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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章碣《焚书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首诗在文化大革命中出了一次风头。1971年，全国“批林整风”，传达了一件“公案”，指总参谋长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读书看报、学习马列、批判陈伯达的会议上，满腹牢骚，背诵《焚书坑》，指桑骂槐，图谋不轨。顿时，章碣和他的《焚书坑》家喻户晓。 焚书坑在陕西省临潼县东南的骊山。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当皇帝的第三年，为长治久安，先焚书，后坑儒。但仅隔四年或三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国号“张楚”，旋即刘邦起山东，项羽起江东，两年战斗，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事隔一千多年，晚唐诗人章碣路经骊山凭吊焚书坑，以七言绝句，短短二十八字，表达了三个看法。焚书（钳制思想，禁锢学术，破坏文化），不能加强国家根基，只能削弱国家元气。是为“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函谷关与黄河），固然是天然屏障，却不能保险政权，只能看守陵墓，言下之意，地利的作用，既有赖于天时，更有赖于人和。是为“关河空锁祖龙居”。焚书和坑儒，整顿的是京城和朝廷的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不知造反的领袖本来就是那些在野不在京的不爱读书的大老粗。是为“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三个看法，前面两个，古今共识。后一个，眼光独到。精彩地指出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民众起义改朝换代的领袖特征，“刘项原来不读书”。
“刘项原来不读书”看似明白如话，理解它却要精推细敲。 “不读书”是指不爱读书，不靠读书，不是读书出身的文人；不等于不能识字，不能看书的文盲。事实上，刘邦、项羽都有教育背景和文化基础。《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年青时“仁而爱人，喜施”，“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则刘的家庭是比较殷实的，否则，如何施舍，如何免于劳作，如何好酒好色？“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能够被官府试用官吏，当了一个相当于古之里长今之村长的亭长，应该看得了法令，写得了文书。当时的沛县县令礼善吕公，求其女，吕公不许，而许亭长刘邦。如果刘是文盲，似乎不大可能。《史记项羽本纪》：“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所受教育甚于刘邦。刘，家庭成份农民，本人出身乡混，项，家庭成份贵族，本人出身武备。两人都是能够写字，却不爱写字，能够读书，却不爱读书。因此，“刘项原来不读书”的精确理解，应该是，秦王烧书无毫无用处，刘项原是不爱读书的粗人，不是热心读书求学，依靠读书晋身的文人。所以毛泽东评价项羽，说“老粗出人物”。十分幽默地肯定了项羽，附和了章碣，同样精彩地指出了中国古代民众起义改朝换代的领袖特征，是一群读过一些书但不爱读书、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却不是文人的老粗。
我们且用这个特征打量历史豪客。
刘项之前，民众起义的领袖，春秋有盗跖、庄峤，未成气候。秦末有陈胜、吴广，振臂倒秦。这四人，前两人难考。后两人是屯长，低级军官。《史记陈涉世家》说陈胜“与人佣耕”，吐鸿鹄之志，带兵逾期，说谋反之道，“乃丹书帛曰陈胜王”。显然是个有文字基础的粗人。 刘项之后，导致西汉之后王莽新朝灭亡的民众起义是绿林赤眉，领袖王匡、王凤，樊崇，无学业，在地方上敢与官府出头闹事，不是读书起家的文人。
《后汉书光武帝纪》说刘秀年青时“性好稼穑”，其兄“常非笑光武事田业”，曾到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又跑回南阳做粮食生意，二十八岁跟风绿林赤眉，聚众造反，当了东汉光武帝。是有文化的农民加商人。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动摇东汉政权、引发豪强混战。首领张角，是太平教的教主，是道人，不是文人。
中唐黄巢，攻占长安，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建元“金统”，称“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旧唐书》《新唐书》说他出身贩买私盐的家庭，小时侯读过一些书，长大后，一承家业，走私买盐，与政府缉私周旋抗争。是个有文化的盐贩子。在走私伙伴王仙芝的影响下，干出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
先做小和尚，后做红巾军，再做明太祖的朱元璋，原名重八，安徽凤阳人。《明史太祖本纪》：“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做和尚是要念经的，估计他十七岁之前，父兄健在，境况尚可，应该也识过字念过书，所以，入寺一个多月，能单身外出，一游三年。二十一岁，元兵毁寺庙，遂参加红巾军，“度量豁达，有智略”，受首领郭子兴赏识，配以义女（民间所谓大脚马皇后者），人称“朱公子”。
