警出面拿法她们。我一直没有吭气，几个副职们好说呆说，总算把她们劝走了。
打听一下，才知道江家的四弟兄中，有三个都比较老实，经常出头露面的是老三江长永，人也通情达理，不是个混毬儿，九妮就是他的老婆，只要他不说啥了，那三家就不会闹了。有了这个底数，我叫人把江长永找来，亲自给他谈判。长永说，“贺书记别见怪，我们这样做，不是冲着你来的，这些年，为了打这个###官司，俺家花了不少钱，总算是赢了官司，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我现在也不要钱了，只要求政府恢复我的房产，我得对得起我的先人。”我说，“长永，你是个明白人，清楚人好说，糊涂人难缠。明说吧，地皮总是国家的，你老祖上在这上边盖的附属物早已不存在了，给你咋毬恢复？法院已经判了一万多块钱，一直没有给你落实，到我这一任上，我给你落实就是了。”长永说，“只给判了一万多块钱，十来年了，翻成十万也不够了。”我说，“话不能这样说，我看过判决书，没有追诉利息这一说，法院判多少只能给多少，到一百年以后也是这么多。若给你多了，显见你老兄我这个书记当得草包不是？”长永又要求再多给点，我说，“算了吧，我已经了解，你们几个兄弟混得不错，不缺这几个钱花。你也知道镇里多么困难，你得体谅一下我这个当书记的难处。要这样不依不饶下去，这院墙我也不垒它了，反正现在时兴政策透明、政务公开，我就干脆让它透明到底了，你的钱可也别想再要一分了。”长永坐在那里干嘬嘴，半天不吭声。我看到这种情形，觉得已经入港，就又劝他说：“长永，法院判你一万零点，我给你拿一万六，四家平分，这事儿咱从此算结了。多点少点，你们也不差这几个钱，只当咱们交个朋友。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这样办，你回家备上一桌酒席，我和镇长、几个副书记把钱亲自给你送去，算给你长脸，你也算对得起你祖宗了！”长永说，“我是行，你给了我这么大面子，再过高要求就是混帐了。只是怕我的几个弟兄不答应。自古民不给官斗，反正斗不过你们这些当官的。你们看着办吧。”我说，“别往下说了，我知道你的俩哥和一个弟弟都是听你的，等到你家喝酒时，叫他们过去倒个酒就是了。”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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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21)
第二十一章
领导交办事惹领导不快
官员费斟酌整官员有殃
院墙倒了不是一个好兆头。其实不好的兆头早就出现了。
在乡镇工作，没有星期日回家休息的概念。这是因为县级以上部门都是按部就班的，向下边部署工作一般都在每周的前五天。乡镇的头目从县里领到“圣旨”、“钦此”以后，正好到了周末，乡镇干部必须回到岗位上去落实上级精神，多少有点“睡颠倒”了的意味。所以，大多数城里人以为是周末的日子，乡镇干部正在底下拼杀。同时，乡镇工作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有强烈的阶段性，除了正常的部门或者叫做线上的工作以外，作为书记思考并部署的重点工作都是一阵子、一阵子的。因此，我们就大而化之，把一个阶段的重点工作称为“什么、什么战役”，俨然以将军领兵打仗自居，反正历来吹牛是不上税的。
就是在一个星期天，县纪委吕士敬书记要来灌河休息。我这里本来就是纪委书记分包的，所以对于吕书记的到来，并不觉得意外。有好几次到了周末，吕士敬书记忙了一个星期，累了一个星期，到这里休息一下，我就好好地陪陪他，是自然的事情。但有时因为七事八事，吕书记往往在电话里事先特意交待：你该忙你就去忙，不要管我，留下镇纪委书记牛振山就行了。所以，接待工作就显得宽松，如果真的有事，不陪他也没有什么，家常便饭的事情争不得那么多的官场礼节。但这次吕书记特意交待要我在机关等他，说完事以后再找个水库钓钓鱼，放松放松神经。
说话间，吕书记就到了，刘春亭镇长和平奇、春跃、振山这些主要头头们围了一屋子，吸烟喝茶扯一阵子闲篇之后，吕书记一句漫不经心地话，“你们忙去吧。”大家就知趣地走了。
吕书记说，“振宗，广远在灌河工作了两年多，力度大，成绩突出，不可避免地要得罪了一部分人。几个月以来，市委、市纪委和吴书记、我和县纪委收到了不少告状信。这些信多数是匿名的，一些还是署名的。信中反映了广远同志大量的经济、作风方面的问题，有些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有根有据，言之凿凿，不像是空穴来风。咱们党的规矩你是知道的，历来是保护大多数干部，也不袒护不成器的坏干部。县处级是市里管的干部，如果不是市委和市纪委主要领导的批示，要求我们“认真工作，慎重处理”，只要反映不是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上访的批量不大，纪委原则上不找事，免得冷了在基层艰苦工作的同志们的心。但情况复杂了，就得有所动作。我和吴书记议了一下，意思是让你们先自查自纠一下，矛头不要对准广远，摸出一个大轮廓，咱们再细致地分析一下，梳梳辫子，好对上对下有个交待。吴书记特意说，相信你会处理好的。”说毕，把一沓子上访信件交给了我。
一席话，说得我心头沉甸甸的，脊背冷嗖嗖的，心里一时想的不是广远老兄，而是对当官瞬间产生“绝望”的念头，平日里大家都看到的是当着一把手时颐指气使、八面威风，多少人甘愿捧你的“臭脚”，一旦下了野就有人告你的黑状。这些人不是“秋后算帐”，而是年后算帐，年后算帐啊！我粗略地翻看了一下这包“火药桶”，主要是看署名情况，却没有看到一封是署名的，一下子就明白了领导们的良苦用心。上级把矛盾推给了下面，本不该我做的事情，由我来做，有一点闪失，就是祸不是福啊。
送走吕书记以后的几天里，我反复看了这些材料，从这些歪歪扭扭的字里行间掂量它们的份量。憋了一肚子气，心里抱怨吴书记，你说过不让我“评价前任的功过是非”，就不该把这个“酱罐子”扔给我叫我作难。也不知吸了多少包香烟，却忽然从“不评价”三个字产生了电光石火般的灵感。又不能与人商议，我就自己首先从已经了解到的纷纭复杂的人际关系入手，把机关内上、中、下层的各色人等排了队，从而发现，尽管广远在任时得罪了几个“吊蛋货”，但真正得广远底细的人也不会太多。署名肯定是楞头青干的，那些工于心计的人一定不会在告状信上赫然列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从信件上的内容分析，无非是建厂中和搞矿山发包时收受贿赂，机关财务不清，特别是计划生育多子女费管理混乱，此外还有男女关系等等脏唐乱宋的事情。吃透了情况，就有了办法。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上推下卸，敷衍塞责；我就来个避重就轻，文过饰非。总之，雷声不能大，雨点更不能大。反映出来的东西，只查共性，不查个性。如收贿问题，乡镇是没法查清的，作风问题更不能去查。联想到计划生育办公室花钱如流水，我心里本来就焦燥，那就借此机会整顿一下，把这里当成“替罪羊”吧。
思虑成熟以后，我只给牛振山交了底。开了个书记办公会，说吕书记来时，给了个批件，要求把前两年计生办的财务帐目清理一下。这件事，涉及前两年的工作，尤其是可能涉及到前任领导，你们几个原来在任的同志回避，不是不信任你们，而是你们都没有分管过这一块，春亭当镇长不久，也没有介入这些工作。这样做免得你们得罪人。大家心照不宣，就各行其是了。我要振山从农经站和财政所各抽了一名会计，会同抓计划生育工作的党委委员赵飞鸿、计生办主任一起把1994、1995年的财务清理一下。原则问题由我把关，具体问题你们处理，有了疑问就及时向我汇报。要求明确以后，大家分头去做就是了。
工作刚刚展开的一天夜里凌晨一点多，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是调到别的乡当副书记的尚国跃。没来得及说话，他一头钻进我的卧室，把一大袋子东西塞到了我的床底下。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来意，就说：“唉呀老弟，你这是干啥哩，有事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国跃说，“半夜里来打搅老兄实在不美，主要是机关里都是搁过伙计的老弟兄们，我怕喝酒，不想见他们了。曲广远县长交待我，别打电话，晚一点来，给老兄好好拍拍。”我说，“有啥想法，你就给我说吧。”国跃说，“咱们弟兄们虽然没有在一起混过，但我早就听说老兄的为人是没有说的。这乡镇的活儿，真不是人干的。我在这里管了几年计划生育，确实有毛病，有一些事情是不得已而为之。你想，书记跑事，省市抽查，慰劳村干部，都是要花钱的。听说你们要查前两年的帐，我就是请老兄给予体谅和担戴一点。”我心里好笑，这不是不打自招嘛，这小子一定假公济私，从中捞了不少好处。既然广远有交待，这事情更加明了：机关里早有传言，说广远能当上县长，国跃有一半功劳。现在看来，真的是有功有劳，有功有“捞”了。于是，就故意卖了个关子，对他说，“下面反映强烈，都告到市里了，先查一查再说吧。我想办法，不会叫弟兄们过不去的。”话说到这里，已经没有再往下说的必要，国跃揣着一肚子焦虑，告辞而去。我估计，他和广远，在事情没有结束之前，肯定吃不好、睡不香的。
世界上好多的人际交往，常常出现没有办法互相沟通的情况。在翻晒计生办帐目的问题上，对任何人也没有明说是查前任的，当然没有必要向广远县长汇报。我自以为在吕书记安排的事情上处理得是恰当的，却中了“好马也有失蹄之日”，“智者千虑，终有一失”的老套。既然广远安排国跃来见我，查计生办的账我又不打算像娶媳妇那样大操大办，应当给人家吃个定心丸才对，不信尚国跃这个信使不把信儿捎到广远的耳朵里。过于原则的话说不得，一个关子卖得不打紧，却买到了一个更大的没趣。国跃走后没有几天，曲广远县长就带着一干人马来镇里检查乡镇企业工作。我去迎接他时，连手都不给拉一下，就那么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回到曾经是自己的领地里，根本不把现任书记放在眼里。在迎、陪、送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没有放脸。更为严重的是，吃饭时，不沾一滴酒，要求我们下午召开党委扩大会，他要参加。这是我在灌河镇几年中唯一的一次县级领导直接召开的乡镇党委扩大会。他熟门熟路，进了会议室，一屁股坐在我坐的党委书记的正位上，我知道他有气是冲着我来的，心里暗暗骂到：“真他妈的官大一级压死人！”接着，他就开腔，对老同志们客气了一番，讲了他在这里的两年多里，乡镇企业如何得到迅猛发展，现在看看，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岂止没有进展，简直是在大踏步地倒退，这是县委、县政府所不能容忍的！“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乡镇企业上不去，灌河镇就没有希望。这一届党政班子，无论如何要继承前几任班子的工作思路，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然后，全然不顾当时的大气候，根据他在任时的做法，就乡镇企业如何搞，大一二三四，小1234，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指示。一口气讲了一个多钟头。激动时，站起来用手直敲桌子，大概觉得我也许并不买他的帐，只是在气势上压倒我。后来，说话的语气才逐渐缓和，思路从乡镇党委书记回到了副县长位置上。
会议上，我知道同志们一定会觉得他做得过份，看他讲话时，底下的小动作就感觉出大家都没有认真听。本来不打算讲什么，以免把斗气的行为变得白热化。但觉得他的气熖过于嚣张，就临时决定回敬他一下。你给我“下马威”，我杀你个“回马枪”，以免让同志们觉得我太软，太好拿揑，对我以后开展工作的威信、力度不利。我毕竟是现任书记，你不可能也不会住在这里，一朝天子一朝臣，在座的都是我的人，我能叫你的盛气化云烟，叫你的高调子成为零。于是，接着他的话茬讲，给他来了个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我说，感谢我们的老书记、现在的曲县长对我们灌河镇工作的关怀和支持，这一场乡镇企业急风暴雨式的检查，是对我们工作的鞭策和促进，曲县长“代表”县委、县政府做出的指示极其重要。然后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县委“爱民、富民工程”的核心内容和实质、从当今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从全镇乡镇企业的报表数字、从几个金属镁厂和金矿那一屁股青菜屎如何揩净等等，用肯定的言辞内全盘否定了他的指示。我以为他会反驳，做好了吵架的精神准备，也不知是他有涵养，也不知是他目的已经达到，也不知是我软中带硬、事实确凿的言辞无懈可击，也不知在场的都是最了解底细的人，他无法辩驳。反正他是一股劲儿地吸烟，脸朝上仰、眼向上翻，烟雾都是往上边吹的。我一气儿讲了半个多小时，觉得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见好即收，不征求他的意见，就宣布散会。
送走他以后，回到办公室，心里仍然有气儿。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妈的，老子在这里给你擦屁股，你还尿老子一头！正在愤愤不平时，几个同志进来，我知道他们也看不惯广远的这种作派，有意来安慰我，就好像没有那事一样，哈哈一笑，给大家开玩笑。退二线的老镇长孔祥顺说，“贺书记，你就是和曲书记风格不一样。他这个人架子大一些。过去，只要是从外边回来，进大院一下车就是‘啪啪’跺脚，然后大呼小叫，给人以地动山摇的感觉，你回来总是不声不响的。”通讯员小马插腔说，“可不是嘛，过去，曲书记出去尿一泡，也都把门锁上，贺书记屋里的内、外门整天都是敝开着。”大家就这样比了一会儿领导风格，散了。
等计划生育的帐目清理以后，我和纪委书记牛振山到县里做了专题汇报。结果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我心里很清楚，要按照广远老兄的做法，整他一下也不亏。但事情绝不能那样办。如果下任上台就整前任，久而久之，必然形成恶性循环，天知道，我离开这个地方以后人们怎么告我？直到机关的院墙已经垒好，有一天又是个周末，广远给我打电话，要我和刘镇长、平奇、春跃和振山几个副书记专程回去聚聚。到了县第一宾馆，广远见了我，上前就是拥抱，不迭声地说：“老弟政治成熟啊！”于是，杯酒下肚，前嫌冰释。我倒觉得，不是自己政治成熟。从对“历史负责”到“政治成熟”的全过程来看，倒是体现出人家广远老兄才真正有一股政治家的气魄和风度。
镇委书记 (22)
第二十二章
废金矿费劲四镁厂不美
想发财破财仨单位落单
其实，擦屁股的事情还远远没有完结。整个秋天乃至延续到以后的两三年里，一个公主岭金矿和四个金属镁厂都存在很大的工作量。牵涉到的几个村的老百姓一直不依不饶，他们得一点闲功夫，就三五成群到政府要说法。按照解决信访问题的途径，“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可在灌河，这么巴掌大的地方，不要说“抽薪”，就连“止沸”也必须靠人民币这个无往而不胜的锐利武器去解决。但天上只下雨下雪下冰雹不下人民币，地上只长树长草长庄稼也不长人民币。在镇里“发不了工资只发愁”的情况下，没有丝毫办法，只得使用拖刀之计，拖过一时说一时。总之是按着葫芦起来瓢，上访的苗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了这头顾不得那头。企业办马万通主任和十几个工作人员每天都是焦头烂额，疲于应付。
上访急了，就要升级。企业办、水利站不给解决，就找副书记、副镇长，他们不能解决的，就找书记、镇长。只要找到了我，这事情一定是大事情，不解决就是“领导咋毬当的”事情。我不可能天天面对群众，一些积重难返的矛盾只能从根本上去找解决的办法。
先说公主岭金矿，这里占地大约三百多亩，说是占地，其实占的是荒岗。岗面上的地势比较平坦，东坡是一条深沟。沟内原来有十来亩耕地。当年山东省招远县黄金开采公司在这里大有作为的时候，用的设备全是大型机械，在众多威力强大的机器的鲸吞下，不到两三月的光景，公主岭就变成秃头岭。掘土才能见金，秃头岭又被开挖出一个方圆几万平方米的深坑。吃饭还要拉撒，挖出来的废渣当然要有地方排泄。公司通过广远书记的决策，在企业办的协调下，与公主岭组的群众签订了一个在下游沟口处泄渣的协议，条款很明确，每年给群众包5000块钱，也就是差不多每亩50元补贴，泄废渣的地方不是耕地，没有多久，东西贯通，就堆成了一条水坝。若是在大集体的年月里，搞成这样一条水坝，千军万马齐上阵也得拿出至少三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坝内没有积水，土地照样耕种，老百姓的补偿钱等于白捡的，当然上下满意。毛病就出在条款上有一条明确规定：“当金矿不再开采时，黄金公司负责把这条坝除掉复耕。”因为这条水坝本身不是为了修水库而建设的，根本没有碾压，况且开矿的废渣尽是一些废石，根本起不到蓄水的作用，却因为坝又宽又高年年积水。招远的朋友们，白白扔下几百万，赔得差一点没有裤子穿了，于是用了“金蝉脱壳”之计，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撤退，先撤走设备，后撤走主要官员，留守的几个人员，终于在一天深夜落荒而逃。他们除了带走了几百斤黄金泥外，还顺便拐走了灌河的几个黄花大闺女。公主岭组的群众补偿问题，一下子失去了来源。水坝内的土地，只能够收一季小麦，秋庄稼一定被雨水淹没，虽然不一定年年绝收，但是对这片小小的充满希望的田野却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复耕的要求就是公主岭组干部群众的上访动因。颇带有规律性的闹法：一定是在秋天，一定是在雨后，一定是在坝内有了积水。这说明，群众并非是无理取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跑了和尚跑不了寺”，招远的黄金公司杳如黄鹤，再“招”也远了，但镇政府依然健在并且长久地存在。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的事情你不能不管。我带有关人员前去察看多次，解决的办法很简单，把这条土石坝扒一个大口子或者掏一个出水洞，让积水能够及时地排泄出去，一点也不影响耕种，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令人挠头皮的是，这条水坝深十来米，宽有三十来米，一点也不扎实，掏洞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有决堤才能解决。我让企业办马万通主任和水利站叶广胜站长设计并计算了一下，扒开它再砌上护坡，没有三万元拿不下来。上哪里去筹措这笔钱？见水利站站长在身旁，我灵机一动，问叶广胜：“县里每年给拨多少小流域治理资金？”“十来万。”我说，“好，就用这个钱救急吧，反正这也是小流域治理。”广胜一听，非常着急地说，“贺书记，这可是办不到的！小流域治理是年年都得报项目，针对项目拨款，完成后还要来验收。县里给的钱是指名照帖的，一个萝卜顶一个窑儿。若用在这里，不要说县里不答应，申报项目的村干部也不会答应。”我一听心里就有点窝火，一字一顿地对叶广胜交待：“一、活人不能叫尿憋死；二、钱是龟孙，花了再拼；三、家有三件事儿，哪儿紧先捂哪儿。这几条浅显的道理你懂不懂？县水利局的工作我去做，村里的工作你去做。各个项目都不能砍，也不能降低标准，但都要挤出来一点用在这个刀刃上。你去给各村支部书记讲清楚，算是给党委、政府救急！明年你把这个项目也给我报上去，匀出钱来再补贴给今年挤钱的项目。”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领导说了算。”事办了，也没有见产生多大动荡。
再说四个金属镁厂。马冲村金属镁厂是一个村办企业，完全是齐长德得到信息之后，用村里自己的积累干起来的，所以起步最早，效益最好，不仅没有包袱，而且还有赢利。正是因为这个厂的一马当先，才引起了土法上马大搞金属镁。广远就是紧紧抓住这一历史的机遇，匆匆忙忙号召招商引资，一下子突飞猛进另搞了三个金属镁厂。
另一个是供销社的金属镁厂，是县供销合作联社与镇供销社联合投资办起来的。众所周知，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供销、商业这些社会上一直认为是最好的经营单位日益倒退，谁在这些单位当头头，都会千方百计寻找生存出路。范城县的供销系统也不例外，就向下属单位提出了“商办工业”、“商办农业”等等一系列号召，层层下了硬指标。灌河镇的供销社主任曹长年本来打算向镇里要一个矿口，一看到马冲村金属镁厂那么赚钱，立即想到要搞这个项目。找到广远书记一汇报，广远马上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由于镇供销社的自有资金显然不能够搞这样一个大项目，于是，广远亲自带曹长年去县供销社汇报。县供销合作总社的领导也少有地雷厉风行，立即同他们一道，到灌河镇参观马冲村金属镁厂。不看则已，一看之下，信心就像烈焰一样熊熊燃烧，几乎倾全县供销社之力，支持灌河供销社投资办厂，一边建高炉，一边派人外出买还原罐，很快就把厂建成投产了，谁知尚未吃平，就跌进了低谷。
与此同时，卧牛坡和西关两个村也都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村，两个村的支部书记积极响应党委、政府的号召，通过在外边的各种关系，寻找合作伙伴。
卧牛坡村的支部书记郑爱民七拐八抹的找到了鸭阳市客运公司的陈鹏万老总。陈鹏万老总也正在瞌睡，见有人送来了枕头，非常高兴。客运工作是社会公益事业，赚钱不快，在当时各级党委、政府号召大办企业的声浪中，陈老总一直在寻找他的单位新的创收的有效途径。他先是在鸭阳县的一个乡办了一个养鳖场。上这个项目的动因是当时东北有一个叫马俊仁的体育教练带出了一支蜚声中外的中长跑队伍，一个叫王军霞的女孩跑出了一块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奥运会金牌，冲出终点线的时候，激动得举着一面五星红旗继续在运动场上快鹿一般地奔跑，一下子感动了中国。这个令全中国人民振奋鼓舞的成绩，主要是因为马教练的训练有方和运动员刻苦训练的结果。但不知从何处传来了一个小道消息，说“马家军”有一个秘诀：每天都给这些勤奋的孩子熬老鳖汤喝，增强这些吃苦耐劳的孩子们的体质、耐力和肺活量。一霎时，由小报媒体的洛阳纸贵炒作成中华鳖贵，这种其貌不扬的四脚爬行动物，先是上级领导带头当作美味佳肴，后是大款富翁满足口腹之欲，再是贵妇佳丽用于美容养颜。举国上下，办起了许多“中华鳖精”生产企业，老鳖就由过去上不得席面的“下三烂”突然身价倍增，飚升到百十元一斤还不容易买到。于是，吃喝拉动产业结构调整，资源的缺乏激励全国上下有经济头脑的人猛钻养鳖技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掀起了一般强劲的养鳖热潮。这个浪头也很快卷进了企事业单位。客运公司的老总陈鹏万就走在了宏大的养鳖事业的最前列。这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物，在客运公司向来说一不二。他认定这个项目有利可图之后，拍板决定在鸭阳县投资了300多万元，买了一个鱼塘，倾进了数以万计的老鳖种苗。都知道老鳖的爬行速度实在是无可称道，谁知这批鳖种爬行速度特别快。他们先是爬进了络绎不绝的省、市来视察的领导们的肚里，接着爬进了外地的来观摩的访问团的人的肚里，然而大多数还是爬进了本单位大大小小头头们的肚里，最后主要是爬进了管理人员的肚里。技术上的不成熟、管理上的混乱，就引导这个颇有点现代化规模的特种鱼类养殖场自觉不自觉的走进了凡是公家的事业都不可能搞成功的铁的逻辑里，没有多久就流产了。好在家大业大，赔点没啥，几百万元只当是交了学费。陈老总的面子上当然也有点挂不住，分外明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的道理，就想另搞一番事业，“不信东风唤不回。”于是，当有人介绍卧牛坡村的支部书记郑爱民来联系合作办金属镁厂这个发展势头迅猛的项目时，陈老总马上兴趣盎然，亲自带队到灌河考察。他们一看到灌河马冲村金属镁厂的产品供不应求，效益是那么的好，又有当地党政领导宾客相待这样的优越的投资环境，再加上灌河遍山都是白云岩——生产金属镁的矿石，资源是如此的丰富，除了还原罐需要购置外，其他的设备又非常简单。陈老总就当场拍板：“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由村里提供地皮入股，客运公司注入资金，很快升起了点火的浓烟。
与此同时，西关村的支书方明伟联系到了鸭阳市废旧物资回收公司。这是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就好像杀了的鸡子还要蹦三蹦一样，谁也不甘心自取灭亡。单位领导来灌河考察后，孤注一掷，几乎把所有的家当全部卖光，来灌河镇西关村办起了这个金属镁厂。为了能够多快好省地产生经济效益，单位的一把手与村支部书记合谋，要请风水先生看一块好地，好让被穷极困扰的精神和分外难筹的资金有所寄托。村里请示广远书记以后表示同意：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只要来办厂的，要什么地方给什么地方。于是，他们专程从外地请来一个类似气功大师严新一样的高人，在灌河镇好烟好酒好肉的武装下，在公司与村干部诚惶诚恐的心理作用下，在可观的筹金的支配下，把个西关村所有的地皮全部看了一遍，终于选中了十来亩地，说这是一块“背后依山，前边临水，八面来风，四方来财”的风水宝地。公司里出资建厂买设备，毁掉了的庄稼，由村里负责补偿群众。也几乎达到与卧牛坡村金属镁厂同时点火。
后两个厂好景不长，生产出镁锭没有多久，镁价就随着美国的制裁和俄罗斯大型金属镁厂恢复生产而应声大跌。皇帝的女儿变成了丑村姑，畅销货变成了滞销品，所有的投入还没有开始捞回几成，就难以为继了。特别是西关村金属镁厂，生产出了几十吨镁锭以后，又出现了两家管理不善的问题。强龙不压地头蛇，董事长当不了村支书的家。大家一看势头不对，各自为政，都往自己的腰包里拨拉东西，谁找到了销路谁就可以往外出货。由方明伟卖到武汉市的十来吨镁锭，随着列车的远行没有了下落，明伟说，人家没有给付货款，废旧物资回收公司说，这钱肯定是你们贪污了。帐面上的数字不当饭吃，官司就从口头打到了官面上。停产以后，村里的群众又要耕地占用费，这官司就更打成了一锅粥，糊里糊涂，没完没了。
掌握了这些情况之后，我召开班子会议，认认真真地研究了几次。按照辩证法的思路，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给予解决。马冲村与供销社的金属镁厂，他们自身就能够解决，犯不着为他们费力伤神。对于卧牛坡村、西关村这两个金属镁厂，真正看中的是，当厂子停办以后，留下的那些厂房，还存在着讨价还价的余地。“昔人己乘黃鹤去，此地空余黃鹤楼”。这些厂房又是双方共有的财产，停止了生产，剩下点浮财总是需要瓜分的。可是财产归财产，镇里和村里心照不宣地认为，你鸭阳的两家公司不可能搬走它。俗话说，“生意好做，伙计难搁。”合作之初，如同“桃园三结义”，分割家产时，“弟兄打烂头”。广远离开灌河前，这个问题已经明显的暴露出来，村里的干部就总跟鸭阳的两家公司耍赖。反正砸锅是双方的事情，房子你安不上轱辘推走，有本事就随你们的便。鸭阳的两家公司就不断派专人找镇党委、政府要求从中斡旋，试图火中取粟，能捞回一点是一点。广远的办法先是满口答应，后是摊开双手，表示无可奈何。这在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同时体现了高超的外交艺术。到了这个时候，眼看老百姓要揭竿而起，鸭阳的两家公司路费没少花，却跑得早已心灰意冷，又不忍心放下能分上最后一口汤喝的机会，多少也好对自己单位里的群众一个交待。于是，两家公司都留有看守人员，一呆就将近两年。事情已经不能再拖下去，该到了做出了断的时候。我感觉“曹营的事情难办”也得办。为了达到目的，必须逼两家公司做出放弃房产的表态。于是，制定了“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策略，开始着手行动。
一天，让党政办公室安排两个村分别给鸭阳方面打过招呼以后，我就带上镇长、企业办主任、两个村的干部等一干人，向鸭阳进发。我们首先到了鸭阳废旧物资回收公司，这个单位的状况惨不忍睹，都说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实际上是一个瘦死的小羊，除了骨头没有肉。单位领导上班后一直在恭候我们的大驾光临，进了那个脏兮兮的所谓会客室里，只有两个皮开肉绽的破沙发，呲牙咧嘴地供我们几个“贵宾”强挤在那里，姓李的经理坐在一个吱吱吜吜的破椅子上，几个副职和财务人员坐在两个摇摇欲坠的条凳上，和我们开展谈判。真是兵败如山倒，寒酸只如斯。我心里说，如果在这样的单位工作，这日子可怎么过！说明来意以后，李经理这人挺爽快，他说，“原来办金属镁厂的经理已经通过活动，离开了这个单位。我们几个新班子成员核对了一下，觉得虽然没有办好这个企业，倒给乡镇的领导添了不少麻烦。我们单位虽穷，架子不能倒。那几十间房子，我们本来就没有放在心里去，主要是从西关村支书手里卖出去的十来吨镁锭得有个说法。”得到了这句话，我已经放下心来。就表态说，“完全可以，只不过方明伟的支书已经不干了，换成了方明义，你们可以同他在一起把来往帐目好好清理一下。”说毕，就把方明义等西关村里的干部留下来，我们要到客运公司去会陈鹏万老总。李经理拉着死不丢，说“我们得到消息说贺书记你要亲自来，班子专门开会研究，这顿饭非管不可！”我心里说，“好家伙，招待一次客人还要召开班子会议，那这顿饭我是坚决不能在这里吃了！”
到了客运公司，这里却非同凡响。陈老总的办公大厅装饰豪华，显示出国家大企业的雍荣华贵。陈鹏万是省人大代表，又是县处级干部，个子比我们这些正常人高出一头，人又非常随和坦率，一点架子也没有，时不时地开几句玩笑，好像我们早就是没有谋面的老朋友。没等我们开腔，就表态说，“你们的来意，郑支书已经给我说了，买卖不成仁义在。我们在灌河的投资没有搞成，只能怪大气候，那些房产对于我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就算给卧牛坡村群众留个纪念吧。我们两家是缘分，以后还要常来常往。”两个单位的反差如此之大，是我所始料不及的，事情这么痛快地得到解决，我心里很高兴。于是这高兴就发挥在他们高标准的接待上。席间，和这位年龄大、个大、官大、门坎大，架子却不大的老总称兄道弟，海聊神吹，喝了个“有朋自灌河来，不亦乐乎。”
有时候，看似很难的事情，解决起来竟是如此简单：卧牛坡村的金属镁厂无疾而终，留下几十间盖得颇为漂亮的房子成了卧牛坡的村级财产。西关村的金属镁厂由于两个合作单位都已经走马换将，鸭阳方面尽管“食之有味，弃之可惜”，算来算去，因为方明伟死不认帐，也就只得作罢。西关村的被占土地的群众把那些简易的房产扒了变成自己的资产，重新种地，也就不再闹事。两个厂在“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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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23)
第二十三章
平数字茬子让富镇变“贫”
救古老行业使破厂更新
全县各个乡镇有一种普遍的认识，都说灌河富。这种认识，其实也不奇怪。到灌河街走上一走，就会产生这种感觉。记得还是在县委当“后进村整顿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一次去红庙乡检查工作，在乡政府吃喝以后，出了大门，就又去赶另一场酒席。因为带去的一个同志是从民政局抽到办公室工作的，这个同志在乡镇民政所很有市场。也不知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喝好，还是特意向我表示意思，或者为了显示能耐，他专门吩咐乡民政所另备一桌，重新招待一遍。我们几个到了一个苍蝇轰轰叫的小饭铺里，这个老弟交待，“贺主任爱喝高度酒。”害得乡民政所长跑遍了红庙街，只找来几瓶当时流行的一种为了防伪、拧烂瓶盖的“庆丰酒”。老弟责怪人家不会办事，连瓶好酒都舍不得拿。所长非常抱歉地说，“领导和弟兄们难得一来，就是茅台、五粮液也舍得。可这一道街，最高档次的也就是这种酒。”“我给你交待的剑南春也没有？”所长说，“我都问了，卖酒的说这酒名太冷辟，听都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到灌河就肯定成为奇闻。卖在灌河，走进灌河街，店铺林立，一街两行，高中低档次的商品都应有尽有；行在灌河，当其他乡镇群众仍然骑自行车时，灌河镇就有许多年轻人屁股后边冒烟了；食在灌河，灌河的招待所是全县一流的，县城流传一句顺口溜：“出城向南转一转，红庙、孟坪、瓦房店（三个顺路的乡镇），再拐灌河吃顿饭，不到县城就兑现”；穿在灌河，灌河的百姓穿衣是新潮的，各种新款式从发现到身上，几乎与县城以上城市同步。
说灌河人穷，谁也不会相信，但这又是事实。金钱如同真理在某些时候一样，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全镇六万多口人，真正富有的人并不多。灌河百万以上的富翁，大多是因为开矿、倒矿而发财的。职业高中有一个姓魏的教师，可能是嫌铁饭碗里的饭太稀，就向学校领导申请停职留薪开矿。这个人上辈子肯定行善积德，这辈子才修得一夜暴富的福气，凑了万把元，从一个矿主手里买了一眼打得已经破产也没有见到矿石的萤石矿井，带着碰运气的侥幸心理，继续前任未竟的事业。谁知，运气来了，再厚的门板都没法挡着，只一炮就崩出了蓝萤萤的优质矿石，不到半年富甲一方，不仅盖楼，还把儿子送到新西兰留学，引得学校教师们一度思想动荡。石楼村有一个姓米的干部，改革开放之初，在大家都没有想到开采金矿的时候，率先起步，搞了七、八十万块钱，见好即收。武侠们不干了，叫金盆洗手，他却在废金坑里洗手，不再开矿，干部也不当了。而且跑到卧牛坡水库，几百块钱买了一块山场地皮，盖了整整一套十几间的宅院，牧羊养鱼，安居乐业。还有米庆福、甄诚友等几个人，则是靠倒买矿石起家的，手里也都握有百把几十万的，早早地就有了小卧车。像这样的富人，在灌河确实有几十个。可一出灌河街，到各村里走一走，就会发现这里的贫富差距很大。应该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温饱都已经解决，但经济条件不宽余的大有人在。石楼村的支书米庆来长年穿的就是补丁衣服。多数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还有一些没有被子盖的、穿裤子露蛋的、供养不起学生上学的、房子破烂不堪的、春节吃不起肉买不起春联的，每个行政村都能找来十户八户。当上了人民的“父母官”后，下去走走看看，发现因灾致贫、因病致贫的农户比比皆是，令人十分寒心。
看一看这些情况，听一听富的传闻，我感到简直是一种耻辱。中国共产党是为全中国人民谋福利的，但一个小小地方的党代表，没有必要考虑那么多，治下的每一个老百姓，才是自己的工作对象。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不挂在心上，算是白披了一张党员的皮子，辱没了党的领导干部的帽子。可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官民之间，也就是干群之间的距离不断地拉大，在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下，人们习惯按照官场中的潜规则办事，不当官则己，一旦当上了，就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向上爬，生命有涯，欲望却无止境。党的干部路线是“凭党性干工作，看政绩用干部。”这个导向，所向披靡。党性是要靠政绩来体现的，谁在位置上，都会想方设法搞政绩。突出政绩的有效途径是，出成果、出材料、出数字。各种数字年年猛增，老百姓的穷苦就像即将晒干的衣服，不多的水份很快被蒸发掉了。在“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政治氛围中，仅灌河的乡镇企业产值就报上六亿多元，全镇人均一万多元！这不能全怪我的前任做得过份，他即使不愿意这样做，也有上边的职能部门禀承领导旨意，压着他不得不报。我心里一直想，肿了的脸充胖子不会太久，一定得把这个数字茬子平下去。于是，就从各方面做这个平茬子的工作，终于见到了明显的成效。一天，县里通知我去昌河市参加一个贫困乡镇的党委书记会议，我们终于从富镇变成了贫困乡镇，心里由衷地感谢县委书记和县长，他们真的是给了我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啊！
会议中间，下起了1996年的第一场小雪。想起了油路面还没有完成，心急如焚，不停地向镇长要情况，督促他们尽快地完成修路任务。家里的老婆孩子，也都随着我的情绪变化不停地看天气预报，电话中陪着我同喜同忧。终于，副镇长郑东方打电话传来好消息，说油路面已经开始铺设，不日可以完成，我一高兴就请几个同去开会的其他乡镇的弟兄们出去撮了一顿，出手非常大方，心知道这完全是为了庆贺的缘故。
当然，有一些事情，并非完全都是在擦前任的屁股。一天，一个黑小伙，跑到我屋里反映他们西关村一个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他说，“我爹原来是西关村缫丝厂的厂长。前任支部书记在时，有人给顶掉了。当时的理由是说我爹有贪污嫌疑，可是算帐以后，厂里还欠我爹4000多块钱。支书就是赖着不给。我爹这个人太老实，好欺负，自己不说，也不叫我反映。我不是希罕这几个钱，主要是争这个理儿。想当初，我爹在时，厂里很兴旺，这几年下来，他们把厂搞得不像样子，叫人实在看不下去，我就来找书记反映一下。”我把他写的反映材料留下来，说是要了解一下再说，打发他走了。
要是其他情况，我至多批下去让纪委查一下就行。但一说是缫丝厂，我就来劲儿。灌河镇是否“中原名镇”且不管它，但千余年的发展史，都与这个丝绸业分不开。我们的志书上一直写着，灌河镇是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之一，这个论断一点也没有夸张，“晋商”、“徽商”在灌河不仅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也留下了他们的众多的子孙后代。丝绸行业最为发达时，这里客商云集，车马拥堵，被远近誉为“日进斗金”的小上海。化纤的出现，丝绸行业才迅速没落了。北亚热带和南暖温带的气候交汇，使得满山遍野长的都是柞坡，最适合于柞蚕的养殖。有了柞蚕，就有缫丝；缫丝带动深加工，就有丝绸；有了丝绸，就有商行；有了商行，就会向外辐射；向外辐射，就会形成丝绸之路。这一切，在地名上就有着深深的印记，如金蚕岭、织纺沟、染房庄等，仔细地想一想，镇政府衙门不就是占人家山西来的江家绸缎行嘛。来上任之前我就关注这个事情，到了之后，第三天就去视察，结果大失所望。厂子如同得了鸡瘟，处于半死半活状态，厂房就像是史前遗址，设备简陋得仿佛是出土文物，几个来抽丝棉被的老妇女少气无力，活脱脱的像一些电视连续剧的演员正在拍戏。在我看来，这个从黃帝的第一夫人嫘祖就传下来的古老行业，能在灌河镇保存下来，不能不算是世界上的“第九大奇迹”了。原以为是群众养蚕不赚钱了，厂里收不来茧，也就无丝可缫。而能够收上来的少得可怜的蚕茧，只是为了在各级领导前来视察时，村里赶紧找来几个女工扯一气儿丝棉被应景而已。经这孩子一说，我才恍然大悟，经营不善才可能真正是厂子衰败的症结所在。一个念头油然而生，不管这个产业有无生存价值，也要想方设法延续香火，不能在我的手里给断送了。
于是，立即叫人把新任的支部书记方明义叫来说情况。明义说，“汪家老大说的不全是事实。让他下台，找的理由就是他贪污。他家的日子历来好过，饭吃得稠一点，大家就怀疑，不过，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来啥问题。说欠他4000块钱，村里压根就不承认。只有老汪自己心里明白为啥不叫他再干下去了。”我问，“那是为啥？”明义脸一红，吭吭哧哧的说，“老汪这个人，腰臊呗。”他见我瞪着眼，听他往下说，只得说，“贺书记，你要到俺大队去调查，没有人肯给你汇报，我给你说说，就当咱俩说闲话哩。缫丝厂是个女工多的地方，大闺女、小媳妇，除了四外庄上招来的，都是俺大队的。老汪这个人，只要是好看一点的，总要想办法勾上手。我小的时候，一次进他的办公室，就见他抱着俺表嫂搂上去衣服拱奶子吃，拱得俺表嫂哼哼唧唧，浑身乱嗖嗖，我说你们干啥哩呀？老汪一听见，丢开俺表嫂，还把我怪了一顿。河里的螃蟹都有夹（家），这一次撤他，就是因为他肏了明伟的表姐，人家男人知道了，偷偷地打他了个不吃菜，明伟没有办法才把他拿下去的。”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就说，“既然是这样，为啥还一直让他干？”明义说，“老汪当厂长三起三落哩。都是他整得不像样子的时候，才把他拿下来。再上台，发誓赌咒要好好干，不久就又会犯毛病。奇怪的是，别人一上台就干不成。他该吃这一门衣饭，一直是路子很广，厂子只要一经他的手，就很快上路，所以村里没办法时就请他出山。厂里女工们肯让他摸索，也无非是能够多挣几个钱呗。”我问明义，“这个人多大年纪了？”明义说，“五十六、七了。”我说，“到了这个年龄，恐怕腰里劲头也不大了。明义，为了保着咱这个传统产业，你看能不能再让他干一气？”明义说，“行是行，不过，我恐怕请不动他。”我有点奇怪，“为什么？”明义说，“现在人家的孩子都长大了，他领着四个孩子在街上收槲叶、收血参根（丹参）、柴胡等中药材，发了财。我叫人捎信想用他，他给拒绝了。”我说，“明义，本来，你给我说的情况有点叫我恶心。可是曹操用人，不忠不孝的都敢用，咱们为了用人，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这样办，我、企业办马主任和你，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他家里，听听他的想法，行了，就再次请他出山。我想，给他了面子，他不会不买帐。”明义说，“行！”
我们就到了老汪的家里，一见老汪，叫人眼睛为之一亮，花白头发红白脸，衣冠楚楚，相貌堂堂，谈吐间自有一番自信和见识。心里说，这人年轻的时候，就是不找女人的事儿，女人也情愿上门。风流债肯定是上辈子欠他的，不能全怪他不正经。我说出让他重振缫丝厂的意图后，虽然有点扭捏，还是看出他心里是挺高兴的。人才虽然无德，但雄心犹在，办法犹在，门路犹在。我当时就感到这个人八成是用对了，很为自己的“英明”之举窃喜。后来，通过农经站核算，这个厂子已经资不抵债，就把包袱甩给他，以他承包的名义算他自己的厂子。并根据他的要求，给他协调了两三万块钱的农贷指标。我特意给明义交待：税收是国家的，咱管不了，你一定得“养鸡下蛋”，承包费少收一点，别动不动就去吃喝人家。明义说，听贺书记的，反正村里以后不再为这个厂发愁了。一个能人就能救活一个企业，老汪果然干得不错。不到二年，各村的柞坡也兴旺了，蚕籽的放养量由原来的十来斤一举上升到二、三百斤。因为现在的大闺女都出去打工了，他就招了一批中年妇女，大家有了活干，也就有了饭吃。而且，他还把去找我反映问题的比较精明一点的汪老大，也带到厂里当生产主管，大有一点立“皇储”的味道。
镇委书记 (24)
第二十四章
谦和带班子同频生谐振
体制埋弊端异曲露杂音
打罢新春又一年。
正月初八，镇机关干部到位上班，开上一个全体会，提出一些要求，都是一些例行公事。因为群众还都沉浸在过年之中，所以实在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做。松松散散地混上四、五天的时间，又要回家过正月十五的元霄节，再过了正月十七才去上班。这个期间无论回到县城，还是住在乡镇，吃喝就是最主要的工作。
镇上有一个惯例，就是家住本地的班子成员约定俗成，分别宴请外地来这里工作的同志。年年在这一阶段，都要排出班次，从人大主席开始、到政协联络组长、再到副镇长，依次类推。到了每个同志的家里，一般都是摆上两三桌，把早已准备了的好酒好菜，招待大家，忙得家人团团转。因为党政班子成员基本上全部到场，因此，看似是一场宴请，实际上是一次扩大了的党委酒会。席间的气氛比不得会议上，大家说话比较随便，工作能够轻松地安排出去，又扎扎实实起到了联谊的作用。既然是班子成员的聚会，就有了高下之分：在每一个同志的家里，书记当然是主角，敬酒、划拳都要先冲着书记来。好在不管是哪一场，只要有所节制，当书记的是不会喝得烂醉的，因为副职们抢着替你喝酒，几个量大的副职就是你的酒昙子，称职而且得体。于是，几个大侠级的老弟就整天喝得哏哏喽喽的。酒场如战场，功夫何等了得的弟兄们进入情况时用的是“铁头功”；敬酒过程中才有点点到为止的意思，但只跟请客的同志及其家人进行较量、周旋；三巡过后，进入打拼状态，切磋之中各自使出“鹰爪功”，下手凶狠，决战必胜，把席面上搞得一派狼籍；打斗最激烈的时候嘴也闲不着，豪言壮语逐渐演变成胡言乱语；混战到最后，个别弟兄还不时地运出“胃部高压喷射功”，用烟酒肉菜混合气味震摄全场；送别后主人留下打扫战场，客人走起路来，一个比一个的争着展示自己“轻功”的武艺高强。
经过一年多的相处，对同志们的脾气禀性基本上搞清楚了。大家在一起工作，难免经常磕磕碰碰，舌头跟牙还打架嘛。当一把手的，千万别把这些小肚鸡肠之类的东西当回事儿。刚开始到任时，不了解这些情况，副职们总爱在有事没事时，到书记屋里说一些其他人的不是，慢慢就听得人发烦。个把月后，才知道这个机关历史上就有这种坏毛病，历任书记也许就是喜欢听，可以从中发现矛盾，各个击破，达到控制下属的目的。久而久之，同志们之间相互在一把手处上烂药。如果不是你心中有数，把他们互相攻讦的话都信以为真了，你的下属肯定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我对这种现象很不以为然，想我的前任们如果靠掌握人的短处来支配大家，终究不是善策。同志们之间搬弄是非的坏毛病实际上是领导惯出来的，影响团结，削弱战斗力，此风不可长。我就反其道而行之，凡是来我屋里在耳边恬噪的，干脆不去理他，也不打摆他，只是没事找事，干点别的事情，要不然就找张报纸或一本书，旁若无人地忙碌。听者只要心不在焉，说者自然就会感到没趣，话头不得不打着，讪讪地告辞。不到半年，这种坏风气就不明显了，大家没有必要到一把手屋里争宠献媚，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了，工作反而更加协调一些，气氛趋于融洽。这也是急病快治、慢病慢治的办法，不知不觉间，班子成员之间的气顺了，少了许多杂音。
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但在各级机构设置上，又把党政分设，存在着两个正职。这是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的这种奇特的官场资源配置。中国的国有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又要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党政两个主职如果不善于合群共事，就很容易形成“双黃蛋”，个头虽然不小，却延续不了政治、经济的活力和生命。幸好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构中，对政府的首长另配以党的副职的职务，如县长是县委副书记、镇长也是党委副书记，这样一来，职级之间的差别就存在了，起到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作用。但在职能上、体制上仍有许多相互掣肘现象。就这样，除了中央是党政军一肩挑外，省以下的党政官员都存在磨擦。级别越高，磨擦可能越厉害，只不过在公开场合及媒体上显得无比团结，暗地里斗起来更加惊心动魄罢了。乡镇工作是基层工作，少了许多繁文缛节，但是，书记、镇长之间的矛盾依然是广泛存在的，两个主职相互尊重、搭配恰当的，就能够唱好一台戏。然而大多数乡镇都做不到这一点，少数地方两个人干脆就是公开地干仗。我和春亭搭帮的一年后，就多多少少逐渐显现出一些不愉快来。