由此也可知，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凡能“成者王”的，并不是真正的目不识丁的大老粗，而是相对于文人来说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下层粗人。
古代文人对于这些出身寒微不修诗书的粗人能够打江山座江山是不大服气的。阮籍登广武（今河南荥阳广武山），观楚汉战场，叹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是历史上最著名的读书人即文人的牢骚。其实，阮籍无须不服。文人多地位、名分、观念之累，一般胆小，老粗少地位、名分、观念之累，一般胆大。文人浮在上层，感受压迫，程度不深，且动嘴能力强，动手能力差，每遇大事，前思后想，左顾右盼，正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老粗人在下层，身受官府压迫，深知民众痛苦，一旦陷入绝境，敢于铤而走险，置之死地而后生，正所谓“老粗出人物、草蛮出英雄”。
南人垂泪北人笑
南宋汪元量《钱塘歌》：
西塞山前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
南人垂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
元人虞集《挽文丞相》：
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
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
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
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
《元史. 五行志》元末民谣：
塔儿黑，北人作主南是客。
塔儿红，朱衣人做主人公。
汪元量，南宋末年内廷琴师。虞集，元朝后期翰林学士。这两首诗说者众多，但说“南人垂泪北人笑”，说“南冠无奈北风吹”，说“北人作主南是客”，均止于元人灭宋。三年前讲课，讲到汪元量的这一句，忽然想到，它其实是一句深刻的历史经验和兴亡警策。 中国的南北对峙，起于原始社会。《山海经. 大荒北经》“黄帝擒蚩尤”的真实背景是东南夷（相对于北方中原氏族的土著氏族苗蛮或九黎）进军中原，挑战华夏氏族。几经恶战，蚩尤斩首，南方溃退。尧、舜、禹时，北方与南方持续作战。《吕氏春秋. 召类篇》“尧战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蛮”，接着“舜却苗民，更易其俗”，打到了湖南，但死在那里，“葬於苍梧之野”（《礼记. 檀弓》）。死因可能是战死也可能是病死。这个变故影响战局，所以，大禹上台接着打。《墨子非攻》“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遂几”，即衰败。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北人作主南作客”的基本军事态势和地理政治。不过，鞭长所及，只到湖湘。
夏商周三代交替，都是北方政权的更迭，南方无从染指。西周后期，征讨南方淮夷，即江淮一带的东南夷，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周伐徐的南北战争。《诗经大雅》有两首诗专门描写周师南下。《常武》：“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 《江汉》：“式辟四方，彻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估计是大获全胜，直达闽浙了。
战国烽火，七雄争霸。抗衡者，北秦南楚。《战国策. 楚策》所谓“纵合则楚帝，横成则秦王”。结果，秦人灭楚。
秦末硝烟，楚汉相争。起家山东的刘邦与起家江东的项羽大战五年，以兵围垓下十面埋伏单骑突围乌江自刎落下帷幕，“山东”胜“江东”。
汉末乱世，三国鼎立。自始自终，北强南弱，北攻南守。“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赤壁》），是说孙吴侥幸一胜，待到“千寻铁锁沉江地，一片降幡出石头”（刘禹锡《西塞山怀古》），北司马终赢东吴孙。
六朝迭代，南北分裂。北属周，南归陈。北周灭南陈，斯有大隋。
隋末混战，此起彼伏，号称“七十二路烟尘，二十四家反王”。
但平定南北一统天下者，是北方军阀，山西李氏。
晚唐五代十六国，胜出者仍是北周赵匡胤。东南的南唐后主李煜，西南的后蜀后主孟昶，举手投降。
金破宋，徽钦被俘，“坐井观天”，史称“靖康之耻”。
元灭宋，列南人为五等。
元末，朱元璋崛起江淮，扫荡群雄，北驱蒙元，建立明朝，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次“北冠无奈南风吹”。
明末，清兵入关，南明小朝廷负隅顽抗，蹈海自沉。又是一场北风卷地百草折。尔后，吴三桂，以南击北，止於湖南。洪秀全，以南击北，止於江淮。
清末，孙中山北伐，受阻于北洋军阀，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是北洋袁世凯，不是南方孙中山。民国中，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南方处境艰难，辗转至北方，自北图南，势如破竹。