说心里话，春亭是个好人，从来没有玩人整人的心计，若不是体制上的弊端才形成裂痕的话，实在是个好伙计。从智力因素上讲，他没有过人之处，思路不算清晰，没有稿子时，在会上讲起话来东扯葫芦西扯瓢的。相处一年多了，想起来，没有觉得他有多少坏毛病。脾气倒是有点古怪，平时不爱说话，一说话，就是瞪眼训人，几个副镇长，找他汇报工作后，总是弄一肚子气。只有见了女同志，才会眉开眼笑。他的年龄比我稍大一点，我们的相互尊重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我尊重他，是像尊重老大哥；他尊重我，是下属对上级。我隐隐约约觉得，他这个人虽然没有多少心机，但人毕竟是有血有肉的，时间一长，就会自然而然地滋生出一些是非来。相处之中，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是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懒驴推磨”的办法，决定了他不可能当上一把手，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要不是前任孟镇长下台，广远给他弄了个镇长当，他不过仍然是一个组织书记。我的到来，显然暂时堵住了他升任书记的路子，虽然不会有太大的意见，但面子上的需要仍然叫他就在欢迎我的会议上大讲自己在部队的经历，这不过是一种的渲泄。我一下来就当书记，他多少以为我乡镇工作肯定不熟悉，认为他自己已经驾轻就熟，就多少在尊重中带有一点扛膀子、看笑话的意味。随着工作进展，决策能力的体现，特别是在换届选举之后，他心里开始服气了，就事事处处向我请示汇报，崩出的话往往不多，却显出一幅很贴心的样子。后来，除了去省里跑水利、交通上的项目，带他实在没用外，出远门时我都要带上他，让他觉得很开心，殊不知我主要是怕他在家用倔脾气干事扒乱子。这样一来，我们一直相处得比较和谐，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这种平衡在我外出期间给打破了，让他在家独挡一面时，他才发现，同志们并不听他的。副职们的工作分配得很具体，请示汇报，都冲着书记来，他这个镇长，平时没有多少事情好做，就好像是聋子耳朵，只起到摆设和象征性的作用，在心里逐渐地出现了失落感。该由他办的事情，他也外推，动不动就说：“你们找书记去！”我也没有在意地去体会其中的微妙。终于，在正月十八下午要开一次党委扩大会后，我才觉察出，这家伙并非十分捋顺，他已经在暗中与我开始“较劲儿”了。
一般地说，我只要决定召开临时性动议的会议，都要首先和春亭打个招呼，甚至事先商量一下。有时，还要召集平奇、春跃等几个副书记们在一起先开一个“书记办公会”，把要研究的事情先通个气儿或者拿出个初步意见。但今天这个会议只是一个例会性质，我就没有那么过细地做一些必要的铺垫，让办公室王世贵主任写在黑板上通知了。对于这种通知方式，同志们都很熟悉。所以，到了开会的时间，应该是全员到位的，可这一次人有点不齐，大家探头探脑的，到会议室，看看是不是要开会？见我让通讯员小马把茶杯端上去了，大家才知道会是一定要开的。我因为有事，迟到了十几分钟，一上去，看到人基本上都到齐了，就差刘春亭镇长和镇长助理李立进。就问，“老刘呢？”大家说，“不知道。”办公室王主任说，“我们一直在找他，不知道去哪里了。”武装部长郑春发说，“贺书记，事先没有通知，我还以为这会不开了呢。”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就问，“世贵，让你们在黑板上写通知，没有写？”办公室主任王世贵说，“写了，写了。”大家有的说，见写了，有的说没有见到黑板上通知。正在吵吵中间，春亭和李立进才跚跚来迟，我有点不高兴，就没有理他。
散会后，我让世贵查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世贵说，确实写了，但黑板上就是不知谁给擦了。正在撕搅不清时，李立进过来说，“哎呀贺书记，吃过饭，刘镇长拉我一起去粮所一下，我说下午要开会呀，黑板上写着哩。刘镇长叫我给擦了，我以为不开会了，就把它给擦了。”我气得脸铁青，心说，“你这个老刘，想吊蛋了不是？”也没有再往下追查。老刘自知理亏，老实了好大一阵子。
大正月里，除了机关干部互请以外，街道上的几个头面人物，也都要请客。他们当然不是请班子的全部成员，主要是请书记、镇长，我们去了哪一家，那就是很有面子的事情。像萤石浮选厂高向华厂长家、矿产公司经理甄诚友家，那是必去不可的。这一年，剿丝厂的厂长老汪，也一定要我们到他家里坐坐，看到这个厂已经起死回生，我们就很欣然地去了他家，果然，招待也显出一定的水平来。
有一些想请领导的，自己没有面子，得央人请。因为，亲自上来请，基本上都是谢绝的，这人就会觉得更没有面子了。所以，他们就动用各种关系请。这些人请客的原因，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绝不是有钱没处使充烧包，当冤大头，而是既可以挣到面子，又能够办些不好办的事情。街上有一个叫“老曹春”的，就是一例。
曹春这个人是退二线的老镇长孔祥顺儿媳妇的娘家哥，在街上一直做的是粮食生意，发了财。老孔当然是他的后台。年内，孔镇长就多次在我的耳边嘀咕，说是老曹春想请一下书记。说多次了，再不去一下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于是，按照孔祥顺镇长提供的名单，我说，“你通知吧，就说我要去。”我一去，这些他们想请去的人一准能够到齐。到了以后，才知道，乡镇的土财主日子就是过得好，别的不说，从家用电器方面看，就一应俱全。同时发现，副职们实际上跟他混得挺熟的，说明他们平时有着不少的交往。他搞的酒宴也出新出奇，以山珍为主要特色，野鸡、野猪、野兔等野动物肉，都是他为了今天能够把书记请到家里坐坐，早已操心搞来放在冰箱里的，此外还有多种菌类，其中用红蘑菇饨出来的野味，味道十分鲜美，让我们的整天处于麻木状态的舌头和喉咙的精神为之一振。吃得高兴，吃得痛快，就会吃出一些事来，这是后话。
在这个期间，村里也必须去转转、看看。正是“草色远看近却无”的时节，天气还依然寒冷，所以到村以后，不过是烤火、抽烟，然后喝酒，支部书记们宴请的规格也都不低。我们经过马国保的多遍相邀，终于来到了北边山根的佛崖口村。路上，经过的地名很有点生殖崇拜意思，说是“先走牛泶石儿，再过狗毬岭儿，翻过牤牛蛋山儿，看见一条驴胜坡儿”上长着一个长长的“日天橛儿”，就到佛崖口村了。
如果把镇里比做联合国，各村是世界各国的话，有些村就是常任理事国，“常任理事”村的一个支部书记能率动一群支部书记。有些村也想在全镇事务中发挥一些作用，但没有人肯听你的，你的影响与作用就没有多大。佛崖口村就是属于后一类的。马国保在支部书记这一群人中，人品、水平、威信和身材都属于中等偏上，教过几年小学，就有点“洋虫”的味道，不怎么有头脸儿，说话却好占地方，大家不讨厌他，也不怎么喜欢他。所以，做为全镇的最高首长，当然不会轻看他，也不会太倚重他。马国保为了这一天看来没少做准备。他与招待所所长郑留喜是干亲家，所以二儿子马小宾和媳妇春英就安排在招待所干活，马小宾是个厨师，除了好喝酒外，手艺还说得过去。我们到时，马小宾和春英都在家里忙碌。接下来，是按照农村待客的“整场”上的菜。先是两道垫饭，接着上八个凉菜，下边十道热菜、两个大件，又加上几个汤，十分丰盛。明知道吃不了这么多，可怎么也说不服这个热情好客的老兄，好像不把东西上完，就显得心不诚，没水平，对不起我们似的。就这样，热热闹闹地吃了将近一大晌时间。出得他家的大门时，看到一只公狗和一只母狗屁股对着屁股，胶着在一起，被几个山里的孩子用棍子戮得“唧唧咛咛”的，直往汽车底下钻，这个插曲才真的给麻木的脑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镇委书记 (25)
第二十五章
省市县跑腿上下都打点
库坝河加固内外全受益
早在发洪水的阶段，水利站站长叶广胜就多次把关于孤石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1997年就要开工的信息提供给了我。
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信息。对于灌河镇来说，是一次加快发展的极为难得的历史机遇；对于我来说，也是在我这一任上老天赐给的关系全局工作的重大机遇。一上来，就成了我在灌河必须完成的重点作业。
孤石滩水库总蓄水量大约有6000万立方米，是一座省级重点保护的中型二类水库。它的大坝处在锡都市锡都县的王村乡境内，效益区域全在锡都市管辖的范围之内。它的上游却全部在灌河境内，灌河与王村两个乡镇，分属于两个地级市，可这一座水库，只联着两个乡镇。对于灌河人来说，处在淹没区，除了牺牲自身的利益外，捞不到一点好处。由于这座水库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建造的，近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坝体损伤严重，是一座险库。多年以来，为了防止它突然崩蹋，一直没有敢蓄水。这座水库的管理局是一个正科级单位，养了二十几个人，整天就是吃闲饭。改革开放以后，水库的整修工作摆上了议事日程，省市的水利专家不断到水库测量、设计，除险加固以后，肯定要加大蓄水量，这就直接牵涉到灌河人民的利益，省水利厅就通过范城县水利局、一条线贯彻到灌河镇水利站，和镇党委、政府一道研究报哪些项目，作为孤石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配套工程。这些项目报上去以后，一旦定了下来，国家就会拨出专款搞建设。历任领导上报的有三种项目：一是移民项目。现在大约4000多名库区群众吃的是“消落地”种的粮食，他们等于几十年前就免除了“皇粮国税”。孤石滩水库除险加固以后，周边的农民只能变成渔民，不愿变的，没有地种了，必须安排迁移出去。二是河堤加固项目。在水库淹没区外，灌河、漂麦河、青山河三条主要河流，都是山水犟河，为了保证水库的水质，山要靠绿化治理，防止水土流失；河要靠加固河堤的办法，用石料砌成防浪墙。三是交通项目。大水蓄积以后，河道边上，要修成能够通车的沙石路面，在集镇上的河流，还要考虑汛期两岸人民的来往问题，建设桥梁。灌河镇历任书记，一上任，就都关注这一事件，翻腾过来，翻腾过去，年年都要上报这些项目，但省里一直没有定下来具体的开工日期。主工程不动，我们这里的辅助工程也就休提。报上去的项目，一直不知道哪些得以审批，哪些不被批准，到底能够拨给多少款项，我的前任们，都会在自己的任上成为未竟的事业或多或少感到有些遗憾。
放着即将到嘴边的肥肉不啃，那肯定是傻瓜。我与班子的同志们经常商议，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一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搞到手里。办法就是一个字：“跑！”大家认为，这事情如果不跑，给的会少，只有靠跑，效果才好！思想开放了的同志们都开明地说，“贺书记，只要是为了这件事情，你只管跑，该花就花，该送就送，工作我们担起来，有你的那些关系，大家相信你一定能够跑成功！”
大家说的关系，是指我有两个老同学，一个在孤石滩水库管理局当常务副局长，他能够给我提供可靠的资料和信息；另一个在省水利厅当副厅长，他能够给我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尽管有如此好的基础条件，跑项目仍然是一种非常辛苦的事情，有“三子”之说，即跑着找人像“兔子”，背着礼品上楼送人像“驴子”，站在掌握生杀大权的人面前汇报像“孙子”。
于是，只要有空儿，我就带上水利站站长叶广胜跑。叶广胜作为我的基本副官，其余则根据需要随时变换随行人员。刘镇长和财所所长范聚宝跟得相对多一些。值得一提的是，一次带了招待所所长郑留喜，走到古县城里才吃早饭，他见有一种烙饼卷菜我特别喜欢吃，回来就在招待所开辟了一个新的品种，就是烙馍卷咸鸭蛋，成了客人一致喜爱的美食，不仅成了我们灌河镇招待所的保留菜目，而且扩散到县城里的一些宾馆。想起来，这真是“上有好之，下必效之”，一个地方上的一把手，所言所行，不知不觉地将影响到各个方面。
跑的过程，也是了解这个国家投资的工程项目的来龙去脉的过程。其间，听到了不少轶闻趣事儿。
原来，早在解放初期，灌河、孤石滩和王村是一条灌河两岸的三个集镇，上下距离各自相离有六、七公里，在当时的行政区划上，同属于鄂北县管。三个集镇的民风有所不同，人们说：“孤石滩人有钱好置地，王村人有钱好生气，灌河人有钱好唱戏。”这说明虽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同样的水同样的土养出的人的脾气禀性并不一定相同，还有可能与当地的其他自然条件有关。孤石滩街地势比灌河低得多，像处在盆地的中间，集镇的两边比较开阔，几十平方公里的黄土沙壤地绵延分布在远近约有四、五公里的南北两道山梁下。在灌河镇境内上游的灌河、漂麦河、青山河这三条河水集中到灌河后，向下游奔去，经过的头一个乡镇就是孤石滩，河水穿街而过，给这个集镇带来的是方便和富余。澧河流淌到下游两三公里处正好从两个山包间流出去，绕过王村街向下游奔去，所以，站在山上一看，这孤石滩街周围就如同一个聚宝盆地。老百姓自古以农业为主，对土地的依赖心特别重，富人就从依赖变成贪婪，有了钱，就拼命地买地。这就是“孤石滩人有钱好置地”的原因。而灌河街的人经商的比较多，又有外地客商注入资本，人们来钱比较容易，浮财就会产生浮华，由于经常要祭拜财神、关圣帝君，唱戏是免不了的，好唱戏好看戏的习惯就由此形成了。至于王村街的人，说他们有钱，值得推敲，这个街周围尽是岗坡薄地，年年收成很差，富人屈指可数，那有什么多余的钱？“贫贱夫妻百事哀”，自然而然就经常生小家子气。量变引起质变，小家庭生气多了，就导致大家族生气，大家族生气又会引起家族之间打群架的事故发生，远近就经常传说着王村人什么什么时间、在什么什么地方又通过械斗死伤多少人的消息，这就是王村人有“钱”好生气的合理解释，不过，往往是生气之前并不一定有钱，生了气打死、打伤人了，免不了要花钱，说他们有钱好生气，不过是把因果倒置了一下罢了。
在山区，你只要留心，能够听到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孤石滩街的地名来历，就是街的东头有一块巨大的孤石，这块巨大的孤石，直到孤石滩水库除险加固以后，水位一下子从175（米）上升到195，也没有能够把它淹没。传说中的孤石，还有神秘的来历，说是一条黑龙就住在灌河上游的石龙沟一带，山神的女儿金花姑娘在灌河边上洗衣时，这条黑龙来调戏她，把头伸在一个深水处，当金花姑娘弯下腰用水时，它吸一口，水就干了；不用水时，它又把水吐出来，淹没了金花姑娘的膝盖。金花姑娘的父亲从这里路过，一看大怒，一刀就把这条龙杀死，把龙头一下子扔在了这个地方，孤石就是龙头转化而成。那条从山上一直拖到山下的龙身子就永久地留在了石龙沟，砍掉头的地方，至今还流淌着殷殷血水，谁到了这个地方去看，一定觉得是那么地逼真，并非纯粹出于人们的想象力。在没有修这座水库之前，这块巨石是孤石滩街的一道景观，多少文人咏题过它，据说那上边刻的有乾隆皇帝的御笔题字，足见这地方曾经非同小可。反正到了修水库的那个年代，革命第一，文物第二，绝不像现在这样能够得到重视，所以那些具有国宝级价值的文物，如今只是处在平静的水面下，叫鱼鳖虾蟹们用它们族类的思维方式去欣赏、解读。
在这里修一座水库，是非常科学的，投资少，效益高。若是到了现在，这里一定要修成一个漂亮的大型水库，但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可能达到这一点。我站在山上，俯瞰这座水库时，每一次都赞叹它选址恰当，就是可叹它上马太早。叶广胜说，“贺书记，这个水库还是当年孤石滩附近出的一个省级官员决策的。你看北边山上的地势多好，光绪年间，有一个从浙江来的看地先生，说这里是一个了不起的阴宅，能够出管着一斗零三升芝麻那么多人的大官。引起了这位省里的领导干部祖上的重视，安下阴宅之后，问到第几代才能成气候？看地先生说，这个地方，难得的是一个‘可巧’二字，时间上说不准，也许很快就能成事儿，这许遥遥无期。这一方面要靠祖上积德，另一方面，要达到四个条件。”我问广胜，“哪四个条件？”广胜说，“不容易，不容易，说是‘兔子打锣鱼打鼓，人顶铁帽子，驴骑人’。”我说，“这些条件有没有凑齐的可能？”广胜说，“老辈子人分析，说要凑这一天，必须是正在唱戏，惊了兔子，一头撞在锣上，也就是兔子打锣了；还必须正好有叼着鱼的鸟在天上飞过，一受惊，嘴里的鱼掉下来，落在鼓上；人顶铁帽子好办，天上正好落一阵雨，一个人从街上买了一口锅回来，当做雨伞就得了；至于驴骑人也不是很难，只要有一头母驴产驴娃儿，眼看要下雨，管驴的把驴娃背上往家里赶就行了。可这四条凑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个大领导，也许有这个心理，建这一个水库，一方面为人民造福，另一方面，可能想在水库落成搞庆典时，碰碰运气。没有人传说凑足了这四种现象。”我说，“广胜呀，管毬他凑齐凑不齐条件、成不成气候，咱们要凑足自己的条件，争取通过孤石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把灌河的事情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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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26)
第二十六章
为长远利益先布阵设套
应计生检查后公关堵漏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加劲地跑，孤石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在灌河段的配套工程终于跑出了眉目。
我们在孤石滩水库管理局，我的同学李全德局长告诉我，这项工程，肯定要在1997年开工。但人家省水利厅自己组织施工队伍，根本到不了我们管理局插手，可能剩下一点尾工程，才给我们一点。所以我们锡都市与你们鸭阳市没有利益之争，我们一定大力支持你们跑项目，要什么资料就给你什么资料。
我们到了省水利厅，副厅长王祥太本来不管这一块，为了同学的情谊，亲自协调一个姓孙的、一个姓陈的两个孤石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负责人，召集他们和我们认识，另外安排招待他们二位和我们，看到厅长这么给面子，孙局长、陈副局长跟我们在以后相处的过程中一直比较融洽。
通过到省水利厅、水利工程设计院、鸭阳市水利局、水利工程设计院以及到范城县水利局有关单位不断地跑，我们搞清楚了许多关于国家工程方面的知识。也终于明白了朝什么地方跑，跑什么，怎么跑的问题。对于国家级的工程项目，首先是主管部门进行规划设计，确定出工程的子项目，搞出实施总方案，再分子项进行预算，最后搞出总预算。比如这孤石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就是中原省水利厅搞了多年的规划设计以后，由省计委立项，报省政府审批的。在灌河镇实施的移民、河道治理和道路整修项目，仅仅是孤石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辅助工程。当我以乡镇主要领导身份跑这个项目的时候，这些项目已经固化，大有不可变更的劲头。所以，一开始接触上边的设计部门，人家搬出许多设计方案让我们看，想改什么，减什么，添什么，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了解到，作为工程的静态预算，在实施过程中，还一定要有动态调整。也就是说，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之中。只要与具体负责施工的部门首长搞好关系，变更和增设项目都是有可能的。根据我和广胜以及班子多次研讨，感到，灌河这一块，跑的方向应当集中在三点上：一是增设项目，只有增加了项目，才能增加投资，多要回一点钱来；二是护河堤定位，原设计方案只是在接近孤石滩水库的水口处才有工程项目，我的目的则是，既要保这些项目，更要在镇区搞出更多更长的河堤。三是灌河交通桥项目，原来把这座桥设计在镇区的下游处，两边无路无人，对于灌河镇区长远的发展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在当时申报项目时，他们肯定没有从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作为现任全镇的最高首长，我必须转换眼光，从长远战略出发，不能搞劳民伤财的事情。
上述这些要求，刚开始跑的前几次，越跑越觉得泄气，设计部门搬出《设计法》来，说什么也不肯变更设计。我就想，既然是已经确定的不可能变更的东西，再跑还有什么意义？等着开工就是了。但我们实在是不甘心，跑着跑着，就有了新思路。想出的对策是，让“你的计划赶不上我的变化”，你们搞的东西，都是十几年前的设计，我要想办法让你规划的地形、地貌都变了，设计自然成为一张废纸，逼着你不得不改。至于增设项目，更是要据理力争，宁可不搞你们的项目，也要符合我灌河镇的实际需要。
于是我们做出决定，在他们还没有定下最后的施工方案之前，抢先修筑河堤，先定河堤，再以堤定桥。所以，在第一年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中，我和同志们仔细推敲，决定顶着县里和省里的压力，不搞花架子工程，只搞一些道路的整修，然后集中全镇之力，在镇区河道的对岸，建一条崭新的道路，内部的护坡就等着孤石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资金到位。同志们有些疑虑，我给大家说，这个险必须冒，如果不干，我们将遗憾终生！命令一下，就转化成了千军万马的实际行动。那一场只搞了三天的突击战，想一想一生都感动。多少年来，老百姓早已丧失了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积极性，原因就在于那不是人们真正愿意干的活儿。这一场会战，我明确提出要求，要在这里给灌河建设出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个要求引起了全镇几万名群众的拥护，分配到各村的任务，没有任何怨言，几十里外来这里干活的群众形成了人山人海，大家起五更，打黄昏，啃干粮、喝河水，三天就搞成了一条近四公里长的大河堤。
有了这条河堤，在最后确定项目时，我就多次去请那些“死毬犟”的水利专家们来灌河实地考察，通过现场办公、酒桌办公、物资办公和经济办公，让他们一个个臣服，终于同意了我提出的所有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关于灌河大桥的定位，我们经过力争，简直是斗争，最后迫使他们不得不同意变更设计，把桥修在街道正对的中心处。多年以后，人们都说，这座桥，使灌河镇拉大了框架，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当时就见效，给下任书记留下了炒作地皮的机遇，让他在解决经济困扰的燃眉之急时，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二是加固河堤工程，已经找不到了图纸上设计的地形地貌，迫不得已必须按我们自己修筑的成坯工程进行加固。项目更改以后，投资金额也有了重大变化，由原来的250多万元，一下子增加到近500万元，差不多翻了一倍。这一喜讯，叫灌河人民整整高兴了两年时间。
春天的季节，一般都是各级干部开会最多的季节。县以下这一块，没有很长时间的“两代会”，主要是开一些工作型的会议。先是各种总结表彰会，后是一些业务工作会，或者是二合一会议。这些陆续召开的会议，有些是重要的，有些是多余的，有些是加压的，有些则是轻松的。作为乡镇的党委书记、乡镇长，最喜欢开的是一些总结表彰会，大多数都是县里职能部门召开的，往往有一定数额的奖金。不管乡镇的书记、镇长参加与否，只要奖到了你这个乡镇头上，党委书记、乡镇长肯定有份，“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的结果”嘛，所谓“党委政府领导”，得看谁在领导党委、政府，结出的果子，党委、政府的头头就自然而然地先吃、多吃。所以，一个春季，从表彰会上，就可以捞到不少零花钱。
不管上边如何开会，乡镇的工作各有自己的规律。“乡镇干部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尤其是这计划生育工作，属于“一票否决”的项目，搞不好就有摘掉乌纱帽的可能。所以，各级领导都是十分重视的，唯恐出乱子。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们国家最厉害的政策，之所以厉害，实际上是因为矫枉过正。记得小时候，我们读介绍伟大祖国方面的文章，常常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自豪。那时候，国家采取的是奖励生育的政策，生了孩子，还要补贴布票、红糖票，生的孩子多了，可能成为英雄母亲。乡下的两个孩子相骂时说，“给你妈的泶‘择择’（劁的意思）！”谁知过了几年，竟成为现实。“六亿神州”很快增长到九亿人口的时候，有一个叫马寅初的中国学者，借一个叫“马尔萨斯”的外国学者的人口理论，建议国家施行计划生育政策。此言一出，不合时宜，本土的老马因为“理论反动”被整得死去活来，西洋的老马因为“反动理论”遭到口诛笔伐。等到毛主席下世以后，人口增长过快过猛的情况才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对人口生产开始进行严厉的控制。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来说，最难控制的不是生育多少，而是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穷”和“生”伴生在一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如此循环往复。因此，治乱世必用重典。在改革开放以后，唯有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上下，最具有威摄力。各级喊出的口号就很吓人，什么“男人带套，女人带环，领导带头”，什么“撒下计划生育的天罗地网”，什么“宁可抓错一千，决不放走一个！”什么“一户超生，十户联保”，什么“要把超生户罚得倾家荡产”等等，层层下达“抓大肚、刮宫引产”的硬指标，动不动就抓人质，抬东西，挖粮食，扒房子，尤其是抓人质，往往不抓婆婆，只抓娘家妈，更显得生女儿太窝囊。随着处罚的不断升级，成效才逐步明显起来。
乡镇一级一直处在计划生育工作的前沿阵地，计划生育工作不仅成了乡镇工作的硬仗，也是乡镇政权可靠的财政支柱。大家浴血奋战，津津有味地抓了一、二十年，仍然有许多抓得不深不透的问题。于是，上级对下级的检查就成了衡量计划生育工作成效的重要途径。搞得好的，很少有什么表扬，搞不好的，先是“黄牌警告”，接着“一票否决”。被否决就意味着撤职，那对于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来说，是一种十分残忍的惩罚，谁敢凛然不遵！
一般是到了春季，乡下的饮食男女因为农活不多，心闲身闲，夜里的娱乐活动就比较频繁，娱乐导致女人怀胎机率增加数倍，给计划生育带来很大难度，因为“万夫当关，一口难守”啊！所以在这一时期里，计划生育就必须狠抓不懈，丝毫不能放松。从上边到下边，在具体的抓法上，却有很多不同：乡镇的抓法是月月孕检，钉死每一个育龄妇女；上级的抓法就是开展一遍遍地突击检查，搞疲每一个乡镇。基层工作何其难哉！高压之下不来点弄虚作假就应付不了。所以，在各级检查中，任何一级的检查，下级们都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上级。尤其是对于省、市级的抽查，是县、乡最头疼的事情。计划生育工作进入抽查阶段后，县、乡领导和职能部门枕戈待旦。为了防止下边作弊，市以上的抽查搞得都很神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让人摸不着头脑。在下来检查之前，带队的领导管定位，出发时从来不说要去哪个乡镇，完全是到了车上再临时动议。这就搞得县计生委和乡镇党委、政府疲于奔命。在这一阶段，县计生委密切注视上边的动向，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向乡镇通报信息。到了乡镇以后，县计生委的任务完成了，可到哪个村抽查，又不得而知了，乡镇就被搞得十分狼狈。我的前任就遭遇了一次省里来的计划生育大抽查。这对于市、县、乡三级来说，一时间就结成了同盟，把省里来的工作部门当成了敌人。市计生委要求各县计生委严加防范，到了哪个县，不得出问题；县计生委要求各乡镇做好迎战的准备工作，把检查组的到来，当成是“鬼子进村了”。1996年以前，通讯条件还不发达，没有手机之类的玩意儿，所以，广远书记当听说有可能抽查山区乡镇时，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使出了所有能够想到的办法，调兵遣将，兴兵布阵，吩咐机关干部打扮成放羊的、推车的等干各种农活的，从分水岭上到分水岭以内，沿途设立哨所。这些探子，虽然没有用春秋战国时候周幽王千金买一笑点燃烽火台的办法，但也利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放倒消息树”的举措，起到了很大作用。终于没有给自己丢人，也没有给县市抺黑，体现出大智大勇的高超而且卓越的指挥才能。
其实，越神秘、越严格，就越有空子钻。记得有一次，鸭河县五龙庙乡的书记来我这里，针对计划生育大检查我们互相做手脚，办一些糊弄上级的假手续。我在陪他喝酒时，说过一句带点含蓄的大实话：“这计划生育工作，一靠工作，二靠工作”，三个“工作”的联用，其含义不言自明，被那个老弟顿时捧为至理名言。从程序上讲，在一个乡镇检查过后，检查组就要住在县以上的宾馆汇总情况，揭露问题，跟有关领导交换意见。这一段时间，是乡镇开展“公关”的好时机，绝对不能错过，一错过就成千古恨。世界就这么大，无论来检查的人再远、再从来没有谋面、交往过，但是，只要动用了所有的关系网，从来没有一个乡镇的书记与带队的领导找不到某种联系的。请不到时，送是免不了的。所以，一次检查下来，不要说带队的人多么肥了，跟班的人员哪个不是满载而归！
到了我这一任，当然也不能含糊。得知他们今年要查山区一个乡镇以后，我、刘镇长和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书记井春跃、主抓计划生育工作的党委委员赵飞鸿以及计生办的几个同志，一点也不敢怠慢，认真研究了各种对付的方案。眼下毕竟条件好多了，灌河已经建立了“全球通”的基站，“消息树”是用不着再使了，所以相对以前工作好做得多。
对于检查，一点侥幸心里都不能有。这一天派出去的同志从早晨七点多一点，就开始不停传来市检查组行动的消息：
“检查组正在吃饭，他们的领导讲话时，不让宾馆服务员进去，听不清安排的什么。”
“检查组人员已经上车，一个2000型的红色桑塔纳，一个金杯面包。”
“检查组的车出城下东北了，很可能今天是去范庄乡了！”
“啊，贺书记，检查组的车没有上范庄乡，他们拐向了县城南关的路正南走了，上山里去了！”
“检查组的车没有上分水岭，而是向声顶寺方向的那条沟里去了！我们还跟不跟？”
我们几个分析了一下，事情明摆着，人家正是为了摆脱跟踪才走向另一个方向。看来，查我们是确凿无疑了。于是立即下令，这一拨人停止跟踪，回镇里待命。另通知在镇区东边的鲤鱼岭村的一台车，立即去孟坪乡拐向我们这里的路口上观察，随时报告动态。
果然，消息传来，“敌人已经犯我边境。”我们立即派计生办主任坐上租来的一个破吉普，赶去接头，给予迎头痛击。按照约定，不管检查组进我们哪个村后，我就和刘镇长、分管计划生育的副书记井春跃立刻赶去，全程陪同。
当我们计生办人员接上头后，人家带队的领导立刻把我们去的人员全部“俘虏”，坐在人家来的金杯面包里，一下子，派出的人员就跟我们失去了联系。人家检查组里出来几个同志，坐在吉普里，指挥司机继续前进。
这些检查组的领导以为这样一来，就已经割断了跟我们的联系，这实在是太小瞧我们了。检查组的领导妄费心机，你一旦进入我军阵地，就必然处于全镇人民战争的包围之中。启动第二套应急方案以后，我这个豫Y16160号桑塔纳，一直就根据各路探马精确无误的情报，离他们大约一公里处，不紧不慢地跟踪前进。在这个时候，我的表情装得十分严肃，像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一样，其实内心里一点正经也没有，“饶你奸似鬼，也喝老娘的洗脚水”，我心里一边想着《红楼梦》里的这句话，肚子里一直嘀嘀咕咕地好笑。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千万别以为检查组对我们的到来不高兴，正相反，如果不来，他们才真的不高兴。我猜上级检查组的头头要的可能就是这个效果。当我们赶到石楼村找到他们时，那个带队的高兴得眉开眼笑，我们本来是陪同他的，他却立即出来陪同我们。一个劲儿说，“给你们添了麻烦，让书记、镇长们来这里，实在不好意思。”反正活有人干着，我们通过寒喧，得知他是从西坪县抽来的一个计生委副主任，这人一看就是一个资深的干部，人很练达，我们就立刻从讨论“今天天气”入手，然后讨论西坪和这里的“风土人情”的相同或差异，接着，说一些计生工作难搞的苦经，说着说着，就进入了《笑林广记》，说一些关于计划生育工作中遇到的种种趣事，说到兴浓之时，大家乐得前仰后合，熟络得成为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环境改造人，环境锻炼人。经过数年的计划生育工作，我们的人民群众已经被锻炼得无比坚强。大闺女、小媳妇的脸皮也锻炼得非常厚。到了孕检的时候，她们就没有一点隐私了，在最隐密的部位，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摸什么就摸什么，看了，摸了以后，有些妇女还把上衣搂起来，问检查人员：“摸妈儿不？”因此，检查组无论到了哪个村去，配合基本上没有问题。检查组的人员，有人看帐册，有人搞查访，分工明确，有条不紊。镇计生办人员和村计生专干在一边回答可能问到的所有问题。外出打工的妇女开的都有婚育证明，参加了属地管理；在家的，没有一个育龄妇女敢不到场。连小学的学生怎么糊弄检查组，都教得非常熟练。可是，“智者千虑，终有一失”，只要存在毛病，无论部署得如何严密，也都会给人家查出问题。计划生育检查组，往往是带着问题深入到目的村的，你本来就防不胜防。再好的村，其计划生育工作存在的问题，也都像维吾尔族姑娘的辫子一样多，一揪一个准。查出了问题以后，只有加大公关力度，问题才有望得到解决。
山区人口居住分散，查完以后，已经下午将近五点。中午时分，我们安排人员去招待所拿来一些快餐性质的食品，检查组感到非常满意。晚上，我们准备好充余的“子弹”，赶到县城继续公关，最后给我们交底时，叫我大吃一惊，原来石楼村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却查出了我的一位得力干将和计生办工作人员出了问题，必须从严从快抓紧处理。
镇委书记 (27)
第二十七章
挥泪斩马谡齐青山下课
负气批曹春香菇办上马
市检查组转交给了一封上访信件，上边告的是我的一个管理区书记齐青山和他在计生办工作的爱人张细月。
管理区不是一种在编的行政实体，是乡镇为了管理方便自己设置的一种分支机构。范城县百万人口，十几个乡镇，都比较大，各乡镇都是这样搞的。灌河就分有东西南北四个管理区。这些管理区各配一名总支书记，一名管理区主任，在一、两个包区的副镇级干部领导下，管辖一群包村干部，管辖六、七村行政村。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往往也是副乡级后备干部的苗子，一旦当上了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就意味着离当上副乡级干部为期不远了。各个管理区的工作基础并不一样，北区处在深山区，工作相对不容易搞一些。所以，安排的管理区总支书记就得棒一些。调整过几次人选都不行，最后派齐青山去才合适，工作很快就上去了。所以无论从各个方面讲，齐青山都是一员虎将。北管理区的工作由落后变为先进状态，齐青山功不可没。同时，齐青山就自然成了副科级后备干部的第一人选。
青山是石楼村人，高中毕业生，由于上学时学习不是太出色，再加上家里比较困难，也就没有复习考大学。在公社当了几年小工之后，有机会转正，一步一步地熬成了干部，并且表现出一定的领导才能。
齐青山长得比较帅气，个头齐整，身材魁梧。是一个女孩子相不掉的角色。在家里，父母给他娶了一个临村的姑娘当媳妇，长得一般化，对于青山来说，这是无可挑剔的，因为他的家里比较穷，能娶上媳妇就算不错了。于是结婚，完成了一个农村青年必须完成的结婚成子的全过程。青山与这个女人第一胎生了个女孩，他父母就认为家门不幸，娶个媳妇长的肚子太不争气，希望再生一个小子延续香火。这个情绪一度感染了齐青山，可是虽然在老婆的肚皮上努力耕作，搞了几年，他老婆的肚子毫无响应，倒是明显看出没有一点姿色可言了，青山就开始不太喜欢自己的糟糠之妻，常常以工作繁忙为由不进家，就因此出来了事情。
与齐青山同时在公社当小工又转正的还有一个女人叫张细月。人长得相当高挑、齐整，就是肤色较深一些。但年轻就是资本，再加上眼睛和嘴巴都会说话，秋波和声音十分甜美，给当时的领导身边平添几分春色。这张细月与当时的党委书记，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亲热，外边人传得纷纷扬扬的，可也没有人真正捉过奸。只不过张细月到了三十多岁，也没有能够把自己嫁出去。那个书记走了以后，张细月失去了依靠，就从党政办公室转到了计生办，专门分包北管理区的几个村的计划生育指导工作。那时，齐青山正好当上了北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山区风景优美，到处适合于谈恋爱、调情，经常一起在山沟里转来转去，也容易发情，一来二去，心动，情动，产生行动，二人就好上了。
一天上午，齐青山的老婆来街上赶集，顺便看看青山，打开青山的门一看，见齐青山和张细月两个人光光的在床上干得正欢，觉得非常可笑，忍不住指着他俩笑了起来，一个劲儿地说：“不嫌赖，不嫌赖，大白天在屋里弄这哩。”忽然一想不对头，马上变脸，又哭又骂，上去就撕张细月。齐青山紧紧抱着老婆，张细月才穿上衣服脱身而去。按说，齐青山女人也不过是闹上一阵就完事了，偏偏张细月怀了孕。齐青山在此时，怎么也甩不掉张细月了，于是回家闹离婚，终于闹成功了，条件是前妻离婚不离家，每月还得交出一定的工资给前妻做为赡养费。从此，齐青山和张细月婚后在机关里住，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原来盼着生下来是个男娃子，谁知又是一个女孩，就把小女孩送了人。张细月为了对得起被爱情弄得差点身败名裂的齐青山，发誓要给他生一个男孩子。我接到的市检查组转给的这封上访信件，上访人就是齐青山的前妻，原来的结发夫妻现在成了“揭发夫妻”，把一生都难以消除的怨毒集中反映在实施报复上。她反映的问题十分确凿，肯定是下了一番深功夫。上边说齐青山与张细月已经生了一个女孩子，送给了孟坪乡某某村某某组某某人家，现在已经多大，在什么什么学校上学，谁是她的班主任，弄得非常清楚。市计生委已经找到了这个女孩，明确要求，如果齐青山与张细月不承认的话，镇里要组织亲子鉴定。
按照政策，尽管张细月还没有生过孩子，但齐青山已经与前妻生有一个女儿，不到期就不能再生育了。所以，送到孟坪乡亲戚家的那个女孩本来就属于超生，但在处理上不至于十分严重。两个人都是中层干部的骨干，处理他们实在不忍心。因此，当我们开了书记办公会时，对于齐青山和张细月，我建议看看他们的态度，如果不错，就网开一面。谁知还没有安排人查处这件事情，计生办主任来报告说，张细月失踪了。问他们为什么失踪，计生办主任说，张细月已经怀孕，并且通过B超超了一下，是个男孩子。很可能是因为听说要查他们，所以才跑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恼火，根据这一情况，就是不去做他们在孟坪乡舍弃的那个女孩的亲子鉴定，这条件也足够把两个人双开除了。马上叫人通知齐青山，我要亲自跟他谈话。齐青山来了以后，几天不见，就像霜打了一般，看来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痛苦不堪。他自己表现得态度很好，爽快地承认了孟坪乡的那个女孩正是自己的孩子，就是死不承认知道张细月的下落。我讲他当上干部不容易，希望不要轻易把自己的前途毁掉；两口子都是好同志，我们几个当领导的，在许可范围内，一定会保护他们，要他们体谅领导上的一片苦心。面对这强硬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定要当明白人。否则，领导上想保也保不了他们。特别强调指出，你和张细月只有两个出路：“要么堕胎，要么双开！”希望他抓紧时间找到张细月，从两个人的前途着想，抓紧把肚子里的孩子拿掉。齐青山表示对领导的关怀和爱护无比感激，表示无论如何也要想方设法把张细月找到，赶紧做个引产或者流产，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齐青山说不知道张细月在哪里，显然是谎话。可是，真正去做张细月的流产工作，齐青山虽然是真心去做，也没有做下来。据说，张细月怀着要当母亲的神圣而又强烈的愿望，坚定地表示：宁可被开除，甚至齐青山与她离婚，她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因为她把这个孩子当成了后半生的希望。计生办的人员也不知是有意袒护，还是确实不知张细月在何处，总之，没有办法找到张细月。三个月后，两个人的公职全部开除，齐青山的党籍也一并开除了。
自从解决开金矿的混乱秩序以后，给派出所买一台黎明车的承诺兑了现。别的单位就开始眼红。计生办要买车，财政所有一辆半截长城皮卡，也想换一台好一点的车辆。主抓宣传兼管计划生育的党委副书记井春跃、党委委员赵飞鸿就有事没事的找我，说，“贺书记，计生办离不开车辆，现在动不动就租车，费用太高，还不及时。其他乡镇的计生办都买了新车，咱们也得想办法搞一辆，只要你点头，我们就想办法。”说得久了，我和镇长刘春亭商量了一下，定了一个调子，可以买，但不能是新车，以免引起连锁反应。话刚一出去，春跃、飞鸿就说，他们在北京有一个军队的朋友，说有一台从部队打下来的“北京切诺基”，五、六万元就可以买回来。我一听，心里很高兴，交待他们去了以后，一定要看好车况，别买一个报废车。他们几个就去了北京，过了五、六天，北京有个军人亲自开着这台挂着军队牌照的车送了回来，春跃他们请我去看看。我一看，果然是台好车，八成新，开上一开，方向是带助力的，又稳当又省力，价格也公道，就扎扎实实地表扬了他们一番，说他们会办事。飞鸿和计生办主任说，“这台车，随时听候贺书记的调遣！”我想也不错，今后再上山道路太差劲时，还是坐这个带有越野性质的车较好一些。等了几天，这车从计生办到政府大院公开露面时，上边的牌照是“豫Y16169”，我问他们怎么搞了这么一个牌照，他们说，人家军队的牌照摘走了以后，军用车辆改为地方车辆，过户比较麻烦，他们就跑到锡都市找人做了一副牌照套上，我们属于鸭阳市，这车一般不到锡都市。因为我的桑塔纳是豫Y16160，他们就做了一个16169的，与之呼应。
至于财所也要换车的要求，我批评了范聚宝一顿。我对聚宝说，“你就是胡毬闹，眼下工资都解决不了，怎么敢给你换车？长城皮卡多好，全县其他许多财所还没有这么好的车辆。在财所工作一定要谨慎，别给别人留下口实。谁都知道财政部门花钱容易些，但我在县里工作时知道，当时的财政局局长，要求财政局办公室把每天收到各单位传送材料的信封都翻拆了重新粘好，给县委、县政府两办上报材料，就用这些翻拆过的信封，表示财政局过日子很勤俭。虽然有些矫情，也会让人们感到，这才是管家理财的人的好传统、好作风，树立了勤俭持家的好形象。”我知道，聚宝心里肯定不会高兴，但也不敢说什么。都知道，财所所长是党委书记的副官，他们直接隶属于县财政局，但要对乡镇党委书记负责。这个所长的任用，必须县财政局和乡镇党委协商安排，所以受双重领导，这样，财所所长就比较听话。财所给乡镇理财，一般除了书记、乡镇长给专拨一点办公经费外，没有其他来源。他们的日常开销仅靠这点经费肯定不够，于是就想方设法向上揩油，一年到头，不少向县财政局直接打报告要钱。县财政局的科室多，各科室都跟乡镇财所打交道，相互利用，因此，手指头缝里漏一点，下边财所的日子就好过了。财政所要来的这点经费，财所所长也不是自己花完，其中一部分是用于书记、乡镇长开销的。因为财所所长明白，没有书记、乡镇长的支持，他在县里就排不上位置，要钱并不是很容易。
过了几天，司机小勇给我说，“贺书记，你不让聚宝买车，聚宝想通了，没有意见。但我们俩商量了一下，想请你给我们办件事，咱招待所前边的那四间门面房子是聚宝家的祖宅，县里已经批示让归还给他了，就是这号事咱灌河太多，所以镇里一直没有答应他。你看是不是以落实政策的名义卖给俺俩，一人两间，价格给便宜点。”我了解情况后，联想到处理江家大院花了一万六千块钱，正好能够“一个萝卜顶一个窑儿”，还有节余，就和春亭镇长合计了一下，觉得可行。答应先出一个同意的手续，不让他们声张，到镇区别的地方开发以后，他们再名正言顺盖房子。他们表示同意。
谁知没有不透风的墙，机关就有人传说，招待所临街门面房卖给了范聚宝和司机沈小勇。虽然没有翻多大的浪花，但大家已经感觉出，贺书记可能要在镇区开发上有动作。果然，这天晚上，老曹春找上门来，说很多次都想找书记大哥拍拍。吃过人家的，到底嘴软，人家拍拍的东西，只好听下去。原来，老曹春在北边的一条背街上有门面，做粮食生意一直很不错，手里有了一定的积蓄，他看中了镇礼堂周围有几十间门面房可以开发利用，很想为镇里办上一点好事，把这一个黄金地段利用好，为镇里创造效益。若让他自己开发，价格高一点也没有关系，如果与镇里合作的话，也是可以的，他投资，镇政府可以和他房租分成。我不得不佩服这小子的精明，觉得他想的开发那个地方的方向是对路的，但到时候只能用拍卖的方式才能处理，所以能不能到他手里，我是没有把握的，只是答应看情况给予关照。就这个回答，老曹春表现出十分感激，从腰里掏出三沓子人民币，硬塞到我的抽斗里，说事成了另有好处。我给他死缠活缠，说什么也不肯拿走，一溜烟地走了。
因为根本就没有打算搞什么镇区房地产开发，所以，老曹春算是枉费心机。过了几天，我在党委扩大会上讲了，近期不考虑拍卖地皮的事情。估计老镇长孔祥顺当天就把信息透露给他了。会后不几天，我打电话叫老曹春来一下，他就很快骑个摩托来了。我把钱还给他，说什么也不收。我说，“老曹春，我自己不缺钱花，如果急用的话，我再向你借行不行？”老曹春说，“书记大哥，说什么也不行，这点小钱，实在算不了什么，算是老弟的一点心意。不要再往下说了，我走哩。”我多少有点变脸地说，“老曹春，你给我听着，这几天你已经把我害苦了。你的这三万元钱，我放在哪里都不是。现在放在卧室的柜子里，天天都得锁上门。要说钱并不多，但买一副金手铐恐怕也足够了！”见我说出了这样的话，老曹春脸上很有点尴尬，接过钱说，“哎呀呀，书记，你千万别这么想，兄弟我真是一片诚意。”我看他终于同意把钱收走了，和颜悦色的拍拍他的肩膀说，“这就对了，我理解你的心情。放心，只要能给你办的事一定给你办，一接钱就显得薄气了不是？”
眼看到了三月底、四月初，我心里一直惦记着食用菌这个产业，就和镇长刘春亭等我们几个到去年种香菇的几道沟认真地调查一遍。看了以后，仔细算算，真正种香菇的，仍然是那么一些老户，新的户基本没有发展。这说明，周礼中的食用菌办公室实在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我对春亭说，“咱们今年不能再这样搞了，这周礼中也不算用对了人，可这种带有行政性的办公室本身就不可能有啥作用。要想搞好这件事，关键还是要让老百姓看到实惠。把周礼中撤下来，找一个懂行的，有事业心的干，并且当一个实体整，你看行不行？”刘镇长当然同意我这个意见，我又让他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他想了想说，“你看企业办副主任方新亮行不行？”我眼前一亮说，“你老兄不愧是组织书记出身，慧眼识英才，我也想这个人行！”
于是我们首先做了方新亮的工作，这个同志脾气有点倔，但心底直正，工作扑身子。他家在山外的一个乡里，离这里一百多里，也不知是跟老婆关系不好，还是其他原因，反正你很少见他回家，整天在企业办忙忙碌碌，指哪打哪，干得十分出色。他又是一个老牌的初中毕业生，文化知识的底子不错，是个肯学习、肯动脑筋的人，所以我说春亭选人是选对了。与方新亮的谈话很成功，方新亮决心大干一场。
跟方新亮谈话以后，我就召开了党委扩大会，做出了派方新亮任灌河镇食用菌公司总经理的决定，让他在公主岭金矿留下的房子里开始研种香菇和其他食用菌的品种。并且以此为龙头，分配给镇直部门各个单位种香菇的任务，务必完成，务必成功，好给群众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又召开了机关干部和镇直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大型会议，把任务安排了下去。各单位也都建灭菌灶、盖发菌室、买接种机以及购置原料，看来真的准备大干一场。
安排下去以后，我和春亭分了一下工作的侧重点，我主要是跑孤石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他在镇里主要抓食用菌发展这个“一号工程建设”，全体班子成员都和他一道抓。一说成“工程”，大家就有劲儿了。我经常不在机关的期间，春亭的身心都得到了释放，不仅抓了这方面的工作，也抓到了别处不该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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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28)
第二十八章
柏树曾折枝镇长调岗位
牌照不吉利武警提赃物
春夏之交的一天，我从卞州回来，因为没有特别紧要的工作要做，就没有回到镇里，在家里休息两天。大约夜里两点多钟，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吓了我一大跳。自从从政以来，对于夜里突然响起的电话，总是很警觉。一般地，只要这个时候来电话，若不是坏事儿，就是紧急事儿。