数一数，中国古代关乎兴亡的南北生死斗，十有九次是北胜南败，北笑南哭。究其原因，固然复杂，固然要从政治、经济、军事、民心、才略各方面深入研究，综合分析，例如，北方的强项是政治军事，所谓“天道在西北”（《左传》），南方的强项是经济艺术，但地理环境，也不可不察。北方黄土风沙，环境比较质朴艰苦，南方清山绿水，环境比较秀美舒适，因此北方的社会心理一般好动而不怕死，民风膘悍尚武，南方的社会心理一般好静而重养生，民风柔和斯文。正如南北诗风，唐李延寿《北史文苑传》：“河朔词意贞刚，重乎气质；江左宫商发越，贵乎绮靡。”也正如南北音乐，《左传. 襄公十九年》：“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不竞”就是说南方的音乐软弱无力，师旷椐次判断“楚必无功”，实质上是以地域文化判断战斗力的高低。这种地域心理、地域民风和地域文化的差异或许就是南北大战总是“南人垂泪北人笑”的重要因素。
天命靡常，求民之莫，聿修厥德，自求多福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革命，诛纣灭商。由于姬周本来是殷商的臣属，以下犯上，受人质疑。质疑周武革命是否符合君权神授？是否违抗“天命生商”？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回答不好，殷人不服，周人困惑，天子缺少天命，政权缺少神授。为此，周初思想家改造了商代绝对不变的天命崇拜，提出了著名的周初天命观。天命（上帝意志）是伟大的，天命又是无常的。天命的有常还是无常，取决于人民的安定还是不安定。人民安定，天命常在；人民动乱，天命常去。谁能担负人民安定的责任，谁就能得到天命的眷顾。因此，要获得天命，保持天命，就要清明政治，宜民宜人，以德配天，自己争取上天的保佑。简而言之，皇权在于天命，天命在于民事，民事在于人为。基本精神是敬天命，重人事，敬天靠人，求福靠人，天人关系，人重天轻。这样一套富有逻辑和思辩的天命说教，的确是周初统一思想说服殷人安定民心的强大思想武器。
读《诗经大雅》，发觉“言王政之所由废兴”（《毛诗序》）的《大雅》对周初天命观有着生动的歌唱和简洁的表述。《大雅文王》：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大雅皇矣》：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
《大雅文王》：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
这几段诗的意思是，文王之灵，高高在上，光明灿烂，照耀河汉。我们姬周，原属殷商，天命维新，李代桃僵。伟大天命，曾佑商汤，商之天下，代代相传。商之子孙，成千上万，而今天命，归顺周邦。当初保你，如今保我，上帝意志，变化无常。辉煌上帝洞观天下，考察国家，监察四方，关注人民，有无疾苦，焦急人民，是否安康，一看商王，政治黑暗，再看诸侯，为虎作伥。上帝大怒，恨其模样。乃把目光，移向西方，眷顾周国，满意歧山。
你们殷人，无须空想，若念祖先，修其德行。世世代代，顺应天命，好自为之，求天赐福。回首过去，殷有民心，所作所为，配合上帝。俯看今日，商亡周兴，前车之鉴，牢牢记取，天命在周，永远不变。
其中“天命靡常”“求民之莫（安定）”，“聿修厥德”，“自求多福”。是周初天命观的主要观点，也是儒家政治观主要观点的先声。孟子《尽心》“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是对“天命靡常”的继承。孟子《离娄》“得其民斯得天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对“求民之莫”、“宜民宜人”（《大雅假乐》）和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的发展。柳宗元《天对》：“殷武踵德，民心是市”，“天集厥命，惟德受之”，是对“聿修厥德”的发挥。荀子《天论》“制天命而用之”是对“自求多福”的最大因革。后代帝王常以“天命靡常”、“求民之莫”、“聿修厥德”、“自求多福”，自我警诫，当作为政兴亡的警钟。
成由勤俭败由奢
唐人李商隐《咏史》：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熏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韩非子》：“秦穆公问由余：古之明王得国失国何以故？余对曰：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唐人皮日休《汴河怀古》：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说炀帝之亡，在于水殿龙舟的奢侈，不在于千里通波的修河。这个看法，对于后人有道理，运河工程，造福后代。对于隋人就有问题，运河工程，劳民伤财。有如秦始皇修长城，现在看来，是足以自豪的中国象征。当时，则民不聊生，民怨沸腾。《长城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所以为政的经验之一，是与民休息，不能好大喜功，生事扰民。（国外主张把政府职能降到最低，也有这一层考虑。）隋朝之亡，既在好战，又在徭役，也在奢侈。皮日休责其奢侈，夸其工程，是后人角度。但他主张奢侈亡国，和李商隐是一致的。奢侈腐败是历代皇室的常见病。远如上古，屈原《离骚》：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tian）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zhuo）又贪夫厥家。浇（ao）身被服强圉（yu）兮，纵欲而不忍，日糠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
历数上古国君因奢侈腐败，亡国亡身。近如晚清，慈僖修颐和园，空虚国库，影响财政，祸及甲午海战。古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良有以也。
《山坡羊》“潼关怀古”是元代张养浩的论史名曲：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踟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