电话是灌河镇招待所所长郑留喜打来的。他这个人说话有时有点慢慢筋筋的。
“这时候打搅书记很不好意思，因为出了点急事儿，刘镇长不让我给你说，我是偷偷地给你说一下，免得日后你知道了会怪我。”
“你说吧，卖个啥毬关子？这个时候打电话肯定出了大事，到底是啥事儿？”
“唉，这个刘镇长啊。天擦黑的时候，咱灌河下起了雾习习的小雨。因为招待所里没啥客，我就和几个炊事员喝了点酒。散场后，马国保的儿子马小宾晕晕乎乎的，回去就睡了，他女人春英这个死妮子，大概是以为马小宾睡着了，就溜出去到政府去了。谁知，这马小宾是装着睡着了。春英前脚走，他后脚就跟着去了，跑到政府，见机关没有人，只有刘镇长里屋还亮着灯，爬在外边听了一会儿，也没听出个啥动静，就回来了。约莫有两三、个钟头，春英回来后，马小宾审她，这妮很死嘴，马小宾问不出个啥，却在脱衣服睡觉时，从春英的秋裤没有被袜子包着这一处露了马脚。马小宾知道春英历来都是用袜子包着秋裤的。就打春英，问她到底死到哪里去了，春英只得承认是去找了刘镇长。开始，我们听到他两口子打打闹闹也没有在意，后来春英来叫我，说马小宾掂着菜刀去政府要砍死老刘，我才急忙赶到政府，一看，马小宾正在刘镇长门前破口大骂，说要用刀剁死他这个不要脸的家伙。我叫人把马小宾拉走以后，老刘才敢打开门，吓得哆哆嗦嗦的，光说，日他妈，没脸见人，没脸见人。他承认给春英有过好几次了。我让他去给马小宾道个歉，他说啥也不敢去，叫我无论如何做好马小宾的工作保证永不再犯了，饶了他这一回。”
“这个事闹得大不大？知道的人多不多？”
“知道的人不会多，都已经十来点了，机关的人都睡了，后院的其他领导们也都不在，要不春英也不敢去了。前院的机关干部有几个起来的，也没有听清马小宾骂的什么，都以为他是喝醉了。就这，刘镇长才特意交待我，不让给你说，也不让马国保知道。”
我叹口气，交待郑留喜说，“老郑，我信任你，你是个很会办事的人，既然这事叫你碰上了，你就管到底吧。家丑不可外扬，千万不能扩散，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几天有啥动向随时随地给我说。刘镇长不让你给我说，是嫌丢人，我也只好装不知道算了。不过，你可得做好马小宾的工作，不能再闹了，再闹下去，与他、与春英、与刘镇长都不好看，太丑气！”
郑留喜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国保俺俩还是干亲家，我咋有法给他说咧。可是不给你说说，将来出了啥事，我可不好交待。我和你嫂子一直做他们两口子的工作，马小宾非要给刘镇长拼个你死我活不可，好说歹说才算认了，这一会儿刚睡下，我才给你打电话。”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回镇里。春亭见了我，脸红了一下，不像过去那样，紧接着汇报工作，钻到他屋里不出来。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心想，你不给我说，我也不问你。俗话说，“自古劝酒不劝色，”只要是隐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明了，有时朋友的情份都会失去。于是，我就采取了暗中保护他的办法，只要必须去招待所陪客，我就和春亭一起紧傍着，唯恐马小宾出来给他一下子。
以后的十几天里，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纸里包不住火，这消息仍然不胫而走，从机关到社会上，很快就传开了。班子里的同志到我屋里，说着说着就往这上头扯，我尽管不喜欢听这些毬长毛短的闲话，可架不住大家天天说。渐渐地听出了个大概。原来春亭的脾气倔，只是对男同志，对女同志从来很和顺。他有这个毛病由来已久。据说他刚下到瓦房店乡当副乡长时，就与鸭阳的一个年轻女人经常在一起。到灌河后，那个女人还来过，他说是他的表侄女，一住在他屋里就是几天。听说那个女人怀孕了，春亭让人家打了胎，赔人家了一些钱，来往才稀少了。到这里当上组织书记后，国税所调来一个女孩，二十郎当岁，鹅蛋脸儿，长得很漂亮，来政府办手续时，他听说这个妮儿的父亲也在税务系统，就说认识人家爸爸，那妮儿本来举目无亲，就开始叫他叔叔，他给人家交待，勤到他屋里玩，有啥事需要帮助就说一下。随后这个女孩有时就来走动一下，更多的是，春亭经常要到国税所去看人家，表现出少有的关怀。有一天晚上，这个女孩先到机关前边楼上，找到同在国税所上班的一个女人说，“大姐，俺春亭叔说他有病了，打电话让我去看看他，请你等一会儿去叫我一下，就说有人找我。”足见这女孩虽然年轻，也工于心计。谁知没有等她大姐去叫她，不多久这女孩就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回到大姐处，小声给大姐说，“这人真不要脸，我去了，他让我进他里屋，他就睡在大床的里边，要让我给捶捶背，我说够不着，他要我上床去，没办法我刚跪到床沿上，他就撕撕拽拽地抱着我要亲我。”说着说着，气得哭了起来。果然没有几天，这女孩的爸爸就来把她接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就把她调到了其他乡镇。
随后，又传来消息说，刘镇长和春英的事情，被春英的老公公马国保知道了。这个佛崖口的村支书气恼得狠，要到镇里找姓刘的王八蛋算帐：“我日你个妈，你到我家，老子对你宾客相待，你却搞我的儿媳妇，这不是骑在人头上拉屎嘛！”随后，马国保的兄弟叫马二保的，本来就在街上做生意，是有名的无赖，一连几天都到政府机关转悠。这样看来，“树欲静而风不止”，眼看就要出大事儿。这时候，春亭嫂子也来了，见了我们笑得很勉强，只听得进了春亭屋里就顶上了门，不大一会儿，传出了“乒乒乓乓”摔东西的声音，中午通讯员把饭端了过去，又原封不动退了回来。下午，没有停就走了。到了这个时候，春亭仍然非常存气，闭口不说。第二天中午，又是在招待所陪客，郑留喜给我捎信说，马国保下午要来见我，吃罢饭，我同着大家对春亭说，“哎，刘镇长，忘了给你说，县里通知你到党校学习一段时间，正好，你就凑司法局的车回去吧。”说刘春亭不聪明是假的，这一回他心领神会，连机关都不回，搭上人家司法局的车就进城走了。
下午，我和马国保、郑留喜三个人坐了很久，马国保气得脸皮铁青。我劝他不要大闹，“不是什么光彩事儿，不要往自己脸上抹屎”。马国保说，“贺书记，我知道你们官官相护，老子也不准备咋他，就是要见见他，要问个明白，老子咋得罪他了，他这么欺负老子！”我对他说的“官官相护”和一口一个“老子”在肚子里直笑：你既是是老子，他就是你的儿子，不过就是弄了一下你的媳妇，又不是米面罐儿，挖点儿少点儿，值得生这么大的气，连我也捎带进去？我看郑留喜总是给我使眼色，就知道这小子可能要图点银子，就同意和郑留喜一块进城，见一下刘镇长，当面说个清楚。
当下，我们就回城。先把马国保、郑留喜安排在招待所，我就一人去找春亭。到了他家，他说，有人给你嫂子打电话，硬说我在灌河犯了男女关系错误，她去闹了一场，回来就气病了，正在睡觉。我猜他还没有给他女人说清楚，给我装蒜打哑谜，就拉他出来，来到城外一个僻静处，和他单独谈话。开始，我一直抽烟，就是不开腔，憋了他半天，他忍不住催我：“贺书记，有啥你请说吧，这事儿出来以后，我嫌丑气一直没有敢告诉你。现在你既然知道了，咋批评都行！”我说，“春亭啊，咱们弟兄俩说话间也相处一年半了，我的脾气你是了解的。最可气的是你竟然不信任我，不然出事以后，你谁都不用说，也应当给我说一下。说了以后，你就可以站在一边，我出面给你摆平就是了。可你就是不说，我也不好意思问你，这事才越闹越大了。现在马国保来了，要找你算帐，我让郑留喜陪着他。我先问问你，你看这事儿咋办？”他吭哧了半天说，“老弟，你看着办吧，你说咋办就咋办。”我说，“咱们去招待所见人家一下，让人家骂，给人家道歉赔不是。他想要钱，破财免灾，我叫郑留喜从中协调一下，尽量少出一点。这事过去后，你就以上党校学习的名义在家里休息，好好劝劝嫂子，等一段平静以后再回去上班。”于是，我们回到招待所，我和郑留喜回避，让马国保他俩谈去。在隔壁房间里听到马国保高一声低一声地连说带骂，春亭一直没有吭声。谈了一个多小时，马国保仍然恼怒着喊了我们，说让他滾吧。我知道这晚饭肯定吃不到一块儿，就让春亭走了。事后，经过郑留喜和马国保反复搓商，决定由春亭出5000块钱“遮羞费”了事。
回来后，叫财所先给春亭垫了钱，事情基本得到平息。谁知，越想了事儿却了不了事儿，县委吴书记打电话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正要汇报说没有什么了，吴书记说，“不用说了，我明天去你那里。”吴书记来了以后，我把事情的经过给他汇报了一遍，吴书记说，你看这事咋办？我说，“吴书记，我建议，一是这个事情不要查，因为前头有个孟镇长，现在又出了个刘镇长，都是这号脏事儿，查来查去，道子越描越黑；二是不要处理，级别不能降，找个地方把春亭安排了，就别让他在这里活受罪了。”吴书记很疲劳，说，“行啊，中午别喊我，我啥时候醒就啥时候开饭，我要好好地睡一觉。”
吴书记这一觉差点比上陈抟老祖了，从上午不到十点一直睡到下午四点多。起来吃饭喝酒后，就回了县城。我与春亭通了电话，说了给吴书记讲的意思，对他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换换环境不是坏事。”
等了三个多月，“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句话再一次被两个结果所验证：一是只要那棵老柏树折一个枝子，就会有一个镇长在任上出事；二是春亭又以加括号的正科级身份当上了他的前任孟镇长当过的农机局副局长。我后来见了广远，我们俩人说起这段往事，对出现的巧合大笑不已，广远连说，真他妈的怪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计生办的切诺基开了半年，张家口武警部队来了一拨人，直接去到计生办，先把车给扣了，然后他们的领导在招待所订了房间，把去北京买车的几个同志叫去分别谈话，这些情况都反馈到我的耳朵里，我不了解内情，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最后他们终于请我过去，说是给镇党委书记汇报一下。我说，别讲什么汇报，你们大远来了，我请你们吃饭。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倒是安排了一桌，要请我这个地方上的最高领导人。
席间，来人拿出许多正式手续，郑重地告诉我，他们是张家口武警部队的，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西城区军事法庭委托，专门来提走这辆切诺基的。原来，这二年，北京卫戍区部队里，有几个已经退役的老兵，利用军队的特点专门偷部队的车辆，形成了偷、销、运一条龙。他们张家口武警部队刚买了这辆车不久，一个团职领导坐这台车去北京武警总部开会，车子就停在会议大院里，司机锁好车出去办事，回来不见了车辆。那个司机为此一直被关押着。还是北京卫戍区丢的车太多了，花很大代价才破了案，这一伙人把这一台切诺基也给供了出来，他们得到军事法庭的通知，专门来提赃的，所以，特地请示镇党委书记，请准许我们把车带走。
我一听是这个情况，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赃物这东西谁用谁该倒霉，人家要提走，是拦不得的事情，不追查你销赃、窝赃就算不错了。人家对我这么客气，八成是副书记井春跃和党委委员赵飞鸿他们不甘心让人家顺顺当当的把车提走，安排司机把车捣鼓得开不动了，“强龙不压地头蛇”，人家没有办法，才向我求助。于是，我很大方又有点结结巴巴地说，“好说好说，这个这个，这个咱们是军民共建的友好乡镇，人民子弟兵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的事情，我安排他们，马上放车，让你们顺利提走！”我从来没有像这样，话说得很有点文不对题，或者叫做驴头不对马嘴。人家反正要的是效果，大家吃吃喝喝，吃罢喝罢，把根本不存在的“恩仇”给泯了。
送走人家以后，这场不光彩的“请吃”，酒啊肉的，好像长了骨头，棚架在我的喉胧里咽不下去，火起来下去，又窜到了脑门子上，就把春跃和飞鸿他们几个叫到我的屋里，狠狠地熊了一顿。“你们几个咋毬整的？真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手续都不齐，你们就胆敢往家里提车！回来后还弄个假牌照糊弄人！人家来提赃了，给人家就是了，竟然生门子坑人家，给我弄了个没有一点面子的吃喝！真是把咱灌河镇党委、政府的人丢尽了！”春跃和飞鸿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我如此震怒，吓得一个个脸上寒煞煞的，唯唯诺诺，反复给我解释说，实在不知道这车的来历，当时想着和军队打交道是最保险的，再说还有战士亲自把车送到门内，哪里会想到出这样的事情？我说，算毬了，就此打住，咱们“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处诉。”反正，你们以后别再想买车的事儿了。
在机关里和社会上，总有一些思想和嘴巴都闲不住的人，他们就又传开了：“政府的两辆车牌照就不吉利，书记坐的是16160，就是‘越里越里穷’，计生办的是16169，就是‘要弄要弄走’嘛。”这些传言本来完全可以不放在心上，但也不敢过于麻痺。想到我刚来上任的前半年，有人就传言，“怪不得贺书记爱喝高度酒，原来高度酒都是好酒！”我马上叫郑留喜买了“北京二锅头”和“尖庄”两种五元钱以下一瓶的高度酒，一半放在招待所，一半放在我的床底下。有了尊贵一点的客人，就从床底下拉出来几瓶往招待所拿，虽然酒次一点，让客人感到从床底下拿出来是一种特殊礼遇，照样喝得烂醉。坚持了一段时间，才把口风给刹下去，这一次也不能掉以轻心，就叫司机小勇赶紧把车过户到鸭阳，通过熟人选了个吉利号：豫X56619。回头想一想，当时那个心细劲儿，有点女人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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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29)
第二十九章
闯一条新路欲速则不达
开二人大会顽石也成金
方新亮这个人真的能干，当上食用菌办公室主任以后，独自一个人立即到湍川县青皮乡、昆阳县曹公庙乡、张店乡等几个种植香菇的大乡镇进行了十几天考察，搜集了许多资料，带回了许多样品，整理了密密麻麻一大本子。回来后，详细地给我进行了汇报，信心十足。我说，你既然这样有信心，我就放心了。这样的话，你还有什么要求给我说说？他说，一个是，要给我协调十万元贷款，我得购买设备和原料，为了不给党委政府带来后遗症，我要求把这些钱统统记到我的名下，我负责归还；另一个不好说，说出来，贺书记你得答应我，办得到，我就干，办不到，我就不干。我心想，这家伙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有本事的人往往有个性。既然是楞头青，就不知他要提什么古怪的要求，让他只管说。他说，我带去的人和所要办的事情，一切由我自己做主，领导上不能干涉，至到我把事情办成为止。我一听这要求不仅不算过份，而且正是我想要的。就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嘛，一口答应了他。我也要求方新亮：一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为这个项目已经考虑了一年多了，用这个方式、用你这个人搞这件事，想的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我做出这个决策，其实与你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我们俩已经栓在一个战车上了；二是镇里给你协调十万块钱贷款，就算是办了一个自负盈亏的企业，所有人员从拨款之日起“断奶”，由你养活他们；三是实行“一国两制”，即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对外对上，是“范城县灌河镇食用菌办公室”，负责从香菇、到黑木耳、白木耳、黄背木耳、木灵芝、平菇、鸡腿菇等食用菌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对内部，你就是一个搞香菇生产的小型乡镇企业，你可以搞股份制，也可以用其他方式吸收资金，机制怎么灵活就怎么搞。四是我保证，只要你是在干事业，我和镇长绝不干涉你，并且严令各个职能部门，绝对不能对你吃拿卡要！方新亮说，贺书记，有你撑腰，我算是有胆了，你要求我的几条，我都没有想到，还是你想得周全。我说的不让你干涉，主要是指技术方面，其实听听你说的，你才是专家哩，这不干涉不包括你！我说，新亮，我知道你在咱灌河镇企业办干了多年，深知办企业的各种弊端和难处，这些年来，只要是镇企业的厂长经理，都说自己是“大丫环带钥匙——管家不当家”，你怕自己也落这种下场，所以才提出这些要求，我想想都是合理的。一句话，我只支持你，绝不干涉你！你只管放心大胆地干吧。方新亮感动得眼圈发红，二话没说，就带了分配给他的十几个转业军人到公主岭金矿去安营扎寨了。
这公主岭金矿虽然只留下了一些破旧的房子，但搞食用菌生产利用价值却不小。百十亩山坡地，通风向阳，可以建几百间香菇棚；两座大型的厂房，每个都有1000平方米以上，正好用作生产袋料的车间，就里边的地沟也能够派上用场；几十间老仓库，把窗户用塑料薄膜蒙上，喷上来苏水（福尔马林——甲醛）消毒后，可以用做发酵室；一个厚重无比的洗矿塔，垒上炉灶，就可以把它改造一下成为灭菌灶，一点也不屈材料；化验室的十几间比较干净整洁的房子，眼下当做制种、扩种车间，随后可以用做研制、生产多种食用菌的实验室。原来厂区的办公用房，上去的十来个人正好用来办公住宿。方新亮从街上找来一个老实可靠的老汉，给他们做饭和看管场地，生活就进入了轨道，这一帮人比起机关干部的待遇还要好一些。我对方新亮说，“你们这办公条件，咱们的机关干部也比不上。就凭这一点，我真得感谢我们的老书记曲广远。”
方新亮在管人、用人上还真有一套，他把十几个“老转”分成几个作业组，完全按照军事化的要求，每天带他们上操后做活，有人专门记工，干的事情能量化的都要量化，对员工实行按劳计酬。香菇棚搭好以后，又给每一个人分配了一个区域，以他们的名字命名香菇棚，写上牌子挂在显眼的地方；生产过程实行流程化管理，每天安排的工作，人人都必须保质保量完成，不按要求办的要受到处罚；每个人管理的香菇棚生产出来的新鲜香菇交给公司，有专人过磅，集中烘干，产量、产值与个人收入挂钩，以加强员工的责任心。本来这些转业军人分配下来，乡镇就不愿意接收他们，一直没有叫他们上班，当然也从来没有地方去领工资。这时候有了活干，不发工资他们也挺高兴。也有个别人心里有些想不通，原以为分配到机关是当干部的，就是下去抓抓工作，吃吃喝喝的，到这里当苦力嫌脸上没有光彩。新亮对大家说，我们在这里干，就是创业，党委政府领导信任我们，支持我们，我们干不好就不是娘养的！我也是企业办的副主任，现在也和大家一样干活，谁说丢人？谁不愿意干，给我早点滾，我再招几个农民工，比你们都强。这些人没有了退路，只得服从他，干起活来都很卖力气。方新亮当时永远想不到的是，正是在这一段时间的领兵打仗，竟然奠定了他后来成为副乡级干部、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的基础。
麦子放倒以后，镇办香菇厂就正式开张了。为了赶在伏天接种菌种，新亮带几个有文化的战士一头钻进制种室里，把从昆阳买回来的试管种子扩大到几百瓶葡萄糖瓶里去，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就产生科学的效果，扩种阶段实验很成功，葡萄糖瓶子里的菌丝发得非常好，人们的信心就更足了。另有两拨人马，主要收购生产袋料的栗木棒子，在灌河，不缺这东西，镇上的十几个小拖拉机，到几道沟里收购上来再卖给食用菌公司，每天人欢马叫，好不热闹。不几天时间，就收购了十来万斤。四台袋料粉碎机昼夜不停地轰鸣，打出的木屑先晒干堆起来，然后拌上配料，用装袋机装在一个个碗口粗细、五十公分长的塑料袋里。这些装好的袋子就在灭菌灶里码起来，蒸上二十四个小时，起出来后，再运用接种箱进行无菌操作，正式接种。当种上从葡萄糖瓶中取出的菌体后，他们在接种箱内又用一个外包装的塑料袋子套起来，与其他人的搞法不一样，原来这个办法是方新亮的发明，虽然浪费了一点，但可以保证整个料袋出了接种箱后，与周围环境隔绝，不受杂菌感染，成功率高。这些接种以后的香菇袋，在发菌室里发酵以后，就开始搬到香菇棚里去了，再经过管理，到了种罢麦前后，就会正式出菇了。如果管理得再精细一点，阳光、温度、湿度、风速等条件适宜，就可以生产出优质花菇，经过烘烤干燥处理后，肯定能够卖上好价钱。
我最满意的，倒不是方新亮们的干劲和干法，而是由此产生的巨大效应。从香菇场一开张起，全镇的群众就自发地陆陆续续前来参观，整个生产流程在无菌中开放地操作，无声的示范就是最好的老师。不知不觉地教会了多少人！
由于镇党委、政府动了这么大的声势，给各部门下达的种香菇任务，大家也都不敢怠慢。表现最为突出的有两家，一家是镇供销社，他们本来就有基础，有几个职工几年前就开始干这种活儿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供销社主任曹长年给他们拨了钱，划了场地，办起的香菇生产场的规模抵上镇里办的一半大小，显得相当可观。另一家是粮管所，所长华秋明亲自挂帅。粮食系统要比供销系统好过一些，他们要钱有钱，要房子有房子，要场地有场地，办场的条件远比镇里的食用菌厂好得多。所有操作间、灭菌室、接种房，都用涂料粉刷得白亮明净，叫人感到非常新鲜，就好像进了大工厂一样。也有些单位就不好，像教办室，是个大单位，本来只给他们分配了二十棚任务，他们表示坚决完成党委政府交给的任务，却以业务忙为借口，从经费中拿出了一部分钱，叫人把这二十棚香菇给承包出去了，坐等收香菇时再把投资收回来，结果是几千块钱血本无归。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是在镇交管站。这个部门原来有四、五个人，专门整顿全镇的交通秩序、收取大小车辆的各种规费，随着交通管理的权力不断上收，交管站的职能也就逐渐弱化，外来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都调走了，只剩下两个本地人，却是一对儿死对头，两个人要么整天不答腔，要么开腔就是吵架。这一次，站长为了把种香菇的事情安排出去，又不愿意直接给他的部下说话，煞费了一番苦心，他在小黑板上写了一个会议通知：“兹定于今日下午三点钟在会议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传达贯彻镇党委政府文件精神，不得缺席。”那个部下看到通知以后，准时参加了会议。会上，站长好像开一个几百人参加的大会，高腔大调地念了党委政府的文件，然后布置了每人搞一棚香菇的工作任务。另一个人看他这样装腔作势，心里自然非常不高兴，坐在那里，又抠鼻子，又挖耳朵，一会儿又出去撒尿，站长越发认为这家伙太不尊重他。讲完我们的上级精神之后，开始旁敲侧击、指桑骂槐，站长说，“我们这个单位，有些个别同志，组织观念、组织纪律特别差，开会时间不注意听讲不说，还没屎推尿，不请假随意出入，这不是对我个人的不尊重问题，而是对待党委、政府的态度问题——”另一个人听得早已不耐烦了，开腔就骂道：“有屁就放，有话说到明处，就我一个人，哪有啥###个别同志？老子种香菇用不着你安排，少拿党委政府的大帽子压人，老子是吃粮饭长大的，不是你这种小人吓大的！”在这种状况下，当站长的一下子失去了做官的优势，二人就在会议室里痛痛快快地干了一仗。闹归闹，但是落实我的指示两个人都不含糊，各自顾各自，每人种了两棚香菇，百分之百地超额完成了种香菇的任务。年终评奖时，交管站也是种香菇先进单位之一，奖给他们的“先进单位”锦旗，站长散会后专门挂在会议室里，大有纪念那一次交管站全体人员大会圆满成功的意思。另一个同志也显得很高兴，两个人一看到这面锦旗，就不再干仗。
村里香菇生产的发展势头也不错，娄明代把草场坡村十几个农户带了起来，村里专门拨了几亩地供他们建香菇棚。火神庙村的刘国玺干脆被卫生院和农技中心“聘请”过来，在农技中心院子里建起了香菇场，好像跟方新亮唱对台戏，两处相隔不远，以后几年都在开展友谊比赛。留在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也都经过了刘国玺的调教，粗通了种香菇的技术，开始单练了。樊定金、姚梅夫妇也不示弱，他们继续在果子峪村及其附近的村里推广黄背木耳的种植技术，同时也搞香菇，两种食用菌的生产周期正好错开，互不影响。有人说姚梅：“你们把技术都传授出去了，别人一学会，不是抢了你们的饭碗？”姚梅说，“你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看不到另一方面，有个杂志上讲了一个道理，说是你要有几个鸡蛋值不得卖，一篮子鸡蛋提着上街卖，要是办了一个养鸡厂，收鸡蛋的就会上门来买。国家这么大，有多少木耳、香菇也不够用，产量越大时，才有人上门来买，光我这一家形不成市场。”这话传给我这里时，我不禁对这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由于有浓厚的学习精神而产生的远见卓识大为感动，这个小事成了我向上汇报和在全镇大会上多次引用的最好典型。
形势真的由星火向燎原的方向发展。班子里同志们都感到非常振奋。有了成就就有了功劳，有了功劳就有了兴奋点，有了兴奋点就会充满信心，大家干得更加顺手、更加起劲。我心里已经意识到，用这个方法来发展支柱产业才算找到了一条最好的途径。这是一个艰苦细致的过程，想通过行政命令一夜建起一个支柱产业，是根本不可能的，欲速则不达啊！同时也清醒地感到，尽管有了这样好的势头，要想在全镇全面铺开，“行百半九十”，距离目标的实现还十分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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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30)
第三十章
巨手擎太阳镇中建雕塑
毛贼偷花菇灌河兴产业
春亭是在四月底离开灌河的，直到次年三月份才安排邓中坤来接镇长，这一年的时间里，我就书记、镇长“一肩挑”了。一肩挑有一肩挑的好处，一是并不觉得更忙一些，二是独断专行、随心所欲时就没有了顾及，不必要再做党政两个正职商量来商量去那种官样文章。“一肩挑”时，确实能够体现出党政领导团结得无比坚强。
当头头的，干工作有时就像“猴子掰玉米”，夹着了这一个，把另一个给丢掉。灌河中学已经建成，我就没有再考虑还有什么善后的工作要做。一天，已经退休的老镇长周礼让和本地教育界德高望重的林恒昌老师几个人，又来找我。一见他们，我心里就说，八成又是灌河中学的破事儿，脸上就有点烦。果然，这个“大炮”周镇长说，“贺书记，你曾经答应过，灌河中学建好以后，要刻石碑留念，好给集资的社会贤达、人民群众一个交待。这一年多了，你再也不提这事，我们有点着急，要是不办这件事情，你就是调走了，我也抱着你的腰，不叫你走！”我一想，是有这么一回事儿，看来不能再拖了，应该办一下。就让他们几个与教办室田万春主任一道拿方案，搞预算。
不几天，他们一群人就要求汇报，我就召集几个副书记和副镇长鲁新慧听一下。不听则已，一听觉得一无是处。他们要在学校院子的正当中立上一块巨大的石碑，把所有参与集资的人员及数额都刻上去。我想一想，这不是墓地，又不是寺院，也不是道教圣地；集资人不是谁的后代，又不是信男善女，也不是为了烧香还愿。所以在学校院子里立一块石碑实在不伦不类，把青少年茁壮成长的地方搞得阴森森的，有点大煞风景。就建议是否把捐资的人员按照贡献大小分别刻在一块块小石板上，镶嵌在院墙周围，大家讨论了以后，觉得还可行，只是不太醒目。一说醒目，我计上心来，认真地思索了一番，下了话：“这样办，我们就在学校中心处，建一个标志性的雕塑。最下边，搞一个五花辦花坛，像征祖国的花朵；花坛的中心处建一个四面体，象征着四个管理区的人民群众，四面体周边贴上红色大理石刻，前面刻一个集资重建灌河中学的由来、意义类的碑文，另三面就刻成捐资人的名单，万元以上的占东面，千元以上的占西面，其余放在后边。四面体的上方搞一双大手，大手托起一个鲜红的太阳，用这个雕塑寓意我们全镇的父老乡亲、社会贤达用双手托起明天的太阳。有了太阳，下边的五花辦则象征我们的孩子向阳茁壮成长。”老实说，这个构思太直白了，没有什么奇巧之处，可大家仍然叫绝，又建议把旗杆座建在花坛前边，每周在这里搞一个升旗仪式，就把爱国主义教育和纪念建校的功臣们紧密结合了起来，我点头说，“行，不错不错。”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碑文起草以后，报给我审阅，我一看那半文半白的、没有一点现代气息的狗屁文章就来气，毫不客气的给“枪毙”了，亲自写了一个碑文，交给那个小镇书法家林老师：“书丹去吧。”
落成以后，算了一下花费，用了差不多四万元，心里确实有点疼。因为，让那几个老头子跑到鸭阳，沿门托钵，一个多月才集了四万多元，一下子全部用在这个雕塑上了，怎不叫人心疼？后来想想，搞这个东西的社会意义还是大于经济价值，心疼这点钱有点小家子气，也就没有把这个意思顺嘴捅给这几个古道热肠的老同志。于是，又选了“黄道吉日”，以镇党委政府的名义发出请柬，把老灌河中学的学生、集资的带头人，北京的大画家梵清、云南省政协的副主席康廉、范城县第一任县长、鸭阳市政府退下来的副专员章世龙、武汉的省级离休老干部舒澧等一些德高望重的人，一个个请了回来，搞了一个隆重的揭幕典礼。这一伙老先生返老还童，热情洋溢，追思过去，遥想未来，心潮澎湃，禁不住书情大发，诗情大发，讲情大发，纷纷留字、留诗、留影，搞得热热闹闹。他们的自我感觉肯定是功德无量。毫无疑问，在充分肯定我的“巨大功劳”时，就更能肯定他们的至仁至善之举。于是我这个一把手，就成了大家的第一个吹捧对象。揭幕时，我讲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振兴灌河，教育为本；支柱产业，教育为本。不关心教育事业的领导不是一个明智的领导，不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群众也是一个糊涂的群众。我们一定要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发展我们镇的教育事业”等一大篇云遮雾罩的大话。在向大家发表玄妙、空泛的讲话前后，听到了会上会下劈头盖脸的赞扬话。心里想，可见还是当这个党委书记好，别人的功劳，都算到你的头上，也没有人敢争风吃醋。有了这个平淡的想法，脑袋就拒载了，谁唱颂歌都就如同清风过耳，了无痕迹，一点也不像人们常说的，从左边进来，从右边出去。
这事不必再提，真正装满我心里的还是搞食用菌这个支柱产业。种罢麦后，镇办香菇场以及单位办的香菇场，陆续长出了香菇。这一个过程，我几乎天天去看，兴奋得像孩子们春节拾炮。我看那些先是冒出菇蕾，后是长成菇朵的一个个袋子，就像是心里发酵酿成的美酒，有种晕乎乎的感觉。各村来看的群众就更多了，天天都有一拨又一拨的人，边看边问，十几个“老转”不仅成了“专家”，还成了“教授”。
我不能仅仅满足这些，究竟怎样才能把全镇群众搞这个产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觉得还要搞大动作。
班子会上，大家集思广益，提出了不少好主意。其中关键的两条被采纳了，一个是在全镇各村的墙上写标语。我说，不要写那些空洞的大而无当、无用的大话、废话和屁话，要写就写一些琅琅上口、入脑入心的大实话。万通他们几个脑子转得快的同志立即深刻地领会了我的意图，很快编出了一些脍炙人口的标语稿子。有几条特别精彩，如“一斤栗梢几分钱，种菇能赚好几元！”“搞木耳，种香菇，都是致富好门路！”等等，印发下去，各村都写了出去，声势就形成了。另一个是要各村报上十来名愿意学习技术的人，男女不限，年龄不限，都可以来镇里的香菇场学习，要求村里给这些群众每天每人一元钱的生活补贴，村里纷纷叫苦说，“哎呀书记，我们干部工资都发不下来，哪里有钱往这里扔？”想一想，也就是这个样子，村里拿不起钱，镇里也拿不起钱，于是就订了一个变通的办法，看哪个村来学习的人多，最后统计，人来得最多的村，将来给予奖励。到最后，因为来的群众都不少，也没法统计，这个决定就随风逝去，再也没有提起。
是共产党就要开会，小会开了还要开大会。不开会精神怎么贯彻下去？不开会当官的整天干什么？所以一定要开一个像样的会议，把党委、政府搞食用菌支柱产业的决心贯彻下去、任务布置出去。我们研究决定，会议的开法要相当讲究，时间和人员都要有所创新。于是，今年正月十五元霄节要过得比任何一年都有意义，由镇里统一组织，各村干群能出动多少就出动多少，先去昆阳县参观。回来后再开一个动员大会，只是不再开什么“八个全体人员”大会，而是“八个全体”全部参加，同时扩大到全镇群众，即由各村干部组织，群众谁愿意来都可以参加这个会议，礼堂盛不下，就把大喇叭扯到外边。一切为了把会开大、开好，开成一个历史性的会议。
正月十五是嫩春时节，我们决定在这一天组织干部群众去昆阳参观。原以为群众未必像我们要求的那样踊跃，只准备了八部大轿车，后来一看不足，连忙从县里又要来四部车，好在县客运公司的车辆正处在不太忙的时期，路也修好了，不到一个钟头，县客运公司就又派来了四辆大客车。十二辆大轿车以及我们各单位、各部门的小车在灌河大街上排成长龙，这支干群的混合编队，热闹东京，煞是壮观。一路上，我们见到不少小拖拉机载着许多信男善女，打着黄色旗子，与我们相向而行，去山上烧香磕头，给“祖师爷”过生日，他们对我们这一行人好奇地打量观望，我猜灌河的群众看着这些烧香人的羡慕眼光，一定打心眼里感到骄傲，心说，比一比效果真的不错。
天下的乡镇党委书记都是亲兄弟。因为事先联系过，所以当地的书记、乡长早已等候我们，一路奉陪我们到底，后来竟然把人家的姓名给忘了，真是惭愧。他们带我们看了人家的四、五个村，也不过都是一个样子。我们这一行人，由开始时每一户必串，到最后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兴奋度逐渐消退。我觉得目的已经达到，猜测这些灌河群众今天回去，肯定有人要做与参观香菇有联系的梦，不然，实在对不起人家昆阳的一个妇女又哭又闹的骂声——因为群众到底不如干部有组织、有纪律，七、八百人乱轰轰的，啥事情都敢发生。在一个村里，我们听到一个妇女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外县来的不要脸东西，谁偷了俺的花菇，日你们八辈！一个花菇值十来块，俺算是大白天招贼了！”骂得最凶时，我们去的群众都过来看热闹，石楼村的支书米庆来气得脸都有点发白了，对我说，“贺书记，也不知哪个龟孙不争气，偷人家的花菇，尽给我们灌河人丢脸！”我却越听越高兴，觉得可能是一生听到的最动听的骂声了，对身边的几个支部书记说，“不错不错，骂得好！骂得好！”大家一时不解其意，忽然会意，都哈哈大笑起来。
正月十六要开大会，也是图个“六六大顺”的意思，也真是顺。老百姓竟然能够参加镇里的扩大干部会议，就成了灌河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与会的人比预想的还要多。会上，我的讲话中有两点值得一提，一点是大话，一点是实在。
大话是，“我们要在灌河掀起一场建立支柱产业的白色革命！”说“白色革命”也不是我的发明，已经有人把地膜复盖技术称作是“农业生产的一次白色革命”了，我因为这生产香菇的塑料袋子是白颜色的，也就套用了这个新鲜得近乎反动的词语。这年头反正“黑色食品”“绿色食品”都出来了，人们好用颜色表示一些事物，不足为怪。“白色革命”虽然与我党是红色的相抵触，与解放前的“白色恐怖”相类似，但只要响亮上口、煽动人心，也就顾及不了那么多了。
实在话是，请大家不要认为，一旦种了香菇，就一定能够发家，市场是千变万化的，价格有涨有落，难以保证一种就赚大钱，有同行，没有同利，同样的种法，也存在效益上的差异。况且头一年种植，建棚建灶，买物购料，投入很大，技术又必然不过关，很难产生巨大的效益。党委政府号召动员全镇人民群众种香菇、木耳，首先是让大家学会一门实用技术，“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况且我们已经看到人家昆阳的群众家家户户都在搞香菇生产，可见学会技术并不是难事。其次这个实用技术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价值，就是能够把我们山里的不能食用的资源转化成能够填肚子的东西。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假定到了荒年，我们总不能把满山遍野的栗树棒子砍下来当甘蔗嚼着吃，剁成块当红薯煮煮吃，磨成粉当白面蒸馍吃，因为它根本不能吃。可是要变成了香菇，那就不仅能吃了，还是高营养食品，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重要的意义？
大话鼓起了信心，实话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都是有作用的，全镇群众真的发动起来了。每个村都请了技术人员，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整个春天，到处都在建棚建灶，卖料打料，真的形成了一片白色。在群众没有发财前历来是商人先发财。灌河街上有的是能人，镇里从来没有号召过，但生产香菇的辅助材料却应有尽有。真是一业兴百业旺，大家觉得当年建金属镁厂时灌河的繁华又回来了。
在统计种植的数量时，由于我们规定，一季下来，每棚香菇要征收一百块钱的农林特产税，所以各村上报的种植棚数是1200多棚，差不多比实际少报一半以上，我们也不去细抠他们。
这个产业安排得比较满意，我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几个有名望的支部书记看我高兴，就趁机说，“贺书记，由于你指挥得法，我们弟兄们干得卖力，这香菇产业你就等着看好吧。不过，你已经来了两年多了，我们也没有出去动动，你看是不是组织我们出去考察一下？”我欣然同意，就让新任镇长邓中坤带队上南方考察旅游。出去了一个星期，闹了两个笑话：一个是临出发时，人还不齐，大家等得焦急时，长胜寺的支书才赶到，邓中坤镇长叫办公室的王世贵主任清点一下人数，这家伙顺嘴冒出一句话：“别查了，死数！”大家一听，纷纷要下车，连说不吉利，不吉利。这家伙直打自己的臭嘴后才开始启程；另一个是他们到了张家界世界地质公园，说什么也不进去，大家说，咱都是山里人，谁希罕这些毬山，还是去看大城市去，扭不过大家，邓镇长就带他们直奔长沙，进了“世界之窗”，据说里面有外国娘们露着肚皮的草裙舞蹈，大家看迷了，直看了两遍还觉得不过瘾。最后出门一点人数，差两个，原来这两个支书等着人家又演出了一遍才出来。邓镇长气得吹胡子瞪眼，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邓镇长他们走后，我原打算休息一下。正要离开灌河，县检察院里来了几个同志，说是要查那辆军车的案子，因为有人告了井春跃、赵飞鸿他们几个的渎职罪，并且来势不善，凶神恶煞，把这几个小老弟顿时吓得够呛。我心里倒吸一口凉气：我日他个妈呀，这算个啥毬事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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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31)
第三十一章
北京访军营刀下救弟兄
范城找县委任上安官吏
弄清事情的原委并不难。祸并非起于萧墙，而是起于杨垛。杨垛这小子是县计生委派到灌河计生办挂职的副主任，在灌河任职期间，总想揽权，大家并不买他的帐，他就没有捞到多少好处，所以怀恨在心，调走了以后，就来了一耙子，把管计划生育的几个人全部告上了。机关里出了一个白眼狼，他不高兴的人就都成了病鸭子。我心里很生气，早知这个家伙是如此德性，我到这里以后就把他交给计生委了。
更叫我生气的是，管这个案件的副检察长竟是范金锁。我在县委办时，他在政法委，同楼同级别，又是老乡，称兄道弟，关系一直不错。我就想，事前没有给打个招呼就下来办案，真如同大家说的，检察院里没朋友。看来不要说老感情，连我这个书记纱帽也没有被你们检察院放在眼里。没有当娘的不护孩子，没有当头头的不护自己部下，我就绞尽脑汁，想把这件事情按下去。
于是，就进城直接到检察院，直接找检察长尚友林。“老一”对“老一”，什么事都可以摊开说。听了买车的详细经过后，尚检表示，这几个年轻人实在太幼稚，就凭着对军队的信任，上了那么大的当，仔细想想，也不会有多大的渎职成份。既然是检委会定了，范检批了，总得查一下，如果没有问题，既可以对举报人有个交待，也可以洗白一下几个同志。有了这个基调，他把范检喊来，共同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这范金锁大概心虚，脸上一赤一红的，直说书记老弟别介意，五、六万对于一个乡镇计生办不是小数目，办渎职案正好够杠杠。我心里虽然有气，但同志们已经犯在人家手底下，心想不可动怒，就嘻皮笑脸地先和他开了一通玩笑，缓解了紧张空气。然后我们商量怎么查。范金锁的意见是，只有去北京找总根子，否则，不可能查清楚。我心里说，“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小子办案是假，想借机到北京玩玩是真的。又一转念，这样也好，无非是让计生办多花点钱，多“渎点职”罢了。俗话说，养女不说饭钱，办案不说经费，为了一块钱的案子花上个万二八千的也不足为怪。这样一来，不在灌河地面上搞地震了，是个好事儿，免得闹得沸沸扬扬，上上下下人心浮动，让杨垛那个奸诈的小人得计。
不到北京不知官小，我们到北京折腾了一个礼拜，什么也没有搞到。去“总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真正是“后”门深似海，拿着县一级的介绍信，人家连大门都不让进。到了西城卫戍区，车留在外边，由一个战士带领，进大门，穿过柳林，走过花径，在这么一个大花园式的营房里，走了二十多分钟，才走到一个比较差劲的院落，出来了一个指导员接待，一口云南普通话，与范检的范城土话对得干瞪眼，直着急，没有听得懂几句有用处的话。碍于军政关系，人家把我们几个土包子客气地送出大院。后来，又到他们的军事法庭，要找的人一个也找不到，问询了一下，才知道军队发生的案子，一般不与地方打交道，这也许是家丑不可外扬，怕自毁长城、有损人民军队形象的意思。总之，越查下去，范检就越泄气，开始，我俩每天都要喝一瓶二锅头，后来增加到每天一瓶半，最后两天干脆达到两瓶。越喝我俩越亲热，我就问他：“金锁哥，老弟咋得罪你了，查我灌河的案子，连个招呼都不给打一下？”他舌头硬着，白拉个眼珠子，说，“老弟，我朝你生气。当上书记了，就看不起弟兄们了，咱闺女出门时，想请你到场给个光彩，把你安排在第一席，结果你只给礼送到了，人没有到，叫哥我多没有面子！要知道礼到人不到，不如隔墙搁哇。从此，我一直觉得咱老家的老乡中，虽说就咱俩厚，可就你不够意思。”想一想，是有这么回事，因为刚到灌河，整天就是忙，这件事情就做得有点差距，覆水难收啊。现在人家金锁兄争这个礼儿，虽然小肚鸡肠，倒也更显得我在他心目中有重要的位置。于是，所有气恼冰化雪消，只有解释和赔不是的份了。说透了，更加没啥。范检说，案子是检委会定的，按照法律程序，最后得有个结果。我力争来个不诉处理，请兄弟一定放心。这几天，我他妈的算看透了，人跟人就是不同，在北京这地方上班，门楼头高一点，王八蛋也能当上大爷！不查他妈的泶了，玩一阵子回去。
当一把手的，说穿了，就是管人的。手底下百十号人，升迁去留，晋级调职，都操纵在你的手里。有时，连婚丧嫁娶也得过问，不然，你就不成为一个称职的当家人了，大家敬畏你一个重要因素，无非就是你能够管着他们。干部队伍中，最看重的是进步了。进步就是晋升的代名词，为了“进步”，人们的办法很多，节日啦，喜庆啦，长疮啦，害病啦，都给大家向书记表忠心、上心情的机会。风气已经不正，扭转乾坤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你在位置上明白了这些，就不是一个糊涂蛋，处理起这类事情就会不温不火。手下人都希望进步，也得分个轻重缓急和条件机遇。对手下的每一个人，他的工作表现如何，当头头的，心里要有一杆秤，因为全体人员心里都有一杆秤。
眼看来到灌河两年多了，一条念念不忘的工作，就是多争取提拔几个人，人才越拔越旺，大家有了希望就会更加努力工作。一把手跑组织部门勤一些，就可以吃到尖碗。以至于县委办的弟兄们咬噪说，现在老主任不肯回娘家了，光走组织部的门子了。一年多时，听说县里要从女干部中选一批副科级组织员，就抓紧把计生办的副主任陈兰云给报了上去，一炮打响。接着，春亭出了事儿，我给吴书记、徐县长、副书记、组织部长讲清，并征得他们的同意，新的镇长一定要在灌河现任班子成员中选拔。所以，大家都把组织书记左平奇当成了镇长接班人，宣布春亭到县里工作后，大家就开始戏称“左镇长”了，平奇开始脸红心跳，拒绝这么称呼，见我笑咪咪的一直处于默认状态，同时在分工上调整了他的主要工作，让副书记井春跃开始操心组织人事方面的事情，这情况更趋于明朗化。平奇尽管没有越位，我确实一度把他当镇长使用了。
在当年年底考核时，我一方面把考核组的同志们灌醉，一方面要求他们给我好好向上汇报，多给我推荐人。都是在大院里出来的，我又一直是县委书记身边的红人，说话就占位置。我说他们：“你们下来考核基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提拔谁到不了你们当家，有损谁肯定能够办得到，所以，我要求弟兄们上天言好事，千万别给我扒乱子。”大家说，贺书记放心，我们会按你的意图办的。因为鲁新慧已经干了两届，要么调到其他乡镇去，要么就退下来。她本人家在灌河，年纪又轻，男人、孩子都不能带走，一说起前途就想哭，我对考核组说，最好讲清情况，给予保留副镇长的职务，因为做为一个女镇长，是一个忠诚无私、埋头工作的典型，本人又没有政治野心，当一辈子副镇长也是好样的，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不必拘泥于干了多少届别。其他几个党委委员，也都是一个强过一个，凡是能够重用的，调成实职可以放他们走，不然，就留下来，继续培养。然后，又根据推荐情况，圈定了方新亮、郑玉山等七、八个人，特别交待了必须提拔的几个人，才放下心来。
大面上做了工作，私下里仍然得对几个关键部位、关键人物另做工作。如人大主席孔祥明已经达到退下来的年龄，并且身体一直不好，没有上班，就需要做些安抚工作。孔祥明是个党性观念很强的老同志，一辈子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出了大力，家里却没有摆脱贫困。到了这时候，思想很开通，说一切听从党组织的安排。人大主席是正科级，安排谁都算提拔。至于安排谁，我和孔祥明也商议一下，因为左平奇眼看要提成镇长，我俩都倾向让宣传书记井春跃干，春跃如果不干，再考虑让武装部长郑春发干。到人大、政协任职，一度是在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后，老同志退下来时的安慰剂，卖响针的曾经唱道：“肚子大，头发白，你不下台谁下台”，“老干部，你别怕，不是政协是人大。”现在已经变了，年轻干部也可以在党委、政府没有实职位置时，到人大、政协临时储备一下。工作和交往两年多了，我对春跃的看法越来越好，这个同志有肚量，能容人；有能力，会办事；有思路，会筹划，有着举重若轻的大度，确实是个难得的帅才。向上边举荐了几次，由于种种原因，暂时不可能得到重用，我就想把他先提拔成正科级，徐图渐进。可这件事，春跃却不领情，我在春跃家里，两口子对我很不客气，他老婆抱怨我“大哥你不要把春跃往火坑里推！”一句话，差点把我噎死。我立即同着他们两口子给已经成为县委书记的徐泽厚打电话，把春跃调下来，还任他的组织书记，人大主席让郑春发上，两口子这才放心，始知道“大哥实在不是要往火坑里推他。”从这里，还领了一个教：不要以自己的心度人，在人事安排时，有时就是有些人根据自己需要不识好歹，好心成为驴肝肺的。
对于左平奇的使用，我心里早就打好了谱子。平奇这个人，为人公道正派，在同志们中间很有威信，工作也踏实肯干，抓落实不折不扣，当个镇长绰绰有余。若就地提拔、就地使用他，肯定顺手，但对他的成长不利。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了，难免有些垫根。让他换换环境，到别的地方去当镇长，起点就是乡镇一级人民政府的最高长官，面貌焕然一新，形象就一定会好一些。但这些想法我却从来没有向平奇透露过，所以当平奇知道镇长非他莫属时，就什么也不问，只埋头工作。等组织部部长打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对部长说了上述意思，部长表示同意。到县委就要来宣布的头一天晚上，平奇才知道要调他到另一个乡镇去。虽然大家都舍不得让他走，他自己也不愿离开这里，听了我对他前景的分析，只有激动的份儿，哽哽咽咽地说：“实在舍不得离开你老大哥。”
副镇长郑东方，是一员虎将，工作与喝酒一样，“小孩机机顶碾盘——硬对硬”。人也机灵能干，许多棘手难缠的事情，交给他准能漂亮完成任务。刚进而立之年，爱家却不恋家，几年里，很少在家里连续停上几天的，一天不工作就着急。他老婆是一个温柔贤慧的女人，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在修公路中，一连几十天，摸爬滚打在工地上，差一点把老婆孩子给忘了，老婆止不住有点想他，给他打电话，想让他回去一下，正赶上他喝醉了，拿起电话就骂：“泶浪了，自己想办法解决，不要烦老子，这么忙，除了天蹋地陷了，就别叫我回去！”这不是为了事业献青春又是什么？这样的好弟兄，一定要关心他，也一定要重用他。“一将成名万骨枯”，当头头的有朝一日爬了上去，正是这些同志当轿夫给抬上去的！可是，当想把他升上半格的时候，就遇上了操作的困难，配备的副书记职数已经满员，没有办法，我就多次跑组织部门，终于利用挂职这种不占指标的办法，任命他为党委副书记，解决了这一难题，消除了我的一块心病。
副镇长赵豫的调整大出我的意外，从来没有考虑让他调出去，他本人也没有一次向我提出要走的意思。却在换届前宣布调到其他乡镇去。他就赶紧找我，说什么也不愿意走，求我无论如何想办法做做工作，再给他留下来。我到县里一问，才知道他调走完全是怪他自己，考核组的王喜昌说，“在考核时，赵镇长喝醉了，对我们说，在乡里已经转了十来年了，也不给往县直调一调，至少也得叫离家近一点。我们就把这个要求给汇报了。”这个同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干部，不跑不要不送，一步一步地熬到这个位置；已经转了三个乡镇了，县城除了工作关系没有熟人，为了把他女人调进县妇幼保健站，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就亲自找关系给他跑，终于跑成了。在镇里又安排他抓比较肥厚的计划生育工作，要求调走真的不是他的本意。但到了此时，除了说明喝酒误事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我专门在计生办开了一个赵豫副镇长、鲁新慧副镇长办交接、迎送的茶话会，看着赵豫哭丧着脸与鲁新慧喜气洋洋的脸，我说，“这次赵镇长是‘两调（掉）’——调走了，掉泪了；鲁镇长是‘两留’——留任了，留镇了。”等等，也算是一个贴切的总结。
屈指一数，三年里一共提拔了包括平奇、春跃、东方、万通等十几个正副科级干部，这在全县是破记录的。进步快了，大家的情绪就理得较顺。干起工作来，是一台好戏。所以，邓中坤来任镇长后，不到一年，又赶上了换届改选，“两代会”更是一顺百顺，我这个主任委员，一气呵成把两个代表大会主持到底，班子成员大都是满票当选，连个花絮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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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32)
第三十二章
梦想发大财飞马来西亚
货到地头死困槟州孤岛
有了一个好的搭挡，就是省力。自从中坤来上任之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与前期相比，我觉得，没有镇长时，一肩挑费力气，但和刘春亭搭挡时，比一肩挑更费力气。我与中坤有一点师生之谊——他是在我当过校长的那所高中毕业的，学的是文科，我则是一个物理教师。有了这一层渊源关系，他很尊重我，我也很喜欢这个助手。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基层，一直工作在乡镇，从政府秘书、党委秘书，一直到出任副乡长，这就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到了灌河，几件事情下来，我就非常信任这个年轻人了。你只要做了决策，他就知道如何去组织落实，并且心比较细，想得周到。但也有两个毛病，一个是过于细，讲话罗嗦，安排起工作来面面俱到，以至于几个会议以后，有同志就编出一个歇后语来，讽刺他过于琐碎：“邓镇长讲话——整场。”整场是农村待客的一种席面，几乎把能够上来的美味佳肴全部上齐，一场下来，从中午能够吃到天黑。另一个是性格“肉”，走起路都是慢腾腾的，永远是不急不躁的，无论干什么事儿，总是慢半拍以上。副镇长郑东方说他，要是去搞女人，当女人早已急不可待时，他的中部崛起还需要一个时辰。班子的搭配，知识、气质、阅历互补才是好班子。我是个举重若轻型的，做事情大而化之，大笔写意；他是个举轻若重型的，事无巨细，细研细磨。所以，他的第一个毛病就不算毛病了，第二个毛病批评他了几回，略有改进，成效不很明显。“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只好由他去了。
公元1998年的秋冬之交，灌河镇的香菇生产已经形成了大气候。县委、县政府喊了几年“培育支柱产业”的口号，这一年要动真格，进行系统地检查验收。因此，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农村支柱产业调整的观摩大会。各乡镇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把黄牛养殖、山羊喂养、特种鱼繁育、苹果园栽培、烟草种植等等成型的样板典型，沿线布点，如同临潼斗宝，谁都想比别的乡镇尿得更高一点，让人大饱眼福。会上，县委办、政府办踏察好路线以后，把全县十六个乡镇，分成两组，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分成两半，县委书记、县长分别带队，每一组观摩八个乡镇。一到灌河，大家都有点吃惊，兄弟乡镇的弟兄们还不至于流露在脸面上，县直职能部门却大呼小叫。县委徐泽厚书记站在山上，有力地挥动手臂，指着下边各村白茫茫的一片片香菇棚，对大家肯定地说，“我们喊了几年的东西，硬是在灌河实现了，你们到底服不服气？”十五名书记、乡镇长纷纷表示：服气服气。这时，倒给我搞了一个大红脸。
已经沉没了两三年的灌河镇，好像突然浮出了水面。食用菌产业初具雏形的风一吹出去，电台、电视台、报社记者首先涌来。招待所里天天客人爆满，车辆爆满。盛放空酒瓶子的小屋每天都成批量地充实进新的成员，与电视上的影象、报纸上的文章成正比例地增长。县委宣传部一帮子秀才，伙同省市党报的记者，泡制了一个长篇通讯，题目是《深山飘菇香——范城县灌河镇发展食用菌产业纪实》，在省市党报上刊载。经过炉灶加工，我的英雄业绩就炉火纯青了，我们党委政府一班人的事迹也跃然纸上了。我读了那篇报道，比那次全县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们说“服气”时还脸红心跳，上面的那个“镇党委书记贺振宗”应当是另有其人。这些哥儿们不愧是大笔杆子，捅出去的东西，顺文成章，数字打了筋斗，另加上了许多艰难、曲折、坎坷的经历，把什么都说得有鼻子带眼的，与我们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经不起推敲。看罢这篇文章，很有点感慨，文章这玩艺儿，实在不能当真，催人泪下的东西，未必都是事实。甚至怀疑一些英模的事迹，搞不清楚哪些是确有其事，哪些是虚构的。办公室王主任说，“贺书记，这报纸我们应该多留一点，是我们镇发展史上的宝贵资料。”我说，“千万别留，上面说的尽是瞎话，让老百姓看看，不指着鼻子骂我们才怪哩。”
你不能不佩服舆论的力量。搞得我们最狼狈的就是每天的接待应酬。先是本县各兄弟乡镇一批一批来客，后是远近慕名而来的外地朋友一拨一拨地造访。对于来访的单位，党政办登记的册子，满满的记了一本子。同志们喜悦得嘴里向外冒泡，我却难受得要死。心里想，谁要是好当这一号典型，真是他妈的顶尖级的傻蛋一个。取经取经，哪有什么真经？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谁也照抄照搬不了谁的东西。学一点精神还可以，但精神这玩艺儿，只要自身具备，无须学习。搞一个支柱产业，不是一朝一夕成型的，必须依靠内在与外在多种因素才能促成。在参观的人中，看上去都很虚心，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天知道有人是不是来挑刺找毛病的？在没完没了的接待应酬过程中，虽然是按照不同层次用不同人员陪同讲解，但上边来人，还得我亲自讲述。我自己介绍的次数多了，早没有了祥林嫂的那份耐性，一天比一天觉得发烦，每次接待下来，心里虚得就像白鸽面包，又好像是做了亏心事一样。
大约在十月底，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马来西亚的邀请函：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食用菌生产很有成效，人家邀请我们去马来西亚参观考察，具体联系人是鸭阳市的一个人叫周守信。我不禁怦然心动。由于镇矿产办的负责人甄诚友曾经给我商量过多次要走出国门的事情，我就把他叫来，商议去马来西亚一趟，目的是出去推销香菇。根据我们上次在广州等地的考察，知道东南亚是食用菌的集散地，价格相当高，值得出去考察一下，同时了却一下走出国门的心愿。因为镇里经常是“罗锅腰上树——前（钱）缺”，要出国可是一个大动作，用公款肯定有人告状，说书记是游山玩水，公费旅游，出去十几天，洋味没有粘上，倒惹得一身臊气。于是，必须另辟蹊径，解决经费问题。我们能够想到的具体办法是，由我们自己出资，采购上一千千克左右的香菇，直接带上到那里去推销。
想好以后，我先向县委徐泽厚书记请示，他表示同意。然后让甄诚友和那个鸭阳市的周守信联系，周守信很快就来了灌河，我们进行了深谈，从中了解到不少信息。他这个人多次去过马来西亚，在那里已经建立了相当深厚的人缘基础，有了不少朋友。他说，当地的华人华侨占60%以上，多是福建一带的移民，对大陆去的考察观光人员十分热情。出国办签证，必须有对方的邀请函才能被批准，他就能够从朋友那里搞到这种邀请函，给我们的那个邀请函其实就是他从报纸上看到灌河的香菇生产量很大，特意要求马来西亚的朋友寄来的。我们又到他在鸭阳的家里看了一下，老婆孩子和全家众多的在各个时期的合影照片，打消了我们的疑虑，确信他不是一个骗子，于是决定由他帮忙，办理出国事宜。
下边的工作分两块进行，一块是我们通过县公安局、市公安局以及到省公安厅办理出国的因私护照，这因私护照一管五年，比其他公派或者旅游出国的护照有用得多。至于签证，则由周守信负责到广州的马来西亚领事馆办理。一块是收购优质香菇。为了收购这一千多千克香菇，可把甄诚友忙了个一佛出壳、二佛升天。通过周守信从马来西亚电传来的零售价格，我们测算，如果带去的这些香菇全部脱手以后，不仅可以包着路费，回到广州，还可以买一辆十来万元的小轿车开回来。于是我俩抱着发一个小财的憧憬，美滋滋地筹办着一切应该准备的东西。我亲###了一些香菇生产的照片，又起草了一个广告：来自中国的山珍——香菇，写了一通简约的文字，把香菇夸成了鲜花、人参和黄金，又请县第一高中的名牌英语教师翻译成英语文本。在商定译文中间，才知道那些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都是一些笨家伙，那么多品种的食用菌，他们只用了一个词汇——“Mushroom”表示，仔细想想，也许够形象的，“小伞”、“房屋”的意思。我心里就凉了半截，由此看来，西洋人如此瞧不起食用菌类，肯定不会喜欢吃这东西。事实证明，不要说西洋人不懂得吃食用菌，就连马来西亚本土的东亚人种，也不懂得这些东西能吃，喜欢并敢于食用这种东西的依然是我们这些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华夏子孙。
一直操劳到农历腊八早上，我们才从范城出发。经过二次烘干后，一千多千克香菇就只有九百多千克了。为了快捷，我们不乘火车，把这些香菇装在一个去广州的客车顶上的货架上，我们就坐在车内，星夜向广州兼程。那个时候，还没有整治超载这一说，因此，这车内的人就是罐头瓶里的沙丁鱼，挤死挤活的。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一直是小车来小车去的，与公共交通久违了，没想到这一次当一回“国际商人”，竟然回归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一路上走了一天两夜，在汗、屁、汽油的混合空气中，在又渴又饿，又颠又挤，坐卧不是的环境中生存，可把罪受大了。好在诚友给车主讲过我是一个官员，又有甄诚旗、诚星两个弟兄送我们，人多势众，车主很够客气，让我始终挤在车子的前边，多多少少有一点活动空间。看看有几个出去打工的年轻女孩子，也在人群中挤来挤去，鲜嫩饱满的胸脯与男子汉们的前胸后背不停地争夺生存空间，把后天赋予的那点廉耻之心都挤没有了，才想起“蚁民”这个词来，心里真为芸芸如蚁般的黎民哀叹。又忽然想起老画家方成的一幅漫画：一个戴纱帽的人从轿子里伸出头来，摇着扇子对抬轿的人说，“不要叫我老爷，叫我公仆！”在这种人生体验下，更能够品味出讽刺的辛辣来。
到了广州，朋友们早已恭候。洗去浑身脏臭和疲劳，一边办理出国的手续，一边让朋友们饯行。“喝吧喝吧，书记远行，西出阳关无故人啊！”“到了马来西亚，可别让洋妞们留下，弟兄们不要了事小，老婆孩子不要了事大啊！”劝酒的热诚，弄晕了整天麻木的神经。诚友这位老兄办事真的得力，他与周守信一道在几天内很快办齐了签证、机票、货运单。也许是周守信的号召力不大，也许当时人们对于出国还觉得可望而不可及，所以，此行只组织了六个人，除周守信、甄诚友我们三个外，一个是鸭阳市用指头写字的“书法家”，一个是福陵县的玉器商人，一个是一心要做国际粮食贸易的老太太。到广州聚齐后，因为周守信说，马来西亚人顶多知道中国有个中原省，根本不了解下面还有什么鸭阳市，如同灌河是“中原名镇”在外地打不响一样，我们鸭阳市虽说是历史悠久的中国名市，在外国人的头脑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概念。于是，我们就决定成立了一个“中国中原商贸文化考察团”这个临时的省级机构，我们自己申报，自己批准，没有上税，没有稽查。同时，我们在广州大街上随便做了精致的胸牌和旗帜，无非是到了对方机场时有利于辨认。虽然牵头人是周守信，我因为是这个团队唯一的官员，就荣幸地当选为“团长”，名头十分响亮，一下子由穷乡僻壤的“山大王”摇身一变成了“省级大员”，很壮我们这次友好出访的行色。
腊月十二日下午在广州白云机场准时起飞。这里只给予了例行的安全检查。本该“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却不料一飞冲天，背道而驰，又向东飞行到厦门机场，落地后又走出飞机，在那里的登机大厅绕来绕去半个多小时，才正式办理了出国的有关手续，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然后飞了七、八个钟头，飞机终于降落在马来西亚这个陌生国度的大地上。临近降落时，在天上往下看，地下一片灯火辉煌，一落在槟城机场，真的如同白昼。出了机场，人家组织了六台高级车辆欢迎我们，按照新闻写法的顺序，到机场迎接的有：原槟城州长许岳金先生夫妇、华人周丙南夫妇、华人槟城议员、周氏族长周参同先生以及其他随行人员。大家握手寒喧、互相介绍以后，有两个妙龄少女给我们每个人脖子里都套上了一个像是中国的木锦花编织的花环，在照相机镁光的闪烁下，我们六人“骑葫芦过河——曳起了大蛋”，俨然以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自居，在异国他乡做青天白日梦。
许岳金、周参同二位先生送到住处之后就告辞了，只有周丙南及其家人陪同我们。数九寒冬，天气炎热，我们恨不能把身上的包装扒光后，到街上一个华人餐馆用餐，吃的“欢迎国宴”十分简单，不过是像旅游团队安排的饭食一样，一荤三素四个菜一个稀汤，白米饭随便吃。下榻的“国宾馆”叫“岐山堂”，也就是周氏祠堂。在国外，华人社区都按照姓氏建立一定的社会组织，然后集资建立祠堂，一个姓氏搞一个聚会地点，都可以在异国他乡同姓相吸、祭奠祖先。就这一点，已经充分体现了血浓于水，中华民族的确具有不可战胜的凝聚力。这座祠堂，占地约有三百多平方米，底下一层是一个大厅，我们住在二楼，二楼是一个中型厅，一面临街，其余三面分隔成一间间房子，原是人家族长们在节假日和开展重大活动时分头议事的地方。平时没有用处，接待客人住宿，搞一点养活祠堂的收入，倒也不失为华人社团善于经营的精明之处。作为“团长”，我一个人住了一间，其余的人每两个人一间。这里离赤道只有270多公里了，一年到头，气温没有低于30°的，所以每个房间都装有“冷气”——就是我们叫做“空调”的家用电器，人家的空气温度只高不低，不需要调节冷暖，只要有冷气就行了，所以不存在“空调”这一说法。屋里没有电视机，我对周丙南十几岁的儿子周英豪及他们的佣人——一个黑膝膝的印度小伙子比划了半天，他们才弄明白，给我搬来了几本介绍周氏宗族情况的书籍以及马国的报纸杂志，兴奋得睡不着觉，就啃这些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跑到马来西亚我才得知，原来姓周的祖先在陕西岐山，所以这座祠堂被命名为“岐山堂”。
第二天一大早，看祠堂的老人送来了一份《槟州日报》，报纸上的第二版赫然登着我们的照片以及“中国中原商贸文化考察团”今日到达槟州的消息，扎扎实实地让我们几个人激动了一阵子。接着，又是周丙南一家给我们送来了盒饭，在住室外边的一个大桌子上，每个人面前铺上一张油纸，饭菜一古脑儿倒在上边，没有筷子，只发给你一只勺子自己想办法解决。然后，大家喝自来水。两餐下来，我才恍然大悟，我们是什么“商贸文化考察团”？狗屁，无非就是些旅游观光客嘛，那些机场迎送、登报纸不过是一种巧妙的安排，让我们宾至如归，妄自尊大，可以自欺欺人罢了。我和诚友老兄商量，这里的一切不必去考虑它，我们的目的是销售香菇。只要能够赚上一把，再苦再累也都值得。正所谓：
“团长不要紧，出国才是真；
只为卖香菇，书记不算人。”
人家安排的“商务文化考察”活动的地点是在离这里还有几站路的叶姓的祠堂，名称为“安南会馆”，负责人叫叶宗盛。这个地方虽然要比“岐山堂”大得多，但租用的费用并不算贵。我们的国际贸易经过一天的紧张筹备，第二天就开张营业了。由于安排我们去的周丙南先生及其他友好人士提前做了不少工作，前几天还是不错的。粮食开发商老太太原来也带有玉器，她和那个卖玉器的两个人摆开展品，实行强强联手，展销挂钩；书法家运指如飞，在带去的中国宣纸上，给来访人的名字以及大、小老婆的名字嵌在顺口溜里写上去，无非是一些祝福贺喜的淡话，润笔费让马来西亚同胞们随心布施，十个马币到一百马币不等，居然比我们还要吃香。这样看来，他们更加不算什么“商贸文化考察”，至多是一些街头杂耍的艺人而已。我和诚友卖香菇才是真有一些商贸的气息。两天就卖出了一百多千克，而且价格也不错，一千克最高卖到115马币。一个马来西亚货币抵人民币的元，而我们在家的收购价只是每千克在50元左右人民币，可想而知，这一百多千克香菇，扣除“豆腐盘成肉价钱”的车马运输费用，仍是多么地赚钱。我们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旅游观光客人，有了与梦想相近的收入，心中莫名兴奋，吃饭休息放在了极其次要的地位，一心多捞他们几个马币才是目的，同时对在灌河培育出了这么一个支柱产业更加庆幸。
因为在这里安营扎寨，就有一些华侨来探望我们，并请我们吃饭。我们赠送他们一两袋香菇做为礼品，他们就要买走几千克，做为对我们的回报，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们也不敢因为人家请了吃饭就降低价格，反而使他们更加觉得这东西的珍贵。到访的车马一天比一天的稀少，到了第四天头上，就基本没有人上门问津了，我和诚友急得嗓子冒火。我们请教叶宗盛先生，可否到外边摆摊，叶先生说，不行，这里是有法律规定的，你在这里只能是展品性质，销出去一些没有问题，如果摆出去，让政府查出来，那可不得了。他想办法给我们请来了两个小商小贩，压低价格才又推销出去了二、三十千克。叶宗盛、周丙南和天天都要过来看望我们一下的许岳金、周参同等几位先生替我们想了不少办法，又请来《槟州日报》的记者樊秋玲女士，采访拍照，为我们再次登报——这次费用当然由我们自理。果然，又引起一点效应，几百公里外来了几个华侨，专程看我们。其中一个是做丝绸生意的，我以为我们这丝绸之路的发源地竟然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中点在这里接上了头，非常高兴，正想做一些人文方面的挖掘整理，谁知人家说，现在中国的丝绸没有做头，质次价高，他们主要是做印度的生意。一席话，在大热天用冷水浇灭了我的念头。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请我们吃饭后，他们还以每千克120马币的天价买走20千克香菇，我们心里非常感激，觉得人家来看我们可能是有意照顾。余下来，就真正不行了。虽说是“紧张的庄稼，消停的买卖”，可我们在那里“消停”不得，签证很快就要到期，这香菇如果买不出去，只好倒在海里去了。我和诚友盘算，再不能零售了，赔钱也得抓紧把它们兑出去。
于是，我俩就开始跑大型商场，找到人家的销售部一打听，不行，我们不要说没有包装，连产品质量认证的资格都没有。看看人家柜台内，这种香菇，除了价格确实比我们的略高以外，没有什么两样，但人家的产地明确、商品属性介绍清晰、包装精美，一看就让我们汗颜，觉得无话可说。然后又去跑商行，在几个大批发商那里，人家都把头摇得像拨郎鼓，连说不要。这些商人主要是做福建生产的一种质量很差，但很整齐并且价格低廉的、饭店一年四季常用的大路货。
“货到地头死。”这句老话我们得到了彻底的体验。我们再也不做什么发财梦了，再别说买什么小轿车，能够保着本钱就万幸了。又有一名老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们发愁得头发要白之时，忽然遇到了一个救星。
镇委书记 (33)
第三十三章
在天涯海角长无穷见识
到市委党校学小平理论
腊月二十一日下午，“安南会馆”来了一个六十多岁，慈眉善目的长者，进大厅时，只是扫了我们一眼，对我们笑了一笑。叶宗盛先生毕恭毕敬地迎接他，引他到最高规格的一个工作室去坐。待了一会儿，叶宗盛先生出来让我过去，说是叶剑南先生要见我。
这叶剑南先生是华侨在马来西亚的大财团的首脑，在吉隆坡、吉保、槟城几个大城市有十六家大型超市，他的上市公司天天都在报纸上刊登股值变化，看看那些数字，仔细测算，这人的资产真正是“富可抵国”。我们一见面，就感到非常亲切，他大约不介意我这个“省级冒牌官员”的真伪，微笑着从一个夹子抽出两个名片给我看，一个上边只印着“###”三个字，还有一个是前福建省省长###的名片，当时###已经到北京任市委书记了。我一看，就肃然起敬，原来这个老先生接触的都是我们中国的大人物。我们扯了一些闲篇之后，我给他讲了我们的困境，他笑笑说，“没问题。”我就立刻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又用我们听不懂的闽南方言给叶宗盛交待了一些事情以后，要带我们俩去见一个客商。他说，你给他们谈就是了，一定要让他们全部收下来。
坐上他老人家的一个加长的宝马轿车，他带我们到了一个姓马的商行，交待了几句，就走了。这姓马的商行我们已经来过，但没有答应收下我们这些烂货。他们弟兄三人一直做的就是菇品批发生意，主要市场在欧洲和美洲。三个弟兄穿得很差劲，没有上衣，只穿一个裤头子，还都是打赤脚。猛一见面，谁也想象不到人家做的生意那么大。据他们自己说，弟兄三人在这一段年关将临之际，每天要干十七、八个小时，其苦可知，发财不亏。马老板给我们讲，“叶先生与我们有恩，他来说了，我们不得不收。说实在的，你们的货真是好东西，若赶在腊月前出货，我们把它批发出去，正是全世界华人华侨购买礼品之际，一定是热销货。主要是你们晚来了十几天，错过了时机。热销期一过，就成了积压品，做生意的谁也不愿这么干。至于价格，也是一个道理，如果早一点，我肯定能给个好价钱。现在就不能给的太高了，不然我会亏得厉害。”讲来讲去，以每千克50马币成交。这样我们算一算也不赔钱，基本上包着了收购价及运输到这里的各种费用，并且稍微有点赚头，要不是共产党员，肯定要去槟城的一个大卧佛寺去烧香磕头，感谢上苍。结算办法却非常麻烦，由于马来西亚不允许我们带走美元和本国现金，他给他们在深圳的代理商发去一个传真，让我们到那里取款，怕我们不放心，又在对方发来的承诺传真上签字盖章让我们带着。从这件事我们看出，人家的商业操作非常规范，根本没有国内商业广泛存在的欺诈行为。
卸去了我们的心病之后，我们马上订了返程的机票，定在了腊月二十四日直飞香港。屈指算一算，年内没有天了，遗憾的是，什么新加坡、泰国是不可能去了，就到香港逗留一下。在等待飞机的这两天里，才有心情当一回真正意义上旅游观光客，开始对马来西亚和槟城有所了解和认识。
许岳金先生是一个离任官僚，每月还有6000多马币的离任收入。一段时间下来，我们相处得十分投机，他每天开着车，拉着我们到处走走，相互沟通了不少情况。他带我们去他的家里，这是一套很大的宅院，房子与房子连成一片，这种结构和过大的院落只有住在热带的人、并且是富人才具备。这个人爱好收藏奇石，其收藏品很珍贵，很多，看得我们眼花缭乱。他两次负责接待过马来西亚国家最高领导人，叫什么“易卜拉欣·阿卜杜勒·穆罕默德”的一长串记不清的名字，当时拍下的巨幅照片挂满了一间墙壁，使我们可以领略到他曾经辉煌的过去。
我们从他那里了解到，原来这个槟城其实是一个岛屿，叫槟州，又叫槟岛。过了槟岛往西北走上百十海里，就是著名的马六甲海峡了。槟州的可贵之处，就是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台风、地震和海啸。这个在海滨岛屿上形成的海滨城市，干净得一尘不染。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早年曾在这里活动过。马来西亚有十三个州，人口组成主要是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白人虽然曾经做为这里的殖民统治者，在人口上却不占比例。土著马来人是国家的主宰，所有国家机器内的一把手都是马来人，华人参政只能当具体办事的行政官员，许岳金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我们到马来西亚时，这个国家也是刚刚被金融风暴冲击过，国内政坛又处于混乱时期，马哈蒂尔首相正和副首相安瓦尔闹翻，（当地报纸上人名翻译为马哈迪和安华），报纸上说副首相是个“鸡奸犯”，专好搞下属的屁股，这在###国家是十恶不赦的丑闻，已经关进了监狱，双方的支持者闹得不可开交，报纸上整天都在炒作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太平洋国家并不太平。这个国家虽不属于亚洲“四小龙”，但也比我们国家的经济发达。主要产锡和棕榈油。在社会分工上，马来人多干行政、华人多干商业、印度人多干金融业。民族矛盾主要是华人与马来人的矛盾，因为华人占该国人口的比例太大。新加坡因为华人多成了华人的天下后，马来西亚人就严加防范，华人在政治上从此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但各民族之间平时相处还算融洽，井水不犯河水。如过节日，各民族就各过各自的节日，互不干涉。在华人的春节到来之前，我们正好赶上印度人过椰子节，当局就专门留出一条马路让他们狂欢，一天下来，一条马路上摔满了破碎的椰子，但过了一夜，就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腊月二十四日早上告别马来西亚以后，飞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稍停了一下，又上了一批人。然后，帝子乘风，一飞冲天，直奔香港。因为我们心里实在惦记着到深圳提款的事宜，所以只在那里停了一天。到了香港，感觉上已经回到了国内，并且夏天已经过去，秋天已经来临，需要穿上西服了。在钢筋水泥形成的高楼大厦中穿行，一点意思也没有，所以一天内转完了维多利亚港、浅水湾、太平山、跑马场、黄大仙庙等著名景点，次日一大早坐上火车，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出了深圳的罗湖口岸，找到了什么街B座高楼中十几层的一个写字间，见到了那个付款女士。这女孩子年纪不过二十三、四岁，长得实在太对不起观众，却把头发烫成金黄色，衣衫暴露，打扮得像个坐台小姐。我们一看这个样子，心里很怕上当。但实践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以貌取人是不妥当的。人家这个女孩子是在东北一所大学里学习经济贸易专业的毕业生，不要铁饭碗，就挥师南下来到深圳，已经闯荡了五、六年了，资本的积累相当雄厚，我们的一千多千克香菇，连我们俩人加上卖给人贩子，总收入与人家所做的国际贸易相比，不过是一根牛毛而已。人家说，临近春节，提现紧张，所以提前就把给我们的款子备好了。我们把函件给了她，她当即给马来西亚的马氏兄弟通了电话，验证无误后，很爽快地办了手续，让另一个下属把现金付给了我们，我们悬在嗓子眼上的那颗还在跳动的心才又回到了原位置上。
小曲不离口，小酒也不能离口。我们在马来西亚不过十几天的时间，因为没有酒喝，武功尽失。回到广州，朋友们接风，我和诚友没有喝上多少，就烂醉如泥。带着醉意，飞到卞州机场，家人和中坤们来迎接时，棉裤、棉袄都穿上了，仍然觉得寒冷，恍若经历了春夏秋冬四季。
回来的路上，邓中坤有点吞吞吐吐地告诉我：“贺书记，你走了以后，市委考核县级领导班子，让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都参加，我给你请了假。考核期间，有一个程序是，让县直和乡镇的党政正职投票推荐县级后备干部。我想这是个机会，也想给你使使劲儿，把你推到县级领导岗位上。这年头，人在人情在，你不在家，投票时没有坐在会场上，效果就大不一样。更何况现在到处都在拉票，县直和乡镇的几个露苗的一把手又是打电话、又是请客，还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圈子内的弟兄们也帮助拉票。你要是在家就好了，我们可以多找几个人拉拉票，我想，凭你这几年干出的成绩，具有压倒优势。可是，现在这种风气，谁还说工作成绩，日他妈，会吹就行，票多就行！你知道，我多年一直在乡镇工作，县里的人头不熟，没有能够多找几个人，为你拉选票，效果肯定不好。怕你在那里分心，又不敢告诉你。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你。”我安慰中坤：“多谢老弟，你做的努力，心意我领了。也别说我没有这个野心，就是有也不行。你看，咱灌河是‘花胎’，历史上隔几任才出一个县级干部，没有连续出的，广远已经从我们这里起飞，当上副县长了，我就不可能再上去了，能够干好这一任就行了。等时机成熟了，把担子交给你，我还回县直干。”中坤连忙解释：“贺书记，我可没有急着让你走的意思，你可别多心！”我也连忙说，“中坤，是你多心了，我知道你肯定不急于叫我走，才说这个话。”官场上的话就是这样，总是透着机锋，原本无心的话，往往被认为被有心；真正有心的话，大家反而心照不宣，打个哈哈就过去了。
到二月底，县委组织部来了通知，要我参加市委党校的学习。组织部长专门打电话说，“老兄，年底考核时，你得票不少，成绩不错。现在党的规矩你也知道，提拔一个人必须参加过上级党校的培训，而且至少三个月以上。县委原打算叫你参加中青班，但咱们这次在县###拔的年轻人多，要放到中青班去。况且中青班又太辛苦，就把你安排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班了。让你上这个班你可别介意，提拔重用时同样有效。”我一边称是，一边心里犯嘀咕，这算哪一门咧，中坤叫我别“多心”，是怕向上推我有抢班夺权之嫌；部长不让我“介意”，无非怕我上这个学习班后，如果提不上去，有失落感。真是的，原来从来不曾想过的提拔问题，突然忽悠起人来。管它行不行，先去学学再说。
镇里的工作已经没有什么大的蓝图要绘，交给中坤我完全可以放心。只交待他，一个是筹建食用菌市场的事情，一个是建设灌河大桥的事情。中坤说，“贺书记你只管放心去学习吧，家里有我们几个，有事情打电话也行，专门去也行，再向你请示汇报不迟！”
在市委党校这个班上，说是书记、乡镇长班，但实际上参加学习的党委书记少，乡镇长多，这是因为党委书记一般上的都是中青班。本县县直来的在中青班上的一男一女，我知道都是近期提拔重用的对象，就已经明白组织部长为什么不让我“介意”了，这并不妨碍我有好心情。因为一是我实在没有当上副县级领导干部的野心，卖豆腐不使秤——估估自己的一堆就行了；二是在这个班上，我立刻就得到了“重用”：因为党委书记在这个班里只有四、五个，这几个人肯定比乡镇长们高半格，所以，我还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经班主任老师一引导，大家就选我当上班长了。其余的班干部也让另几个书记弟兄给瓜分了。我心里非常清楚，在这个场合下，当个小头目没有多少意思，离开了你的领地，都是党校学员，大家肩膀头四齐，谁也不想管谁，谁也管不了谁，所以当班长跟当兵没有本质的差别，当个班长，有班主任老师在，你任何心都不要操。但“班长”这个头衔，总算是受到大家抬举一轰而起才当上的，也不是让人悲痛欲绝的坏事。
党校学习，说穿了，也就是“学习学习，休息休息，密西密西，联系联系”。
说学习学习，时下正是学的邓小平理论。邓公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伟人，一生之中，三起三落，被打倒以后，仍然能够说起来就起来，像是个皮球一样，拍得越重，起得越高，最后掌管了全党全军，掌管了中国的命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奇迹。可是现在民主的风气浓了，大家差不多什么话都敢说，没有人抓小辫子了。这一天下午，是班里的讨论时间，党校一个年轻的老师主持这个讨论，湍川县的一个乡长喝醉了酒，来的比较晚，老师本来就有些愠怒，他一坐下来，抢着发言，胡说“邓小平理论不就是黑猫白猫嘛，有啥毬值得讨论的，有这功夫还不如猜枚喝酒哩……”大家劝阻不下，把老师气得鼻子都歪了，喝令他出去，他又冲着老师一个劲儿地嚷，我让他们县的几个弟兄们把他架回了宿舍，又回头劝老师说，“他这是喝醉了，别给他一般见识。”老师说，“就这号素质，还当乡长哩。”我们连忙解释：“我们喝醉了，都是这号素质，要不为啥还要来学习，接受你的教导呢？”把老师终于逗笑了，讨论的气氛重新活跃起来，这老师也挺知趣，知道这一帮党委书记、乡镇长都是大毬皮，不好惹，也就没有深究那个老弟失礼的事情。
说休息休息，其实也算是休息，也都不怎么休息，反正工作一般都不去考虑了，心闲就生出些余事来。一些弟兄们的夜生活比较丰富，没个十二点多不回宿舍，估计是出去跳舞唱歌的多一些。一天，小高乡长看见一个弟兄的白衬衣领口上有红红的一片，就善意地给他指了指，因为当时我们几个都在场，这个伙计的脸一下子红得像猪肝一样乌紫，把领子向上一翻，就出去了，回来时衬衣已经换了。此后，老实了好几天，晚上没有再出去疯。我和###县的几个弟兄在一起，晚上一般都是自行其事。凑齐的时候，大家就说笑话、开玩笑。一个弟兄就讲过一个“挂辣椒”的故事，说是一个当公公的，总想当扒灰头，搞一下他的儿媳妇，又不敢下手，整天愁得牙痛，他老婆看了出来，就如此这般地教他了个办法，他就依计行事。这一天，他和媳妇一起把一些辣椒串挂在墙上，他在下边给媳妇递，媳妇站在小椅子上往上挂，当媳妇两手向上举时，从又宽松又短的上衣下边可以清楚地看见媳妇的乳防，这老汉就顺手向上摸了他媳妇的“妈儿”，媳妇回头笑着瞪了公公一眼，这事就做成了。事后，这老头美滋滋地问自己老婆，“你咋这么能呢，想出这么好的一个办法？”老婆没好气地说，“问你爹去！”……
说密西密西，主要是学习期间，市里的老乡们、同学们、朋友们经常不断地请客，有时请一个人捎带一群。一周下来，在党校食堂吃饭的次数实在有限，买的饭票只有早餐票还算有用，中餐、晚餐票基本上都节余下来。刚进党校时，对参与吃喝还有点兴趣，时间一长，积极性就不高了，对于请吃的，能推就推，实在推不掉的，喝酒也有所节制，因为差不多已经把胃口喝坏了。就这，一周总要醉上个三、两次。好在一般下午没有课，晚上更加自由，为了适应这些繁重的应酬活动，我们采取的是在老师上课时，埋头做上一节课留下的作业，老师还以为大家做笔记很认真，在大家埋头苦抄的情况下，讲得唇角发白，分外动劲儿、动情。反正发的有页子，抄上就是了，抄得兴浓之时，别说老师讲课，就是天上打炸雷我们都不觉得。如此循环，倒也不耽误什么事。在考试这方面，与中青班相比就是好，没有闭卷的考试，开卷考试仍然是想怎么抄就怎么抄。学习上没有压力时，反而感到每天差不多两次的“密西”才是真正的压力。
联系联系，自不待说。班里的伙计们虽然在一起学习三个月，但都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大家都是在官场上混，难保以后有相互用得上的时候。人类就是怪，亲兄弟不一定亲密无间，可同学、战友就能无间亲密，走出校门，回到社会上、岗位上，不是成龙变虎，就是八面威风。有了事情，打个电话，或者找上门来，一定是非常亲热，你帮我、我帮你，“人”字的结构是相互支撑，“官”字的内涵是相互帮忙。更何况，在一个班上学的，要不多久就会有人得到提拔重用，同学一场，“苟富贵，勿相忘”啊！
“五一”节长假期间，党校也放假，让司机小勇开上车，我们两家去武当山游玩，正赶上旅游旺季，人太拥挤了，没有上到金顶，就坐索道下了山，沿途买些小东西，感到很累也因为没有到顶而意兴索然。路上，小勇对我说，“贺书记，我刚才找算命的算了一卦，他说，我今年能够调到鸭阳去！”我觉得这小子可能想上鸭阳是想疯了，就一笑置之。谁知后来的发展，竟是他给我算了一个准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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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34)
增补：
限于篇幅和结构，有一些事情没有讲清楚，根据人们都喜欢弄明白结局的心理，现在把主人公的其他一些进展情况顺便交待如下：
1、老贺在坐的那台车，改成豫X56619后，不到一年就调到了鸭阳市，大家又戏说，“贺书记选的号很好，56619，无非是‘我溜溜要走’嘛。所以不知不觉地被提拔重用了。”
2、市委组织部于1999年9月21日谈话。先是开大会集体谈话，后是单独谈话。给贺振宗谈话的是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他说了三条，一是市委选拔一批乡镇党委书记到大中专院校工作，原打算让你们充实到市里设在各县的师范学校的，考虑到你们在基层很辛苦，应给予照顾，就没有让你去你们县的中师，直接进市区了。二是这次市委组织部对你的考核，知道你的成绩很突出，这是我们事先没有料到的。因为从年终推荐县级后备干部名单上，你并不靠前。由此可见，你是一个不图名，不图利，埋头苦干的好同志。三是公示的结果表明，你的人缘很不错。公示时，在32名选拔对象中，反映工作中有毛病的不少，只有两个同志连个举报电话都没有人打，你是其中之一。但在选拔的七名乡镇党委书记中，有两个同志出了曲折，只有落选。所以，给你交这个底儿，就算是组织上选中了一个合格的人才，希望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谈完以后，又特意交待我，下午对你们几个从乡镇走出来同志，主要领导同志还要谈话。下午，果然市委抓组织的副书记又谈了一次话，大意是把你们从行政上调到教育上，是市委从个人进步和加强大中专院校工作角度的战略选择，大家不要有失落感，只要努力，在任何岗位上都能够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做出成绩，市委期待着你们创造新的业绩。
3、9月22日，贺振宗回到一度阔别了个把月的灌河镇政府，向同志们告别。离开灌河时，河滩上正好在唱大戏，可是，全机关院里的同志竟然没有一个去看戏的，大家都在机关等候，要为贺书记送行。当他走到前院后，与主要的几个领导同志握别，因为看到许多同志都是眼含热泪，有的年轻同志已经哭了，他怕自己忍不住也要掉泪，赶紧钻进车里，叫司机小勇抓紧时间离开，一直走到分水岭时，心潮还没有平静下来。
4、9月22日晚上，县委11名常委参加9名，在范城县第一宾馆为贺振宗开饯行宴会。喝酒中间，祝贺的酒碗一个比一个大，贺振宗说徐泽厚书记：“你们都是胡毬治！”大家不解，说“我们大家把你推到县级领导岗位上，你还骂我们胡毬治。”他说，“正是这，才说你们是胡毬治。把人灌死了，还当个###的副处级哩。”大家哄堂大笑，都说，“好家伙，这小子喝醉了！”从这一天起，范城县委形成一个规矩，凡是被提拔的同志，都以这个方式搞一个饯行活动，乡镇党委书记、县直一把手们很是眼热：“什么时候也给我搞一次这种饯行活动啊！”当晚，他喝得酩酊大醉，又去范城县一个出名的理发店洗头理发搞形象工程，吃的东西全部倒在了人家店里，实在是丢人现眼。
5、2004年春，老镇长周礼让去世，镇党委、政府请贺振宗回去参加追悼会。他回去后，先到政府机关，全体班子成员都在机关里等着，有些同志已经不是他先前的老班底了，也都在等待他的到来，其情实在感人。在大家的簇拥下，去了周礼让家。对其家人及亲属表示了慰问，然后出来开追悼会，主持人是一个教师模样的老同志，念到来宾名单时，本来以处级身份参加的有好几个，有些还是老资格，却把他排在了第一位，而且念到了“贺振宗”时，主持人带着深厚的感情，大声追加一句：“咱们的老书记呵！”若不是追悼会，这一声恐怕就调动出掌声来。已经四、五年了，人们尚且这样尊重他，让他十分感动。
6、灌河镇变成了贫困乡镇以后，给老百姓带来了不少好处。其中有省、市、县的扶贫工作队就开始纷纷进驻。市里就派来了两支扶贫工作队。一支是市教委的，由纪检书记郭显璋带队，这是他上高中时的同学，感情相当深厚：“喝酒就喝二锅头，交友就交郭显璋。”郭书记给刘沟村办了不少实事，灌河镇刘沟村的群众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另一支是市科委的，也是由科委的纪检书记带队，在那里工作期间，与贺振宗成了莫逆至交的好朋友。调到了鸭阳市以后，经常在一起吃喝走动，于是关系越来越好。不仅与这个老兄越来越好，连同他的夫人——一个资深的日报记者也非常投缘。两口子男的黑得一根炭，女的白得如雪团，一次酒后，贺振宗和他们夫妇开玩笑说：“嫂子，老大哥要和你压在一起，一定像花卷馍。”嫂子笑得叉气，打他说，“你这家伙真是个坏娃儿！”，即此可见，到了文化教育这斯文不过的地方，乡镇工作积累的说话粗俗的坏习惯是不容易改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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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委书记 (35)
作者后记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作者以主人公的生活积淀为基础，以现实人物为原型，写出了这么一些拉拉杂杂的文字。无意褒贬什么，教育什么，只是体现一种至纯至真的原生状态。这可能与文艺理论相违背，却与真实生活相合辙。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作者与主人公相知相交甚深，经常进行心灵的沟通。他不是一个完人，有不少的毛病和缺点。在追忆自己经历，讲述过去的如烟往事时，可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人，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上下左右纵横，相互纠缠扭曲，必定产生带有个性的认知和判断。但他是一个诚实和善良的人，一个具有知识和智慧的人，一个比较能够参透人生的人。他告诉我们，他的人生信条是“脚踏实地、胸怀开阔、追求新知、与人为善、知足常乐”，他就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实践着这“二十个字”。这部小说中，大体可以折射出一些“二十字”格言的注脚。耐心地读罢这本小书，也许可以让人体会出，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在他的职务任期内，在他所处的层面上，在这个客观条件下，他算是尽心尽力了，苦而无怨，死而无憾。其间，如果是同一族类，同期与共，有可能会引起共鸣，产生一些震荡波纹的。
全中国千百万个乡镇党委书记，是一个优秀的群体。自从新中国诞生的那天起，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无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如何变迁，这一个层面上的人物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之中的代言人，是人民政权的强力支撑者。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内，在每个人的任期内，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岁月如歌，生活如诗，生命如花。一代代、一任任、一批批乡镇级的党委书记，秉承党的宗旨，遵照各级领导的指示，与他们班子中全体成员合群共事，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献身于祖国振兴的宏大事业。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是没有品级的官员，却有着庄严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心。乡镇一级的工作，除了没有军队以外，国家机器中的所有组成部分，几乎都能从中找到投影和折射。他们直面人民大众，运用自己的精力和智慧，创造社会的价值，创造人生的价值。人民给予他们的养育，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人民所做的贡献，人民也不会立刻忘记。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善恶优劣，浮沉涨落，又会直面受到人民群众的评判。但是，这种评判有时是相当残酷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可能演化成过去古装戏台上白鼻梁的、亦正亦邪、亦庄亦谐的 “七品芝麻官” 一样的小丑形象。我们现在为他们而歌而泣、而鼓而呼，正是为了避免把他们的业绩垒薪后上，渐被淹没，让他们的心灵得以安宁。
所以，这本小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场小说，不以揭露腐败、鞭笞贪官为出发点，来博取社会哄动，炒作票房价值。本来，从古到今，分、秒的时间都应该是等值的，可是，现代科学技术却把时间搞得如同开了飞车。“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恬淡生活早已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手机的遥控、飞机的快捷、方便面的速食。人们的生活节奏如此之快，官场的交接频率如此之高，叫人目不暇接，紧追慢赶，难以适应。创建高度发达、和谐文明的社会，是新一代领导人和全中国人民苦苦追寻的小康目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这“三大差别”随着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日益缩小，农业、农村和农民，正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加在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正在消失，第二、第三产业已经开始反哺农业。乡镇工作的抓法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出新，诸如换届改选、教育集资、支柱产业、乡镇企业、公路建设、夏粮征购、提留统筹、上访信访、宅场分配、计划生育、班子建设、队伍整顿……一系列的工作，就如同西双版纳少数民族节日喜庆时远去的鼓声，只能在脑海里进行追思和回味。许多刚刚过去的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反刍就被消化掉了，拿编文字的方法追赶时代叫人力不从心。因此，我们劳神费力，鼓捣了几年功夫，才只是截取了乡镇发展史上的一个横断面，抓拍了历史长河的一瞬间，找一个既特殊而又带有普遍意义的山乡，对在那里的政治舞台上出演活剧的共产党的基层代表和一群有血有肉的乡村干部群众，做了一个大概的描述。限于笔力苦涩，其间的苦辣酸甜，人生百味，很难作出生动的展示，准确的定位。尤其是主人公的原意是要我们编写一个自传体的记实，却被我们无意间铺陈演义成了小说，实在是有悖于主人公的要求，却也是歪打正着，至此欲罢不能了。其中的毛病、谬误、漏洞，必定百出。虽然写本小说从来不至于误国误民，一旦碰到了挑剔的读者，就可能贻笑大方，诚望各路神仙见谅。
借用先贤诸葛孔明的诗云：“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可见，满腹韬略的大人物有一种自在的逍遥。而我等小人物，于每天深夜，面对荧屏，敲击键盘，挤出这么多酸涩的文字，若不是无形的动力驱使，实在是一件吃苦费心的差事。何必呢，于是，我们自己哄自己说，睡吧，睡吧。
（脱稿于2005年6月）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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